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社会统计学 Social Statistics》课程教学资源（教学案例）案例二十一：对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与分析.doc_大学文库

案例二十一:对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与分析张彦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其规模有多大?有关量化信息却极度缺乏,这已经对相应管理制度的建立构成了很大障碍。为此,本文首先探讨了非正规就业估算的困难以及方法;然后本文选择上海为研究平台,通过深度开发现有统计数据,主要采用间接测算,给出了2000 2007年该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两个有价值的估计量;最后本文就如何取捷径、从估算走向官方统计提出了具体建议。关键词:非正规就业规模估算分析官方统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城镇就业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占绝对主流的正规就业模式正日益被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二元化就业模式所取代”(高玲芬等,2005)。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为中国庞大的失业人口、流动人口、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提供生存空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举目四望,要让那么多为正规就业排挤在外的劳动人口也端上饭碗,除了非正规就业别无他途。毫无疑问,非正规就业如今已成为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主要方面,农民工和下岗职工这两大劳动力供给群体的形成,就足以说明其规模已经有多大。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的官方统计基本上还是空白,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决策信息缺失或扭而在近年来相继展开学术研究中,尽管有关统计测算的重要性被高度强调,但是文章基本还都停留在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介绍和讨论上,难觅可作为决策依据或者可作为研究铺垫的具体结果(周国富,1999;高玲芬等,2005)。为此,笔者试图以上海为研究平台,探索出一条测算我国非正规经济规模的现实途径。在中国,要将非正规就业概念及其测算方法真正嵌入现行国家统计制度,可能尚需时日。但不管怎样,给出有依据、有过程的具体估算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迈出的一步。、估算的困难和方法应该指出,“非正规就业”( informal employment)的提出源于国际劳工组织(ILO), 并由“非正规部门就业”(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引申而来。1979年,( gutmann发表“统计幻觉,错误的政策”一文则揭开了非正规就业估算的序幕。他认为,由于没有考虑到非正规经济的存在,整个国民经济统计存在很大的漏洞,影响了正确的经济决策。对于非正规就业,现在若论及规模估算,实际上我们不乏能够查到一些数据。问题在于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转型期城市非正规就业及社会政策研究”(05BSH024)成果

1 案例二十一：对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与分析 张彦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其规模有多大？有关量化信息却极度缺乏，这已经对相应管理制度的建立构成了很大障碍。为此，本文首先探讨了非正规就业估算的困难以及方法；然后本文选择上海为研究平台，通过深度开发现有统计数据，主要采用间接测算，给出了 2000— 2007 年该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两个有价值的估计量；最后本文就如何取捷径、从估算走向官方统计提出了具体建议。关键词：非正规就业规模估算分析官方统计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城镇就业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占绝对主流的正规就业模式正日益被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二元化就业模式所取代”（高玲芬等，2005）。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为中国庞大的失业人口、流动人口、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提供生存空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举目四望，要让那么多为正规就业排挤在外的劳动人口也端上饭碗，除了非正规就业别无他途。毫无疑问，非正规就业如今已成为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主要方面，农民工和下岗职工这两大劳动力供给群体的形成，就足以说明其规模已经有多大。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的官方统计基本上还是空白，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决策信息缺失或扭曲。而在近年来相继展开学术研究中，尽管有关统计测算的重要性被高度强调，但是文章基本还都停留在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介绍和讨论上，难觅可作为决策依据或者可作为研究铺垫的具体结果（周国富，1999；高玲芬等，2005）。为此，笔者试图以上海为研究平台，探索出一条测算我国非正规经济规模的现实途径。在中国，要将非正规就业概念及其测算方法真正嵌入现行国家统计制度，可能尚需时日。但不管怎样，给出有依据、有过程的具体估算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迈出的一步。一、估算的困难和方法应该指出，“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的提出源于国际劳工组织（ILO），并由“非正规部门就业”(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引申而来。1979 年，Gutmann 发表“统计幻觉，错误的政策”一文则揭开了非正规就业估算的序幕。他认为，由于没有考虑到非正规经济的存在，整个国民经济统计存在很大的漏洞，影响了正确的经济决策。对于非正规就业，现在若论及规模估算，实际上我们不乏能够查到一些数据。问题在于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转型期城市非正规就业及社会政策研究”（05BSH024）成果

