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民国初期的新闻事业 概述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 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局面，不仅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且也使中国人民从长期的 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束缚压迫下解脱出来，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使新闻事业一度出现繁荣景象，报刊的数量、种 类、发行地区都超过了以往。但由于袁世凯的上台标志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很快就使这种 好的局面结束。 袁世凯在民国的招牌下实行专制统治同时，加紧对新闻界的控制和摧残。袁世凯死 后，各派军阀分裂割据，上演了一幕幕闲剧，同时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步骤。当 时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新闻业在逆境中向前发展。这个时期新闻业务有所变化，新闻通讯 受到读者的欢迎，通讯社得到发展，同时涌现出一批著名记者。 第一节民初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一、民初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 专制统治。中国的新闻事业出现了繁荣景象，各类报刊大量涌现。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 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0多家猛增到500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这些报纸的出版地点多数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其中北京作为政治 中心，发展势头最猛，已有一百多家。这些报纸，大部分是以刊载时事政治内容为主的日报，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成立的各级政府的机关报。也有些商业性报刊、文艺性报刊、自然科 学或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学术性报刊。此外，还有一些面向妇女读者的报刊。 除报刊数量急增外，民初新闻事业繁荣的另一标志是通讯社的大量出现。1872年， 英国路透社在上海建立了远东分社，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通讯社。中国人自办通讯社开始于 20世纪初。已知最早的国人自办的通讯社是1904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兴通讯社。其次是清驻 外使馆随员王慕陶1908年在比利时创办的远东通讯社和1911年2月杨实公在广州创办的
第五章 民国初期的新闻事业 概 述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 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局面，不仅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且也使中国人民从长期的 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束缚压迫下解脱出来，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使新闻事业一度出现繁荣景象，报刊的数量、种 类、发行地区都超过了以往。但由于袁世凯的上台标志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很快就使这种 好的局面结束。 袁世凯在民国的招牌下实行专制统治同时，加紧对新闻界的控制和摧残。袁世凯死 后，各派军阀分裂割据，上演了一幕幕闹剧，同时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步骤。当 时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新闻业在逆境中向前发展。这个时期新闻业务有所变化，新闻通讯 受到读者的欢迎，通讯社得到发展，同时涌现出一批著名记者。 第一节 民初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一、 民初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 专制统治。中国的新闻事业出现了繁荣景象，各类报刊大量涌现。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 年内，全国的报纸由 100 多家猛增到 500 家，总销数达 4200 万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这些报纸的出版地点多数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其中北京作为政治 中心，发展势头最猛，已有一百多家。这些报纸，大部分是以刊载时事政治内容为主的日报，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成立的各级政府的机关报。也有些商业性报刊、文艺性报刊、自然科 学或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学术性报刊。此外，还有一些面向妇女读者的报刊。 除报刊数量急增外，民初新闻事业繁荣的另一标志是通讯社的大量出现。1872 年， 英国路透社在上海建立了远东分社，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通讯社。中国人自办通讯社开始于 20 世纪初。已知最早的国人自办的通讯社是 1904 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兴通讯社。其次是清驻 外使馆随员王慕陶 1908 年在比利时创办的远东通讯社和 1911 年 2 月杨实公在广州创办的
