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 一、引言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以儒士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一也就是通称的“士大 夫”一是一个最受尊崇的“身份团体”(status group)0;不仅名登仕版的“大 夫”有其法定的崇高身份，即使是未入仕途的“士”人也享有种种的优待。士人 固然可能富埒王侯，也可能贫无立锥，在经济上属于迥然不同的“阶级”(class), 但在法制及社会上所享受的特权和荣誉则大同小异。 ①“身份团体”(status group)一词，系Max Weber所创，指享有相似杜会地位的人群而言，以别于 以经济为主要评准的“阶级”一词，见Weber,Esays in Sociolog(trans.yH.H.Gerth and C.W.Mils, New York,l946),Pp.186一187，Weber本人即普以此观念分析士人在中国杜会的地位：见所著Tie Religion of China(trans.and ed.byH.H.Gerth,New York,.l964),pp.107-l41.以此魂点a研究中 国杜会最深人者当推程同粗先生，见T'ung-tsu Ch'a,“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inJ. K.Fairbank (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1957),pp.235-250;idem,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Hague,1965),pp.128-206:idem,Han Social Structure (Seattle, 1972),Pp.63-159
372/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的塑造，受儒家影响最大。以土居四民之首的说法，虽然可 能出之于管仲，但似为封建后期思想界普遍的看法①。造成士人优越地位最具 决定性的影响当推儒家的尚贤观念。儒家思想原以政治为主要对象，而以教育 为培养优良统治者的手段。士君子熟谙经术文学，乃为椎行礼乐致化所不可或 缺。因此，儒家虽主张有教无类，却又认为劳心的“君子”，应该“治人”和“食于 人”，居于劳力的“小人”之上，享受优崇②。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至少在形式上儒家思想已成为国家 的最高指导原则。虽然，历代帝王大多阳儒阴法，“以儒术缘饰吏治”，但像汉宣 帝那样公然承认：“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③，究属少见；因此儒家思 想对中国政治、法制有一定程度的约束性：后世帝王非崇敬儒士便无法使其政 权合法化。除去这思想上的顾虑外，在实际的层次，也有不得不崇敬儒士的苦 衷。历代帝王创业，大多凭借武力，但都面临“天下自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 的问题。为长治久安计，不得不崇用和优遇士人，以取得佐治的人才。因此，历 代君主不仅赋予已登仕版的官吏种种特权，即使在野的士子也多享有政治、经 济和法律上的优遇，和农、工、商人在身份上判然有别。瞿同祖教授认为在野士 人的实际权力与在朝官员虽大有区别，两者所受优遇及荣耀则颇为近似，同为 中国社会中的“秀异分子”(lite)④。 儒士的受优遇，在西汉已见端倪。汉代社会中，无论在朝的“大夫”或在野 的“士”都享有崇高的身份⑤。但儒士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自东汉季年以迄 ①陈登原《国史旧闻(1971年，台北)，上册，页228一229 ⑧关于儒家的杜会阶层论，参看T'ung-tsu Ch'i,“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pp. 246-248;及何两棣Ping-tiHo先生所著The Ladder o时Succes时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l964), Pp.1-9and17-21. ③《汉书》（百衲本），九二O。关于中国历朝阳儒阴法的事实，萧公权先生曾著文讨论，见所著“L心 galism and Auto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清华学报》，新四卷第二期(1964年)，页108-122。 Ch'd,"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pp.246-247. Ch',Han Social Structure,pp.63-159
