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 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 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 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 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 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 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 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一一兼容 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 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 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 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 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 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 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 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 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 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 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査。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 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 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 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 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 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 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 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 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 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 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 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 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 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 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 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 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 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 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 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 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 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 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 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 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 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 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 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 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 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 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 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 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 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 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 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 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 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 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 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 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 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 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 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 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 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 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 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 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 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 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 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 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
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 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 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来串门, 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 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 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 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 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 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 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 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 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 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 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30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 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 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 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 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 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 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 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 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 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 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 教授会(现在名教硏室或教员休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 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 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 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 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 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 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 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
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 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 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来串门， 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 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 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 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 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 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 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 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 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 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 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 30 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 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 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 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 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 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 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 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 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 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 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 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休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 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 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 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 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 abcd 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 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 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 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
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 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 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 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 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 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 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 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 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 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 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 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 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 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 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 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 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 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 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 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 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 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点滴一谈散漫,二谈严正;还可以再加一种,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 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 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 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 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 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 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 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 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 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
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 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 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 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 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 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 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 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 “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 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 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 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 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 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 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 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 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 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 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 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 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 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点滴一谈散漫，二谈严正；还可以再加一种，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 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 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 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 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 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 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 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 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 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
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 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 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 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 大家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 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 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淸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 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 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 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结果判决:不可能。我是 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 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 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 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 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 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 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 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 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 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先生。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 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常常借酒力说怪话。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 很好,可惜没见过。至于学识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过一种书,名 《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 因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人问他: “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他上 课,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 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我,他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 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讲得太怪,所以到 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候,林公铎解聘了。他不服,写了责问的公开信,其中用了 杨修“鸡肋”的典故,说“教授鸡肋”。我当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因为鸡肋的一面是 弃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想扔掉 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 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钞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 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 谐讽刺,或说嬉笑怒骂,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
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 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 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 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 大家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 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 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 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 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 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结果判决：不可能。我是 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 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 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 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 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 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 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 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 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 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先生。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 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常常借酒力说怪话。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 很好，可惜没见过。