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卓南生著超新味中ZHONGGUOJINDAIBAOYEDAZA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
【新加坡］卓南生茗中国近代粮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简体字版（增订版）序言序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近二十年来，新加坡的卓南生教授以国际问题评论家和新闻史研究专家董声于海内外。作为国际问题评论家，他的文章毛举鹰击，纲领昭畅，议论豪健，字换风霜，经常以如橡之笔，部析形势，使奸邪为之辟易，使公理和正义得到伸张。作为新闻史研究专家，他对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初叶到70年代中期的那一段新闻事业的历史，有十分独到的研究，在中外新闻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就是他在这一领域内的重要成果。卓南生教授有关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他是在日本江户传播史权威及日本新闻学与新闻史开山祖小野秀雄教授和日本著名新闻学教授平并隆太郎两位大师级学者的启发和引导下，进人这一领域的。最先接触的，是被小野秀雄称之为“我邦（指日本）报纸的祖先”的那一批“官版翻刻汉字新闻”，即所谓的“官版翻刻报纸”。这是当时的日本人为了获取国外信息，用日文摘编翻印的一些在中国境内外出版的汉文报纸。他是从关注这些“官版翻刻报纸“开始，逐步转人了对中国近代早期在海内外出版的汉文报纸的研究的。从1970年开始，到1986年止，他在一度担任《星洲日报》执行编辑和社论委员的同时，用了近16年的时间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陆续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了日本立教大学首名社会学（主修新闻学）的博士学位。1990年出版的日文本《中国近代新成立史（1815一1874)》一书，就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修改和补充后完成的。1998年4月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是由他自己编译的这部书的中文繁体字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增订版，则是经过他自已审定的上述那部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并增录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79份《香港船头货价纸》珍贵原件影印本。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卓南生教授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的一些论文，开始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内地的《新闻传播》、《新闻大学》、《新闻研究资料》等专业杂志上刊出，立即引起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如中国历史上并不曾有过一份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之为《香港新闻》的报纸：《香港中外新报》创刊的年份是1857年的11月3日，而不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所说的1858年；创刊时的报名是《香港船头货价纸》，而不是《中外新报》，若干年后才改称《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创刊于1872年4月17日，其前身是1871年3月11日创刊的《中外新闻七日报》，而不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说的1864年。这些论文和论文中的上述观点，都引起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震惊。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长期以来，戈公振的那部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权威，其中的一些论据和观点经常为在它以后出版的各种新闻史专著和教材所引用。我自己也一直奉它为圭桌，从来没有对它的论述有过怀疑，从来没想到过这部权威性的著作，在如此关键性的问题上，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失误和差错。1992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北京举行学术研讨会，卓南生教授从日本东京赶来参加，在会上宣读了已在日本发表了的有关香港《循环日报》研究的论文，提出了该报创刊于1874年2月4日，而不是通常认为的1874年1月5日，并对该报人员的组成，版面的安排，新闻和评论的内容，以及王韬在该报的活动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剖析。纠正和补充了中国大陆学者在循环日报》研究中的一些不正确的和不够全面的看法。他的这次发言，同样也在中国新闻史学界引起了石破天惊的效应。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情况，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些报纸和刊物，除了《退迩贯珍》、《六合丛谈》等少数几家在中国国内有少量存留外，大部分在两岸三地都已失藏。除了戈公振在上个世纪20一30年代，曾经专程到伦敦大英博物馆查阅过它们的部分原件外，其他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都没有接触过这些原始材料。从1935年戈公振逝世，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近半个世纪期间，由于国内外战争和被迫中断国际间的正常文化交往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两岸三地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新闻史研究者，没有机会到海外去搜访相关的资料。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史和涉及这部分报刊的时候，只能重复戈公振已经作出的结论，或根据一些十分有限的二手材料，作进一步的诠释和演绎。错误、缺失和局限，都在所难免。这也正是卓南