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373 唐代，儒土的地位大不如前。一方面，佛、道日盛，儒家思想的普遍性和影响力 都大为削减；南北各朝，或崇僧伽，或尚玄门，儒士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乃大受威 胁。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政府为门阀所控制。当时，“土庶之分”的“士”，是指 累世簪绥的膏梁华族而言。膏梁华族，固多屡世经术，但其政治与社会地位之 取得，主要是以门第为凭借；儒士所专擅的学术既不是月且人物的评准，更不是 樱朱夺紫的主要工具①。 儒士地位的真正奠定在于两宋。若干史家认为中国近世型的士大夫即出 现于宋代②。儒士在宋代地位上升乃由下列几点原因所促成：一，思想上，儒家 复兴运动肇始于中唐，至北宋中期而达于波澜壮阔、包罗万象的地步；相反地， 佛、道二家已呈再衰三竭之势。这时儒家的声势，乃是空前所未有。此后，学问 与儒家的古典教育几乎成为可以互换的名词，所有的读书人也都自命为儒土。 二，政治上，宋代帝王为提高君权计，极力压抑武人、阀阅，提倡文治，奖励教育， 扩大科举，以为牢笼士人之具，给予种种优待③，以致当时人有“为与士大夫治天 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说法。第三，经济上，八世纪初，均田制即已衰败不行， 加以二税制度以亩定税，政府对土地兼并已不予干涉，至宋代而形成散布各地 广袤的庄园，尤以江南最为普遍。另一方面，宋代城市繁荣，商业发达，形成一 个有余资可以教育子弟的中产阶级。这些新兴的地主及都市中产阶级之家，是 士大夫的温床，也是他们的经济保障。宋代进士多数来自这些拥有坚实经济基 ①毛汉光曾分析两晋南北朝五品以上宫员逾四千人，结果证明67.1%米自士族家庭，见所著《两 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研究(1966年，台北)上册，页362， ②宫崎市定（宋元刀經濟的状態》，载《束洋文化史大系》(1941年，东京），宋元时代，页138一139： 岛田虔次，《朱子婴之陽明學》(1967年，东京)，页14。 ③参看刘子健略论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的消长》，载宋史座谈会输《宋史研究集》，四(1969年，台 北)，页189一207：王德教，《略论宋代国计上的重大难题，载《姚师从晋先生纪念论文集》(1971年，台 北)，页127一143（页132-134）
374/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础的新兴家庭①。 宋代士人成为最受优遇的身份集团，可由下列事实看出：一，在政治前途 上，由于科举的扩张，读书人的出路有了保障，儒家的经术文学与仕进发生制度 性的连锁。进士的上升，虽在中唐已发其滥觞②，但科举在宋代始成为最主要的 登仕途径③。二，在经济上，士大夫享有种种优免。不仅官员之家，列为官户，可 以免除徭役及身丁钱，而太学、州学生及得解举人也可免除徭役身丁④，在学学 生又享有廪给膳食⑤；宋代正是学田及贡士庄的扩张时代®。三，在刑罚上，宋 代继承古来“刑不上大夫”的传统，除去品官及其家人犯法，可以免杖，又可免官 赎罪外⑦，曾与省试的举人犯罪，徒杖也可听赎®。四，在荣誉上，士人成为万民 ①关于庄园之兴起与科举之家的关系，参看周藤吉之《宋代官僚制上大土地所有》(1950年，东 京).E.A.Kracke,Jr.则认为宋代东南进士最多，盖与该地区都会勃兴，商人兴起有关：见氏著 "Rgeion,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in J.K.Fairbank (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pp.260-262. ②陈寅格认为唐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皆重进士而轻明经，代表士族之衰智及新门之勃兴， 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重庆)，页53一68。孙国栋氏则修正了此一说法，孙氏根据（旧唐书》列 传，证明唐代后期宫员为名族及公卿之家出身者仍达68.8%之多，见孙著《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 《新亚学报》，四(1959年)，页211-304（页279）；Denis Twitchett近曾利用敦趋资料分析唐代统治阶层 的组成，也认为责族始终占据优势；见氏著“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in Denis Twit-. chett and A.F.Wright (eds.),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1974),pp.47-86. ③孙国栋及Kracke二氏的研究皆证明：由于科举之扩大，无官宦家庭背景者得以大量入仕，孙氏 分析宋史中北宋官员列传，指出46.1%的官员系寒族出身（前揭文，页29）。Kracke研究南宋之进士 录，证明及第进士之半数来自无壮宦背景的家庭(Kracke,“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 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2):pp.103-123(1947). ④王德《宋史研究论集》(1968，台北)，页209一212，Brain E.McKnight,.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Chicago,1971),pp.95-121;idem,"Fiscal Privileges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Sung Chi- na",in John W.Haeger (ed.)