Finance&TradeEconomics.Vol 38,Na2.2017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与经济增长—“中国宏观经济学术研讨会（2016）”综述黄彦彦王建康2016年11月20日，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华侨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共建）、《经济研究》杂志社、《财贸经济》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术研讨会在华侨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和银河证券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论坛包括开幕式、主旨发言和宏观经济热点问题、人口发展与城镇化、金融与贸易发展三个分论坛。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教授主持。主旨发言部分由《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和《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王朝阳主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研究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住郭克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注红驹研究员分别作了主旨报告。一、宏观经济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装长洪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当前经济形势中的宏观政策配合问题”。他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各国都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我国目前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工业增加值、PPI等实体经济指标实现好转，工业生产平稳，但是新增贷款中居民贷款比重大大超过企业贷款。面对某些城市房价上涨的问题，地方政府提出限购政策，但货币信贷政策并没有及时做出反应，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可能使实体经济缺乏资金，影响经济增长。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可以借助于专项建设基金发挥作用。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建设债券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部分项目提供资金，投放重点是地铁、农村电网改造、棚户区改造等领域。以专项建设基金为主要发力点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够实现稳增长的效果，而且还可以避免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而滋生资产价格泡沫。因此，面对当前的形势应该考虑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同时配合实施货币政策。对于当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严重依赖引致房价过快上涨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他认为，应设计替代土地批租收入的财政政策，逐步弱化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高培勇研究员分享的题目是“新常态下的中国财政：若干趋势性变化”。他从财政的六个具体构成要素出发，细致分析了当前财政运行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一是财政收入增速急剧下降，税收弹性系数持续走低。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骤降，基于同口径比较和扣除为了平衡预算采取的一些特殊增收措施后，财政收入实际增速不足58%。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财政增速下滑势头目前未见触底的迹象。由于中国税收与价格的关联度较高，加之“向间接税一边倒”的税收收入格局，导致税收弹性系数快速下降。二是财政支出逆势上升，增长趋势日益强化。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支出不仅具有逆156?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与经济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６）”综述 黄彦彦 王建康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０日，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华侨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共建）、《经济研究》杂志社、《财贸经济》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术研讨会在华侨大学召 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和银河证券经 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论坛包括开幕式、主旨发言和宏观经济热点问题、人口发展与城镇化、金融与贸易发展三个分 论坛。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教授主持。主旨发言部分由《经济研究》 常务副主编郑红亮和《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王朝阳主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 员、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研究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汪红驹研究员分别作了主旨报告。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 裴长洪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当前经济形势中的宏观政策配合问题”。他指出，当前世界经济 复苏乏力，各国都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我国目前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工 业 增 加 值、 ＰＰＩ等实体经济指标实现好转，工业生产平稳，但是新增贷款中居民贷款比重大大超过企业贷款。 面对某些城市房价上涨的问题，地方政府提出限购政策，但货币信贷政策并没有及时做出反应，一 旦货币政策收紧，可能使实体经济缺乏资金，影响经济增长。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可以借助于专项 建设基金发挥作用。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建设债券对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提供的部分项目提供资金，投放重点是地铁、农村电网改造、棚户区改造等领域。以专项 建设基金为主要发力点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够实现稳增长的效果，而且还可以避免货币政策过度宽 松而滋生资产价格泡沫。因此，面对当前的形势应该考虑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同时配合实 施货币政策。对于当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严重依赖引致房价过快上涨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他认为，应设计替代土地批租收入的财政政策，逐步弱化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高培勇研究员分享的题目是“新常态下的中国财政：若干趋势性变化”。他从财政的六个具体构 成要素出发，细致分析了当前财政运行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一是财政收入增速急剧下降，税收弹性系 数持续走低。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骤降，基于同口径比较和扣除为了平衡预算采取的一些特殊增 收措施后，财政收入实际增速不足５．８％。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财政增速下滑势头目前未见触底的迹 象。由于中国税收与价格的关联度较高，加之“向间接税一边倒”的税收收入格局，导致税收弹性系数快 速下降。二是财政支出逆势上升，增长趋势日益强化。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支出不仅具有逆 ６５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２，２０１７