至于学识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过一种书，名 《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 因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人问他： “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他上 课，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 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我，他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 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讲得太怪，所以到 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候，林公铎解聘了。他不服，写了责问的公开信，其中用了 杨修“鸡肋”的典故，说“教授鸡肋”。我当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因为鸡肋的一面是 弃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想扔掉 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 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钞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 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 谐讽刺，或说嬉笑怒骂，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
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 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已的什么。考题四道 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 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饺 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梧”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 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 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 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 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 容易的。 如果问,你认识钱三强吗?大家都会说认识,他是居里夫妇的学生,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著名科学家。如果问,你认识钱三强的父亲吗?人们大多会摇摇头,露出迷茫的神情。钱三 强的父亲就是钱玄同 钱玄同现在的名气和影响赶不上钱三强,是因为当代中国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力以求得国 内昌盛;而在一个世纪之前,当现代中国需要文化的化蛹成蝶,以摆脱愚盲和困顿时,钱玄 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丝毫不亚于“乃儿”。 钱家是浙江湖州的大户,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进士,同一科 上榜的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伯父钱振伦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后来做了翁同 穌的姐夫。钱振常在北京当了几年小官,发觉远不如回乡教书有味,因为他教书教出了蔡元 培这样的学生。但他妻子死得早,几番颠沛,甚是落寞,南归后便娶了一房侧室。不久,就 有了钱玄同 钱玄同没法不让父亲在62岁那年生下自己,他能够诞生已属万幸。但他也多了两样附 加品,一是经常生病的身体:二是父亲超常的严教。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那几乎是一部 与病魔作斗争的历史——失眠、多汗、发寒热、神经衰弱、视网膜炎、心血管病等,他不跑, 不跳,走路小心翼翼,生怕踩上香蕉皮,四十岁过后就要用手杖。各种疾病在他的身体上狂 欢,钱玄同只是一个乖乖的看客,任它们把他的血气和精力渐渐蚕食殆尽:看得不耐烦的时 候,他就狂躁,容易激动和情绪化。他不是一个好性格的人,但严格的家教让他成长得别具 格,他一边成为摧枯拉朽的文化斗士,一边又是恭敬和顺的孝悌子弟 晚年得子,自然备受宠爱。父亲宠爱的方式往往是严,越严表明爱得越深,期待越高。 钱玄同三岁就必须站在书架旁诵读父亲写的一条条《尔雅》,有时读得他两腿僵直,无法走 路,由仆人抱回睡房里去 父亲把钱玄同管教到12岁,估计儿子的治学基础打得差不多了,旋即撒手人寰。长兄 钱恂和长嫂单士厘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钱恂是晚清最能干的外交人才,他将大量的西文知 识介绍到中国来,对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现代学科均有较深造诣,他自己最看重的是 家传的音韵学。音韵学后来也成为钱玄同的主要治学方向 长兄如父,何况他比钱玄同大了33岁,各方面亦足可为父。严兄慈嫂,使钱玄同成长
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 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已的什么。考题四道， 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 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饺 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梧”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 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 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 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 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 容易的。 如果问，你认识钱三强吗？大家都会说认识，他是居里夫妇的学生，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著名科学家。如果问，你认识钱三强的父亲吗？人们大多会摇摇头，露出迷茫的神情。钱三 强的父亲就是钱玄同。 钱玄同现在的名气和影响赶不上钱三强，是因为当代中国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力以求得国 内昌盛；而在一个世纪之前，当现代中国需要文化的化蛹成蝶，以摆脱愚盲和困顿时，钱玄 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丝毫不亚于“乃儿”。 钱家是浙江湖州的大户，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是同治十年（1871 年）的进士，同一科 上榜的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伯父钱振伦是道光十八年（1838 年）进士，后来做了翁同 龢的姐夫。钱振常在北京当了几年小官，发觉远不如回乡教书有味，因为他教书教出了蔡元 培这样的学生。但他妻子死得早，几番颠沛，甚是落寞，南归后便娶了一房侧室。不久，就 有了钱玄同。 钱玄同没法不让父亲在 62 岁那年生下自己，他能够诞生已属万幸。但他也多了两样附 加品，一是经常生病的身体；二是父亲超常的严教。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那几乎是一部 与病魔作斗争的历史——失眠、多汗、发寒热、神经衰弱、视网膜炎、心血管病等，他不跑， 不跳，走路小心翼翼，生怕踩上香蕉皮，四十岁过后就要用手杖。各种疾病在他的身体上狂 欢，钱玄同只是一个乖乖的看客，任它们把他的血气和精力渐渐蚕食殆尽；看得不耐烦的时 候，他就狂躁，容易激动和情绪化。他不是一个好性格的人，但严格的家教让他成长得别具 一格，他一边成为摧枯拉朽的文化斗士，一边又是恭敬和顺的孝悌子弟。 晚年得子，自然备受宠爱。父亲宠爱的方式往往是严，越严表明爱得越深，期待越高。 钱玄同三岁就必须站在书架旁诵读父亲写的一条条《尔雅》，有时读得他两腿僵直，无法走 路，由仆人抱回睡房里去。 父亲把钱玄同管教到 12 岁，估计儿子的治学基础打得差不多了，旋即撒手人寰。长兄 钱恂和长嫂单士厘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钱恂是晚清最能干的外交人才，他将大量的西文知 识介绍到中国来，对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现代学科均有较深造诣，他自己最看重的是 家传的音韵学。音韵学后来也成为钱玄同的主要治学方向。 长兄如父，何况他比钱玄同大了 33 岁，各方面亦足可为父。严兄慈嫂，使钱玄同成长
