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问题及其他 方生 文汇报2006.0828 http://www.ihns.ac.cn/readers/060913.htm 目前正在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担任海外研究员的刘钝,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所长,同时,还身兼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学史学会第一副主席等职。作 者对科学史的社会功能、李约瑟问题、第二种科学革命等问题的分析非常深刻。限于篇幅, 这里只举其对李约瑟问题和科学革命的看法,来谈谈我的感想。 刘钝认为,中国人普遍存在一种所谓的“李约瑟情结”( Needham complex)。“这当然不等同 于中国人民对李约瑟的敬重与热爱:它主要源于特殊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滋生的民族心理 感情,也部分源于对李约瑟的误读。”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只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 解为在阐发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二、认为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SCC或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宗旨是要解开中国 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这样一个历史之谜。三、为中国科技史由外国人来写而感到不安 这种情绪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事实上,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在早期来华的耶 稣会士身上,就看到了这种迹象。其实,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也提 到过类似的问题。 刘钝将李约瑟的思想来源归为下列五个方面:生物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督教社 会主义、国际主义和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在李约瑟的脑海中,“不同的古代文 明中都有可称之为科学的知识传统,它们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就像水 滴形成溪流、溪流汇入大海一样。”在刘钝看来,李约瑟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以中国为例, 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 予了有力的批评 在李约瑟晚年,刘钝曾近距离与大师朝夕相处。他关于李约瑟问题的论述,可谓一篇真正的 力作。那些只看到只言片断,就妄下断语,制造“文化垃圾”的人,可以休矣 我们可以不同意李约瑟的具体结论,但面对这位“称之为20世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我们 不能不肃然起敬 同时,国内学者习惯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认为那是真正的“科学革命”。刘钝在书中多次 提到了“另一种革命”,即由工具所驱动的革命。“展望21世纪,将要出现,或有可能引起根 本性变革的领域,像信息、能源、材料,还有生物工程,其变革都可能是由新工具的诞生所 引起的”。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一提法背后的含义:中国古代技术发明曾远远领先于世界 其他民族。如果存在一种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的话,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得益 于文化传统的优势呢?
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难题） ――――――――――――――――――――― 李约瑟问题及其他 方生 文汇报 2006.08.28 http://www.ihns.ac.cn/readers/060913.htm 目前正在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担任海外研究员的刘钝，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所长，同时，还身兼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学史学会第一副主席等职。作 者对科学史的社会功能、李约瑟问题、第二种科学革命等问题的分析非常深刻。限于篇幅， 这里只举其对李约瑟问题和科学革命的看法，来谈谈我的感想。 刘钝认为，中国人普遍存在一种所谓的“李约瑟情结”（Needham complex）。“这当然不等同 于中国人民对李约瑟的敬重与热爱；它主要源于特殊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滋生的民族心理 感情，也部分源于对李约瑟的误读。”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只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 解为在阐发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二、认为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SCC 或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宗旨是要解开中国 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这样一个历史之谜。三、为中国科技史由外国人来写而感到不安。 这种情绪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事实上，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在早期来华的耶 稣会士身上，就看到了这种迹象。其实，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也提 到过类似的问题。 刘钝将李约瑟的思想来源归为下列五个方面：生物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督教社 会主义、国际主义和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在李约瑟的脑海中，“不同的古代文 明中都有可称之为‘科学’的知识传统，它们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就像水 滴形成溪流、溪流汇入大海一样。”在刘钝看来，李约瑟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以中国为例， 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 予了有力的批评。 在李约瑟晚年，刘钝曾近距离与大师朝夕相处。他关于李约瑟问题的论述，可谓一篇真正的 力作。那些只看到只言片断，就妄下断语，制造“文化垃圾”的人，可以休矣。 我们可以不同意李约瑟的具体结论，但面对这位“称之为 20 世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我们 不能不肃然起敬。 同时，国内学者习惯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认为那是真正的“科学革命”。刘钝在书中多次 提到了“另一种革命”，即由工具所驱动的革命。“展望 21 世纪，将要出现，或有可能引起根 本性变革的领域，像信息、能源、材料，还有生物工程，其变革都可能是由新工具的诞生所 引起的”。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一提法背后的含义：中国古代技术发明曾远远领先于世界 其他民族。如果存在一种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的话，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得益 于文化传统的优势呢？
科学革命、李约瑟与中国的现代化 刘钝 http://www.ihns.ac.cn/members/liu/doc/culture/06071la.htmftl 本文为《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一书前言 近代科学自萌芽之初就对人类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塑形作用,首先是在其诞生之地的西 方,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有人类活动的世界——可以说,这一扩散过程至今仍在延续。按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科学所以具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它可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进 而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因此科学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力量 从14世纪到17世纪末的三百多年里,西方世界连续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 革命这些极大地影响了文明进程的事件。与此相应,西方文化随之发生近代意义上的转型 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呈现质的变化一一基督教开始趋向世俗化和平民化,对天启与权威的 信仰转为对人道和理性的崇尚,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将中世纪的阴霾一扫而空, 并为主导人类经济形态的物质生产由农业转变为工业奠定了基础。 在以上提到的三个伟大事件中,科学革命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对此,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曾有过这样的论断:“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 来的一切事物相形见绌,它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降格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 部更迭”;“当科学运动发生时,其它变化也在社会中出现,也就是,其它因素将同科学运动 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这个我们所称谓的现代世界。……这样一种性质的西方文明 是 一个能够砍掉整个古希腊一罗马传统,与基督教本身决裂的文明。”(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 等译,《近代科学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166、168页) 由于这样的原因,完成于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议 题,在巴特菲尔德以前就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而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将以往人 们对科学革命的叙事性论述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下的精致分析,库恩的理论不但成为科学 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这些学科中的核心内容,而且对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也发生了影响。 但是,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步。库恩以降,有关科学革命理论的新观点、新视 角和新题材层出不穷,至今方兴未艾。究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库恩的模式是在特定时 期特定环境下特定知识领域中所发生现象的归纳结果: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的深化与人 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内涵与科学革命的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比较一下16、17世纪发 生在行星天文学和经典物理学领域的革命,和20世纪由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 理学革命,我们就会发现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毋庸置疑,科学革命至今仍是 个有待深入发掘的思想宝库 在近代科学迈向现代科学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思想家们亦曾致力发展一个被我们称为 科学进步论”的学说,其要旨是:科学是一项不断进步的事业,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持续 进步。举其代表者如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乃至 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就都采用了上述基本立场:而这样一种对社会进步的论证方式,至 少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的理 论在西方社会已获得广泛认同,读一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从那些有关战前维也纳文化 生活的素描,就能体会当时洋溢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普遍乐观情绪一一由于科学的进步和 财富的积累,一个公正、繁荣与和平的美丽新世界仿佛真的就要出现,至少出现在最先受到