财发经清2017年第2期周期调节作用，而且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另外，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表明，无论经济增长速度如何，财政支出都将增长。因此，中国财政支出在短期和中长期都将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三是预算“超收”转为“短收”，非一般公共预算地位突出。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也由“超收”转变为“短收”，财政收支平衡对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依赖性增强。从而应更加重视非一般公共预算的管理，加强非一般公共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之间的统筹。四是财政政策呈现周期性扩张，全口径财政预算作用凸显。立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长周期，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都必须保持扩张状态。采用全口径政府债务和全口径财政赤字来测度和管控财政经济风险也将成为一种新趋势和新常态。五是集权化财政体制格局趋向松动，分税制调整有望再现。在财政收入减速、财政收支矛盾加剧的条件下，长期困扰我国财政体制的集权化格局有了一些松动迹象，健全地方财政体系、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等部署将付诸实施。六是财政困难倒逼改革，财税改革迎来新格局。当前的财政困难倒逼财税改革的因素正在逐步聚集，相关领域的财税改革步伐正在加快，比如全面营改增、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都在当前财政困难时期重新启动和实施。对于中国财政面临的新局面和新趋势，他强调，应当全面而适时地转化理念、思维和战略，把当前财政改革与运行的着力点落实到新的轨道上。郭克莎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政策选择”。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研究应该受到重视，主要基于三点考患：一是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实质上是受到周期波动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双重影响。现在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相互交织，总量问题是周期因素的影响，是经济波动的原因。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国际经济低迷的长周期、工业周期、房地产周期等一系列周期性影响，但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多次周期波动。中国经济面临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性矛盾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制约经济增长。只有把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结合起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解决好过剩和短缺并存的问题，才能推动经济长期平稳增长。二是从国内外环境来看，经济低迷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疲软乏力，这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形成制约。从国内环境看，总需求不足与结构失衡问题凸显。深化改革将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迷的最佳政策选择。三是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有利于把握好经济政策走向，也为短期和长期政策协调提供一个框架。改革有利于消除经济增长的体制障碍，为中长期经济增长保驾护航。郭克莎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有三个决定性因素：供给、需求和体制改革。大多经济学理论都强调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忽略需求因素。他强调需求侧调控既是短期政策的基础，也为其他政策创造有利环境，对中国经济现状和长期增长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以经济体制为主的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管理是长期经济政策的支撑。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改革二者不可偏废，相互促进，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政策取向。在处理政府短期政策上，他认为，必须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防止政策的摇摆。最主要是防止两个方面的摇摆，其一防止货币政策的摇摆，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运行和改革推进提供稳定的条件：其二防止改革政策的摇摆，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等关系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的改革。汪红驹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经济转型中的货币政策”。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问题应当从经济新常态和全球化模式转型的角度来考虑。主流的传统宏观经济学观点认为经济转型指经济增速的变化，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还具有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两个重要特征。他特别强调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超越了周期因素。全球化模式转型在中国体现为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下降和境外投资快速提升。中国经济转型对金融的冲击集中表现在债务杠杆率提高、资产价格上升、国际收支双顺差降低、外汇储备下降和人民币汇率157?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周期调节作用，而且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另外，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表明，无论经济增长速 度如何，财政支出都将增长。因此，中国财政支出在短期和中长期都将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三是预算 “超收”转为“短收”，非一般公共预算地位突出。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也由“超收”转变为“短 收”，财政收支平衡对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依赖性增强。