展民通讯社。 辛亥革命前大约只出现过这3家。从民国初年开始，通讯社大量涌现，从1912年至1918 年，在广州、上海、长沙、武汉、北京以及日本东京陆续出现过不下20家通讯社。其中 以邵飘萍先后在东京和北京创办的东京通讯社(1915年)、新闻编译社(1916年)影响最大。 新闻编译社“每日总有一、二特殊稿件，颇得各报好评”。民初报界的繁荣有人称是“报 界的黄金时代”。 民初新闻业繁荣的原因有： 第一，武昌起义后，废除清政府统治时代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的同时，新政权颜布 的法令中，列有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如湖北军政府在191年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 约法》规定：“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 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 社之自由”。 第二、由革命党人控制政权的地区，对报刊的出版给予支持，致使其他地区的政权 机关，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对新闻业采取宽容的政策。 第三、民国创立，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各党派为了在议会中争得席位，办报纸为 自己宜传。一些军阀、政客和大资本家，也纷纷办报，希图在新政权中捞取政治资本和借机 发财。但不久，随着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上台，“报界黄金时代”也随之过去 二、《民国暂行报律》事件 1912年3月2日，南京政府内务部宜布废除《大清报律》。 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颜布《民国暂行报律》三章，其主要内容大意有： (1)出版新闻杂志要向政府登记注册： (2)禁止流言煽惑、破坏共和国体，违者除停止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 以应得之罪： (3)报道失实和毁人名誉者，有关人得要求更正，违者经诉讼得的量科罚。 暂行报律颁布后，引起全国新闻界强烈不满，上海报界俱进会、长沙报联合会等新 闻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表示反对。 3月6日，上海报界俱进会及《申报》、《新闻报》、《时报》、《民立报》、《时事新报》 《神州日报》、《天锋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等报联名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反
展民通讯社。 辛亥革命前大约只出现过这 3 家。从民国初年开始，通讯社大量涌现，从 1912 年至 1918 年，在广州、上海、长沙、武汉、北京以及日本东京陆续出现过不下 20 家通讯社。其中， 以邵飘萍先后在东京和北京创办的东京通讯社（1915 年）、新闻编译社（1916 年）影响最大。 新闻编译社“每日总有一、二特殊稿件，颇得各报好评” 。 民初报界的繁荣有人称是“报 界的黄金时代”。 民初新闻业繁荣的原因有： 第一，武昌起义后，废除清政府统治时代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的同时，新政权颁布 的法令中，列有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如湖北军政府在 1911 年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 约法》规定：“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1912 年 3 月 11 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 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 社之自由”。 第二、由革命党人控制政权的地区，对报刊的出版给予支持，致使其他地区的政权 机关，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对新闻业采取宽容的政策。 第三、民国创立，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各党派为了在议会中争得席位，办报纸为 自己宣传。一些军阀、政客和大资本家，也纷纷办报，希图在新政权中捞取政治资本和借机 发财。但不久，随着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上台，“报界黄金时代”也随之过去。 二、《民国暂行报律》事件 1912 年 3 月 2 日，南京政府内务部宣布废除《大清报律》。 3 月 4 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民国暂行报律》三章，其主要内容大意有： （1）出版新闻杂志要向政府登记注册； （2）禁止流言煽惑、破坏共和国体，违者除停止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 以应得之罪； （3）报道失实和毁人名誉者，有关人得要求更正，违者经诉讼得酌量科罚。 暂行报律颁布后，引起全国新闻界强烈不满，上海报界俱进会、长沙报联合会等新 闻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表示反对。 3 月 6 日，上海报界俱进会及《申报》、《新闻报》、《时报》、《民立报》、《时事新报》、 《神州日报》、《天铎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等报联名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反
对内务部颁布的暂行报律。略称： “今统一政府未立，民选国会未开，内务部拟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 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 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奥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 3月7日，上海《申报》、《大共和日报》刊出章太炎所写的评论文章《却还内务部 所定报律议》，强烈反对内务部所定的暂行报律。章太炎这篇文章全文约1500字，对暂行 报律的内容逐条进行分析、反驳，并在最后指出其不符合法律程序，没有法律效率，不予承 认。 “种种不合，应将通告却还，所定报律，绝不承认。当知报界中人，非不愿遵守绳墨， 惟内务部既无作法造律之权，而所定者，又有偏党模糊之失，若贸然遵守斯令，是对于官吏 则许其侵权，而对于自身则任人陵践，虽欲委屈迁就，势有不能。除电告孙总统外，特公布 驳议，以明内务部无知妄作之罪。”3月9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 报律》。 《暂行报律》3月4日颁布到3月9日撤销，前后只有5天，可能是历史上存在时 间最短的法令。这就是暂行报律事件。 这个报律，从加强政府对报业的管理来说，很有必要：其中关于不得破坏共和国体 的规定更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个报律颁布的时候，《临时约法》尚未颁布，其他法规也多 未制定，在这种情况下来擅自制颁法律，不符合法律程序，没有法律效率。因此，报律电文 发至上海报界俱进会，令其转伤全国报馆遵照执行之后，立即遭到新闻界的普遍反对，这也 是暂行报律公布的必然结果。1912年3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领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 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从此新闻工 作有了真正的法律保护。 民国暂行报律事件的发生情况比较复杂，但从一个侧面说明摆脱封建专制的人们， 对新闻言论自由意识的加强和渴求。 三、民初政党报纸 民国成立前后，在“政党政治”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刮了一股结党结社风，涌 现出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政党、政团达300多个。这些政党，大都创办了自己的报纸作为 喉舌。一时间，五花八门的政党报纸异常活跃。这些报纸，大多分别隶属于国会中两大党团 一是同盟会-国民党，一是共和党-进步党
