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路识斯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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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路识斯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新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的散文名篇,也是初中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直以来,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在阅读教学中,对于文章结构和主题的认识,历经发展变化。这一点,我们在现行教材的研讨题中可见一斑。其实,依照阅读的读者理论来分析,不同的读者,因其个人所处的时代、生活体验以及阅读深度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于文本的解读自然是不尽相同的。换言之,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是多元的、不确定的而与之相对应,作者在创作时,他们的意图则相对是明确的。这是阅读理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一作者理论。因此,我们在分析作品时,不妨也从作家创造的视角进行探讨,认识其在创作时特定的环境和事件,并把整个作品联系起来、从整个作品来分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个散文集, 共10篇,另加小引和后记,创作时间从1926年2月起,至11月止,时间跨度不足一年(小引和后记分别作于1927年5月和7月)。最初发表时配有副题,为“旧事重提”,并标有序号,表明作者从创作第一篇起,就有意写成一组作品,成为一个系列。也就是说,其中的作品虽或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就整体而言,却有一个统率全局的创作意图,有一条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那么,这条主线是什么呢?对此,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说得非常清楚,他认为:“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 《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的确,如果我们把视点放在这个背景之下,再来研读这些作品,就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看似都是回忆儿时和年青时的人和事,但其实与《华盖集》系列中的杂文一样,都集中地指向了女师大风潮和与现代评论派,剑指现实中的人和事。综合起来说,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是对现代评论派的真面目的揭露二是对流言的反击; 三是对复古思潮的抨击四是对丑恶灵魂的剖析这些意图或隐或显,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察作者创作时的生活与感受,然后联系作品,包括同时期的其他文章,加以发现。 1、从具体作品看《朝花夕拾》首篇《狗·猫·鼠》作于1926年2月21日。文章巧妙地借“没眼力”的狗、幸灾乐祸而又媚态的猫,以及“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态度轩昂的鼠,来讽刺现实生活中这类人物;尤其在述说自己仇猫的远故近因时,历数了猫“配合时候的嗥叫”,“闹得别人心烦”以及谋害“隐鼠”等种种罪行,揭露那些“正人君子”们竖着“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 的虚伪面目。同样,在他稍后所作的杂文《无花的蔷薇》(1926年2月27)中,辛辣地嘲讽了现代评论派人物相互吹捧的行为,而对给予自己的“夸奖”,则不但“奉还”“荣名”,而且更进一步剖析了他们的惯用伎俩:“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象无私……”比较两篇文章,毫无疑问,无论是作者的思想态度,还是文章的矛头所指,都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一为隐喻,一为直言

1 遵路识斯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新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的散文名篇，也是初中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一直以来，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在阅读教学中，对于文章结构和主题的认识，历经发展变化。这一点，我们在现行教材的研讨题中可见一斑。其实，依照阅读的读者理论来分析，不同的读者，因其个人所处的时代、生活体验以及阅读深度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于文本的解读自然是不尽相同的。换言之，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是多元的、不确定的；而与之相对应，作者在创作时，他们的意图则相对是明确的。这是阅读理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作者理论。因此，我们在分析作品时，不妨也从作家创造的视角进行探讨，认识其在创作时特定的环境和事件，并把整个作品联系起来。一、从整个作品来分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个散文集，共 10 篇，另加小引和后记，创作时间从 1926 年 2 月起，至 11 月止，时间跨度不足一年（小引和后记分别作于 1927 年 5 月和 7 月）。最初发表时配有副题，为“旧事重提”，并标有序号，表明作者从创作第一篇起，就有意写成一组作品，成为一个系列。也就是说，其中的作品虽或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就整体而言，却有一个统率全局的创作意图，有一条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那么，这条主线是什么呢？