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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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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 喝台与沿2014年第6期 “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 中囻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牛军 【内容提要】作者的主旨是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与苏联结 盟并参加朝鲜战争、与美国建交并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联盟”与局部战争 之间的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囯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依据对中国行为及 其后果的观察,首先,中国的战略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同的目的:一是绝不允许敌 对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以降低安全威胁和提升安全感; 二是坚决地抑强扶弱,主动塑造地区内部的均势,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其 次,中国对外战略决策同国家战略的两次重大变化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两 次“联盟”和局部战争都伴随着中囯领导人对囯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它 们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包括获得足够的认同和统一思想等——的至关重要的条 件。研究这两次有较高相似性的对外战略决策对构建中国的战略决策理论具有特殊 的价值 【关键词】中囯对外战略;联盟;朝鲜战争;战略决策;冷战 【作者简介】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邮编:100871) 【中图分类号】D82D8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 (2014)06-069-24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2014 年第 6 期 “联盟与战争冶 :冷战时代的 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牛 军 揖内容提要铱 作者的主旨是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与苏联结 盟并参加朝鲜战争、与美国建交并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联盟冶与局部战争 之间的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 依据对中国行为及 其后果的观察,首先,中国的战略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同的目的:一是绝不允许敌 对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以降低安全威胁和提升安全感; 二是坚决地抑强扶弱,主动塑造地区内部的均势,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 其 次,中国对外战略决策同国家战略的两次重大变化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两 次“联盟冶和局部战争都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它 们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包括获得足够的认同和统一思想等———的至关重要的条 件。 研究这两次有较高相似性的对外战略决策对构建中国的战略决策理论具有特殊 的价值。 揖关键词铱 中国对外战略;联盟;朝鲜战争;战略决策;冷战 揖作者简介铱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 邮编:100871) 揖中图分类号铱 D82 D819 揖文献标识码铱 A 揖文章编号铱 1006 -9550 (2014)06-0069-24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69· 中国外交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 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本文的主旨是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中“联盟”与局部战争之间的 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所谓对外战略决策包括两 个:一是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结盟和随后不久出兵朝鲜,在境外打了三年多的大规 模局部战争。二是1979年1月中国与美国建交,2月中旬即出兵越南,在境外打了29 天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1962年秋发生的两阶段33天中印边界战争同样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其经验对中国局部战争中军事谋划的影响甚至超过抗美援朝战争。例如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略谋划(避免超级大国介入)和军事谋划(速战速决速撤、避免 境外长期消耗作战)等,更多的是汲取对印作战的经验。由于本文的主旨是探讨中国 战略决策中“联盟”与局部战争的关系,而对印作战导致的中长期结果之一是中国选 择在冷战中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故它不作为分析对象。 本文题目中使用“联盟”是为了简练一些,它不是专指寻求结成军事同盟的政策 和行动,而是指代与苏联或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即决定中国对外关系全局和基本安 全环境、军事安全占至关重要地位并对国家战略有根本性影响的关系,而且比较稳定 持久,除非出现国家战略转变或世界性的大事变,通常都难以逆转。中国传统战略思 想中,对建立“不结盟”的战略关系已有不少论述,这种思想在当代融汇在“统一战线” 理论中,并明显占主导地位。 本文所谓“联盟”或“战略关系”对于建国初期的中苏关系比较容易理解。中国与 苏联缔结了同盟条约,中苏战略关系名实相副。中美则没有同盟条约,并被认为因为 存在结构性矛盾而纠纷不断,是否具有本文所说的战略性质有些含混不清。本文的立 论基于确认中美关系是战略关系,这是基于中美建交以及随后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内 容,而且中国领导人当时也是这样定义的。故本文将中苏结盟与中美关系建交并列 为战略决策,将两对关系并列为“战略关系”。 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本文的研究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联盟”同局部战争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或者说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三次对外局部战争中,有两 次与同美苏“联盟”或敌对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战争与“联盟”之间有明显的互动;另 方面,无论对动机、过程等如何评价,中国在冷战时期的三场大规模局部战争都对塑造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618、623页

本文的主旨是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中“联盟冶与局部战争之间的 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 所谓对外战略决策包括两 个:一是 1950 年 2 月中国与苏联结盟和随后不久出兵朝鲜,在境外打了三年多的大规 模局部战争。 二是 1979 年 1 月中国与美国建交,2 月中旬即出兵越南,在境外打了 29 天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 1962 年秋发生的两阶段 33 天中印边界战争同样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其经验对中国局部战争中军事谋划的影响甚至超过抗美援朝战争。 例如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略谋划(避免超级大国介入)和军事谋划(速战速决速撤、避免 境外长期消耗作战)等,更多的是汲取对印作战的经验。 由于本文的主旨是探讨中国 战略决策中“联盟冶与局部战争的关系,而对印作战导致的中长期结果之一是中国选 择在冷战中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故它不作为分析对象。 本文题目中使用“联盟冶是为了简练一些,它不是专指寻求结成军事同盟的政策 和行动,而是指代与苏联或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冶,即决定中国对外关系全局和基本安 全环境、军事安全占至关重要地位并对国家战略有根本性影响的关系,而且比较稳定 持久,除非出现国家战略转变或世界性的大事变,通常都难以逆转。 中国传统战略思 想中,对建立“不结盟冶的战略关系已有不少论述,这种思想在当代融汇在“统一战线冶 理论中,并明显占主导地位。 本文所谓“联盟冶或“战略关系冶对于建国初期的中苏关系比较容易理解。 中国与 苏联缔结了同盟条约,中苏战略关系名实相副。 中美则没有同盟条约,并被认为因为 存在结构性矛盾而纠纷不断,是否具有本文所说的战略性质有些含混不清。 本文的立 论基于确认中美关系是战略关系,这是基于中美建交以及随后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内 容,而且中国领导人当时也是这样定义的。淤 故本文将中苏结盟与中美关系建交并列 为战略决策,将两对关系并列为“战略关系冶。 一 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本文的研究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联盟冶同局部战争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或者说是互动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的三次对外局部战争中,有两 次与同美苏“联盟冶或敌对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战争与“联盟冶之间有明显的互动;另一 方面,无论对动机、过程等如何评价,中国在冷战时期的三场大规模局部战争都对塑造 ·70· “联盟与战争冶: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618、623 页

