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东西方美学思潮》课程教学资源_优秀论文选（一）.pdf_大学文库

微的,他们的灵魂始终是孤苦无依的,四处流浪,惶恐不安。只要看一下古希腊的神话,就不难看出命运对他们的残酷。相比于东方神话中仁慈博爱的女娲,古希腊的神灵们并不那么友善。他们性格各异,他们喜怒无常,他们爱恶作剧,他们有嫉妒心,他们之间有斗争、有阴谋、有残杀,而复仇女神更是反复无常的典范。古希腊城邦的神灵们从不是完美的代言人,而往往是善与恶的混血儿。东方的女神几次三番救子民于水火之中,而西方的圣经中的上帝带给人类的却不是放逐便是惩罚。可见,西方民族灵魂中的那份原罪感、那份惶恐与悲观是多么的强烈啊!这一切,连同自然界中种种难以得到解释的现象,就像一个巨大的阴谋,笼罩着远古的西方。于是,西方人逐渐放弃了对此世的信赖,他们要摆脱这个现实世界的压迫与束缚,摆脱在天地间的卑微感与局限性。他们认为自己的灵魂属于一个更高的世界,一个理念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完美的世界。在此世饱受戏弄与折磨的他们第一次醒悟到:他们要的 “本质”并不在此!自从柏拉图在古希腊人心灵上投下那束理想之光时起,西方人便真正走出了禁锢他们身心的那个“洞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正是他们千百年来漫长的精神跋涉的开始。这是一条灵魂的朝圣路,从这一刻起,西方人离开了这片处处充满限制的 “此在”,踏上了他们寻找灵魂故乡的永恒旅途。也许正是这份倍受戏弄与支配的屈辱与卑微感,促使古希腊人冲破反复无常的命运之手, 去寻找那永恒不变的理式,去探索那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去创造一种最精准的语言,使这个世界上任何不确定性都不复存在!他们要借助灵魂的翅膀,将这个人间炼狱永远放逐!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西方哲学的思想起点便是将人与现实、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截然两分地对立起来。先验与经验、理式与质料,随着此世与彼世的分离而逐渐从它们合二为一的雏形中慢慢分开。对他们而言,一切现世的东西,都只是残缺的幻象,是洞穴里的投影,他们要找的是那个高高在上、存在于先验世界之中的那个绝对的、永恒的、属于理念的东西,那个 essence,那个 eidos,那个form 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平面几何理论,到牛顿、开普顿等人用抽象语言关于物质世界运动的完美阐述,直到中世纪宗教的信仰被打倒后笛卡尔道出的那句“我思故我在”,都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对于理性思想、对理念生活的深深的执着。西方人的倔强与可爱,也正在于这份对绝对理念的不懈追寻,千百年来,这也许早已内化为一种代代相承的民族认同感了吧。而在我看来,这更是人类在茫茫世界面前独有的一份自尊与骄傲!它属于那群敢于挑战自我局限、勇于追寻信仰的西方人! 二、此岸的真实 —诞生于自然的东方之子再来看看我们这个由两条江河哺育出的东方民族。相比之下,我们实在幸运得多:广袤肥沃的土地、适中宜人的气候,我们一开始就不必经受古希腊人那样的苦难。虽然有时也会遭受天灾的侵袭,但大自然给予我们更多的还是慷慨与仁慈。我们无需向喜怒无常的大海索取食物,我们不必远涉重洋去开辟新的殖民地,我们无需枕戈待旦疲于应付城邦间的频繁战役。我们有土地的庇护与滋养,我们有大江的灌溉与哺育。正因如此,中国人才对生我育我的自然有着一份永远的感恩与眷恋,一份永远割舍不下的情结,这是西方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纵使千年之后,自然、山水、树林、花鸟,依旧是失意之人最后的归宿与精神寄托。阿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人自始至终都放不下对现世、对“此在”的信赖与眷恋。对我们东方人而言,人与自然、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永远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个宇

3 微的，他们的灵魂始终是孤苦无依的，四处流浪，惶恐不安。只要看一下古希腊的神话，就不难看出命运对他们的残酷。相比于东方神话中仁慈博爱的女娲，古希腊的神灵们并不那么友善。他们性格各异，他们喜怒无常，他们爱恶作剧，他们有嫉妒心，他们之间有斗争、有阴谋、有残杀，而复仇女神更是反复无常的典范。古希腊城邦的神灵们从不是完美的代言人，而往往是善与恶的混血儿。东方的女神几次三番救子民于水火之中，而西方的圣经中的上帝带给人类的却不是放逐便是惩罚。可见，西方民族灵魂中的那份原罪感、那份惶恐与悲观是多么的强烈啊！这一切，连同自然界中种种难以得到解释的现象，就像一个巨大的阴谋，笼罩着远古的西方。于是，西方人逐渐放弃了对此世的信赖，他们要摆脱这个现实世界的压迫与束缚，摆脱在天地间的卑微感与局限性。他们认为自己的灵魂属于一个更高的世界，一个理念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完美的世界。在此世饱受戏弄与折磨的他们第一次醒悟到：他们要的 “本质”并不在此！自从柏拉图在古希腊人心灵上投下那束理想之光时起，西方人便真正走出了禁锢他们身心的那个“洞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正是他们千百年来漫长的精神跋涉的开始。这是一条灵魂的朝圣路，从这一刻起，西方人离开了这片处处充满限制的 “此在”，踏上了他们寻找灵魂故乡的永恒旅途。也许正是这份倍受戏弄与支配的屈辱与卑微感，促使古希腊人冲破反复无常的命运之手，去寻找那永恒不变的理式，去探索那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去创造一种最精准的语言，使这个世界上任何不确定性都不复存在！他们要借助灵魂的翅膀，将这个人间炼狱永远放逐！