――――――――――――――――――――――――― 科学革命、李约瑟与中国的现代化 刘 钝 http://www.ihns.ac.cn/members/liu/doc/culture/060711a.htm#_ftn1 本文为《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一书前言。 近代科学自萌芽之初就对人类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塑形作用，首先是在其诞生之地的西 方，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有人类活动的世界——可以说，这一扩散过程至今仍在延续。按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科学所以具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它可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进 而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因此科学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力量。 从 14 世纪到 17 世纪末的三百多年里，西方世界连续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 革命这些极大地影响了文明进程的事件。与此相应，西方文化随之发生近代意义上的转型， 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呈现质的变化――基督教开始趋向世俗化和平民化，对天启与权威的 信仰转为对人道和理性的崇尚，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将中世纪的阴霾一扫而空， 并为主导人类经济形态的物质生产由农业转变为工业奠定了基础。 在以上提到的三个伟大事件中，科学革命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对此，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曾有过这样的论断：“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 来的一切事物相形见绌，它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降格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 部更迭”；“当科学运动发生时，其它变化也在社会中出现，也就是，其它因素将同科学运动 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这个我们所称谓的现代世界。……这样一种性质的西方文明，……是 一个能够砍掉整个古希腊－罗马传统，与基督教本身决裂的文明。”（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 等译，《近代科学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 年，166、168 页） 由于这样的原因，完成于 17 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议 题，在巴特菲尔德以前就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而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将以往人 们对科学革命的叙事性论述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下的精致分析，库恩的理论不但成为科学 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这些学科中的核心内容，而且对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也发生了影响。 但是，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步。库恩以降，有关科学革命理论的新观点、新视 角和新题材层出不穷，至今方兴未艾。究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库恩的模式是在特定时 期特定环境下特定知识领域中所发生现象的归纳结果；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的深化与人 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内涵与科学革命的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比较一下 16、17 世纪发 生在行星天文学和经典物理学领域的革命，和 20 世纪由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 理学革命，我们就会发现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毋庸置疑，科学革命至今仍是 一个有待深入发掘的思想宝库。 在近代科学迈向现代科学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思想家们亦曾致力发展一个被我们称为 “科学进步论”的学说，其要旨是：科学是一项不断进步的事业，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持续 进步。举其代表者如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乃至 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就都采用了上述基本立场；而这样一种对社会进步的论证方式，至 少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的理 论在西方社会已获得广泛认同，读一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从那些有关战前维也纳文化 生活的素描，就能体会当时洋溢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普遍乐观情绪――由于科学的进步和 财富的积累，一个公正、繁荣与和平的美丽新世界仿佛真的就要出现，至少出现在最先受到
近代科学恩惠的欧洲人面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机器屠杀正好起源于欧洲这块土地。两次世界大 战的惨痛经历,使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深受其害而又曾经沉迷于“科学进步”论的欧洲知识 分子,开始全面反思文明和进步问题。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科学进步必然导致社会进步。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开始浮现,它们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机器生 产的反思,与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出的环境、资源、伦理乃至种种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其前 卫的锋芒甚至直指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这一滥觞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思潮, 在1960年代末开始蔓延到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的美国。在文化强势场的 作用下,后现代思潮的幽灵不断向外辐射,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然不能幸免。 后现代思潮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易于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幻觉:科学导致社会进步的观 点已经彻底破产了。固然,就一种曾经引领风骚的学术思潮而言,“科学进步”论已是明日 黄花。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理性批判立场的新一轮知识推动 论,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重新崛起。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发起的2061行动 计划,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而使所有的美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代表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也在致力于“科学与 创新”的同时,关注基于知识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新型的知识推动论中,科学与技术对社会 进步的意义仍然居于核心位置 如果说过去将社会进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是有疑问的,那 么,后现代主义者们将现代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结果归罪于科学,无疑是另一种更加片面的看 法。 就近代和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言,中国完全是一个后发国家,落后的原因则要追究到西方 近代科学诞生、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出现的时代,这也正是李约瑟博士企图通过他 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来加以考察的议题。事实上,“李约瑟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 了“中国科学”这一论域,其深刻内涵至今尚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它不单单是问近代科 学何以在中国缺席,而且涉及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文化多样性、“科 学进步”论,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等一系列复杂的科学编史学问题。 李约瑟的历史哲学中包含着一些矛盾,它们是“李约瑟问题”的“原罪”。我斗胆使用 这一刺耳的词汇并不是要否定李约瑟工作的价值,相反,正是要通过揭示一些根本性的矛盾 来突显李约瑟那个著名历史问题的独特魅力。具体一点讲,李约瑟强调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文 明是平等的,但是他在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的时候却使用着西方参照系统 又,作为“科学进步”论的信徒,他坚信文明的演进必然有一个“百川归海”式的结果,另 一方面他又宣称文化多样性是社会繁荣的重要前提,那么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经历过的现代 化道路呢?还有,他坚信一种普世( oecumenical)理论,认为所有的文明只要演进到一定 程度,其中的人民就会感悟到造物主的智慧,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科学与技术:问题是, 如果我们承认所有民族在认知本能上具有一致性,如同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中揭示的那种 深层同构一样,那将如何解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呢?反过来,如果多样性是文化中更本质的 东西,又何必参照某一标准问“ why not”那样的问题呢?这些深刻的矛盾都隐涵在“李约 瑟问题”里面。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并如同历史上的意 大利、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 2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从整体结构上看,国家目前的工业体系仍远未摆脱低劳动成 本、高能源消耗和深度环境破坏的特征;也就是说,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许多 方面将不得不面临西方工业化早期遭遇过的那些社会与环境问题。此外,我们还应该清醒地 认识,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新技术的主要源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中国通向这些发达国