对内务部颁布的暂行报律。略称： “今统一政府未立，民选国会未开，内务部拟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 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 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 3 月 7 日，上海《申报》、《大共和日报》刊出章太炎所写的评论文章《却还内务部 所定报律议》，强烈反对内务部所定的暂行报律。 章太炎这篇文章全文约 1500 字，对暂行 报律的内容逐条进行分析、反驳，并在最后指出其不符合法律程序，没有法律效率，不予承 认。 “种种不合，应将通告却还，所定报律，绝不承认。当知报界中人，非不愿遵守绳墨， 惟内务部既无作法造律之权，而所定者，又有偏党模糊之失，若贸然遵守斯令，是对于官吏 则许其侵权，而对于自身则任人陵践，虽欲委屈迁就，势有不能。除电告孙总统外，特公布 驳议，以明内务部无知妄作之罪。” 3 月 9 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 报律》。 《暂行报律》3 月 4 日颁布到 3 月 9 日撤销，前后只有 5 天，可能是历史上存在时 间最短的法令。这就是暂行报律事件。 这个报律，从加强政府对报业的管理来说，很有必要；其中关于不得破坏共和国体 的规定更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个报律颁布的时候，《临时约法》尚未颁布，其他法规也多 未制定，在这种情况下来擅自制颁法律，不符合法律程序，没有法律效率。因此，报律电文 发至上海报界俱进会，令其转饬全国报馆遵照执行之后，立即遭到新闻界的普遍反对，这也 是暂行报律公布的必然结果。1912 年 3 月 11 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 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从此新闻工 作有了真正的法律保护。 民国暂行报律事件的发生情况比较复杂，但从一个侧面说明摆脱封建专制的人们， 对新闻言论自由意识的加强和渴求。 三、民初政党报纸 民国成立前后，在“政党政治”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刮了一股结党结社风，涌 现出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政党、政团达 300 多个。这些政党，大都创办了自己的报纸作为 喉舌。一时间，五花八门的政党报纸异常活跃。这些报纸，大多分别隶属于国会中两大党团， 一是同盟会-国民党，一是共和党-进步党
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成国民党后，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质。由于历史的原因，《民 立报》仍被认为是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总机关报。除《民立报》外，这一系统的重要报纸 还有北京的《国风日报》、《亚东新报》，天津的《民意报》，上海的《天锋报》、《太平洋报》、 《国民》等。 共和党是立宪派分子、官僚和一部分从同盟会分化出来的人于1912年5月成立的 在政治上拥护袁世凯的政党。为与同盟会-国民党抗衡，1913年5月，它联合另外几个小党， 组成进步党。进步党无革命性可言，是一个朝秦暮楚、追名逐利的政党集团。进步党的报刊 也遍布国内，主要集中于京、津、沪、汉和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市。主要有北京的 《国民公报》，天津的《庸言》，上海的《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 等报刊。 两大党派系统的报刊从宗旨上来看并无原则分歧。它们都极力标榜自己拥护民主共 和，为民请命，关心民众疾苦，“平正允当”，“不偏不倚”等。但其办报的实际意图是壮大 声势，争取议会选举胜利，在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中，为本党派取得舆论优势。连同盟会一 国民党方面在总结办报工作时，也不得不承认：“其时，本党报纸虽如雨后春笋怒生，然其 宜传不过注意现政府议会之设施而已，主义等之宜传其少也。” 两党派报刊之间的相互攻击，其中涉及到对待袁世凯的态度问题，尚属有原则分歧 的政争。如同盟会一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从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出发，反对中央集权，反对总统 制，反对袁为扩充实力而举办的“五国大借款”：共和党系统的报刊则持相反立场。但两派 报刊所论争的大多数内容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己无是非原则可言。 论争之余，双方还相互进行人身攻击，互揭老底，互讦阴私，互骂“贼党”、“贼报”， 进而发展到殴人毁报。1912年7月，北京共和党系统的《国民公报》攻击南京临时政府。 同盟会方面7家报纸20余人，捣毁《国民公报》社，打伤该报主笔，并闹上法庭。在长沙， 国民党的《长沙日报》和共和党的《湖南公报》相互敌视，为自卫防范，“各记者出入时， 均带手枪一支”。国民党上海各报派遣记者去北京采访时，也发给武器，以使防身自卫。不 仅两派之间的报刊党同伐异，相互攻讦，就是同一党派内部各报之间也常因意见分歧，而争 论不休，各行其是。 在清王朝专制统治下，不畏强暴，英勇战斗的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却在言论自由得 以保障、民主气氛相对较浓的民国之初，完全丧失了进取精神和活力。结果，不仅进步党系 统的报纸因诋毁共和而造人唾弃，就是国民党系统的报纸也因妥协倾向日浓，沉酒于党派的
