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病:从奇迹到没落的警示 在东亚奇迹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所谓“东亚模 式”,激烈批评者称此模式不过是裙带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的拙劣复 制品,热烈鼓吹者则坚持“东亚奇迹既非虚构,亦未终结”,在亚洲仍为自身的 成就和挫败颇感茫茫然之际,美国“新经济”已经缔造了惊人景气,欧盟11国 也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发行区域货币的尝试,所谓“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 样的论断再度显得遥不可及。一种称之为“日本病”的东西正使得亚洲经济黯淡 起来 日本病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在于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如果 政府以为其有能力看到,并且试图“驾驭市场”,“增强市场”,就可能遭受市 场的嘲弄:;如果后来者只是看到可以模仿可以引进的“后发优势”,忽视了重模 仿轻创新而隐含的“后发劣势”,甚至忽视了民众进行创新的深厚力量,就可能 陷入集体的失败;如果把一切可能付出深刻代价的改革回避掉,甚至进而将这种 回避上升到“特殊论”、“特色论”的高度,那么市场可能将不是特色的特色冲 刷干净,毕竟市场机制有其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而不是任由政府打扮的小姑娘 也许,身患“日本病”的不仅仅是日本 深陷泥淖的日本经济:百年赶超似终结十年未曾磨一剑 从平庸到精彩而复归平庸的日本经济。从战后至今,日本经济增长大致 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年以前,为腾飞时期;第二阶段是1970 年到1990年,为快速增长时期:第三阶段是1990年以后,为明显衰退时期。前 两个阶段是让日本感到非常自豪的阶段,而后一阶段则是使其非常沮丧的阶段 从这三个阶段看,表现出明显新生、成熟和衰败的生命周期特征。有生则有死, 有兴必有衰,本来万事万物皆如此,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在 每个发展阶段的特征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前后差别形成鲜明对比,这就使得日本 经济的发展历史显得不寻常了。 在二战之后,出于围攻红色世界的需要,日本受到了与同为战败国德国 不一样的待遇,美国不仅让日本政府继续留任,而且在经济上对其大力扶植。一 方面,允许日本隔离于世界市场之外,通产省可以像在保育箱中一样扶持日本工 业企业,先是通过数以亿计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重工业,如钢铁、造船和
日本病：从奇迹到没落的警示 在东亚奇迹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所谓“东亚模 式”，激烈批评者称此模式不过是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拙劣复 制品，热烈鼓吹者则坚持“东亚奇迹既非虚构，亦未终结”，在亚洲仍为自身的 成就和挫败颇感茫茫然之际，美国“新经济”已经缔造了惊人景气，欧盟 11 国 也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发行区域货币的尝试，所谓“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 样的论断再度显得遥不可及。一种称之为“日本病”的东西正使得亚洲经济黯淡 起来。 日本病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在于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如果 政府以为其有能力看到，并且试图“驾驭市场”，“增强市场”，就可能遭受市 场的嘲弄；如果后来者只是看到可以模仿可以引进的“后发优势”，忽视了重模 仿轻创新而隐含的“后发劣势”，甚至忽视了民众进行创新的深厚力量，就可能 陷入集体的失败；如果把一切可能付出深刻代价的改革回避掉，甚至进而将这种 回避上升到“特殊论”、“特色论”的高度，那么市场可能将不是特色的特色冲 刷干净，毕竟市场机制有其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而不是任由政府打扮的小姑娘。 也许，身患“日本病”的不仅仅是日本…… 一、 深陷泥淖的日本经济：百年赶超似终结 十年未曾磨一剑 从平庸到精彩而复归平庸的日本经济。从战后至今，日本经济增长大致 可以分为 3 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0 年以前，为腾飞时期；第二阶段是 1970 年到 1990 年，为快速增长时期；第三阶段是 1990 年以后，为明显衰退时期。前 两个阶段是让日本感到非常自豪的阶段，而后一阶段则是使其非常沮丧的阶段。 从这三个阶段看，表现出明显新生、成熟和衰败的生命周期特征。有生则有死， 有兴必有衰，本来万事万物皆如此，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在 每个发展阶段的特征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前后差别形成鲜明对比，这就使得日本 经济的发展历史显得不寻常了。 在二战之后，出于围攻红色世界的需要，日本受到了与同为战败国德国 不一样的待遇，美国不仅让日本政府继续留任，而且在经济上对其大力扶植。一 方面，允许日本隔离于世界市场之外，通产省可以像在保育箱中一样扶持日本工 业企业，先是通过数以亿计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重工业，如钢铁、造船和
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后来又把范围扩展到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领域。另一方面,西 方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技术援助。从1951年到1984年,日本公司签署了约4.2 万项引进西方技术的协议。日本仅花了170亿美元的微小代价就买到了通过高科 技时代的通行证。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日本经济出现腾飞之势。1960年,日 本政府曾提出要在十年间让GDP翻一番,而到70年实际上增长了2倍。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趋势似 乎不可阻挡,日本人对自己的信心也空前高涨。当时,有个在金融和商业圈人士 里很流行的笑话。一架飞机在中途发动机出了问题,上面有三名乘客。飞行员最 后对乘客说:“对不起,发动机故障严重我们已不能继续飞了。请写遗嘱吧。” 三位乘客分别是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法国人说:“我想唱马 赛曲”。日本乘客是位商人,说:“我想教你们一堂日本管理课。”那美国人说: “我在听他讲课前就想死掉。” 从泡沫破裂到“失落的十年”的日本经济。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信 心似乎没法太充足了。如果从1992算起,日本经济在增长率为0.5%以下的低增 长区间运行已经超过8个年头,甚至有人把整个90年代称为日本“失落的十 年”。尽管1996财年,日本经济略有好转,但进入1997年后,日本反而陷入更 深的经济衰退,实际GDP连续三年下降,产出周期、收入和支出都进入下降轨道, 产出缺口不断扩大。针对经济持续下滑的困难局面,日本管理当局祭出了以财政 投入拉动经济的着数。最近几年,日本不断出台大型“景气对策”,加大财政投 入。仅以1998年一年为例,日本政府就两度出台财政刺激计划,金额合计达40 万亿日元,约为GDP的8%,致使政府赤字将扩大到GDP的10%,中央和地方政府 债务比率超过100%。几乎每个新的景气对策都只是一只强心剂,推动日本经济 出现短暂的景气恢复,效力十分有限,无法从本质上扭转日本经济的颓势。1999 年到2000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小幅上升的良好趋势,曾使人们对日本经 济的复苏产生了较大的期望。但从最近的数据看,这种期望看来又要落空