因此，我们不难看到，西方哲学的思想起点便是将人与现实、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截然两分地对立起来。先验与经验、理式与质料，随着此世与彼世的分离而逐渐从它们合二为一的雏形中慢慢分开。对他们而言，一切现世的东西，都只是残缺的幻象，是洞穴里的投影，他们要找的是那个高高在上、存在于先验世界之中的那个绝对的、永恒的、属于理念的东西，那个 essence，那个 eidos，那个 form。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平面几何理论，到牛顿、开普顿等人用抽象语言关于物质世界运动的完美阐述，直到中世纪宗教的信仰被打倒后笛卡尔道出的那句“我思故我在”，都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对于理性思想、对理念生活的深深的执着。西方人的倔强与可爱，也正在于这份对绝对理念的不懈追寻，千百年来，这也许早已内化为一种代代相承的民族认同感了吧。而在我看来，这更是人类在茫茫世界面前独有的一份自尊与骄傲！它属于那群敢于挑战自我局限、勇于追寻信仰的西方人！二、此岸的真实 ——诞生于自然的东方之子再来看看我们这个由两条江河哺育出的东方民族。相比之下，我们实在幸运得多：广袤肥沃的土地、适中宜人的气候，我们一开始就不必经受古希腊人那样的苦难。虽然有时也会遭受天灾的侵袭，但大自然给予我们更多的还是慷慨与仁慈。我们无需向喜怒无常的大海索取食物，我们不必远涉重洋去开辟新的殖民地，我们无需枕戈待旦疲于应付城邦间的频繁战役。我们有土地的庇护与滋养，我们有大江的灌溉与哺育。正因如此，中国人才对生我育我的自然有着一份永远的感恩与眷恋，一份永远割舍不下的情结，这是西方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纵使千年之后，自然、山水、树林、花鸟，依旧是失意之人最后的归宿与精神寄托。[6]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人自始至终都放不下对现世、对“此在”的信赖与眷恋。对我们东方人而言，人与自然、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永远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个宇

宙、整个自然、整个人类,从来就是一个整体。造化育人,人乃自然之子,参天地之气,饮日月之露,汇山水之灵,有何隔膜之有?不难理解当我们读到庄周化蝶、物我合一之事,是从不会惊讶的,反而若是要将人从自然中硬生生地剥离开来,那才叫奇怪呢自然的恩赐,给予了我们太多的感性、太多的诗意、太多的美感。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它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融化在自然之中的诗。它就是美,就是彻彻底底的抒情,就是至情至性的写意,就是一团自由奔放、充盈上下的生命气韵与西方写实模形的艺术相比,中国的绘画抽象朦胧。我们并不刻意去把握表面形态的真实,而更注重点化之间对生命运动的表达、对宇宙韵律的诠释。不惟形似,但求意态真趣因为我们并不像西方的古希腊人那样感到现实的逼兀与紧迫,时间、大地、水源,一切都是那样充裕,一切都是那样自由,我们没有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高悬头顶在中国哲学当中,“人为”即“伪”,只有自然,才是永恒的最高境界!从中国画永恒的山水主题,到高山流水觅知音的美丽传说,再到随性随情、摹写性灵的行草书法,我们都不难看出这个东方民族对于自然的热爱与崇拜。至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里的自然早已不是那个独立于人之外的无情客体,而真是充满了情韵爱恨的生命体,随人之情感波动而翩然荡漾。此中韵味,岂 “美”字而已?在这种物我两忘、物我相融的情境中,真是“不知是庄周为蝴蝶,抑或是蝴蝶为庄周”了,人与自然,又有何距离? 与之相对比的是,在西方文明中,艺术只是感性层面的产物,而哲学才是理性的最高典范,是研究事物的终极方法。西方人所追求的,是借助有限的艺术来表现那无限的理念,通过美的阶梯,来最终达到那最高的永恒。在黑格尔眼里,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审美精神价值观最抽象、最概括、最高的体现就在于寻找那唯一的美的根源与本质。他甚至彻底颠覆了东方的自然美学。在他眼里,美学最重要的就是突现人的主体创造性。艺术和思想一样, 需要创造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看似用色块、线条、文字、音符拼凑起来的作品,最初却都是从白纸上诞生的。就像朱光潜先生所打的那个比方:美是什么?美便是一个小孩向湖中投下一块石子产生层层涟漪时获得的那份惊奇与美感。而由此黑格尔得出的是:自然不美,因为自然美并不是人类创造的。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只要看看黑格尔的《大逻辑》与《小逻辑》,看看其中苦心经营的论证、那令人费解的推理、那完全脱离自然,一步步从“无直推理到“有”的浩大的思想工程,就不难理解这位老先生为了满足自身灵魂饥渴而不断创造、不断颠覆的精神了。这种完全独立于自然、不依附于自然的态度,可以说是与中国的古典亲近自然的传统截然相反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知识更多的是靠心灵去感悟的,而西方人的知识则是必须用逻辑思维清晰地表达出来的。中国的美学是感性的,而西方的美学则更意在建立一种知识体系。如果说美在中国,而美学在西方,也不无道理三、难以逾越的距离中国与西方之间,有着太多的差异。对世界、对人生、对自然,乃至对人生信仰的追求, 两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阐释。孰优孰劣?孰对孰错?我想,不必急于做出评判,先让我们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和审视一下西方这个彼岸的邻邦首先,西方是一个极其崇尚理性的国度。他们对于真理的追寻与探索,可以说是极其令人敬佩的。对他们而言,对真理的追寻是他们永恒的信条,是他们一生乃至数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什么是自我?什么是美的本质?什么是永恒?永恒可能达到吗?……”对他们而言,就是要把这所有的终极问题搞清楚,甚至不惜为之耗费整个青春乃至人生。每个学科