近代科学恩惠的欧洲人面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机器屠杀正好起源于欧洲这块土地。两次世界大 战的惨痛经历，使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深受其害而又曾经沉迷于“科学进步”论的欧洲知识 分子，开始全面反思文明和进步问题。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科学进步必然导致社会进步。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开始浮现，它们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机器生 产的反思，与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出的环境、资源、伦理乃至种种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其前 卫的锋芒甚至直指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这一滥觞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思潮， 在 1960 年代末开始蔓延到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的美国。在文化强势场的 作用下，后现代思潮的幽灵不断向外辐射，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然不能幸免。 后现代思潮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易于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幻觉：科学导致社会进步的观 点已经彻底破产了。固然，就一种曾经引领风骚的学术思潮而言，“科学进步”论已是明日 黄花。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理性批判立场的新一轮知识推动 论，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重新崛起。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发起的 2061 行动 计划，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而使所有的美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代表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也在致力于“科学与 创新”的同时，关注基于知识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新型的知识推动论中，科学与技术对社会 进步的意义仍然居于核心位置。 如果说过去将社会进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是有疑问的，那 么，后现代主义者们将现代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结果归罪于科学，无疑是另一种更加片面的看 法。 就近代和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言，中国完全是一个后发国家，落后的原因则要追究到西方 近代科学诞生、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出现的时代，这也正是李约瑟博士企图通过他 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来加以考察的议题。事实上，“李约瑟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 了“中国科学”这一论域，其深刻内涵至今尚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它不单单是问近代科 学何以在中国缺席，而且涉及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文化多样性、“科 学进步”论，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等一系列复杂的科学编史学问题。 李约瑟的历史哲学中包含着一些矛盾，它们是“李约瑟问题”的“原罪”。我斗胆使用 这一刺耳的词汇并不是要否定李约瑟工作的价值，相反，正是要通过揭示一些根本性的矛盾 来突显李约瑟那个著名历史问题的独特魅力。具体一点讲，李约瑟强调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文 明是平等的，但是他在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的时候却使用着西方参照系统。 又，作为“科学进步”论的信徒，他坚信文明的演进必然有一个“百川归海”式的结果，另 一方面他又宣称文化多样性是社会繁荣的重要前提，那么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经历过的现代 化道路呢？还有，他坚信一种普世（oecumenical）理论，认为所有的文明只要演进到一定 程度，其中的人民就会感悟到造物主的智慧，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科学与技术；问题是， 如果我们承认所有民族在认知本能上具有一致性，如同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中揭示的那种 深层同构一样，那将如何解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呢？反过来，如果多样性是文化中更本质的 东西，又何必参照某一标准问“why not”那样的问题呢？这些深刻的矛盾都隐涵在“李约 瑟问题”里面。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并如同历史上的意 大利、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 20 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从整体结构上看，国家目前的工业体系仍远未摆脱低劳动成 本、高能源消耗和深度环境破坏的特征；也就是说，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许多 方面将不得不面临西方工业化早期遭遇过的那些社会与环境问题。此外，我们还应该清醒地 认识，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新技术的主要源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中国通向这些发达国
家获得高新尖端技术的路径十分有限,因此探索“中国道路”绝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纸上 谈兵 重新思考科学革命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科学被资本积累和殖 民扩张的力量所利用,随着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运转,世界近代史就呈现出扩张与反扩张 剥削与反剥削、侵略与反侵略的基本张力;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则使更多的地 区和人民受惠,而一切形式的非西方文明也被迫启动其现代化进程。今天,在全球化大潮已 经涌现在我们眼前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重新严肃地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主 题,以自己的方式探索顺应全球化趋势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的科学史研究就显得过于专注科学知识系统的发生、发展,而对 科学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与文化氛围中经历的过程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说得具体些,在 我国,系统的国别史形式的科学社会史、科学文化史至今仍十分少见,然而正是这样一些研 究,以及同科学革命有关的议题,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思考并回答“中国如何走自己道路” 的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的编辑与出版,只能说是一种尝试。文集有选择地编辑和译介 了一些重要论文,涉及科学中心的转移、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不同国家的科学发 展乃至现代化问题。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理解科学革命发生的复杂背 景与机制,理解哥白尼一牛顿以降的科学发展进程,以及科学革命对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乃至 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进而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视角下考虑中国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袁江洋、方在庆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李约瑟难题”:研究与反思 刘钝王扬宗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24日第24版时题为:回归学术轨道的“李约 瑟南难题”研究,这里用作者的原题。)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演变及其历史背景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 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SCC)著称于世。长期以 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20余年来,求解“李约瑟 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 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 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 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 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不管后人怎样看待李约瑟的研究,他的工作都是20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不管对“李约瑟 难题”如何挑剔和解构,它在科学史编史学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知谚 界对李约瑟及其著名问题的巨大热情,同我们对中外古今相关文献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反 差。这正是促使我们将涉及“李约瑟难题”的若干基本文献整理或翻译出来,并以文集的形 式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获得高新尖端技术的路径十分有限，因此探索“中国道路”绝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纸上 谈兵。 