喝台与沿2014年第6期 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冷战结束时,除了因苏联解体而根本缓 解了中国在北部面临的安全压力,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南亚半岛等三个陆地主要 方向上,都形成了对中国比较有利或可以接受的安全态势。在朝鲜半岛,经朝鲜战争 形成了北南双方持续至今的对峙;在南亚半岛,主要是通过对印战争(及其他一些外 交行动),造成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相互制衡的局面;在中南半岛,中国通过对越自卫还 击作战(及后来持续的援柬抗越),永久性地结束了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历史抱负 并保持可撬动地区形势的战略支点(柬埔寨)。在中国不同的毗邻地区都出现如此类 似的局面,就很难说是偶然的了。形成这些局面固然不都是因为中国的行为,但中国 肯定起了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依据对中国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可以说中国的战略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 同的目的:一是绝不允许敌对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保持 个缓冲地区既是为了降低安全威胁和提升安全感,也被认为是邻国有友好诚意的象 征;二是坚决地抑强扶弱,主动塑造地区内部的均势,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 当然这还有利于展示反对恃强凌弱的道义形象。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分析和解释中国 是否存在以塑造地区均势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为主旨的战略原则,它指导或规范着中 国对不同毗邻地区的行为,尽管中国领导人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使用过相关的标准术 语。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分别同苏联和美国建立战略关系的动机到底为何?是否包 含为造成地区均势利用超级大国的内容?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联盟”与战争同中国国家战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两 次“联盟”和局部战争之间的互动关系固然相当复杂,更重要的是“联盟”和局部战争 都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简单地说,这里所谓的 国家战略是指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综合,即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的根本之道 也即决定中华民族存亡、兴衰和荣辱的根本之道。客观地看,不论两次战略决策的动 机和过程如何复杂,客观上都与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是同步的。例如,与苏联结盟是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同中国选择苏联模式建国和实现 现代化是同时进行的。中美建交是在1978年11-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 定的,中美战略关系的形成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同步的。要证明国家战略与 对外战略这两个同时发生的进程之间相互没有影响甚或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乎是不可 能的,何况两次决策都是最高领导人亲力亲为、直接处理的。前者是毛泽东,后者是邓 小平。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在冷战40年间出现过两次。 两次重大决策过程中都伴随着国内政治动员和广泛激烈的思想交锋,最终的结果

2014 年第 6 期 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冷战结束时,除了因苏联解体而根本缓 解了中国在北部面临的安全压力,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南亚半岛等三个陆地主要 方向上,都形成了对中国比较有利或可以接受的安全态势。 在朝鲜半岛,经朝鲜战争 形成了北南双方持续至今的对峙;在南亚半岛,主要是通过对印战争(及其他一些外 交行动),造成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相互制衡的局面;在中南半岛,中国通过对越自卫还 击作战(及后来持续的援柬抗越),永久性地结束了越南建立“印支联邦冶的历史抱负, 并保持可撬动地区形势的战略支点(柬埔寨)。 在中国不同的毗邻地区都出现如此类 似的局面,就很难说是偶然的了。 形成这些局面固然不都是因为中国的行为,但中国 肯定起了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依据对中国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可以说中国的战略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 同的目的:一是绝不允许敌对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保持 一个缓冲地区既是为了降低安全威胁和提升安全感,也被认为是邻国有友好诚意的象 征;二是坚决地抑强扶弱,主动塑造地区内部的均势,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 当然这还有利于展示反对恃强凌弱的道义形象。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分析和解释中国 是否存在以塑造地区均势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为主旨的战略原则,它指导或规范着中 国对不同毗邻地区的行为,尽管中国领导人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使用过相关的标准术 语。 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分别同苏联和美国建立战略关系的动机到底为何? 是否包 含为造成地区均势利用超级大国的内容?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联盟冶与战争同中国国家战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两 次“联盟冶和局部战争之间的互动关系固然相当复杂,更重要的是“联盟冶和局部战争 都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 简单地说,这里所谓的 国家战略是指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综合,即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的根本之道, 也即决定中华民族存亡、兴衰和荣辱的根本之道。 客观地看,不论两次战略决策的动 机和过程如何复杂,客观上都与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是同步的。 例如,与苏联结盟是 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同中国选择苏联模式建国和实现 现代化是同时进行的。 中美建交是在 1978 年 11-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 定的,中美战略关系的形成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同步的。 要证明国家战略与 对外战略这两个同时发生的进程之间相互没有影响甚或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乎是不可 能的,何况两次决策都是最高领导人亲力亲为、直接处理的。 前者是毛泽东,后者是邓 小平。 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在冷战 40 年间出现过两次。 两次重大决策过程中都伴随着国内政治动员和广泛激烈的思想交锋,最终的结果 ·71·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 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都是国家战略被“联盟”与局部战争推向一个方向并最终定格。