很快,他因此对兄嫂格外恭顺。他办《新青年》的时候,生怕哥哥看见了那本杂志,总是遮 遮掩掩,但还是被钱恂看到,他看到了却没吭声。钱玄同痛恨阴历和跪拜礼,但哥哥在世时 他每年阴历年底都要携妻到哥哥家跪拜祖先。他的同学茅盾忆及当年,说玄同见了兄长,比 耗子见了猫还害怕 这句话一点不过分。钱玄同的婚姻是哥哥安排的,其夫人虽属名门闺秀,但钱玄同毫无 恋爱的感觉。他有抵触情绪,弄得新婚那天“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他接受了,而且 默默地坚守着。夫人亦多病,跟钱玄同不同的是,她一病就很危险,苦了钱玄同十年如一日 辛苦伺候。他们没有感情基础,缺乏共鸣,夫妻生活极少,钱玄同在北京师大和孔德学校教 书时,一般住在学校宿舍里,很少回家:他在家里常常和夫人斗气、闹别扭,一出家门就沮 丧地告诉朋友:“今天又掉了轮子。”他把古语“脱辐”用白话翻译过来,用作他们夫妻吵架 的专用词。 熟知他家里底细的朋友劝他纳妾,或者找女朋友。他坚决拒绝。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为了革命。“《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最精彩的话在后面 “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 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 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 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 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 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鲁迅冲破包办婚姻的牢笼,毅然与许广平结合,以实际行动向旧礼教开炮,赢得叫好 钱玄同苦守包办婚姻的围城,是为了建立新文化的信用,以更有力地向旧礼教开炮,我以为 更为难得。在他的操守面前,揎拳怒目要维持旧礼教、却又养着三妻四妾的糟老头子,还有 什么话说呢! 所以,钱玄同的好朋友黎锦颐说他是“纲常名教中的完人”。 1917年,已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 不久担任轮流编辑,跃居《新青年》四大台柱之一。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乃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文人们公认的革命对象,这两个对 象都是钱玄同一把揪出来的。中国的古文学在当时主要有两大派,一是桐城派,代表人物严 复、林琴南等:二是选派,主要人物樊増祥、易顺鼎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曾 指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 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 桐城派本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 故有此名。桐城派义法至上,思想先行,语句蛮硬,行文刻板,八股气息甚浓。而选学本指 对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进行注释研究之学,《文选》中大多是唐代以前的骈体文 骈体文作家喜欢以此书标榜,故亦称骈体文家为“选学家”。鲁迅讥讽这些人是“抱住《文 选》找词汇”。到了晚清,选派的繁芜靡丽文字成为吹捧优伶、阿谀妓女的酸腐伎俩和肉麻 工具,封为“妖孽”毫不为过
很快，他因此对兄嫂格外恭顺。他办《新青年》的时候，生怕哥哥看见了那本杂志，总是遮 遮掩掩，但还是被钱恂看到，他看到了却没吭声。钱玄同痛恨阴历和跪拜礼，但哥哥在世时， 他每年阴历年底都要携妻到哥哥家跪拜祖先。他的同学茅盾忆及当年，说玄同见了兄长，比 耗子见了猫还害怕。 这句话一点不过分。钱玄同的婚姻是哥哥安排的，其夫人虽属名门闺秀，但钱玄同毫无 恋爱的感觉。他有抵触情绪，弄得新婚那天“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他接受了，而且 默默地坚守着。夫人亦多病，跟钱玄同不同的是，她一病就很危险，苦了钱玄同十年如一日 辛苦伺候。他们没有感情基础，缺乏共鸣，夫妻生活极少，钱玄同在北京师大和孔德学校教 书时，一般住在学校宿舍里，很少回家；他在家里常常和夫人斗气、闹别扭，一出家门就沮 丧地告诉朋友：“今天又掉了轮子。”他把古语“脱辐”用白话翻译过来，用作他们夫妻吵架 的专用词。 熟知他家里底细的朋友劝他纳妾，或者找女朋友。他坚决拒绝。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为了革命。“《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最精彩的话在后面： “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 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 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 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 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 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鲁迅冲破包办婚姻的牢笼，毅然与许广平结合，以实际行动向旧礼教开炮，赢得叫好。 钱玄同苦守包办婚姻的围城，是为了建立新文化的信用，以更有力地向旧礼教开炮，我以为 更为难得。在他的操守面前，揎拳怒目要维持旧礼教、却又养着三妻四妾的糟老头子，还有 什么话说呢！ 所以，钱玄同的好朋友黎锦颐说他是“纲常名教中的完人”。 1917 年，已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 不久担任轮流编辑，跃居《新青年》四大台柱之一。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乃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文人们公认的革命对象，这两个对 象都是钱玄同一把揪出来的。中国的古文学在当时主要有两大派，一是桐城派，代表人物严 复、林琴南等；二是选派，主要人物樊增祥、易顺鼎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曾 指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 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 桐城派本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 故有此名。桐城派义法至上，思想先行，语句蛮硬，行文刻板，八股气息甚浓。而选学本指 对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进行注释研究之学，《文选》中大多是唐代以前的骈体文， 骈体文作家喜欢以此书标榜，故亦称骈体文家为“选学家”。鲁迅讥讽这些人是“抱住《文 选》找词汇”。到了晚清，选派的繁芜靡丽文字成为吹捧优伶、阿谀妓女的酸腐伎俩和肉麻 工具，封为“妖孽”毫不为过
当时新与旧的斗争异常惨烈。双方不惜使用过激言辞,当然那时的过激言辞与现在大为 不同,那时是直奔主题,革命到底,为了泼出脏水恨不得把孩子也抛掉;现在是动不动撇开 主题,人身攻击,把对手的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骂个遍。钱玄同站在新文化的最前沿高喊: 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 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之故。”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同样毫不客气地说:“我以为 要少一一或者竞不一一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钱玄同和周氏兄弟是日本留学时的同窗,他们常聚在一起聊天,钱玄同口若悬河,而且 他一边说一边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鲁迅戏称他为“爬翁”。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 云,与陈独秀、胡适同享“三杰”之誉,那时还不叫鲁迅的周树人正在补树书屋寓所里埋首 古籍,抄写碑文,年过36岁的他感时伤世,报国无门,一副郁闷不堪的神情。一天晚上, 好朋友钱玄同来了,翻着一叠抄写好的碑文问:“这抄了有什么用?”答曰:“没用。”再问: “抄了是什么意思?答曰:“没意思。”钱玄同即时点题:“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 人悲愤地站起来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 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 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斩截地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激醒 了周树人,他走到窗前,对着外面的皓月长吁一口气,然后坐到桌前,提起笔来。新文学历 史上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呼之而出,而即将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亦应运而生 胡适是白话写作第一人。早在1917年10月,他把一年来写的白话诗编成《尝试集》, 要找一个作序的人。胡适想到了钱玄同。那时胡适并没有见过钱玄同,但三个月前,钱玄同 在《新青年》上发文对胡适新诗提出意见,认为他的白话诗犹未能脱尽文言的窠臼。胡适认 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特意致信感谢,并再不用文言入诗。钱玄同很高兴为《尝试集》 写序,他在序言中阐述了“言文一致”的道理,认为手上写的和嘴上说的应该一致,这种一致 正是新文化运动最为内在的要求 中国新文学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就这样都和钱玄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将钱 玄同比喻为“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应该说实至名归 然而,钱玄同不只是揭幕了事,大幕拉开,他还亲自唱戏。