这些数据大相径庭,故未必能反映我国就业的真实状况。例如:在复旦大学公布的《2006 年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报告》中,2003年我国狭义非正规就业总量约为4700万,约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18%:而按李烨红文,1996年我国非正规就业者已经达到6026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285%,到2000年,非正规就业达到9690万人,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个体私营从业者数量,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455%,比1996年提高了17个百分点(李烨红,2003) 刘学福等学者则提出,我国1998年约8000万人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2000年末达到9700 万,2004年末达到1.54亿人(刘学福等,2005) 为什么不同研究者提供的数据会如此悬殊呢?首先,以上数据没有交代统计口径。众所周知,对于总量数据,只有统计口径相同才有直接的可比性。例如,同样对上海非正规就业进行总量估算,将非正规就业仅界定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得出的结果,与将非正规就业界定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和正规经济中的非正规就业之和得出的结果,两者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如果统计口径不同,只有将其交代清楚,而后我们才能通过仔细分析,对不同的总量数据进行对比,或者对总量数据的可靠程度进行评估。而在统计口径不明的情况下,对来自不同渠道的总量数据既不好对比,也无法对哪个数据更可信轻下断语。非正规就业观察容易衡量难。但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测算,真正的困难并不是统计口径的问题,而是“不可测度”的测度问题(冷熙亮等,2000。所谓“不可测度”的测度,是指我们可以对非正规就业给出这样或那样的操作化定义,但是要按操作化定义直接取得数据却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样一来,尽管LO提出了劳动力调查法(高玲芬等,2005),还有住户调查法(叶世芳,2001)、产业活动单位调查法(曹俊文,2003)等可供选择,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用这些方法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正面统计和全面调查实不可能。今天非正规就业作为一个新概念已经在中国成功移植,但是它与非正规经济的天然联系(它有不少地方处于法律法规的边缘地带),及其本质上的“非正规性”,都无不在提醒人们:非正规就业是一个“复杂”的好事。笔者认为,由于非正规就业具有欠透明、流动性大、工作不稳定等特点,所以估算的最佳方法不是直接测算而是间接测算。实际上,这也是有关统计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而必须考虑最小财力投入所使然比如,在非正规就业的统计中,小摊小贩的统计公认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上海市近年来 1%人口的抽样调查表明,从业人员对常住人口的占比是个相对固定的值,约为52.5%。这样一来,通过深度分析,我们可以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给出的全市从业人员的数据,采用差值法,给出上海市小摊小贩的估计量。即上海市小摊小贩的估计量=上海市常住人口×525%一上海市从业人员人数例如,上海市2007年常住人口为1858万,从业人员人数为909万,用上式可以估算上海市2007年小摊小贩约为975-909=66万。上式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是对统计口径做了如下细致分析:上海市1%人口的抽样调查对从业人员的统计包括了小摊小贩;而上海市统计年鉴对从业人员的统计却不包括小摊小贩。由此可见,根据目前的客观条件,要取得关于我国非正规就业的一些有价值的估计量,就要立足现有统计成果,对现有统计数据进行深 2

2 这些数据大相径庭，故未必能反映我国就业的真实状况。例如：在复旦大学公布的《2006 年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报告》中，2003 年我国狭义非正规就业总量约为 4700 万，约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 18%；而按李烨红文，1996 年我国非正规就业者已经达到 6026 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28.5%，到 2000 年，非正规就业达到 9690 万人，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个体私营从业者数量，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 45.5%，比 1996 年提高了 17 个百分点（李烨红，2003）；刘学福等学者则提出，我国 1998 年约 8000 万人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2000 年末达到 9700 万，2004 年末达到 1.54 亿人（刘学福等，2005）。为什么不同研究者提供的数据会如此悬殊呢？首先，以上数据没有交代统计口径。众所周知，对于总量数据，只有统计口径相同才有直接的可比性。例如，同样对上海非正规就业进行总量估算，将非正规就业仅界定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得出的结果，与将非正规就业界定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和正规经济中的非正规就业之和得出的结果，两者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如果统计口径不同，只有将其交代清楚，而后我们才能通过仔细分析，对不同的总量数据进行对比，或者对总量数据的可靠程度进行评估。而在统计口径不明的情况下，对来自不同渠道的总量数据既不好对比，也无法对哪个数据更可信轻下断语。非正规就业观察容易衡量难。但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测算，真正的困难并不是统计口径的问题，而是“不可测度”的测度问题（冷熙亮等，2000）。所谓“不可测度”的测度，是指我们可以对非正规就业给出这样或那样的操作化定义，但是要按操作化定义直接取得数据却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样一来，尽管 ILO 提出了劳动力调查法（高玲芬等，2005），还有住户调查法（叶世芳，2001）、产业活动单位调查法（曹俊文，2003)等可供选择，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用这些方法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正面统计和全面调查实不可能。今天非正规就业作为一个新概念已经在中国成功移植，但是它与非正规经济的天然联系（它有不少地方处于法律法规的边缘地带），及其本质上的“非正规性”，都无不在提醒人们：非正规就业是一个“复杂”的好事。笔者认为，由于非正规就业具有欠透明、流动性大、工作不稳定等特点，所以估算的最佳方法不是直接测算而是间接测算。实际上，这也是有关统计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而必须考虑最小财力投入所使然。比如，在非正规就业的统计中，小摊小贩的统计公认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上海市近年来 1%人口的抽样调查表明，从业人员对常住人口的占比是个相对固定的值，约为 52.5%。这样一来，通过深度分析，我们可以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给出的全市从业人员的数据，采用差值法，给出上海市小摊小贩的估计量。即上海市小摊小贩的估计量 = 上海市常住人口×52.5% ― 上海市从业人员人数例如，上海市 2007 年常住人口为 1858 万，从业人员人数为 909 万，用上式可以估算上海市 2007 年小摊小贩约为 975―909 = 66 万。上式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是对统计口径做了如下细致分析：上海市 1%人口的抽样调查对从业人员的统计包括了小摊小贩；而上海市统计年鉴对从业人员的统计却不包括小摊小贩。由此可见，根据目前的客观条件，要取得关于我国非正规就业的一些有价值的估计量，就要立足现有统计成果，对现有统计数据进行深