重新思考科学革命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科学被资本积累和殖 民扩张的力量所利用，随着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运转，世界近代史就呈现出扩张与反扩张、 剥削与反剥削、侵略与反侵略的基本张力；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则使更多的地 区和人民受惠，而一切形式的非西方文明也被迫启动其现代化进程。今天，在全球化大潮已 经涌现在我们眼前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重新严肃地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主 题，以自己的方式探索顺应全球化趋势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的科学史研究就显得过于专注科学知识系统的发生、发展，而对 科学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与文化氛围中经历的过程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说得具体些，在 我国，系统的国别史形式的科学社会史、科学文化史至今仍十分少见，然而正是这样一些研 究，以及同科学革命有关的议题，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思考并回答“中国如何走自己道路” 的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的编辑与出版，只能说是一种尝试。文集有选择地编辑和译介 了一些重要论文，涉及科学中心的转移、16－17 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不同国家的科学发 展乃至现代化问题。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理解科学革命发生的复杂背 景与机制，理解哥白尼－牛顿以降的科学发展进程，以及科学革命对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乃至 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进而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视角下考虑中国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袁江洋、方在庆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 李约瑟难题”：研究与反思 刘 钝 王扬宗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2 年 4 月 24 日第 24 版时题为：回归学术轨道的“李约 瑟南难题”研究，这里用作者的原题。）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演变及其历史背景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 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 SCC）著称于世。长期以 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 20 余年来，求解“李约瑟 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 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据一项初步统计，从 1980 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 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 260 余篇，出版著作达 30 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 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 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不管后人怎样看待李约瑟的研究，他的工作都是 20 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不管对“李约瑟 难题”如何挑剔和解构，它在科学史编史学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知识 界对李约瑟及其著名问题的巨大热情，同我们对中外古今相关文献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反 差。这正是促使我们将涉及“李约瑟难题”的若干基本文献整理或翻译出来，并以文集的形 式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 Needham problem,或 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 谜”( 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 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 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 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 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有证据表明,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末,当李约瑟开始认真地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产 生了类似的思想;1942年来华以后,通过同大批中国一流学者的接触和相互启发,这一思 想开始变得更加清晰。20世纪的50-60年代,李约瑟在不同的著作中和不同的场合,反复 强调了这一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直到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才明确提 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再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 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 索。这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也使人们在试图回答这个历史问题时常常与出于现实 考虑的种种因素纠缠在一起 中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在最近的100多年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清末的中国人, 虽然也有人不服气,对萌发于明末的西方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西学中源”之说加以极大 的发挥:但是到了20世纪之初,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当 时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 来,特别是在最近的50余年,包括李约瑟在内的海内外中国科技史专家揭示了中国科学技 术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的片面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代中国 人作为东方古老文明传承者的自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今日己作为昭示人 类文明多样性的一个样板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李约瑟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 同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这也是10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 实问题。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 重要的位置。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 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 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在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 史发展的时候,不免带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从而使我们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被赋予 种特殊的含义 这样虽然能够促进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有时也不免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掺杂到讨论中来。至 于无所依傍,信口开河,在学术事业尚欠发达,学术规范尚不健全的今日,也是司空见惯 勿需深论。所以,当准备编选一本“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文集时,编者的立意 并不是想为已很热烈的求解难题之风添柴助势,而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为读者提供尽 量多的基本学术信息和新的研究成果,因此选编的重点放在了反映国外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以 及我国学者的一些早期论述上。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学术回顾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 或 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 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 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6 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 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 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有证据表明，早在上一世纪 30 年代末，当李约瑟开始认真地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产 生了类似的思想；1942 年来华以后，通过同大批中国一流学者的接触和相互启发，这一思 想开始变得更加清晰。20 世纪的 50－60 年代，李约瑟在不同的著作中和不同的场合，反复 强调了这一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直到 1976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才明确提 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再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 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 索。这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也使人们在试图回答这个历史问题时常常与出于现实 考虑的种种因素纠缠在一起。 中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在最近的 100 多年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清末的中国人， 虽然也有人不服气，对萌发于明末的西方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西学中源”之说加以极大 的发挥；但是到了 20 世纪之初，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当 时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 来，特别是在最近的 50 余年，包括李约瑟在内的海内外中国科技史专家揭示了中国科学技 术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的片面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代中国 人作为东方古老文明传承者的自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今日已作为昭示人 类文明多样性的一个样板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李约瑟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 同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这也是 100 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 实问题。