同盟会于 1912 年 8 月改组成国民党后，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质。由于历史的原因，《民 立报》仍被认为是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总机关报。除《民立报》外，这一系统的重要报纸 还有北京的《国风日报》、《亚东新报》，天津的《民意报》，上海的《天铎报》、《太平洋报》、 《国民》等。 共和党是立宪派分子、官僚和一部分从同盟会分化出来的人于 1912 年 5 月成立的 在政治上拥护袁世凯的政党。为与同盟会-国民党抗衡，1913 年 5 月，它联合另外几个小党， 组成进步党。进步党无革命性可言，是一个朝秦暮楚、追名逐利的政党集团。进步党的报刊 也遍布国内，主要集中于京、津、沪、汉和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市。主要有北京的 《国民公报》，天津的《庸言》，上海的《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 等报刊。 两大党派系统的报刊从宗旨上来看并无原则分歧。它们都极力标榜自己拥护民主共 和，为民请命，关心民众疾苦，“平正允当”，“不偏不倚”等。但其办报的实际意图是壮大 声势，争取议会选举胜利，在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中，为本党派取得舆论优势。连同盟会- 国民党方面在总结办报工作时，也不得不承认：“其时，本党报纸虽如雨后春笋怒生，然其 宣传不过注意现政府议会之设施而已，主义等之宣传甚少也。” 两党派报刊之间的相互攻击，其中涉及到对待袁世凯的态度问题，尚属有原则分歧 的政争。如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从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出发，反对中央集权，反对总统 制，反对袁为扩充实力而举办的“五国大借款”；共和党系统的报刊则持相反立场。但两派 报刊所论争的大多数内容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已无是非原则可言。 论争之余，双方还相互进行人身攻击，互揭老底，互讦阴私，互骂“贼党”、“贼报”， 进而发展到殴人毁报。1912 年 7 月，北京共和党系统的《国民公报》攻击南京临时政府， 同盟会方面 7 家报纸 20 余人，捣毁《国民公报》社，打伤该报主笔，并闹上法庭。在长沙， 国民党的《长沙日报》和共和党的《湖南公报》相互敌视，为自卫防范，“各记者出入时， 均带手枪一支”。 国民党上海各报派遣记者去北京采访时，也发给武器，以使防身自卫。不 仅两派之间的报刊党同伐异，相互攻讦，就是同一党派内部各报之间也常因意见分歧，而争 论不休，各行其是。 在清王朝专制统治下，不畏强暴，英勇战斗的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却在言论自由得 以保障、民主气氛相对较浓的民国之初，完全丧失了进取精神和活力。结果，不仅进步党系 统的报纸因诋毁共和而遭人唾弃，就是国民党系统的报纸也因妥协倾向日浓，沉湎于党派的
无谓论争，而为人们所不齿，给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可以说，国人期盼已久，无数志士仁 人为之付出血的代价的新闻言论自由氛围刚刚在近代中国出现，就被资产阶级政党报纸弄得 乌烟瘴气，面目全非了。 第二节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控制和摧残 一、“癸丑报灾”事件 1913年（癸丑年）初，国民党在宋教仁的领导下在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中取得压 倒多数的胜利。权势受到威胁的袁世凯，悍然派人于3月20日暗杀了宋教仁。宋教仁案发 生后案情真相被揭露后，举国震惊。国民党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终于认清了袁世凯的 反动嘴脸，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下去了。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气焰更为器张。他先是强迫国会选其为正式大总统，继而 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镇压，对进步报人 残酷迫害。著名的《中国日报》、《民立报》和复刊后的《大江报》就是在这次报灾中被查封 或被停刊的。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和民国元年的500家 相比，锐减30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报纸只剩下20余家。近代新闻史上称这次事件为“癸 丑报灾”。 二、袁世凯钳制奥论，控制新闻事业的手段 “癸丑报灾”事件发生前后，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称帝野心，还采用各种手段钳制舆论， 控制新闻事业，主要有： 第一，创办御用报纸，充当喉舌。袁世凯上台后，立即着手办报。他利用手中权势， 创办了一些官报。同时，他还用公款创办或盘进了一些民间报纸，这些报纸打者民办的招牌， 其实是袁控制的御用报纸。这些御用报纸主要有北京的（国权报》、《金钢报》、《亚细亚日报》： 长沙的《国民新报：上海的《神州日报》。其中《亚细亚日报》较有影响，它是表世凯的御 用报纸中言论最猖獗露骨的一家。《亚细亚日报》主编薛大可，袁世凯称帝期间，该报带头 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记者署名称“臣记者”。1915年9月迁到上海出 版，遭到革命党人和爱国人民的抵制，报馆接连两次被炸，勉强维持到1916年停刊。 第二，收买报纸，为己所用。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统治期间，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政府
无谓论争，而为人们所不齿，给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可以说，国人期盼已久，无数志士仁 人为之付出血的代价的新闻言论自由氛围刚刚在近代中国出现，就被资产阶级政党报纸弄得 乌烟瘴气，面目全非了。 第二节 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控制和摧残 一、“癸丑报灾”事件 1913 年（癸丑年）初，国民党在宋教仁的领导下在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中取得压 倒多数的胜利。权势受到威胁的袁世凯，悍然派人于 3 月 20 日暗杀了宋教仁。宋教仁案发 生后案情真相被揭露后，举国震惊。国民党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终于认清了袁世凯的 反动嘴脸，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下去了。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气焰更为嚣张。他先是强迫国会选其为正式大总统，继而 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镇压，对进步报人 残酷迫害。著名的《中国日报》、《民立报》和复刊后的《大江报》就是在这次报灾中被查封 或被停刊的。据统计，到 1913 年底，全国出版的报纸只剩下 139 家，和民国元年的 500 家 相比，锐减 300 多家。北京的上百家报纸只剩下 20 余家。近代新闻史上称这次事件为“癸 丑报灾”。 二、袁世凯钳制舆论，控制新闻事业的手段 “癸丑报灾”事件发生前后，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称帝野心，还采用各种手段钳制舆论， 控制新闻事业，主要有： 第一，创办御用报纸，充当喉舌。袁世凯上台后，立即着手办报。他利用手中权势， 创办了一些官报。同时，他还用公款创办或盘进了一些民间报纸，这些报纸打着民办的招牌， 其实是袁控制的御用报纸。这些御用报纸主要有北京的《国权报》、《金钢报》、《亚细亚日报》； 长沙的《国民新报》；上海的《神州日报》。其中《亚细亚日报》较有影响，它是袁世凯的御 用报纸中言论最猖獗露骨的一家。《亚细亚日报》主编薛大可，袁世凯称帝期间，该报带头 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记者署名称“臣记者”。1915 年 9 月迁到上海出 版，遭到革命党人和爱国人民的抵制，报馆接连两次被炸，勉强维持到 1916 年停刊。 第二，收买报纸，为己所用。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统治期间，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政府