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后来又把范围扩展到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领域。另一方面，西 方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技术援助。从 1951 年到 1984 年，日本公司签署了约 4．2 万项引进西方技术的协议。日本仅花了 170 亿美元的微小代价就买到了通过高科 技时代的通行证。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日本经济出现腾飞之势。1960 年，日 本政府曾提出要在十年间让 GDP 翻一番，而到 70 年实际上增长了 2 倍。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趋势似 乎不可阻挡，日本人对自己的信心也空前高涨。当时，有个在金融和商业圈人士 里很流行的笑话。一架飞机在中途发动机出了问题，上面有三名乘客。飞行员最 后对乘客说：“对不起，发动机故障严重我们已不能继续飞了。请写遗嘱吧。” 三位乘客分别是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法国人说：“我想唱马 赛曲”。日本乘客是位商人，说：“我想教你们一堂日本管理课。”那美国人说： “我在听他讲课前就想死掉。” 从泡沫破裂到“失落的十年”的日本经济。进入 90 年代以后，日本人的信 心似乎没法太充足了。如果从 1992 算起，日本经济在增长率为 0.5%以下的低增 长区间运行已经超过 8 个年头，甚至有人把整个 90 年代称为日本“失落的十 年”。尽管 1996 财年，日本经济略有好转，但进入 1997 年后，日本反而陷入更 深的经济衰退，实际 GDP 连续三年下降，产出周期、收入和支出都进入下降轨道， 产出缺口不断扩大。针对经济持续下滑的困难局面，日本管理当局祭出了以财政 投入拉动经济的着数。最近几年，日本不断出台大型“景气对策”，加大财政投 入。仅以 1998 年一年为例，日本政府就两度出台财政刺激计划，金额合计达 40 万亿日元，约为 GDP 的 8%，致使政府赤字将扩大到 GDP 的 10%，中央和地方政府 债务比率超过 100%。几乎每个新的景气对策都只是一只强心剂，推动日本经济 出现短暂的景气恢复，效力十分有限，无法从本质上扭转日本经济的颓势。1999 年到 2000 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小幅上升的良好趋势，曾使人们对日本经 济的复苏产生了较大的期望。但从最近的数据看，这种期望看来又要落空
表1、90年代以来世界、美国和日本经济的增长 项日八199019919919919419951996199719819900 年份 世界|2.21.82.72.743.74.34.22.533.5 GDP 美国1.8-0.532.7 2.73.64.44.44.25.2 GDP 日本|5.13.81 0.30.61.55.11.6-2.50.21.4 GDP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 据统计,200年第三季度日本GDP增长按可比方法计算较上季度下降了 0.3%,年率下降1.1%,这是三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0月份工业总产值较 去年同期增长了1.5%,比一致预期数要低1个百分点;11月份东京消费者价格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创下了连续第15个月走低的新纪录;12月企业景气季 报″短观″又显示,大型制造业企业景气判断指数为正10,与9月报告持平,低 于分析师预期的正11。面对这些数据,日本央行总裁速水优12月15日表示 日本经济复苏已经停滞。受其影响,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低创出全年新髙 2000年英元目元汇图[200.132000.卫2.巧 w 沉疴难起和欲进趑趄的日本经济。由于日本经济新病旧伤一起迸发,上 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进入长期的休克状态。惯于制订产业政策的日本政府,由 于再也制定不出新的、有前景的产业政策,迫不得已,只好放弃以产业发展为主 导的调控政策,自1998年开始改用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从财政政 策看,日本政府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包括削减税收、加大公共工程投入
表 1、90 年代以来世界、美国和日本经济的增长 项目/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世界 GDP 2.2 1.8 2.7 2.7 4 3.7 4.3 4.2 2.5 3 3.5 美国 GDP 1.8 -0.5 3 2.7 4 2.7 3.6 4.4 4.4 4.2 5.2 日本 GDP 5.1 3.8 1 0.3 0.6 1.5 5.1 1.6 -2.5 0.2 1.4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 据统计，2000 年第三季度日本 GDP 增长按可比方法计算较上季度下降了 0.3%，年率下降 1.1%，这是三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0 月份工业总产值较 去年同期增长了 1.5%，比一致预期数要低 1 个百分点；11 月份东京消费者价格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1%，创下了连续第 15 个月走低的新纪录；12 月企业景气季 报"短观"又显示，大型制造业企业景气判断指数为正 10，与 9 月报告持平，低 于分析师预期的正 11。面对这些数据，日本央行总裁速水优 12 月 15 日表示， 日本经济复苏已经停滞。受其影响，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低创出全年新高。 沉疴难起和欲进趑趄的日本经济。由于日本经济新病旧伤一起迸发，上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几乎进入长期的休克状态。惯于制订产业政策的日本政府，由 于再也制定不出新的、有前景的产业政策，迫不得已，只好放弃以产业发展为主 导的调控政策，自 1998 年开始改用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从财政政 策看，日本政府从 1998 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包括削减税收、加大公共工程投入
