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课程教学资源（文献资料）中国教育学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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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附设小学校，称之为“外院”，派师范院生兼任教习，且学且海。这是我国师范教育的起点。我国师范学校附设小学也以此为始。1896年起，一些开明官员都主张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年2月，光绪以“京师大学堂送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并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详细章程。1898年，岁在“戊成”，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诏正式宣布变法维新，史称“戊成变法”。在诏书中文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衙门会同妥速议奏（注：《明定国是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顽固派仍然拖延，康有为焦急上奏，光绪于6月26再次发出上谕严令迅速复奏，稍迟延。这样，只得把梁启超请来，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起草《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注：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6年版，第434-445页；《附录：康有为记章程起草经过》，朱有huan@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664-665页；罗dün@②@③：《京师大学堂成立记》，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157-161页；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193-195页。）。1898年7月4日，光绪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长期斗争的产物（注：肖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它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98年适值北大百年校庆，正如季羡林的题词：“巍巍上庠，世纪风云。”（注：《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百2

2 学校附设小学校，称之为“外院”，派师范院生兼任教习，且学且诲。这是我国师范教育的起点。我国师范学校附设小学也以此为始。 1896 年起，一些开明官员都主张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 年 2 月，光绪以“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并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详细章程。1898 年，岁在“戊戍”，6 月 11 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诏正式宣布变法维新，史称“戊戍变法”。在诏书中又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衙门会同妥速议奏（注：《明定国是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7 页。）。顽固派仍然拖延，康有为焦急上奏，光绪于 6 月 26 再次发出上谕，严令迅速复奏，毋稍迟延。这样，只得把梁启超请来，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起草《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注：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 1986 年版，第 434-445 页；《附录：康有为记章程起草经过》，朱有ｈｕáｎ＠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1 辑下册），第 664-665 页；罗ｄūｎ＠②＠③：《京师大学堂成立记》，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1 册），中华书局 1928 年版，第 157-161 页；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4 年版，第 193-195 页。）。1898 年 7 月 4 日，光绪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创办于 1898 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长期斗争的产物（注：肖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它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98 年适值北大百年校庆，正如季羡林的题词：“巍巍上庠，世纪风云。”（注：《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百

年校庆特刊），1998年第2期。）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中，有“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的话。但这个“师范斋”没有开办。正当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备时，1898年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慈禧以训政名义重堂政权，光绪被因禁，“维新”仅百日而已。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儿乎全被废止，只京师大学堂保留了下来。1890年夏，义和团进入北京。8月上旬，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同月中旬，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校舍被占。其后慈禧伴称也要"变法维新”，于是在1902年1月下令恢复大学堂。所谓“学堂弦诵较响者年余”。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是我国近代教育第一次的法定学校系统和师范教育的起始建制。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附设速成科，“师范馆”为速成科的一门，修业4年。所谓“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注：朱有huan@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754贞。）其《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各省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并按《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其《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是以1902年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为起点的。北京师范大学以师范馆为其前身，为其最早的名称（注：北京师大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年）》，北京师大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页。）。师范馆于当年10月与仕学馆一起开始招生考试，并明确设置“教育学"课程（注：当年关于“课程”，或称之为“课程门目”，或称之为"科目”，或称之为“课目”，或称之为“学科”，或称之为"课"等。当年关于“教育3

3 年校庆特刊），1998 年第 2 期。）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中，有“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 的话。但这个“师范斋”没有开办。正当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备时，1898 年 9 月 21 日，顽固派发动政变，慈禧以“训政”名义重堂政权，光绪被囚禁，“维新”仅百日而已。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止，只京师大学堂保留了下来。迨 1890 年夏，义和团进入北京。8 月上旬，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同月中旬，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校舍被占。其后慈禧佯称也要“变法维新”，于是在 1902 年 1 月下令恢复大学堂。所谓“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 1902 年的《钦定学堂章程》，是我国近代教育第一次的法定学校系统和师范教育的起始建制。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附设速成科，“师范馆”为速成科的一门，修业 4 年。所谓“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 （注：朱有ｈｕáｎ＠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54 页。）其《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各省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并按《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其《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是以 1902 年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为起点的。北京师范大学以师范馆为其前身，为其最早的名称（注：北京师大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 年）》，北京师大出版社 1984 年第 2 版，第 1 页。）。师范馆于当年 10 月与仕学馆一起开始招生考试，并明确设置“教育学”课程（注：当年关于“课程”，或称之为“课程门目”，或称之为“科目”，或称之为“课目”，或称之为“学科”，或称之为“课”等。当年关于“教育

