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民族需要传统 田松 云南有个地方叫文山,文山很穷,有很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但是文山有一个村 子却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致富门路—一拐卖婴儿。曾经一度,全村百分之七十几的成年人都加 入了这个新行业,人称“拐卖村 2005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久久不能释怀。在传统社 会中,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会让全家人抬不起头来。一家人做无本钱的生 意,会让全村人瞧不起,连他们家的孩子都找不到伙伴玩。而整个村子从事不光彩的职业, 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要知道,盗亦有道,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拐卖婴儿属于最损阴德的 恶行之一,怎么可能成为整个村子的生存和生财之道呢?这个村子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价值感、成就感从何而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选择这样一种生存方式?难道仅仅是因为 穷吗? 我想不是。首先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传统。 云南还有一个地方叫丽江,在丽江周边有一些以行业命名的村子,比如铁匠村、 皮匠村等,也是全村操持同一个行业。我可以想象,铁匠村的村民跑到外面,遇到皮匠村的 村民,拉起家常,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可以自豪地说,他是铁匠村的,他打铁的本事 如何如何高超;他还可以列举本村的打铁好汉。反过来,皮匠村那位也会有类似的应答与炫 耀。这些村子的GDP可能不高,但是他们都能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自豪,都能从自己的劳 动中获得尊严和意义。他们不仅是某种行业的从业者,也是某种传统的承载者。 活得有尊严,有意义,这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本能。而“拐卖村”则整体失去了 获得意义的可能。我们能否想象,拐卖村的某人会对皮匠村的某人说,“我是卖孩子的,我 拐孩子的本事多么多么高,我一年卖了多少多少个”?我们能否想象,拐卖村的某人会对铁 匠村的某人说,“我们村还有一位拐卖大王,本领更高……”?我相信,拐卖村的村民出了村 子就会努力遮掩自己的身份,在与人攀谈的时候,会躲躲藏藏,闪烁其词,而不可能像皮匠 村里的穷小子那样坦坦荡荡。无论他家有几台电视,几辆汽车,年收人多少,他都是不光彩 的,阴暗的,也是不可能获得尊严的 人追求的首先是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富裕的、奢侈的生活。金钱 只有在崇尚金钱的社会里,才会使拥有它的人感受到某种意义。所以归根结底,人的意义不 是来自于金钱,而是来自于崇尚金钱的社会理念。而这样的社会理念,必定是在传统丧失之 后形成的。只要传统还在,金钱就不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对于中国的传统农民,我依然有残存的童年记忆。有一次,一个乞丐路过我们 村,我姥姥连忙回到家里,让我趴在窗台下面,不要动,她自己也躲在了外面看不到的地方 那个乞丐隔着院子,在院门外面喊,喊了几声,不见人应答,就走了。我姥姥这才让我直起 身来。可能读者会觉得我们的行为十分古怪。我姥姥解释说:“要是让他看见,就不好意思 不给了。”回溯起来,这应该是我们那个村子很常见的行为。乐善好施不仅是美德,甚至是
一个民族需要传统 田 松 云南有个地方叫文山，文山很穷，有很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但是文山有一个村 子却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致富门路——拐卖婴儿。曾经一度，全村百分之七十几的成年人都加 入了这个新行业，人称“拐卖村”。 2005 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久久不能释怀。在传统社 会中，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会让全家人抬不起头来。