度开发,同时主要通过间接测算,尽量取得对研究和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有用的一些基本信息对于使用间接估算法,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有了不少介绍(如劳动力市场分析法、货币分析法等),但它们都是以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为背景提出来的(周国富,1999。这些国家的劳务市场、金融市场一般都相当发达,对有关劳务供求或资金供求的变化反映十分灵敏,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通过对非正规经济所引起的劳务市场或资金市场的异常变化进行监测而间接地测算出非正规就业的规模。然而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还远不彻底, 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这就决定了我国运用这些方法的条件还很不成熟。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迅速扩大,有关数据库从建立到健全发展很快。而非正规就业的界定与社会保险的享受情况有着密切关系。下文笔者所使用的间接估算法正是结合这一情况而提出的,它有可能成为测算我国非正规经济规模的一条现实途径鉴于非正规就业的数据极度匮乏,笔者选择上海为研究平台,试图估算出2000年以来该市全市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该市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这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①我国对促进就业政策实行“地方责任制”,但就总体而言,现在全国各地对非正规就业的态度尚不明朗,处在观望徘徊阶段。相比之下,上海比较开明,这些年在扶持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出台《城市设摊导则》等方面摸索着已迈出了一些重要步骤。②上海市是中国工商中心,它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将在全国范围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上海通过发展非正规就业解决失业、消除城市贫困人口的做法,也容易在国际上(特别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影响。③估算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统计口径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具体来说,上海市在全国是率先在城市居民中对全市城镇职工统一实行“城保”(全称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城市,并且实现了全覆盖(例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在98.5%以上)。通过下文分析我们将发现,这对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以上海为研究平台的两个估算本文将给出对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两个估算:一是以全市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全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二是以全市城镇从业人员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首先,我们来看以全市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全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以 2006年为例,该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1815万,全市就业总规模(E)为885.5万,而官方正规统计的职工人数(Ea)只有5009万,将其权充全市正规就业的规模,E和Ea的差值 3846万就可以作为当年上海市非正规就业总量的估计值(Eb),即 Eb=E-Ea=8855-500.9=3846(万) 差值法的使用,使估算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成为可能,虽然不够精确,但毕竟有来源可靠的统计数据的支撑,估算的任意性因而大大降低。实际上,这一估算的更大意义在于进行动态比较,即汇多年来有关数据成表2,时间序列反映出来的变化和趋势,由于绝对值上的误差可以被消减,可信度就比较高了。有了表2,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三点重要认识

3 度开发，同时主要通过间接测算，尽量取得对研究和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有用的一些基本信息。对于使用间接估算法，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有了不少介绍（如劳动力市场分析法、货币分析法等），但它们都是以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为背景提出来的（周国富，1999）。这些国家的劳务市场、金融市场一般都相当发达，对有关劳务供求或资金供求的变化反映十分灵敏，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通过对非正规经济所引起的劳务市场或资金市场的异常变化进行监测而间接地测算出非正规就业的规模。然而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还远不彻底，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这就决定了我国运用这些方法的条件还很不成熟。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迅速扩大，有关数据库从建立到健全发展很快。而非正规就业的界定与社会保险的享受情况有着密切关系。下文笔者所使用的间接估算法正是结合这一情况而提出的，它有可能成为测算我国非正规经济规模的一条现实途径。鉴于非正规就业的数据极度匮乏，笔者选择上海为研究平台，试图估算出 2000 年以来该市全市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该市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这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①我国对促进就业政策实行“地方责任制”，但就总体而言，现在全国各地对非正规就业的态度尚不明朗，处在观望徘徊阶段。相比之下，上海比较开明，这些年在扶持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出台《城市设摊导则》等方面摸索着已迈出了一些重要步骤。②上海市是中国工商中心，它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将在全国范围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上海通过发展非正规就业解决失业、消除城市贫困人口的做法，也容易在国际上（特别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影响。③估算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统计口径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具体来说，上海市在全国是率先在城市居民中对全市城镇职工统一实行“城保”（全称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城市，并且实现了全覆盖（例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在 98.5%以上）。通过下文分析我们将发现，这对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二、以上海为研究平台的两个估算本文将给出对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两个估算：一是以全市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全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二是以全市城镇从业人员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首先，我们来看以全市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全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以 2006 年为例，该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 1815 万，全市就业总规模（E）为 885.5 万，而官方正规统计的职工人数（Ea）只有 500.9 万，将其权充全市正规就业的规模，E 和 Ea 的差值 384.6 万就可以作为当年上海市非正规就业总量的估计值（Eb），即 Eb = E―Ea = 885.5―500.9 = 384.6（万）差值法的使用，使估算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成为可能，虽然不够精确，但毕竟有来源可靠的统计数据的支撑，估算的任意性因而大大降低。实际上，这一估算的更大意义在于进行动态比较，即汇多年来有关数据成表 2，时间序列反映出来的变化和趋势，由于绝对值上的误差可以被消减，可信度就比较高了。有了表 2，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三点重要认识：