对此，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说得非常清楚，他认为：“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的确，如果我们把视点放在这个背景之下，再来研读这些作品，就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看似都是回忆儿时和年青时的人和事，但其实与《华盖集》系列中的杂文一样，都集中地指向了女师大风潮和与现代评论派，剑指现实中的人和事。综合起来说，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对现代评论派的真面目的揭露；二是对流言的反击；三是对复古思潮的抨击；四是对丑恶灵魂的剖析；这些意图或隐或显，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察作者创作时的生活与感受，然后联系作品，包括同时期的其他文章，加以发现。 1、从具体作品看《朝花夕拾》首篇《狗·猫· 鼠》作于 1926 年 2 月 21 日。文章巧妙地借“没眼力”的狗、幸灾乐祸而又媚态的猫，以及“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态度轩昂的鼠，来讽刺现实生活中这类人物；尤其在述说自己仇猫的远故近因时，历数了猫“配合时候的嗥叫”，“闹得别人心烦”以及谋害“隐鼠”等种种罪行，揭露那些“正人君子”们竖着“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 的虚伪面目。同样，在他稍后所作的杂文《无花的蔷薇》（1926 年 2 月 27）中，辛辣地嘲讽了现代评论派人物相互吹捧的行为，而对给予自己的“夸奖”，则不但“奉还”“荣名”，而且更进一步剖析了他们的惯用伎俩：“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象无私……”比较两篇文章，毫无疑问，无论是作者的思想态度，还是文章的矛头所指，都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一为隐喻，一为直言

正如《无花的蔷薇》开头所说的那样: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据此,我们可否认为:如果把他的杂文比作“没有无刺的蔷薇”,那么,他的这東“旧事”,也许就是“无花的蔷薇”,只不过是“题目改变了一点, 较为好看了”。对此,下例也可资佐证:有人曾对鲁迅作品中的关键词作过统计,如“正人君子”这一概念,共出现过59次,而在《朝花夕拾》中就出现了四次,其中《无常》二次, 《藤野先生》一次,《琐记》一次。 2、从创作动机看《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闲话》(1925年11月)中,陈源说:“一件艺术作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青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 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这段攻击虽说发表在鲁迅作《朝花夕拾》之前, 似乎并不针对其中的作品。但鲁迅曾在多篇文章中进行过反讥,这也包括《朝花夕拾》中的作品在内,如在《狗·猫·鼠》中,作者说“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无论是对手的指责,还是作者的反击,都表明作者确实并不是单纯地回忆“旧事”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于现实有着独特、深刻的思考,而对于创作的目的也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鲁迅在1926年11月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写道:“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大概于中国怕不无小好处, 不写也可借: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一定也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 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如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十一月一日)这时,旧事重提已完成了九篇,可见,他作这些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有益于目前、从作家的视角分析有专家认为,鲁迅的小说运用了二项对立模式。其实,这种模式也同样见于《朝花夕拾》中。我们知道,在写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45岁,在他属中晚期作品了。一方面,就内容说属“朝花”,另一面,从创作看则是“夕拾”。是把自己放回到童年来讲述故事,还是以成人的立场来提旧事?事实上,上述两种视角都是可以采用的,不过前者虽然可以保持纯真,但弄得不好,或会陷于“老莱娱亲”的作态,让人感到别扭:作者曾说:“带露摘花, 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我不能够。”因此,作者更多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旧事进行取舍, 以成人的视角,来进行“反顾”。有的竞“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朝花夕拾〉小引》) 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家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直接发表议论《朝花夕拾》通常被称之为“回忆散文”,而鲁迅先生自己说“文体大概很杂乱”。的确, 在文体样式的选择上,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朝花夕拾》不是纪实式的叙事, 也不是抒情性的描写,而重在写感触 30年代,李长之先生说《朝花夕拾》“名为散文其实依然不过是在回忆中掺杂抒情成份的杂感”。我们不能说《朝花夕拾》的十篇都是这种杂感,但其中的几篇确实是事实上的杂感体,如《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等:另如《五猖会》、《父亲的病》、《琐记》等篇,虽然以回忆旧事为主,但行文每不忘社会,感触由内向外自然延伸,其文体基本上是散文与杂感的结合:而即便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和《藤野先生》等篇,因其较多地沉入个人的情感世界,较少出之以杂感式的议论,而被认为可算作是 “纯散文”,而实际上它的“纯度”也只是相对而言。如《藤野先生》一文,作者对初到仙台所受到的“优待”,“物以稀为贵”的比喻,或者是作为弱国国民的愤慨,都不乏讽刺和揶揄:至于文章最后,作者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