他署名“王敬轩”,和刘半 农在《新青年》联手演出的双簧大戏,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鲁迅称这是一场大仗。这出 大戏的直接结果便是让守旧派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了。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领袖林 琴南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处心积虑攻击《新青年》几位编辑,以田其 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荆生”是林琴南幻想出的 个英雄,让他把田、狄、金三人痛打一顿,以解心头之气。此后,钱玄同幽默地常以“金心 异”自称,鲁迅也叫他“心异兄”。 五四以后,中国史学派掀起一场疑古辨伪的运动。这一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 疑古方能创新,辨伪才能求真。钱玄同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成为疑古辨伪运动的主将。他废 姓改名“疑古玄同”,其决心可见一斑。 1911年2月,钱玄同向浙江今文经学家崔适请教。崔适笃信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说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钱玄同于是专宗今文,全面怀疑儒 家古文经典。汉代刘歆托孔子之名,伪造经典,实则是为了哄抬自己身价,以圣人的代言人
当时新与旧的斗争异常惨烈。双方不惜使用过激言辞，当然那时的过激言辞与现在大为 不同，那时是直奔主题，革命到底，为了泼出脏水恨不得把孩子也抛掉；现在是动不动撇开 主题，人身攻击，把对手的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骂个遍。钱玄同站在新文化的最前沿高喊： “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 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之故。”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同样毫不客气地说：“我以为 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钱玄同和周氏兄弟是日本留学时的同窗，他们常聚在一起聊天，钱玄同口若悬河，而且 他一边说一边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鲁迅戏称他为“爬翁”。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 云，与陈独秀、胡适同享“三杰”之誉，那时还不叫鲁迅的周树人正在补树书屋寓所里埋首 古籍，抄写碑文，年过 36 岁的他感时伤世，报国无门，一副郁闷不堪的神情。一天晚上， 好朋友钱玄同来了，翻着一叠抄写好的碑文问：“这抄了有什么用？”答曰：“没用。”再问： “抄了是什么意思？”答曰：“没意思。”钱玄同即时点题：“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 人悲愤地站起来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 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 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斩截地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激醒 了周树人，他走到窗前，对着外面的皓月长吁一口气，然后坐到桌前，提起笔来。新文学历 史上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呼之而出，而即将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亦应运而生。 胡适是白话写作第一人。早在 1917 年 10 月，他把一年来写的白话诗编成《尝试集》， 要找一个作序的人。胡适想到了钱玄同。那时胡适并没有见过钱玄同，但三个月前，钱玄同 在《新青年》上发文对胡适新诗提出意见，认为他的白话诗犹未能脱尽文言的窠臼。胡适认 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特意致信感谢，并再不用文言入诗。钱玄同很高兴为《尝试集》 写序，他在序言中阐述了“言文一致”的道理，认为手上写的和嘴上说的应该一致，这种一致 正是新文化运动最为内在的要求。 中国新文学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就这样都和钱玄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将钱 玄同比喻为“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应该说实至名归。 然而，钱玄同不只是揭幕了事，大幕拉开，他还亲自唱戏。他署名“王敬轩”，和刘半 农在《新青年》联手演出的双簧大戏，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鲁迅称这是一场大仗。这出 大戏的直接结果便是让守旧派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了。1919 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领袖林 琴南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处心积虑攻击《新青年》几位编辑，以田其 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荆生”是林琴南幻想出的一 个英雄，让他把田、狄、金三人痛打一顿，以解心头之气。此后，钱玄同幽默地常以“金心 异”自称，鲁迅也叫他“心异兄”。 五四以后，中国史学派掀起一场疑古辨伪的运动。这一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 疑古方能创新，辨伪才能求真。钱玄同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成为疑古辨伪运动的主将。他废 姓改名“疑古玄同”，其决心可见一斑。 1911 年 2 月，钱玄同向浙江今文经学家崔适请教。崔适笃信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说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钱玄同于是专宗今文，全面怀疑儒 家古文经典。汉代刘歆托孔子之名，伪造经典，实则是为了哄抬自己身价，以圣人的代言人
自居,终于成功地被篡汉的王莽奉为国师。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惟一下场是被政治强暴,落得 始乱终弃的命运,政治享受了快感之后,对学术是毫不负责任的。刘歆的行为即便在当时都 令“学士迷惑”,但他已陷得太深,竞然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康有为写出了“字字精确”的《新学伪经考》,扯开古人伪造儒家经典的“黑幕”。但他 为了给自己的维新变法张目,却再作《孔子改制考》,出尔反尔,说六经都是孔子托古而作 数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他把孔子打扮成儒教教主和古代改革家的伟岸形象,和刘歆走的差 不多是同一条路子,使出的计谋亦不见得高明多少 钱玄同看了这两本书,有过短暂的疑惑,但他马上清醒过来。他站在学术的角度疑古, 于是看到历史上种种疑古的实用性,依然是功利对学术的抹杀;他站在思想的高度辨伪,于 是看到历史上种种辨伪的虚伪性,赫然是政治对思想的诱奸。他大胆地说:“六经固非姬旦 政典,亦非孔子的托古著作,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价值。” 他极力主张让疑古回到学术的正轨上来,“考辨真伪,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 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全无关系”,因此要去掉崇圣尊经之成见,以求真求实为目的。以 此为依据,钱玄同又发惊天之言: “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 这话说错了吗?一点没错。新文化运动转眼将过百年华诞,这一个世纪里,中国真正意 义上的历史学家,又有几人!钱玄同认为,宋代以降有四个大学者,本来都是可以有大成就 的,因为被“经”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这四个人分别是朱熹、颜元、章学诚、崔述。但 要知道,被“经”罩住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悲剧,古亦然,今更如此 钱玄同对“经”的认识是颠覆性的。他曾写信给顾颉刚,谈对《诗经》的看法,真是非 常独到:“《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 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接着,他全面阐述自己的经学观点,说孔子无删 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书,《诗》辑集的时代在 孔子之前,《书》是三代时候的文件类编,《礼仪》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周礼》是 刘歆伪造的,《乐》本无经,《易》是生殖器时代崇拜的东西,《春秋》是一部“断烂朝报 和“流水帐簿”,《左传》是战国时一个文学家编的别国史 六经的性质及其是否为孔子所作,一直是经今古文学争论的焦点。古文学家认为六经是 周公政典,孔子将前代史料重加修订,做的是历史学家的事:今文家则认为六经大部分是孔 子所作,而且他作六经是为了阐发“微言大义”,孔子摇身一变,成了政治家。钱玄同则剥 掉了六经的神圣外衣,把六经与孔子分家,从而还孔子以学者和教师的本来面目 两千多年来,孔子被历朝政治家不断变成他们所需要的“孔子”,孔子的形象在后人眼 里早已晦暗不明。孔子被捧得愈高,人们就越看不清他。要还孔子的本来面目,要维护孔子 的真实形象,首先就要打倒孔教,因为孔教不是孔子的,而是政治家们的。 “一部《论语》确是古代大学者的言论。乃无端将几部无条理、无系统、真伪杂糅、乱 七八糟的什么‘经’也算在孔二先生的著作,还造了许多妖魔鬼怪之谈……强说是他老人家 说过这样不通可笑的话,他真被冤诬了