序言一简体手版（增订版）序声生教授的那些论文和发言引起轰动的个重要的原因。卓南生教授的上述论文，现在已经全部收入本书。它们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所作出的一些论证，对中国两岸三地新闻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类中国新闻史专著和教材，纷纷根据他的上述研究成果，作了相应的修订，使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近代早期报业史研究的某此重要的问题上，以传的局面宜告结束，使已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和教材中的夺失得到纠正，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收入本书的卓南生教授有关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历史的众多研究成果，体现了作者在治学问题上的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重视第一手材料的开掘和利用。为了掌握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他不仅跑遍了日本各大学的图书馆，东京神保町附近的旧书店，东京的东洋文库，东京大学的社会情报研究所图书馆、明治新闻杂志文库和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而且横跨东西两洋，访遍了世界各地的几个主要的图书馆，包括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研究室，伦教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剑桥人学图书馆，美国的麻省PeabodyEssexMuseum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图书馆，在这些公私图书馆和文献资料收藏中心中，翻阅了它们所皮藏的大量的近代早期中文报刊的原件，并对这些原件进行了深人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不达目的决不休的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十分令人钦佩的。其次，是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他对他所提出来的每一个观点，都作了认真深入的推敲和论证，探喷求索，勾微阐幽，条分缕析，考订精详，确实做到了言必有征，无一语无根据，无一语无出处。这种严谨的求实的学风，在本书有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摄要每月纪传》、《遐迩贯珍》等宗教月刊和《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等中文报纸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为有了以上两个突出的特点，加上它所征引的大量原始材料，附在各章正文之后的详细注释和插刊于书前书后与正文之间的大量的罕见的报刊原件照片，使得卓南生教授的这部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使用价值。它不仅如日本立教大学的平井隆太郎教授所说的，“首次填补了日本在这研究领域之空白”，也填补了中国新闻史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它和日本著名学者小野秀雄、小野川秀等有关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一样，都体现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国际化，都达到了中国境外学者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新的高峰。我和卓南生教授相知相识近20年，曾经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进行切链和交流。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之初，他就参加了学会主办的各项学术活动，是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学会境外名誉会员当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人士之一。1988年我应东京上智大学和《朝日新闻》社的邀请赴日讲学，1998年又应京都龙谷大学的邀请赴日讲学，两次活动都得到过他的热情接待和帮助。从近十五年的交往中，我深深感觉到，他既是才情敏给，议论风生的报刊政论家，岳峙渊淳，淹博多识的教授和新闻史学家，也是一位宽厚朴挚和谦谦君子。他的这部专著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对他自已，对中国大陆渴望看到他的论著的广大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和正在接受新问教育的莘莘学子们，都将是一个好的消息。谨馨一瓣心香，预为祝贺，是为序。2002年1月17日子北京宜园