2 正如《无花的蔷薇》开头所说的那样：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据此，我们可否认为：如果把他的杂文比作“没有无刺的蔷薇”，那么，他的这束“旧事”，也许就是“无花的蔷薇”，只不过是“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对此，下例也可资佐证：有人曾对鲁迅作品中的关键词作过统计，如“正人君子”这一概念，共出现过 59 次，而在《朝花夕拾》中就出现了四次，其中《无常》二次，《藤野先生》一次，《琐记》一次。 2、从创作动机看《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闲话》（1925 年 11 月）中，陈源说：“一件艺术作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青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这段攻击虽说发表在鲁迅作《朝花夕拾》之前，似乎并不针对其中的作品。但鲁迅曾在多篇文章中进行过反讥，这也包括《朝花夕拾》中的作品在内，如在《狗·猫· 鼠》中，作者说“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无论是对手的指责，还是作者的反击，都表明作者确实并不是单纯地回忆“旧事”。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于现实有着独特、深刻的思考，而对于创作的目的也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鲁迅在 1926 年 11 月 1 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写道：“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大概于中国怕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一定也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如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十一月一日）这时，旧事重提已完成了九篇，可见，他作这些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有益于目前”。二、从作家的视角分析有专家认为，鲁迅的小说运用了二项对立模式。其实，这种模式也同样见于《朝花夕拾》中。我们知道，在写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 45 岁，在他属中晚期作品了。一方面，就内容说属“朝花”，另一面，从创作看则是“夕拾”。是把自己放回到童年来讲述故事，还是以成人的立场来提旧事？事实上，上述两种视角都是可以采用的，不过前者虽然可以保持纯真，但弄得不好，或会陷于“老莱娱亲”的作态，让人感到别扭；作者曾说：“带露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我不能够。”因此，作者更多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旧事进行取舍，以成人的视角，来进行“反顾”。有的竟“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朝花夕拾〉小引》）。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家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直接发表议论《朝花夕拾》通常被称之为“回忆散文”，而鲁迅先生自己说“文体大概很杂乱”。的确，在文体样式的选择上，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朝花夕拾》不是纪实式的叙事，也不是抒情性的描写，而重在写感触。 30 年代，李长之先生说《朝花夕拾》“名为散文其实依然不过是在回忆中掺杂抒情成份的杂感”。我们不能说《朝花夕拾》的十篇都是这种杂感，但其中的几篇确实是事实上的杂感体，如《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等；另如《五猖会》、《父亲的病》、《琐记》等篇，虽然以回忆旧事为主，但行文每不忘社会，感触由内向外自然延伸，其文体基本上是散文与杂感的结合；而即便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和《藤野先生》等篇，因其较多地沉入个人的情感世界，较少出之以杂感式的议论，而被认为可算作是 “纯散文”，而实际上它的“纯度”也只是相对而言。如《藤野先生》一文，作者对初到仙台所受到的“优待”，“物以稀为贵”的比喻，或者是作为弱国国民的愤慨，都不乏讽刺和揶揄；至于文章最后，作者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

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更是直抒胸臆,文字与杂感并无二致。再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作者谈“美女蛇”故事所引出的教训,讲用荆川纸描绣像,以及有钱同窗的升迁等,我觉得并非信笔所至,也不是一个儿童所关注的 2、以旧事说现实前面说过,文题原为“旧事重提”,那么,这里就有“提哪些旧事”,“提它作什么”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作者述说的旧事中,找到大量的现实生活的影子: 我们且不说喜欢耍两面派的衍太太,故弄玄虚、借机勒索的S城名医,也不说乌烟瘴气的江南水师学堂,儿时所罕逢的赛会,单就作者看似信手拈来的传说或神鬼故事,也在嘻笑怒骂中,颇有深长的意味。试举几例: ①、《二十四孝图》、《无常》是专文谈古论鬼的,而且在《后记》中还很是作了一番考证研究,结果是“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 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因为是“乱发”,所以思想内容自然深广。