从而应更加重视非一般公共预算的管理，加 强非一般公共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之间的统筹。四是财政政策呈现周期性扩张，全口径财政预算作用 凸显。立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长周期，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都必须保持扩张状态。采 用全口径政府债务和全口径财政赤字来测度和管控财政经济风险也将成为一种新趋势和新常态。五是 集权化财政体制格局趋向松动，分税制调整有望再现。在财政收入减速、财政收支矛盾加剧的条件下， 长期困扰我国财政体制的集权化格局有了一些松动迹象，健全地方财政体系、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等 部署将付诸实施。六是财政困难倒逼改革，财税改革迎来新格局。当前的财政困难倒逼财税改革的因 素正在逐步聚集，相关领域的财税改革步伐正在加快，比如全面营改增、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和新《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都在当前财政困难时期重新启动和实施。对于中国财政面临的新局面和新趋势，他 强调，应当全面而适时地转化理念、思维和战略，把当前财政改革与运行的着力点落实到新的轨道上。 郭克莎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政策选择”。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 期趋势研究应该受到重视，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实质上是受到周期波动 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双重影响。现在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相互交织，总量问题 是周期因素的影响，是经济波动的原因。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国际经济低迷的长周期、工业周期、房 地产周期等一系列周期性影响，但是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多次周期波动。中 国经济面临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性矛盾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制约经济增长。只有把总量 问题和结构问题结合起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解决好过剩和短缺并存的问题，才能推动经济长期平 稳增长。二是从国内外环境来看，经济低迷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疲软乏力， 这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形成制约。从国内环境看，总需求不足与结构失衡问题凸显。 深化改革将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迷的最佳政策选择。三是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有利于把握好 经济政策走向，也为短期和长期政策协调提供一个框架。改革有利于消除经济增长的体制障碍， 为中长期经济增长保 驾 护 航。郭克莎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有三个决定性 因 素：供给、需求和体制改革。大多经济学理论都强调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忽略需求因素。 他强调需求侧调控既是短期政策的基础，也为其他政策创造有利环境，对中国经济现状和长期增 长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以经济体制为主的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管理是长期经济政策的 支撑。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改革二者不可偏废，相互促进，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升级 的主要政策取向。在处理政府短期政策上，他认为，必须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防止政策的 摇摆。最主要是防止两个方面的摇摆，其一防止货币政策的摇摆，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 济运行和改革推进提供稳定的条件；其二防止改革政策的摇摆，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结构性 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等关系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的改革。 汪红驹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经济转型中的货币政策”。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 问题应当从经济新常态和全球化模式转型的角度来考虑。主流的传统宏观经济学观点认为经济 转型指经济增速的变化，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还具有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两个 重要特征。他特别强调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超越了周期因素。全球化模式转型在 中国体现为商品和服务出口占 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和境外投资快速提升。中国经济转型对金融的冲 击集中表现在债务杠杆率提高、资产价格上升、国际收支双顺差降低、外汇储备下降和人民币汇率 ７５１
Finance&TradeEconomics.Vol38,Na2.2017贬值。货币政策应该服从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目标，即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发展。保持中高速增长目标既要考虑与潜在增长率的关系，也不能因为增长率的间题投放过多的货币，导致资产价格风险频增。保持中高端发展要通过金融市场来支持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奇迹下的繁荣如何延续”。他认为，全球经济没有实现持续增长主要是因为很多情况下制度是无效的，繁荣不仅仅是效率问题也是制度问题，“真实繁荣”的制度能打破利益集团的固化，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和经济环境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创造出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适合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改革。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货币政策效果衰减，财政政策乏力，改革成为突破经济增长的利器。潘向东认为，改革不能只停留在促进经济短期发展的制度安排层面，更应该去着力实现“真实繁荣”的制度体系建设。只有这样，社会才会保持活力，经济繁荣才不会走上终结。二、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分会场一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汪红驹研究员和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胡日东教授主持，专家学者就我国收入分配、通货膨胀、全要素生产率等问题展开讨论。伴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阻碍了经济正常运行，各位学者对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的深入剖析，使我们对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上海交通大学许志伟基于包括异质性收入、流动性约束的标准新凯恩斯框架，分析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及其货币政策稳定性，他认为，收入不确定性上升时，家庭会预防性地增持流动性资产，并对生产性风险资本的供给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总需求变弱和经济下滑，且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是产出和投资波动的重要驱动力。