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10.16287 j cnki.cn11-2589/.201207.01l 当代文学研究 青春”遭遇“远方的世界” 《哦,香雪》与《妙妙》的对读 金理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铁凝《哦,香雪》与王安忆《妙妙》的对照阅读, 讨论文学如何呈现“青春”对“远方世界”的想象;在此想象与遭遇过 程中面临的契机、困境;由于故事时间、创作时间的差异,作家观念、 态度的转变等问题 关键词:现代自我治愈孤独感 在小说中,香雪17岁;而妙妙在故事的起点是16岁,年龄相仿。铁凝和王安 忆的这两篇小说围绕着主人公遭遇“远方世界”而展开。面对相同主题,本文想 讨论的是:“青春”想象“远方世界”的方式、媒介;在遭遇过程中面临的契 机、困境;由于故事时间、创作时间的差异,作家观念、态度的转变。 本文的解读,兼取“同时代感”与“反思性”两种视角。胡适曾在《〈醒 世姻缘传〉考证》中指出,解读历史须尊重研究对象的“时代思想信仰”,不能 以今例古,比如,《醒世姻缘传》的作者用因果报应观念来解释不成功而又不能 拆散的婚姻,因为“因果的理论的本身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部 分”,胡适特意提醒后人,书中“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 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①。胡适力图获致的正是“同时代感”,这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ZW067)、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12YC751028)的阶段性成果
“青春”遭遇“远方的世界 可视作一种尊重“原旨”的“历史读法”,“设身局中”地了解特定时期的历史 要素,“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 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②。而“反思性”视角则是追求“寓意”的“当 代化解读”,通过拉开一定的距离以避免被研究对象“同质化”,此时需要照见 的,是某一时期创作者背后的某种疏漏、“不见”……以此避免拘囿在先前的 框架里讲述重复的故事,而采取与“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与“原 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而不仅仅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通过 这一福柯所谓的“批判工作”,我们才能在今天的现实中重述对历史语境中的文 学、思想的把握,并提供经验教训。 如何获得“现代的自我”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物象”来进入对这两部小说的解读。比如在《哦,香 雪》中,“火车”是关键的物象和载体,它从城市飞驰驶入乡村,是香雪们想象 “远方的世界”的载体、“现代文明”的象征。尽管火车在台儿沟只停留一分钟, 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香雪们还是“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朝火车 经过的地方跑去”,如同隆重的欢迎仪式,其背后有巨大的心理动力:对山外的现 代文明、“新生活”的向往,对改变山村封闭落后、摆脱贫穷的迫切愿望。在《妙 妙》中,担负着同样表意功能的有北京来的摄制组所乘坐的船。此外,妙妙还通过 电影、电视、报刊杂志来了解外面世界所流行的“服饰方面的新潮情况”,这似乎 比香雪“进步”多了。意义略为复杂一点的还有那个男演员离开之前送给妙妙的 只小半导体收音机”,尽管“妙妙就很专注地听着”,但是“这只收音机的频 道很难调准,总是格吱格吱响着,发岀模模糊糊的声音”。这是不是在暗示,妙妙 所接受的远方世界的讯息与图景其实模糊不清,讯息的“模模糊糊”与接受者的专 注虔诚构成一种微讽,妙妙就沉浸于误读性的幻想之中。 