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估算单位:万人年份从业人其中职工其中非正规员人数国有集体港澳台及其他其中人数国有集体港澳台及其他就业人 (E) 外商投资城镇私营城镇个体(Ea) 卜商投资数(Eb) 2000745218102822 9.3 390.1229247.5 55.0 355.1 2001 752.3 184.1267.1 240.2 88.4 10.8 3754214.240.6 20027920173.72628 78 2774 1190 373.2201435.7 694418.8 20038131163.7240.1 81.6 3277 21.535861873006 73.0 2004836.9149.32255 3777 192.1 22.0 33571679243 74.8 01.2 2005863.3141.6219.3 12.622 19.8 420.1155521.0 73.3 1704443.2 2006885.513892148 924 439.4 240.8 21.2 5009146418.1 26093846 2007909.1 407196.7 12 5227141.916.5 102.6 6183864 ①“其他”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城镇私营、城镇个体等。 ②资料来源:综合2000-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08年上海统计年鉴等来源资料而成。例如2008年04月13日《上海商报》登:“市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本市积极深化就业政策,全市从业人员总量保持平稳增长。截至2007年底,从业人员人数达99.08万人比上年增加23.57万人。 1)如今非正规就业在上海不仅存在,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因为比较2000-2007年的 Ea和Eb,我们可以发现两值难分仲伯,具有相同的数量级 2)比较2000-2007年的EbEa,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比值逐年有所变化。重要的是, 这一比值在2004年出现了一个拐点(图一)。究其原因是,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的趋势不同于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的趋势,Eb是先升后降,Ea则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在论及非正规就业的意义时都提出了就业模式将向非正规化转变的预言和判断(胡鞍钢等,2001)。但是由于缺少数据支撑,对这一观点我们很难孰是孰非。现在有了表2,我们至少可以就上海的情况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实际上重视非正规就业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促使其数量逐年有所增加。正确的把握是,尽管漠视非正规就业不对,但身处白色经济之中的正规就业,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都应该是就业的主导模式。所以在上海,Ea呈上升趋势和Eb先升后降其实都是不奇怪的,这是上海城市发展健康且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具体来讲,这是近年来上海经济发展迅速及劳动合同法等得到落实、农民工等务工人员的权益得到维护的结果。实际上,非正规就业是工作的“蓄水池”:景况好时,非正规就业的占比会减少,正规就业的占比会提高:景况不太好时,正规就业的占比会减少,非正规就业的占比会提高。由此,非正规就业会起到自动调节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和下降的劳动力需求之间关系的作用

4 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估算表 2 单位：万人年份从业人员人数（E）其中职工人数（Ea）其中非正规就业人数（Eb）国有集体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其他其中国有集体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其他城镇私营城镇个体 2000 745.2 181.0 282.2 51.8 230.3 58.2 9.3 390.1 229.2 47.5 55.0 58.5 355.1 2001 752.3 184.1 267.1 60.8 240.2 88.4 10.8 375.4 214.2 40.6 54.4 66.1 376.9 2002 792.0 173.7 262.8 78.2 277.4 119.0 19.4 373.2 201.4 35.7 66.9 69.4 418.8 2003 813.1 163.7 240.1 81.6 327.7 160.7 21.5 358.6 187.1 30.0 68.5 73.0 454.5 2004 836.9 149.3 225.5 84.4 377.7 192.1 22.0 335.7 167.9 24.3 68.8 74.8 501.2 2005 863.3 141.6 219.3 89.8 412.6 221.5 19.8 420.1 155.5 21.0 73.3 170.4 443.2 2006 885.5 138.9 214.8 92.4 439.4 240.8 21.2 500.9 146.4 18.1 75.6 260.9 384.6 2007 909.1 140.7 196.7 123.8 447.9 244.6 22.2 522.7 141.9 16.5 102.6 261.8 386.4 ① “其他”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城镇私营、城镇个体等。 ② 资料来源：综合 2000-2008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08 年上海统计年鉴等来源资料而成。例如 2008 年 04 月 13 日《上海商报》登：“ 市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本市积极深化就业政策，全市从业人员总量保持平稳增长。截至 2007 年底，从业人员人数达 909.08 万人, 比上年增加 23.57 万人。” 1）如今非正规就业在上海不仅存在，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因为比较 2000—2007 年的 Ea 和 Eb，我们可以发现两值难分仲伯，具有相同的数量级。 2）比较 2000—2007 年的 Eb/Ea，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比值逐年有所变化。重要的是，这一比值在 2004 年出现了一个拐点（图一）。究其原因是，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的趋势不同于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的趋势，Eb 是先升后降，Ea 则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在论及非正规就业的意义时都提出了就业模式将向非正规化转变的预言和判断（胡鞍钢等，2001）。但是由于缺少数据支撑，对这一观点我们很难孰是孰非。现在有了表 2，我们至少可以就上海的情况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实际上重视非正规就业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促使其数量逐年有所增加。正确的把握是，尽管漠视非正规就业不对，但身处白色经济之中的正规就业，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都应该是就业的主导模式。所以在上海，Ea 呈上升趋势和 Eb 先升后降其实都是不奇怪的，这是上海城市发展健康且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具体来讲，这是近年来上海经济发展迅速及劳动合同法等得到落实、农民工等务工人员的权益得到维护的结果。实际上，非正规就业是工作的“蓄水池”：景况好时，非正规就业的占比会减少，正规就业的占比会提高；景况不太好时，正规就业的占比会减少，非正规就业的占比会提高。由此，非正规就业会起到自动调节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和下降的劳动力需求之间关系的作用