一家人做无本钱的生 意，会让全村人瞧不起，连他们家的孩子都找不到伙伴玩。而整个村子从事不光彩的职业， 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要知道，盗亦有道，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拐卖婴儿属于最损阴德的 恶行之一，怎么可能成为整个村子的生存和生财之道呢?这个村子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价值感、成就感从何而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选择这样一种生存方式?难道仅仅是因为 穷吗? 我想不是。首先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传统。 云南还有一个地方叫丽江，在丽江周边有一些以行业命名的村子，比如铁匠村、 皮匠村等，也是全村操持同一个行业。我可以想象，铁匠村的村民跑到外面，遇到皮匠村的 村民，拉起家常，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可以自豪地说，他是铁匠村的，他打铁的本事 如何如何高超；他还可以列举本村的打铁好汉。反过来，皮匠村那位也会有类似的应答与炫 耀。这些村子的 GDP 可能不高，但是他们都能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自豪，都能从自己的劳 动中获得尊严和意义。他们不仅是某种行业的从业者，也是某种传统的承载者。 活得有尊严，有意义，这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本能。而“拐卖村”则整体失去了 获得意义的可能。我们能否想象，拐卖村的某人会对皮匠村的某人说，“我是卖孩子的，我 拐孩子的本事多么多么高，我一年卖了多少多少个”?我们能否想象，拐卖村的某人会对铁 匠村的某人说，“我们村还有一位拐卖大王，本领更高……”?我相信，拐卖村的村民出了村 子就会努力遮掩自己的身份，在与人攀谈的时候，会躲躲藏藏，闪烁其词，而不可能像皮匠 村里的穷小子那样坦坦荡荡。无论他家有几台电视，几辆汽车，年收人多少，他都是不光彩 的，阴暗的，也是不可能获得尊严的! 人追求的首先是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富裕的、奢侈的生活。金钱， 只有在崇尚金钱的社会里，才会使拥有它的人感受到某种意义。所以归根结底，人的意义不 是来自于金钱，而是来自于崇尚金钱的社会理念。而这样的社会理念，必定是在传统丧失之 后形成的。只要传统还在，金钱就不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对于中国的传统农民，我依然有残存的童年记忆。有一次，一个乞丐路过我们 村，我姥姥连忙回到家里，让我趴在窗台下面，不要动，她自己也躲在了外面看不到的地方。 那个乞丐隔着院子，在院门外面喊，喊了几声，不见人应答，就走了。我姥姥这才让我直起 身来。可能读者会觉得我们的行为十分古怪。我姥姥解释说：“要是让他看见，就不好意思 不给了。”回溯起来，这应该是我们那个村子很常见的行为。乐善好施不仅是美德，甚至是
道德底线:遇到乞丐行乞,村子里最穷的人也会设法施舍一碗米。如果不想施舍,躲藏几乎 是惟一的选择。而这种窍门,其实也是羞与人言的。我想,如果我不小心被乞丐看见,我姥 姥绝对没有勇气继续躲下去,她会在她内心的道德感的逼迫下,在自己的尊严感的驱动下, 捧出一碗好米来 《白鹿原》虽然是小说,我却愿意当作信史来读。它使我相信,传统中国到处 都是我姥姥那样的农村,也只有这样的农村,才是农村的常态。无论国家怎样动荡,外敌人 侵也好,政治变动也好,这些不掌握宏大叙事,也不知晓任何现代任何主义理论的农民,他 们从传统之中延续过来的质朴、宽厚,他们那种浸润在血液之中的恻隐,那种对道义的承担 对于邪不压正的执著,才是一个民族得以重生、得以重建的根基。 然而,这样的常态,怎么就会变成全村拐卖婴儿这样的异态呢 具体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必然会伴随着精神的痛苦,尤其是当新的生存与以往的 传统有剧烈冲突的时候,人们需要对新的生活方式做出解释,才能重新获得意义。在四川的 攀枝花钢铁集团附近有一些以偷盗攀钢为生的村子,说是偷,其实是明火执仗,大摇大摆, 他们把偷钢叫做“上班”,有时甚至男女老少全村上阵。对于这些村子的转变,我倒是能够 设想出一种可以理解的过程。我想首先是由于攀钢的存在,使部分村子不能够继续保持原来 的生存方式。农民没有获得满意的补偿,便把攀钢作为报复的对象。我在辰溪采访时,当地 农民对国有煤矿也有类似的情绪。