妙妙幻想着告别头铺街成为“有现代意识的青年”,香雪则希望有朝一日 坐上火车投向远方世界。这两部小说,可以理解为如何获得“现代的自我”的 故事。这个“现代自我”,首先是通过对不同物品的向往、想象来表达的。小 说有一段写凤娇拉过香雪去看火车里有位妇女头上别着的一排金圈圈:“怎么我 看不见?”香雪微微眯着眼睛问;等到香雪终于看见了,但她又很快就发现了别 的——“皮书包!”。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香雪会“看不见 无视”金圈 圈,即便看到了也很快转移视线?由此我们可以开列出香雪与凤娇们所热衷的不 同物象: 香雪:书包、铅笔盒、配乐诗朗诵…… 14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 凤娇们:发卡、手表、花色繁多的纱巾、能松能紧的尼龙袜、花棉 袄、香皂… 作家铁凝特意将香雪这一只爱铅笔盒的独特个体,从一大群热爱发卡、纱巾的女 孩子中区隔、凸显出来;前者所挑选的“物”也压抑了后者的“物”。正如今天 的研究者所发现的:在1980年代启蒙思潮高扬精神旗帜的语境下,“铅笔盒”是 现代文明”的象征,但是它的存在,却“压抑”了“和铅笔盒同样是‘物’的 发卡 纱巾’的合理性。后者完全被视为‘物欲’的代表,而毫无‘铅笔 盒’的‘光环’”。“本来在面对火车时,台儿沟的姑娘们对铅笔盒的渴望和对 金圈圈的艳羡是同时存在的,但为了‘铅笔盒’‘现代光环’的完满,却必须 压抑’凤娇们对发卡、纱巾和金圈圈的欲望。然而,‘欲望’可以‘压抑’却 不能‘消灭’,‘物欲’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以另一种形式重新返回。”①而当 物质膨胀激起的欲望在不久的将来以报复性的方式重新返回时,带来的可能就是 悲剧,比如妙妙的遭遇。 香雪对物质细节视而不见,妙妙则完全忽略文化教育(她早就承认“自己 在学习这条路上走不通”)。至少在这两个故事中,一个“现代自我”的形象其 实是偏废、不整全的,我们所追求的,原该是既物质充实、又是精神丰富的“自 我”吧。 为了换回铅笔盒,香雪必须忍受父母责怪而拿出四十个鸡蛋,平时胆小的 香雪竟然还跳上火车,摸黑走三十里山路……支付如此巨大代价,那么拥有铅笔 盒对于香雪来说意味着什么?“铅笔盒”的背后是“上大学”,是“坐着火车 到处跑”,是“能要什么有什么”,是对“台儿沟”以外“另一种世界”的渴 望,是一整套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向“现代”的渴求。然而, 我们必须对铅笔盒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考察,即:香雪对于铅笔盒的热情是怎么 “来”的。香雪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女孩,在“十五里以外的公社”中学 里,香雪的女同学们会故意“一遍又一遍”地让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 穷地方来的”:她们用的是可以自动合上的、泡沫塑料铅笔盒,而香雪没有;她 们一天吃“三顿饭”,而香雪及台儿沟的人们吃“两顿饭”……正是在同学们 “一遍又一遍地盘问”之下,“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而当终于换回铅笔 盒之后,为了应付娘的指责,她盘算着“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 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而此时她还有一个更 为隐秘的心思——“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 啊!