目全市就业总规模 600 (E) 500 口官方正规统计的职工人数(Ea) 400 ■非正规就业总量的估计值(Eb) 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图一上海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变化及比较(2000-2007年) 3)在上海,非正规就业在不同所有制中是大不相同的。非正规就业大量存在于“集体所有制和“其他”所有制中,其中非正规就业在“城镇私营”及“城镇个体”中的增量令人印象深刻。虽然非正规就业也存在于正规部门之中,但表2披露,非正规就业现象在上海的 “国有”企业(或“国有”单位)中是不突出的。对于“正规部门”色彩最浓的“国有”企业(或“国有”单位),最大的问题在于冗员现象。表2显示,2000年“国有”企业(或“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是1810万,职工人数却倒置为2292万,这说明该年“国有”企业(或 “国有”单位)有大量职工在编不在岗。而后这两个数据的差值逐年减少,直至2007年变得相当,即140.7万对141,9万。这意味“国有”企业曾经严重的冗员现象终于得到了解决。其次,我们来看以全市城镇从业人员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方面,由于非正规就业具有“定出”而非“定入”的特殊性。,即只要有一条不符合正规就业的就业便是:另一方面,上海市在城市居民中统一对全市城镇职工实行了“城保”制度这样一来,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切入,深度开发现有统计数据,就成了进行这一估算的最佳选择(参见表3) ①所谓“定入”,就是用排他性的“什么是”来直接来界定概念,所指称事物要全部符合“什么是” 才是。所谓“定出”,则是通过说明“什么不是”来界定“什么是”,所指称事物只要有一条能与“什么不是”对应上了便是。“定入”是人们在界定概念时本然所使用的方法,但界定非正规就业,采用“定出”这种方法则效果更好。具体来讲,非正规就业的“定出”标准是用就业的“非正规性”来界定的。这样一来, 对于“非正规性”只要有一条能对应上,便可肯定不是正规就业而是非正规就业。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那些因在付酬、劳动时间、劳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这六个方面存在不固定性、不稳定性或不规范性而与正规就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既然如此,根据资料的易得性,我们就可以选择社会保险享受的缺失与否来作为非正规就业归类的界定标准,使之可统计

5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全市就业总规模（E）官方正规统计的职工人数（Ea）非正规就业总量的估计值(Eb) 图一上海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变化及比较（2000—2007 年） 3）在上海，非正规就业在不同所有制中是大不相同的。非正规就业大量存在于“集体” 所有制和“其他”所有制中，其中非正规就业在“城镇私营”及“城镇个体”中的增量令人印象深刻。虽然非正规就业也存在于正规部门之中，但表 2 披露，非正规就业现象在上海的 “国有”企业（或“国有”单位）中是不突出的。对于“正规部门”色彩最浓的“国有”企业（或“国有”单位），最大的问题在于冗员现象。表 2 显示，2000 年“国有”企业（或“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是 181.0 万，职工人数却倒置为 229.2 万，这说明该年“国有”企业（或 “国有”单位）有大量职工在编不在岗。而后这两个数据的差值逐年减少，直至 2007 年变得相当，即 140.7 万对 141.9 万。这意味“国有”企业曾经严重的冗员现象终于得到了解决。其次，我们来看以全市城镇从业人员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一方面，由于非正规就业具有“定出”而非“定入”的特殊性①，即只要有一条不符合正规就业的就业便是；另一方面，上海市在城市居民中统一对全市城镇职工实行了“城保”制度。这样一来，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切入，深度开发现有统计数据，就成了进行这一估算的最佳选择（参见表 3）。 ① 所谓“定入”，就是用排他性的“什么是”来直接来界定概念，所指称事物要全部符合“什么是” 才是。所谓“定出”，则是通过说明“什么不是”来界定“什么是”，所指称事物只要有一条能与“什么不是”对应上了便是。“定入”是人们在界定概念时本然所使用的方法，但界定非正规就业，采用“定出”这种方法则效果更好。具体来讲，非正规就业的“定出”标准是用就业的“非正规性”来界定的。这样一来，对于“非正规性”只要有一条能对应上，便可肯定不是正规就业而是非正规就业。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那些因在付酬、劳动时间、劳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这六个方面存在不固定性、不稳定性或不规范性而与正规就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既然如此，根据资料的易得性，我们就可以选择社会保险享受的缺失与否来作为非正规就业归类的界定标准，使之可统计

