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启庆著 内北国而外中国 上册 蒙元史研究 中華者局 n
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 一、楔子 最近媒体记者在一篇专访中说：“熟悉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获悉萧启庆当选 院士后，都不得不赞叹‘他的研究非常冷门，也非常了不起'”，以冷门研究当选 院士似乎是大家对我的印象。 时代会变，学术风气也会变，热门可以转变为冷门，冷门也可以回复为热 门。冷热之变，主要由于社会价值的变化，与学术本身并无必然的关联。一门 学问由冷转热时，固然群趋若鹜，由热转冷时，则有赖少数人耐得住寂寞，辛苦 撑持，加以改变，使其适应新的学术环境，不至因风气变化而消失，并希望有朝 一日冷门又可以复兴为热门。三十多年来我或多或少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二、经历 我的习史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2/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一)台大植根 我进人台大历史系是在1955年秋天，那时正是历史系的第一盛世，老师多 为来自大陆上重要学府的著名学者，身教言传使我受益无穷，我的史学基础便 是在大学时代奠立的。 台大诸师中，姚师从吾(1894一1970)对我的影响无疑最为深远。从吾师早 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其后长期负笈德国，在 学术上深受大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及班汉姆(E.Bernheim)之影 响。归国以后，结合兰克史学与乾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成为我国 现代辽金元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年以后更将辽金元史研究移植于台湾，一方 面主持台大历史系辽金元史研究室凡20年，另一方面倡设中国边疆历史语文 学会及宋史研究会，倡导宋辽金元史及边疆历史语文之研究，遂使辽金元史成 为1950及60年代台湾史学界的一门显学。 我在大二、大三时选修了从吾师的“辽金元史”与“东北史专题研究”。在这 两门课程中，初次接触到北亚游牧民族与征服王朝的历史，开始体认到在中国 史乃至整个亚洲史上，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具有相似的重要性，而在 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如辽、金、元、清更与汉族王朝也有相同 的影响。过去的汉族中心观掩盖了中国历史的多元性，这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 严重缺失，有待弥补。 当时报考研究所需呈交学士论文，我在从吾师指导下，完成了论文。由于 年少喜好卖弄风雅，替论文取了一个典雅而令人费解的题目：《忽必烈潜邸旧侣 考》。题目中所谓“潜邸旧侣”乃是指忽必烈即位前的顾问。这篇论文对忽必烈 将以草原为重心的大蒙古国转化为以中原为重心的元朝之由来及过程，尤其是 汉族士人在此转化过程中的贡献作了详明的考述。后来申请哈佛奖学金时曾 附上此一论文，杨师联陞（莲生）(1914一1990)在对从吾师的推荐函所作回信中 说到对我两篇习作的印象：“两文俱甚坚实，足见学有根底”，“对西方学者及日
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3 本学者亦颇注意，审查哈佛大学奖学金申请书时，自当特为注意”，我之获得到 哈佛求学之机会或许与这篇最早的习作不无关联。 1959年秋，我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仍然追随从吾师研习蒙元史。那时历 史所开设了满、蒙文课程，蒙文是由札奇斯钦师讲授，斯钦师出身蒙古喀剌钦 部，早年毕业北大改治系，并曾在日本进修，精通蒙、日、英文。虽仅在来台后才 开始治史，但不久即成为享誉国际的蒙古史家。他的蒙文班开始时有同学七、 八人，最后却剩下我一人。每次上课都是师徒二人面面相对，负担殊为沉重，但 也因而从斯钦师学到不少蒙古语文与历史的独门知识。 1960年代初是台湾学术界初露生机的时代，也是台大辽金元史研究室的黄 金时代。那时长科会（即后来的国科会）初设，从吾师膺任讲座教授，同时亦为 东亚学术委员会主持研究计划，手头资源丰富，显得意气风发。陶晋生与李救 二兄方自军中归来，成为从吾师的专任助理，供职图书馆的王民信兄与我则是 兼任助理，而王德毅兄时任历史系助教，也从旁协助从吾师，于是形成了一个研 究团队，我在其中颇得师长教海之益与友朋切磋之乐。 