津贴的报纸，总数在125家以上。北京的《国华报》、《黄钟日报》、《新社会日报》、《国权报》、 《京津日报》、《大自由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广州的《华国报》等都被 袁收买过。袁收买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一次付给巨款，有的长期给予津贴，有的则是零星的 施舍。此外，对一些有影响的发行人、编辑记者，袁世凯还以发干薪、致送宣传费、著作费 等方式进行收买拉拢，要求他们为自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 第三，制订法律，限制新闻自由。为了给推残新闻言论自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1912年到1914年，袁世凯政府先后颁布《戒严法》、《治安警察法入、《报纸条例》和《出 版法》。这些法令，不仅措词含混，为当局任意摧残新闻出版物提供方便：而且，其规定十 分苛刻，处置也极为严厉。要求所有报刊每日出版前必须呈送给警察机关备案审查，警察机 关有随意停止报纸出版的权力。当局动辄以“淆乱政体”、“妨害治安”、漫露“外交军事之 秘密”等罪名对报纸和报人加以惩处。 第四，残酷镇压和迫害反袁报纸与报人。袁世凯从篡权之日起，利用他的死党亲信 对各地的报刊进行严厉的摧残与追害。在北京，1912年6月，他的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 指使军警200余人，包围、打砸中央新闻报社，绑走该报经理、主笔等工作人员11人。湖 北、湖南、山西、广东、福建等省，先后发生捣毁、查封报馆，殴打、速捕、杀害报人的事 件。如在武汉，袁的副总统黎元洪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捏造种种罪名查封了《大江报》等 6家革命报纸。黎还亲自下令杀害了《大江报》主笔凌大同。在广东，1912年上半年，都督 陈炯明查封了广州（公言报》、《佗城独立报》，杀害了报人黄世仲、陈听香。1915年袁世凯 称帝前后，袁又向反对帝制的报刊进行残酷迫害。这次遭受浩劫的，不仅有革命党人的报刊， 而且有先前依附袁世凯，但这时反对袁复辟帝制的进步党系统的报刊。据统计，从1912年 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的4年零两个月，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受传讯， 9家被军警捣毁：记者至少有24人被枪杀，60人入狱。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 期。 第三节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 民国初期新闻报道受重视，记者社会地位提高是这个时期新闻事业的一个特点。为 适应激烈的报业竞争需要，一些财力雄厚的报纸争相重金聘用有才华的记者长驻当时全国政 治中心北京，出现了一批以擅长撰写北京新闻而著名的新闻记者。其代表人物有黄远生、邵 飘萍、林白水、刘少少、徐凌霄、胡政之、张季鸾等
津贴的报纸，总数在 125 家以上。北京的《国华报》、《黄钟日报》、《新社会日报》、《国权报》、 《京津日报》、《大自由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广州的《华国报》等都被 袁收买过。袁收买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一次付给巨款，有的长期给予津贴，有的则是零星的 施舍。此外，对一些有影响的发行人、编辑记者，袁世凯还以发干薪、致送宣传费、著作费 等方式进行收买拉拢，要求他们为自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 第三，制订法律，限制新闻自由。为了给摧残新闻言论自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 1912 年到 1914 年，袁世凯政府先后颁布《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和《出 版法》。这些法令，不仅措词含混，为当局任意摧残新闻出版物提供方便；而且，其规定十 分苛刻，处置也极为严厉。要求所有报刊每日出版前必须呈送给警察机关备案审查，警察机 关有随意停止报纸出版的权力。当局动辄以“淆乱政体”、“妨害治安”、泄露“外交军事之 秘密”等罪名对报纸和报人加以惩处。 第四，残酷镇压和迫害反袁报纸与报人。袁世凯从篡权之日起，利用他的死党亲信 对各地的报刊进行严厉的摧残与迫害。在北京，1912 年 6 月，他的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 指使军警 200 余人，包围、打砸中央新闻报社，绑走该报经理、主笔等工作人员 11 人。湖 北、湖南、山西、广东、福建等省，先后发生捣毁、查封报馆，殴打、逮捕、杀害报人的事 件。如在武汉，袁的副总统黎元洪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捏造种种罪名查封了《大江报》等 6 家革命报纸。黎还亲自下令杀害了《大江报》主笔凌大同。在广东，1912 年上半年，都督 陈炯明查封了广州《公言报》、《佗城独立报》，杀害了报人黄世仲、陈听香。1915 年袁世凯 称帝前后，袁又向反对帝制的报刊进行残酷迫害。这次遭受浩劫的，不仅有革命党人的报刊， 而且有先前依附袁世凯，但这时反对袁复辟帝制的进步党系统的报刊。据统计，从 1912 年 4 月至 1916 年 6 月，袁世凯统治的 4 年零两个月，全国报纸至少有 71 家被封，49 家受传讯， 9 家被军警捣毁；记者至少有 24 人被枪杀，60 人入狱。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 期。 第三节 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 民国初期新闻报道受重视，记者社会地位提高是这个时期新闻事业的一个特点。为 适应激烈的报业竞争需要，一些财力雄厚的报纸争相重金聘用有才华的记者长驻当时全国政 治中心北京，出现了一批以擅长撰写北京新闻而著名的新闻记者。其代表人物有黄远生、邵 飘萍、林白水、刘少少、徐凌霄、胡政之、张季鸾等