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汪川建立具有上、中、下三个产业的纵向产业链两国DSGE模型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他认为，带有纵向产业链的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中通货膨胀的粘性，国内货币政策冲击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来自国外的冲击解释了我国通货膨胀总体波动的10%。东北财经大学咸金坤利用具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产出影响的时变特征，他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时变特征的负向效应，这种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更加明显，近期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具有较大的抑制作用，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高企可能是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速下滑和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不确定性冲击可以通过实物期权效应和金融市场摩擦渠道进行传导，但这两种渠道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厦门大学柏培文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我国省际三大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问题：他认为，考虑能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率的增长·即传统的TFP增长被高估，从TFP的增长源来看，技术进步对三大产业TFP的增长具有主导作用，其中第二产业的技术效率改善对绿色TFP贡献率较大，产业规模报酬效应对绿色TFP增长起负向作用，三大产业的绿色TFP增长率呈现第一、二、三产业递减的趋势，城镇化率、二产业占比、三产业占比及人力资本水平对三产业的绿色TFP增长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湖南大学刘莹采用非角度SBM方向距离函数和反距离权重法，分析我国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四大经济板块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改进速度呈现中部最快、东北和东部次之，西部最慢的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改进需以经济平稳增长为基础，次贷危机和经济新常态给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改进造成了一定冲击，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格局由绿色极点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158?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贬值。货币政策应该服从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目标，即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发展。保持中高 速增长目标既要考虑与潜在增长率的关系，也不能因为增长率的问题投放过多的货币，导致资产 价格风险频增。保持中高端发展要通过金融市场来支持。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奇迹下的繁荣如何延续”。他认为，全球经 济没有实现持续增长主 要 是 因 为 很 多 情 况 下 制 度 是 无 效 的，繁荣不仅仅是效率问题也是制度问 题，“真实繁荣”的制度能打破利益集团的固化，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和经济环境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创 造 出 的“经 济 奇 迹”主 要 得 益 于 适 合 国 情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制 度 安 排 改 革。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货币政策效果衰减，财政政策乏力，改革成为突破经济增长的利器。潘 向东认为，改革不能只停留在促进经济短期发展的制度安排层面，更应该去着力实现“真实繁荣” 的制度体系建设。只有这样，社会才会保持活力，经济繁荣才不会走上终结。 二、宏观经济热点问题 分会场一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汪红驹研究员和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胡日 东教授主持，专家学者就我国收入分配、通货膨胀、全要素生产率等问题展开讨论。伴随着我国经 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阻碍了经济正常运行，各位学者对宏观经济热点问 题的深入剖析，使我们对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上海交通大学许志伟基于包括异质性收入、流动性约束的标准新凯恩斯框架，分析收入不确定性 的宏观效应及其货币政策稳定性，他认为，收入不确定性上升时，家庭会预防性地增持流动性资产，并 对生产性风险资本的供给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总需求变弱和经济下滑，且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是产 出和投资波动的重要驱动力。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汪川建立具有上、中、下三个产业的纵向产 业链两国 ＤＳＧＥ模型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他认为，带有纵向产业链的模型能够更好地解 释现实中通货膨胀的粘性，国内货币政策冲击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来自国外的冲击解释 了我国通货膨胀总体波动的１０％。东北财经大学咸金坤利用具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 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产出影响的时变特征，他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冲击对 产出具有显著时变特征的负向效应，这种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更加明显，近期不确定性冲击对产 出具有较大的抑制作用，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高企可能是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速下滑和近年来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不确定性冲击可以通过实物期权效应和金融 市场摩擦渠道进行传导，但这两种渠道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存在差异。 