而且在战争之后的十 年,通常都会出现内政与外交十分协调一致的时期,如1949-1959年以及1979-1989 年(甚至之后很长时间),这种现象也是不能忽视的。本文的目的包括解读这两次战 略决策既是国家战略选择的结果,也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包括获得足够的认同和 统一思想等——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国家战略的两次根本性转变同两次重大战略决策 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总而言之,两次“联盟”与战争既对中国的世界地位、安全环境、对外关系布局、东 亚地区形势等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也对中国的国家战略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这里 所谓历史性的影响就是指如无国内全局性或外部全局性的重大事件发生,中国的战略 指导和战略布局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为的逆转努力都必定是徒劳无功 的,于国家则是徒耗资源和精力。 将这两次战略决策做上述比较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它们都是在冷战背景下 发生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选择了不同的盟友。究竟什么是冷战? 美国和苏联之间对抗的本质和主要内容到底是什么?近年迅速发展的新冷战史研究 利用新发现的历史档案,做了大量优秀的研究,并提供了很多相当有启发的思想。①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相关学术界没有被注意,其后果肯定是负面的,因为冷 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诞生和随后40年对外关系的主要国际背景,极为深刻地 塑造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基本看法,特别是他们那一代 人诸多思考和结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人们既没有有意识地研究这些影响,当然 也就无从判断其利弊得失。 新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是,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以及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等 并没有也不可能决定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所有方面,其他诸多国际行为体实际上是在 根据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行事。这方面中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中国领导人 通常是根据自己对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本质的理解和对特定时期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 选择美苏作为敌人或盟友,然后再按照他们的选择来衡量和判断国际体系及其中的他 国,突出的特点是将他国对自己的敌人的态度当做标尺来决定亲疏远近。简言之,就 是“以美划线”或“以苏划线”。例如,中国在分处东亚大陆两端的朝鲜半岛和中南半 岛大规模使用武力,这两个决策各有其复杂的原因,在战略层面思考则有实质性的共 ①201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是冷战史研究新成果的集大成者。该书由来自 世界各地近80名学者参加撰写,内容涵盖了冷战史研究的所有领域。参见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m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都是国家战略被“联盟冶与局部战争推向一个方向并最终定格。 而且在战争之后的十 年,通常都会出现内政与外交十分协调一致的时期,如 1949-1959 年以及 1979-1989 年(甚至之后很长时间),这种现象也是不能忽视的。 本文的目的包括解读这两次战 略决策既是国家战略选择的结果,也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包括获得足够的认同和 统一思想等———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国家战略的两次根本性转变同两次重大战略决策 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总而言之,两次“联盟冶与战争既对中国的世界地位、安全环境、对外关系布局、东 亚地区形势等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也对中国的国家战略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 这里 所谓历史性的影响就是指如无国内全局性或外部全局性的重大事件发生,中国的战略 指导和战略布局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为的逆转努力都必定是徒劳无功 的,于国家则是徒耗资源和精力。 将这两次战略决策做上述比较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它们都是在冷战背景下 发生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选择了不同的盟友。 究竟什么是冷战? 美国和苏联之间对抗的本质和主要内容到底是什么? 近年迅速发展的新冷战史研究 利用新发现的历史档案,做了大量优秀的研究,并提供了很多相当有启发的思想。淤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相关学术界没有被注意,其后果肯定是负面的,因为冷 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诞生和随后 40 年对外关系的主要国际背景,极为深刻地 塑造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基本看法,特别是他们那一代 人诸多思考和结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人们既没有有意识地研究这些影响,当然 也就无从判断其利弊得失。 新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是,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以及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等 并没有也不可能决定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所有方面,其他诸多国际行为体实际上是在 根据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行事。 这方面中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 中国领导人 通常是根据自己对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本质的理解和对特定时期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 选择美苏作为敌人或盟友,然后再按照他们的选择来衡量和判断国际体系及其中的他 国,突出的特点是将他国对自己的敌人的态度当做标尺来决定亲疏远近。 简言之,就 是“以美划线冶或“以苏划线冶。 例如,中国在分处东亚大陆两端的朝鲜半岛和中南半 岛大规模使用武力,这两个决策各有其复杂的原因,在战略层面思考则有实质性的共 ·72· “联盟与战争冶: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2010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是冷战史研究新成果的集大成者。 该书由来自 世界各地近 80 名学者参加撰写,内容涵盖了冷战史研究的所有领域。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喝台与沿2014年第6期 同点,即都同中国领导人对冷战的战略态势及其对中国威胁的程度等问题的认知有 关。前者被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反击美国的侵略,后者被认为是反击苏联的扩张,而且 它们分别反映了中国在不同阶段的战略选择:前者是中苏同盟的产物,后者则同联美 抗苏直接相关。在中印边境战争中,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军 事挑衅行为,同美国和苏联的鼓励与支持有关 毫无疑问,中国的战略选择对冷战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冷战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 响。冷战是美苏之间的对抗,但其他角色尤其是中国的战略决策同样有力地影响了冷 战的进程,特别是塑造了东亚冷战的主要形态。由此给后来者的提示是,中国实际上 在很多重大事态和历史关头,是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的。对所谓 历史必然性的笃信和官样的叙述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思想创造力,也造就了 一种宿命式的学术思维方式。这需要通过对冷战时期中国战略决策的研究来厘清和 改变。 所谓中国的战略决策塑造了东亚冷战的形态,并不仅仅是指战略格局、战略环境 和大国的均势。