我于1963年完成了硕士论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西域人”乃指元代所 谓色目人。此一论文自政治史的观点，对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时代西域人在 政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影响作了较详尽的探讨，以彰显蒙元时代政治的多 元性与复杂性。论文口试通过后，从吾师曾赐函述其对此一论文的感想：“（一） 总印象：论材料的搜集，内容的解释，全文的组织，均见功力，具有卓见。（二）中 国材料部分水平已高，当为国外同治此一问题者（除日本外）所不及。今后当留 心补充，期臻完善。…（三）附录（史源与参考书目录）极佳，可与若干史学名 著比美。”由于当时我即将赴美留学，从吾师在信中又说了不少勖勉的话：“来台 以后，颇感寡合，自我陶醉之余，对吾弟等期望颇殷。然自问亦实非自私，特为 时代惜才而已！日暮途远，所可自慰者，惟期诸弟俱能青出于蓝，卓有树立，对 祖国史学能维持住好的传统，不让西人用他们的偏见来写我们的历史，于愿已 足。”从吾师爱国家，爱学生之热情，洋溢纸上。从吾师表面看来极为质朴，李敖
4/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形容他是“中原一老农”，不过状其形貌而已。实际上他为人频为细腻，对学生 的关怀也非常真挚。他的厚望更坚定了我研习蒙元史的决心。 (二)留美深造 1963年9月，我到了哈佛，开始了十一年的留美生涯。 哈佛六载，完成了硕士与博士学位。在校期间，除了修习史学、语言及社会 科学等一般课程外，主要是师承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l911一1995)及杨 联陞等两位先生。联陞师以博习多闻知名于国际汉学界，其治学能大处着眼， 细处下手，即是以社会科学的观念设定题目与组织材料，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 与考证上。他的著作给予我治史必须宏观与微观兼顾的启示。 柯立夫师则是我在哈佛接触最多而对我影响最深的师长。他是一位传统 学者，也是一位传统的美国绅士。自学术言之，立夫师师承法国伯希和(Paul Pl1iot,1878一1945)。伯希和是20世纪前半西方最伟大的东方学家，也是举世 公认的语文(philology)学派的大师。立夫师精通汉、蒙、满、波斯及多种欧洲古 今语文，其著作以译述与考证见长。一生主要精力贯注于三项工作：(1)《蒙古 秘史》的重构与译注，(2)元代汉、蒙文合璧碑的译注，(3)《元史》的译注。其中 第三项于其生前未能完成，而第一二项则对蒙元史的探讨及早期蒙古语文之重 构作出重大贡献。学界公认他是美国蒙古学及蒙元史研究的奠基人。但是，二 次大战后，美国汉学及东方学学风丕变，社会科学派势力日升，立夫师却固守语 文考证之阵地，不免日益孤立，却是终身不梅。而在为人方面，立夫师亦可说是 战后美国社会中的“今之古人”。他终身未娶，始终独居，在生活上力求维持新 英格兰的传统方式。晚年独居于一个广达百余亩的农庄，不惜将退休金全数花 在照料几十头牛马上，农庄中不装电话，更无其它现代设备。待人接物，尤有古 风。他待学生如子弟，呵护无微不至。对师长之崇敬则终身不改。对伯希和与 田清波神甫(Rev.A.Mostaert,.l881一l971)固然如此，而其与我国留美前辈洪 业先生间的师友深情更是流传康桥已久的士林佳话。总之，他笃实的治学方法
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5 与古朴的处世之道在强调功利的美国社会与学院中显然格格不入，对我却有不 少影响。 我的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是由柯、杨二师联合指导。选择此一题目乃是因为军事制度在元朝的 重要性。蒙元帝国的创建原为一伟大军事成就，建国以后亦主要倚靠武力维持 其政权。因而要了解元代之政治与社会都必须研究其军事制度。此一论文系 以草原与中原的军事传统为经，而以军事制度的三面一一兵制、宿卫与镇 成一为纬，探讨元代军事制度的由来、演变及其与该朝兴亡的关系。并将有 关的重要史料《元史·兵志》译注为英文。这一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8 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1969年夏天，我自哈佛毕业。第一份教职是在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这是一所纯教学的大学，所授皆为通论性课程，学校 亦缺乏研究资源，研究与教学不易配合。 在圣云大学首尾五年，其中一年却是回国担任台大历史系客座副教授。 1971年9月回到台大时，从吾师已逝世一年有余，我被安排在他留下的研究室 中，由于该室已被定名为“姚从吾教授纪念研究室”，室中的陈设与图书与八年 前改变不大，睹物思人，能不怅然？好在同室者尚有晋生兄，当时他已返国数 年，主讲“辽金元史”，我则与他分工，讲授“内陆亚洲史”及“西方对先近代中国 历史研究的评介”二课。这一年在台大颇得教学相长之乐，当时接触到的诸学 弟多已成为今日台湾学术界的领导人物。 (三)星洲坚持 1974年9月，由美归亚，转至新加坡大学历史系任教。当时家岳父执教于 星洲南洋大学，内子国璎因而得以侍奉双亲，欣悦不已。不久她获聘于新大中 文系，我们的工作乃趋于安定，从此栖迟星洲凡二十年。 在生活观上，星洲二十年可说是我们的黄金岁月。新大待遇优渥，而星