厦门大学柏培文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我国省际三大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问题，他认为，考虑能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率的增长，即传统的 ＴＦＰ增 长被高估，从 ＴＦＰ的增长源来看，技术进步对三大产业 ＴＦＰ的增长具有主导作用，其中第二产业 的技术效率改善对绿色 ＴＦＰ贡献率较大，产业规模报酬效应对绿色 ＴＦＰ增长起负向作用，三大产 业的绿色 ＴＦＰ增长率呈现第一、二、三产业递减的趋势，城镇化率、二产业占比、三产业占比及人力资 本水平对三产业的绿色 ＴＦＰ增长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湖南大学刘莹采用非角度ＳＢＭ 方向距离函 数和反距离权重法，分析我国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四大经济板块的工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改进速度呈现中部最快、东北和东部次之，西部最慢的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改进需以经济平稳增长为基础，次贷危机和经济新常态给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改进造成 了一定冲击，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格局由绿色极点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 ８５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２，２０１７
财发经清2017年第2期群集聚的多极分布格局转变为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连片分布的三区联动格局。华中科技大学彭旭辉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土地征收决策的动态最优化理论模型，分析中国式分权与土地征收的问题，他认为，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土地征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激励和投资驱动在土地征收的决定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征地的路径依赖性、财政分权和财政激励因素在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中更显著，而中央政府的征地行为由于具有多重目标性而表现出一定的反路径依赖性。南京大学余吉祥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用地配置模型分析二者关系问题，他认为，地方政府竞争通过提升工业用地的边际引资能力促进工业用地供给扩张，挤压居住用地供给，这一效应在居住用地刚性需求强的地区更为显著，在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检验中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倾向于扩张工业用地供给、压缩居住用地供给。三、人口发展与城镇化分会场二由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赵昕东研究员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付敏杰副研究员主持，专家学者就我国城市收缩、房价上涨、人口半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各位学者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对于我国经济突破发展瓶颈、实现长期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刘玉博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分析收缩城市企业TFP的变化，她认为，中国收缩城市企业TFP相对于非收缩城市具有较小优势，狭义的收缩城市通过集聚经济效应下降和劳动力流动的自我选择来降低当地企业的TFP水平。北京师范大学张昭通过构建“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结果表明：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就可以有效识别和追踪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在这三个维度下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明显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农村家庭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这些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华侨大学黄彦彦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方法，研究房价上涨与涉房决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她认为，房价上涨促使制造业企业涉房，房价上涨通过资金重配效应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而涉房决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和异质性效应，企业涉房决策抑制研发投入强度的平均处理效应为1个百分点，对研发依赖度较高的未涉房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更大。华中科技大学文乐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土地出让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识别房价上涨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供给的减少导致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人口半城镇化率，在未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房价对半城镇化的影响严重被低估，而2003年后土地供给政策收紧且向中西部偏移是导致土地供应短缺的重要原因，此外，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有利于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而财政负担能力和户籍制度改革则作用相反。华侨大学赵昕东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包含中国现收现付模式与个人账户模式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OLG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化与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均降低居民储蓄率，即社会统筹模式的养老保险将较大程度地挤占消费，同时，个人账户模式的养老保险完全挤占了居民储蓄。四、金融与贸易发展分会场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唐寿宁研究员和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苏桔芳教159?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 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群集聚的多极分布格局转变为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连片分布的三区联动格局。华中科技大学彭 旭辉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土地征收决策的动态最优化理论模型，分析中国式分权与土地征收的问题，他 认为，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土地征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激励和投资驱 动在土地征收的决定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征 地的路径依赖性、财政分权和财政激励因素在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中更显著，而中央政府的征地行为 由于具有多重目标性而表现出一定的反路径依赖性。