学”这门课程，或称之为“教育学”，或称之为“教育”。或含教育宗旨、教育原理、教育法令、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教育实习等；或含中外教育史、教育理论、教授法、教育法令、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法、学校卫生、学堂参观（即教育见习）、教授实事练习（或称实事授业，即教育实习），甚至还包括心理学大要、伦理学大要、辨学（即论理学）大要等。），而且4年分年规定内容，包括教育宗旨、教育之原理、学校管理法以及“实习”，还规定了每星期的课时（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60-762页。）。12月17日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实际上，在1902年时，已经设立了一些师范学堂，例如武昌师范学堂、保定师范学堂、成都府师范学堂、贵州公立师范学堂、全闽师范学堂等。它们都设有教育学课程。这些师范学堂都是“官立”的。张骞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了状元，倒是主张废科举办学堂。他创办的民立通州师范学堂（学校）于1902年开始建校，1903年开学。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按：1902年）始，民间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注：《通州师范学校议》，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下册），人教社196年版，第989页。）这是我国第一所民间单独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它设置了“教育课程。其寻常师范科，修业4年。第一年为"预科"”，第二至第四年为"本科"。“本科"设"教育"课程，含教育史（授中外教育沿革，中外著名教育家传记、主义、方案要略）；教育学（授教育宗旨，智育、德育、体育、伦理学大要、教授原则）；“学校设置、编置、设备管理、经济卫生等之方法”，以及“练习教育附属小学儿童之方法”（今日或可概括为学校管理以及教育实习）。其速成科修业2年。第一学期为“教育史”，第二学期为“教育学”，第三学期为“教授管理法”，第四学期4

4 学”这门课程，或称之为“教育学”，或称之为“教育”。或含教育宗旨、教育原理、教育法令、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教育实习等；或含中外教育史、教育理论、教授法、教育法令、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法、学校卫生、学堂参观（即教育见习）、教授实事练习（或称实事授业，即教育实习），甚至还包括心理学大要、伦理学大要、辨学（即论理学）大要等。），而且 4 年分年规定内容，包括教育宗旨、教育之原理、学校管理法以及“实习”，还规定了每星期的课时（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上册），第 760-762 页。）。12 月 17 日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实际上，在 1902 年时，已经设立了一些师范学堂，例如武昌师范学堂、保定师范学堂、成都府师范学堂、贵州公立师范学堂、全闽师范学堂等。它们都设有教育学课程。这些师范学堂都是“官立”的。张謇于 1894 年（光绪二十年）中了状元，倒是主张废科举办学堂。他创办的民立通州师范学堂（学校）于 1902 年开始建校，1903 年开学。“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按：1902 年）始，民间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注：《通州师范学校议》，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下册），人教社 1961 年版，第 989 页。）这是我国第一所民间单独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它设置了“教育”课程。其寻常师范科，修业 4 年。第一年为“预科”，第二至第四年为“本科”。 “本科”设“教育”课程，含教育史（授中外教育沿革，中外著名教育家传记、主义、方案要略）；教育学（授教育宗旨，智育、德育、体育、伦理学大要、教授原则）； “学校设置、编置、设备管理、经济卫生等之方法”，以及“练习教育附属小学儿童之方法”（今日或可概括为学校管理以及教育实习）。其速成科修业 2 年。第一学期为“教育史”，第二学期为“教育学”，第三学期为“教授管理法”，第四学期

为“教育管理、实习”。寻常师范科和速成科都规定了每星期的课时（注：《通州师范学校章程》，朱有huan@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18页。）。《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颁布。当年，所谓“办理学堂，首重师范”；所谓师范学堂“为学堂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所谓“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所谓“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当然，“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所谓“智能必取资欧美，道德必专宗孔孟”。根据其《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师范分“初级”和"优级"两级。自此我国师范教育有了相对独立的系统，有了比较完备的学制。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规定学习5年，每年都设有"教育学"，且规定分年内容和每星期时数。那时初师的教育学，规定包括教育史；教育原理一一含心理学大要，现行教育宗旨，德育、智育要义，辨学大要（或作“辩学大要”，按：即论理学大要）；教授法大要；教育法令；学校管理法；以及“实事授业”（按：即实习）（注：《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同注(13)，第224-234页。）。优级师范学堂规定分为4类：（1)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2)以地理、历史为主；(3)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4)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辨学、心理学已独立设置。教育学在第二、第三年开设，也规定各年的内容和每星期时数。它包括教育理论、教育史、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以及“教授实事练习”（按：即实习）（注：《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同注(13)，第248-257页。）。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1904年按《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改称为“优级师范科”，分4类：称国文、外国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和博物、农学部。各部都设教育学、教育法令和学校卫生课程。5