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及失业和就业的基本数据表3 年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就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其中(万人) 城镇登记登记全市从业城镇从业人员保险参保人数城镇职工离退休人员失业人数失业率人员人数人数 2000 675.3 441.1 2342 20.1 3.5 7452 560.6 00 6835 443.6 2399 7523 5732 453.1 246.9 7920 576.4 2003 715.6 461.0 254.6 30.1 582.1 2004 720.3 455.4 2649 274 8369 5890 2005 7345 454.8 279.7 275 5983 2006 7724 477.7 294.7 278 8855 054 2007 793.8 483.8 310.0 909.1 596.5 资料来源:综合2000-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08年上海统计年鉴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例如2008年08月28日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等在《近年来本市社会保险基本情况》一文中登: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2007年底人数达到79382万人,其中参保职工483.83万人,离退休人员30999万人。具体分析如下:在上海,以全市城镇从业人员为统计口径,被“城保”制度覆盖的并非是全部城镇从业人员。于是用什么不是正规就业来界定什么是非正规就业,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对于城镇从业人员,如果享受“城保”,其工作不一定是正规就业:但如果不享受“城保”,其工作肯定是非正规就业。不过就“城保”制度中的“四金”而言,与城镇从业人员有最好对应关系的是养老保险金。所以估算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我们不必考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缴费与享受,而只要把养老保险金的参保情况独立出来进行分析就可以了。例如,2006年上海市城镇从业人员是6054万人(E),但城镇职工除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是4777万人(E),将其权充全市城镇正规就业的规模,E”和EC的差值127.7万就可以作为当年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下限(Emin)。也就是说,2006 年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规模最低不少于127.7万 Emin=E-EC=6054-477=1277(万) 在上海,由于存在着非正规劳动组织这种主要针对本市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特殊的非正规经济部门,非正规劳动组织从业人员其工作性质虽属非正规就业却按政策规定享受“城保加入这一因素,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计量(Ee)便可写成

6 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及失业和就业的基本数据表 3 年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就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其中（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万人）登记失业率（％）全市从业人员人数（万人）城镇从业人员人数（万人）城镇职工离退休人员 2000 675..3 441.1 234.2 20.1 3.5 745.2 560.6 2001 683.5 443.6 239.9 25.7 4.3 752.3 573.2 2002 700.0 453.1 246.9 28.8 4.8 792.0 576.4 2003 715.6 461.0 254.6 30.1 4.9 813.1 582.1 2004 720.3 455.4 264.9 27.4 4.5 836.9 589.0 2005 734.5 454.8 279.7 27.5 4.4 863.3 598.3 2006 772.4 477.7 294.7 27.8 4.4 885.5 605.4 2007 793.8 483.8 310.0 26.8 4.3 909.1 596.5 资料来源：综合 2000-2008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08 年上海统计年鉴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例如 2008 年 08 月 28 日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等在《近年来本市社会保险基本情况》一文中登：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 2007 年底，参保人数达到 793.82 万人，其中参保职工 483.83 万人，离退休人员 309.99 万人。” 具体分析如下：在上海，以全市城镇从业人员为统计口径，被“城保”制度覆盖的并非是全部城镇从业人员。于是用什么不是正规就业来界定什么是非正规就业，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对于城镇从业人员，如果享受“城保”，其工作不一定是正规就业；但如果不享受“城保”，其工作肯定是非正规就业。不过就“城保”制度中的“四金”而言，与城镇从业人员有最好对应关系的是养老保险金。所以估算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我们不必考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缴费与享受，而只要把养老保险金的参保情况独立出来进行分析就可以了。例如，2006 年上海市城镇从业人员是 605.4 万人（E ，），但城镇职工除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是 477.7 万人（Ec），将其权充全市城镇正规就业的规模，E ，和 Ec 的差值 127.7 万就可以作为当年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下限（Emin）。也就是说，2006 年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规模最低不少于 127.7 万。 Emin = E ， ―Ec = 605.4―477.7 = 127.7（万）在上海，由于存在着非正规劳动组织这种主要针对本市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特殊的非正规经济部门，非正规劳动组织从业人员其工作性质虽属非正规就业却按政策规定享受“城保”，加入这一因素，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计量（Ee）便可写成