实施信贷保证等一揽子振兴经济的计划。但这些措施却没能刺激消费的增长,反 而使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加大。日本目前国债高达5.5万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 值的1.3倍。从货币政策看,日本出台了“零利率政策”,并且持续多年,直到 去年才被取消。但在投资乏力、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的情况 下,其效果也一直不明显,除了形成一种所谓的新型“流动资金陷井”(即,有 钱人更多地以现金的方式保存他们的钱,并放在保险柜里而不是银行账户里。据 个研究所估计,这部分钱总计有13万亿日元(1250亿美元)之多)和造成M1 增多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任何显著影响。现在日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几乎都用 到了极限,真不知道下一步日本政府还能有什么招?! 如果从明治维新算起,日本在赶超西方列强方面已经付出了超过百年的 努力,而在80年的几乎成功的事后重新急剧滑落:自泡沬经济破裂以来,日本 为摆脱不景气的尴尬更是十多年来殚精竭虑,而至今似乎仍欲进而趑趄。目前国 际经济界正在丧失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期待和耐心。经济悲观主义四处弥漫。据悉,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00年底的预测报告中曾经指出,日本在2015年将失去 亚洲经济大国地位。日本经济似乎已经身染沉疾,欲振乏力。 、“骑驭市场”的日本病:集体的失败精神的荒芜 我们已经熟知多种经济发展病症,例如“英国病”、“荷兰病”等待, 折射出不思设备和技术更新、躺在资本输出的好处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对 国经济所可能带来的伤害。而日本病,则似乎是鲜为人知的疑难杂症,但却来势 汹汹,并可能使亚洲经济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日本病的病症之一是过度重视 后发优势( Backwardness Advantages)。在西欧产生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的几个世 纪中,亚洲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状态,因此亚洲国家和地区几乎毫 无例外地有一种紧迫感,即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试图通过植入西方市场经 济的架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现代化。这种思使得亚洲国家不必要象欧美先行者那 样,经过无数次市场的起落和崩溃、无数尔虞我诈的案例及其处理中逐步建立和 完善市场运作框架,通过“后发优势”亚洲国家可以迅速追赶上先行者。充分利 用“后发优势”,迅速赶上先行者,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赶超变成了急功 近利,那么就必将是充满崎岖坎坷的道路。1801-1851年,当英国从简·奥斯 汀笔下的农业国转变为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工业国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实施信贷保证等一揽子振兴经济的计划。但这些措施却没能刺激消费的增长，反 而使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加大。日本目前国债高达 5.5 万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 值的 1.3 倍。从货币政策看，日本出台了“零利率政策”，并且持续多年，直到 去年才被取消。但在投资乏力、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的情况 下，其效果也一直不明显，除了形成一种所谓的新型“流动资金陷井”（即，有 钱人更多地以现金的方式保存他们的钱，并放在保险柜里而不是银行账户里。据 一个研究所估计，这部分钱总计有 13 万亿日元（1250 亿美元）之多）和造成 M1 增多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任何显著影响。现在日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几乎都用 到了极限，真不知道下一步日本政府还能有什么招？！ 如果从明治维新算起，日本在赶超西方列强方面已经付出了超过百年的 努力，而在 80 年的几乎成功的事后重新急剧滑落；自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 为摆脱不景气的尴尬更是十多年来殚精竭虑，而至今似乎仍欲进而趑趄。目前国 际经济界正在丧失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期待和耐心。经济悲观主义四处弥漫。据悉，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 2000 年底的预测报告中曾经指出，日本在２０１５年将失去 亚洲经济大国地位。日本经济似乎已经身染沉疾，欲振乏力。 二、“骑驭市场”的日本病：集体的失败 精神的荒芜 我们已经熟知多种经济发展病症，例如“英国病”、“荷兰病”等待， 折射出不思设备和技术更新、躺在资本输出的好处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对一 国经济所可能带来的伤害。而日本病，则似乎是鲜为人知的疑难杂症，但却来势 汹汹，并可能使亚洲经济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 日本病的病症之一是过度重视 后发优势（Backwardness Advantages）。在西欧产生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的几个世 纪中，亚洲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状态，因此亚洲国家和地区几乎毫 无例外地有一种紧迫感，即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试图通过植入西方市场经 济的架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现代化。这种思使得亚洲国家不必要象欧美先行者那 样，经过无数次市场的起落和崩溃、无数尔虞我诈的案例及其处理中逐步建立和 完善市场运作框架，通过“后发优势”亚洲国家可以迅速追赶上先行者。充分利 用“后发优势”，迅速赶上先行者，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赶超变成了急功 近利，那么就必将是充满崎岖坎坷的道路。1801－1851 年，当英国从简·奥斯 汀笔下的农业国转变为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工业国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3%,英国完成人类近代史上的工业化花费了一个 世纪的时间。1870-1913年,美国实现类似的转变时,其人均GDP年增长率为 2.2%。而美国从“爆发户”真正成为一流强国也经历了百年沧桑。1953-1973 年,日本创造出人均GDP8%的年增长率,号称为“阳光下的新事物”,因为在 此之前没有一个经济曾经达到过如此高的增长率,但至今仍难说日本和美国等已 经并肩前行。可见赶超的艰辛。欧美国家花费了数个世纪才使得人均收入超过了 2000美元,而很多亚洲国家用了不足50年时间就达到了。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思路也有致命缺陷:1、“拿来”会产生排异反 应,西方市场架构中的契约、信用和个人负责精神碰到“亚洲价值观”就变形, 从而导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业银行制蜕变为日本银企勾结的主银行制;西方 股份制蜕变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这些变形都被掩盖在“具有本国特色” 的借口之下。2、“拿来”会使亚洲缺乏创意,模仿和学习西方较之独立摸索当 然省事,但习惯于此则可能产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贫乏, 换言之,因为你有了游泳教练并学会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没有留意原本可 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3、赶超到接近先行者时,作为后来者突然会陷入到“无 航标”的茫然之中。这在80年代的日本尤为突出,当年美、欧、日几成三足鼎 立之势时,日本迅速地迷失在无榜样的困惑中。