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象研究 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 ——以《可悲的第一人称》为例 金理 内容提要:郑小驴的小说《可悲的第一人称》讲述了“北漂”青年小 娄一败再败的故事,然而持续的失败感乃至“路之尽头”的绝望体 验,都被都市生活与资本世界所允诺的无限可能“顺利”地吸纳、化 解,于是失败青年“屡仆屡起”。对于自身的真实处境没有觉悟 这才是青年人一败再败、无法突破失败循环的根源所在。不过,尽管 无法扭转小娄命运的已然走向,然而作为文学读者,我们却不妨重新 想象潜藏在小说情节脉络中隐而未发的可能性。通过文本细读,本文 方面剖析当下失败青年群体受制于现实秩序的深刻性与现实秩序统 驭青年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试图在失败者的自觉背后,摸索一代人在 历史中确立主体位置的艰难尝试。 关键词:《可悲的第一人称》青年失败感危机意识 DO:10.16287/ cnki cnl-2589/.2018.05.005 近年来,在中国作家笔下,失败青年的形象大规模涌现,比如方方《涂自 强的个人悲伤》、徐则臣“京漂”系列、甫跃辉“顾零洲”系列、石一枫《世 间已无陈金芳》、马小淘《章某某》……本文将青年作家郑小驴中篇小说《可 悲的第一人称》①视为当代社会、文学与青年处理“失败感”的典型个案,讨
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 论如下议题:当“失败感”在今天成为一种弥漫性的体验时,人们到底如何想 象和转化这种体验?文学史曾经提供过哪些处理“失败感”的先例?今天的失 败者故事,遭遇了何种限制又呈现出何种可能性?本文并非单篇的作品论,而 是希望解剖“这一只麻雀”,一方面辨析当下失败青年群体受制于现实秩序的 深刻性与现实秩序统驭青年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试图在失败者的自觉背后,摸 索一代人在历史中确立主体位置的艰难尝试。 失败感”的现实建构与文学史纵深 《可悲的第一人称》讲述了“北漂”小娄从都市逃遁到丛林这整个过程 中发生的故事。在北京“一段暗无天日的时光,看不到任何希望”:买不起房 (“好不容易我们精疲力尽无限接近首付的时候,房价一脚油门,一夜之间又 变得遥不可及起来”),租住在五平米的隔断间;为了等末班车“节省那十几 块钱”而与女友吵架,迫于生活压力女友两次堕胎,最终两人分手;甚至曾有 的文学梦也因四十多万字的创作手稿不翼而飞而中断……怀揣理想来到都市 多年拼搏,“曾无限接近于那个梦,眼睁睁地看见它一步一步地远离而去 切破碎,一切成灰”。于是,选择避居到边地拉丁的原始丛林中,“找个无人 的地方独自待待”,不久开始种植药材,没想到因为恶劣的雨雪天气,药材全 被冻烂,“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功败垂成”……总之,我们通过小说看 到一位步步失招、一败再败的失败者。 小说中的失败者,显然也来自当下现实中青年人成败评价体系的标定。当社 会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就只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比如这些年蔚为大观 的成功学所定义的“三个月里赚到五百万”之类。这些以成功学面貌出现的评判 标准,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不但被社会精英标榜,连底层青年也复制同样的逻 辑。然而他们看到的是社会流动性降低、阶层的分化与固化;他们看不到改变命 运的希望;又由于社会地位的渺小与无助,摒弃在既得利益集团之外,也无力与 坚固的社会结构正面抗衡,由此产生的无奈与积怨,往往会形成反向的助推力, 将外在、单一的评判标准内化为自怨自艾的心理认同,这是“屌丝”、“卢瑟” ( loser)、“蚁族”等流行语近年来风行的原因。《可悲的第一人称》尤其提醒 我们注意,建构“我”失败感的首要原因是在都市生活而无房,但正像小说叙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所显示的(据笔者在复旦大学课堂上与本科生的交流来看,这一点尤其得到青年 人认同),“获取独立的居住空间”并不只是一种经济计算,而是包含了经济、 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样纠缠。