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小说创作(二) 、王安忆 王安忆(1954—)是80至90年代的贯穿性作家之一。她与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都 有颇为密切的关系,并写出了这些思潮的代表性作品。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文学题材和 生活经验,对当代的文化问题表现出敏锐的把握能力,并在持续的写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 个性,是王安忆的主要特色。她80年代初期的作品主要是“雯雯系列”小说(包括《雨 沙沙沙》、《69届初中生》等),写一个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的痛苦和希望,以单纯的少女眼光 来观看世界,具有一种“自我抒发”的特点。从《本次列车终点》、《流逝》等作品开始,以 冷静、“客观”的笔调来写动荡社会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1985年创作的《小鲍庄》曾被视 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从1986年开始发表的“三恋”(包括《荒山之恋》、《小城之恋》、 《锦绣谷之恋》)则因所表现的性题材引起争议。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的《神圣祭坛》、 《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长篇)等,在对⑧0年代的文化问题进行深 入的反省中,王安忆对个体生命和文学创作的意义有了更为自觉的理解,并形成了一种带有 实验色彩的叙述风格。她的《弟兄们》、《逐鹿中街》以及“三恋”等被一些批评家纳入“女 性文学”加以讨论。在90年代,受到较多关注的是表现都市文化特征和深层性格的小说 如《香港的情与爱》、《我爱比尔》等。其中发表于1996年的《长恨歌》,通过一个名叫王琦 瑶的上海女性的一生,来展现上海这个都市的文化性格和历史沧桑。女性与都市,空间的凝 固和时间的流逝,这两者赋予小说独特的结构方式 莫言 莫言(1955-)1985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以独特的感性的叙述方式受到好 评。随后,他写作了《红高梁》等几个在故事背景、人物和情节上有连续性的中篇小说,结 集为《红高粱家族》。这是他受到最多关注的作品。这些小说,主要以叙述人对故乡高密 记忆展开。童年记忆、故乡见闻,尤其是作者丰沛的感觉和想象,构造出了一幅幅具有强烈 的感官冲击力的图景。莫言小说的叙述内容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红高粱》系列和《丰乳 肥臀》(1995)把笔触伸向“历史”,叙述先人在过去的年代,在充满野性活力的生活场景中 他们(“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生命的奔放热烈和无所拘束的传奇性经历。另一些 小说《金发婴儿》、《枯河》、《爆炸》等,写当代的乡村生活,农民的情感、生存状态以及人 的本性受到的扭曲和压抑。有的作品中同时包含这两部分内容。这隐含了作者对当代人生命 力消退和委琐、孱弱的生存状态的批判。莫言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叙述风格。他倚重对视觉 嗅觉等身体感官的调动,以大量的跳跃、流动的意象来组织叙述内容,营造出一个复杂的 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这种强烈的感性体验的写作方式,与作者在文化理想上对于“原始” 野性生命力的向往有关 三、张承志 张承志(1948—)的小说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关注。常常以一种抒情、宣泄的 方式,凸现作为叙述人的抒情主体,表现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坚守的主题,因而具有 种“浪漫主义”的格调。他试图从草原,从蒙古族、回族的牧人、农人中,寻求一种具有纯 粹的精神强度的品格和情感,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他几乎所有的作品,如《骑 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心灵史》等,都与 生活于内蒙草原,尤其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蒙古族、回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有关。特别是80 年代后期的创作,更执着地歌颂生活于贫瘠的甘、宁、青沙漠边缘的回族牧民,表现他们在 苦难中对信念的忠贞。强烈的精神关注,往往与宗教情绪结合在一起,并成为对抗现代金钱 社会中道德、理想衰败的依据。他早期的作品《黑骏马》、《北方的河》,都以一个男性主人 公(同时也作为叙述人)成长的精神历程,来结构故事。“草原”、“河流”这些自然的景观