亚洲国家在看到所谓“后发优 势”的同时,是否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这其实就隐含着“后发劣 势”( Backwardness 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症之二是突出产业政策。欧美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有宏观层 面和微观层面两方面,宏观层面大致是政府对有关竞争、行业准入等法律框架的 完善,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以弥补市场失灵( Market Externality):微观层面 则是私人部门进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两者间插入了一个中观的东西:产业政 策,即政府可以引导资源注入特定的产业部门,迅速造就所谓的“支柱产业” 尽管产业政策( Industry Policy)已经被视为20世纪经济学的十大误区之一, 但日本等亚洲国家至今仍对此津津乐道。产业政策在亚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场机 制始终在亚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说政府 有预见未来新兴产业的方向,此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严格优于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就是多余的,如果产业政策是失败的,那么政府就没有任何必要搞产业
（GDP）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1.3％，英国完成人类近代史上的工业化花费了一个 世纪的时间。1870－1913 年，美国实现类似的转变时，其人均 GDP 年增长率为 2.2％。而美国从“爆发户”真正成为一流强国也经历了百年沧桑。1953－1973 年，日本创造出人均 GDP8％的年增长率，号称为“阳光下的新事物”，因为在 此之前没有一个经济曾经达到过如此高的增长率，但至今仍难说日本和美国等已 经并肩前行。可见赶超的艰辛。欧美国家花费了数个世纪才使得人均收入超过了 2000 美元，而很多亚洲国家用了不足 50 年时间就达到了。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思路也有致命缺陷：1、“拿来”会产生排异反 应，西方市场架构中的契约、信用和个人负责精神碰到“亚洲价值观”就变形， 从而导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业银行制蜕变为日本银企勾结的主银行制；西方 股份制蜕变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这些变形都被掩盖在“具有本国特色” 的借口之下。2、“拿来”会使亚洲缺乏创意，模仿和学习西方较之独立摸索当 然省事，但习惯于此则可能产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贫乏， 换言之，因为你有了游泳教练并学会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没有留意原本可 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3、赶超到接近先行者时，作为后来者突然会陷入到“无 航标”的茫然之中。这在 80 年代的日本尤为突出，当年美、欧、日几成三足鼎 立之势时，日本迅速地迷失在无榜样的困惑中。亚洲国家在看到所谓“后发优 势”的同时，是否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这其实就隐含着“后发劣 势”(Backwardness 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症之二是突出产业政策。欧美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有宏观层 面和微观层面两方面，宏观层面大致是政府对有关竞争、行业准入等法律框架的 完善，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以弥补市场失灵（Market Externality）；微观层面 则是私人部门进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两者间插入了一个中观的东西：产业政 策，即政府可以引导资源注入特定的产业部门，迅速造就所谓的“支柱产业”。 尽管产业政策（Industry Policy）已经被视为 20 世纪经济学的十大误区之一， 但日本等亚洲国家至今仍对此津津乐道。产业政策在亚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场机 制始终在亚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说政府 有预见未来新兴产业的方向，此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严格优于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就是多余的，如果产业政策是失败的，那么政府就没有任何必要搞产业
政策。2、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本身就表明,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我 们似乎始终不能理解风险的本质乃是事先的不确定性。曾有这样的笑话,说既然 股票等证券资产的总体收益率比银行贷款还高3个百分点,那么只要从银行贷款 炒股票不就可以进行套利了吗?这种说法显然忽视了这3个点的利差是高风险 下集体理性的事后结果,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投资既可能获利颇丰也可能倾家荡 产。产业政策的荒谬性也恰恰在于政府忽视了新兴产业的涌现,是私人部门在所 有可能的方向进行各种形式创新后,在市场机制的大潮撇去失败者足迹的“事 后”结果。凡患此病症的亚洲国家,在有迹可循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升级时往往是比较成功的,但再迈向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时便手足无措。政府 制订产业政策要获得成功必须存在一批已被证明是成功、而且还大有发展前途的 产业。也就是说,在这些产业中已有了成功的先行者,并通过他们的实践证明了 这些产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产业政策所起的作用就是缩小后行者与先行者的 差距。一旦这些产业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则对应的产业政策也就不起任何作用了。 因而,依靠产业政策来发展经济无法超越产业的生命周期规律。由此看来,产业 政策只能中短期暂用,而不可做为长期的立国之本 当一个故事尚未开始时,谁知道其结局?当一种产业政策被执行时,却 谁都不为其失败负责,至今没有谁为日本80年代中后期大力扶持模拟技术、忽 视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的失败负责,更没有谁为缔造了当年韩国经济奇迹的、而 今资不抵债的超级财阀的崩溃负责 日本病的病症之三是政府隐含担保和企业预算软约東。所谓隐含担保 ( Implicit Governmental Guarantee)是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放贷损失提供不 言自明的担保,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机构大量的资金扶持,至今一些 日本的金融元老,不仅没有考虑政府指定银行向某些产业优先贷款的作法本身, 使得银行业几乎沦为“第二财政”,并导致银行贷款质量的持续恶化。反而认为, 低利率有助于银行缓解其支付存款利息的压力;甚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当年如果 能拿出10万亿日元来借助银行,就不会象今天这样需要至少支付50万亿日元来 实施“金融大爆炸法案”( The big bang)了。所谓预算软约束( Soft budget Constraint),按照短缺经济学之父科尔奈的总结,大体含有两个特点,一是事 后政企间可就财务状况重新协商,就是企业赔了挣了都可以和政府再商量;二是