6/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洲的文化与物质生活兼具东西方之利便。但自学术研究观点言之，则是利弊 兼具。新大虽为该国第一学府，定位却是教学大学。而且当时新大历史系与 中文系有一协议，即是历史系仅可教授近代史课程，以致我的工作以讲授近 代史为主。 在教学与研究脱节的情形下，我面临了一个重要块择：改行研究近代史以 配合教学？或是不管教研脱节而继续辽金元之研究？结果我选择了后者，主要 是由于一种使命感的驱策。当时大陆正逢十年浩劫，学术研究完全停顿，而在 台湾由于斯软师及晋生兄出国讲学，年轻一辈尚无人兴起，在中国人世界中，辽 金元研究似乎面临到存亡的危机，我遂兴起一种无法旁贷的责任感，不计现实 利害而继续辽金元研究。好在新大当局甚为宽容，对我的研究与教学是否能够 完全契合并未计较。 对一一个先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者而言，新加坡的环境并非特别不利。就数据 方面言之，先近代中国史的研究主要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核心典籍的图书馆。新 大中文古籍收藏尚称丰富，而对大陆书刊的开放远较台湾为早。并且由于新大 为一英文大学，英文书刊之收藏甚为齐全。因此，对我而言，在星洲从事研究并 无严重的资料不足的问题。就研究所需时间言之，虽然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花 在讲授近代史上，但新大的寒暑假合计长达四五个月，可以用于研究与写作。 而且由于没有研究计划的压力，一切皆出于自我要求，在写作上反而可以质量 兼顾。在这种自我要求的情形下我的学术渐趋成熟。生平较为受到学界重视 的论著不少是写成于星洲。 在星洲从事蒙元史研究自然面临独学无友的问题。在蕉风椰雨的南洋，北 亚史很难成为一个引人兴趣的范畴，而新加坡的学术社群很小，人人练的都是 独门功夫。因而，我既无商榷切磋的对象，也无法培养后进。由于地缘关系，澳 洲国立大学的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成为合作最密的同道。我曾对 他开玩笑说：“我们是南半球仅有的两个蒙元史学者。”当然，星洲仅是接近南半 球而已，我的戏言不过是彰显我们的孤立与寂宽。但是，历史研究原是一项寂
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7 寞的事业，历史学人必须耐得寂寞。星洲二十春，我熬过了寂寞，并因坚持信念 而产生一些成绩。 (四)清华丰收 1994年9月，应清华大学历史所邀约而返台任教。我在同年出版的《蒙元 史研究》序言中说： 今秋此书出版之时，我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将经历重大的变动。过去二 十年来在新嘉（加）坡的生活可说是安乐丰盈，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 总觉此处安身有余，却是立命不足。世间之事，东隅桑榆，不易兼得。取舍 之间，往往因年岁而不同。年轻岁月，不得不为稻梁而营营。中年以后，不 再受追于生计，更期盼精神上的满足。经此抉择，衷心希望研究与教学的 结合更为紧密，或可在辽金元史研究上作出较多的贡献，弱水三千，我取一 别，别无奢求。 六年的清华岁月证明当年作了正确的抉择。 六年来，我又享受到教学相长的乐趣。除去通识课程外，最常讲授的是“辽 金史专题研究”、“元史专题研究”及“汉学述评”等课程。在“辽金史专题研究” 与“元史专题研究”两门课程中，我逐年就这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 面中的重要课题，选择中外学者的重要论著及史料，与同学们共同阅读讨论，颇 能引起同学兴趣。现在以辽金元史为专业，攻读博士、硕士者各有四人，人数之 多己超过当年台大辽金元史研究室全盛时代的情祝况，也足以比美大陆上任何辽 金元史重点单位。因而辽金元史的教学已成为清华历史所的一项特色。 清华是一个注重研究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同仁面临到与理工方面相 同的压力，也必须申请计划，组织团队，评比研究成果的质量及争取奖励与荣 誉。对于做惯个体户，只顾自我要求的我而言，这是一种不同的科研体制。经 过一两年的调适，我融入了这个体制，也力求发挥其优点。几年来，在同仁及同