5 为“教育管理、实习”。寻常师范科和速成科都规定了每星期的课时（注：《通州师范学校章程》，朱有ｈｕáｎ＠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3-318 页。）。《奏定学堂章程》于 1904 年颁布。当年，所谓“办理学堂，首重师范”；所谓师范学堂“为学堂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所谓“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所谓“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当然，“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所谓“智能必取资欧美，道德必专宗孔孟”。根据其《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师范分“初级” 和“优级”两级。自此我国师范教育有了相对独立的系统，有了比较完备的学制。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规定学习 5 年，每年都设有“教育学”，且规定分年内容和每星期时数。那时初师的教育学，规定包括教育史；教育原理——含心理学大要，现行教育宗旨，德育、智育要义，辨学大要（或作“辩学大要”，按：即论理学大要）；教授法大要；教育法令；学校管理法；以及“实事授业”（按：即实习）（注：《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同注(13)，第 224-234 页。）。优级师范学堂规定分为 4 类：(1)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2)以地理、历史为主；(3)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4)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辨学、心理学已独立设置。教育学在第二、第三年开设，也规定各年的内容和每星期时数。它包括教育理论、教育史、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以及“教授实事练习” （按：即实习）（注：《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同注(13)，第 248-257 页。）。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 1904 年按《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改称为“优级师范科”，分 4 类：称国文、外国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和博物、农学部。各部都设教育学、教育法令和学校卫生课程

当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的“主课”中设“教育学”；文学科大学的英、法、俄、德、日文学门的“补助课”中都设“教育学”，文学科大学的中国史学、万国史学和中国文学门，也列“教育学”为“随意科目”。而《奏定进士馆章程》规定第一年、《奏定译学馆章程》规定第五年学习“教育学”。这反映当年决决大国，急需师资以及教育学翻译人才。教育学“红火"得很。这样的概括是描述了当年真相的：“今日中国之言革新者，不论保守党、进步党、急激党，莫不公认教育为当今唯一之问题矣。即教育而论，不论官立学堂、民立学堂，莫不公认师范为当今唯一之急务矣。”（注：《时报》：《论中国成就师范之难》（1904)，同注(13)，第275页。）王国维在1906年评论《奏定大学堂章程》，认为分科大学章程中最宜改善者，经学、文学二科是已”。“其根本之误何在？日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之中，定文学科大学的分科为：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他设计了各个分科的科目。在各个分科的科目中，都有“教育学”（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30-37页。）。王国维如此青睐教育学，也许是空前的。而我国女子师范教育，是到1907年3月8日学部的《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取得地位的。当时这个《章程》规定“教育学”课程含“心理学大要”，也规定了分年的每星期课时。那开始作为课程的教育学，是通过日本引进西方的教育学，主要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它在清末两个《学堂章程》之前，已介绍到我国来了。可是，两个《学堂章程》肯定和加速了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正式列入我国师范教育的计划。6

6 当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的“主课”中设“教育学”；文学科大学的英、法、俄、德、日文学门的“补助课”中都设“教育学”，文学科大学的中国史学、万国史学和中国文学门，也列“教育学”为“随意科目”。而《奏定进士馆章程》规定第一年、《奏定译学馆章程》规定第五年学习“教育学”。这反映当年泱泱大国，急需师资以及教育学翻译人才。教育学“红火”得很。这样的概括是描述了当年真相的：“今日中国之言革新者，不论保守党、进步党、急激党，莫不公认教育为当今唯一之问题矣。即教育而论，不论官立学堂、民立学堂，莫不公认师范为当今唯一之急务矣。”（注：《时报》：《论中国成就师范之难》(1904)，同注(13)，第 275 页。）王国维在 1906 年评论《奏定大学堂章程》，认为“分科大学章程中最宜改善者，经学、文学二科是已”。“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之中，定文学科大学的分科为：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他设计了各个分科的科目。在各个分科的科目中，都有“教育学”（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2 册），中华书局 1928 年版，第 30-37 页。）。王国维如此青睐教育学，也许是空前的。而我国女子师范教育，是到 1907 年 3 月 8 日学部的《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取得地位的。当时这个《章程》规定“教育学”课程含“心理学大要”，也规定了分年的每星期课时。那开始作为课程的教育学，是通过日本引进西方的教育学，主要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它在清末两个《学堂章程》之前，已介绍到我国来了。可是，两个《学堂章程》肯定和加速了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正式列入我国师范教育的计划