政策。2、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本身就表明，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我 们似乎始终不能理解风险的本质乃是事先的不确定性。曾有这样的笑话，说既然 股票等证券资产的总体收益率比银行贷款还高 3 个百分点，那么只要从银行贷款 炒股票不就可以进行套利了吗？这种说法显然忽视了这 3 个点的利差是高风险 下集体理性的事后结果，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投资既可能获利颇丰也可能倾家荡 产。产业政策的荒谬性也恰恰在于政府忽视了新兴产业的涌现，是私人部门在所 有可能的方向进行各种形式创新后，在市场机制的大潮撇去失败者足迹的“事 后”结果。凡患此病症的亚洲国家，在有迹可循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升级时往往是比较成功的，但再迈向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时便手足无措。政府 制订产业政策要获得成功必须存在一批已被证明是成功、而且还大有发展前途的 产业。也就是说，在这些产业中已有了成功的先行者，并通过他们的实践证明了 这些产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产业政策所起的作用就是缩小后行者与先行者的 差距。一旦这些产业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则对应的产业政策也就不起任何作用了。 因而，依靠产业政策来发展经济无法超越产业的生命周期规律。由此看来，产业 政策只能中短期暂用，而不可做为长期的立国之本。 当一个故事尚未开始时，谁知道其结局？当一种产业政策被执行时，却 谁都不为其失败负责，至今没有谁为日本 80 年代中后期大力扶持模拟技术、忽 视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的失败负责，更没有谁为缔造了当年韩国经济奇迹的、而 今资不抵债的超级财阀的崩溃负责。 日本病的病症之三是政府隐含担保和企业预算软约束。所谓隐含担保 （Implicit Governmental Guarantee）是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放贷损失提供不 言自明的担保，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机构大量的资金扶持，至今一些 日本的金融元老，不仅没有考虑政府指定银行向某些产业优先贷款的作法本身， 使得银行业几乎沦为“第二财政”，并导致银行贷款质量的持续恶化。反而认为， 低利率有助于银行缓解其支付存款利息的压力；甚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当年如果 能拿出 10 万亿日元来借助银行，就不会象今天这样需要至少支付 50 万亿日元来 实施“金融大爆炸法案”（The Big Bang）了。所谓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按照短缺经济学之父科尔奈的总结，大体含有两个特点，一是事 后政企间可就财务状况重新协商，就是企业赔了挣了都可以和政府再商量；二是
政企之间有密切的行政联系,就是企业领导阶层兼有行政领导色彩。既然大藏省 的官员退休后到企业人职被称为“神仙下凡”,既然部分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得 到主银行的融资,既然银行也在政府隐含担保下不担心死无葬身之地,那么非常 自然地,政府、银行和企业通过隐含担保和预算软约束被捆绑在一起,俱荣俱损 目前,日本金融系统不良贷款已超过全部银行贷款总额的5%,无抵押物清偿的 不良贷款估计达2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曾提出60万亿日元(GDP的12%)拯救 银行计划,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保护存款人,18万亿日元用于接管和使无清 偿力的银行国有化,25万亿日元用于有清偿力的银行的注资。其效果如何还有 待观察。而曾经显赫的日本公司则利润连续下降。很多公司面临压缩开支和根据 终身就业体制保障劳动力利益的两难境地。尽管法定就业合同通常是一年期,但 传统的年功序列制使得多数雇员无合同或假定为终身雇佣,这样企业很难在经济 衰退时期解雇其雇员;交叉持股更使得日本企业破产而死比半死不活地生存更为 困难!类似的现象在东亚其它国家乃至中国难道不存在?由是观之,亚洲金融危 机暴露的并不是金融问题,而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反观两年来险象环生的亚洲经 济,危机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恰恰是我们也许根本没有从中得到教训!日本病的 病症之四是“驾驭市场”的偏颇。“日本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府对“看 不见的手”和对个人创新的怀疑,是借用传统文化和道德回避市场机制可能带来 的深层次微观基础的演化。对待市场机制,无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较为放仼的 市场,政府只是弥补市场的外部性;一种是较为自负的态度,相信政府的自觉决 策能够较之市场的自发演进更为有效,而日本乃至亚洲恰恰就是后者。我们倾向 于相信,政府有能力预见市场的意愿和方向,政府可以在配置资源(如果不是在 企业层面,至少是在产业层面)发挥主角的作用。即利用人类已有的经济学知识, 政府可以“驾驭市场”或者“增进市场”( Market- enhancing)。换言之,我们 希望免费享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好处,但不想付出交织的繁荣(投资加速 或曰重复投资)和衰退(企业的兼并和重组)的代价。我们希望亚洲经济可以和 欧美媲美,但却生怕淹没在金钱的汪洋之中,这一切如日本金融学家竹内宏所声 称的那样:老一代精英以其勤勉、集体至上和抛弃个人私利造就了战后的新日本, 而现在的精英们却深信新古典经济学,毫无羞耻感,为了私利私欲而葬送了整个 国家。不幸的是亚洲的竹内宏们没有看到:纯柏拉图式的集体模仿、集体创新制
政企之间有密切的行政联系，就是企业领导阶层兼有行政领导色彩。既然大藏省 的官员退休后到企业人职被称为“神仙下凡”，既然部分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得 到主银行的融资，既然银行也在政府隐含担保下不担心死无葬身之地，那么非常 自然地，政府、银行和企业通过隐含担保和预算软约束被捆绑在一起，俱荣俱损。 目前，日本金融系统不良贷款已超过全部银行贷款总额的 5%，无抵押物清偿的 不良贷款估计达 20 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曾提出 60 万亿日元（GDP 的 12%）拯救 银行计划，其中，17 万亿日元用于保护存款人，18 万亿日元用于接管和使无清 偿力的银行国有化，25 万亿日元用于有清偿力的银行的注资。其效果如何还有 待观察。而曾经显赫的日本公司则利润连续下降。很多公司面临压缩开支和根据 终身就业体制保障劳动力利益的两难境地。尽管法定就业合同通常是一年期，但 传统的年功序列制使得多数雇员无合同或假定为终身雇佣，这样企业很难在经济 衰退时期解雇其雇员；交叉持股更使得日本企业破产而死比半死不活地生存更为 困难！类似的现象在东亚其它国家乃至中国难道不存在？由是观之，亚洲金融危 机暴露的并不是金融问题，而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反观两年来险象环生的亚洲经 济，危机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恰恰是我们也许根本没有从中得到教训！ 日本病的 病症之四是“驾驭市场”的偏颇。