4 宙、整个自然、整个人类，从来就是一个整体。造化育人，人乃自然之子，参天地之气，饮日月之露，汇山水之灵，有何隔膜之有？不难理解当我们读到庄周化蝶、物我合一之事，是从不会惊讶的，反而若是要将人从自然中硬生生地剥离开来，那才叫奇怪呢！自然的恩赐，给予了我们太多的感性、太多的诗意、太多的美感。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它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融化在自然之中的诗。它就是美，就是彻彻底底的抒情，就是至情至性的写意，就是一团自由奔放、充盈上下的生命气韵。与西方写实模形的艺术相比，中国的绘画抽象朦胧。我们并不刻意去把握表面形态的真实，而更注重点化之间对生命运动的表达、对宇宙韵律的诠释。不惟形似，但求意态真趣。因为我们并不像西方的古希腊人那样感到现实的逼兀与紧迫，时间、大地、水源，一切都是那样充裕，一切都是那样自由，我们没有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高悬头顶。在中国哲学当中，“人为”即“伪”，只有自然，才是永恒的最高境界！从中国画永恒的山水主题，到高山流水觅知音的美丽传说，再到随性随情、摹写性灵的行草书法，我们都不难看出这个东方民族对于自然的热爱与崇拜。至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里的自然早已不是那个独立于人之外的无情客体，而真是充满了情韵爱恨的生命体，随人之情感波动而翩然荡漾。此中韵味，岂一“美”字而已？在这种物我两忘、物我相融的情境中，真是“不知是庄周为蝴蝶，抑或是蝴蝶为庄周”了，人与自然，又有何距离？与之相对比的是，在西方文明中，艺术只是感性层面的产物，而哲学才是理性的最高典范，是研究事物的终极方法。西方人所追求的，是借助有限的艺术来表现那无限的理念，通过美的阶梯，来最终达到那最高的永恒。在黑格尔眼里，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审美精神价值观最抽象、最概括、最高的体现就在于寻找那唯一的美的根源与本质。他甚至彻底颠覆了东方的自然美学。在他眼里，美学最重要的就是突现人的主体创造性。艺术和思想一样，需要创造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看似用色块、线条、文字、音符拼凑起来的作品，最初却都是从白纸上诞生的。就像朱光潜先生所打的那个比方：美是什么？美便是一个小孩向湖中投下一块石子产生层层涟漪时获得的那份惊奇与美感。而由此黑格尔得出的是：自然不美，因为自然美并不是人类创造的。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只要看看黑格尔的《大逻辑》与《小逻辑》，看看其中苦心经营的论证、那令人费解的推理、那完全脱离自然，一步步从“无” 一直推理到“有”的浩大的思想工程，就不难理解这位老先生为了满足自身灵魂饥渴而不断创造、不断颠覆的精神了。这种完全独立于自然、不依附于自然的态度，可以说是与中国的古典亲近自然的传统截然相反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知识更多的是靠心灵去感悟的，而西方人的知识则是必须用逻辑思维清晰地表达出来的。中国的美学是感性的，而西方的美学则更意在建立一种知识体系。如果说美在中国，而美学在西方，也不无道理。三、难以逾越的距离中国与西方之间，有着太多的差异。对世界、对人生、对自然，乃至对人生信仰的追求，两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阐释。孰优孰劣？孰对孰错？我想，不必急于做出评判，先让我们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和审视一下西方这个彼岸的邻邦。首先，西方是一个极其崇尚理性的国度。他们对于真理的追寻与探索，可以说是极其令人敬佩的。对他们而言，对真理的追寻是他们永恒的信条，是他们一生乃至数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什么是自我？什么是美的本质？什么是永恒？永恒可能达到吗？„„”对他们而言，就是要把这所有的终极问题搞清楚，甚至不惜为之耗费整个青春乃至人生。每个学科

每个形而上的领域都有它们自己的问题,西方人所追求的不仅是要悟透其中真谛,最终更要能在此基础上将他们头脑中的概念清晰明确、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用一种最精准的语言, 通过下定义、分类别、假设、推理、反驳等一系列的方法,将你的理论清楚无误地阐述出来, 放诸四海,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而对于中国文化,在终极的拷问面前,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便足以作为一个漂亮的搪塞将你打发走了。在此问题上,中国人似乎没有多大的热情,没有多大的执著或是信仰。他们不屑于在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多费口舌,他们的“道”早就充盈于天地之间。况且“道可道,非常道”,连圣人都这么说,根本就没必要为之深究。因此,中国人往往重实用而轻理论归纳与推理,在中国难有理论化系统化的科学体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其次,我发现在西方文化中“问题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康德就曾经指出:问一些不切实际的、看似无用的、形而上的问题是人的本性。即使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只要提问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人的精神就仍然是空虚的。