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中国历史与文化》课程教学资源（PDF参考电子书）北大民族史文库乙种一号《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刘浦江）.pdf_大学文库

2/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力的枯竭。而要想避免这种结局，独立自我的问题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我向来有两个原则：一是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二是追求难度系数，偏好难度较大的、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未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这样的研究课题具有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至于能不能申报什么项目，有没有经费资助，是不是当下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是否合乎国际汉学界的口味等等，则只好置之度外了。老实说，近年来我也时常为这些因素所困扰，虽不能完全超然于现行学术体制之外，但总是努力去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我非常向往的是那样一种学术环境，能够完全凭着学术的感觉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而不必有其他任何功利的考虑搀杂其间，这才是一个人文学者的最佳境界。收在这部集子里的17篇论文，是从我近十年发表的作品中选出的部分篇什。因为篇幅的限制，内容严格限定为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除了与此主题无关者之外，还有两类文章没有人选，一是有关辽金史、但同时也涉及宋史的若干论文，二是我自己不甚惬意的某些文章。有的学者在将论文结集出版时，声称为保持原貌而不对文章加以改动，那样一来，岂不只是旧文的汇集重刊而已？我颇疑心这是懒惰的一个借口。后人编辑前人的论著，尽量保持原貌是可以理解的，但作者编选自己的文集，怎么可以一仍其旧呢？我有一个长年养成的习惯，在每篇论文发表之后，都会随时将所知所得记录下来，以备它日修改之用。因此需要说明的是，收人本书的论文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读者若想了解其原貌，尽可以去查阅原刊。考虑到某些论文篇幅很长，为方便读者计，每篇论文前均缀一内容提要，其中多数系直接采用初次发表时的提要，只有少数几篇提要是此次补写的。在编选这部文集的过程中，高宇同学出力甚多。为尽可能减少本书的错误，书中引用的所有史料及研究论著皆由他逐一检核原文，其工作量之繁剧是可想而知的。本书之得以问世，有赖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程郁缀、萧群部长的鼎力支持。中华书局于涛先生和王芳女士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本

2/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契丹王朝之正统论与德运说辽朝虽然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自从燕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契丹人对汉文化的认同，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华夏正统观念的形成①。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自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重熙二十一年(1052)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②。道宗大康七年(1081)《萧孝恭墓志》，首行称“北朝大辽国…萧孝恭墓志铭”③。辽代中晚期石刻中，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④或“南赡部州大辽国”⑤的说法。按照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 (赡)部洲，郑樵说：“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⑥唐宋石刻中以南赡部洲指称中原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辽人既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辽道宗的言行最足以说明契丹统治者从“夷”到“华”的文化立场的转变。道宗曾作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⑦。《松漠记闻》卷上记述的一个故事更是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 ①关于辽朝华、夷观念的演变过程，请参见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仁宗皇祐四年四月丙戌条。 ③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250页。又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基志》也称宋、辽为南、北朝，即实先生认为在契丹语中“南”亦有“下”之意，见氏著《谜林问径一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233页。 ④重熙四年《张哥墓志》、重熙十三年《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记》、重熙十四年《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分见《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00、237、239页。 ⑤大安五年《萧孝忠墓志》、乾统七年《释迦佛舍利生天塔石匣记》，分见《辽代石刻文编》416、 580页。 ⑥《通志》卷三八《天文略一》。 ⑦《辽史》卷二一《道宗纪》，清宁三年。又见王鼎《焚椒录》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3 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实际上就是金、元时代人所竭力张扬的“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念①。契丹人传统的青牛白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识，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俨《皇朝实录》却“称辽为轩辕后”②，无疑是对华夏文化的明确认同。五德转移说是华夏正统观的核心因子，辽朝的德运观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咸雍元年(1065)《耶律宗允墓志》云：“我国家荷三神之顾諟，乘五运之灵长。”③但今存辽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本朝德运的任何记载。金章宗泰和间讨论德运问题时，秘书郎吕贞幹等人有“辽以水为德”之说④，这是目前辽、宋、金文献中有关辽朝德运的惟一明确的信息。冯家昇先生认为：“金章宗去辽未远，吕贞幹所云‘辽以水为德’，必甚可靠。”⑤除此之外，清代学者还曾举出一个新的论据，道光四年殿本《辽史》在卷五三《礼志》“腊辰日”条下有一段考证文字说：“按《五德运补》曰：‘辽以水德王。’又按《魏台访议》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衰日为腊。水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腊。'按本《志》以辰为腊，可见辽用水德。”《五德运补》一书未见著录，估计是明朝人的著述，其“辽以水德王”的说法亦当源自《大金德运图说》。问题是“腊辰日”的记载是否能够证明辽为水德说？《辽史》卷五三《礼志六》“嘉仪·岁时杂仪”的原文是这样的：“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侕时’。 “炒伍侕’，战也。”《辽史》卷五一《礼志三》“腊仪”条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 ①见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四《蜀汉正名论》：杨奂：《还山遗稿》卷上《正统八例总序》。此语本出韩愈《原道》。 ②《辽史》卷六三《世表序》。 ③《辽代石刻文编》，319页。 ④（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313 页。 ⑤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25页

4/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这些内容来看，腊仪很可能是契丹传统礼俗，以十二月辰日为腊，与五德终始说“水德子祖辰腊”①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通检《辽史》，可以发现《太宗纪》会同八年(945)十二月已有“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的记载，《礼志》则谓自穆宗应历元年(951)以后，以腊仪为常仪。要知道，在太宗和穆宗时代，辽朝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华夏正统观念，可见其腊仪与五德确实是没有关系的。尽管“辽以水为德”说仅有金代文献中的一条孤证，但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辽朝中后期的正统之争识破其中的玄机。大约从兴宗时代起，辽朝开始以正统相标榜。正统之争是由辽太宗得自后晋的所谓秦传国玺引起的。《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曰：“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自秦汉以降，人们习惯上视秦之传国玺为正统王朝的象征性符号，“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而五季更相争夺，以得者为正统”②。辽朝前期因尚无华夏正统观念，据说曾打算将此传国玺送还宋朝，《后山谈丛》卷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又何足贵乎！'契丹畏服。”③辽朝中期以后，契丹统治者逐渐意识到这枚传国玺的价值，于是开始拿它大做文章：“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④据宋人记载，“仁宗朝，有使虏者，见虏主《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 ①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五运”，中华书局影印《津逮秘书》本，1987年。 ②郝经：《传国玺论》，《陵川集》卷一九，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2 册，212页。 ③这个故事又见于南宋陈橱《负暄野录》卷上“秦玺文玉刻”条。按宋辽两国早在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已互通聘使，故此事应该是可信的。 ④《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符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