“日本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府对“看 不见的手”和对个人创新的怀疑，是借用传统文化和道德回避市场机制可能带来 的深层次微观基础的演化。对待市场机制，无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较为放任的 市场，政府只是弥补市场的外部性；一种是较为自负的态度，相信政府的自觉决 策能够较之市场的自发演进更为有效，而日本乃至亚洲恰恰就是后者。我们倾向 于相信，政府有能力预见市场的意愿和方向，政府可以在配置资源（如果不是在 企业层面，至少是在产业层面）发挥主角的作用。即利用人类已有的经济学知识， 政府可以“驾驭市场”或者“增进市场”（Market-enhancing）。换言之，我们 希望免费享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好处，但不想付出交织的繁荣（投资加速 或曰重复投资）和衰退（企业的兼并和重组）的代价。我们希望亚洲经济可以和 欧美媲美，但却生怕淹没在金钱的汪洋之中，这一切如日本金融学家竹内宏所声 称的那样：老一代精英以其勤勉、集体至上和抛弃个人私利造就了战后的新日本， 而现在的精英们却深信新古典经济学，毫无羞耻感，为了私利私欲而葬送了整个 国家。不幸的是亚洲的竹内宏们没有看到：纯柏拉图式的集体模仿、集体创新制
在造就日本奇迹的同时也将“日本病”深植其中。最悲剧性的现象并不是新精英 们的个人主义,而是没有政府官员、银行或企业,必须为10年之久的泡沫经济 负责,似乎也没有亚洲各国政府官员为本国遭受的危机负责;而是裙带风盛行、 贪污腐化惊人幕布后的精神荒芜。日本病使得我再度想起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让 它负起各种各样的全部责任,那么结果恰恰是完全不负责任。 三、支离破碎的日本金融:关系型融资的没落需要流血的改革 我们不妨以金融为主线,观察日本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捆绑式” 关系,日本金融体系以所谓“关系型融资”( Relationship financing)和“主 办银行制”( Main Bank System)为主要特征。在这样的赛局中,银行因执行政 府的产业政策而获得隐含贷款担保,特定行业的企业因被纳入优先发展序列而接 受大量融资,市场机制因扭曲而被冷落,只有政府在其中扮演“自由人”的角色。 这样的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支持强调独立创新的信息技术的融资需求,使 日本经济从奇迹的巅峰滑落到困顿的孤独。 有利益可分享的贸易黑字,无人负责的泡沫破裂。在日本模式下,日本 的产业结构是由竞争力强大的传统制造业如汽车、电子、化工等和软弱的金融 不动产、流通、建筑等服务性行业构成的。前一类产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不断 提高生产率,愈发增强了其产品的出口能力,而后一类产业却在政府的保护下, 生产效率低下,由此产生的内外价格差距使得日本国内市场带有很大的封闭性, 同时也造成内需严重不足,最终构成了国际贸易黑字不断增加而国内经济危机不 断加深的奇特现象。 构建于传统利益分配基础上的“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三角同盟的 政治体制,使得执政者在重大决策上显得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常为眼前利益而 放弃未来长远发展目标。例如,1985年的日元升值,为“日本模式”敲响了警 钟。已经是资金过剩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更是实力倍增,日本本应该利用雄厚 的经济实力、宽松的经济环境,对“日本模式”进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革。但 是“政、官、企”“铁三角”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进行认真的改革,其中 特别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过剩资金倍增时,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 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上,即著名的“前川报 告”。倍增的过剩资金用冲向房地产和股票。在当时日元升值、资金过剩、超低
在造就日本奇迹的同时也将“日本病”深植其中。最悲剧性的现象并不是新精英 们的个人主义，而是没有政府官员、银行或企业，必须为 10 年之久的泡沫经济 负责，似乎也没有亚洲各国政府官员为本国遭受的危机负责；而是裙带风盛行、 贪污腐化惊人幕布后的精神荒芜。日本病使得我再度想起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让 它负起各种各样的全部责任，那么结果恰恰是完全不负责任。 三、支离破碎的日本金融：关系型融资的没落 需要流血的改革 我们不妨以金融为主线，观察日本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捆绑式” 关系，日本金融体系以所谓“关系型融资”（Relationship Financing）和“主 办银行制”（Main Bank System）为主要特征。在这样的赛局中，银行因执行政 府的产业政策而获得隐含贷款担保，特定行业的企业因被纳入优先发展序列而接 受大量融资，市场机制因扭曲而被冷落，只有政府在其中扮演“自由人”的角色。 这样的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支持强调独立创新的信息技术的融资需求，使 日本经济从奇迹的巅峰滑落到困顿的孤独。 有利益可分享的贸易黑字，无人负责的泡沫破裂。在日本模式下，日本 的产业结构是由竞争力强大的传统制造业如汽车、电子、化工等和软弱的金融、 不动产、流通、建筑等服务性行业构成的。前一类产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不断 提高生产率，愈发增强了其产品的出口能力，而后一类产业却在政府的保护下， 生产效率低下，由此产生的内外价格差距使得日本国内市场带有很大的封闭性， 同时也造成内需严重不足，最终构成了国际贸易黑字不断增加而国内经济危机不 断加深的奇特现象。 构建于传统利益分配基础上的“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三角同盟的 政治体制，使得执政者在重大决策上显得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常为眼前利益而 放弃未来长远发展目标。例如，1985 年的日元升值，为“日本模式”敲响了警 钟。已经是资金过剩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更是实力倍增，日本本应该利用雄厚 的经济实力、宽松的经济环境，对“日本模式”进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革。但 是“政、官、企”“铁三角”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进行认真的改革，其中 特别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过剩资金倍增时，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 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上，即著名的“前川报 告”。倍增的过剩资金用冲向房地产和股票。在当时日元升值、资金过剩、超低