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scon,1975),pp.91-92. ⑤王健秋《宋代太学与太学生(1965年，台北)，页189一197；超铁寒，《宋代的州学》，截《宋史研究 集》，二(1964年，台北)，页343-362. ⑥杨师联陞《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二期(1961年)，页116一130（页 117-118)。 DT'ung-tsu Ch't,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p.179. 图邓開禹《中国考试度史》(1967年，台北)，页172-173
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375 美慕的对象。高门贵族，早成过去；僧、道二门，经过屡行屡禁，声势远不如前， 而读书一途，前程既大，又享受种种优遇，儒士遂成为钦慕的对象。“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一谚正反映了这一事实。 在明、清两代，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经政府认可而享优待的儒士数目大为 增加，他们的特权也有了更明确的规定。秀才、举人以及品官，皆成为政府认可 的“绅衿”或“绅士”，在政治、经济和司法上享有许多优待。绅士地位的取得，固 有一部分是靠财力捐纳而来，但大多数是凭赖个人的学问。关于明清时代绅士 的地位，论者已多，不需费辞①。 在儒士地位的演进史上，自来论者多认为元代是一个儒士地位特为低落的 时代。蒙元继金朝之后，以异族人主中国，建立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征服王朝。 金朝虽然也以外族人主，但颇重进士，元初人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②的说法， 可见儒士并未受到压抑。元代的情形却是不同。元代儒士极受歧视的说法，最 初出于南宋遗民的笔下，即是所谓“九儒十丐”的说法。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 山序说： 滑稻之雄、以儒为戏者日：“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 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 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娟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③ 郑思肖的《铁函心史》也说： 鞑法：一宫、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 所统辖。④ 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1955):T'ung-tsu Ch',Local Gover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Mass.,1962),pp.168-192;Wolfram Eberhard,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Leiden,1962),pp.204-219. ②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1962年，北京)，卷一O,页7b一8a。 ③《谢选山集（丛书集成），卷二，页20一21. ④《铁函心史(1957年，台北)，下卷，页77b
376/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谢、郑二氏原是宋遗民中有名的激进派，一方面哀故国的沦亡，另一方面悼衣冠 的沉丧，语出过激，并不意外①。但是二氏所说影响极大，近代前辈学人多仍以 “九儒十丐”一说为引得来衡量元代的社会。例如钱宾四先生在其名著《国史大 纲》中说：“大体当时的社会阶级，除却贵族、军人外，做僧侣信教最高，其次是商 人，再次是工匠，又次是猎户和农民，而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位置的 士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②蒙思明先生所著《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也 说：“儒人在元代地位的卑劣，虽不至于如谢迭山、郑所南之所形容，居于娼之 下，丐之上，要亦备受苛虐，而无以异于农民、军、站诸户者也。”③因而，蒙氏在分 析元代阶级结构时，便将儒置于僧侣、贵族、地主、富商等所谓“上层阶级”之下， 与军、民、站、医各色户计并列为“中层阶级”，仅高于奴隶、娼妓、佃户等所谓“下 层阶级”④。可见自来学者即使不完全肯定“九儒十丐”的说法，也多认为元代儒 人地位特别低落⑤，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代。 ①关于谢，郑二氏的思趣，参看Frederic W.Motc,“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in A.F.Wright (ed.),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1964),pp.252-290; 师：《铁函心史中的南人与北人问题》，《度贷》，复刊第4卷，第4期(1974年)，页1一18。 ②《国史大纲(1954年，台北)，下册，页470。 ③《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38年，北平)，页168。 ④同上，页98一206，蒙氏之书，取材宏博，见解颇有过人之处，无疑是元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但 上引元代阶级的分析，领有观念不清的毛病，蒙氏认为元代社会不仅有基于种族而设立的阶级之间的矛 盾，面且有基于经济因素而产生的阶级之间的矛盾。经济阶级间之矛盾，终于超过种族间的矛盾而导致 元代杜会的榭遗，但是，蒙氏所泸列的由经济因素而形成的各阶级中，许多与经济因素无关。地主、富 商、細户固可说由经济而形成，军、民、匠、站及僧但等则都是由政治力量而设定的户计，最初非由经济力 量所形成，而实际上也可贫可富，不能一概而论。军、民、匠、站等户计中固有地主、富商、出户，而富商、地 主、佃户也必定是这些户计中的一种。元代户计制度中，地主、富蛮并不另立。因而，蒙氏所谓“日趋混合 面后元代社会阶级”，实际上包含基于两个全然不同标准而设定的人户类别，无法说明它们个别的经济力 量及负担。 ⑤近似此类的见解，又可见于赵强《咳余必考(1957年，北京)卷四二，页943：陈登原，前据书，下 册，页568-569：岩村忍：《蒙古史杂考》(1943年，东京)，页57一58。前攀学人中对“九儒十丐”一说，也 有不背轻信者，如阮元《两浙金石志》(1824年广东刊本)，14.12b;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1934，北平)， 8.125a一126a;姚师从吾，前揭文，页15一16
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资进史上的一章/377 过去研究元代士人活动者已有不少。这些文字的出发点大多肯定元代士 人地位极其低下，失去传统的出路，从而分析他们在其传统活动范围一仕进、 经术及古典文学一以外的种种活动，如屈身胥吏，退为医卜，遁隐江湖，退避 玄门，或从事于“俚俗”的杂剧创作①。本文则拟从制度史的观点来分析元代儒 士的法定政治、经济地位，并将元代儒士与当时其他各身份团体，以及前后各代 儒士的地位，略作比较，希望从而了解元代儒士的地位是否空前低落，达到“九 儒十丐”的地步。 为使分析具体计，本文研究的对象限于所谓“儒户”。儒户并不包括元代全 部儒士在内。最初设立儒户时，虽以将金、宋科第之家尽量纳入为原则，但在当 时未获纳人之士人已有不少。以后，其他户计下的人丁亦可从师就学，研习学 问。这种土人，虽在实质上和自来儒士并无不同，但在法定身份上不属儒户。 因此，研究元代的儒户并不等于研究士人的全部。但是，以儒户为分析对象有 较为具体之利，因为儒户是元代法定的“诸色户计”的一种，正和民、军、站、匠、 僧、道等户一样②。依职业来划分户计并界定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和权利，是元代 的一种创制，部分为以后明、清所承袭③。在这种户计制度下，儒户有其法定的 权利和义务，正和明、清时代的绅士一样，便于分析。至于不在儒户的士人，并 不具有法定的儒人身份，他们的义务权利和浮沉荣辱，与儒士的身份相关不大。 因此，对儒户的分析，最可具体地看出儒人在元代制度中的地位。 ①这类研究元代士人生活及出处的文字有：程树德，《国做谈苑(1939年，上海)，上册，页87一95， 《元代士人之思想及生活：周祖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辅仁学志》，一四(1946年)页191一214：孙 克究，《元代汉文化之活动》(1968，台北)，同人，《元初南宋遗民韧述》，《东海学报，十五(1974年)，页 13-33: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泽（元杂剧研究》(1960年，台北），页110一162，wi-kam Ho何惠鉴，“Chi- nese under the Mongols",in Sherman E.Lee and Wai-kam Ho(eds.)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 (Cleveland,1968),pp.73-112;Frederic Mote,op.cit;Lo-shu Fu,"Teng Mu,A Forgotten Chinese Phi- losopher",T'oung pao 52:35-95(1965). ②关于元代的户计制度，黄清连君有颠为深入的研究，见所著元代户计度》(1977，台北)。 ③Ping-tiHo,op.cit,pp.55—67