冷战区别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特征是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 斗争,它们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了世界的未来,所以都特别热衷于 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惜为此对外发动战争,进行侵略和干 涉。但是,它们能否如愿只部分取决于其权力,对主要国家来说,在很多情况下则取 决于其他国家政治精英的选择。历史的进程表明,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曾经有过 曲折。每一次重大决策不仅仅伴随着“联盟”与战争,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 的路径,并因此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形成巨大的冲击,而这恰恰是中国影响 冷战进程的最深刻的方面。 历史研究本能地排斥简单的方法和单一的视角,更关注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性 重视偶然性和叙事的可读性。但是,从事历史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就同意并因循这种 本能,对研究问题的界定本身实际上就是在确定视角,只是因为比较粗放和边际不那 么清晰,才声称没有单一的视角。本文的叙述以回答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为主要目的 和主要线索,其过程必定会遗留诸多具体的或者是更大的问题。例如,这项研究涉及 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是同一代人,有类似的政治经验,面临 同样的问题,并且都有异乎寻常的使命感,都想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伟大国家。所 不同的是,两个人选择了非常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包括选择不同的 ①这方面较负盛誉的成果可参见 Odd Arm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14 年第 6 期 同点,即都同中国领导人对冷战的战略态势及其对中国威胁的程度等问题的认知有 关。 前者被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反击美国的侵略,后者被认为是反击苏联的扩张,而且 它们分别反映了中国在不同阶段的战略选择:前者是中苏同盟的产物,后者则同联美 抗苏直接相关。 在中印边境战争中,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军 事挑衅行为,同美国和苏联的鼓励与支持有关。 毫无疑问,中国的战略选择对冷战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冷战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 响。 冷战是美苏之间的对抗,但其他角色尤其是中国的战略决策同样有力地影响了冷 战的进程,特别是塑造了东亚冷战的主要形态。 由此给后来者的提示是,中国实际上 在很多重大事态和历史关头,是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的。 对所谓 历史必然性的笃信和官样的叙述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思想创造力,也造就了 一种宿命式的学术思维方式。 这需要通过对冷战时期中国战略决策的研究来厘清和 改变。 所谓中国的战略决策塑造了东亚冷战的形态,并不仅仅是指战略格局、战略环境 和大国的均势。 冷战区别于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特征是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 斗争,它们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了世界的未来,所以都特别热衷于 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惜为此对外发动战争,进行侵略和干 涉。淤 但是,它们能否如愿只部分取决于其权力,对主要国家来说,在很多情况下则取 决于其他国家政治精英的选择。 历史的进程表明,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曾经有过 曲折。 每一次重大决策不仅仅伴随着“联盟冶与战争,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 的路径,并因此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形成巨大的冲击,而这恰恰是中国影响 冷战进程的最深刻的方面。 历史研究本能地排斥简单的方法和单一的视角,更关注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性、 重视偶然性和叙事的可读性。 但是,从事历史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就同意并因循这种 本能,对研究问题的界定本身实际上就是在确定视角,只是因为比较粗放和边际不那 么清晰,才声称没有单一的视角。 本文的叙述以回答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为主要目的 和主要线索,其过程必定会遗留诸多具体的或者是更大的问题。 例如,这项研究涉及 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即毛泽东和邓小平。 他们是同一代人,有类似的政治经验,面临 同样的问题,并且都有异乎寻常的使命感,都想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伟大国家。 所 不同的是,两个人选择了非常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包括选择不同的 ·73·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这方面较负盛誉的成果可参见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联盟”和基于不同战略动机决心进行局部战争。这项研究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影响 到对他们的评价,尽管这完全超出了这项研究的目的,因为对他们在这两次重大决策 中的地位的判断,取决于对他们的经历、气质、才能和认知差异的综合理解和把握。历 史其实就是历史人物的宿命。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命中注定要有一种担当,在关键时刻 必须要代替很多人做出选择,他们会把自己的禀赋和气质灌输到国家战略中去。所 以,研究历史上的重大战略决策,离不开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当然,他们也不得不承受 有时是非常苛刻的检验,这是历史人物的命运。这应该是展开专门研究的领域,本文 选择的叙事方式决定了这项研究不进入到两位历史人物的个性可能给战略决策造成 影响的层面。做此说明对厘清本文解释力的限度是必要的,实际上任何研究都需要界 定其解释的边际。 中苏结盟与出兵朝鲜 毛泽东与斯大林或者说中共与苏共这两者谁更想结盟,学界并没有直接提出或回 答这个问题。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首先和主动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应该 与苏联建立紧密的关系,并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47年夏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 攻后,毛泽东就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要求,中共中央亦在党内进行思想准备。① 斯大林这时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确切动机,也没有考虑过中共掌权后双方建立何种性质 和程度的关系。直到1948年春季,斯大林才开始关注中共的发展,并从更长远的角度 考虑与中共的关系。②他的态度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军队在内战中正取得主动,另 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紧张局势加剧、特别是爆发了柏林危机。 中共中央密切与苏共中央的关系发展既不顺利,也不迅速,而且中共在东北与苏 联的合作尽管不断加强,各种矛盾也不断出现,相互信任有待提升。这种情况一直持 续到1949年1月底到2月初米高扬( 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访问中共中央驻在 ①详细论述参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79-86页。关于毛泽东访苏问题中方记录可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 366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苏方记录可参见“ cable, ble, Stalin Kuznetsov ) to Maozedong via Terebin ),December 16, 1947, CWIHP, Issue 16, 2007/2008 p 114: Cable, Stalin( Kuznetsov) to Mao Zedong via Terebin ), April 20, 1948, CWIHP, Issue 16, 2007/ 2008,p.1l5。 ②米洛凡·杰拉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的谈话》,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146页;沃 捷特尼·马斯特尼著,郭懋安译:《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2年版,第 57页;N.B.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载《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21期,第29页