利率的条件下,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大量向不动产和股市提供资金,直接推动了泡 沫经济的形成。 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还是需要告别的日本模式?如前所述,尽管管制 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促进和支持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但同 时也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即政府主导酿就产业政策→产业政策需要关系融资 关系融资隐含政府担保→政府担保导致不良资产。1996年底日本大藏省认为不 良债务总额为5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95年GDP的10%。美国议会调查局 推算日本的不良债务总额在70-80万亿日元之间,而有些学者认为不良贷款数字 高达100万到150万亿日元!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业一直陷于严重的危机 之中,破产风潮此起彼伏,经营丑闻屡屡爆光,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尽管经过多 年的挣扎,日本的金融体系依然没有明显好转,在有的方面甚至有所恶化,战后 日本的金融业获得了超常的发展,形成了近乎神话的“奇迹”。80年代中后期 世界500家银行排序时,前10家大银行几乎为日本所垄断,但现在日本的银行 业在国际上的排名急剧下滑。此前,美国穆迪评级公司对日本的部分银行的金融 能力给出了E+的等级(等级范围从A到E),从评级结果看,其现在的状况只比 克罗地亚的银行体系稍许好一点 面对严峻的形势,实际上日本在80年代就曾经进行过金融体制改革。 1981年,对实施近50年的《日本银行法》进行了修改,被称为日本“金融改革 真正的元年”,1985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 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不仅改革不彻底,甚至在某些方面使其原有的弊病有所强 化。到1993年4月日本实施了新的金融改革法,但起色并不大。1997年初又推 出被称为“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其主要目标就是减少政府干预,赋予金融机构 更大的经营自由和权力,推动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 系,以适应目前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 对于日本这次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景,国际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需要流血的改革”,“日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 价”。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要彻底改革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就首先意味 着要对长期形成的日本模式进行全面的改革,因为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是与日 本模式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的,而自从1997年日本金融改革全面铺开之后,其
利率的条件下，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大量向不动产和股市提供资金，直接推动了泡 沫经济的形成。 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还是需要告别的日本模式？如前所述，尽管管制 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促进和支持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但同 时也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即政府主导酿就产业政策→产业政策需要关系融资→ 关系融资隐含政府担保→政府担保导致不良资产。1996 年底日本大藏省认为不 良债务总额为 50 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 1995 年 GDP 的 10％。美国议会调查局 推算日本的不良债务总额在 70-80 万亿日元之间，而有些学者认为不良贷款数字 高达 100 万到 150 万亿日元！自 90 年代以来，日本金融业一直陷于严重的危机 之中，破产风潮此起彼伏，经营丑闻屡屡爆光，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尽管经过多 年的挣扎，日本的金融体系依然没有明显好转，在有的方面甚至有所恶化，战后 日本的金融业获得了超常的发展，形成了近乎神话的“奇迹”。80 年代中后期， 世界 500 家银行排序时，前 10 家大银行几乎为日本所垄断，但现在日本的银行 业在国际上的排名急剧下滑。此前，美国穆迪评级公司对日本的部分银行的金融 能力给出了 E＋的等级(等级范围从 A 到 E)，从评级结果看，其现在的状况只比 克罗地亚的银行体系稍许好一点。 面对严峻的形势，实际上日本在 80 年代就曾经进行过金融体制改革。 1981 年，对实施近 50 年的《日本银行法》进行了修改，被称为日本“金融改革 真正的元年”，1985 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 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不仅改革不彻底，甚至在某些方面使其原有的弊病有所强 化。到 1993 年 4 月日本实施了新的金融改革法，但起色并不大。1997 年初又推 出被称为“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其主要目标就是减少政府干预，赋予金融机构 更大的经营自由和权力，推动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 系，以适应目前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 对于日本这次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景，国际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需要流血的改革”，“日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 价”。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要彻底改革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就首先意味 着要对长期形成的日本模式进行全面的改革，因为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是与日 本模式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的，而自从 1997 年日本金融改革全面铺开之后，其
