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之友 Friends of Anthropology》电子书：人类学之友第三期（2012年）.pdf_大学文库

卷首语生物和考古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伴随着人类进化发展和文明的产生是一个植被消失、土壤退化和物种灭绝的过程。生活在数码化时代的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和需求,与史前人类和游牧民族等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从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拯救生态失衡的地球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可持续发展”迅速成为流行词,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赋予强烈的权威性和学术性, 成为生态环保国际会议和发展论坛必不可少的修饰品。“可持续发展”原本是来自学界的一种旨在控制经济高速增长的折衷之策。它描述的是在理想状态下,以回收物质资源和最大程度控制污染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发展领域,“可持续发展” 很快为专家和顾问理解和接受,成为与增长导向模式、均衡分配模式和人文发展模式分庭抗礼的新型模式作为理念,“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为后代能永续发展而对今世今人的行为做出规范和约束的远见卓识。而作为说辞,它在环保主义者、学者、政府官员和商人中间口口相传,使用频率之高到了词不达意的程度。借助田野案例,本期《人类学之友》试图寻求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中,如何通过植根于基层的体验和感悟,来洞察横亘在高谈阔论和冷峻现实之间无法填平的沟堑,探讨它作为一套足以引领公众意向的话语,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中被权力精英肆意操控乃至消解的可能性。由于学科视角和专长所带来的优势,人类学者清醒地体认到:以高科技名义包装的农业“绿色革命”实践和婴幼儿配方奶消费市场论坛,一旦沦为逐利平台,发动和主持话语讨论的多为各类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此同时,包括普通农户村民、山民、渔民和土著居民在内全世界范围内的平头百姓,则完全有可能沦为“可持续发展”游戏的旁观者和牺牲品。对于人类学者来说,从可持续发展模式到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提出,预示着全新挑战和契机的来临。如何对精英话语保持冷静的头脑,尊重普通民众的文化形态和生存权利,倾听和接受他们对包括“公地悲剧” 和生态保护等“发展”问题的不同看法和立场,理解他们为维护自身文化完整和个体尊严所作的努力,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公共议题。潘天舒于花园城 013年6月23日

卷首语生物和考古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伴随着人类进化发展和文明的产生是一个植被消失、土壤退化和物种灭绝的过程。生活在数码化时代的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和需求，与史前人类和游牧民族等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从 1992 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拯救生态失衡的地球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 “可持续发展”迅速成为流行词，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赋予强烈的权威性和学术性，成为生态环保国际会议和发展论坛必不可少的修饰品。“可持续发展”原本是来自学界的一种旨在控制经济高速增长的折衷之策。它描述的是在理想状态下，以回收物质资源和最大程度控制污染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发展领域，“可持续发展” 很快为专家和顾问理解和接受，成为与增长导向模式、均衡分配模式和人文发展模式分庭抗礼的新型模式。作为理念，“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为后代能永续发展而对今世今人的行为做出规范和约束的远见卓识。而作为说辞，它在环保主义者、学者、政府官员和商人中间口口相传，使用频率之高到了词不达意的程度。借助田野案例，本期《人类学之友》试图寻求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中，如何通过植根于基层的体验和感悟，来洞察横亘在高谈阔论和冷峻现实之间无法填平的沟堑，探讨它作为一套足以引领公众意向的话语，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中被权力精英肆意操控乃至消解的可能性。由于学科视角和专长所带来的优势，人类学者清醒地体认到：以高科技名义包装的农业“绿色革命”实践和婴幼儿配方奶消费市场论坛，一旦沦为逐利平台，发动和主持话语讨论的多为各类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此同时，包括普通农户、村民、山民、渔民和土著居民在内全世界范围内的平头百姓，则完全有可能沦为“可持续发展”游戏的旁观者和牺牲品。对于人类学者来说，从可持续发展模式到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提出，预示着全新挑战和契机的来临。如何对精英话语保持冷静的头脑，尊重普通民众的文化形态和生存权利，倾听和接受他们对包括“公地悲剧” 和生态保护等“发展”问题的不同看法和立场，理解他们为维护自身文化完整和个体尊严所作的努力，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公共议题。潘天舒于花园城 2013 年 6 月 23 日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问题奶粉事件辨析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剑峰 2008年9月,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震惊全国,世界注目。其实,早在数月前,某些地区就已经发生较多婴幼儿出现不明原因并集中罹患肾结石的现象。当时,在分析病因时,有人曾联想到奶粉问题(因为婴幼儿的主要食物是奶粉),并对可疑奶粉进行了检测。遗憾的是,当时得到的结果是:被检奶粉合格。这就把人们的视线引入歧途,放松了对奶粉的进一步追查,最终导致数月后问题在十几个省范围内的大爆发。问题爆发后,由于在患儿尿液中发现三聚氰胺的代谢物,然后倒推检测,才算査明事情的真相:在奶粉中混入了三聚氰胺!于是人们责问检测部门:原来合格的奶粉合的是什么格?为什么没有发现其中的三聚氰胺?这必将涉及到现行的质检技术以及标准化制度等深层次的问题,也正是在一种突发事件出现的情况下,人们开始从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科技的问题。和其他西方现代学科相似,食品科学以及营养学的基础正是相信客观能够完全脱离于主观,科学地存在。在此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技工作者致力于追寻纯净的客观物质,统一的客观理论,而人们往往忽视了正是在此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实验室的工作正是理想状态下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中介所在。