繁体字版自序自序新闻史学界前辈或同行每每问起（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的中文版是否已经面世时，我总是感到几分欣慰，同时也很觉尴尬与不安。欣慰的是，多年来埋在旧书报中的挖掘和考证成果有人关怀，可谓“吾道不孤也“。尴尬与不安的是，中文译稿虽已断断续续完成，其中主要内容也已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术刊物上分别发表，却苦于无法腾出时间详细校阅和定稿。因此，中文版的出版合向量已签了好几年，却始终没法交卷。所幸本书未成明日黄花。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笔者考证的这段报史尚未有新资料发现。回想自已走过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道路，路程是曲折与孤独的，60年代中期，笔者只身从位于赤道的新加坡飞抵东京学习新闻学。当时日本学界对中国新而史并不关心。至于留学生界，念新闻学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七八年的留日生活里，除了在早稻田大学新闻系曾遇见一名比我高一年的台湾同学之外，就只有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认识的几位来自韩国的学生了（几乎都是韩国各传媒驻日特派员）。由于关心课题不尽相同，彼此也少有交流，更谈不上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相互切链。不过，这个孤立或孤独的大环境，却促使笔者走上了一条略异于一般中国新闻史研究者的道路。在缺乏同行和知音的背景下，笔者在起步研究时只好尽可能地向日本新闻史学界寻求借鉴，并从中学习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论。尤其难得的是，正是从研究日本新闻史人门，笔者很早就接触了一批一般中国新闻史学者不会留意或没有机会查阅的“官版翻刻汉字新闻”。原来在幕府末期，曾有大量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香港发行的汉文报刊传人日本。这些报刊或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如《退迩贯珍》：或经过当时“蕾书调所“（后易名为“洋书调所”）的教授们审阅和删定后翻印出版，如《官板六合丛谈删定本》、《官板中外新报》、《官板中外杂志》和《官版香港新闻》（“板”、“版”皆根据原件之写法一一笔者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曾经广泛流传于江户知识界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及在早期的日本报业史上点有特殊地位的翻刻版汉字报刊，由于系经当局的审阅和删改，有的还保留原名，有迹可寻，如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被删称为《官板六合丛谈定本》。有的则被改得面目全非，如香港《孖刺西报》（TheDailyPress）附属的中文报《香港船头货价纸》则被删称为《官版香港新闻》。由于中文原件不易寻觅或者根本已告失，这段中文报史的研究不得不借助于这批东洋翻刻版。但由于一部分报名曾被改得面目全非，这批东洋版也给中国新闻史学界带来了一些混乱和误解。自从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将日本《官版香港新闻》的中文报刊之原名误为《香港新闻》以来，中国新闻史学界就一直沿装此说，以为在香港曾出版过名为《香港新闻》的刊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改头换面的东洋翻刻版确曾给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增加了新难题。不过，认真而言，还得感谢这些官版翻刻本。要不是有这些虽经删改，但妥善地保留下来的东洋版，我们可就少了不少足以印证早期报史的有力资料和线索。如果说，笔者对中国近代报史的考证与研究有些许突破的话，那么，其中部分功劳也许得归于早年接触了这些“来历不明"的报刊。止是在这些西方及中日文化交流产物”（?)的刺激下，笔者产生了极力探求中文原件予以印证，以便正本清源的动机。笔者是在1970年到立教大学攻读研究生时，从导师平井隆太教授（以研究“瓦版新闻”闻名、日本江户传播史权威）那儿获得官版汉字新闻的研究线索的。在平井老师的推荐下，笔者得以拜访了当时还健在的日本新闻学与新闻史开山鼻祖的小野秀雄先生。那时高龄逾八十的小野先生虽已离开了由他一手培植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和上智大学新闻系，但却退而不休，正在撰写其《新闻研究五十年》的大作。虽然与先生的交谈只有两次，但他对新闻史研究的热情以及对年轻人教海不倦的精神，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在日式平房的书房里，小野先生从衣柜中取出了用布巾包裹的资料和文件。他一边滑不绝地向笔者叙述当年曾两度超超于里，前往大英博物馆套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华文报刊的经过，一边解开资料包让我翻阅他那写得密密麻麻的读报笔记。他还拿出了私藏的《邀迩贯珍》原件，并建议我最好从资料较易找到的汉文报刊着手研究。在小野先生的启发下，我开始到处打听早期流入日本的汉文报刊的下落。几家大学的图书馆不用说，早稽田大学、东京大学附近与神保町的旧书店都是我经常涉足之地。在个别旧书店店东的特别照顾下，一些尚未整理的书库也常有我的踪影。然而，令人遗感的是，除了一部分已为人所知的报刊原件、官版翻刻新闻与写本之外，并没有新的发现。如此只是耕耘而无收获的日子和新闻史料调查研究的滋味，或许只有真正曾身历其境的同行才能体会和知晓