我们注意到:一是在形式上,作者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而末了自己却说:“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 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对那些借征集资料、进行繁琐庸俗考证的所谓学者给予了嘲弄:二是在思想内容上,对原文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如在对“无常”进行考证后,作者给他“下一个武断”“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 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我们再来摘引几段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的文字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此人颇阴险, 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两地书·原信》五十七九月三十日 “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两地书·原信》六十五十月十六日) 将上述文字两相对照,很容易让我们将两者联系起来。当然,《无常》成文时间在6月 23日,这时鲁迅尚未到厦大,但作者在《后记》中又特别加以议论、引申,其意就最明显不过了。 ②、《范爱农》是该集中比较别致的一篇,有关人物的资料较少,相应的分析也很有限我们大多只能通过原文所记的几个片段,了解到他是鲁迅的同乡,是一个在黑暗旧社会倍受打击迫害的正直倔强的爱国青年。作者与他曾有过一段交往,并对他给予了关心帮助。据此, 我们自然把它的主题定位在诸如“揭露封建黑暗势力”或“关心爱护进步青年”等这一类。切都是顺理成章,毋庸置疑。不过,我们不妨再来摘引几段文字: 我其实还敢于站在前线上,但发见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长虹迁怒于《未名丛刊》,连厨川白村的书也忽然不过是“灰色的勇气”了。(《两地书原信》八十一十一月九日) 不过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知道现已不能再利用,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已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消〔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

3 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更是直抒胸臆，文字与杂感并无二致。再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作者谈“美女蛇”故事所引出的教训，讲用荆川纸描绣像，以及有钱同窗的升迁等，我觉得并非信笔所至，也不是一个儿童所关注的。 2、以旧事说现实前面说过，文题原为“旧事重提”，那么，这里就有“提哪些旧事”，“提它作什么”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作者述说的旧事中，找到大量的现实生活的影子：我们且不说喜欢耍两面派的衍太太，故弄玄虚、借机勒索的 S 城名医，也不说乌烟瘴气的江南水师学堂，儿时所罕逢的赛会，单就作者看似信手拈来的传说或神鬼故事，也在嘻笑怒骂中，颇有深长的意味。试举几例： ①、《二十四孝图》、《无常》是专文谈古论鬼的，而且在《后记》中还很是作了一番考证研究，结果是“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因为是“乱发”，所以思想内容自然深广。我们注意到：一是在形式上，作者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而末了自己却说：“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对那些借征集资料、进行繁琐庸俗考证的所谓学者给予了嘲弄；二是在思想内容上，对原文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如在对“无常”进行考证后，作者给他“下一个武断”：“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我们再来摘引几段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的文字：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两地书·原信》五十七九月三十日） “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两地书·原信》六十五十月十六日）将上述文字两相对照，很容易让我们将两者联系起来。当然，《无常》成文时间在 6 月 23 日，这时鲁迅尚未到厦大，但作者在《后记》中又特别加以议论、引申，其意就最明显不过了。 ②、《范爱农》是该集中比较别致的一篇，有关人物的资料较少，相应的分析也很有限。我们大多只能通过原文所记的几个片段，了解到他是鲁迅的同乡，是一个在黑暗旧社会倍受打击迫害的正直倔强的爱国青年。作者与他曾有过一段交往，并对他给予了关心帮助。据此，我们自然把它的主题定位在诸如“揭露封建黑暗势力”或“关心爱护进步青年”等这一类。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毋庸置疑。不过，我们不妨再来摘引几段文字：我其实还敢于站在前线上，但发见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长虹迁怒于《未名丛刊》，连厨川白村的书也忽然不过是“灰色的勇气”了。（《两地书·原信》八十一十一月九日）不过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知道现已不能再利用，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已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消〔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

