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介绍资料汇编_汪曾祺.doc_大学文库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其散文《端午的鸭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经历汪曾祺出生江苏高邮城镇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中学时代就读于高邮县中学和江阴南菁中学，表现出强烈的爱好文学的倾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颇为沈从文器重，他的第一篇小说《灯下》经沈先生指导并推荐发表，即后来成为名篇的《异秉》，从 1949 年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起，汪曾祺先后有 20 多本小说、散文专著问世，还出版了《汪曾祺文集》和《汪曾祺全集》，汪曾祺作品中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散文颇具特色，最具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奠定了他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写的反映家乡旧生活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名篇。自己满意亦为评论界、读者称道的作品有《陈小手》，反映光明生活的《职业》，表现下放张家口劳动的《葡萄月令》和京剧《沙家浜》等，可谓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汪曾祺于 1939 年离开故乡出外求学，直到 1981 年 10 月才回到久别的高邮，此后又于 1986 年 10 月、1991 年 9、10 月间再次回邮讲学探亲。魂萦故乡、情系故乡，对家乡的文化建设事业和社会发展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和关爱，家乡人的心

艺术评价 1、散文特色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 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 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 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 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

艺术评价 1、散文特色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 ”，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 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人物轶事 1、汪曾祺与美食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 “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一一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 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2、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 Q。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人物轶事 1、汪曾祺与美食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 “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 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2、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褀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人物评价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褀,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 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 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他那随意漫谈式的小说,是一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人物评价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他那随意漫谈式的小说，是一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