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记者大都受过良好的教有，有一定的新闻学修养和办报 经验，又有较好的中西学问基础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其中最为杰出的是黄远生和邵飘萍。 一、“报界奇才”黄远生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出身书香门 第，少年勒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1904年中进士后，他不愿做官，东渡日 本官费留学，专攻法律。1909年学成回国，历任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院行走、编译局纂修 官。公余，便经常为京、沪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评述。辛亥革命后，全身心地从事新闻工作。 黄远生的记者生涯是从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以后，他又编辑过梁 启超主办的《庸言》杂志，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驻北京的特约记者和 北京《亚细亚日报》的撰述，还经常为《国民公报》、《论衡》和《东方杂志》撰稿。 他善于采访，勤于写作，他尤其善写新闻通讯，是我国新闻通讯文体的开拓者。他的 作品条理清晰，夹叙夹议，文字流畅、幽默，深受读者欢迎。他在短短四五年新闻记者生涯 中，以深厚的中西学问基础、超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新闻采写技巧，一举成为民初新 闻记者中的名记者，被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为“报界之奇才”。1915年12月25日， 黄远生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派人刺杀，年仅31岁。黄远生的文集 《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作品为主，占四分之三以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 通讯集。 黄远生善于思考，不断总结，把实践中的感受上升到理性认识，因此在新闻思想方 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对新闻记者提出的“四能”要求，即脑筋能想， 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他说：“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 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 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8】 黄远生不仅提出“四解”也实践着“四能”他虽然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很短，却能成为名记 者。 二、报界全才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原名新成，又名镜清、振青，字飘萍，笔名阿平、素味平生， 浙江金华人，13岁就中了秀才。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时值辛亥革命后期。 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的大辩论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读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
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记者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新闻学修养和办报 经验，又有较好的中西学问基础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其中最为杰出的是黄远生和邵飘萍。 一、“报界奇才”黄远生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出身书香门 第，少年勤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1904 年中进士后，他不愿做官，东渡日 本官费留学，专攻法律。1909 年学成回国，历任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院行走、编译局纂修 官。公余，便经常为京、沪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评述。辛亥革命后，全身心地从事新闻工作。 黄远生的记者生涯是从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以后，他又编辑过梁 启超主办的《庸言》杂志，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驻北京的特约记者和 北京《亚细亚日报》的撰述，还经常为《国民公报》、《论衡》和《东方杂志》撰稿。 他善于采访，勤于写作，他尤其善写新闻通讯，是我国新闻通讯文体的开拓者。他的 作品条理清晰，夹叙夹议，文字流畅、幽默，深受读者欢迎。他在短短四五年新闻记者生涯 中，以深厚的中西学问基础、超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新闻采写技巧，一举成为民初新 闻记者中的名记者，被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为“报界之奇才”。1915 年 12 月 25 日， 黄远生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派人刺杀，年仅 31 岁。黄远生的文集 《远生遗著》4 卷，以新闻通讯作品为主，占四分之三以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 通讯集。 黄远生善于思考，不断总结，把实践中的感受上升到理性认识，因此在新闻思想方 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对新闻记者提出的“四能”要求，即脑筋能想， 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他说：“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 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 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8】 黄远生不仅提出“四解”也实践着“四能”他虽然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很短，却能成为名记 者。 二、报界全才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原名新成，又名镜清、振青，字飘萍，笔名阿平、素昧平生， 浙江金华人，13 岁就中了秀才。1902 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时值辛亥革命后期， 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的大辩论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读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
