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起源 第一章 英国道路： 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 一推动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贵族力量 作为现代化研究的起点，当我们考察第一个实现了从前工业 社会向现代社会飞跃的国家的时候，这样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会 涌现在脑际：为什么英国的工业化过程最终建立了一个相对自由 的社会？现代英国一直是比较自由的，甚至在與论自由方面也比美 国更开明，对政治反对派也更有宽容精神，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事 实。关于统治阶级的这种宽容精神，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所包含的 费族因素。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呢？尽管要维护某种 适当的立论，但仍有必要记住那些我们在这里没有涉及到的可能 的原因。然而，要列举出造成上述现象的所有重要原因，则无疑超 出了本书的范围。在本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在向工业化转变的过 程中，农村的不同阶级所起的特殊的和极其重大的作用。 如果说强调贵族和农民不同命运，（在这两极之间存在大量不 同的等级，这是英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本书的整体计划和 这一讨论所最初引出的问题所决定的，那么在具体考察史料过程 中就形成了另一个轴心。我们不必读很多英国历史，也不必象科学 方法论的标准教科书所教导我们的那样，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就
可以看到：在所谓先进的英国通过和平、公正和民主程序成功地解 决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矛盾这一流行观念中，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因 紫。这种观念与其说完全是一种神话，毋宁说具有部分的真理。简 单地指责这种观点并不能解决问题。根据某种撰写历史书的惯例 一描述英国1750年以来工业化过程的某些历史著作就是按这种 惯例来写的一往往突出英国18和19世纪历史中和平、民主的过 程，（相对法国而言的确相当平静）来迥避清教徒革命和国内战争 的年代，从而使上述不完全的真理变成了绝对真理。如果仅仅注意 到和平这一事实，那么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民主化过程 中，在从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的整 个转变过程中，究凳是什么东西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阶段衔接 了起来。 17世纪爆发的英国内战中的社会冲突，早在几个世纪前开始 的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就已经初露端倪。正如很难证明这一冲突一 定会以国内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样，我们也很难断定它究竟始 于何时。不过整个变化过程的实质还是表现得很清楚的；一个现代 的，世俗的社会正在封建的和教会的双重势力束缚之下缓慢而又 稳步地向前发展。更为明显的是，自14世纪以来，一些迹象已经表 明，农村和城市的商品贸易经济的重要性在增强，封建主义日趋没 落，并被英国软弱的王室专制主义所代替。这种没落和代替在微烈 的不断发展的宗教斗争中继续下去，而那种宗教斗争形式反映了 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之际所必然产生的焦虑和痛苦。 尽管英国的羊毛交易闻名于世，但是到中世纪晚期，这个国家 才成为最大和最重要的优质羊毛的产地。这种羊毛交易不仅影响 了城市，而且波及到了农村，甚至对后者的影响更大，当然，羊毛交 易也影响到了政治。由于英国的羊毛市场主要在欧洲大陆，尤其是 在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因此为了找到那最终支配英国社会的强大
商业动力的湖源，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在那些地方发展起来的 商业贸易。分析这些情况未免离题太远。对于我们的目的辛说，尺 需把这种决定性的影响作为初步的材料就足够了。其它一些重要 的因素也在起作用。流行于1348年一1349年间的黑死病诚缓了英 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并使劳动力资源锐减；在劳拉迪，不久以后首 次出现了不祥的宗教叛乱，紧接着在1381年，又发生了严重的农民 暴动。对于这些来自杜会下层的动乱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考察。 这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上层阶级的考察上。在14世纪后 半期和15世纪大部分时期，这些阶级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 化。而那些建立在其地位之上的土地占有关系，其人身依附和支配 作用也大大削弱了。尽管封建政权的其它方面还很强大，但是国王 用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才按自己的目的成功地改变运动的性质，加 强了自己的权力。