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拟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伎〕俩发挥到如何。(十一月十五日《两地书·原信》八十五) 从昨天起,我的心又平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并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以平常待我,而在他日日吮血,一觉到我不肯给他们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两地书·原信》九十十一月廿日) 我们知道,1926年8月至10月间,发生了一件“长虹事件”:高长虹原是鲁迅亲手扶植的一位进步作家,是狂飙社的主要成员。而这时反过来突然向鲁迅发难。这令作者十分气愤,最后决定予以反击。据《鲁迅日记》1926年11月21日所记:“寄漱园信并稿,附致小峰信。寄春台及墨卿信,雪村信,附启事稿。”这里的启事稿,即《所谓“思想界先驱者” 鲁迅启事》,鲁迅以此稿同时寄韦素园、李小峰、孙福熙、章锡琛,分别发表于《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刊物,后收入《华盖集续编》。在寄韦素园稿中,另有《范爱农》一篇。《范爱农》写于11月18日,从写作时间看,与这一事件及鲁迅当时的想法相吻合从内容上看,文章记述了两人初识时的“误会”:“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 是徐伯荪的学生。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 后来在故乡相见时,又回忆起当初的“看不起”,一是不满他带着“一双绣花的弓鞋”, 一是在火车上做揖不终。另如后来所记的办刊物、要经费等情节,都不由人不产生联想。还有两点或可资佐证,一是文中说“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等,这些与高的攻击暗合;二是文中最后称引自己所作《哀范君三章》中的一首诗,而作者又说忘了中间的两句,原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包含着诀别之意。至于作者采用这种阴晦手法的原因,我们也可从他的言论中找到一些印迹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慨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则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两地书信》一0六十二月十二日) 近来只做了几篇付印的书的序跋,虽多牢骚,却有不少真话。还想做一篇记事,将五年来少爷们利用我,给我吃苦的事,讲一个大略,不过究竟做否,现在还未决定。 (《两地书原信》八十九十一月十八日)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一一我自己知道, 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写在〈坟〉后面》11月14日) 当然这些可能并不是专对写作《范爱农》而言,却至少代表了鲁迅这一时期的写作动机 ③、《阿长与〈山海经〉》中,作者似乎对《山海经》情有独钟。而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将其归为“巫书”,可见他之所谓喜欢,可能是“别有用心”,我认为他反复强调“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

4 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拟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伎〕俩发挥到如何。（十一月十五日《两地书·原信》八十五）从昨天起，我的心又平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并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以平常待我，而在他日日吮血，一觉到我不肯给他们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两地书·原信》九十十一月廿日）我们知道，1926 年 8 月至 10 月间，发生了一件“长虹事件”：高长虹原是鲁迅亲手扶植的一位进步作家，是狂飙社的主要成员。而这时反过来突然向鲁迅发难。这令作者十分气愤，最后决定予以反击。据《鲁迅日记》1926 年 11 月 21 日所记：“寄漱园信并稿，附致小峰信。寄春台及墨卿信，雪村信，附启事稿。”这里的启事稿，即《所谓“思想界先驱者” 鲁迅启事》，鲁迅以此稿同时寄韦素园、李小峰、孙福熙、章锡琛，分别发表于《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刊物，后收入《华盖集续编》。在寄韦素园稿中，另有《范爱农》一篇。《范爱农》写于 11 月 18 日，从写作时间看，与这一事件及鲁迅当时的想法相吻合；从内容上看，文章记述了两人初识时的“误会”：“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 后来在故乡相见时，又回忆起当初的“看不起”，一是不满他带着“一双绣花的弓鞋”，一是在火车上做揖不终。另如后来所记的办刊物、要经费等情节，都不由人不产生联想。还有两点或可资佐证，一是文中说“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等，这些与高的攻击暗合；二是文中最后称引自己所作《哀范君三章》中的一首诗，而作者又说忘了中间的两句，原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包含着诀别之意。至于作者采用这种阴晦手法的原因，我们也可从他的言论中找到一些印迹：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慨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则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两地书·原信》一○六十二月十二日）近来只做了几篇付印的书的序跋，虽多牢骚，却有不少真话。还想做一篇记事，将五年来少爷们利用我，给我吃苦的事，讲一个大略，不过究竟做否，现在还未决定。（《两地书·原信》八十九十一月十八日）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写在〈坟〉后面》11 月 14 日）当然这些可能并不是专对写作《范爱农》而言，却至少代表了鲁迅这一时期的写作动机。 ③、《阿长与〈山海经〉》中，作者似乎对《山海经》情有独钟。而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将其归为“巫书”，可见他之所谓喜欢，可能是“别有用心”，我认为他反复强调“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

