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自然”与以人为本“不矛盾 秦晖 我讲这个话避是有感而发的，前几天，中回的奥论界发生了是敏畏自然还是以人为本的一场争论，其中一方是几位科学家，一方 是几位环保人士。要了解这场争论的实质，我们应首先看看西方人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大家知道西方的人本主义在宗教改革和启蒙时 代的这段时间，主要是而临中世纪的神文主义的压制，那时候西方的宗教势力很大，当时的人文主义和人们思想解放主要是针对那时 候的宗教文化、信仰至上，那时候的启蒙者强调世俗主义、理性至上、科学实证。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从工业文明中兴起的理性化 和世俗化的膨素，认为人们的知识什么问腿都可以解决。 因此这个时候所谓的人文精神就反过来带有了浓厚的解构理性、怀疑理性、呼唤信仰、重塑心灵、反思科学的色彩。中国早在 30年代就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所谓的科学论战，又叫做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当时中国有一些比较前沿的学者就提出科学不能解决 人生价值的何愿。在国际范围内很多学者从五、六十年代不断地谈这些问题。提侣人类要回归人性，当今的环保主义者所谓的敏畏自 然其实也都是人文精神新一代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所谓敏畏自然实际上和以人为本并不矛盾的，敢畏自然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 神，一种新时代的新版本，尽管从表象上看似乎是过去某种思海的复归。国外有些学者，像日本学者界户太伊，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现 代的人们在追求新的中世纪. 到了荣格时代，而对者一种灯红酒绿的气氛和更具理性化的生活，人文精神却似乎越来越带有宗教色彩，正如瑞士学者荣格所说 的，近代的人在寻找智慧，可是现代的人们却在寻找灵魂。因此中国的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的学者，认为现在的所谓做樱 自然这一类的说法带有反科学、反启蒙的味道，这应该说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不过这种所谓反科学、反启蒙的说法并不准确，应该说 所谓反科学、反启蒙指的是对近代的科学异化、理性异化进行一种现代的反思，它决不是回到过去，也绝不是所谓中世纪的复归。 但是外来的主义面对我们的问愿都需要一个重新核对切入点的问题。我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是科学还是信仰都是无 国界，绝不是说西方人比中国人需要更多的科学或者需要更多的信仰问避。但是不同的科学家和信仰者面对的问避往往非常不同，人 文精神在西方前后两段所追求的价值，中国人也似乎同样经历了，但有一些问题是中国特有的，就人文精神的发展而言，在西方它而 对的首先是宗教和神文背景的压抑，也就是所谓科学成了神学的奴仆，以后就是所谓理性和科学异化的束缚：但是在中国它过去与现 在而对的都是另外一些问避。在封建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它并没有西方中世纪那样强大的教会和浓郁的宗教 传统，那个时代的中国，压迫人性的主要是中国的世俗的专制权力，而不是教会。近代以后的中国也没有经过发达的工业文明，因此 也谈不上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扩张和科学异化，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非宗教的传统，但中国的非宗教传统或者世俗主义传统并没有导致科学精神的发达：在中国自古以来也有 非科学的传统，但是中国的非科学传统也并没有造成什么真诚的信仰。相反，敬畏权力的中国人往往特别喜欢把科学变成打人的棍 子，雁醉信仰自由。于是导致一种历史现象，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我不能说这样一类传统比所谓的西方传统孰优执 劣，但是两者的差异显然是存在的，而且它会使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或人道和自然的和谐之路上，面临的问恩变得十分 不同。当代中国环保主义者他们指出的中国那些破坏环境的问避，也就是所谓的大工程主义造成的问恩，如50年代就有三门峡，现在 又有很多人提出怒江这一类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50年代三门峡争论发生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起来抗议的一些人不是环保主义 者，恰恰是科学主义者。像质疑三门峡工程的清华大学的黄万里数授，以及后来质疑三峡工程的孙叶奇先生。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什 么环保的说法，绿色思湖在50年代还没有在全世界形成气候，但是中国的很多科学工作者已经对当时在所谓的改造自然的口号下，对 那些既不科学也违反人权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指责。 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的中世纪理性被信仰所压抑，科学成为神学的奴隶，而在现在情感又被理性所压抑，心灵成为科学的奴仆，在 中国这两种问愿好像招不存在。在中国存在的是另外一种问题，也就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信仰和理性在中国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威 而科学和神学都是世俗皇权的奴婢。如果说在西方，人的解放过去意味着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现在意味着克服科学和理性的异化 在中国，人的解放过去并不需要如此强烈的反宗教色彩，现在也没有必要去追赶反科学的时髦，而无论信仰还是科学都必须从世俗皇 权的压迫下获得解放。