但就象在土壤中被切断了根系的植物，封建势力 已经成为某种寄生性的东西，它不得不依赖于富豪权贵，并在反君 主的叛逆行列中寻找力量。 普藏战争(1455一1485)给土地贵族带来了一场人为的而非自 然的浩劫。流血的斗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并使得在战争中 应运而生的都铎王朝成功地巩固和加强了王权。在亨利八世的统 治下，出于某种政治的和宗教的考虑，或许给了农业商品化又一推 动.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经指出，亨利八世在1536年和1539 年对修道院的没收，是以牺牲旧贵族和背离传统为代价，从而促进 了具有商业精神的新的土地所有者的产生。然而，亨利八世统治的 最主要的意义是摧毁了作为旧秩序支柱之一的教会。在这一点上， 他树立了一个使他的后继者感到遗憾的榜样。实际上深沉的摇撼 已经在发生作用，以至它并需要王权的鼓励，而王权越来越成为新 秩序的威胁。 与羊毛贸易的持续刺激相适应，都怿王朝时期的和平对农村 3
商业甚至资本主义观念的发展造成了又一种强有力的刺激，托尼 关于内战前英国经济生活的卓越研究同其它著作揭示出这些力量 如何远在战争之前就瓦解了封建统治结构的： 在15世纪的动乱年代里，土地除了它的经济价值之外，仍 然具有某种军事的和社会的意义。封建领主在仆人们的簇拥 下，用暴力和经济两种手段使其债邻屈服。大规模的租赁已比 高额的土地收入更加重要，都锋王朝的有关维护财产所有权 的禁令以及它的行政司法权与顽固不化的官僚主义，象一只 沉重的巨手压抑着个人间的自由竞争，并通过解除封建武装， 而使对金钱的支配比对人的支配更为重要…这种变化，标 志着中世纪的土地观念（即把它视为政治功能和职权的基础） 向现代的土地观念（即把它视为产生利润的投资）的转变。筒 而直之，土地经营开始逐渐商品化了。 和平与羊毛必须以某种特有的方式联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 有效的力量，从而推动英国向资本主义发展并导致一场最终使资 本主义民主化的革命。在其它国家，特别是在俄国和中国，统治 者权力的作用远及边睡地区。而在英国，君英主的权力则由于议 会民主制的胜利而大受限制，这里没有任何必要把羊毛贸易 本身同民主制相联系。同一时期的西班牙，如果说养羊业发展起 了什么作用的话，那么情况正好相反：羊群和所有者都成了君主集 权的工具，被君主用来反对地方的独立自由倾向，并使正在衰落的 王室专制主义重新发展起来说明英国的情况的关键，在于以下这 点，即：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商业生活已迅速渗透进城市和农村， 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彻底否定王权的情况，但在适当的时候这种 局面肯定会出现。 在这种情况的压力下，中世纪根据对社会有机体正常运转所
做出的贡献来评价经济活动的观念开始动摇，人们对土地的看法 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琢磨如何利用土地来维生，而把它看作是资 本投资的一种途径，他们开始并且越来越多地把土地当做可以买 卖，可以溢用和虐待的东西。概而言之：当作现代资产者的私人财 产来看待。当然，封建制度下，也有土地个人所有的情况，但是在世 界的任何一个封建主义发展起来的地方，土地所有权的获得总是 被一系列和他人相联系的义务及职贵所压抑和妨碍。这种义务和 费任是通过什么途径消失的？在这种变化中谁胜谁负？这些问题成 丁任何一个有过封建化过程的国家的重大政治争论问题。在英国， 这种政治争论很早就公开化了，在亚当·斯密以前很久，散居于英 国乡间的某些村民团体，已经开始接受如下这种观念，即：维护自 身利益和经济自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流行很广的观念，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主要产生于资产阶级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 国内战争以前那些封闭的封建地主至少已经为有关圈地的激进的 学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滋生温床。 这种观念变化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土地市场的繁荣。这种 繁荣大约从1580年开始，并整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土地的年租用 费达到了几十年前土地出售价的三分之一。如果没有农业生产结 构方面的变化，就可能不会出现这种繁荣。因此，这可以被解释为 生产结构变化的结果。 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圈地”。这个词本身包含着一 系列的意义，可以用来描述许多不同的事物。而这些事都发生在这 一时期，它们有关的重要性并不是完全清楚的。16世纪期间意义最 为重大的是：庄园贵族和隶属于他们的农夫开始圈地，而他们所 圈的正是那些大家都有权力使用的公地或旷野中的荒地。大批原 先受传统惯例支配的土地，转化为私人可以全权处理的土地。与此 同时，农业的商品化意味着这样一个变化，即从原来无法无天、专 5