各种版本的教育学陆续出现。它们主要凭籍两条途径。一是翻译。翻译日本的教育学可以说是当年的一大时尚，包括翻译日本的教育学教师的讲义。其原因大致有三：一则“吾国教育尚在幼年时代，罕有窥斯界之真面者。与其为武断之议论，不如直译外籍，供人采择，尚不致贻误后来”（注：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65页。）；二则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接近，交流相对便当；三则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门户大开，学习西方教育思想与制度，变革自身教育，已见成效，颇有为他国借鉴的价值所以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派遣留学生，引进教育学及有关教师的首选国家。由于留日学生多，学习日文的人多，翻译力量强，因而教育学译文甚多。例如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教育学》，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教科书》，就分别在1901和1902年的《教育世界》连载；加纳友市、上田仲之助的《实用新教育学》，吉田熊次的《新教育学释义》，《兰因氏之教育学》（按：兰因即莱因），熊谷五郎的《大教育学》的译文，分别发表在1902、1904、1906-1907、1907年的《教育世界》上。大濑甚太郎著，江夏、杨彦洁译的《实用教育学》，刊登于1906-1907年的《学部官报》。直隶学务处办的《教育杂志》（1907年改名为《直隶教育杂志》），在1905年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生编的《教育学讲义》；1906年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游历绅士笔记的《教育学参考书》；1906-1907年，连载邓边联、诗女史译的《家庭、学校通用教育学》和直隶留日速成师范生笔述、韩梯云节修的《教育学讲义》：1907-1908年连载佐口美都子著、谒辰译的《女子师范教育学》；1911年发表柳政太郎著、辰译的《实际的教育学》。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于第2年（即1911年）第9期，刊载了张世构的《莱因氏之五段教授法》一文，并附"五段教7

7 各种版本的教育学陆续出现。它们主要凭藉两条途径。一是翻译。翻译日本的教育学可以说是当年的一大时尚，包括翻译日本的教育学教师的讲义。其原因大致有三：一则“吾国教育尚在幼年时代，罕有窥斯界之真面者。与其为武断之议论，不如直译外籍，供人采择，尚不致贻误后来”（注：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第 65 页。）；二则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接近，交流相对便当；三则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门户大开，学习西方教育思想与制度，变革自身教育，已见成效，颇有为他国借鉴的价值。所以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派遣留学生，引进教育学及有关教师的首选国家。由于留日学生多，学习日文的人多，翻译力量强，因而教育学译文甚多。例如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教育学》，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教科书》，就分别在 1901 和 1902 年的《教育世界》连载；加纳友市、上田仲之助的《实用新教育学》，吉田熊次的《新教育学释义》，《兰因氏之教育学》（按：兰因即莱因），熊谷五郎的《大教育学》的译文，分别发表在 1902、1904、 1906-1907、1907 年的《教育世界》上。大濑甚太郎著，江夏、杨彦洁译的《实用教育学》，刊登于 1906-1907 年的《学部官报》。直隶学务处办的《教育杂志》（1907 年改名为《直隶教育杂志》），在 1905 年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生编的《教育学讲义》；1906 年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游历绅士笔记的《教育学参考书》；1906-1907 年，连载邓边朕、诗女史译的《家庭、学校通用教育学》和直隶留日速成师范生笔述、韩梯云节修的《教育学讲义》； 1907-1908 年连载佐口美都子著、蔼辰译的《女子师范教育学》；1911 年发表柳政太郎著、蔼辰译的《实际的教育学》。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于第 2 年（即 1911 年）第 9 期，刊载了张世杓的《莱因氏之五段教授法》一文，并附“五段教