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既没有”爱知求真"的真科学，也没有”爱战求美”的真信仰，而在德信和自信都受到压抑 的情况下，我们破坏自然很容易，但是弘扬人本却非常因难。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强调敬畏自然，还是强调以人为本，其实并 没有那么大的矛盾，这当然不是说在中国这两者都很容易做到，恰恰相反，这两者的共同障碍在目前都非常强大，因此，在共同障碍 仍然强大的情况下也许这两者都更难实现，在中国往往存在着非人道的过程，它同时也是反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破坏环境的过程， 这就更需要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 因此，我们现在无需在自然和人本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破坏并不是由于我们过分的尊重人本主义，而 我们人本主义得不到尊重也不是由于我们中国人过分讲究生态保护的原因。我并不认为天人关系在一切情况下都能保持和诺，但是在 今天的中国，尽管技术意义上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的比例的确十分繁张，而且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紧张的地方之一，但是制度意 义上的天人冲突，也就是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的时候更顿向于保护环境，还是更顿向于尊重人权，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在制 度设计上并不存在，在制度意义上的天人冲突其实在中国并不宜过分强调， 许多人口资源关系比我们更为紊张的国家已经提供了许多证明，尽管在终极意义上天人关系或许是人类面临的水恒话题，但是在 人类已经达到的文明基础上，中国人应当能够建设一个足够人道，同时天人关系又相对和诺的文明杜会。这样的一个任务它既是一个 理念的问愿、思想的问题，同样我认为更重要的也是一个治理实践的问意，就是我们在这个会上各位学者反复强调的问题。我国古代 早就有所谓天人合一的学说，当代的绿色主义者、环保理论家非常注意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论中吸取资源，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 家我要说，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本来和环保并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一种宇宙等级秩序面证明人间等级秩序的理论，也就是说宇 宙是分等级的，因此人间也应该分等级。但是今天我们赋予天人合一这个理论以一种环保的意义，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古代的理论到 了现代可以被赋于新的意义，这在中国人来说叫做古为今用，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正确的，把天人合一赋予环保意义能使人们更加重视 环保问题。但现实中的环保问愿绝不是在观念上人们重视了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大量的问题都是人们一方面很 重视，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破坏：问腿不在于环境保护，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没有一种有效的治理实践，所谓重视环境只 能流于空谈。 尽管很多人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天人合一的传统，但是中国即使在传统时代它的环境记录应该说也不好。假如我们看过明清 之际的一个地理学家叫做徐霞客，他写过一个《徐覆客游记》，这个游记很多人把它当做地理学著作来看待，今天我们也可以把它当 作环保记录来看待。徐霞客从渐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走遍了中国的整个南半部，他笔下记载的很多现象都是我们今 天所理解的环境破坏。他在江西看到一些人为了造纸把河流搞得污移不堪，他到湖南看到一些人烧石灰，把当地的空气搞得很精糕， 他在江西、浙江很多地方看到人们乱欧乱伐，导致山间无木，树都被人欧光了，他到柳州和水州看到当时的生活垃圾到处泛滥，使这 两个地区的很多风景区变成了所谓”屯围”，什么叫屯围？就是厕所。 如果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尾气、酸雨和核污染，那只是因为当时的古人还没有懂得相关的工业技术，而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或 者懂得天人合一。今天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恐怕也只能主要依靠全球合作下的制度创新和治理创新加以解决，当然全球合作从来都是 伴随着神突和讨价还价的，各国都知道环保重要，但是都想尽量少的为此付出代价。像关国现在还不愿意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种局面关系到一个利益协调机制何避，而主要不是认识问题，我想环保的重要性美国人知道的并不比中国人少，但是他们不题 意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利益冲突问愿，或者说是制度问愿，而不是所谓的文化问恩。因此我们赋予天人合 一种新的解释我很赞同，但是恐怕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现实治理问题。解决现实的治理问题应该怎么办呢？第一，现在很多人都指望者 一种跨国的公共权力机制，尤其是在这方面的实践，应该说欧盟是走在全球的前面，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过程即使是在欧洲也是困难重 重