南京大学余吉祥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用 地配置模型分析二者关系问题，他认为，地方政府竞争通过提升工业用地的边际引资能力促进工业用 地供给扩张，挤压居住用地供给，这一效应在居住用地刚性需求强的地区更为显著，在以江苏省为例 的实证检验中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倾向于扩张工业用地供给、压缩居住用地供给。 三、人口发展与城镇化 分会场二由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赵昕东研究员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付敏杰副研究 员主持，专家学者就我国城市收缩、房价上涨、人口半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各 位学者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对于我国经济突破发展瓶颈、实现长期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财经大学刘玉博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分析收缩城市企业 ＴＦＰ 的变化，她认为，中国收缩城市企业 ＴＦＰ相对于非收缩城市具有较小优势，狭义的收缩城市通过集聚 经济效应下降和劳动力流动的自我选择来降低当地企业的 ＴＦＰ水平。北京师范大学张昭通过构建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结果表明：仅依据收入、教育 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就可以有效识别和追踪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在这三个维度下处于贫困状 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明显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扶贫政策应 当在减少收入贫困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农村家庭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这些 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华侨大学黄彦彦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反 事实分析方法，研究房价上涨与涉房决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她认为，房价上涨 促使制造业企业涉房，房价上涨通过资金重配效应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而涉房决策对企业研发投 入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和异质性效应，企业涉房决策抑制研发投入强度的平均处理效应为１个 百分点，对研发依赖度较高的未涉房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效应更大。 华中科技大学文乐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土地出让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识别房价上涨对人口 半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供给的减少导致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人口半城镇化率，在未考虑内生 性的情况下，房价对半城镇化的影响严重被低估，而２００３年后土地供给政策收紧且向中西部偏移是 导致土地供应短缺的重要原因，此外，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有利于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而财政 负担能力和户籍制度改革则作用相反。华侨大学赵昕东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包含中国现收现 付模式与个人账户模式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 ＯＬＧ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对居民储蓄率 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化与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均降低居民储蓄率，即社会统筹模式的养老保险 将较大程度地挤占消费，同时，个人账户模式的养老保险完全挤占了居民储蓄。 四、金融与贸易发展 分会场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唐寿宁研究员和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苏梽芳教 ９５１
Finance&TradeEconomics.Vol38,Na2,2017授主持，专家学者就金融股市、对外贸易和“一带一路”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金融市场稳定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基础，而“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直接体现，各位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金融与贸易发展问题的认识。东南大学许从宝基于SV-TVP-SVAR模型，考察沪港通资金净流入、投资情绪与上证指数波动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时变特征，他认为，在不同股市运行状态下，沪港通资金净流入影响投资情绪的方向和力度不相同，沪港通资金净流入显著推动上证综指向上波动，且推动力度存在显著的时变特征，投资者情绪高涨会显著促进上证综合指数向上波动。此外，沪港通资金净流入不仅通过自身交易对上证综指波动产生影响，还通过投资者情绪渠道间接作用于上证综指的运行，即投资者情绪是沪港通交易机制影响上证综指波动的二个重要桥梁。江西财经大学舒长江基于DNK-DSGE模型，分析信贷错配和商业银行脆弱性特征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他认为，随着金融市场约束条件的不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在放松“完美银行”假设的前提下，外界微波冲击通过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双重扩大（收缩）机制，使得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显著。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二元”信贷错配，造成了我国整体外部融资风险升水的杠杆率弹性被低估，对金融加速器效应具有一定冲抵效应。信贷错配和商业银行脆弱性特征叠加的外部性冲击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货币政策对调控通货膨胀效应最好，对调控总产出效果欠佳。华侨大学苏芳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研究金融市场参与、多套房持有的财富分布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参与、多套房持有对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富裕家庭促进效应更明显，金融市场参与、多套房持有在增加财富积累的同时，扩大了家庭财富的不均等程度，在重新定义金融市场和更换估计方法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东北财经大学徐元分析了我国从“科技强贸”向“创新强贸”的转变的问题，他认为，实现从“科技兴贸”战略向“创新强贸”战略转变，即外贸发展的目标从“兴贸”变为“强贸”，手段由“科技”变为“创新”，这不仅是在外贸领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基本要求，也是外贸转型升级、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根本途径，因此，明确制定和实施创新强贸战略、完善组织机构、加强制度创新、重视与知识产权战略的融合，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推动创新的国际合作是我国向创新强贸转变的重要途径。