8/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学的鼓励与国科会的支持下，完成了几个自认为重要的计划，成果较前丰硕，学 术生涯可说进人了丰收期。 这几年来，我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先后获得各种奖励，而膺选院 士则是最近与最大的鼓舞。学术界不因我远离三十年而忘记，也不因我研究的 是一冷门而忽视，我内心充满感激。 三、取径 元朝是中国史上的一个特殊朝代，元史也是一特殊的研究范畴。元朝不仅 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国的王朝，而且是一个包拥欧亚的世界帝 国之一部分。当时中外关系的紧密，活跃民族的繁多，以及少数民族语文史料 及域外记载之繁富，在中国史上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元朝可说是最具世 界性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时代。元代历史的特色形成元史研究特有的学风： (一)研究者须如傅斯年先生所说的兼通“汉”“虏”二学，指涉架构包含中原史及 内陆亚洲史二部分。（二）研究者着重非汉文史料的搜求以及各种语文史料的 对勘与名物典章的考释。（三）元史研究是蒙古帝国史的一部分，早已成为世界 性的学问，中国学者不能唯我独尊，最忌闭门造车。蒙元史研究虽是源远流长， 却因上述困难而令人望而却步。 元史研究有两条主轴，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为考察其在 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着重横向地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 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后者则着重纵向地研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 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过去蒙元史专家往往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而一 般历史则多跳越元朝，对此一朝代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未能深入探讨。 在研究方法方面，过去学者之偏好亦有所不同。一派着重历史重大问题与 趋势之探讨，另一派则偏重以语言学的方法从事于各种语文史料的比勘与译释 以及名物的考证，可说是文本取向的。蒙元史研究因牵涉甚多不同语文的史
代序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9 料，如忽视语文考证往往不能扩张史料，而其研究亦必流于空疏以致产生甚多 讹误。但语文考证派的学者则多落入见树不见林的窘境，以史料研究取代史事 研究，而以语文考证当成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中国乃至世界蒙元学界，崛兴于 三十年代的第一代学者偏重语文考证。第二代以后之学者较为着重历史重大 问题与趋势之探讨，但在择题方面比较偏重上述的第一条研究主线。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年师长甚为注重我的语文训练，似乎也期许我在语文 考证方面做出一些成绩。但是，观察学术潮流，我体认到：对一个史学工作者而 言，语文考证是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不是目的。几十年来，我的撰述虽以乾嘉考 证和蒙古“小学”为基础，也尽量搜求各种语文的史料，但在择题与概念设定方 面，尽量自宏观的历史学及社会科学概念出发，希望能做到宏观与徽观兼顾。 而且自大学时代以来，我对日本东祥史学及西方东方学的著作一直十分关注， 不断汲取其优长，希望不自外于世界蒙元史研究的主流，也希望对这主流作出 更多贡献。 在研究重心方面，早年我较为着重上述的第一条主轴，如探讨北亚游牧民 族南侵原因，蒙元军事制度，西域人的政治角色之类，都是想探究草原传统对中 原历史的冲击。近年来也重视第二条主轴，如《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 一文探讨江南士大夫家族是否因蒙元统治而中断。当然我也体认到这两条主 轴不可偏废，因而也想结合两条主轴而勾勒出蒙元时代在中国历史及北亚历史 长河中的地位。今后当多写《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的省思》这类的 文字。 四、成果 谈到研究成果，我的主要成就在于蒙元史研究。先后出版专著二册、论文 集三册、联合编著一册及论文约五十篇。涵盖蒙元时代的政治、军事、社会、文 化、人物评传与综论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