则使他萌发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和“新闻救国”的思想。1905年毕业后回金华 教书，同时应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1911年浙江宣布独立后，他怀者为民主共和而战 的激情奔赴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任主笔，他不畏权势，不受利诱，撰写了大量论说、时 评和随笔，抨击袁世凯及军阀的专横跋扈，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 《汉民日报》同时被封。1914年出狱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政法学校。在此期 间，他与同学创办了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发稿。1916年春回国后，受聘于上海《申报》、《时 报》和《时事新报》，主要撰写时评。袁世凯死后，《申报》聘他为驻京特派记者。 与此同时，他于1916年8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并以此为依托开展了有声有 色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他每天都向《申报》发去新闻专电和内容较为详细的《北京特别通 信》，对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及国会的动态作出翔实可靠的报道，先后写了200多篇“北 京特别通信”，深受读者欢迎。 1918年10月，他又在北京创办大型日报《京报》，自任社长，并兼任北京大学新 闻学研究会讲师主讲新闻采访学。1919年8月《京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卖国政策被封， 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出任大阪《朝日新闻》特约记者。1920年回国后恢复《京报》，锐意 改革，使该报成为北方很有影响的大报。 邵飘萍毕生从事新闻工作，当过通讯员、编辑、特派记者、主笔、社长，办过通讯 社，并从事过新闻学研究和教育工作，是民初新闻界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1925年，邵飘 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名杀害 于北京。邵飘萍1923年出版的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第一部新闻采访学专著。 三、其他著名记者 林白水(18761926年)，名懈，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白水等，福建侯官 (今闽侯)人，曾两度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兼学新闻。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中国白话报》、 《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北京《公言报》、《新社会报》、《社会日报》等报纸的编辑、记 者、主编和社长。1926年8月6日因所写《官僚之运气》一文触犯当局，被奉系军阀张宗 昌杀害。 刘少少(1870-1929年)，原名鼐和，字少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戊戌政变 后留学日本，习法政，并为杨度在东京所办《中国新报》撰稿。回国后任北京《帝国日报》 编辑，开始用“少少”（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意）笔名，在新闻界崭露头角，“京国咸知 刘少少其人”。武昌起义后，先后担任《湖南公报》、《公言》、《中华》等报刊的编辑、记者
则使他萌发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和“新闻救国”的思想。1905 年毕业后回金华 教书，同时应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1911 年浙江宣布独立后，他怀着为民主共和而战 的激情奔赴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任主笔， 他不畏权势，不受利诱，撰写了大量论说、时 评和随笔，抨击袁世凯及军阀的专横跋扈，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 《汉民日报》同时被封。1914 年出狱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政法学校。在此期 间，他与同学创办了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发稿。1916 年春回国后，受聘于上海《申报》、《时 报》和《时事新报》，主要撰写时评。袁世凯死后，《申报》聘他为驻京特派记者。 与此同时，他于 1916 年 8 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并以此为依托开展了有声有 色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他每天都向《申报》发去新闻专电和内容较为详细的《北京特别通 信》，对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及国会的动态作出翔实可靠的报道，先后写了 200 多篇“北 京特别通信”，深受读者欢迎。 1918 年 10 月，他又在北京创办大型日报《京报》，自任社长，并兼任北京大学新 闻学研究会讲师主讲新闻采访学。1919 年 8 月《京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卖国政策被封， 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出任大阪《朝日新闻》特约记者。1920 年回国后恢复《京报》，锐意 改革，使该报成为北方很有影响的大报。 邵飘萍毕生从事新闻工作，当过通讯员、编辑、特派记者、主笔、社长，办过通讯 社，并从事过新闻学研究和教育工作，是民初新闻界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1925 年，邵飘 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26 年 4 月 26 日，被奉系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名杀害 于北京。