华侨大学王建康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对内和对外两方面考察我国经济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倒“U”型且自东向西递增的演变趋势；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对内开放的人口流动与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三大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受各变量空间滞后项影响较大。中山大学黄新飞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和世界贸易组织关税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进出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整体水平上，进口中间品显著提高企业出口数量；进口中间品通过提升企业生产能力间接提高企业出口贸易额：控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多种类的进口中间品对进口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弥补与国外市场产品需求的差距，直接提高出口绩效。华侨大学许培源分析了自贸区差异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问题，他认为，由于区位港口和产业等条件不同，各自贸区差异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显得十分必要，其中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动以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金融规则等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的融合和重构；天津自贸区发挥天津港的优势，打造“一带”和“一路”双向开放新平台；福建自贸区则对接中国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携手共建“海上丝路”；广东自贸区依托香港金融服务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160?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 Publishing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授主持，专家学者就金融股市、对外贸易和“一带一路”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金融市场稳定是我 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基础，而“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直接体现，各位学者对这 些问题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金融与贸易发展问题的认识。 东南大学许从宝基于ＳＶ－ＴＶＰ－ＳＶＡＲ 模型，考察沪港通资金净流入、投资情绪与上证指数波动 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时变特征，他认为，在不同股市运行状态下，沪港通资金净流入影响投资情绪的 方向和力度不相同，沪港通资金净流入显著推动上证综指向上波动，且推动力度存在显著的时变特 征，投资者情绪高涨会显著促进上证综合指数向上波动。此外，沪港通资金净流入不仅通过自身交易 对上证综指波动产生影响，还通过投资者情绪渠道间接作用于上证综指的运行，即投资者情绪是沪港 通交易机制影响上证综指波动的一个重要桥梁。江西财经大学舒长江基于 ＤＮＫ－ＤＳＧＥ模型，分析信 贷错配和商业银行脆弱性特征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他认为，随着金融市场约束条件的不同，金融加 速器效应的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在放松“完美银行”假设的前提下，外界微波冲击通过企业资产负债 表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双重扩大（收缩）机制，使得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显著。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 业的“二元”信贷错配，造成了我国整体外部融资风险升水的杠杆率弹性被低估，对金融加速器效应具 有一定冲抵效应。信贷错配和商业银行脆弱性特征叠加的外部性冲击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货币政 策对调控通货膨胀效应最好，对调控总产出效果欠佳。华侨大学苏梽芳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研 究金融市场参与、多套房持有的财富分布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参与、多套房持有对家庭财富积累 都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富裕家庭促进效应更明显，金融市场参与、多套房持有在增加财富积累的同时， 扩大了家庭财富的不均等程度，在重新定义金融市场和更换估计方法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东北财经大学徐元分析了我国从“科技强贸”向“创新强贸”的转变的问题，他认为，实现从“科 技兴贸”战略向“创新强贸”战略转变，即外贸发展的目标从“兴贸”变为“强贸”，手段由“科技”变为 “创新”，这不仅是在外贸领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基本要求，也是外贸转型升级、从贸易大国迈向 贸易强国的根本途径，因此，明确制定和实施创新强贸战略、完善组织机构、加强制度创新、重视与 知识产权战略的融合、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推动创新的国际合作是我国向创新强贸转变的重要途 径。华侨大学王建康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对内和对外两方面考察我国经济开放程度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倒“Ｕ”型且自东向西递增的演变趋势；对外 开放水平以及对内开放的人口流动与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三大区域的 城乡收入差距受各变量空间滞后项影响较大。中山大学黄新飞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 据和世界贸易组织关税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进出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在整体水平上，进口中间品显著提高企业出口数量；进口中间品通过提升企业生产能力 间接提高企业出口贸易额；控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多种类的进口中间品对进口企业产生 技术溢出效应，弥补与国外市场产品需求的差距，直接提高出口绩效。华侨大学许培源分析了自 贸区差异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问题，他认为，由于区位、港口和产业等条件不同，各自贸区差 异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显得十分必要，其中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动以服务贸易、投 资、知识产权、金融规则等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的融合和重构；天津自贸区发挥天津港的优势，打 造“一带”和“一路”双向开放新平台；福建自贸区则对接中国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携手共建“海上 丝路”；广东自贸区依托香港金融服务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０６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２，２０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