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园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 (上册) 内部料非而品
题记 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本卷是近代前 编,论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年的历史。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 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 主义东侵的历史。这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 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 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 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 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 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 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 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 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 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 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 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 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 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 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 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 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 建地主阶级內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 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 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 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 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 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 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 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 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 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 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 书铎同志主编。林增平同志1923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1947年毕业于江西 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1992年逝世。他为本卷撰 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章开沅同志192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 市),1948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
题 记 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本卷是近代前 编，论述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至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夜近 80 年的历史。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 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 主义东侵的历史。这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 1980 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 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 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 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 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 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 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 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 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 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 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 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 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 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 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 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 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 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 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 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 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 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 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 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 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 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 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 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 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 书铎同志主编。林增平同志 1923 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1947 年毕业于江西 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1992 年逝世。他为本卷撰 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章开沅同志 1926 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 市），1948 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
授,曾任该校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 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1929年生于福建泉州,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 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 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 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 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 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 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 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 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 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 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 张守常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 第一章。 郑师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 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 第一章第 、四节,第七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 第五节。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 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 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 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 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 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 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 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 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
授，曾任该校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 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1929 年生于福建泉州，195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 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 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 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 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 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 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 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 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 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 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 张守常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 第一章。 郑师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 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 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七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 第五节。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 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 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 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 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 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 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 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 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
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 及海洋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锺允若同志, 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 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 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 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 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发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 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 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 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 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 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 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 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 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 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 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 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 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 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 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 部分第七章。 钟康模同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
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 及海洋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锺允若同志， 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 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 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 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 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发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 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 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 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 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 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 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 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 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 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 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 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 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 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 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 部分第七章。 钟康模同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
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撰了 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 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 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 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 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 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铮同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 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 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 赵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硏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 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 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 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 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 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福同志为本卷 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福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 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 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 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 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 本卷合撰了 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 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 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 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 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 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铮同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 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 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 赵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 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 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 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 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 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福同志为本卷 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福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 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 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 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 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 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 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 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硏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硏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 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 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 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 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 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 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 谢 白寿彝 1998年4月6日于北京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 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 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 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 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 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 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 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 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 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 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 谢。 白寿彝 1998 年 4 月 6 日于北京
第一章文献资料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 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 量外文资料。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
第一章 文献资料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 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 量外文资料。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
第一节政府官书 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 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 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 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 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这一类政府官书 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 分述如下: 《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 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 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 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 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实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 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 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1964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 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 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 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1987 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 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 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 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 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 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 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 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 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 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岀师,调兵筹饷,开拓疆 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 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6卷、《文 宗显皇帝实录》356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 卷,以及《宣统政纪》70卷。清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 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外 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岀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 封建专制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
第一节 政府官书 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 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 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 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 方面内容 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这一类政府官书 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 分述如下： 《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 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 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 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 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实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 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 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 1964 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 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 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 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 1987 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 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 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 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 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 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 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 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 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 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 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 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 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6 卷、《文 宗显皇帝实录》356 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 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 卷，以及《宣统政纪》70 卷。清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 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外 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 封建专制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
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 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作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 (1)内容重要。实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 高层的核心文献。这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 丰富。实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 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 的实录,即达到1873卷。(3)编纂体裁优越。实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 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 的可信性强。实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 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 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清初《实录》一改再 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 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 谕旨:(1)“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 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 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 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 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③。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 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 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 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 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 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 垂训后世”,教育子孙。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 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 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922卷。台湾 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 《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 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 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 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 增多了。《清宣宗圣训》130卷,《清文宗圣训》100卷,《清穆宗圣训》160 卷。《十朝圣训》共922卷,前七朝200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0多年共 390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1)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 Φ《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39— 140页
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 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作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 （1）内容重要。实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 高层的核心文献。这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 丰富。实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 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 的实录，即达到 1873 卷。（3）编纂体裁优越。实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 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 的可信性强。实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 文 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 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清初《实录》一改再 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 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 谕旨：（1）“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 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 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 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 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①。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 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 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 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 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 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 “垂训后世”，教育子孙。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 祖、太宗、世祖、 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 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 922 卷。台湾 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 《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 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 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 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 增多了。《清宣宗圣训》130 卷，《清文宗圣训》100 卷，《清穆宗圣训》160 卷。《十朝圣训》共 922 卷，前七朝 200 年事共 532 卷，近代三朝 50 多年共 390 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 42％。 《圣训》的价值在于：（1）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 ① 《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39— 140 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 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 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1)一些机密性的谕旨, 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 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 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乾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 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 典,兵礼大政”°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卷 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 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120卷,嘉庆 朝50卷,道光朝60卷,咸丰朝100卷,同治朝100卷,名之为《东华续录》。 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计前五朝共100卷,合《续录》 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 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王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 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常压缩。如道光二十 年闰三月二十日(1841年5月11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 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 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 2。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 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 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 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 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69卷, 有光绪八年(188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只是摘抄《实录》, 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 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 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卷,于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 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 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1958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 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 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 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 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 《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 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①王先谦:《东华录序》。 《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1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 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 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1）一些机密性的谕旨， 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 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 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乾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 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 典，兵礼大政”①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 一如《实录》，共得 32 卷， 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 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 120 卷，嘉庆 朝 50 卷，道光朝 60 卷，咸丰朝 100 卷，同治朝 100 卷，名之为《东华续录》。 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①，计前五朝共 100 卷，合《续录》 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 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王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 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常压缩。如道光二十一 年闰三月二十日（1841 年 5 月 11 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 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 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 ②。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 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 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 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 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 69 卷， 有光绪八年（188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 只是摘抄《实录》， 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 “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 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 卷，于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 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 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1958 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 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 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 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 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 《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 ① 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① 王先谦：《东华录序》。 ② 《清宣宗实录》卷 350，中华书局版，第 2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