第十四章 小说创作(二) 一、王安忆 王安忆(1954— )是 80 至 90 年代的贯穿性作家之一。她与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都 有颇为密切的关系,并写出了这些思潮的代表性作品。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文学题材和 生活经验,对当代的文化问题表现出敏锐的把握能力,并在持续的写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 个性,是王安忆的主要特色。她 80 年代初期的作品主要是“雯雯系列”小说(包括《雨, 沙沙沙》、《69 届初中生》等),写一个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的痛苦和希望,以单纯的少女眼光 来观看世界,具有一种“自我抒发”的特点。从《本次列车终点》、《流逝》等作品开始,以 冷静、“客观”的笔调来写动荡社会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1985 年创作的《小鲍庄》曾被视 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从 1986 年开始发表的“三恋”(包括《荒山之恋》、《小城之恋》、 《锦绣谷之恋》)则因所表现的性题材引起争议。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期的《神圣祭坛》、 《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长篇)等,在对 80 年代的文化问题进行深 入的反省中,王安忆对个体生命和文学创作的意义有了更为自觉的理解,并形成了一种带有 实验色彩的叙述风格。她的《弟兄们》、《逐鹿中街》以及“三恋”等被一些批评家纳入“女 性文学”加以讨论。在 90 年代,受到较多关注的是表现都市文化特征和深层性格的小说, 如《香港的情与爱》、《我爱比尔》等。其中发表于 1996 年的《长恨歌》,通过一个名叫王琦 瑶的上海女性的一生,来展现上海这个都市的文化性格和历史沧桑。女性与都市,空间的凝 固和时间的流逝,这两者赋予小说独特的结构方式。 二、 莫言 莫言(1955— )1985 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以独特的感性的叙述方式受到好 评。随后,他写作了《红高梁》等几个在故事背景、人物和情节上有连续性的中篇小说,结 集为《红高粱家族》。这是他受到最多关注的作品。这些小说,主要以叙述人对故乡高密的 记忆展开。童年记忆、故乡见闻,尤其是作者丰沛的感觉和想象,构造出了一幅幅具有强烈 的感官冲击力的图景。莫言小说的叙述内容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红高粱》系列和《丰乳 肥臀》(1995)把笔触伸向“历史”,叙述先人在过去的年代,在充满野性活力的生活场景中, 他们(“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生命的奔放热烈和无所拘束的传奇性经历。另一些 小说《金发婴儿》、《枯河》、《爆炸》等,写当代的乡村生活,农民的情感、生存状态以及人 的本性受到的扭曲和压抑。有的作品中同时包含这两部分内容。这隐含了作者对当代人生命 力消退和委琐、孱弱的生存状态的批判。莫言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叙述风格。他倚重对视觉、 嗅觉等身体感官的调动,以大量的跳跃、流动的意象来组织叙述内容,营造出一个复杂的、 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这种强烈的感性体验的写作方式,与作者在文化理想上对于“原始” 野性生命力的向往有关。 三、张承志 张承志(1948— )的小说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关注。常常以一种抒情、宣泄的 方式,凸现作为叙述人的抒情主体,表现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坚守的主题,因而具有一 种“浪漫主义”的格调。他试图从草原,从蒙古族、回族的牧人、农人中,寻求一种具有纯 粹的精神强度的品格和情感,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他几乎所有的作品,如《骑 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心灵史》等,都与 生活于内蒙草原,尤其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蒙古族、回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有关。特别是 80 年代后期的创作,更执着地歌颂生活于贫瘠的甘、宁、青沙漠边缘的回族牧民,表现他们在 苦难中对信念的忠贞。强烈的精神关注,往往与宗教情绪结合在一起,并成为对抗现代金钱 社会中道德、理想衰败的依据。他早期的作品《黑骏马》、《北方的河》,都以一个男性主人 公(同时也作为叙述人)成长的精神历程,来结构故事。“草原”、“河流”这些自然的景观
在小说中被人格化为“母亲”或“父亲”,成为引领主人公不断地自我超越的精神载体。 四、余华 余华(1960—)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到1987年发表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和 中篇《四月三日事件》时,他意识到自己“寻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此后到1989 年间,《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世事如烟》、《往事与刑罚》等,以冷漠和不动声色的 叙述态度,展示对于“死亡”、“暴力”的精确叙述。他试图挣脱“现实”日常经验的“虚伪 的形式”,以人的欲望所驱动的暴力作为叙述的推动力,去挖掘被遮蔽在混乱的“现实”背 后的“真实”。余华的这种“真实”观来自他所认为的,文学与“现实”、日常经验之间的“紧 张”关系,这赋予他的作品以独创性的语言和结构方式。《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古 典爱情》,这些通常被看作是对武侠、侦探、言情小说的戏拟作品,也参与了对“经验化” 的现实秩序的颠覆。