或者说,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统 向青年人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意义,形成了“买房=人生成功”的考评机制,它联 系着一张完整的、“正常”的生活网络,与工作、婚姻、家庭、对于未来生活的 想象等因素“深度挂钩,成为“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② 文学与“失败的故事”似乎有着天然亲缘关系,“在日常生活和伟大作品 中间/存有一种古老的敌意”。人们一般会认为文学是作家们“穷而后工 的事业;而在作家的自我认知中,也往往如卡夫卡一般“把自己归并到那些注 定要失败的人之列”(,本雅明甚至提醒我们,“要恰如其分地看待卡夫卡这 个形象的纯粹性和它的独特性”,就千万不能忽略“这种纯粹性和美来自一种失 败”,“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更令人难忘 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不是为成功者加冕,而选择站在被巨轮碾碎的齑尘一边。 关于文学与失败之间的亲缘关系,北岛如是说:“失败,在我看来是个伟大的主 题。它代表了人类的精神向度、漂泊的家园、悲哀的能量、无权的权力 中国在进入现代之后就处于一个不断遭遇失败,不断从失败中自我觉醒 的过程,“在失败中学习和学习失败,也许正是中国现代性隐秘的源头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失败感被视为现代性建构的关键,因为几乎所有理想方案 都是通过对国族自身的负面理解才被激发出来,“‘失败’这一观念包含着 系列文化、政治、修辞和文学策略,藉此试图修复在巨大的动荡、斗争与不确 定的年代里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残损的感受”;现代中国文学提供的修 辞话语“往往意味着一种沉浸于悲痛中的身份,而非一幅胜利者的自画像”, 例如“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将痛苦、苦闷视作一个时代主导性的情感结构, 现代文化与民族自觉在中国的建构,就包含着一种失败的逻辑、一种建立在拥 抱挫败之上的弹性”8。这一弹性体现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表现青年成长经 验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倪焕之的成长过程并不顺利,不论是他的教育 事业、情感生活还是救国之志,都不断遭遇失望与幻灭,并最终在大革命失败 的颓丧中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倪焕之的成长之旅是由一次次的出发与归零构 成的。然而,正是这一出发一幻灭一再出发一再幻灭一直至死亡的循环往复
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 定义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型…也由此获得了它的形式:它始终是以失败 为前提的奋斗故事,是站在历史幻灭之处的回望”⑧。倪焕之的屡仆屡起暗示 着,与失败相伴随的,是深刻的危机意识与辉煌的抗争能量。这也启发读者去 重视现代文学中失败经验的辩证性:在优胜劣败的“天演公例”与现代社会线 性发展观的支配下,国人被视作弱者、失败者。但现代文学传统可贵之处在 于,一方面是对上述法则逻辑上的接受,另一方面是在接受过程中对这些法则 拥有具体化和普遍性而感到“伦理性的痛苦和愤怒”③。恰恰这种“痛苦和愤 怒”中蕴含着翻转、变革的潜能,其所针对的,不仅是自身在“公例”评判体 系下目前所处的位阶,而且是从整体上质疑该“公例”评判体系本身及其对强 弱、成败的界定范畴。 当然,在失败境遇中焕发出“主动精神”,往往需要与特定的社会现实 相互动。