三、如何展开正式统计非正规就业规模究竟有多大?从统计角度恰如其分地加以反映,这对于我们真实把握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意义重大。现在,官方的就业与失业统计数据经常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专家们的质疑:就业人数高估了,失业人数低估了。笔者认为,这一质疑如果没有仔细考虑到国民收入统计与劳动就业统计是否吻合就很可能会走偏。事实上,非正规就业是就业的种形态,并非失业。根据国际通行做法,非正规就业也应纳入就业统计。如果不这样考虑, 就会造成一些实际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被统计为失业人口。当前完善政府就业管理的重要环是改进就业统计制度,促进非正规就业显性化,以便把脉趋势,为劳动就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作为探索性研究,通过深度开发现有统计成果,本文给出了对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两个估算。可以肯定,随着时间推移,有更多年份的数据被采集,其价值还会增加。但是, 只要还缺乏基础性统计,绝对值就始终是这一估算的软肋,难有足够的信度。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以上估算,而将非正规就业纳入正规统计才是长久之计然而,不仅由于统计对象难以把握,同时也由于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不能不计投入, 现在就要求各地对非正规就业建立起一整套统计制度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捷径, 在不增加多少支出的前提下,在现有统计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增列若干内容和项目,把非正规就业规模正式统计出来。就此而言,上海是有条件先行一步的,具体做法如下: 目标是每年定期发布关于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官方统计数字,同时派生出有关结构、增量、增速等指标,进而在时点上把握水平,在时期上把握动态。方法则是上述估算 2的改进,即利用上海在城市居民中对全市城镇职工统一实行了“城保”制度并且实现了全覆盖这个有利条件,在“城保”系统数据库里通过1%抽样获取目前正式统计所缺的一个关键性比例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每年定期发布的关于上海市城镇从业人员的官方统计数字(E),如果我们再能有关于上海市城镇正规就业规模的权威的统计数字(E正规),那么它们两者的差值(E一E正规)即为我们所寻求的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权威的统计数字(E非正规) 于是问题就聚焦到(E正规)上。如前所述,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对于城镇从业人员, 如果享受“城保”,其工作不一定是正规就业:但如果不享受“城保”,其工作肯定是非正规就业。这样一来,界定非正规就业在采用了“定出”这种方法后,加上上海在城市居民中对全市城镇职工统一实行了“城保”制度并且实现了全覆盖这个条件,只要我们在上海市“城保”系统数据库里针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通过1%抽样获取正规就业从业人员的占比这个样本统计量,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占比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参保人数而计算出上海市城镇正规就业的规模(E正规)。例如,假设2006年我们在上海市“城保”系统数据库里通过1%抽样获得的这个占比是88%,那么(4777X88%=4204万)就是该年上海市城镇正规就业的规模(E正规)。这样一来,(6054-4204=1850万)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该年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 (E非正规)。与前面本文给出的估算量相比,这个数字将有了在绝对值上的可靠性

9 三、如何展开正式统计非正规就业规模究竟有多大？从统计角度恰如其分地加以反映，这对于我们真实把握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意义重大。现在，官方的就业与失业统计数据经常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专家们的质疑：就业人数高估了，失业人数低估了。笔者认为，这一质疑如果没有仔细考虑到国民收入统计与劳动就业统计是否吻合就很可能会走偏。事实上，非正规就业是就业的一种形态，并非失业。根据国际通行做法，非正规就业也应纳入就业统计。如果不这样考虑，就会造成一些实际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被统计为失业人口。当前完善政府就业管理的重要一环是改进就业统计制度，促进非正规就业显性化，以便把脉趋势，为劳动就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作为探索性研究，通过深度开发现有统计成果，本文给出了对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两个估算。可以肯定，随着时间推移，有更多年份的数据被采集，其价值还会增加。但是，只要还缺乏基础性统计，绝对值就始终是这一估算的软肋，难有足够的信度。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以上估算，而将非正规就业纳入正规统计才是长久之计。然而，不仅由于统计对象难以把握，同时也由于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不能不计投入，现在就要求各地对非正规就业建立起一整套统计制度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捷径，在不增加多少支出的前提下，在现有统计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增列若干内容和项目，把非正规就业规模正式统计出来。就此而言，上海是有条件先行一步的，具体做法如下：目标是每年定期发布关于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官方统计数字，同时派生出有关结构、增量、增速等指标，进而在时点上把握水平，在时期上把握动态。方法则是上述估算 2 的改进，即利用上海在城市居民中对全市城镇职工统一实行了“城保”制度并且实现了全覆盖这个有利条件，在“城保”系统数据库里通过 1%抽样获取目前正式统计所缺的一个关键性比例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每年定期发布的关于上海市城镇从业人员的官方统计数字（E ，），如果我们再能有关于上海市城镇正规就业规模的权威的统计数字（E 正规），那么它们两者的差值（E ， —E 正规）即为我们所寻求的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权威的统计数字（E 非正规）。于是问题就聚焦到（E 正规）上。如前所述，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对于城镇从业人员，如果享受“城保”，其工作不一定是正规就业；但如果不享受“城保”，其工作肯定是非正规就业。这样一来，界定非正规就业在采用了“定出”这种方法后，加上上海在城市居民中对全市城镇职工统一实行了“城保”制度并且实现了全覆盖这个条件，只要我们在上海市“城保”系统数据库里针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通过 1%抽样获取正规就业从业人员的占比这个样本统计量，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占比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参保人数而计算出上海市城镇正规就业的规模（E 正规）。例如，假设 2006 年我们在上海市“城保”系统数据库里通过 1%抽样获得的这个占比是 88%，那么（477.7ⅹ88% = 420.4 万）就是该年上海市城镇正规就业的规模（E 正规）。这样一来，（605.4―420.4 = 185.0 万）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该年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E 非正规）。与前面本文给出的估算量相比，这个数字将有了在绝对值上的可靠性

