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资源_课外阅读书目_【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pdf_大学文库

·前言帝军营门外“刻木为牙”作障碍，出征时旗帜上方也安木刻的兽牙。反正无论如何，“牙门”原来是指军营大门似平是确凿无疑的了。大约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世俗尚武，各缩影朝习惯上往往以驻军将领兼管一地的行政事务，地方政府的办公场所和将军幕府合一，逐渐被称为“公牙”，大门也被称为“牙门”。至于“衙”字据说原音y,也到了这个时期可以改读y音，并逐渐用来代替不那么雅的“牙”字，形成“公牙”或 “公衙”的称呼。到了宋代已普遍用“衙门”一词来称呼政府机构。古代的政府机构成百上千，数于年的演变发展又极其复杂，显然不可能用这样的一本小书来概括。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看一看衙门的模样和运作，从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入手大概是个好办法。基层政府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是庞大帝国上层建筑的墙脚，具有所有政府机构最普遍的特征。解剖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麻雀”，就可以了解所有政府衙门的一般情况。所以，本书描述的对象即局限于古代基层政府机构一州县街门，而以衙门建制最为完备的明清时期为叙述重点。州县是明清最基层政府机构的统称。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县就一直是中国基层政府机构。县的数量相当惊人，明末全国有一千一百七十一个县，清末全国有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皇帝朝廷所在地的县称“京县”，如明代南京应天府的上元县、江宁县（今南京市部分地区），北京顺天府的宛平县、大兴县：清代盛京奉天府的承德县，北京顺天府的大兴县、宛平县。这些县的县官级别要比一般的县官高两级。除此之外，全国所有的县无论大小贫富都一律平级，县官都是正七品。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以及府衙门所在地的县称 “首县”或“附郭县”，除了能够比较容易接近上级外，在行政级别上丝毫不比其他的县有什么优越

·崩州的级别要高于县。细分起来，州又有两种：一种是比府的级别略低、但与府平行，直接隶属于省政府一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或其派出机构分守道、分巡道，这称之为“直隶州”；另一种是和县一样受府领导的“属州”或“散州”。无缩影论哪一种州都有属于自已管的属县，有的州管四五个县，有的州管八九个县，并无定规。不过所有的州在管理属县的同时，也和所有的县一样执行基层的政务，直接统治州衙门所在地区的民众，这用中国古代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亲民之治”。比如，清代的太仓直隶州有若镇洋（今江苏太仓部分地区)、崇明、嘉定、宝山四个属县，同时太仓直隶州衙门还直接治理今天江苏太仓市的大部分地区。州直接治理的辖区往往比县稍微大一点。明末全国有二百三十四个州，清末全国有七十六个直隶州、四十八个属州。明清时朝廷的一切基本政务都是依靠州县来实施执行的，正如清朝康熙年间的万枫江在其所著〈幕学举要·总说》中所说的：“万事胚胎皆在州县。”乾隆年间江南名幕汪辉祖的说法更深入：“自州县以上至督抚大员，为国家布政施治的官员为数众多，可是真正施行亲民之治的只有州县官，州县以上的宫员只是整伤州县之治为治而已。”(《学治臆说·序)) 也就是说，只有州县官才是治民的，州县以上的宫员都是通过治理州县官间接治理民众的。晚清的刘衡也在《庸吏庸言)中说，“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事无不理”。所以了解州县衙门这个政务“胚胎”，就能够知道朝廷政治实施的清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出一整套职业官僚制度的国家，国家政务的推动者主要是各级大小宜员，有关职官选拔、任免、考核、惩奖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层出不穷。尤其明清两代，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密如蛛网。如清代有关职官考核惩奖的（吏部处分则例》就有五十二卷之多，条文成百上千。然而

前言 ·帝这种严密的法网并不成其为“法治”的象征，相反它们是人治的工具。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一文中分析这些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只不过是皇帝的猜忌心理。他认为三代以后的历代皇帝都是些窃国大盗，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产，严加防护，一切利益都不愿放到下面去，一切福惠都要收到自己手中，“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这样一来，“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为了在这种出于猜忌怀疑心理的“非法之法”之下生存，历代的官吏都“创造”出了种种惯例“陋规”，用来“糊弄”法律、“对付”制度，进而架空法律、规避制度，阳奉阴违，尽可能为自己捞到好处。因此，一大套朝廷繁文舞节的法律制度，和官吏们陈陈相因的不成文的惯例陋规，交织组成了古代衙门的活动轨迹，呈现一种边界模糊的、大致的规则。中国古代习惯上把朝廷官府处理政治事务的习惯作法称之为“故事”。本书叙述的就是州县衙门的这种“故事”。为了形象化的说明这种“故事”，也要例举一些事例性的故事，从而为读者勾勒出衙门的布局、衙门的人物、衙门的活动规则和轨迹。读者通过这两方面的“故事”，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些特性，可以增加对于中国历史的感性认识。明清时期朝廷的正式法律制度大多可以在典籍中查找，可是种种陋规惯例是从来不登典籍之册的。这些作官诀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官方的学者对此都要采取“防扩散” 的原则，不屑于、或不愿意将之写在宣传“君明臣忠”为主线的史册上。而在官僚绅士的笔记中，在帮助官僚治理民众的幕友的“幕学”教科书中，在民间小说戏曲中，往往有不少这方而的记载。所以本书大量的资料都是来自这类书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