特里林在讨论年轻人进城的故事时指出,该小说传统中大抵具备一条 ‘浪漫传奇故事的线索”,“必须有一只巨大而有力的手伸向世界”,打破常 规、选中一个主人公——皮普在沼泽地里撞见了马格韦契,于连青云直上,拉 斯蒂涅只是伏盖公寓的普通寄宿者却能渐渐走进巴黎的中心,詹姆斯·盖茨来 到百万富翁的游艇边摇身一变成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些转变“稍稍有些夸 张”,“但它们却代表了日常生活中那些真实情况。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 初最初的几年里,西方的社会结构特别适合——或许可以说其出发点就在于 发生神奇而浪漫的命运转折”,“足以鼓励年轻人跨越阶级鸿沟”①。由此我们 才可以看到人与现实的“互动”:社会的开放性如何焕发人的能力和抱负,个人 裹挟着被激发而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如何生气勃勃地投入生活…我们在路遥 讲述的进城故事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上述“互动”:尽管高加林的人生处处被动 (小说一开始高加林就被迫“下岗”,《人生》讲述的也是一个起于失败的故 事),但他之所以愿意冒险,正是因为受到那只“伸向世界”、“巨大而有力 的手”的感召,那时的“世界”还允诺着希望兑现的可能性,不仅是可欲的, 而且是可实现的。而今天我们从文学作品中却看到这样的转变轨迹:同样身处 失败的境遇,从迎难而上、具有主动精神的“大写主体”,到今天暮气沉沉、 自认“卢瑟”的自轻自贱者。◎ 此处无法详细复述20世纪中国文学对失败经验的演绎及其意义,然而,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学史纵深中潜藏的失败者“无权的权力”,以及失败感中蕴含的翻转、变革潜 能,提醒我们在阅读当代小说中失败青年故事的时候,要时时返顾,进而与之 相对照。 “脱身一刻”的生机与“路之尽头”的危机感 具体到本文讨论的“这一个”失败者,买不起房,女友分手而去,工作压 力巨大却依然社会地位卑微,城市留给小娄的只是无尽创痛;终于抛开一切、 挣脱城市,来到边地拉丁。对于小娄这样的青年人来说,“进城”与“归乡” 不仅是背向的漂泊轨迹,更是其建构主体的方式。与所有“京漂”一样,小娄 首先离开故土,进入城市,在城市和资本的大海中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 ‘熟悉这座城市的每寸肌理……他们熟悉北京,比自己家乡还熟”,北京这样 的一线都市对于小娄而言,不仅是地理存在,也是象征空间,代表着崭新的身 份意识和对未来的承诺。然而城市中的奋斗只是带来伤痕累累甚至一败涂地, 于是小娄选择“归乡”,在遭受困惑、创痛与失败时,需要拉丁这样前现代的 田园及自然风景来疗伤。上述“归去来”结构的故事,大体就是表达失意者 往往是男性)离开城市,回到土地以实现自我救赎,在自然风景中重获价值 和新的希望,以乡愁来想象性地化解现代主体的病症。 初到拉丁原始丛林,“我”不再失眠,“梦中的天空湛蓝如洗”(相比 较,在北京经常失眠,梦中反复岀现“广告公司、难缠的客户、垃圾短信和彻 夜排队的楼盘开售活动”,甚至“阴霾、追杀与犯罪的场景”),每天“享受 着难得的平静——看书,烤火,打盹”……这一切似乎预示着边地生活和乡愁 式怀旧确实提供给了失意者人性回暖的心理按摩。但是渐渐地,小娄为“翻来 覆去都是一些重复的东西”而感到“厌烦”、“恐慌与空虚”。而当孤注一掷 投资于药材之后,梦境中的压力与失眠再度重临,恍如“身后总是响彻着女人 撕心裂肺的哭声”…“豆瓣阅读”在推荐《可悲的第一人称》时曾有“现代 版梭罗”的提法,显然这样的广告语没有理解作家郑小驴安设在文本中的反 讽:首先,田园并不是乐园,隐伏着众多不可控的因素(野兽出没,天气不可 测);在现代化的挤压下田园生活本身也是千疮百孔,而都市点点滴滴破败的 生活回忆一直在撕扯着小娄;越是向往远方和诗意,越是凸显无地自由。其