而对我们讲求“实用”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事不过是无聊又无趣的怪人打发时间的闲事而己。这种对待严肃思考、对灵魂生活的随意轻视的态度,在东西方的对比上可见一斑。抑或者,中国人压根儿就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有神灵。对他们而言,神只有保佑他们与不保佑他们之分,给他们带来福气与不能带来福气之分,而根本没有西方人对宗教的那种绝对排他性的狂热的笃信与虔诚。可见中国人的观念里从根本上就不习惯有那么一个“绝对的绝对”的存在,他们相信的,只有看得见摸得到的、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这正是与西方人所截然相反的除此之外,正因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西方人继承了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怀疑的传统、批判的传统、反叛的传统。怀疑权威,批判大师,反叛经典。他们的阅读常常是带着问题去读的,常常是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读的,不追求完全的理解或是认同,而是着力去发现大师思考中的漏洞,破解前人尚未解答的疑团,提出自己的全新见解。他们从前人出发,却绝不一味盲从,对他们而言,不经自我思维与逻辑的检验而全盘接受他人的思想,无疑是丧失了自己的脑袋。不满是怀疑的开始,而伟大的思想往往来自于怀疑。可以说,西方人的读书是真正做到了从一个高度上去读书。直至今日,在西方的教育理念中,知识的积累固然是重要的,然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分析、如何反驳才是最终目的。我想,东西方教育的差距, 也许正是从颜回的那句“子趋回亦趋”开始的吧与西方人的直面问题、大胆质疑、勇于反叛相比,中国人的确太缺少批判的精神,无论是对自我,还是对文化、对社会,都缺乏一种深层次的反省与思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四平八稳、圆滑周到的文章,而少真正有革命性、有颠覆性的激烈之文、深度之文。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一些如死、悲剧、绝望、虚无感、人性的弱点等负面问题往往不是回避就是浅尝辄止。这就是为什么,至今仍少有中国人敢于站出来直面文革、直面灵魂的救赎, 而写不尽的是伦理与自然,是逃不出封建纲常的戴着面具的“爱”。谈到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差别,不能不提的是西方与中国不同的世界观。中国人只有一个世界,只讲“此在”,而在面对时间与命运的拷问时,当“存在”本身成为一个问题时,没有那种西方人的虚无感与悲观主义,更没有彻彻底底的绝望与悲剧。在他们看来,生命的交替轮回本身是宇宙运行的一部分,节哀顺变,大可像庄子那样鼓盆而歌,无须那么悲观绝望。而西方人有两个世界,一个从属于世俗的、肉体的世界,另一个则是永恒的上帝之城。正像奥古斯都所宣扬的那样,通过忏悔和救赎,所有人都可以从污浊沉重的现世中解脱出来, 到达那座完美的理想之城。然而,在这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无尽旅程,那种面对无常命运时的无助与惊慌,面对世事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最终审判的惶恐与忐忑,让西方人的整个灵魂始终浸透着浓浓的悲剧感与虚无感。这种悲观色彩如此之深,渗透了西方人的整个身心

5 每个形而上的领域都有它们自己的问题，西方人所追求的不仅是要悟透其中真谛，最终更要能在此基础上将他们头脑中的概念清晰明确、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用一种最精准的语言，通过下定义、分类别、假设、推理、反驳等一系列的方法，将你的理论清楚无误地阐述出来，放诸四海，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而对于中国文化，在终极的拷问面前，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便足以作为一个漂亮的搪塞将你打发走了。在此问题上，中国人似乎没有多大的热情，没有多大的执著或是信仰。他们不屑于在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多费口舌，他们的“道”早就充盈于天地之间。况且“道可道，非常道” ，连圣人都这么说，根本就没必要为之深究。因此，中国人往往重实用而轻理论归纳与推理，在中国难有理论化系统化的科学体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其次，我发现在西方文化中“问题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康德就曾经指出：问一些不切实际的、看似无用的、形而上的问题是人的本性。即使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只要提问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人的精神就仍然是空虚的。而对我们讲求“实用”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事不过是无聊又无趣的怪人打发时间的闲事而已。这种对待严肃思考、对灵魂生活的随意轻视的态度，在东西方的对比上可见一斑。抑或者，中国人压根儿就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有神灵。对他们而言，神只有保佑他们与不保佑他们之分，给他们带来福气与不能带来福气之分，而根本没有西方人对宗教的那种绝对排他性的狂热的笃信与虔诚。可见中国人的观念里从根本上就不习惯有那么一个“绝对的绝对”的存在，他们相信的，只有看得见摸得到的、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这正是与西方人所截然相反的。