“青春”遭遇“远方的世界 当我们了解香雪对铅笔盒占有欲的产生原由之后,先前的结论似乎有点动 摇:我们先前注意到香雪的“视而不见”和“洞见”,她在发卡、纱巾等物象之外 只爱铅笔盒,但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到香雪的另一处“视而不见”—她本来就拥有 铅笔盒,“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了“在台儿沟还是独一无二”的 “铅笔盒”。然而,这一满含父爱深情(这一深情背后不也寄托着父亲对香雪接受 教育、追求现代文明的希望么?)的小木盒为何抵不过可以自动合上的、泡沫塑料 铅笔盒,而“显得那样笨拙、陈旧”?铅笔盒对于香雪来说并非匮乏之物,真的那 么必须吗(尤其是得支付如此巨大代价)?对铅笔盒的追求背后,是不是也掩藏着 香雪的某种小小的“虚荣”?这样看来,香雪真的和凤娇们有很大区别吗?我们还 不妨追问:将“铅笔盒”当做“现代文明”、“精神”的象征,将“发卡”、“纱 巾”归为“物欲”的代表,上述清晰的分类意识,以及“铅笔盒”压抑“发卡”、 “纱巾”之合理性的处置方式,到底出于铁凝写作当时的成竹在胸,抑或更多来自 批评家的“后见之明”?或者再退一步,即便作家也已获得了鲜明的“新时期意 识”,她笔下人物香雪对“远方世界”的渴慕,依然首先立足于告别昨天——物 质极其匮乏的十七年——的急切心情中。由于20世纪50-70年代公社时期实行严 格的计划经济制度,国家控制着农村市场,“控制了‘火柴’、‘发卡’、‘纱 巾’和‘花色繁多的尼龙袜’的流通,香雪和千百万农村妇女很难得到这些‘城 市’的东西。她们越是得不到这些东西,渴望得到的心情就越强烈”⑥。在此意义 上,“铅笔盒”与“发卡”、“纱巾”,以及香雪、凤娇们对不同的“物”所投射 的热情及其占有欲的由来,其实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重读香雪的故事,不仅应该看到农村孩子对于现代文明的渴望;同 时也应该敏感于文明差异性对于个人生存的影响和挤压。在追求现代文明、憧憬 “远方世界”之前,香雪首先遭遇到的是自尊心的挫伤。而一个铅笔盒的背后, 显然隐藏着城乡差异和不平等。建国后国家吸收农业资源以支持工业发展和城市 生活津贴,以户口登记制度限制城乡流动……这些政策导致城乡之间的分化,也 导致了公社中学女同学们的洋洋自得和香雪的自惭形秽。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历史 性、制度性与结构性的因素之后,不妨跳岀虚荣与自尊的纠缠,将香雪对铅笔盒 的“执着”,理解为香雪这一个体,代表着同样遭遇“出身不平等”的群体,而 索回追求平等的权利,而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个“现代自我”的长成,显然应 当包含这样一种“现代意识” 外来者”的故事 这两部小说中都镶嵌着一个“外来者”故事的模式。类似故事在20世纪中国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 文学史上被不绝如缕地讲述:有着现代文明背景的“外来者”来到一个闭塞、落 后的传统空间中,由于这个“外来者”的闯入,原先的文明、文化、社会秩序发 生变化;这一模式还往往伴随着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外来者/启蒙者—一男性; 原乡人/被启蒙者——女性。在鲁迅的《祝福》《白毛女》《青春之歌》等红色 经典,以及路遥的《人生》中,都可以发现相同的故事原型。 《哦,香雪》中短暂插入了这一模式:“北京话”一一凤娇,但“北京话” 在台儿沟仅仅停留一分钟,来去匆匆,启蒙与被启蒙、导引与跟随、救赎与被救 的关系无法充分展开。而主人公香雪似乎颠覆了上述模式,她选择了这样一条 路:通过接受现代教育,自主掌握文化、知识,以冲出蒙昧走向文明的自我救赎 之路。香雪将主动权收归于自身,不需要经过男人中介。从今天来看,这无疑是 一种乐观的想象,正如批评家指出的:“这条路几乎成为1980年代至今农村孩子 彻底离开土地,走向城市的唯一的捷径:在个人没有占有任何外在政治或经济资 源的情况下,他/她的身体尤其是智力成为仅有的可供征用的资源。如果说1980 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在教育费用(包括高中、大学)相对低廉的条件下,‘读 书改变命运’的口号对农村孩子还是鼓舞人心的,并能部分的兑现,那么随着教 育的产业化、高校收费的激增,更别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读书,上大学 则意味着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而在香雪身上,性别的因素也变得 至关紧要,因为在农村,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和时间都明显低于男孩。”