自序一繁体字版自序眼看着论文提交日期步步逼近，我只好利用日本所藏的部分原件及其手抄本等资料来完成硕土论文。不过，那时我已经萌发了步中国报史专家戈公振先生及日本新闻史学者小野先生后尘，前往英国伦敦查寻早期报刊原件及相关资料，以便整理近代中文报史的念头。在这个时期，我也常常利用途经港台的机会，是访两地图书馆及新旧书坊寻找有关史料，并拜访了还在《香港时报》任职的报史研究前辈林友兰先生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著名报史学者李瞻教授，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少的教示。当时，林先生正在陆续撰写香港早期报业史，但苦于找不到原件予以印证。他很中肯地告诉笔者很多原件已无法在港台和中国大陆找到，并希望笔者能利用在国外学习的有利条件，努力挖掘新的新闻史料以填补这段报史研究的空白。这番话对于刚刚开始敲叫报史之门，却又四处碰壁的笔者来说，无异是莫大的鼓舞。1973年夏，笔者修毕博士课程，正在考虑前往英伦时，恰好接到新加坡《星洲日报》总经理黄溢华先生和总编辑黄思先生的盛情邀请，要我加入报社撰写社论，以便减轻并逐步替代老主笔郭史翼先生的工作。撰写社论与时评，也是我一向的兴趣所在。作为新闻系毕业生，我自然不愿轻易放弃这个学以致用的机会，于是匆匆回国，投身于紧忙的国际时评活动，报史的研究工作只好暂时停顿。不过，我一直还店念着那未完成的报史作业。两年多后，在确认了郭老主笔的健康状态还能继续主持笔政的情况下，我鼓足勇气向报馆提皇停薪留职，前往伦敦留学的要求，并幸运地获得馆方的同情与支持而成行。紧接着的又是一番“大翻书报“的作业。关于伦敦布道会传教土所办宗教月刊的研究，因原件资料比较齐全，所以进展相对也十分顺利。因此我很快便将旧论文中《退迩贯珍》及《六合丛谈》的部分改写，并先后刊于母校立教大学学术刊物《应用社会学研究》上。至于早期日报（即所谓“新报）的研究则进展缓慢，但也总算找到了一些线索，并发现了好些尚未被挖掘与利用的重要报纸原件。其中包括了刊于1872年5月4日的《香港中外新报》（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和1874年2月4日创刊后最初儿个月的《循坏日报》（藏于大英图书馆）的报纸原件。笔者是在大英图书馆东方图书研究室职员陆玉英女土的协助与特别许可下，在StoreStreet的书库中发现《循环日报》的原件的。当时，该报尚未被复制成缩微胶卷。因此，笔者除了每关在图书馆一页一页地翻阅报纸和做笔记之外，不得不要求馆方网开一面，特许我自带相机拍摄报纸的原件。在图书馆当局高准许下，我一大清早就劳驾了当时正在伦敦攻读美术，现为著名画家的老同学唐大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雾兄带了天量器材进人书库，帮我拍摄了不少《循环日报》。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为了报史研究，未免过于兴师动众。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后，笔者兴致冲冲地飞往东京。当时正准备结合日本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的研究，无奈却接到了《星洲日报》馆方的急电，要我马上回去报到。于是乎，我只好辞退了刚租下的房子，返回新加坡出任执行编辑兼社论委员。1984年春天，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专家计划下，笔者重返日本，总算有了整理搁置多年的资料的机会。边研究边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其中包括《香港华字日报》创刊年号考、第一家中文日报《香港中外新报》及其前身的《香港船头货价纸》等考证文章。1986年2月，笔者完成了报史研究的博士论文，并于同年九月获取立教大学首名社会学（主修新闻学）博士学位。80年代中期，在笔者逐篇将研究心得发表于日本学术刊物以及日文版《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东京百利坚社，1990年）面世后，笔者与两岸的学者也有了密切的交流。在与中国大陆学界的交流方面，首先应该感谢上海复大学新闻系张国良教授。他曾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将出作不同章节译成中文，先后刊于《新闻传播》（中国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新闻大学》（复且大学新闻系）和《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学术刊物上。正是在张教投的翻译、介绍下，笔者的上述研究引起了大陆学界的关注。特别是报史学界前辈方汉奇教授和宁树藩教授更对笔者的考证予以肯定和诸多勉励。1992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北京宜告成立。笔者在会上宣读了已在日本发表了的有关《循环日报》的考证论文，并结识了不少中国新闻史的专家和学者。能和这么多的同行进行交流，对于长期寓居东瀛，在中国报史领域歸歸独行的我来说，感受是十分强烈和新鲜的。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朱立教授（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的介绍下，笔者结识了台湾著名中国新闻史学家朱传誉先生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汪琪教授和彭家发教授，还与在70年代有一面之缘的陈世敏教授重逢。在他们的推介下，数篇有关报史考证的稿得以在政大的《新闻学研究》上发表。笔者与台湾新闻传播学界的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加深。本书得以在台北顺利出版，就是承蒙陈教授的推荐。从1986年提交博士论文迄今已逾10年，1990年日文版《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一1874）》问世也逾七载。这些年来，我很高兴地看到不少报史的新著引用或参照笔者有关的考据。不过，由于本书迟迟未能出版，致使一部分只看到个别拙稿而未阅全书的学者在论述有关报史时，虽部分采用笔者的新观点，但又部分地沿袭旧说而产生混乱与前后矛盾的现象。在这方面，拖延本书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