除此之外，正因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西方人继承了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怀疑的传统、批判的传统、反叛的传统。怀疑权威，批判大师，反叛经典。他们的阅读常常是带着问题去读的，常常是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读的，不追求完全的理解或是认同，而是着力去发现大师思考中的漏洞，破解前人尚未解答的疑团，提出自己的全新见解。他们从前人出发，却绝不一味盲从，对他们而言，不经自我思维与逻辑的检验而全盘接受他人的思想，无疑是丧失了自己的脑袋。不满是怀疑的开始，而伟大的思想往往来自于怀疑。可以说，西方人的读书是真正做到了从一个高度上去读书。直至今日，在西方的教育理念中，知识的积累固然是重要的，然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分析、如何反驳才是最终目的。我想，东西方教育的差距，也许正是从颜回的那句“子趋回亦趋”开始的吧。与西方人的直面问题、大胆质疑、勇于反叛相比，中国人的确太缺少批判的精神，无论是对自我，还是对文化、对社会，都缺乏一种深层次的反省与思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四平八稳、圆滑周到的文章，而少真正有革命性、有颠覆性的激烈之文、深度之文。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一些如死、悲剧、绝望、虚无感、人性的弱点等负面问题往往不是回避就是浅尝辄止。这就是为什么，至今仍少有中国人敢于站出来直面文革、直面灵魂的救赎，而写不尽的是伦理与自然，是逃不出封建纲常的戴着面具的“爱”。谈到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差别，不能不提的是西方与中国不同的世界观。中国人只有一个世界，只讲“此在”，而在面对时间与命运的拷问时，当“存在”本身成为一个问题时，没有那种西方人的虚无感与悲观主义，更没有彻彻底底的绝望与悲剧。在他们看来，生命的交替轮回本身是宇宙运行的一部分，节哀顺变，大可像庄子那样鼓盆而歌，无须那么悲观绝望。而西方人有两个世界，一个从属于世俗的、肉体的世界，另一个则是永恒的上帝之城。正像奥古斯都所宣扬的那样，通过忏悔和救赎，所有人都可以从污浊沉重的现世中解脱出来，到达那座完美的理想之城。然而，在这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无尽旅程，那种面对无常命运时的无助与惊慌，面对世事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最终审判的惶恐与忐忑，让西方人的整个灵魂始终浸透着浓浓的悲剧感与虚无感。这种悲观色彩如此之深，渗透了西方人的整个身心

也许今天的西方人认为他们已经摆脱了命运的诅咒,摆脱了悲观主义的侵袭,然而,在西方种种文学或是艺术作品中,在波希米亚主义者看似嬉笑怒骂的荒诞举动中,我仍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度丰富的今天在西方人的世界中这种挥之不去的蓝色,那种深藏于灵魂之中难以掩饰的虚无感与迷茫看来,西方人仅存的那点自尊在强大无情的时间与命运面前,依然是那么苍白无力,那份对复仇女神的恐惧与对自身命运的悲观仍然顽强地扎根在西方人敏感的神经中。我想说, 这与科技无关,无论人类对自然的掌控力有多大,存在于西方人脑海中的这份敬畏就像是定型在血液中的基因,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他们一方面渴求人的自由和神的正义,另一方面又看见人的苦难、命运的盲目、神的专横和残忍,于是感到困惑不解。既有一套不太明确的理论,又有深刻的怀疑态度,既对超自然力怀着迷信的畏惧,又对人的价值有坚强的意识, 既有一点诡辩学者的天性,又有诗人的气质一—这种种矛盾就构成希腊悲剧的本质。”① 相比之下,作为东方的自然之子,我们是幸运的,不仅仅在于前面所提到的优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更在于比起西方人我们更少了这种精神上的负担,可以说,我们是心无畏惧的正因为自然的万古长新、不生不灭,中国人对待宇宙人生、生命交替,倒有着少见的明朗乐观、坦然豁达。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无畏无惧也是极其可怕的。它使人不懂得敏畏,不懂得谦卑,不懂得虔诚。而缺乏这三点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再加上无知与狂妄,就更是灾难的开端。也许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自然的律令才是比天国的召唤更具力量的约束。从西方的理念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矛盾的民族:西方人一面对人的理性,对人的潜质报有乐观积极的态度,同时又对人性充满了拷问,充满了怀疑,充满了悲剧感。在西方思维中最突出的便是批判性的思维、数学式的思维(几何思维)、理论生活的优先性(知先于高于行)和通过对话与辩证的艺术来寻求真理。生命有何意义?美究竟是什么?通过假设推理、反驳、例证,一定要搞清它的本质,得出必然的、普遍的、永恒的结论。在西方文化中,无知是最可怕也是最可悲的结局,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生存与死无异。但即使是在严密完整的理性也有其残缺的一面,西方文明亦是如此首先,西方哲学的目标在于追寻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理念,通过它就可以研究透彻一切事物的本质。正如在西方古典绘画中那一个不变的透视点,所有的光都从它发散开去,透过它便可以看清一切。然而这也正是其局限所在。因为人是运动的,世界是变化的,没有完全孤立静止的事物。而理式是静止的,是超越个体的,是凌驾一切的绝对真理。