378/内北国西外中国：裳元史研究 二、儒户设立的由来及经过 元代以前，原无儒户的设置。元代儒户的诞生，原是为救济在兵燹中流离 失所的儒士。一方面使他们与僧、道相等，取得优免赋役的地位：另一方面，也 有为国储存人才之意，并不是有意压抑儒士。 蒙古人崛兴于漠北，在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六年(1211)伐金以前，和中 原既少接触，对中原的城廓衣冠文明也认识不深。加以，蒙人的伐金，不过是其征 服世界战争的一环，汉地不过是以草原社会为中心的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s)的殖民地之一，主要着眼点在于经济的剥削和兵源的罗掘。一直到忽必烈 (Khubilai)于中统元年(1260)即位，五十年间，蒙人迄无在汉地建立中国式王朝的 计划。当时一尤其是在最初二十年间一蒙人对汉地文化及社会传统，不仅认 识肤浅，而且可说是漠不关心。儒家政治学说的重点在于偃武修文、化民成俗和 藏富于民，这和蒙古人征服汉地之目的南被北辙，全无相合之处。儒士之用途受 到忽视，原是自然不过的。成吉思汗时代，耶律楚材供职汗廷，当时便有人怀疑： “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①这恐怕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蒙古征服者的蔑视，加上遍地烽火和朝代鼎革，自来以仕进为主要出路的 汉地士大夫自然受到极大的打击。从他们的观点来看，金亡(1234)前后，真是 一个“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②的时代。他们不仅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有的 更完全失去生计的凭借，不得不在向来为土大夫所卑视的各种行业中求一枝 栖。宋使徐筵于窝阔台汗(godei Khaghan)七年(1235)访问燕京，据他说： 外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皆尚称旧官。王宣 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 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③ 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五七·一a。 ② 同上，五七·二二。 G③《黑鞑事略》（收入王国维编注，蒙古史料四种），页495
元代的幡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379 更有许多士大夫沦为驱口（即奴隶），供人驱策。因此，在这一朝代更移，价值变换 的时代，向来“治人”和“食于人”的士君子，真是百无一用，失去了传统的地位。 后来儒士取得赋役的优免，乃是援引僧、道之例。在入侵之初，蒙人对儒士 的价值虽全无认识，僧、道等宗教士却很早便受到汗廷的青睐。蒙古人固有的 宗教为萨蛮教(Shamanism),虽以常生天(M6 ngke tenggri)为最高主宰，而蒙古 可汗亦自称系“倚恃长生天的气力”而君临世界，但宇宙间森罗万象，莫不视为 神灵，是一种泛神教。而萨蛮，也就是蒙语所说的“孛额”(bo'),以能与神灵相 通，祈祷祝福，所以极受崇敬。蒙古人在人侵各文明地区后，对各地宗教之高下 优劣固无力加以判别，因而一视同仁，而把各种教士皆比之为萨蛮①，视为“告天 祝寿者”，有益于国，予以“答刺罕”(darkhan)的身份②，别于编氓、优免赋役。这 ①札奇斯饮师《西域和中原文化对蒙古帝国的影响和元朝的建立》，《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 第三册(1967年，台北)，页129一135（页130）。关于蒙古的天授王权的观念，参看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 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食货》，复刊第1卷，一二(1972年)，页1一11：Igor de Rachewi1tz,“Some Re- marks o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hingis Khan's Empire",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7:21- 36(1973.). ②“答刺罕”为一种封号，原多赐予有功者，有此称号者，可享蠲免赋役，有罪不罚等特权。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答判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成不与焉.”（世界书局本，卷一，页32一33）波 斯蒙古史家朱凡尼(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对答刺罕之特权叙述较详：“答刺罕(darkhan)者，可 免役，每战之战利品皆得独享，未经许可亦得出人官帐，犯罪免罚。且此种种特权，可译及九代，”(J心- 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Ctrans.by J.A.Boyle,2 vols.,Cambridge,Mass,1958),I,pp. 37一38)。