授法举例”；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于1914年7月号，发表了欧化的《十九世纪大教育家海尔巴特之学说》（按：海尔巴特即赫尔巴特）；等等（注：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教社1981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6年版，第682-685页；等。）。这是刊物上的。又如1902年，上海文明印收局出版天眼铃木力著、张肇熊编译的《教育新论》；上海作新社出版成濑仁藏著，杨迁栋、周祖同译的《女子教育论》。1903年，移山堂出版中岛半次郎著、田吴zhao@译的《普通教育学要义》（两册）；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熊谷五郎著、范迪吉译的《教育学》；东京富山房编、范迪吉等译：《教育学问答》和《教育学新书》；广智书局出版下部三之介著、冯需译的《教育学问答》；三江师范学堂出版松本孝次郎的《新编教育学》讲义。1904年，北京华新书局出版小泉又一著、周焕文等译的《教育学教科书》（1906年天津官书局印行）；东京教科书译辑社出版尺秀三郎、中岛半次郎著、季新益译的《教育学原理》；湖北速成师范讲义丛编本的波多野贞之助讲述、颜可铸编辑的《教育学原理》。1905年，东京泰东同文局出版伊泽修二著、三屋大四郎译的《教育学》；湖北官书处印行波多野贞之助编，闵芽等译的《教育学》。1906年，江苏学务处印行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讲，江苏师范生编辑的《教育学》。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吉田熊次著、蒋维乔译的《新教育学》；同年，群学8

8 授法举例”；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于 1914 年 7 月号，发表了欧化的《十九世纪大教育家海尔巴特之学说》（按：海尔巴特即赫尔巴特）；等等（注：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 年第 2 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 1991 年第 3 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1991 年第 5 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 1990 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教社 1981 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 1986 年版，第 682-685 页；等。）。这是刊物上的。又如 1902 年，上海文明印收局出版天眼铃木力著、张肇熊编译的《教育新论》；上海作新社出版成濑仁藏著，杨迁栋、周祖同译的《女子教育论》。1903 年，移山堂出版中岛半次郎著、田吴ｚｈàｏ＠④译的《普通教育学要义》（两册）；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熊谷五郎著、范迪吉译的《教育学》；东京富山房编、范迪吉等译：《教育学问答》和《教育学新书》；广智书局出版下部三之介著、冯霈译的《教育学问答》；三江师范学堂出版松本孝次郎的《新编教育学》讲义。 1904 年，北京华新书局出版小泉又一著、周焕文等译的《教育学教科书》（1906 年天津官书局印行）；东京教科书译辑社出版尺秀三郎、中岛半次郎著、季新益译的《教育学原理》；湖北速成师范讲义丛编本的波多野贞之助讲述、颜可铸编辑的《教育学原理》。1905 年，东京泰东同文局出版伊泽修二著、三屋大四郎译的《教育学》；湖北官书处印行波多野贞之助编，闵豸等译的《教育学》。1906 年，江苏学务处印行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讲，江苏师范生编辑的《教育学》。 190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吉田熊次著、蒋维乔译的《新教育学》；同年，群学

社出版（三版）植田荣次著，陈宪熔、许家译的《女子教育学》；1911年东京富山房出版中岛半次郎编著、韩定生译的《新编教育学讲义》。中华书局于1913年出版大濑甚太郎著，宋嘉钊译的《中华教育学教科书》；1914年出版顾倬译的《师范学校教育学》；1915年出版（二版）大濑甚太郎著，刘本植、周之冕译的《新编教育学教科书》；等等（注：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教社1981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6年版，第682-685页；等。）。这是出版的书籍。二是自己编著。在大量翻译的过程中，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原作推敲、变通多少结合当时国情而编著。例如王国维的《教育学》（为江苏师范学堂学生讲授），教育世界社1905年印行；缪文功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文明书局1906年版；张继煦的《教育学》和金祝华的《教育学教科书》，1907年湖北官书处；季新益的《教育学教科书》，广智书局1907版；侯鸿鉴的《教育学》，无锡速成师范学校1908年再版；秦敏均的《教育学》（沈恩孚、顾倬校订），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蒋维乔的《教育学》（初级师范课本），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吴馨的《简明实用教育学》，中华书局1910年版；张继煦的《教育学讲义》（据森冈常藏《教育学精义》），昌明公司1910年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于1913年出版周维城、林王的《实用教育学》；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出版了张毓聪的O