在此意义上, 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真实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完全基于理念世界的构想拿到现实中来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徒劳的。所有的真理都是在“正一反一合”的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哪怕直线也会在时空中弯曲,即使天体的运行轨道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绝对的绝对,而只有相对的绝对,若一心要寻找那个永恒不变的固定的理念,那结果只能是“上帝死了”! 虽然真理是相对的,是善变的,但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对真理的永恒追求。只要追寻真理的心永不停歇,那洞穴外的启示之光就永远不会熄灭! 其次,西方的这种理性至上的思维特点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快乐与满足。与东方融合交融的思维相反,西方思维注重的是分析与解剖,将概念层层展开,层层理清,最后构成整座理念大厦。但有时正是这样的思考,让他们在真理面前越来越迷惘。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中的《大希庇阿斯篇》,通过对“美”毫不留情的解析,“美是善吗?”, 美是有用吗?”,“美是有益吗?”,“什么是美?”,“美是什么?”在一系列的文字游戏、偷换概念、引君入瓮的折腾之后,苏格拉底非但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案,“美”反而离他越来越远了,只留下一个粗糙的解释草草收尾。黑格尔认为,西方拥有最完备的哲学体系, ①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52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

6 也许今天的西方人认为他们已经摆脱了命运的诅咒，摆脱了悲观主义的侵袭，然而，在西方种种文学或是艺术作品中，在波希米亚主义者看似嬉笑怒骂的荒诞举动中，我仍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度丰富的今天在西方人的世界中这种挥之不去的蓝色，那种深藏于灵魂之中难以掩饰的虚无感与迷茫。看来，西方人仅存的那点自尊在强大无情的时间与命运面前，依然是那么苍白无力，那份对复仇女神的恐惧与对自身命运的悲观仍然顽强地扎根在西方人敏感的神经中。我想说，这与科技无关，无论人类对自然的掌控力有多大，存在于西方人脑海中的这份敬畏就像是定型在血液中的基因，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他们一方面渴求人的自由和神的正义，另一方面又看见人的苦难、命运的盲目、神的专横和残忍，于是感到困惑不解。既有一套不太明确的理论，又有深刻的怀疑态度，既对超自然力怀着迷信的畏惧，又对人的价值有坚强的意识，既有一点诡辩学者的天性，又有诗人的气质——这种种矛盾就构成希腊悲剧的本质。”① 相比之下，作为东方的自然之子，我们是幸运的，不仅仅在于前面所提到的优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更在于比起西方人我们更少了这种精神上的负担，可以说，我们是心无畏惧的。正因为自然的万古长新、不生不灭，中国人对待宇宙人生、生命交替，倒有着少见的明朗乐观、坦然豁达。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无畏无惧也是极其可怕的。它使人不懂得敬畏，不懂得谦卑，不懂得虔诚。而缺乏这三点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再加上无知与狂妄，就更是灾难的开端。也许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自然的律令才是比天国的召唤更具力量的约束。从西方的理念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矛盾的民族：西方人一面对人的理性，对人的潜质报有乐观积极的态度，同时又对人性充满了拷问，充满了怀疑，充满了悲剧感。在西方思维中最突出的便是批判性的思维、数学式的思维（几何思维）、理论生活的优先性（知先于高于行）和通过对话与辩证的艺术来寻求真理。生命有何意义？美究竟是什么？通过假设、推理、反驳、例证，一定要搞清它的本质，得出必然的、普遍的、永恒的结论。在西方文化中，无知是最可怕也是最可悲的结局，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生存与死无异。但即使是在严密完整的理性也有其残缺的一面，西方文明亦是如此。首先，西方哲学的目标在于追寻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理念，通过它就可以研究透彻一切事物的本质。正如在西方古典绘画中那一个不变的透视点，所有的光都从它发散开去，透过它便可以看清一切。然而这也正是其局限所在。因为人是运动的，世界是变化的，没有完全孤立静止的事物。而理式是静止的，是超越个体的，是凌驾一切的绝对真理。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真实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完全基于理念世界的构想拿到现实中来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徒劳的。所有的真理都是在“正—反—合”的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哪怕直线也会在时空中弯曲，即使天体的运行轨道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绝对的绝对，而只有相对的绝对，若一心要寻找那个永恒不变的固定的理念，那结果只能是“上帝死了”！