“联盟冶和基于不同战略动机决心进行局部战争。 这项研究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影响 到对他们的评价,尽管这完全超出了这项研究的目的,因为对他们在这两次重大决策 中的地位的判断,取决于对他们的经历、气质、才能和认知差异的综合理解和把握。 历 史其实就是历史人物的宿命。 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命中注定要有一种担当,在关键时刻 必须要代替很多人做出选择,他们会把自己的禀赋和气质灌输到国家战略中去。 所 以,研究历史上的重大战略决策,离不开研究这些历史人物。 当然,他们也不得不承受 有时是非常苛刻的检验,这是历史人物的命运。 这应该是展开专门研究的领域,本文 选择的叙事方式决定了这项研究不进入到两位历史人物的个性可能给战略决策造成 影响的层面。 做此说明对厘清本文解释力的限度是必要的,实际上任何研究都需要界 定其解释的边际。 二 中苏结盟与出兵朝鲜 毛泽东与斯大林或者说中共与苏共这两者谁更想结盟,学界并没有直接提出或回 答这个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首先和主动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应该 与苏联建立紧密的关系,并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1947 年夏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 攻后,毛泽东就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要求,中共中央亦在党内进行思想准备。淤 斯大林这时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确切动机,也没有考虑过中共掌权后双方建立何种性质 和程度的关系。 直到 1948 年春季,斯大林才开始关注中共的发展,并从更长远的角度 考虑与中共的关系。于 他的态度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军队在内战中正取得主动,另 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紧张局势加剧、特别是爆发了柏林危机。 中共中央密切与苏共中央的关系发展既不顺利,也不迅速,而且中共在东北与苏 联的合作尽管不断加强,各种矛盾也不断出现,相互信任有待提升。 这种情况一直持 续到 1949 年 1 月底到 2 月初米高扬(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访问中共中央驻在 ·74· “联盟与战争冶: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于 详细论述参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9-86 页。 关于毛泽东访苏问题中方记录可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6 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 (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75 页。 苏方记录可参见“ Cable, Stalin (Kuznetsov) to Mao Zedong (via Terebin),冶 June 15, 1947, CWIHP, Issue 16, 2007 / 2008, p. 114; “Ca鄄 ble, Stalin (Kuznetsov) to Maozedong ( via Terebin),冶 December 16, 1947, CWIHP, Issue 16, 2007 / 2008, p. 114; “Cable, Stalin(Kuznetsov) to Mao Zedong ( via Terebin),冶 April 20, 1948, CWIHP, Issue 16, 2007 / 2008, p. 115。 米洛凡·杰拉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的谈话》,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3、146 页;沃 捷特尼·马斯特尼著,郭懋安译:《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7 页;N. B. 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载《国外社科信息》,1992 年第 21 期,第 29 页

喝台与沿2014年第6期 的河北西柏坡。米高扬是苏共政治局委员,他密访西柏坡是因为斯大林在确切了解中 共中央的内外政策之前,仍然不愿意贸然在莫斯科接待毛泽东,尽管后者将成为新中 国领导人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了。这表明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不信任,尤其是在南斯 拉夫共产党与苏联决裂后不久,他担心毛泽东会不会是“亚洲的铁托”。①D 此前中共领导人讨论和分析对苏政策的过程和内容等并不清楚,毛泽东访苏的目 的也不是很具体。在1948年4月26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说他打算用大约 1-3个月的时间出访,包括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看看“人民阵线”等。1948年年初 苏南关系破裂,斯大林将南共开除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中共中央当时未必清楚事情 的来龙去脉,不过苏南破裂强化了他们对两大阵营的对抗和苏联阵营内部的关系准则 的已有理解。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认 为世界上出现了分别由美苏领导的两大阵营,所有国家不是被纳入美国阵营,就是站 在苏联阵营,“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共,联合苏联还是联合美国是“爱国与 卖国的界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 界限”。③这种逻辑很快体现在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的会谈中。 目前公布的档案证明,是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首先提出与苏联缔结条约 的。双方会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 友好同盟条约》,不过中共将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并不是因此而出现的。当时中共领 导人更关心两党关系,他们担心会被排除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运之外,因为欧洲共产 党情报局并没有给中共留下席位,而且斯大林对中共疑心颇重。在同米高扬谈到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毛泽东顺便提出与苏联订立新条约。他说中共“壮大 以后”苏联就可以从东北走了,“那时”双方可以签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 约”④斯大林未对签约问题做任何回应,中共领导人也可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1948年间,随着东西方关系紧张,苏联与中东欧国家兴起一波缔结条约的热潮。在此 背景下,毛泽东更多的是想表明,中共愿意效仿东欧国家与苏联建立紧密关系。 米高扬的密访除了与中共领导人就未来中共政权的内外政策展开讨论并达成多 项共识外,还为中共领导人对冷战和苏联阵营内部关系的观念增加了新内容。米高扬 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中就馈赠了“马列主义者”的桂冠,特别是他明确地说,“中 ①详情可参阅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第79-86页。 22Cable, Stalin( Kuznetsov to Mao Zedong( via Terebin) ③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年11月1日),载《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④《米高扬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6日),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资料室,No 16465、16472、16474。《苏波友好互助条约》是1945年4月签订的,是奠定两国关系的基础性文件