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 次,卢梭与梭罗式的“回返自然”,动因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结构中城市文明和 工业文化的批判,而小娄是否具备坚韧的意志来贯彻上述批判呢? 尽管如此,当小娄告别每天“忙得像个陀螺”、“一个电话就能左右我 的情绪,左右我的计划”的生活状态,来到草叶葳蕤的拉丁丛林,这从城市中 脱身的一刻,仍然绽放出生机与希望。墨拉蒂曾经指出巴尔扎克作品对成长小 说结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逃离都市的迈斯特,挑战社会的于连,都对他们 那个时代的现代性主潮保持敌对立场。但是巴尔扎克的主人公一往无前,第 次完成对‘时代精神’的认同。吕西安(《幻灭》)自我塑造的唯一方法,就 是将自己与巴尔扎克时代基本的社会机制结合起来。……在一般对‘成功’的 认识中,个体和世界—在某一时刻——是关联一致的,但这只是‘某一时 刻’,无法要求这种关联驻足长留,因为个体生命的时间和社会体系的时间无 疑会脱节”;“吕西安们往往紧跟时代,也使其无法形成一种延续的个体性: 他无法‘是其自身’,某种程度上‘不具有人格’,他完全是社会创造的‘时 代之子’”①。巴尔扎克将小说主人公的“成功”挂靠到“时代精神”、“外 在的社会体系”上,当这一“挂靠”严丝合缝地完成的那一刻,成功者/“时 代之子”就诞生了,而“失败”是被“成功”反向定义的。然而,墨拉蒂的论 述非常辩证:“紧跟时代”的“时代之子”往往旋生旋灭,当个体与“时代精 神”脱节的那一刻,成功者就“旋灭”为失败者,所以这种“自我塑造的方法 也是自我毁灭的方法”,这种方法无法型塑出“延续的个体性”与稳固的人 格。相反,如小娄这般,尽管是被动,但至少从“城市式居家”(买房=人生成 功)的考评机制中逃离,我们必须注意这种考评机制往往是主流价值观、支配 性生活方式和集体性消费氛围所召唤出来的,小娄自谓“我抛弃了全世界”或 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番从时代主潮中脱身、放弃“紧跟”,或许会被定义 为“失败者”,但恰恰可能开启寻找自我“本真性”的契机。 意识到时代主潮势不可挡,但并不愿意任其摆布,哪怕是以逃离的姿态, 这其中多少暗含着置身于危机处境时产生的重构自我认同的需求。“车子到了 拉丁,前面就没路了”——小说开篇这一句话,不仅是写实,也警醒地点明 “走到路之尽头”的危机感。“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 子’(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者希望保持住一种过去的意象,而这种 过去的意象也总是出乎意料地呈现在那个在危险的关头被历史选中的人的面 前。”本雅明的提示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危机感,可以把握与时代本相劈面 相逢的局面,可以捕获进人历史与现实(现实正在成为或正待成为历史)的 真正机遇。小娄敏锐地意识到“前面就没路了”,在这一瞬间,他被危机意 识所击中,在“路之尽头”看清了自身“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 处境。小娄“把手机卡扔进了火塘”切断与过往生活的联系——这番“洗心革 面”仅止于一种姿态,抑或出于自由自决? 无论如何,小娄是携带着“脱身一刻”的生机与“路之尽头”的危机感而 来到拉丁丛林的,我们读者也当携带着上述期待来辨析小娄在丛林中的所作所 为——此后的这番作为,到底是发扬抑或耗尽了先前的潜能与危机意识?小娄 会是“被历史选中”的那个人吗? 拉丁鲁滨逊 当下文学中大规模涌现的青年失败者形象,大抵具有外表淡漠、心如死水 的特征,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根源。孤身“漂”到城市,“方圆几百公里内,连 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①,如果“睁了眼看”,无奈、无力甚至绝望感可 能每天都会侵扰你:“我”和“我”所欲之物之间鸿沟过于巨大,算了,不要 有“非分之想”;更准确地说,不是“不想”,而是知道“想了也没用”,转 而寻觅自慰、化解的渠道。越是困难重重的生活,消解、转化失败感的途径也 越多。屌丝的自嘲、卢瑟自晒“囧”“糗”的段子,已然成为弱势群体的自我 表达,借此将愤怒、失望、沮丧与无奈转化,同时拒绝公共世界,也消弭了再 次行动与诉求反抗的可能性。有论者曾从阅读文化的角度探讨当下青年文学中 失败者比比皆是的缘由,这是很具洞察力的角度,如果以关于村上春树的阅 读史为例,恰恰可以证实上面的这番论述。千野拓政教授在研究东亚共通的青 年文化现象时指出,村上春树吸引读者之处在于其小说提供了一种“治愈”或 救赎”:在找不到出路的彷徨和失败的困境中,“他不是鼓励说拼命努力, 而是肯定现在的状况”,“肯定主人公说‘这样也可以’‘输了也没问题,也 可以的’”①。而这背后是文学的转型:现代以来的文学大抵是促使读者“期