9 社出版（三版）植田荣次著，陈宪熔、许家惺译的《女子教育学》；1911 年东京富山房出版中岛半次郎编著、韩定生译的《新编教育学讲义》。中华书局于 1913 年出版大濑甚太郎著，宋嘉钊译的《中华教育学教科书》；1914 年出版顾倬译的《师范学校教育学》；1915 年出版（二版）大濑甚太郎著，刘本植、周之冕译的《新编教育学教科书》；等等（注：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 年第 2 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 年第 3 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 年第 5 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 1990 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教社 1981 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 1986 年版，第 682-685 页；等。）。这是出版的书籍。二是自己编著。在大量翻译的过程中，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原作推敲、变通，多少结合当时国情而编著。例如王国维的《教育学》（为江苏师范学堂学生讲授），教育世界社 1905 年印行；缪文功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文明书局 1906 年版；张继煦的《教育学》和金祝华的《教育学教科书》，1907 年湖北官书处；季新益的《教育学教科书》，广智书局 1907 版；侯鸿鉴的《教育学》，无锡速成师范学校 1908 年再版；秦敏均的《教育学》（沈恩孚、顾倬校订），中国图书公司 1908 年版；蒋维乔的《教育学》（初级师范课本），商务印书馆 1909 年版；吴馨的《简明实用教育学》，中华书局 1910 年版；张继煦的《教育学讲义》（据森冈常藏《教育学精义》），昌明公司 1910 年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于 1913 年出版周维城、林壬的《实用教育学》；商务印书馆于 1914 年出版了张毓聪的

《教育学》（师范学校新教科书，杨保恒、蒋维乔校，据森冈常藏等人著作）、张子和的《大教育学》（高等师范学校教科书，据松本孝次郎、松浦d@③作原本）；中华书局于1914年出版了刘以钟的《新制教育学》、彭清鹏的《实际教育学》，以及宋嘉钊、张沂的《教育学教科书》（据小山左文《实用教育学提纲》），1915年又出版了周维成、林王编的《实用教育学讲义》（注：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教社1981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6年版，第682-685页；等。）；等等不下20余种版本。以上两条途径，从现象上看，无不中介于日本的教育学，但就实质而言，这个时期引进的主要是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的引进与国人译、编、著教育学，形成了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一次热潮。日本自明治维新，其教育学界多崇尚赫尔巴特及其学派，不少教育学研究者把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融入自己的教育学著述中。赫尔巴特教育学是目的一手段体系，这是中外早有定论的，况且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全称”是《从教育目的推论出来的普通教育学》。当年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编著的教育学在结构的主旨上多循赫尔巴特教育学由目的而手段的思路；尤其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的形式步骤(formal stepsof instruction)”，通常称为"五段教授法”（后来叫"五段教学法”），更是吸收无遗。0

10 《教育学》（师范学校新教科书，杨保恒、蒋维乔校，据森冈常藏等人著作）、张子和的《大教育学》（高等师范学校教科书，据松本孝次郎、松浦ｄì＠⑤作原本）；中华书局于 1914 年出版了刘以钟的《新制教育学》、彭清鹏的《实际教育学》，以及宋嘉钊、张沂的《教育学教科书》（据小山左文《实用教育学提纲》），1915 年又出版了周维成、林壬编的《实用教育学讲义》（注：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 年第 2 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 1991 年第 3 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1991 年第 5 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 1990 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教社 1981 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 1986 年版，第 682-685 页；等。）；等等不下 20 余种版本。以上两条途径，从现象上看，无不中介于日本的教育学，但就实质而言，这个时期引进的主要是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的引进与国人译、编、著教育学，形成了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一次热潮。日本自明治维新，其教育学界多崇尚赫尔巴特及其学派，不少教育学研究者把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融入自己的教育学著述中。赫尔巴特教育学是目的一手段体系，这是中外早有定论的，况且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全称”是《从教育目的推论出来的普通教育学》。当年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编著的教育学在结构的主旨上多循赫尔巴特教育学由目的而手段的思路；尤其是赫尔巴特学派的 “教学的形式步骤(formal steps of instruction)”，通常称为“五段教授法”（后来叫“五段教学法”），更是吸收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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