2014 年第 6 期 的河北西柏坡。 米高扬是苏共政治局委员,他密访西柏坡是因为斯大林在确切了解中 共中央的内外政策之前,仍然不愿意贸然在莫斯科接待毛泽东,尽管后者将成为新中 国领导人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了。 这表明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不信任,尤其是在南斯 拉夫共产党与苏联决裂后不久,他担心毛泽东会不会是“亚洲的铁托冶。淤 此前中共领导人讨论和分析对苏政策的过程和内容等并不清楚,毛泽东访苏的目 的也不是很具体。 在 1948 年 4 月 26 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说他打算用大约 1-3 个月的时间出访,包括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看看“人民阵线冶等。于 1948 年年初, 苏南关系破裂,斯大林将南共开除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中共中央当时未必清楚事情 的来龙去脉,不过苏南破裂强化了他们对两大阵营的对抗和苏联阵营内部的关系准则 的已有理解。 1948 年 11 月 7 日,《人民日报》刊登《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认 为世界上出现了分别由美苏领导的两大阵营,所有国家不是被纳入美国阵营,就是站 在苏联阵营,“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冶;对于中共,联合苏联还是联合美国是“爱国与 卖国的界限冶,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冶,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 界限冶。盂 这种逻辑很快体现在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的会谈中。 目前公布的档案证明,是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首先提出与苏联缔结条约 的。 双方会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 友好同盟条约》,不过中共将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并不是因此而出现的。 当时中共领 导人更关心两党关系,他们担心会被排除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运之外,因为欧洲共产 党情报局并没有给中共留下席位,而且斯大林对中共疑心颇重。 在同米高扬谈到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毛泽东顺便提出与苏联订立新条约。 他说中共“壮大 以后冶苏联就可以从东北走了,“那时冶 双方可以签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 约冶。榆 斯大林未对签约问题做任何回应,中共领导人也可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1948 年间,随着东西方关系紧张,苏联与中东欧国家兴起一波缔结条约的热潮。 在此 背景下,毛泽东更多的是想表明,中共愿意效仿东欧国家与苏联建立紧密关系。 米高扬的密访除了与中共领导人就未来中共政权的内外政策展开讨论并达成多 项共识外,还为中共领导人对冷战和苏联阵营内部关系的观念增加了新内容。 米高扬 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中就馈赠了“马列主义者冶的桂冠,特别是他明确地说,“中 ·75·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于 盂 榆 详情可参阅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第 79-86 页。 “Cable, Stalin(Kuznetsov) to Mao Zedong (via Terebin),冶 pp. 114-115.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 年 11 月 1 日),载《人民日报》,1948 年 11 月 7 日。 《米高扬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 (1949 年 2 月 6 日),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资料室,No. 16465、16472、16474。 《苏波友好互助条约》是 1945 年 4 月签订的,是奠定两国关系的基础性文件

“ 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米高扬还建议应建立 个以中共为首的“亚洲国家共产党情报局”,以便协调亚洲的革命运动。① 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和中国革命的世界地位的看法的确受到米高扬此类言辞 的直接影响,后者的那些谈话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形成亚洲革命中心和领导者的认同 的开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谈论未来 中共在东亚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在3月13日总结报告中很明确地说,中国革 命是20世纪可比肩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三个最伟大 的胜利”。他这时还是谨慎的,不赞成将他的思想定义为“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说应考虑斯大林的威信、其他国家是否接受中国的领导 地位等,尤其是当前“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 自然会有人运用的”。②尽管有意保持谨慎,毛泽东此后的确与斯大林探讨了建立“共 产党东亚国家局”。 1949年夏天,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清楚表达中共中 央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重新签订条约的方式与苏联结盟。他在向后者提交的一份 报告中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是保持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 中国予以承认;第二是废除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订新条约;第三是两国 政府换文,说明暂时维持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现状,准备在适当时机重签 新约。③刘少奇同时还提出了蒙古和战后苏联从东北搬走的厂矿设备的归属。斯大 林对签订新条约的原则、时间和有关的具体问题等均未表示明确的态度。刘少奇秘密 访苏是中共迈出与苏联结盟的第一步,而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存废则成为 结盟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斯大林这时不打算为世界革命理想放弃苏联获得的利益,但他还是要利用这个理 想来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他亲自向刘少奇阐述了他的革命史观,即世界革命的中心 曾经从欧洲移到俄罗斯,“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所以中共的“责任更大了”,“应 对于东亚各国的革命应该履行你们的责任”。他建议组织有苏联参加的“东亚各国共 产党联盟”。④刘少奇表示慨然接受,还专门提交了题为《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 ①《米高扬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月30日、2月4日、2月6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26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版,第15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硏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0-41页

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冶。 米高扬还建议应建立一 个以中共为首的“亚洲国家共产党情报局冶,以便协调亚洲的革命运动。淤 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和中国革命的世界地位的看法的确受到米高扬此类言辞 的直接影响,后者的那些谈话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形成亚洲革命中心和领导者的认同 的开端。 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谈论未来 中共在东亚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毛泽东在 3 月 13 日总结报告中很明确地说,中国革 命是 20 世纪可比肩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三个最伟大 的胜利冶。 他这时还是谨慎的,不赞成将他的思想定义为“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冶,他说应考虑斯大林的威信、其他国家是否接受中国的领导 地位等,尤其是当前“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 自然会有人运用的冶。于 尽管有意保持谨慎,毛泽东此后的确与斯大林探讨了建立“共 产党东亚国家局冶。 1949 年夏天,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清楚表达中共中 央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重新签订条约的方式与苏联结盟。 他在向后者提交的一份 报告中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是保持 1945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 中国予以承认;第二是废除 1945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订新条约;第三是两国 政府换文,说明暂时维持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现状,准备在适当时机重签 新约。盂 刘少奇同时还提出了蒙古和战后苏联从东北搬走的厂矿设备的归属。 斯大 林对签订新条约的原则、时间和有关的具体问题等均未表示明确的态度。 刘少奇秘密 访苏是中共迈出与苏联结盟的第一步,而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存废则成为 结盟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斯大林这时不打算为世界革命理想放弃苏联获得的利益,但他还是要利用这个理 想来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 他亲自向刘少奇阐述了他的革命史观,即世界革命的中心 曾经从欧洲移到俄罗斯,“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冶,所以中共的“责任更大了冶,“应 对于东亚各国的革命应该履行你们的责任冶。 他建议组织有苏联参加的“东亚各国共 产党联盟冶。榆 刘少奇表示慨然接受,还专门提交了题为《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 ·76· “联盟与战争冶: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于 盂 榆 《米高扬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1 月 30 日、2 月 4 日、2 月 6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0-261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15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40-41 页