⊙也就是 说,香雪的这条道路(通过接受现代教育……)并不稳定,父母的识见、家庭的 经济收入等因素都会随时影响、甚至打断这条路。这一乐观的途径至少在妙妙那 里已被撕裂,她无法像香雪所预示的那样依靠自主性力量改变命运,而只能选择 条以被动性、依附性为特征的成长之路,“只有凭了她的一个身体,去为她争 取神奇的人生作牺牲” 当然,这一切在当时还没有进入作家视野中。以今天的历史反思性视角来 观察,《哦,香雪》是一篇美好、单纯而又不乏简单化的小说。80年代是一个对 现代化”充满神秘与迷信的时代,在面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一一现代化必然 代表进步、文明和美好;反之,就是落后、封建和野蛮时,铁凝一方面表现出了 复杂性:现代化(火车的象征)进入以前的民间社会是淳朴的,其中生活的以香 雪这一群少女们为代表的人也是美好的。但另一方面,铁凝也无法去追问:让香 雪们如此魂牵梦系的现代化,其代价是什么?让香雪们如此幻想投入的新生活, 是不是也有负面、阴影存在?当这样的新生活展现出其负面、阴影的一面时,会 不会刹那间就将香雪们吞噬掉?当没有上过学的凤娇们(或者当香雪被迫辍学) 也希望“进城”时,她们选择何种方式?甚至是,当她们还未实际抵达城市时 ·146·
“青春”遭遇“远方的世界” 那种被唤起的“个人意识”——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使得香雪“在农 村通向城市、现代文明的大门松动的那一历史时刻,表达出一种‘时代精神的 美’,淳朴的同时也是坚毅的对现代化的渴望 可能就会让这一个体吃尽 苦头,这不就是妙妙的故事吗?当然,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创作语境中,是没法反 思的,要求作家在当时就获得这样的视野、发出如上追问是“超历史”的苛求。 当时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同样分享着这样的信念、体验。这些文字中“透露出的 是我们熟悉的‘1980年代’的特有情绪,一种出现在‘现代化’前夜、完全不知 道市场经济残酷性,因而更多是把‘明天’建筑在抽象、理想概念里的非常明朗 健康的社会心态”◎。 作家态度的单一(在当时是无可避免的)还体现在对于“外来者”的设置 除了公社中的女同学们有意无意损伤了香雪的自尊心外,其他都是人性美好的角 色,比如“北京话”、要送铅笔盒给香雪的女学生……我们无法充分了解火车内 外的“外来者”与香雪们在互相张望时的心态与想象。照见此中的复杂关系还得 时过境迁,比如近期在小说家阿乙笔下,依然是前呼后拥的“本地人”仪式般地 欢迎满载“外来者”的火车到来,叙述者身处欢迎的人群中,其位置也恰似当年 的香雪,故事发生时间已移至1990年代末期,先前在香雪故事中呈现的情感态度 的单一与火车内外的“默契”已完全不存在一—“我们想这是动物园的观光车, 那么多外地人坐在里面,一遍遍参观笼子里的我们,总会生出一点优越感。我们 房子这么矮,路面这么破,什么像样的历史都没有。 鲁迅的《祝福》是现代文学史上“外来者”故事书写模式的原型之一,经 历了现代文明洗礼后的知识分子“我”再回到故乡鲁镇,遇见了亟待启蒙的底层 妇女祥林嫂。但鲁迅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祥林嫂的追问反讽性地颠覆了“外来 者”/启蒙者精神和道德上假想的领导权。《妙妙》延续了这一反讽:在“外来 者”的“现代”形象背后,不一定是文明、善,也可能是颓败、丑恶与侵害 “现代”本来就是一善恶共存的模糊地带,王安忆揭示了香雪故事中未曾出现的 “现代”、“新生活”的负面性质。这两部小说里都出现了“北京话”,这一人 物形象及其象征意味的变迁,清晰地展现出时代转换和作家思想认识的深化。由 此我们才发现,先前香雪们对于“现代”的想象太单一、天真了;而对于妙妙来 说,女性非但无法依赖“外来者”男性的拯救而达到灵魂升华,反倒在憧憬“远 方世界”的同时堕入深渊……“他还用好听的北京话急骤地叫她的名字,‘妙 妙’‘妙妙’的。‘妙妙’这两个字喊在他的嘴里,就好像是另一个名字,是另 个妙妙似的。他亲妙妙的动作,就好像那些外国电影上的男人一样,妙妙呢, 就成了电影里的女人,而他的北京口音则使他断断续续的话语像是电影里的台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 一样。”