自居，终于成功地被篡汉的王莽奉为国师。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惟一下场是被政治强暴，落得 始乱终弃的命运，政治享受了快感之后，对学术是毫不负责任的。刘歆的行为即便在当时都 令“学士迷惑”，但他已陷得太深，竟然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康有为写出了“字字精确”的《新学伪经考》，扯开古人伪造儒家经典的“黑幕”。但他 为了给自己的维新变法张目，却再作《孔子改制考》，出尔反尔，说六经都是孔子托古而作， 数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他把孔子打扮成儒教教主和古代改革家的伟岸形象，和刘歆走的差 不多是同一条路子，使出的计谋亦不见得高明多少。 钱玄同看了这两本书，有过短暂的疑惑，但他马上清醒过来。他站在学术的角度疑古， 于是看到历史上种种疑古的实用性，依然是功利对学术的抹杀；他站在思想的高度辨伪，于 是看到历史上种种辨伪的虚伪性，赫然是政治对思想的诱奸。他大胆地说：“六经固非姬旦 政典，亦非孔子的托古著作，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价值。” 他极力主张让疑古回到学术的正轨上来，“考辨真伪，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 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全无关系”，因此要去掉崇圣尊经之成见，以求真求实为目的。以 此为依据，钱玄同又发惊天之言： “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 这话说错了吗？一点没错。新文化运动转眼将过百年华诞，这一个世纪里，中国真正意 义上的历史学家，又有几人！钱玄同认为，宋代以降有四个大学者，本来都是可以有大成就 的，因为被“经”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这四个人分别是朱熹、颜元、章学诚、崔述。但 要知道，被“经”罩住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悲剧，古亦然，今更如此。 钱玄同对“经”的认识是颠覆性的。他曾写信给顾颉刚，谈对《诗经》的看法，真是非 常独到：“《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 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接着，他全面阐述自己的经学观点，说孔子无删 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书，《诗》辑集的时代在 孔子之前，《书》是三代时候的文件类编，《礼仪》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周礼》是 刘歆伪造的，《乐》本无经，《易》是生殖器时代崇拜的东西，《春秋》是一部“断烂朝报” 和“流水帐簿”，《左传》是战国时一个文学家编的别国史…… 六经的性质及其是否为孔子所作，一直是经今古文学争论的焦点。古文学家认为六经是 周公政典，孔子将前代史料重加修订，做的是历史学家的事；今文家则认为六经大部分是孔 子所作，而且他作六经是为了阐发“微言大义”，孔子摇身一变，成了政治家。钱玄同则剥 掉了六经的神圣外衣，把六经与孔子分家，从而还孔子以学者和教师的本来面目。 两千多年来，孔子被历朝政治家不断变成他们所需要的“孔子”，孔子的形象在后人眼 里早已晦暗不明。孔子被捧得愈高，人们就越看不清他。要还孔子的本来面目，要维护孔子 的真实形象，首先就要打倒孔教，因为孔教不是孔子的，而是政治家们的。 “一部《论语》确是古代大学者的言论。乃无端将几部无条理、无系统、真伪杂糅、乱 七八糟的什么‘经’也算在孔二先生的著作，还造了许多妖魔鬼怪之谈……强说是他老人家 说过这样不通可笑的话，他真被冤诬了
只此一言,钱玄同便可以说是孔二先生的异代知己 钱玄同在清光绪末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同时,去《民报》社拜见章太炎, 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听章太炎讲授音韵学。回国后,他任教于嘉兴中等学校,就职 于杭州教育专署:1913年到北京,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国文、经学教员,该校后来改为 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连续担任教授二十余年,还长期在北京大学兼课。课余,钱玄同着重 致力于国语改革运动。他和同道刘半农、赵元任、黎锦熙等,都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者 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语法习惯,在那个时候,却需要他们力排众议、奋力呼吁, 甚至不借攘臂捋袖,与守旧派对骂,才得以谋取一席之地。比如,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 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用“国语”作文 等等,在当时是一个一个的阵地,因攻陷与失落而频频易主。1917年,林玉堂(后改名林 语堂)出版《汉字索引制说明》一书,请蔡元培作序,钱玄同写跋。钱玄同在跋中率先提出 仿效英美,按拼音字母音序编纂字典词典的方法 日本的留学生涯改变了很多中国学子的精神。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以唤醒民众;而钱玄 同则认识到科学思想与现代知识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他说,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欧化。所 谓欧化,就是现代化。“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 们先走了几步”,这在当时是极有见地的。当然钱玄同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他积极宣传汉语 改用拼音文字,还喊出废除汉字的口号,就显得太过急切。1918年,他给陈独秀写信说: 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钱玄同这一过激说法招致顽固派的攻讦。鲁迅在谈到这件事时表现出他一贯的冷静和智慧: “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 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 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 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鲁迅的意思是,钱玄同以一己之辱,换来白话的坦荡通途。但钱玄同毕竟一眼看穿了古 汉语的弊习。他心里很清楚,废除有着五千年文明土壤的汉字是不可能的。他马上改变观点 认为现代中国只能提倡国语。于是,他又找到汉字改革的另一条途径:减省笔画。 “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现在是需要甚急,非赶紧着手去做不可了。我是很高兴做这 件事的。现在打定主意,从1920年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 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 1932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里说, 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民国十二年到民国二十一年,整整经过十年才完成,可以说是钱 先生一手编定的。卷首的长篇例言,也是钱玄同的手笔。1935年,钱玄同抱病起草《第一 批简字表》,为建国以后简化汉字夯下坚实基础。 钱玄同生前没出版过一本文集。他不是不能写,仅1918年一年时间他就在《新青年》 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钱文生动谐趣,文笔老辣,若精心伺弄,亦足以产生传世佳制。但钱
只此一言，钱玄同便可以说是孔二先生的异代知己。 钱玄同在清光绪末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同时，去《民报》社拜见章太炎， 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听章太炎讲授音韵学。回国后，他任教于嘉兴中等学校，就职 于杭州教育专署；1913 年到北京，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国文、经学教员，该校后来改为 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连续担任教授二十余年，还长期在北京大学兼课。课余，钱玄同着重 致力于国语改革运动。他和同道刘半农、赵元任、黎锦熙等，都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者。 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语法习惯，在那个时候，却需要他们力排众议、奋力呼吁， 甚至不惜攘臂捋袖，与守旧派对骂，才得以谋取一席之地。比如，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 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用“国语”作文 等等，在当时是一个一个的阵地，因攻陷与失落而频频易主。1917 年，林玉堂（后改名林 语堂）出版《汉字索引制说明》一书，请蔡元培作序，钱玄同写跋。钱玄同在跋中率先提出 仿效英美，按拼音字母音序编纂字典词典的方法。 日本的留学生涯改变了很多中国学子的精神。