制暴虐、异常强横的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后者更接近于机灵狡诈 的商人，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具有这种脾性在16世纪 并不使人感到十分新鲜，但也不象内战以后，以及18世纪，19世纪 早期变得那样普遍。同时，这一类人已不局限于上层的土地所有 者，在农民阶级的上层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人。 这就是那些自由民，其范围逐渐缩小为上层绅士和处于这个 阶层底层的不甚富裕的农民。尽管“自由”并不意味所有这些人都 有自由的地产保有权，或者都享有现代私人地产的权利，但是他们 迅速向这个方向前进，并抛弃了仍然存留的封建义务，从经济上 说：他们是一个“雄心勃勃”，敢做敢为的团体，是一些小资本家他 们意识到自已还没有足够的剩余资本去冒大的风险，因此留心经 营保持收支平衡，但他们决心利用每一个机会（不论是来自哪方面 的机会)去增加赢利.他们大多拥有25到200英亩的可耕地，最多可 能达到拥有500一600英亩牧场，当然大牧场主可以控制价格，从而 使自己在羊毛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尽管如此，自由民，甚至 不甚富裕的农民也普遍地经营着收羊业。对自由民来说，增长着的 粮食商品的出售也是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而那些靠近伦敢和新 兴城市的地区，以及那些具有水路交通运输条件的地区，则必然会 比其它地方具有大的多的优势。 自由民是农民圈地背后的一支主要力量。前者的直接目标是 可耕地。农民的圈地和那些贵族牧场主所进行的方式颇为不同，他 们主要是以蚕食方式侵吞荒地和公有地，频繁地侵占左邻右會的 用地，包括那些并不重视捍卫自己的地产权的地主。有时，图地的 农民彼此达成协议确定小块土地的归属，废弃荒地的标界。自由民 在有限的范围内也热衷于摆脱传统的农业常规，试用新的技术来 提高生产效益。 从比较的观点来看，16世纪的英国自由民看去更象16世纪晚
期的甚至是俄国革命以后的富农。尽管比起那些俄国富农来，英国 自由民生活在一种更适宜发展个人事业的环境中。但总的来说这 些自由民是英国历史上的英雄，而对保守势力和社会主义者来说 富农则是俄国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对照这两种态度，可以揭示出不 同社会的区别以及它们通向现代世界的各自不同的道路。 在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推波助澜的人，即那些在反对旧 秩序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的人们，来自自由民，更多的是来自上层 的土地所有者。而这场进步的主要牺性者，与通常一样是普通农 民。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农民特别顽固保守或墨守成规，也不是因为 他们特别愚昧无知，这种情况的发生似乎很有点象当代的情况：墨 守成规，旧的习惯势力无疑在起作用。但是对于这一情况，正如在 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将要遇到的许多其他实例一样，我们有必要摆 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旧的习惯势力会如此颜固，原因是很容易 解释清楚的，英国中世纪的农业体系就象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在那 里每个农民拥有一条条狭长的带状土地。它们不规则地，零散地分 布在其他农民的土地或公共荒地中间，这些土地往往不设栅栏互 相交错。由于收割之后土地要用于放牧，因而各家的收割工作就必 须在同一时闻进行，而农业活动的周期也就不得不多少有点协调 的性质。在这样的安排之下，个人就有了某些机动的余地。但更主 要的是，人们产生了合作组织的强烈要求。而这样一些合作组织又 很容易巩固下来成为习惯，以便解决那些生产中的问题，每个季节 重新安排对这些条状地的使用。尽管这不是第一次但明显是一项 重要任务。农民对公有地感兴趣，把它作为牧场地和燃料来源，这 点是很明显的。由于英国农民在采邑习惯法的保护下为他们自己 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地位，那么，他们把传统和习惯视为一道保护 堤，并以此来抵挡在他们看来是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特殊利益的 资本主义的潮流，这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有经常性的，来自君主政权的维护，这道防堤还是开始崩 遗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羊吃人。农民被赶出已变为牧场（条状 可耕地和公有地均成了牧场)的土地，原来曾经为许多人提供生活 资料来源的土地现在只需一个牧羊人在那里放羊。尽管这些变化 无疑都是实质性的，但要准确地测量出这些变化则几乎是不可能 的。不过，正如托尼自己谨慎指出的：与内战后来临的急浪冲击相 比，16世纪的浪潮不过是一股涓涓细流，然而正是后者，摧毁了那 道封建堤坝。 可见，这一时期英国城市和农村从事商业的那些人，是促使英 国最终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世俗的社会的主要劳作者。和法国情 况极为不同，这些人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挂动杜会前进，而不是靠搞 家长式统治的王室的庇护。在这个转变过程的某些时候，有一些人 颇乐意与王室合作，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特别 是当内战临近的时侯，富裕的市民开始反对王权的垄断，他们认为 王权的干涉即使不是一种桎楷，至少也是在他们实现自己抱负的 过程中的一种障碍。伊丽莎白王室和最初两个斯图亚特王朝都曾 做出努力试图减缓城市贫民和农民所造成的这方面的影响。大批 农民到处漂流，开始对社会秩序产生威胁，并最终导致间歇性暴动 的发生。一位谨慎的历史学家把王室的政策称之为疯狂的强制。 在“十一年暴政”期间，查理一世通过斯特拉夫和劳德实行无国会 统治而使强制政策更加有力地贯彻下去，象王室法院和上诉法院 这样的王室法庭给予农民一种确实保护，以防止在圈地中被驱 逐。与此同时，王权在强制推行这种政策中，用罚金来充实自己的 钱包。这种强制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超出了它的能力。和法国的君 主制不同，英国王权始终没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强有力的行政管理 制度和法律结构，并通过它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农村，在农村中 维持秩序的大多是乡绅。而王室的保护玫策拾好正是直接反对这