“敬畏自然”与“以人为本”不矛盾 秦 晖 我讲这个话题是有感而发的，前几天，中国的舆论界发生了是敬畏自然还是以人为本的一场争论，其中一方是几位科学家，一方 是几位环保人士。要了解这场争论的实质，我们应首先看看西方人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大家知道西方的人本主义在宗教改革和启蒙时 代的这段时间，主要是面临中世纪的神文主义的压制，那时候西方的宗教势力很大，当时的人文主义和人们思想解放主要是针对那时 候的宗教文化、信仰至上，那时候的启蒙者强调世俗主义、理性至上、科学实证。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从工业文明中兴起的理性化 和世俗化的膨胀，认为人们的知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因此这个时候所谓的人文精神就反过来带有了浓厚的解构理性、怀疑理性、呼唤信仰、重塑心灵、反思科学的色彩。中国早在 30年代就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所谓的科学论战，又叫做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当时中国有一些比较前沿的学者就提出科学不能解决 人生价值的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很多学者从五、六十年代不断地谈这些问题，提倡人类要回归人性，当今的环保主义者所谓的敬畏自 然其实也都是人文精神新一代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所谓敬畏自然实际上和以人为本并不矛盾的，敬畏自然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 神，一种新时代的新版本，尽管从表象上看似乎是过去某种思潮的复归。国外有些学者，像日本学者界户太伊，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现 代的人们在追求新的中世纪。 到了荣格时代，面对着一种灯红酒绿的气氛和更具理性化的生活，人文精神却似乎越来越带有宗教色彩，正如瑞士学者荣格所说 的，近代的人在寻找智慧，可是现代的人们却在寻找灵魂。因此中国的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的学者，认为现在的所谓敬畏 自然这一类的说法带有反科学、反启蒙的味道，这应该说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不过这种所谓反科学、反启蒙的说法并不准确，应该说 所谓反科学、反启蒙指的是对近代的科学异化、理性异化进行一种现代的反思，它决不是回到过去，也绝不是所谓中世纪的复归。 但是外来的主义面对我们的问题都需要一个重新核对切入点的问题。我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是科学还是信仰都是无 国界，绝不是说西方人比中国人需要更多的科学或者需要更多的信仰问题。但是不同的科学家和信仰者面对的问题往往非常不同，人 文精神在西方前后两段所追求的价值，中国人也似乎同样经历了，但有一些问题是中国特有的，就人文精神的发展而言，在西方它面 对的首先是宗教和神文背景的压抑，也就是所谓科学成了神学的奴仆，以后就是所谓理性和科学异化的束缚；但是在中国它过去与现 在面对的都是另外一些问题。在封建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它并没有西方中世纪那样强大的教会和浓郁的宗教 传统，那个时代的中国，压迫人性的主要是中国的世俗的专制权力，而不是教会。近代以后的中国也没有经过发达的工业文明，因此 也谈不上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扩张和科学异化。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非宗教的传统，但中国的非宗教传统或者世俗主义传统并没有导致科学精神的发达；在中国自古以来也有 非科学的传统，但是中国的非科学传统也并没有造成什么真诚的信仰。相反，敬畏权力的中国人往往特别喜欢把科学变成打人的棍 子，砸碎信仰自由。于是导致一种历史现象，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我不能说这样一类传统比所谓的西方传统孰优孰 劣，但是两者的差异显然是存在的，而且它会使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或人道和自然的和谐之路上，面临的问题变得十分 不同。当代中国环保主义者他们指出的中国那些破坏环境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大工程主义造成的问题，如50年代就有三门峡，现在 又有很多人提出怒江这一类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50年代三门峡争论发生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起来抗议的一些人不是环保主义 者，恰恰是科学主义者。像质疑三门峡工程的清华大学的黄万里教授，以及后来质疑三峡工程的孙叶奇先生。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什 么环保的说法，绿色思潮在50年代还没有在全世界形成气候，但是中国的很多科学工作者已经对当时在所谓的改造自然的口号下，对 那些既不科学也违反人权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指责。 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的中世纪理性被信仰所压抑，科学成为神学的奴隶，而在现在情感又被理性所压抑，心灵成为科学的奴仆，在 中国这两种问题好像都不存在。在中国存在的是另外一种问题，也就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信仰和理性在中国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威， 而科学和神学都是世俗皇权的奴婢。如果说在西方，人的解放过去意味着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现在意味着克服科学和理性的异化； 在中国，人的解放过去并不需要如此强烈的反宗教色彩，现在也没有必要去追赶反科学的时髦，而无论信仰还是科学都必须从世俗皇 权的压迫下获得解放。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既没有“爱知求真”的真科学，也没有“爱战求美”的真信仰，而在德信和自信都受到压抑 的情况下，我们破坏自然很容易，但是弘扬人本却非常困难。