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 重要的位置。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 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 20 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 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在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 史发展的时候，不免带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从而使我们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被赋予 一种特殊的含义。 这样虽然能够促进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有时也不免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掺杂到讨论中来。至 于无所依傍，信口开河，在学术事业尚欠发达，学术规范尚不健全的今日，也是司空见惯， 勿需深论。所以，当准备编选一本“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文集时，编者的立意 并不是想为已很热烈的求解难题之风添柴助势，而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为读者提供尽 量多的基本学术信息和新的研究成果，因此选编的重点放在了反映国外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以 及我国学者的一些早期论述上。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学术回顾
文集收入的第一组论文,或者文章本身、或者文中涉及到的讨论,都在李约瑟提出他的著名 历史问题之前。“李约瑟难题”并不是李约瑟所首创,这是最近的研究揭示出来的一个事实 早在16世纪末,第一个把西方科学传统介绍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考察当时的中国科 学之后,就发出了中国的天文历算何以停滞不前的疑问,并从中国的社会习俗和科举制度方 面来探讨其原因。清代中期,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对中国科学停滞的原因作过较深入的分析, 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清末学者在论述“西学中源”说时,也 有人指出,科学为中国人创其法,西人发扬光大使之超迈前古,而中国人创其法之后就不屑 从事罢了。这种极端的精神胜利法当然不属于学术探讨之列,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李 约瑟难题”所涵盖的要旨,即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地位仅仅始于近代而对此现象需要追究原 因。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著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揭开了近代 中国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序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竺可桢等科学前辈,开始认真探讨“中 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化学肇始在中国何故后世反衰落”等问题,已经提出了与后世 所谓“李约瑟难题”极其相似的问题。德国人魏特夫所著《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于1931年 出版不久就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对李约瑟产生过较大影响,文集选入了一篇40年代中 国学者从其书中摘译出的文字,标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韩琦的近作则对 17、18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论述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第二组论文直接讨论和介绍“李约瑟难题”。为了展示李约瑟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文集 收入了他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通常学界公认关于“李约瑟难题” 的经典表述就出自该文。这一组论文还收入了李约瑟与日本两位著名科学史家的对谈录,通 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李约瑟简要阐述了自己的思路。一般人们期望,“李约瑟难题”的最 终答案将在SCC的第七卷“结束篇”给出。编者很荣幸得到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 的许可,在这里发表他的一篇新作,介绍即将问世的这一分册的内容,其中透露了些许人们 期待已久的SCC版的谜底。同时,这一组还收入了几位西方著名学者研究“李约瑟难题” 的经典文献。 第三组是属于解答李约瑟难题的一组论文。其中,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的《我国科学不发 达原因之心理分析》和著名哲学家唐君毅的《中国科学与宗教不发达之古代历史的原因》, 写作于50余年以前,却是两篇很有分量的论述,然而它们被人阅读的机会不如被人引用得 多。看到这两篇前辈的论述,今日的学人实在应该对近年来出现的那些拾人余唾的文字或种 种空泛之作予以反思。另一方面,金观涛等人20多年前发表的长篇论文《文化背景与科学 技术结构的演变》,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至今仍不失其价 值。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不同于大多数历史 学者和科学史学者的见解,饶有新意,是文集收入的近年来求解难题的唯一一篇国内学者的 著作。与国内热衷于回答“李约瑟难题”不同,国外学者很少以解题为宗旨展开自己的探讨。 本文集收入的著名汉学家伊懋可的一篇新作,探讨中国古代没有产生或然率思维的原因,与 我们常见的论述视角大异其趣。 第四组论文的主题是“李约瑟难题与科学编史学”。其中,席文的论文早已闻名中外,对中 国科学史界求解和质疑“难题”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收入的是其1992年改订本,与中国学 界熟悉的旧版有不少差别。卜鲁曾经长期担任李约瑟的秘书,他的文章分析了李约瑟从事中 国科学史研究的多方面的背景及其成就和价值。安特·埃岑加运用近年来科学史学、后现代 理论和科学的文化研究等新的学术理论分析了“李约瑟难题”内在理路。罗杰批评了中国科 学史研究中的“科学与文明”分析框架所具有的局限,并利用新的科学论说理论提出了新的
文集收入的第一组论文，或者文章本身、或者文中涉及到的讨论，都在李约瑟提出他的著名 历史问题之前。“李约瑟难题”并不是李约瑟所首创，这是最近的研究揭示出来的一个事实。 早在 16 世纪末，第一个把西方科学传统介绍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考察当时的中国科 学之后，就发出了中国的天文历算何以停滞不前的疑问，并从中国的社会习俗和科举制度方 面来探讨其原因。清代中期，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对中国科学停滞的原因作过较深入的分析， 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清末学者在论述“西学中源”说时，也 有人指出，科学为中国人创其法，西人发扬光大使之超迈前古，而中国人创其法之后就不屑 从事罢了。这种极端的精神胜利法当然不属于学术探讨之列，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李 约瑟难题”所涵盖的要旨，即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地位仅仅始于近代而对此现象需要追究原 因。1915 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著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揭开了近代 中国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序幕。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竺可桢等科学前辈，开始认真探讨“中 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化学肇始在中国何故后世反衰落”等问题，已经提出了与后世 所谓“李约瑟难题”极其相似的问题。德国人魏特夫所著《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于 1931 年 出版不久就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并对李约瑟产生过较大影响，文集选入了一篇 40 年代中 国学者从其书中摘译出的文字，标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韩琦的近作则对 17、18 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论述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第二组论文直接讨论和介绍“李约瑟难题”。为了展示李约瑟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文集 收入了他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通常学界公认关于“李约瑟难题” 的经典表述就出自该文。这一组论文还收入了李约瑟与日本两位著名科学史家的对谈录，通 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李约瑟简要阐述了自己的思路。一般人们期望，“李约瑟难题”的最 终答案将在 SCC 的第七卷“结束篇”给出。编者很荣幸得到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 的许可，在这里发表他的一篇新作，介绍即将问世的这一分册的内容，其中透露了些许人们 期待已久的 SCC 版的谜底。同时，这一组还收入了几位西方著名学者研究“李约瑟难题” 的经典文献。 第三组是属于解答李约瑟难题的一组论文。其中，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的《我国科学不发 达原因之心理分析》和著名哲学家唐君毅的《中国科学与宗教不发达之古代历史的原因》， 写作于 50 余年以前，却是两篇很有分量的论述，然而它们被人阅读的机会不如被人引用得 多。看到这两篇前辈的论述，今日的学人实在应该对近年来出现的那些拾人余唾的文字或种 种空泛之作予以反思。另一方面，金观涛等人 20 多年前发表的长篇论文《文化背景与科学 技术结构的演变》，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至今仍不失其价 值。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不同于大多数历史 学者和科学史学者的见解，饶有新意，是文集收入的近年来求解难题的唯一一篇国内学者的 著作。与国内热衷于回答“李约瑟难题”不同，国外学者很少以解题为宗旨展开自己的探讨。 本文集收入的著名汉学家伊懋可的一篇新作，探讨中国古代没有产生或然率思维的原因，与 我们常见的论述视角大异其趣。 第四组论文的主题是“李约瑟难题与科学编史学”。其中，席文的论文早已闻名中外，对中 国科学史界求解和质疑“难题”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收入的是其 1992 年改订本，与中国学 界熟悉的旧版有不少差别。卜鲁曾经长期担任李约瑟的秘书，他的文章分析了李约瑟从事中 国科学史研究的多方面的背景及其成就和价值。安特•埃岑加运用近年来科学史学、后现代 理论和科学的文化研究等新的学术理论分析了“李约瑟难题”内在理路。罗杰批评了中国科 学史研究中的“科学与文明”分析框架所具有的局限，并利用新的科学论说理论提出了新的