所以在当地农民的解释中,首先是攀钢破坏了他们的土地 和水源,他们只不过是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样的解释中,一个“勇敢”的偷钢者, 仍然会成为村子里的英雄。村民也会在新的生存方式中依然保持着尊严和意义。然而,我相 信,即使没有外力的打击,即使攀钢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生存方式也是不能持久 的。因为这种新的解释可以蒙骗自己一时,却经不起长久的推敲。虽然在村子内部,他们可 能还会理直气壮,但是出了村子,他们的行为就会遭到质疑。他们需要耗费大量的口舌才能 让人相信,他们偷得合理。我也相信,村里依然会有一些“古板”的人,不肯接受新的解释 不肯加人到偷盗的行列中来。 可是,要通过什么样的解释,才能让拐卖孩子的从业者消除内心的罪恶感,并 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呢?据报道,在云南很多地区,拐卖婴儿的活动非常猖獗,卖孩子就像 卖白菜一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贩子第一次见面就可以当街谈“货”论价。生意越做越大 手段越来越狠,从贩卖到拐骗,从拐骗到强抢,甚至还有些地方自生自卖 一个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一家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家人 有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村子、很多村子都偷东西,“光明正大”地偷东西,那一定是社会 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偷窃的对象竟然是婴儿,这个问题就严重得无以复加了! 孔夫子说:“礼失求诸野。”当国家的整体秩序丧失之后,还可以到草根处找回 社会重建的根基。野火烧尽之后,只要草根尚存,就会有春风吹生的那一天。最可怕的是草 根烂 官员的腐败会对一个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危害,知识分子失去操守会使一个民 族看不清道路,找不到方向,丧失活力和动力。但是,如果草根阶层整体失去了对自己生活 意义的肯定,失去了自尊,失去了内在的道德感,将是一个民族的灭顶之灾
道德底线：遇到乞丐行乞，村子里最穷的人也会设法施舍一碗米。如果不想施舍，躲藏几乎 是惟一的选择。而这种窍门，其实也是羞与人言的。我想，如果我不小心被乞丐看见，我姥 姥绝对没有勇气继续躲下去，她会在她内心的道德感的逼迫下，在自己的尊严感的驱动下， 捧出一碗好米来。 《白鹿原》虽然是小说，我却愿意当作信史来读。它使我相信，传统中国到处 都是我姥姥那样的农村，也只有这样的农村，才是农村的常态。无论国家怎样动荡，外敌人 侵也好，政治变动也好，这些不掌握宏大叙事，也不知晓任何现代任何主义理论的农民，他 们从传统之中延续过来的质朴、宽厚，他们那种浸润在血液之中的恻隐，那种对道义的承担， 对于邪不压正的执著，才是一个民族得以重生、得以重建的根基。 然而，这样的常态，怎么就会变成全村拐卖婴儿这样的异态呢? 具体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必然会伴随着精神的痛苦，尤其是当新的生存与以往的 传统有剧烈冲突的时候，人们需要对新的生活方式做出解释，才能重新获得意义。在四川的 攀枝花钢铁集团附近有一些以偷盗攀钢为生的村子，说是偷，其实是明火执仗，大摇大摆。 他们把偷钢叫做“上班”，有时甚至男女老少全村上阵。对于这些村子的转变，我倒是能够 设想出一种可以理解的过程。我想首先是由于攀钢的存在，使部分村子不能够继续保持原来 的生存方式。农民没有获得满意的补偿，便把攀钢作为报复的对象。我在辰溪采访时，当地 农民对国有煤矿也有类似的情绪。所以在当地农民的解释中，首先是攀钢破坏了他们的土地 和水源，他们只不过是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样的解释中，一个“勇敢”的偷钢者， 仍然会成为村子里的英雄。村民也会在新的生存方式中依然保持着尊严和意义。然而，我相 信，即使没有外力的打击，即使攀钢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生存方式也是不能持久 的。因为这种新的解释可以蒙骗自己—时，却经不起长久的推敲。虽然在村子内部，他们可 能还会理直气壮，但是出了村子，他们的行为就会遭到质疑。他们需要耗费大量的口舌才能 让人相信，他们偷得合理。我也相信，村里依然会有一些“古板”的人，不肯接受新的解释， 不肯加人到偷盗的行列中来。 可是，要通过什么样的解释，才能让拐卖孩子的从业者消除内心的罪恶感，并 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呢?