当然,要在“城保”系统数据库里针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通过1%抽样获取正规就业从业人员占比这个样本统计量,对非正规就业的理论界定是一定要用上的。因为这是我们根据从业性质区分样本单位是从事正规就业还是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关键。不同的界定就会有不同的区分,从而就会得到不同的占比。因此,我们在发布关于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官方统计数字时,对非正规就业界定的一并说明是必不可少的在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正式统计实施并取得经验后,为了掌握总体情况,还要跟着展开以全市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全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正式统计和以全市外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外来从业人员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正式统计。对于前者,参照本文提供的第一个估算,应该是不难展开的。关键是在我国已加入WT0的今天,我们要以规范化劳动合同为准统计表2中的职工人数。如果今后这一官方统计数字能够与国际接轨,那么视表2中职工人数为正规部门中正规就业人数就有把握了。这样一来,按照前述差值法所得出E和Ea的差值就不再是对上海全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值,而是具有权威性的官方数字了。对于后者,首先我们要在统计口径上把外来常住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区分开来(如 2007年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是479万,外来流动人口是660万);而后我们要每年展开对来沪从业人员特别是来沪农民工(如2007年上海市外来常住农民工是317万,外来流动农民工是403万)9的统计:同时要通过抽样调查在来沪从业人员中获得正规就业的占比。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给出关于上海外来从业人员特别是关于来沪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官方数字了中国就业压力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更加剧了形势的严峻性。而由正规就业萎缩所传导的对社会稳定局面的威胁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弱势群体也要有生存空间。非正规就业门槛低、包容性大、灵活性强,使之得到健康发展, 让社会弱势群体不靠救济而是自己解决生计问题,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财力还有限的情况下,的确是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参考文献 1.高玲芬等(2005):《论“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与测量》,《统计研究》,第3期。 2.周国富(1999:《国外测算非正规经济的各种方法及其观点综述—一兼论如何测算我国的非正规经济规模》,《统计研究》,第4期 3.李烨红(2003):《促进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分析》,《湖北社会科学》,第10期 4.刘学福等(2005):《非正规就业问题与对策》,《中国劳动保障》,第10期 5.冷熙亮等(2000):城市非正规就业发展及其问题——以上海为例的探讨》,《社会》,第11期 6.叶世芳(2001):《如何开展对非正规部门的统计》,《统计研究》,第3期。 7.曹俊文(203):《非正规部门就业统计调査方法的选择》,《上海统计》,第5期 8.胡鞍钢等(2001):《就业模式转变:从正规化到非正规化》,《管理世界》,第2期。 ①《2007年来沪农民工超过400万人》,上海统计网,2008-4-12

10 当然，要在“城保”系统数据库里针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通过 1%抽样获取正规就业从业人员占比这个样本统计量，对非正规就业的理论界定是一定要用上的。因为这是我们根据从业性质区分样本单位是从事正规就业还是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关键。不同的界定就会有不同的区分，从而就会得到不同的占比。因此，我们在发布关于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官方统计数字时，对非正规就业界定的一并说明是必不可少的。在上海市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正式统计实施并取得经验后，为了掌握总体情况，还要跟着展开以全市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全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正式统计和以全市外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对上海外来从业人员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正式统计。对于前者，参照本文提供的第一个估算，应该是不难展开的。关键是在我国已加入 WT0 的今天，我们要以规范化劳动合同为准统计表 2 中的职工人数。如果今后这一官方统计数字能够与国际接轨，那么视表 2 中职工人数为正规部门中正规就业人数就有把握了。这样一来，按照前述差值法所得出 E 和 Ea 的差值就不再是对上海全市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估算值，而是具有权威性的官方数字了。对于后者，首先我们要在统计口径上把外来常住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区分开来（如 2007 年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是 479 万，外来流动人口是 660 万）；而后我们要每年展开对来沪从业人员特别是来沪农民工（如 2007 年上海市外来常住农民工是 317 万，外来流动农民工是 403 万）①的统计；同时要通过抽样调查在来沪从业人员中获得正规就业的占比。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给出关于上海外来从业人员特别是关于来沪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官方数字了中国就业压力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更加剧了形势的严峻性。而由正规就业萎缩所传导的对社会稳定局面的威胁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弱势群体也要有生存空间。非正规就业门槛低、包容性大、灵活性强，使之得到健康发展，让社会弱势群体不靠救济而是自己解决生计问题，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财力还有限的情况下，的确是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参考文献： 1．高玲芬等（2005）：《论“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与测量》，《统计研究》，第 3 期。 2．周国富（1999）：《国外测算非正规经济的各种方法及其观点综述——兼论如何测算我国的非正规经济规模》，《统计研究》，第 4 期。 3．李烨红（2003）：《促进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分析》，《湖北社会科学》，第 10 期。 4．刘学福等（2005）：《非正规就业问题与对策》，《中国劳动保障》，第 10 期。 5．冷熙亮等（2000）：城市非正规就业发展及其问题——以上海为例的探讨》，《社会》，第 11 期。 6．叶世芳（2001）：《如何开展对非正规部门的统计》，《统计研究》，第 3 期。 7．曹俊文（2003）：《非正规部门就业统计调查方法的选择》，《上海统计》，第 5 期。 8．胡鞍钢等（2001）：《就业模式转变:从正规化到非正规化》，《管理世界》，第 2 期。 ①《2007 年来沪农民工超过 400 万人》，上海统计网，200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