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以唤醒民众；而钱玄 同则认识到科学思想与现代知识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他说，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欧化。所 谓欧化，就是现代化。“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 们先走了几步”，这在当时是极有见地的。当然钱玄同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他积极宣传汉语 改用拼音文字，还喊出废除汉字的口号，就显得太过急切。1918 年，他给陈独秀写信说：“…… 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钱玄同这一过激说法招致顽固派的攻讦。鲁迅在谈到这件事时表现出他一贯的冷静和智慧： “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 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 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 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鲁迅的意思是，钱玄同以一己之辱，换来白话的坦荡通途。但钱玄同毕竟一眼看穿了古 汉语的弊习。他心里很清楚，废除有着五千年文明土壤的汉字是不可能的。他马上改变观点， 认为现代中国只能提倡国语。于是，他又找到汉字改革的另一条途径：减省笔画。 “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现在是需要甚急，非赶紧着手去做不可了。我是很高兴做这 件事的。现在打定主意，从 1920 年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 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 1932 年 5 月 7 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里说， 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民国十二年到民国二十一年，整整经过十年才完成，可以说是钱 先生一手编定的。卷首的长篇例言，也是钱玄同的手笔。1935 年，钱玄同抱病起草《第一 批简字表》，为建国以后简化汉字夯下坚实基础。 钱玄同生前没出版过一本文集。他不是不能写，仅 1918 年一年时间他就在《新青年》 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钱文生动谐趣，文笔老辣，若精心伺弄，亦足以产生传世佳制。但钱
玄同几乎将毕生精力都放在了国家文化发展的基础工作上,他是“述而不作”的典范,他没有 在文学上给我们留下什么,但我们现在每写一个字、每打一个标点、每一次使用字典,都晃 动着他痴迷的眼神 钱玄同无愧于一代名师。当代许多学者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 树等都是他的学生,名史家黄现璠曾是他的研究生。 他国学功底深厚,恃才傲物,脾气也是有名的火爆。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大弟子黄 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对黄大师兄却不怎么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 黄侃对钱玄同开玩笑,顺便想耍一耍大师兄的派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 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 玄同即刻翻脸,拍着桌子、指着黄侃的鼻子厉声喝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 混账!”章太炎一听不妙,赶过来打圆场 钱玄同授课更是特立独行。比如,他不写讲义,只列图表。比如,他上课时,从不看 眼究竟有没有学生缺席迟到,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比如,他 从不考试,到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从60分、61分起,如果选这一课程 的学生是40人,最后一个得到的分数就是100分;40人以上呢,则重新从60分开始。作 家张中行在北大曾选修过钱玄同的课,他说 “考而不阅卷,同样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钱先生治学,一向是求实求高,课堂 所学是入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了不相干,则认真反而是浪费,不如处理他堆 在手头的。 后来,钱玄同应邀到燕京大学兼课,他照样不批学生试卷,这与学校制度相矛盾,行不 通。学校退回给他,要求他批:;他又交与学校,仍是不批:学校再退回,他还是一字不批地 上交。校方要对他进行制裁,扣发他的薪金。钱玄同马上回复,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 奉还,判卷恕不从命。令人瞠目结舌 钱玄同从来不轻易承认是谁的先生,也不轻易许可哪一个配当他的学生。他不是架子大, 相反在学生面前,他有着特有的平和与宽容。他对大学里的学生,一概称“先生”:要是相 处熟了,他就改称“兄”。而且,他不是好玩似的叫,他叫得极严肃、认真 他和学生之间的教学一直奉行相助相长的民主原则,不遏抑玄想,不求全责备。著名语 言学家丁声树是钱玄同的得意门生,他喜欢听钱玄同的“音韵沿革”和“说文研究”两门课, 并对此有独到研究,他写的毕业论文,钱玄同打了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 另一位颇有成就的语言学家魏建功在《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一文中说 先生的伟大在‘循循善诱’而‘无拘牵挂碍’地引导后辈。只有我相随十多年才晓得 先生这一点美德,是若干旧或新的为人师者所不及!中国学问,往往只许老师包罗一个大圈 子,他的学生只算是大圈子里的若干小圈子。如此,学生的学生一辈一辈传下去,不应该也 不敢向圈子外延长一点儿。学术何以得进步呢?这现象自古有之,于今犹烈!” 钱玄同学问很深,但他坚决不做学霸学阀,他从不说不读我开的书目就不会有成绩,不 按我说的去做就不会有出息。他经常从学生的观点出发,去想办法,拓思路,找证据,从而
玄同几乎将毕生精力都放在了国家文化发展的基础工作上，他是“述而不作”的典范，他没有 在文学上给我们留下什么，但我们现在每写一个字、每打一个标点、每一次使用字典，都晃 动着他痴迷的眼神。 钱玄同无愧于一代名师。当代许多学者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 树等都是他的学生，名史家黄现璠曾是他的研究生。 他国学功底深厚，恃才傲物，脾气也是有名的火爆。30 年代初，章太炎带着大弟子黄 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对黄大师兄却不怎么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 黄侃对钱玄同开玩笑，顺便想耍一耍大师兄的派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 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 玄同即刻翻脸，拍着桌子、指着黄侃的鼻子厉声喝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 混账！”章太炎一听不妙，赶过来打圆场。 钱玄同授课更是特立独行。比如，他不写讲义，只列图表。比如，他上课时，从不看一 眼究竟有没有学生缺席迟到，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比如，他 从不考试，到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从 60 分、61 分起，如果选这一课程 的学生是 40 人，最后一个得到的分数就是 100 分；40 人以上呢，则重新从 60 分开始。作 家张中行在北大曾选修过钱玄同的课，他说： “考而不阅卷，同样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钱先生治学，一向是求实求高，课堂 所学是入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了不相干，则认真反而是浪费，不如处理他堆 在手头的。” 后来，钱玄同应邀到燕京大学兼课，他照样不批学生试卷，这与学校制度相矛盾，行不 通。学校退回给他，要求他批；他又交与学校，仍是不批；学校再退回，他还是一字不批地 上交。校方要对他进行制裁，扣发他的薪金。钱玄同马上回复，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 奉还，判卷恕不从命。令人瞠目结舌。 钱玄同从来不轻易承认是谁的先生，也不轻易许可哪一个配当他的学生。他不是架子大， 相反在学生面前，他有着特有的平和与宽容。他对大学里的学生，一概称“先生”；要是相 处熟了，他就改称“兄”。而且，他不是好玩似的叫，他叫得极严肃、认真。 他和学生之间的教学一直奉行相助相长的民主原则，不遏抑玄想，不求全责备。著名语 言学家丁声树是钱玄同的得意门生，他喜欢听钱玄同的“音韵沿革”和“说文研究”两门课， 并对此有独到研究，他写的毕业论文，钱玄同打了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 另一位颇有成就的语言学家魏建功在《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一文中说： “先生的伟大在‘循循善诱’而‘无拘牵挂碍’地引导后辈。只有我相随十多年才晓得 先生这一点美德，是若干旧或新的为人师者所不及！中国学问，往往只许老师包罗一个大圈 子，他的学生只算是大圈子里的若干小圈子。如此，学生的学生一辈一辈传下去，不应该也 不敢向圈子外延长一点儿。学术何以得进步呢？这现象自古有之，于今犹烈！” 钱玄同学问很深，但他坚决不做学霸学阀，他从不说不读我开的书目就不会有成绩，不 按我说的去做就不会有出息。他经常从学生的观点出发，去想办法，拓思路，找证据，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