据报道，在云南很多地区，拐卖婴儿的活动非常猖獗，卖孩子就像 卖白菜一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贩子第一次见面就可以当街谈“货”论价。生意越做越大， 手段越来越狠，从贩卖到拐骗，从拐骗到强抢，甚至还有些地方自生自卖! 一个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一家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家人 有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村子、很多村子都偷东西，“光明正大”地偷东西，那一定是社会 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偷窃的对象竟然是婴儿，这个问题就严重得无以复加了! 孔夫子说：“礼失求诸野。”当国家的整体秩序丧失之后，还可以到草根处找回 社会重建的根基。野火烧尽之后，只要草根尚存，就会有春风吹生的那一天。最可怕的是草 根烂了。 官员的腐败会对一个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危害，知识分子失去操守会使一个民 族看不清道路，找不到方向，丧失活力和动力。但是，如果草根阶层整体失去了对自己生活 意义的肯定，失去了自尊，失去了内在的道德感，将是一个民族的灭顶之灾
官员的弄权让我痛恨,而当农民集体地失去了质朴和良善,吃的菜不卖,卖的 菜不吃的时候,乃至于有整村贩卖婴儿的事情,则让我脊背发寒 诡异的是,我现在所奢望守护的传统,它最大的破坏者,正是我曾经相信的那 种超越文化、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标尺。传统有大有小,但真正流淌在每一个个人血液之 中的是本乡本土的小传统,这些各不相同的小传统才是我们的草根得以生存的土壤 礼失求诸野,当我在大山深处,依然能够见到乐于放羊的人群,依然能够见到 日日歌舞的人群,我感到欣慰。我相信那是我们未来文明的草根。只是,在日甚一日的全球 化和现代化的飓风之下,不知这些草根还能存活多久呢? 个民族要有传统 传统使我们获得了有别于他人的特殊品性,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记忆,使我们成 为我们而不是旁人。它把我们和本民族久远的历史连接起来,使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一棵有根 的大树上长出来的叶子,而不是现代化潮流之上的浮萍,全球化列车上的齿轮。 只有民族共同延续和尊奉的传统,才能使我们获得生存的意义,获得尊严。拥 有自己的传统,并为自己的传统而自豪,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得以生长的根。 保护我们的传统,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我们作为自己而不是作为别 人的未来
官员的弄权让我痛恨，而当农民集体地失去了质朴和良善，吃的菜不卖，卖的 菜不吃的时候，乃至于有整村贩卖婴儿的事情，则让我脊背发寒。 诡异的是，我现在所奢望守护的传统，它最大的破坏者，正是我曾经相信的那 种超越文化、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标尺。传统有大有小，但真正流淌在每一个个人血液之 中的是本乡本土的小传统，这些各不相同的小传统才是我们的草根得以生存的土壤。 礼失求诸野，当我在大山深处，依然能够见到乐于放羊的人群，依然能够见到 日日歌舞的人群，我感到欣慰。我相信那是我们未来文明的草根。只是，在日甚一日的全球 化和现代化的飓风之下，不知这些草根还能存活多久呢? 一个民族要有传统。 传统使我们获得了有别于他人的特殊品性，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记忆，使我们成 为我们而不是旁人。它把我们和本民族久远的历史连接起来，使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一棵有根 的大树上长出来的叶子，而不是现代化潮流之上的浮萍，全球化列车上的齿轮。 只有民族共同延续和尊奉的传统，才能使我们获得生存的意义，获得尊严。拥 有自己的传统，并为自己的传统而自豪，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得以生长的根。 保护我们的传统，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我们作为自己而不是作为别 人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