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或许另有所指 3、折射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现实生活的种种琐事,往往勾起作者的回忆,反过来,在记述旧事中,也常常不自觉地折射出来。这种例子,《朝花夕拾》中随处可见。如我们知道:章士钊笔名“秋桐”,在当时被称为“老虎总长”;而鲁迅在《狗·猫·鼠》中,讲述了老虎向猫学本领的故事;在《父亲的病》中,又特地对“梧桐叶”这个药引作了番议论: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另如《五猖会》里有关梅姑庙考证和议论, 也似乎另有所指特别是《藤野先生》中,对于无孔不入的蚊子、难吃的饭菜等细节,以及对东京的感受对“日暮里”的记忆,我们更可以联系到现实生活。现摘引几段: 夜间,电灯一开,飞虫聚集甚多,几乎不能做事,此后事情一多,大约非早睡而一早起来做不可。(《两地书原信》四十八九月十二日) 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碗的两碗),但因为此地的菜总是淡而无味(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每月工钱十元,每人饭菜钱十元,但仍然淡而无味) (《两地书原信》四十八九月十四日) 现在的天气正像北京的夏末,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有大有小,无处不至,点心是放不过夜的。蚊子倒不多,大概是我在三层楼上之故;(《两地书原信》五十一九月二十日) (在《两地书原信》五十七、五十八、六十七等章中也多次描述了蚂蚁的厉害。) 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两地书原信》六十七十月二十三日) 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 (《厦门通信》九月二十三日)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根据上述的研究方法,我们把它回复到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下,妄测他的创作的初衷,我认为,还是在于批判复古思潮苗体君和窦春芳曾在《文史精华》撰文,向我们讲述了鲁迅与厦大的是是非非。其中讲到:鲁迅是应林语堂的邀请去厦大的,9月4日抵达。初到厦大,即印象不良。尤其是尊孔复古的办学思想,和依仗金钱,把教职员当做奴仆看待的做法,更让鲁迅不满。这一点,我们在《两地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此地四无人烟,……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 (《两地书原信》四十八九月十四日) 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两地书原信》五十一九月二十日) 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两地书原信》六十五十月十六日) 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写作于9月18日,正是鲁迅初到厦大之时,一方面, 他刚“换一个地方生活”,另一方面,他对这个新地方有了初步的认识。反映在文章中,诸如美女蛇传说,三味书屋的陈设,师生所读的古文等等,也都有当时现实的影子另外补充两点,一是《两地书·原信》六十五提到的周会。厦大每周四都要举行纪念周会, 会上照例是《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这让鲁迅反感

5 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或许另有所指。 3、折射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现实生活的种种琐事，往往勾起作者的回忆，反过来，在记述旧事中，也常常不自觉地折射出来。这种例子，《朝花夕拾》中随处可见。如我们知道：章士钊笔名“秋桐”，在当时被称为“老虎总长”；而鲁迅在《狗·猫·鼠》中，讲述了老虎向猫学本领的故事；在《父亲的病》中，又特地对“梧桐叶”这个药引作了一番议论：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另如《五猖会》里有关梅姑庙考证和议论，也似乎另有所指。特别是《藤野先生》中，对于无孔不入的蚊子、难吃的饭菜等细节，以及对东京的感受、对“日暮里”的记忆，我们更可以联系到现实生活。现摘引几段：夜间，电灯一开，飞虫聚集甚多，几乎不能做事，此后事情一多，大约非早睡而一早起来做不可。（《两地书·原信》四十八九月十二日）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碗的两碗)，但因为此地的菜总是淡而无味（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每月工钱十元，每人饭菜钱十元，但仍然淡而无味），……（《两地书·原信》四十八九月十四日）现在的天气正像北京的夏末，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有大有小，无处不至，点心是放不过夜的。蚊子倒不多，大概是我在三层楼上之故；（《两地书·原信》五十一九月二十日）（在《两地书·原信》五十七、五十八、六十七等章中也多次描述了蚂蚁的厉害。）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两地书·原信》六十七十月二十三日）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厦门通信》九月二十三日）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根据上述的研究方法，我们把它回复到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下，妄测他的创作的初衷，我认为，还是在于批判复古思潮。苗体君和窦春芳曾在《文史精华》撰文，向我们讲述了鲁迅与厦大的是是非非。其中讲到：鲁迅是应林语堂的邀请去厦大的，9 月 4 日抵达。初到厦大，即印象不良。尤其是尊孔复古的办学思想，和依仗金钱，把教职员当做奴仆看待的做法，更让鲁迅不满。这一点，我们在《两地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此地四无人烟，……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两地书·原信》四十八九月十四日）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两地书·原信》五十一九月二十日）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两地书·原信》六十五十月十六日）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写作于 9 月 18 日，正是鲁迅初到厦大之时，一方面，他刚“换一个地方生活”，另一方面，他对这个新地方有了初步的认识。反映在文章中，诸如美女蛇传说，三味书屋的陈设，师生所读的古文等等，也都有当时现实的影子。另外补充两点，一是《两地书·原信》六十五提到的周会。厦大每周四都要举行纪念周会，会上照例是《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这让鲁迅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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