喝台与沿2014年第6期 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以表示正肩负起重任。①显然,与苏联结盟为中共领导人建构 起一种新认同,他们相信从此要承担起领导东亚革命的历史责任。这种认同反过来推 动他们更执着地追求结盟。 中共领导人与苏联结盟同他们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建国,是互相促进、互相强化 的,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战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少奇在苏联访问四十多 天,与斯大林正式会谈四次,加上其他各种会见也不超过十次。其余时间里,刘少奇走 访了苏联政府各部门和一些企业等。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 和工程师,而且怀揣着苏联模式。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顺便为之。1949年6月30 刘少奇前往莫斯科之时,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新中国成立后就 边倒”向苏联。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战略选择是建立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 较之上的,文章的逻辑贯穿着对苏共建国历史的思考与总结。毛泽东最重视的列宁著 作之一是《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多次要求中共干部认真学习。他 从书中发现,中共的兴起同苏共相似,都“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不 同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苏联那边“一声炮响”送来的;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列宁 领导的俄国革命也极为相似,都发生在落后的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则更落后”。②但 是,中共按苏联模式建国的条件要比当年列宁时期好得多,中国有国际的援助,特别是 苏联的援助,十月革命时的苏联,是没有另一个苏联援助它的。列宁在如此不利的条 件下尚可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中共有苏联做盟友,就更有信心获得成功。 显然,中共领导人主动选择同苏联结盟,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按照苏联模式迅 速实现革命理想的主要外部条件,这甚至是他们结盟的更主要的动力,至少对毛泽东 本人是如此,此刻在他心中其实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他阐述“一边倒”的逻辑决定了 他不会选择“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不仅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应该比苏联走得更 好、更快。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试图通过大规模群众动员实现向共产主义的 跨越式发展以及后来同苏共殊死论战到底是谁掌握了列宁主义的真谛,其根源也在 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即访问莫斯科,迈出了与苏联结盟的最后一步。他是 带着义无反顾的心情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废除1945 年条约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同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他认为在中共“走俄国人的路 和在东亚承担国际义务时,斯大林能为中国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和与美国对抗的外部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50-5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2-1473页

2014 年第 6 期 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以表示正肩负起重任。淤 显然,与苏联结盟为中共领导人建构 起一种新认同,他们相信从此要承担起领导东亚革命的历史责任。 这种认同反过来推 动他们更执着地追求结盟。 中共领导人与苏联结盟同他们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冶建国,是互相促进、互相强化 的,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战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刘少奇在苏联访问四十多 天,与斯大林正式会谈四次,加上其他各种会见也不超过十次。 其余时间里,刘少奇走 访了苏联政府各部门和一些企业等。 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 220 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 和工程师,而且怀揣着苏联模式。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顺便为之。 1949 年 6 月 30 日, 刘少奇前往莫斯科之时,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新中国成立后就 “一边倒冶向苏联。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战略选择是建立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 较之上的,文章的逻辑贯穿着对苏共建国历史的思考与总结。 毛泽东最重视的列宁著 作之一是《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冶幼稚病》,他多次要求中共干部认真学习。 他 从书中发现,中共的兴起同苏共相似,都“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冶,不 同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苏联那边“一声炮响冶送来的;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列宁 领导的俄国革命也极为相似,都发生在落后的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则更落后冶。于 但 是,中共按苏联模式建国的条件要比当年列宁时期好得多,中国有国际的援助,特别是 苏联的援助,十月革命时的苏联,是没有另一个苏联援助它的。 列宁在如此不利的条 件下尚可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中共有苏联做盟友,就更有信心获得成功。 显然,中共领导人主动选择同苏联结盟,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按照苏联模式迅 速实现革命理想的主要外部条件,这甚至是他们结盟的更主要的动力,至少对毛泽东 本人是如此,此刻在他心中其实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他阐述“一边倒冶的逻辑决定了 他不会选择“新民主主义冶道路,中国不仅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应该比苏联走得更 好、更快。 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试图通过大规模群众动员实现向共产主义的 跨越式发展以及后来同苏共殊死论战到底是谁掌握了列宁主义的真谛,其根源也在 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即访问莫斯科,迈出了与苏联结盟的最后一步。 他是 带着义无反顾的心情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废除 1945 年条约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同苏联结成军事同盟。 他认为在中共“走俄国人的路冶 和在东亚承担国际义务时,斯大林能为中国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和与美国对抗的外部 ·77·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50-53 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9、1472-1473 页