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强调敬畏自然，还是强调以人为本，其实并 没有那么大的矛盾，这当然不是说在中国这两者都很容易做到，恰恰相反，这两者的共同障碍在目前都非常强大，因此，在共同障碍 仍然强大的情况下也许这两者都更难实现，在中国往往存在着非人道的过程，它同时也是反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破坏环境的过程， 这就更需要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 因此，我们现在无需在自然和人本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破坏并不是由于我们过分的尊重人本主义，而 我们人本主义得不到尊重也不是由于我们中国人过分讲究生态保护的原因。我并不认为天人关系在一切情况下都能保持和谐，但是在 今天的中国，尽管技术意义上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的比例的确十分紧张，而且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紧张的地方之一，但是制度意 义上的天人冲突，也就是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的时候更倾向于保护环境，还是更倾向于尊重人权，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在制 度设计上并不存在，在制度意义上的天人冲突其实在中国并不宜过分强调。 许多人口资源关系比我们更为紧张的国家已经提供了许多证明，尽管在终极意义上天人关系或许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话题，但是在 人类已经达到的文明基础上，中国人应当能够建设一个足够人道，同时天人关系又相对和谐的文明社会。这样的一个任务它既是一个 理念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同样我认为更重要的也是一个治理实践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会上各位学者反复强调的问题。我国古代 早就有所谓天人合一的学说，当代的绿色主义者、环保理论家非常注意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论中吸取资源，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 家我要说，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本来和环保并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一种宇宙等级秩序而证明人间等级秩序的理论，也就是说宇 宙是分等级的，因此人间也应该分等级。但是今天我们赋予天人合一这个理论以一种环保的意义，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古代的理论到 了现代可以被赋于新的意义，这在中国人来说叫做古为今用，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正确的，把天人合一赋予环保意义能使人们更加重视 环保问题。但现实中的环保问题绝不是在观念上人们重视了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大量的问题都是人们一方面很 重视，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破坏。问题不在于环境保护，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没有一种有效的治理实践，所谓重视环境只 能流于空谈。 尽管很多人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天人合一的传统，但是中国即使在传统时代它的环境记录应该说也不好。假如我们看过明清 之际的一个地理学家叫做徐霞客，他写过一个《徐霞客游记》，这个游记很多人把它当做地理学著作来看待，今天我们也可以把它当 作环保记录来看待。徐霞客从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走遍了中国的整个南半部，他笔下记载的很多现象都是我们今 天所理解的环境破坏。他在江西看到一些人为了造纸把河流搞得污秽不堪，他到湖南看到一些人烧石灰，把当地的空气搞得很糟糕， 他在江西、浙江很多地方看到人们乱砍乱伐，导致山间无木，树都被人砍光了。他到柳州和永州看到当时的生活垃圾到处泛滥，使这 两个地区的很多风景区变成了所谓“屯围”，什么叫屯围？就是厕所。 如果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尾气、酸雨和核污染，那只是因为当时的古人还没有懂得相关的工业技术，而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或 者懂得天人合一。今天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恐怕也只能主要依靠全球合作下的制度创新和治理创新加以解决，当然全球合作从来都是 伴随着冲突和讨价还价的，各国都知道环保重要，但是都想尽量少的为此付出代价。像美国现在还不愿意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种局面关系到一个利益协调机制问题，而主要不是认识问题，我想环保的重要性美国人知道的并不比中国人少，但是他们不愿 意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利益冲突问题，或者说是制度问题，而不是所谓的文化问题。因此我们赋予天人合一 一种新的解释我很赞同，但是恐怕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现实治理问题。解决现实的治理问题应该怎么办呢？第一，现在很多人都指望着 一种跨国的公共权力机制，尤其是在这方面的实践，应该说欧盟是走在全球的前面，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过程即使是在欧洲也是困难重 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