虽然真理是相对的，是善变的，但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对真理的永恒追求。只要追寻真理的心永不停歇，那洞穴外的启示之光就永远不会熄灭！其次，西方的这种理性至上的思维特点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快乐与满足。与东方融合交融的思维相反，西方思维注重的是分析与解剖，将概念层层展开，层层理清，最后构成整座理念大厦。但有时正是这样的思考，让他们在真理面前越来越迷惘。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中的《大希庇阿斯篇》，通过对“美”毫不留情的解析，“美是善吗？”， “美是有用吗？”，“美是有益吗？”，“什么是美？”，“美是什么？”在一系列的文字游戏、偷换概念、引君入瓮的折腾之后，苏格拉底非但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案，“美”反而离他越来越远了，只留下一个粗糙的解释草草收尾。黑格尔认为，西方拥有最完备的哲学体系， ①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 524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然而也正是这个完备的哲学体系,最终被它自身给闷死了而对中国人来说,完全不必那么大费周折,只要去后花园转上一圈,拾一粒泥土里的石子,看看微风拂过的湖面,看看枝头新爆出的嫩芽,“美是什么”不就不言自明了吗,还需要额外的解释吗?在这方面,中国人把宇宙感性化、生命化、本体化,认为这宇宙本身便是美,而人正是这永恒自然(宇宙)的一部分,丝毫没有与现实世界的隔膜和距离感,也就不会有西方人面对生命短暂的悲观与惶恐。对于“走火入魔”了的西方哲学,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成为解救其困境的一剂良药。四、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在哪里? 时钟的指针转入了二十一世纪,在全球化浪潮越来越让我们不知身处何处的今天,我想问: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 其实,不管时代变迁了多少,我们,仍然没有改变多少。东方人仍站在农耕的土地上, 而西方人仍站在他们充满了信仰的土地上。也许,你想说:我们今天已经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理念,我们的身边早已建起了富有西欧情调的建筑物,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已能说上几句洋文,西方的原典原著也成了书店货架上的畅销书,你怎么能说我们与西方没有接上轨呢? 是的,我们身边的确有着许多西方思想的影子,许多人也以仿效追随西方浪潮作为现代新潮的体现,但我想问:我们对于西方的文化,是不是真正地包容与接受了呢?在表面的狂热与崇拜背后,只是肤浅的外化,还是真正渗透入心灵深层的内化呢? 基督教由西方传教士传入已有三、四百年历史,然而西方人的彼岸世界、西方人的原罪感、西方人的救赎,始终没能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儒学!那是孔孟的儒学,是董仲舒的儒学,是朱熹的儒学,是方东美,是熊十力的儒学, 即使是李泽厚,也逃不开这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其实,哪怕就像朱光潜、李泽厚、金岳霖那样留学西洋,深受其濡染的西学大家,无论他们能将柏拉图,能将亚里士多德,能将康德、黑格尔诠释讲解得多么好,但在他们的内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思想,他们从骨子里无法彻底的认同西方人的彼岸世界,因为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的始终是中华的血液、儒家的血液、珍视“此在”的血液!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西学大家在晚年的笔耕中往往流露出更多的东方色彩,因为他们知道:叶落,是应该归根的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吸收了大量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后生产力与竞争力的确有了很大的提升,如今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指引下,中国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我又想问: 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我们到底吸收了多少?在我看来,中国至今仍只是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件实用的工具,是“学夷之技以制夷”的手段,还仍然停留在“器”的阶段,而对于西方真正的“科学思想”还是持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西方的科学思想是为求真理而求真理,是科学的分析事物,是科学管理,是法治社会……然而,这些科学思想,想要在中国真正实现,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途要走。至少在今天,可以说,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想”。因为我们太缺少精确化,太缺少科学化,太缺少理论化。所以说,中国有那么灿烂的古代科学文明,却少有真正理论化科学化的专著传世,不能不说是让人惋惜的。作为“道”的身份出现的科学思想,是永远无法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主导思想相争辉的。无论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有多么的突飞猛进,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有一点是永远无法抹去的,那就是我们心中源自农耕文化的乡土性、草根性。贾平凹、莫言、陈忠实……鲁迅文学奖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回归了中华民族的本源,回归了黄河与土地,回归了麦田与荒原。中国的文化之根仍然深深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乡土情结始终是联系中国人与自然的