“外面的世界”如此成功地改造女孩的生活,甚至深入到内心幽微的情 感空间……上述“改造”当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我们还记得,在《伤逝》 中,涓生求爱的举动模仿的是来自“外面世界”的西洋电影,而这个“含泪握着 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的动作一举征服了子君。在这一历史性的“改造”过 程中,伴随着子君、妙妙们的默然顺从与“故意误读”,男演员、“北京话”由 此具备了“抽象性质”,他们象征着“远方世界”、“美好的明天”,组织出 现代性的威权,如同一种高势能的文化符号,标举着方向和落差,指向都市、域 外、全球化,向着所谓的“现代”无限开放 对于香雪、凤娇和妙妙来说,“北京话”的魅力无可抵御,在今天,这 文化符号具有的特权可能已有所淡漠。可如果“外来者”操弄的不是爽脆流利的 京片子,而换作一口标准的美语、伦敦音呢?我们记得,小镇上的妙妙想通过北 京来的男演员而进入城市;而王安忆笔下的另一位主人公阿三则要通过外国男友 “走向世界”。魏微在1998年发表的小说《乔治和一本书》中,就有一个来北京 生活的花化公子乔治,引诱女生时总是拿起英文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 念,“他的英语发音,异常准确,鼻音很重,像个地道的英国绅士”,当他念到 托马斯式的性爱指令“脱!”的时候,他好像由此获得了在现实中发出“脱!” 的命令的能力,而此时每一个被他引诱的女生眼里都会流露出崇拜的神情而束手 就擒……魏微是个有自觉意识的作家,她要同“外来者”乔治及其背后所代表的 风行的理念开个玩笑,有一天那本英文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找不到了,于 是乔治整个人都垮了下来。 三丧失生活实感的精神抗争与“治愈者的故事” 铁凝曾经说过:“世上最纯洁、美丽的情感就是少女的梦想。尽管它幼稚、 虚无缥缈、甚至可笑,尽管它也许是人性中最为软弱的部分,但同时也是最可宝 贵的一种情感。”①在面对妙妙的时候,想必读者都会产生矛盾之感:妙妙的梦 想是美丽的,不应该受到指责;但是,我们分明又看到,妙妙一次次在梦想的驱 动下,作出错误选择,一次次交付出自身宝贵的东西。 初看上去,妙妙与凤娇似乎很相像,她们喜欢、选择的“物品”都集中在装 扮、服饰上。其实在《哦,香雪》中,因为凤娇并非第一主人公,给予的篇幅不 多,且创作者态度比较单一,所以我们无法更多了解凤娇们的内心世界。而妙妙 不同,王安忆时不时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心:“妙妙的这些苦恼,已不仅仅是有关 服饰方面的具体问题,而是抽象到了一个理论的范畴,含有人的社会价值内容, 人和世界的关系,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些深刻的哲学命题在此都以一种极朴
“青春”遭遇“远方的世界 素的面目出现在妙妙的思索和斗争中。”王安忆称妙妙为“头铺街上”的“哲学 家”、“思想上走到了人们的前列”。对于服饰的功能、意义,我们一般可以通过 三个层次来把握:满足于遮身蔽体、防寒保暖的实用性;追求光鲜、漂亮的美学 性;关涉个人身份、认同的精神性。妙妙显然执著的是第三个层次,所以尽管她在 意这些打扮、似乎讲求的是物质细节,但是她越来越远离生活而将自己放逐到 个精神性的困境之中。“她想她自己的身子虽然在头铺街上,可是精神上却已经 获得了解放,飞翔得很远。”所以我们在面对妙妙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别扭的感 觉:这个人物总是和自己最切身的实际感受拧着来,比如,“她就想着去找个人说 说话,说说心里的苦处,说说那一个中午和晚上的事情,可是她又想,要把这些 事说岀来了,她还有什么呢?人们都理解了她,她还凭什么孤独呢?她要是不孤独 了,和头铺衔上的女孩还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和头铺街上的女孩没了区别,她妙妙 还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她凭什么骄傲呢?妙妙要不骄傲了,妙妙的生活还有什 么意义呢?”又比如,当摄制组的那个男人侵犯她的时候,难道妙妙不觉得这是 种伤害吗?