研究分析架构。范岱年把80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分为 四个阶段,范本人在其中的后两个阶段中都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因此他的论述不仅具有学 术价值,还具有史料价值。董英哲和吴国源合作的论文则对近年来质疑“李约瑟难题”的倾 向,从辩证思维的立场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批评。 第五组为“中国科学与世界科学”,阐述世界科学史视野中的中国传统科学。有关这方面的 文献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编者只选了三篇论文。日本著名科学史家山田庆儿的论文,对 中国独特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这一论文虽然早就被译介过来了,但显然还 没有为新近的中国无科学论者注意。美国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斯蒂文·富勒从元历史学的 角度对李约瑟命题进行了重新诠释,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科学史论。两位印度学者则分析了 李约瑟的科学史方法在处理印度文明的编史学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回答为什么没有 出现李约瑟式的印度科学史 如上所见,许多学者将“李约瑟难题”视同一个关于科学革命命题的等价物。因此,文集的 最后一部分选编了几篇关于近代欧洲科学革命的论文,以期为有关中国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提供参照。其中两篇分别是关于哥白尼革命和17世纪科学革命的概要论述,一篇是著名的 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的经典性论文。编者还选译了曾经给予李约瑟影响和启发的奥地 利科学史家齐塞尔的著名论文《科学的社会学起源》,科学史研究中的“齐塞尔命题”就是 因为这篇论文而得名的。 全书收入论文32篇。其中属于解答“李约瑟难题”之作,仅有5篇。这似乎与人们求解难 题的热望相左。但我们编选本书的初衷,主要是为“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 些基本的文献,并不打算对近20余年来国内的求解“难题”热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 我们想对这股求解“李约瑟难题”热提出 点也许是不合时宜的看法 今天很多中国人前仆后继地投身于“李约瑟问题”,企图对中国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这一古怪命题给出一个又一个特解,就象数学家企图求解“费尔马大定理”一类的数学难题 样。他们大多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索 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容易使人忽略这一问题蕴涵的深刻编史学意义,而在“就事 论事”的叙述中又常常同各种出于现实考虑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本来中国有过辉煌的昨天, 近几个世纪以来却被远远地抛在世界潮流的后面,这种背景很容易影响求解人的心态,似乎 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某一“特解”,就发现了“落后”的症结之所在,并可以为当代中国科学 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但是不客气地说,答卷中很多是重复性的论述,有些甚至重复 二、三百年前的论断。不少论者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或不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因此,多 数答卷就像那些业余数学家解答“费尔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还没有进入学 术研究的层次。为了使我们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建立在较高的学术层面上,考察和反思 李约瑟难题”的学术内涵和意蕴就显得很有必要。在这一方面,本书展示的海内外相关研 究已经显示了较高的学术深度,是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 当代中国的“李约瑟难题”热,使人想起将近半个世纪前我国史学界盛极一时的关于“资本 主义萌芽”的讨论,当时被誉为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曾几何时,即不复有人问 津。“李约瑟难题”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应该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甚至可以
研究分析架构。范岱年把 80 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分为 四个阶段，范本人在其中的后两个阶段中都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因此他的论述不仅具有学 术价值，还具有史料价值。董英哲和吴国源合作的论文则对近年来质疑“李约瑟难题”的倾 向，从辩证思维的立场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批评。 第五组为“中国科学与世界科学”，阐述世界科学史视野中的中国传统科学。有关这方面的 文献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编者只选了三篇论文。日本著名科学史家山田庆儿的论文，对 中国独特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这一论文虽然早就被译介过来了，但显然还 没有为新近的中国无科学论者注意。美国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斯蒂文•富勒从元历史学的 角度对李约瑟命题进行了重新诠释，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科学史论。两位印度学者则分析了 李约瑟的科学史方法在处理印度文明的编史学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回答为什么没有 出现李约瑟式的印度科学史。 如上所见，许多学者将“李约瑟难题”视同一个关于科学革命命题的等价物。因此，文集的 最后一部分选编了几篇关于近代欧洲科学革命的论文，以期为有关中国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提供参照。其中两篇分别是关于哥白尼革命和 17 世纪科学革命的概要论述，一篇是著名的 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的经典性论文。编者还选译了曾经给予李约瑟影响和启发的奥地 利科学史家齐塞尔的著名论文《科学的社会学起源》，科学史研究中的“齐塞尔命题”就是 因为这篇论文而得名的。 全书收入论文 32 篇。其中属于解答“李约瑟难题”之作，仅有 5 篇。这似乎与人们求解难 题的热望相左。但我们编选本书的初衷，主要是为“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 一些基本的文献，并不打算对近 20 余年来国内的求解“难题”热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 我们想对这股求解“李约瑟难题”热提出—— 一点也许是不合时宜的看法 今天很多中国人前仆后继地投身于“李约瑟问题”，企图对中国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这一古怪命题给出一个又一个特解，就象数学家企图求解“费尔马大定理”一类的数学难题 一样。他们大多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索， 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容易使人忽略这一问题蕴涵的深刻编史学意义，而在“就事 论事”的叙述中又常常同各种出于现实考虑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本来中国有过辉煌的昨天， 近几个世纪以来却被远远地抛在世界潮流的后面，这种背景很容易影响求解人的心态，似乎 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某一“特解”，就发现了“落后”的症结之所在，并可以为当代中国科学 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但是不客气地说，答卷中很多是重复性的论述，有些甚至重复 二、三百年前的论断。不少论者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或不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因此，多 数答卷就像那些业余数学家解答“费尔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还没有进入学 术研究的层次。为了使我们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建立在较高的学术层面上，考察和反思 “李约瑟难题”的学术内涵和意蕴就显得很有必要。在这一方面，本书展示的海内外相关研 究已经显示了较高的学术深度，是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 当代中国的“李约瑟难题”热，使人想起将近半个世纪前我国史学界盛极一时的关于“资本 主义萌芽”的讨论，当时被誉为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曾几何时，即不复有人问 津。“李约瑟难题”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应该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甚至可以
说还有一定的联系。关于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其立论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脱离了明清历史的实际,因此虽然一时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但终于随着史学研究的进 步而被抛弃了。在我们看来,“李约瑟难题”也存在着与之相似的立意在先的问题。也许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研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既不会有“中国无科学”之论,也无 须信从“中国在16世纪之前的一千余年间科学技术为西方所望尘莫及”之说。中国近代科 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历史上去追溯,但更应该从近100多年的历史进程来探讨。 近代科学的确只是在西欧产生了,但并不妨碍它在其他许多科学的后进或者后发地区得到健 康成长。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就会回 归学术研究的轨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内的问题了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一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 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全书67.5万字,886页,定价:7000元。上文根据该书编 者撰写的“前言”修改而成) 破解李约瑟难题 姜岩 WWwXINHUANET.com2003年03月19日北京日报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 的中国发生?”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提出的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由李约瑟开创 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和编写工作今天仍在继续。3月,笔者在英国参加科学与媒体研 讨会期间,来到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就李约瑟难题做了独家专访 难题横跨二千年近20年争论解答不休 在人类历史中,有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大猜想,比如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律等等。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某一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其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某 学科本身,李约瑟难题就是这类问题之一,争论和解答连篇累牍。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 的中国发生?”这一问题的主要提出者李约瑟博士(1900至1995)是英国著名学者,中国 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他一生涉猎很广,尤以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又译为《中 国的科学与文明》)而著称于世。江泽民同志曾为他题词:“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李 约瑟之谜又称李约瑟难题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 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 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早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就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 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 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其实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 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最有名的当属任鸿隽先生(1886至1961)。化学家和教育家