邵飘萍 1923 年出版的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第一部新闻采访学专著。 三、其他著名记者 林白水（1876-1926 年），名懈，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白水等，福建侯官 （今闽侯）人，曾两度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兼学新闻。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中国白话报》、 《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北京《公言报》、《新社会报》、《社会日报》等报纸的编辑、记 者、主编和社长。1926 年 8 月 6 日因所写《官僚之运气》一文触犯当局，被奉系军阀张宗 昌杀害。 刘少少（1870-1929 年），原名鼐和，字少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戊戌政变 后留学日本，习法政，并为杨度在东京所办《中国新报》撰稿。回国后任北京《帝国日报》 编辑，开始用“少少”（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意）笔名，在新闻界崭露头角，“京国咸知 刘少少其人”。武昌起义后，先后担任《湖南公报》、《公言》、《中华》等报刊的编辑、记者
主笔。袁世凯办的《亚细亚日报》初创时，曾应聘担任主笔。刘少少在当时新闻界有“怪杰” 之称。他的报刊文章“庄谐杂出”，“时有新意”，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 徐凌霄(1888-1961年)，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江苏宜兴人。1916年起继黄远生之 后为《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所写北京通讯深受读者欢迎。他的通讯内容文笔优美 而富有情趣，并注意介绍有关人物的历史背景，引人入胜。他对中国传统戏曲也很有研究， 是民初著名的报刊刷评专栏作家。 胡政之(1889-1949年)，名霖，字政之，笔名冷观，四川成都人。1907年赴日留学， 习法律，1911年回国后从事新闻工作。在担任上海《大共和报》驻京特派记者期间，采写 过许多有影响的新闻专电。1916年，担任王郅隆主办时期的天津《大公报》的经理兼总编 辑。1918年欧战结束时赴欧采访，是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的中国记者。和会结束后，他连 续访问了英、法、意等国，撰写发表旅游通讯，名噪一时。 张季鸾(1888-1941)，中国新闻记者、报刊主编、政论家。名炽章，字季鸾，笔名 一苇、榆民等，陕西检林人。1903年考入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校，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 任《夏声》杂志主编。1910年任上海《民立报》记者。1913年创办北京《民立报》，最先在 报纸上技露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定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张因此而被捕入狱。 出狱后回上海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后又任《民信日报》总编辑，积极进行反袁宣传。袁 死后，任上海《新闻报》驻京特派记者和政学系机关报《中华新报》总编。1918年因揭露 段祺瑞政府卖国借款的消息再次入狱。张季鸾在辛亥革命前夕和民国初期己崭露头角，有 定影响。1926年9月，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后，张季鸾担任总编辑和副总经理，这个 时期他在新闻的制作、版面编排和评论写作等方面的能力、才华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和发挥。 此外，民初以新闻采访写作著名的记者还有张蕴斋、朱少屏、李昭实等
主笔。袁世凯办的《亚细亚日报》初创时，曾应聘担任主笔。刘少少在当时新闻界有“怪杰” 之称。他的报刊文章“庄谐杂出”，“时有新意”，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 徐凌霄（1888-1961 年），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江苏宜兴人。1916 年起继黄远生之 后为《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所写北京通讯深受读者欢迎。他的通讯内容文笔优美 而富有情趣，并注意介绍有关人物的历史背景，引人入胜。他对中国传统戏曲也很有研究， 是民初著名的报刊剧评专栏作家。 胡政之（1889-1949 年），名霖，字政之，笔名冷观，四川成都人。1907 年赴日留学， 习法律，1911 年回国后从事新闻工作。在担任上海《大共和报》驻京特派记者期间，采写 过许多有影响的新闻专电。1916 年，担任王郅隆主办时期的天津《大公报》的经理兼总编 辑。1918 年欧战结束时赴欧采访，是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的中国记者。和会结束后，他连 续访问了英、法、意等国，撰写发表旅游通讯，名噪一时。 张季鸾（1888-1941），中国新闻记者、报刊主编、政论家。名炽章，字季鸾，笔名 一苇、榆民等，陕西榆林人。1903 年考入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校，1905 年官费留学日本， 任《夏声》杂志主编。1910 年任上海《民立报》记者。1913 年创办北京《民立报》，最先在 报纸上披露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定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张因此而被捕入狱。 出狱后回上海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后又任《民信日报》总编辑，积极进行反袁宣传。袁 死后，任上海《新闻报》驻京特派记者和政学系机关报《中华新报》总编。1918 年因揭露 段祺瑞政府卖国借款的消息再次入狱。张季鸾在辛亥革命前夕和民国初期已崭露头角，有一 定影响。1926 年 9 月，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后，张季鸾担任总编辑和副总经理，这个 时期他在新闻的制作、版面编排和评论写作等方面的能力、才华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和发挥。 此外，民初以新闻采访写作著名的记者还有张蕴斋、朱少屏、李昭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