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 待着通过作品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某种真实”,借鲁迅的话说即“睁了眼看” 敢于正视”,“文学不外是给每个读者启示更大的世界”;然而对于现在 的青年而言,“文学不太能启示这样的世界。世界已经固定,而在所属的狭窄 的共同体里,自己的位置或角色被分配下来,很难感到自己能参与并能改变的 余地”9。无法改变命运的青年人,安住于村上的文学中,告慰自己“输了也 没问题,也可以的”—现实的失败与文学的失败就是这样彼此配合。 当小娄逃离北京来到拉丁的初期,肯定产生过“这样也可以”的自我告 慰(“离拉丁越近”,“想哭的冲动越来越频繁”)。如上文所分析,这种对 于失败的自我体认,一方面可视作青年人身处严峻现实时的心理缓冲与防御机 制;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社会压迫机制时的保守,这里的“保守性”在于,青年 人的心如死水与“认命”,并不是个体“自然”的、“天性”的状态与心理, 而是指向个体与被强加到自己身上的暴力之间被迫的同谋关系。—对此同谋 关系无所自觉甚至不以为然,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者吧,尤其与第一部分提及的 文学史上那些从失败感中转化出翻转、变革潜能的青年形象作对照。 但小娄毕竟不安分,转折点是他开始尝试在丛林的荒地上种植药材,“刚 进山那阵,我只想将内心里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赶紧释放岀去,洗涤得越干净越 好。而现在,仿佛一颗空空荡荡的心,开始了某种期待与守望”,与此心态变化 相同步的,是焕发而出战天斗地的活力。尽管读完小说了解到小娄的药材生意败 于天灾,尽管这番生意的性质非常可疑(下文详析),但我们不能抹杀开垦荒地 最初的意义,这一行动让在都市中奄奄一息的小娄恢复生机,让濒死的心脏再次 起搏,从“不能想象到变化存在”的“给定”的环境和秩序中挣脱,转而“坚信 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进而重新把握自我的命运。 都市生活中的失败者摇身一变为边地的征服者,仿佛新时代的鲁滨逊。而《可悲 的第一人称》与笛福名著《鲁滨逊漂流记》确实可以进行有趣的对读。 小娄在老康的引领下,第一次进入拉丁原始丛林,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 细节:老康为小娄带去了食物及“锅碗瓢盆和棉被”,小娄眼中“到处都是碍手 碍脚的东西”,却唯独缺了两件物品,“我说得有张桌子,还要一把椅子”,老 康“愣了下”,“面露难色地补了一句,我家也只有吃饭的桌子…”也就是 说,在当地人老康看来,桌椅并不是生活必需品,老康也完全不理解桌椅之于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娄的功能和意义,后者需要的绝非仅是“吃饭的桌子”。于是,小娄来到丛林后 的第一次劳动,就是“锯倒了一棵桉树……尽量将它打磨得更平滑些。将纸张铺 展开来,树桩顿时成了书桌”;又“锯了几段树身,充当凳子”。而鲁滨逊漂流 到荒岛后,首先制造的也恰恰是桌椅。他们的制造,“并不是从自然必需品开始 的,而是从生活舒适和快乐开始”,就小娄而言,固然是因为老康为其准备了食 物等以维持生存,也同样因为,“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人来说,首先的 必需品’其实是使自己尽可能像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这才是舒适和快乐的来 源”@。所以一点不奇怪,小娄带去了书与纸张,“刚来的时候,还每天认真 写篇日记”。当开始种植药材时,小娄有着强烈的自信,“我的自信来源于我 大学里选的农学专业”。可见,尽管小娄“在水面上看见了自己的模样,邋遢 的头发,乱糟糟的胡子……带着一股子脱离文明社会的野蛮味”,但是与鲁滨 逊一样,小娄并不是文明返回自然,探索“自然的技艺”,他的种植劳动,不 仅借助文明的工具,更依靠种种文化的装备。 