说还有一定的联系。关于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其立论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脱离了明清历史的实际，因此虽然一时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但终于随着史学研究的进 步而被抛弃了。在我们看来，“李约瑟难题”也存在着与之相似的立意在先的问题。也许，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研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既不会有“中国无科学”之论，也无 须信从“中国在 16 世纪之前的一千余年间科学技术为西方所望尘莫及”之说。中国近代科 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历史上去追溯，但更应该从近 100 多年的历史进程来探讨。 近代科学的确只是在西欧产生了，但并不妨碍它在其他许多科学的后进或者后发地区得到健 康成长。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就会回 归学术研究的轨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内的问题了。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 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第 1 版，全书 67.5 万字，886 页，定价：70.00 元。上文根据该书编 者撰写的“前言”修改而成) ――――――――――――――――――――――――― 破解李约瑟难题 姜岩 www.XINHUANET.com 2003 年 03 月 19 日北京日报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 的中国发生？”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提出的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由李约瑟开创 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和编写工作今天仍在继续。3 月，笔者在英国参加科学与媒体研 讨会期间，来到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就李约瑟难题做了独家专访。 难题横跨二千年近 20 年争论解答不休 在人类历史中，有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大猜想，比如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律等等。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某一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其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某一 学科本身，李约瑟难题就是这类问题之一，争论和解答连篇累牍。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 的中国发生？”这一问题的主要提出者李约瑟博士（1900 至 1995）是英国著名学者，中国 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他一生涉猎很广，尤以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又译为《中 国的科学与文明》）而著称于世。江泽民同志曾为他题词：“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李 约瑟之谜又称李约瑟难题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6 世纪之间，在将人 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 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就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 年，美国经济 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 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其实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 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最有名的当属任鸿隽先生（1886 至 1961）。化学家和教育家
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 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今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将拍摄中国科技史专题片 李约瑟博士已逝世8年了,可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景象犹如他在世时那样,来自世界各 国的学者仍在紧张地研究中国科技史,高水平的成果仍在不断涌现。 曾任剑桥大学校长的李约瑟博士的骨灰安放在研究所院子里的菩提树下。李约瑟研究所所长 古克礼回忆起笔者8年前采访李约瑟逝世时的情景,并重温了他转述的李约瑟临终前的观 点:“李约瑟先生通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 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 大贡献。”古克礼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介绍说,李约瑟去世后,研究所继承他的遗志,仍致 力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由李约瑟开创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工作十分顺利,按计划将 出版7卷28册,目前仍有7册处于撰写编辑出版过程中,其中4册即将出版 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李约瑟研究所。1990年李约瑟退休后,由何丙郁担任所长。由于经费 紧张,他一直没有领工资。去年何丙郁退休后担任名誉所长。研究所在全世界公开招聘所长, 原副所长古克礼竞聘成功。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研究所自2001年开始参加了一个为期5年 的电视专题片制作计划,参加拍摄制作8小时的中国科技史电视专题片,将在全世界发行 收入的一部分归研究所。 谈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古克礼感慨地说:“很多西方人只知道古代中国人会写诗,但不 知道古代中国科技成就很大,经济发展很成功。其实,在180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仍 占世界的30%。应该说,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就没有现代科技。”古克礼认为,中国古 代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科研环境。比如中国的天文学研究采取了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东汉时 期,大家都可以公开讨论如何制定历法,而这在同时期的欧洲是不可能的。 李约瑟答案年底出结论集中指向封建官僚制度 古克礼与记者谈的最多的就是李约瑟难题。据介绍,由李约瑟开创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7卷第1册将于今年年底出版。作为结论篇,它将在李约瑟生前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全面解答 李约瑟难题。即将发表的李约瑟的结论未必就是这一问题最正确最全面的解答。 古克礼说:李约瑟的结论是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李 约瑟难题描述的现象。古克礼指出,所谓“封建”是指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所谓 “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而不是像古代欧洲一些地区那样,通过贵族阶层来管理。 古克礼说,李约瑟认为,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 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这样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 地发展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 河的修建等。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优势。负面效应是, 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 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 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竞争,比如欧 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了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