此种封号原虽仅给予功臣，但宗教士似亦经推及，由下列诸事可证：一、据释念常《佛祖历代通 载（大正新修大戴经）卷二，702e一703a记载禅僧海云于1219年经成吉思汗传旨予以优待，说：“传成吉 思汗皇帝圣旨，道与摩花理(M加kh)国王：尔使人来说底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 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救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即客刺罕）行者！’”伊儿汗国的 学者及理财家Nasir al-Din Tusi在其论财政-文中也说，凡经国王摄升为答判罕之回教及基管数士，皆 (M.Minovi and V.Minorsky,"Nasir al-Din Tusi on Finance",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0:776(1940).显然，教士之免赋投系比照答判罕之特权；但教士恐不得享有免赋役 以外的特权。参看H.F.Schurmann,“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Har. 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22一324(1956)，岩村忍《毛ソ夕)杜會經济史)研究》(1968年，京 都)，页120一121。韩儒林《蒙古容刺罕考，羧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一·二(1940），页 155一180，对此封号的放变与意义，考证甚详，但未言及教士亦可分享答刺罕之特权
380/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种宗教普遍优容政策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已确立，著之于他的法典一“札萨” (Jasagh之中①，为其子孙所奉行不渝。 汉地各宗教中，新道教之一的全真教主邱处机于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西 会成吉思汗，讲道雪山，即已取得免差权，造成全真教在蒙元初年的显赫声势②。 至于佛教，据《佛祖历代通载》的记载，禅僧海云早于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即 已取得诏旨，命“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侮、交达里罕(darkhan)行者！”@。这 时海云所取得之免差权，不知是否包括全部佛教僧侣在内，或仅及于海云之门 徒。但在窝阔台即位之初，佛教僧侣已全部优免赋役，则是不容置疑的④。自北 朝以来，佛道由于屡经政府压抑，特权早已所剩无几，地位远逊于儒士。蒙古初 年确实是一个例外的时代。 儒人之取得和僧、道相等的权利，而有儒户之设，是在窝阔台汗十年 (1238),也就是所谓戊戌之试以后⑤。戊戌之试及儒户之设，主要由于耶律楚材 ①成青思汗对各宗救普予尊崇的规定，见Juvaini,op.cit.,I,p.16;“礼萨"中对散士普遍镯免赋税 的规定则见之于Makrizi(1364一l442)所录：“He decided that no taxes or duties should be imposed upon the descendants of Ali-Bek Abu-Taleb,without exception,as well as upon fakirs,readers of the Al-ko- ran,those who washes the bodies of the dead."(V,A.Riasanovsky,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ongol Law(Tientsin,l937),p.83).关于对“札萨"的讨论，参看Ceorge Vernadsky,“The Scope and Contents.of Chingis Khan's Yas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337-360(1938).柯立夫师(F.W. Cleaves),"Fifteen Palace Poems by K'o Chiu-ss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429-430 (1957),田村实造中题征服王朝)研究(1971，京都)，中，页387一443. ②邱处机西行后，为全真数取得之免差诏，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古史料四种），附录，页 398。关于邱处机之西行及元初全真教兴起的关系，姚师从吾曾有论著多篇，其中最后一篇为餐成吉思汗 信任邱处机与这件事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之贡献》，《文史哲学报》，一五(1966年)，页209一307。 ③《佛祖历代通我》，卷二一，73a。关于海云与蒙古汗惩之关系，参看岩井大慧，《日支佛教史论 考(1957年，东京)，页462524。 ①蒙元官籍中所载僧人得与道士同享免差之诏旨最早者为己丑年(1229)所领，见《通制条格》（国 立北平图书馆影印)29.8a一b。 ⑤关于这一次的考试，参看安部健夫《元代知藏人上科舉》，《史林》，四二·六(1959年)，页113一 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