从1991年的《在细雨中呼喊》(《呼喊与细雨》)开始,小说世界与日常 经验对立、相悖的关系有所缓和。可以辨认的童年、少年成长的记忆和不同空间的生活场景 成为结构小说的主体。90年代的另外两部长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进一步改变了那 种排斥日常经验的抽象写作方式,叙述内容取得了与“历史”的直接联系,人物命运的轨迹 也正是在历史背景中显现出来。小说的叙述依然冷静而极有控制力,但显得朴素,并加入了 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温情 五、刘震云 刘震云(1958-)因为1987年以后发表的《塔铺》、《新兵连》等作品,被作为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受到关注。与另外的“新写实”作家相比,刘震云的作品有对“哲 理深度”的更明显的追求。他的小说对于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 异化有着持续的揭示。《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尤为深入地揭示了“单位”这一特殊 的当代中国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产生的规约。生活其间的人物在为了适应这一生存 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 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这也正是“一地鸡毛”这一核心意象所要展现 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小说往往采取一种冷静的叙述方式,在喜剧性的、嘲讽的描述中将批 判意味表达得更具力度。他90年代创作的长篇《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和《故 乡面和花朵》以及中篇《温故一九四二》,则把人对于“权力”的追逐和“权力”对人的倾 轧展现在历史场景之中。带有滑稽意味的历史场面的连接方式,显示出“权力”暴力是构成 历史的“本质”性因素
在小说中被人格化为“母亲”或“父亲”,成为引领主人公不断地自我超越的精神载体。 四、 余华 余华(1960— )1983 年开始发表作品。到 1987 年发表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和 中篇《四月三日事件》时,他意识到自己“寻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此后到 1989 年间,《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世事如烟》、《往事与刑罚》等,以冷漠和不动声色的 叙述态度,展示对于“死亡”、“暴力”的精确叙述。他试图挣脱“现实”日常经验的“虚伪 的形式”,以人的欲望所驱动的暴力作为叙述的推动力,去挖掘被遮蔽在混乱的“现实”背 后的“真实”。余华的这种“真实”观来自他所认为的,文学与“现实”、日常经验之间的“紧 张”关系,这赋予他的作品以独创性的语言和结构方式。《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古 典爱情》,这些通常被看作是对武侠、侦探、言情小说的戏拟作品,也参与了对“经验化” 的现实秩序的颠覆。从 1991 年的《在细雨中呼喊》(《呼喊与细雨》)开始,小说世界与日常 经验对立、相悖的关系有所缓和。可以辨认的童年、少年成长的记忆和不同空间的生活场景, 成为结构小说的主体。90 年代的另外两部长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进一步改变了那 种排斥日常经验的抽象写作方式,叙述内容取得了与“历史”的直接联系,人物命运的轨迹 也正是在历史背景中显现出来。小说的叙述依然冷静而极有控制力,但显得朴素,并加入了 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温情。 五、刘震云 刘震云(1958— )因为 1987 年以后发表的《塔铺》、《新兵连》等作品,被作为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受到关注。与另外的“新写实”作家相比,刘震云的作品有对“哲 理深度”的更明显的追求。他的小说对于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 异化有着持续的揭示。《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尤为深入地揭示了“单位”这一特殊 的当代中国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产生的规约。生活其间的人物在为了适应这一生存 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 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这也正是“一地鸡毛”这一核心意象所要展现 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小说往往采取一种冷静的叙述方式,在喜剧性的、嘲讽的描述中将批 判意味表达得更具力度。他 90 年代创作的长篇《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和《故 乡面和花朵》以及中篇《温故一九四二》,则把人对于“权力”的追逐和“权力”对人的倾 轧展现在历史场景之中。带有滑稽意味的历史场面的连接方式,显示出“权力”暴力是构成 历史的“本质”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