小说中写,当男人抱紧她的时候,“妙妙想:她是没指望了。她这样 想的时候,胸中却充斥了一股悲壮的激情,她想:她是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姑娘 啊!她想:头铺的街上是没有像她这样不同寻常的姑娘的”。什么叫“悲壮的激 情”——意识到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又觉得值得。她是以对这一事件的处置 态度,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尽管这一事件对她带来的可能是伤害,可能悖逆 了一般人的身体和日常感觉。当妙妙再一次地“献身”于孙团,她到底是有这种 身体上的欲求,还是爱恋孙团?都不是,她要以此证明自己是“有现代意识的青 年”,“过一种进步的生活”。以上种种,真是“精神的,太精神的” 我把妙妙遭遇种种不幸的根源,理解为丧失生活实感的精神抗争,总是渴 望用由高势能的文化符号所派生的幻想来替代自身的现实。在这一意义上,尽管 妙妙来自世俗世界,没有太多知识分子气质,但是她和鲁迅笔下的狂人以及新文 学史上诸多女性版的奋斗者(比如子君、茅盾笔下的静女士、梅女士们)身陷同 样的困境:常常以“先觉者”自负,陶醉于“独自觉醒”的优越感,对周围的人 示以轻蔑、焦躁,又往往因“独异”而感受到来自社会的伤害;他/她越是被裹 挟着权力色彩的观念形态与幻想所占有,其个人的存在越是容易从他/她置身的 世界中、从与周遭事物的交互关系中抽离出来;在这个世界内部找不到自己的位 置,越是憧憬远方世界的幻影,越是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于是,先觉而勇敢 的个休,很快地坠入疲劳、颓废、 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先生有过至为精彩的论述:“获得某些 思想和精神,从以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 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 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以不倦的继 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了之日为止。一一这是比较困 难的。”⑨准此理解,《狂人日记》中“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的惊人逆转, 就能获得不同一般的正面解读:“鲁迅轻描淡写地交代的狂人的痊愈,不可不谓 是意义重大的新生”,“标志了‘超人’的‘精神界之战士’重返人间现实的再 次自觉。……从表面上看个人主体从上向下的位移,内部却发生了对现实世界真 正构成意义的变化:一个多少带着浪漫色彩、处于脱离状态的主体,质变为一个 ‘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鲁迅没有“让他的狂人坚持他的狂并以 此作为空泛的批判之所——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正是逃避现实之所,而是让他清醒 地认识到他的失败,并且进一步从狂中走出来。走进复杂的现实中,从而与他置 身的环境恢复有机的联系”④。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妙妙》同样讲述了一个“治愈者故事”。小说尾声 部分,妙妙生一场人病,“病好了以后,还在招待所做服务员”,却开始“以 礼待人”,和周围的人“说说笑笑”,“人们也渐渐习惯了妙妙的行事”。关 于这个结局,大多数意见认为是悲剧:先前茕茕独立的孤独者终于被庸常的社会 环境所“同化”,泯然众人矣;或者认为当何志华离开之后,妙妙在头铺街自断 退路,终究已无存身之处。我对妙妙的结局取略为积极的理解,并不是要和狂人 式的“治愈者故事”硬相比附,而主要着眼于结尾处两个细节:1.由宝妹小说 改编的电影到头铺街上来放映,妙妙也去看了,“她看见电影里的那人”,“在 影幕上显得很丑,腮小小的,一点不精神,还有些萎顿”。“电影一幕幕在眼前 演出”,“妙妙在心里漫漫地想着”,“看到的只是摄制组在招待所进进出出活 动的情景。妙妙看见这些平素里常人一般的男女,忽然穿了不同衣服,扮作不同 的角色,觉得非常有趣。