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资源（教案讲义）第九讲风雨兼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docx_大学文库

1，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寻找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及其取得的初步成果。2．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及其经验教训。3.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2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4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取得的重要的理论成果。二、教学要求1.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既要充分肯定建国初期借鉴苏联经验的历史必然性，又要充分肯定结合国情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性：2.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曲折发展的关系，既要充分肯定其发展路线的正确性，又要认真分析没有坚持下去的原因；3.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独立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的关系，既要充分肯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认清其主导地位，又要汲取发生严重错误的教训；4.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关系，既要历史、客观地展现理论成果的科学性，又不能否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错误及“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三、教学内容问题一：为什么说全面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新起点？问题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严重曲折？问题三：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成就与成果？四、教学重点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取得的重要的理论成果。五、教学难点如何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1．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寻找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及其取得的初步成果。 2．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3．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 20 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4．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 20 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取得的重要的理论成果。二、教学要求 1．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既要充分肯定建国初期借鉴苏联经验的历史必然性，又要充分肯定结合国情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性； 2．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曲折发展的关系，既要充分肯定其发展路线的正确性，又要认真分析没有坚持下去的原因； 3．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独立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的关系，既要充分肯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认清其主导地位，又要汲取发生严重错误的教训； 4．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关系，既要历史、客观地展现理论成果的科学性，又不能否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错误及“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三、教学内容问题一：为什么说全面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新起点？问题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严重曲折？问题三：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成就与成果？四、教学重点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 20 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取得的重要的理论成果。五、教学难点如何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六、正文本讲讲授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历史，凡20年。回头看这段历史，时间上很近，感觉上很远。这是一段离我们很近的历史，同学们的父母大体就是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是一段最近距离的当代史：同时这是一段与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相去甚远的历史，无论是经济模式、政治生态、文化氛围、社会形态、思想观念，都与今天有诸多不同。这种时间的近距离与时代的大变幻，带来的结果是相同的，那就是对这段历史，无论是细节的微观上，还是整体的宏观上，我们尚难以清晰、理性地予以把握。我们今天在审视这段历史时，仿佛置身高山之中，虽然能够体察到高山的宏伟，景色的壮丽，但难以全面地描述其整体，也难以清晰地看到高山的另一面，正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这又是一段值得我们去阅读与思考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历史的风云不断变幻，演绎出既令我们激情澎湃，也令我们迷惆困惑的一幕幕历史大剧作。下面，让我们一起走入那个时代。问题一：为什么说全面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新起点？（一）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了，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该怎么走，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课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可资借鉴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没有经验，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学习甚至照搬了许多苏联的做法。但是，鉴于国情差异，借鉴苏联经验只能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到了1956年，正当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促使中国共产党决心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美国和西方国家借此在全世界掀起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如英国共产党因此有七于党员退党。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1956年夏天接连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共二十大所暴露出来的，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促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深入思考。毛泽东在1956年4月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问题在于我们自已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1.《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六、正文本讲讲授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历史，凡 20 年。回头看这段历史，时间上很近，感觉上很远。这是一段离我们很近的历史，同学们的父母大体就是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是一段最近距离的当代史；同时这是一段与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相去甚远的历史，无论是经济模式、政治生态、文化氛围、社会形态、思想观念，都与今天有诸多不同。这种时间的近距离与时代的大变幻，带来的结果是相同的，那就是对这段历史，无论是细节的微观上，还是整体的宏观上，我们尚难以清晰、理性地予以把握。我们今天在审视这段历史时，仿佛置身高山之中，虽然能够体察到高山的宏伟，景色的壮丽，但难以全面地描述其整体，也难以清晰地看到高山的另一面，正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这又是一段值得我们去阅读与思考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历史的风云不断变幻，演绎出既令我们激情澎湃，也令我们迷惘困惑的一幕幕历史大剧作。下面，让我们一起走入那个时代。问题一：为什么说全面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新起点？（一）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1956 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了，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该怎么走，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课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可资借鉴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没有经验，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学习甚至照搬了许多苏联的做法。但是，鉴于国情差异，借鉴苏联经验只能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到了 1956 年，正当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促使中国共产党决心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25 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2 月 24 日夜至 25 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 6 月 4 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美国和西方国家借此在全世界掀起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如英国共产党因此有七千党员退党。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1956 年夏天接连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共二十大所暴露出来的，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促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深入思考。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 4 日的一次谈话中说：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1．《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为准备召开中共八大，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计划等34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第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同时，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还应当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创造性论述。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别，对手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回顾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在4月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适应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迫切要求，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发展的紧迫形势后，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样就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2.中共八大的召开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

为准备召开中共八大，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1956 年 2 月至 4 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计划等 34 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第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 4 月 25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5 月 2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同时，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还应当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创造性论述。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别，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回顾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 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在４月２８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适应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迫切要求，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此前，中央在 1 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发展的紧迫形势后，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样就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2．中共八大的召开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1026 人，代表全国 1073 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

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大会肯定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大会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选举产生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4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手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一次会议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按照大会确定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期间，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场”的较大的个体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场”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充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1956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已经发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种倾向初步得到遇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的高层领导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在这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根据这个精神制定的1957年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八大以后，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系统地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以后的事情

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大会肯定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大会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选举产生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 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 14 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 6 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一次会议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按照大会确定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 1957 年经济计划；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期间，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场”的较大的个体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1956 年 12 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场”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1956 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已经发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种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对 1956 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 1957 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的高层领导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在这年 11 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 1957 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根据这个精神制定的 1957 年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八大以后，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 1956 年到 1957 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系统地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以后的事情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6年秋冬，在农村、工厂、学校都出现了一些“闹事”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各级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市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这样，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入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4.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这次整风应当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运动，通过发动群众向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来纠正官像主义等问题。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此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毛泽东看到一些关于整风的报道后指示：“不整风党就毁了。”开展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他在1957年7月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已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已的技术于部队伍，必须有自已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文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通称“六文”政治局面）。进行整风和提出建设“六又”政治局面等思想，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然社会主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6 年秋冬，在农村、工厂、学校都出现了一些“闹事”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各级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市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这样，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入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 4．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这次整风应当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运动，通过发动群众向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来纠正官僚主义等问题。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此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毛泽东看到一些关于整风的报道后指示：“不整风党就毁了。”开展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他在 1957 年 7 月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通称“六又”政治局面）。进行整风和提出建设“六又”政治局面等思想，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

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像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反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竞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毛泽东在1957年10月至11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这一论断，并认为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义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问题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严重曲折？（一）“大跃进”及其纠正1.“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1957年11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干条，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全会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千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

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6 月 8 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反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毛泽东在 1957 年 10 月至 11 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这一论断，并认为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问题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严重曲折？（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1．“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从 1957 年底开始发动，1958 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1957 年 11 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 1956 年反冒进的同时，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 年 1 月和 3 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全会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 1958 年 5 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2.“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有它的由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初步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3.对“大跃进”运动的初步纠正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遇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并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他强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为庐山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高指标问题，要搞一点马鞍形，明年切记不可定高。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遇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

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 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2．“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 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有它的由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 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初步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 3．对“大跃进”运动的初步纠正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 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 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1959 年 4 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并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他强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为庐山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高指标问题，要搞一点马鞍形，明年切记不可定高。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资源（教案讲义）第九讲 风雨兼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资源（教案讲义）第九讲风雨兼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