些人的。因此，推行这些政策就带来一个主要的结果：引起那些想 维持随意处置自已财产的权利的那部分人的反对，王室政策有一 种倾向：这就是促使城市与乡村中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及其他一些 集团，在反对王权的斗争中联成一气。在土地政策方面斯图亚特王 朝的政策无疑是个失败并促使内战加刷，而内战无非是“个人权 利与王室权威之间的一场冲突，这场冲突的最终停歌被认为是依 赖于宗教禁令。”对于这一方面，有一点是应该弄清楚的：即究竟是 谁的个人权利。显然，所力争的绝不是农民大众（这些人在英国人 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权利。 二 英国内战的农村背景 在作了上述一般背景考察之后，对下列问题似乎不会再有疑 问了：即上层土地所有者中具有商品意识的那些人们及自由 民中的一部分人都是反对国王的主要力量、而王室则试图维护旧 秩序，并因此而成为导致内战的一个重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原 因。16、17世纪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英国农村中造成了一个农贸 市场，从而使英国农村迅速走上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道路，商品 影响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地造成了一种新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每 一个农业阶级中的不同集团（这些集团没有一个是可以同农村或 城镇的其他集团明显地区别开的)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并 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平常喜好摆阔绰讲排场的上层贵族和 皇亲国戚们多少有点不太乐意作出这样的转变，尽管他们中有些 人已适应了新的形势。主要的变化发生在一些较大的并多少有些 向外扩张的农村地区，这里的人其地位一般在贵族之下而在自由 民（即绅士）之上，他们有着更强烈的进取心，成功地适应了新的情 况。但是，由于农业活动的孤立性，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完全的，那些 9
看来走在前面的绅士们同上层市民以及资产阶级（就这一术语已 经被接受的狭意米说有着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或商业方面的联系。 在作为一个阶层的乡绅们那里，这就产生出代表了具有决定性历 史倾向（这种倾向改变了英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的主要典型。如果 我们把不同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与绅士和土地贵族相应的观念 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这里存在有“一种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斗 争”。而这种斗争更主要的是同地方特色面不是同社会划分相联系 的。也有不少纳士止步不前或走下坡路，但也很容易发现一些赶上 浪潮的土地贵族，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裹足不前的绅士是这样 一些人：他们相对来说进取心不够，改变自己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 地位的信心也不足，并且同城市缺乏商业性的或公务性的联系，这 批怨气冲天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成为在克伦威尔和清教徒革命中的 激进因素一尽管这一动力主要发端于其它社会阶层。由于那些 激进主义的不满情绪突然进发出来，英国社会在商品经济和工业 化的推动下，从顶峰跌落，四分五裂。正如我们将在有关讨论中所 看到的：在其他主要的现代革命的发展结果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法国、俄国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当旧秩序崩溃时，社会中某 些遭到失败的力量（这是由于经济发展趋势所造成的）迅速堀起， 他们进行了大量摧毁旧统治的“肮脏”的工作，从而为一套新制度 的建立扫清了道路。 这种“肮脏”活动在英国最主要的就是处决查理一世，要求公 正制裁国王的呼声主要来自军队，这里民众的影响是很强烈的。这 些影响来源于乡绅以下的社会阶层，城市癯工和农民。在执行处决 的时候，克伦威尔和他的军官们已经控侧了局面，他们用武力威逼 国会迅速通过处决方案。当时，有49人投票拒绝审判国王，而59人 投票赞成对国王处以极刑。有证据表明：在同意处决查理一世的投 票中，相对穷困的绅士占多数，而在反对处决查理一世的投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