瓦特在论述鲁滨逊时指岀:“经济动机的本质,按照逻辑需要其它思想 感觉、行为的模式贬值:各种传统形式的群体关系、家庭、行为、村庄、民族 感,这一切都要被削弱。”⑨小娄退居丛林,割断一切社会关系纽带,原本起 因于失败者逃离城市,但却无意中“还原”出鲁滨逊式“经济个人主义”兴起 的前提,为此后的开垦荒地、种植药材打下铺垫。不过,小娄终究不是鲁滨逊 意义上“一个真正的资产者”③、纯粹的“经济人”。比如,鲁滨逊的簿记上 详细“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 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③。小娄初到拉丁 时也曾记过日记,由其“文学青年”的本性来看,日记上的文字内容肯定不 同于鲁滨逊式的权衡利弊、盘算进出。再比如,对于纯粹的“经济人”来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要是借贷关系、契约关系、主从关系,所以感情生活在鲁 滨逊的故事中被一笔带过。尤其对于以性别为基础的关系更是需要被彻底屏 蔽,“正像韦伯指出的那样,性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它是个人 对合理的经济目的的追求最大的潜在危险”。因此,“爱情在鲁滨逊的个人生 活中几乎没有位置,甚至在他获得最大胜利的场面中,在那个岛上,性的诱惑 仍然被排斥在外”③。而小娄却无法完全挣脱人际关系、感情交流和性生活等 98
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 次要的、非经济的联系与活动。他要应付家人的劝告(“他们想方设法劝我早 点出来,甚至扬言要来把我找回去”);频繁做梦与两位前女友相会,“有时 想着小乌的身体,有时则是李蕾…每晩我都被这种念头折磨着”;小乌还曾 来丛林探望过小娄,恰恰这次经历导致小乌怀孕……与鲁滨逊的“严于自律” 相比,小娄的再次失败几乎是注定的。看来在表面的相似背后,鲁滨逊与小娄 的差异也许更耐人寻味。 笛福在“序言”中曾这样标举鲁滨逊身上具备的积极品质:“这就是在 最悲惨的痛苦中可取的战无不胜的耐力,在最令人沮丧的环境中的不屈不挠的 适应性和无畏的决心。”这种天生的漫游精神与拼搏意志是鲁滨逊追逐经济 利益与政治权力的重要动力,甚或超越狭隘的功利视野,而表达出人类永恒的 内在不安,不安分、不满足于上帝或自然给予自身的限定处境。类似的“不安 分”当然也能够在小娄身上找到,不过这发生于他开始种植药材这一转折点之 后,比照一下,漫游精神与拼搏意志支撑着鲁滨逊去不断冒险和开发一个又 个荒岛;而小娄反过来是在种植药材之后才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后者多出的 层曲折,也体现在文本形式上。瓦特指出笛福小说总是流溢出“轻快活泼 无忧无虑的基调”③,伊格尔顿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发现一种“纯粹”的、 “累积”型叙事:“这里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后来怎么样了?’事件不能说 不重要,但这完全取决于它能否导致其他事件。这些躁动的故事只是自顾自地 向前冲刺,谈不上什么整体构思。叙事是为了累积而累积,就像资本家为了利 润而利润,给人的感觉是小说对于叙事具有一种无法餍足的欲望。”与直线 而单向的累积型叙事相比,《可悲的第一人称》的叙事结构处于耗散一重聚的 循环中,城市生活的失败、决然逃离、丛林中短暂休憩、再度活力焕发地开 荒、药材种植遭遇天灾……整个叙事线索随着纷繁的事件、变换的地点与主人公 起伏不定的心情而不断处于打断、重启的状态。这里没有鲁滨逊式“轻快活泼无 忧无虑的基调”,也无法持续累积叙事能量“向前冲刺”,而是时断时续、患得 患失。 文本的形式肌理实则出于对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鲁滨逊令人惊奇地将 种非常理性化的算计与一种极端冲动的历险精神结合在了一起,并赋予这种 结合以一种精神救赎的意涵。”理性的设计、秩序与不安分的漫游、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