金融形势不仅没有出现转机,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明 显增多也许值得考虑的是,日本到底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还是需要有勇气对日 本模式永别,重新予以市场机制以起码的尊重? 成也金融败亦金融,“日本病”似乎仍广泛根植。在日本的经济起飞时 期,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为日本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资金,这使 得日本公司可以负担很低的资本回报率,向员工提供终生雇佣制度,无限制地追 求市场份额,形成了过去的日本模式。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 的变化,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依然在日本金融业顺利实现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 制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真所谓成也金融,败也金融。为了治疗日本病, 国际经济界不少学者纷纷献计献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克鲁格曼所开的“药方” 是,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 inflation targeting),实行“有管理的通货膨胀” ( managed inflation),大量投放货币,以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克鲁格曼并 没有深刻地认识到,1991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危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 济危机,在银行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冰山下面,还隐藏了日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 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日本能否走出日本病,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能否顺 利地转向市场化的产业金融体制,关键在于能否探索出一种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经 济金融环境的、更为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放松金融管制,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 挠,努力实现从政府管制下的产业金融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换。 从发展方向看,无论是日本的发展模式、日本的金融体系,都可以说存 在三种可能:一是在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下,对现有的体制进行强制性的变革,考 虑到目前缺乏清晰的变革目标,因而采用的可能性较小。二是以民间的自发努力 和企业的探索为主,,通过以市场化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即所谓诱致性的制度变 迁,逐步建立新的体制。三是过大的传统体制的惯性、传统体制上依附的既得利 益阶层的阻挠等使得日本的现有体制迟迟不能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 相适应,强制性的变革遭受失败,在旧体制崩溃的同时,新的体制却无法建立, 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目前来看,以企业自发探索为基础的诱致性变迁 是比强制性变迁更为有效的途径,日本的模式变革、日本病的医治应当沿着这个 方向前进。任何对于日本经济、以及日本金融体系的过于短期的、盲目乐观的看 法,都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客观地说,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制度演进的过程
金融形势不仅没有出现转机，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明 显增多也许值得考虑的是，日本到底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还是需要有勇气对日 本模式永别，重新予以市场机制以起码的尊重？ 成也金融败亦金融，“日本病”似乎仍广泛根植。 在日本的经济起飞时 期，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为日本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资金，这使 得日本公司可以负担很低的资本回报率，向员工提供终生雇佣制度，无限制地追 求市场份额，形成了过去的日本模式。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 的变化，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依然在日本金融业顺利实现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 制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真所谓成也金融，败也金融。为了治疗日本病， 国际经济界不少学者纷纷献计献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克鲁格曼所开的“药方” 是，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ing），实行“有管理的通货膨胀” （managed inflation ），大量投放货币，以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克鲁格曼并 没有深刻地认识到，1991 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危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 济危机，在银行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冰山下面，还隐藏了日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 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日本能否走出日本病，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能否顺 利地转向市场化的产业金融体制，关键在于能否探索出一种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经 济金融环境的、更为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放松金融管制，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 挠，努力实现从政府管制下的产业金融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换。 从发展方向看，无论是日本的发展模式、日本的金融体系，都可以说存 在三种可能：一是在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下，对现有的体制进行强制性的变革，考 虑到目前缺乏清晰的变革目标，因而采用的可能性较小。二是以民间的自发努力 和企业的探索为主，，通过以市场化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即所谓诱致性的制度变 迁，逐步建立新的体制。三是过大的传统体制的惯性、传统体制上依附的既得利 益阶层的阻挠等使得日本的现有体制迟迟不能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 相适应，强制性的变革遭受失败，在旧体制崩溃的同时，新的体制却无法建立， 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目前来看，以企业自发探索为基础的诱致性变迁 是比强制性变迁更为有效的途径，日本的模式变革、日本病的医治应当沿着这个 方向前进。任何对于日本经济、以及日本金融体系的过于短期的、盲目乐观的看 法，都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客观地说，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制度演进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