她在记忆里搜索着,将一个个差不多已经忘记的人找出 来,去和电影上人物对上号,好几次欢乐得笑出了声,渐渐地也将那人丢在了脑 后”。妙妙在观看自己曾参与其中、甚至一度自编自导的人生活剧,我们可以 把这理解为“自我”的对象化过程,以看电影的形式在反省自身过往的生活。 古希腊先哲说过:“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当一个先前“不自觉的 人”开始产生自省意识,当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终究只是凡人,没有资格傲视周围 的人,并且在先前封闭孤独的内面世界上打开一扇门,这才是一种健全的认识 和“新的自我 个向现实开放的“自我”一—的获得吧?2.电影散场以 后,妙妙一个人走在路上,想象着“这世界上有两种落单的命运”,于是产生两 段议论,但紧接着“妙妙被自己的念头逗笑了,她对自己说:哪来的这许多念头
“青春”遭遇“远方的世界 的,就继续向前走了”。这一“断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妙妙告别先前“哲学 家”式的生活以及孤绝无援的精神抗争,开始投入有血有肉的实际生活 妙妙的“治愈”不像狂人的新生那样关联着民族国家建设,她更需要对自我 切身的生活负责(其实,如果将文学人物与作家本人的精神历程相对照,则狂人 与鲁迅的事业,不可能只服务于外在世界,同样是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成全)。不 以悲剧视角来对待《妙妙》的结尾,在于我把这个结尾理解为“做回普通人”的 开始,“做回普通人”,既意味着妥善安放个人位格而恢复与他人、周遭社会健 康的联系,也意味着正视自身的现实而不再被种种幻想所俘虏。 四“孤独感”与青年主体建设 香雪身上的独特与若有若无的烦恼,到了《妙妙》中被演绎成深入骨髓的 “孤独感”:“妙妙成了头铺街上最孤独的人,没有人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她 对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也完全没了兴趣。”渴望着从自己原先身处的世界中剥离开 來的妙妙,为了那个模糊而美好的“远方世界”,不断地“众叛亲离”:“头铺 街”早就看不上了,不爱和周围人说话,甚至不回家,和哥哥决裂…… 从香雪到妙妙,显现出一道孤独感不断加深的轨迹。尽管如此,这两个人物 依然有极大不同。当香雪换回铅笔盒走三十里山路回家的夜晚,其实布满很多有 丰富意味的细节。香雪一边盘算着“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 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同时,她也想象着台儿沟的未来:“那时台 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 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 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也就是说,个体生活的美好与社会生活的美好在对 未来的想象中是一体、共生的,个人“素朴”地具有改造环境的承诺。回家的山 路上,香雪要经过如同一只“黑眼睛”的隧道,她有点害怕,于是,“弯腰拔下 根枯草,将草茎插在小辫里。娘告诉她,这样可以‘避邪’。然后她就朝隧道 跑去。确切地说,是冲去”;而在隧道的那一头,是等候着香雪的姐妹们。设想 妙妙目睹香雪上述拔草避邪的细节,肯定会像面对头铺街上的“庸众”一般发出 鄙夷的神情。一个换回了铅笔盒、已然趋近了现代文明的女孩子,还需要类似封 建迷信(至少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风俗习惯)的护佑吗?而今天的研究者则会从相 反的方向发出质疑:“怀揣宝盒,香雪就连像大山的黑眼睛一样的隧道都不害怕 了,猛地冲了进去。宝盒竟成了样板戏里金光四射的党和红宝书,奇迹般地化解 了英雄的困境。”⑩显然这位研究者忽视了拔草这一细节,正是这一出于铁凝创 作之时可能是无意识的、随意的一笔,在原先看似判然两分的对立间(现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