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条件,即为了打破美国封锁就要“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对我愈有利”。D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26日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 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明确使用“友 好同盟”这个词来界定未来的中苏关系,并说“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②苏联方面原 打算按照同东欧国家签约的惯例,使用“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后来苏联外交部在 最后确定的条约文本中加入“同盟”两字,以满足中方的要求。③1950年2月14日,中 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与一个世界强国缔结军 事同盟条约。 中苏结盟对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岀兵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苏结盟强化 了中国领导人对境外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东亚革命的义务感,也强化了他们对美国 威胁的认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即公开宣布愿意积极支援亚洲革命运 动,毛泽东等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过中南半岛和朝鲜问题。1950年3月4日,毛 泽东、周恩来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十天后,刘少奇即起草了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 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 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 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应给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 详细地向它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这是中共领导人决 定承担领导东亚革命之重任的标志,这很快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出来。 从1950年1月中旬开始,斯大林背着毛泽东同金日成商讨朝鲜的军事计划,因为 毛泽东此前一再表明不赞成朝鲜主动用武力实现统一。⑥1950年4月10日,斯大林 在莫斯科秘密会见金日成,双方就朝鲜将发动军事进攻达成一致。同年5月13日,金 日成秘密访问中国,向毛泽东报告苏朝决定,他希望中国同苏联一样给予支持。周恩 来当天紧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Nicola Vasilyevich Roshan),要求确认斯大林本人 是否真的同意金日成的计划,毕竞斯大林曾当面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⑦第二天 ①《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②《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Na 00255;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 ③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第148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76-177页;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45页 6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274页。 ⑦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版,第383页

条件,即为了打破美国封锁就要“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对我愈有利冶。淤 毛泽东在 1949 年 12 月 26 日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 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冶。 他明确使用“友 好同盟冶这个词来界定未来的中苏关系,并说“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冶。于 苏联方面原 打算按照同东欧国家签约的惯例,使用“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冶,后来苏联外交部在 最后确定的条约文本中加入“同盟冶两字,以满足中方的要求。盂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 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与一个世界强国缔结军 事同盟条约。 中苏结盟对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出兵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苏结盟强化 了中国领导人对境外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东亚革命的义务感,也强化了他们对美国 威胁的认知。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即公开宣布愿意积极支援亚洲革命运 动,毛泽东等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过中南半岛和朝鲜问题。榆 1950 年 3 月 4 日,毛 泽东、周恩来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十天后,刘少奇即起草了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 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 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 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冶,中共应给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冶, 详细地向它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冶。虞 这是中共领导人决 定承担领导东亚革命之重任的标志,这很快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出来。 从 1950 年 1 月中旬开始,斯大林背着毛泽东同金日成商讨朝鲜的军事计划,因为 毛泽东此前一再表明不赞成朝鲜主动用武力实现统一。愚 1950 年 4 月 10 日,斯大林 在莫斯科秘密会见金日成,双方就朝鲜将发动军事进攻达成一致。 同年 5 月 13 日,金 日成秘密访问中国,向毛泽东报告苏朝决定,他希望中国同苏联一样给予支持。 周恩 来当天紧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Nicola Vasilyevich Roshan),要求确认斯大林本人 是否真的同意金日成的计划,毕竟斯大林曾当面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舆 第二天, ·78· “联盟与战争冶: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于 盂 榆 虞 愚 舆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4 页。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1949 年 12 月 16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No. 00255;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18 页。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第 148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一册),第 176-177 页;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5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 245 页。 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3-274 页。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央冶研究院 2003 年版,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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