7 然而也正是这个完备的哲学体系，最终被它自身给闷死了。而对中国人来说，完全不必那么大费周折，只要去后花园转上一圈，拾一粒泥土里的石子，看看微风拂过的湖面，看看枝头新爆出的嫩芽，“美是什么”不就不言自明了吗，还需要额外的解释吗？在这方面，中国人把宇宙感性化、生命化、本体化，认为这宇宙本身便是美，而人正是这永恒自然（宇宙）的一部分，丝毫没有与现实世界的隔膜和距离感，也就不会有西方人面对生命短暂的悲观与惶恐。对于“走火入魔”了的西方哲学，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成为解救其困境的一剂良药。四、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在哪里？时钟的指针转入了二十一世纪，在全球化浪潮越来越让我们不知身处何处的今天，我想问：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其实，不管时代变迁了多少，我们，仍然没有改变多少。东方人仍站在农耕的土地上，而西方人仍站在他们充满了信仰的土地上。也许，你想说：我们今天已经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理念，我们的身边早已建起了富有西欧情调的建筑物，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已能说上几句洋文，西方的原典原著也成了书店货架上的畅销书，你怎么能说我们与西方没有接上轨呢？是的，我们身边的确有着许多西方思想的影子，许多人也以仿效追随西方浪潮作为现代新潮的体现，但我想问：我们对于西方的文化，是不是真正地包容与接受了呢？在表面的狂热与崇拜背后，只是肤浅的外化，还是真正渗透入心灵深层的内化呢？基督教由西方传教士传入已有三、四百年历史，然而西方人的彼岸世界、西方人的原罪感[27]、西方人的救赎，始终没能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儒学！那是孔孟的儒学，是董仲舒的儒学，是朱熹的儒学，是方东美，是熊十力的儒学，即使是李泽厚，也逃不开这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其实，哪怕就像朱光潜、李泽厚、金岳霖那样留学西洋，深受其濡染的西学大家，无论他们能将柏拉图，能将亚里士多德，能将康德、黑格尔诠释讲解得多么好，但在他们的内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思想，他们从骨子里无法彻底的认同西方人的彼岸世界，因为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的始终是中华的血液、儒家的血液、珍视“此在”的血液！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西学大家在晚年的笔耕中往往流露出更多的东方色彩，因为他们知道：叶落，是应该归根的。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吸收了大量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后生产力与竞争力的确有了很大的提升，如今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指引下，中国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我又想问：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我们到底吸收了多少？在我看来，中国至今仍只是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一件实用的工具，是“学夷之技以制夷”的手段，还仍然停留在“器”的阶段，而对于西方真正的“科学思想”还是持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西方的科学思想是为求真理而求真理，是科学的分析事物，是科学管理，是法治社会„„然而，这些科学思想，想要在中国真正实现，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途要走。至少在今天，可以说，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想”。因为我们太缺少精确化，太缺少科学化，太缺少理论化。所以说，中国有那么灿烂的古代科学文明，却少有真正理论化科学化的专著传世，不能不说是让人惋惜的。作为“道”的身份出现的科学思想，是永远无法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主导思想相争辉的。无论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有多么的突飞猛进，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有一点是永远无法抹去的，那就是我们心中源自农耕文化的乡土性、草根性。贾平凹、莫言、陈忠实„„鲁迅文学奖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回归了中华民族的本源，回归了黄河与土地，回归了麦田与荒原。中国的文化之根仍然深深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乡土情结始终是联系中国人与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