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 1 卷第 1 期（1915 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 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今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将拍摄中国科技史专题片 李约瑟博士已逝世 8 年了，可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景象犹如他在世时那样，来自世界各 国的学者仍在紧张地研究中国科技史，高水平的成果仍在不断涌现。 曾任剑桥大学校长的李约瑟博士的骨灰安放在研究所院子里的菩提树下。李约瑟研究所所长 古克礼回忆起笔者 8 年前采访李约瑟逝世时的情景，并重温了他转述的李约瑟临终前的观 点：“李约瑟先生通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 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 大贡献。”古克礼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介绍说，李约瑟去世后，研究所继承他的遗志，仍致 力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由李约瑟开创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工作十分顺利，按计划将 出版 7 卷 28 册，目前仍有 7 册处于撰写编辑出版过程中，其中 4 册即将出版。 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李约瑟研究所。1990 年李约瑟退休后，由何丙郁担任所长。由于经费 紧张，他一直没有领工资。去年何丙郁退休后担任名誉所长。研究所在全世界公开招聘所长， 原副所长古克礼竞聘成功。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研究所自 2001 年开始参加了一个为期 5 年 的电视专题片制作计划，参加拍摄制作 8 小时的中国科技史电视专题片，将在全世界发行， 收入的一部分归研究所。 谈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古克礼感慨地说：“很多西方人只知道古代中国人会写诗，但不 知道古代中国科技成就很大，经济发展很成功。其实，在 1800 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仍 占世界的 30％。应该说，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就没有现代科技。”古克礼认为，中国古 代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科研环境。比如中国的天文学研究采取了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东汉时 期，大家都可以公开讨论如何制定历法，而这在同时期的欧洲是不可能的。 李约瑟答案年底出结论集中指向封建官僚制度 古克礼与记者谈的最多的就是李约瑟难题。据介绍，由李约瑟开创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7 卷第 1 册将于今年年底出版。作为结论篇，它将在李约瑟生前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全面解答 李约瑟难题。即将发表的李约瑟的结论未必就是这一问题最正确最全面的解答。 古克礼说：李约瑟的结论是过去 2000 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李 约瑟难题描述的现象。古克礼指出，所谓“封建”是指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所谓 “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而不是像古代欧洲一些地区那样，通过贵族阶层来管理。 古克礼说，李约瑟认为，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 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这样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 地发展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 河的修建等。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优势。负面效应是， 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 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 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竞争，比如欧 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了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
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区 由于不同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使得整个中国产生了大量智力成果。 从新角度分析两个关键问题:是否存在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东方科学这一火车是不是已 报废了 谈到李约瑟难题,我们就不能不提1964年李约瑟写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 约瑟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 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 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然而,人们在引用这句话的同时,常常忽略了同在一段紧接其后的这么一句重要的话:不过, 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 在李约瑟看来,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2 世纪至16世纪,后者是超过前者的,只不过在最近400年前者蓬勃发展,暂时遮挡了后者 如果我们借用李约瑟的比喻,我们可以得出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关键问题有二:第一,在人类 历史上是否存在着另一列火车?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中国古代有 没有科学?第二,东方科学这一火车是不是已报废了?也就是说东方科学现在能否继续发 展,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科学:或者与西方科学融合,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对于第一个问题,各种研究早已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而且中国古代科 学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对于第二个问题,人们发现西 方科学这一火车出现了障碍,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 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其次,科学的发展、社会和 经济的进步都呼吁一种新的科学,而这种科学与东方科学不谋而合,东方科学这一火车又有 了新的动力,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第三,单靠东方科学这一火车带动人类文明发展力不从 心,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这两列火车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提供动力。也就是说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方法上,将出现一个大融合的 趋势,它们将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记者向古克礼先生表达了上述自己的研究观点,并且指出,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 和文明存在着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 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 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无论是 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 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 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 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 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对于这一观点,古克礼表示非常感兴趣,并且认为,中 国古代整体论的思想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正在李约瑟硏究所做访问学者的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科技史专家胡化凯教授接受
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区 由于不同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使得整个中国产生了大量智力成果。 从新角度分析两个关键问题：是否存在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东方科学这一火车是不是已 报废了 谈到李约瑟难题，我们就不能不提 1964 年李约瑟写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 约瑟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大约在 1938 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 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 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然而，人们在引用这句话的同时，常常忽略了同在一段紧接其后的这么一句重要的话：不过， 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 在李约瑟看来，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 2 世纪至 16 世纪，后者是超过前者的，只不过在最近 400 年前者蓬勃发展，暂时遮挡了后者。 如果我们借用李约瑟的比喻，我们可以得出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关键问题有二：第一，在人类 历史上是否存在着另一列火车？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中国古代有 没有科学？第二，东方科学这一火车是不是已报废了？也就是说东方科学现在能否继续发 展，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科学；或者与西方科学融合，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对于第一个问题，各种研究早已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而且中国古代科 学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对于第二个问题，人们发现西 方科学这一火车出现了障碍，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 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其次，科学的发展、社会和 经济的进步都呼吁一种新的科学，而这种科学与东方科学不谋而合，东方科学这一火车又有 了新的动力，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第三，单靠东方科学这一火车带动人类文明发展力不从 心，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这两列火车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提供动力。也就是说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方法上，将出现一个大融合的 趋势，它们将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记者向古克礼先生表达了上述自己的研究观点，并且指出，自 2500 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 和文明存在着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 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后者的科学思 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无论是 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 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 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 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 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对于这一观点，古克礼表示非常感兴趣，并且认为，中 国古代整体论的思想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正在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科技史专家胡化凯教授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