笔者接触的许多中国、美国实验室工作人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也在积极地参与创作这个世界, 而并不是纯粹的客观性研究。问题奶粉事件,再一次证明现实生活中,任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个体,包括人、动物、植物,甚至是实验室中的仪器,都以各自的存在和活动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这也正是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ANI( Actor- Network- Theory)理论的精髓所在。本文试图通过他的理论,以网络为背景再现问题奶粉事件,并对其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为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理论背景,本文在第一部分将简要地介绍一下布鲁诺.拉图尔和他的ANT理论。布鲁诺.拉图尔是法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科学人类学家,在科技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1979年,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格( Steve Woolgar)出版了《实验室的生活( Laboratory Life)》一书1,第一次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引进了科技学的研究领域,它展现了实验室的研究是如何通过科学家们的常规惯例性质的工作展开的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 2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问题奶粉事件辨析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剑峰 2008 年 9 月，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震惊全国，世界注目。其实，早在数月前，某些地区就已经发生较多婴幼儿出现不明原因并集中罹患肾结石的现象。当时，在分析病因时，有人曾联想到奶粉问题(因为婴幼儿的主要食物是奶粉)，并对可疑奶粉进行了检测。遗憾的是，当时得到的结果是：被检奶粉合格。这就把人们的视线引入歧途，放松了对奶粉的进一步追查，最终导致数月后问题在十几个省范围内的大爆发。问题爆发后，由于在患儿尿液中发现三聚氰胺的代谢物，然后倒推检测，才算查明事情的真相：在奶粉中混入了三聚氰胺！于是人们责问检测部门：原来合格的奶粉合的是什么格？为什么没有发现其中的三聚氰胺？这必将涉及到现行的质检技术以及标准化制度等深层次的问题，也正是在一种突发事件出现的情况下，人们开始从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科技的问题。和其他西方现代学科相似，食品科学以及营养学的基础正是相信客观能够完全脱离于主观，科学地存在。在此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技工作者致力于追寻纯净的客观物质，统一的客观理论，而人们往往忽视了正是在此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实验室的工作正是理想状态下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中介所在。笔者接触的许多中国、美国实验室工作人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也在积极地参与创作这个世界，而并不是纯粹的客观性研究。问题奶粉事件，再一次证明现实生活中，任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个体，包括人、动物、植物，甚至是实验室中的仪器，都以各自的存在和活动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这也正是法国学者布鲁诺 ·拉图尔 (Bruno Latour)ANT(Actor-Network-Theory)理论的精髓所在。本文试图通过他的理论，以网络为背景再现问题奶粉事件，并对其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为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理论背景，本文在第一部分将简要地介绍一下布鲁诺﹒拉图尔和他的 ANT 理论。布鲁诺﹒拉图尔是法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科学人类学家，在科技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1979 年，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格(Steve Woolgar)出版了《实验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一书[1]，第一次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引进了科技学的研究领域，它展现了实验室的研究是如何通过科学家们的常规惯例性质的工作展开的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其中包括做实验,发表论文,寻找课题及研究经费,以及其他一切微小琐碎不被人们关注的事件。该书的出版奠定了布鲁诺拉图尔在科技学领域的第一人类学者的地位,改变了科技学学科一直以来的哲学研究倾向。学者开始关注科学家们鲜活的实际科研生活,以及与外界的社会人际互动。之后,布鲁诺·拉图尔又相继出版了《我们从来不是现代的》(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2],和《行动中的科学》( Science in Action[3],借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尽管有人将他对科学事件的研究列为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美国当代科学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布鲁诺.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隆( Michel callon)、约翰·劳( John law)师承一派,是 Actor- Network- Theory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Actor - Network- Theory,简称ANT,它挑战了认识论中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命题。该理论并不认为主体与客体、文化与自然、社会与科技之间有根本的划分和不同首先,无论是人还是技术,各自的孤立存在是不具意义的。他们的意义体现在与其他个体的联系之中,正如约翰·劳所说, If differences exist it is because they are generated in the relations that produce them. Not because they exist, as it were, in the order of things,即不同存在于制造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存在于不同的秩序中[4]。个体行动者不是停滞的、固定的,而是根据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同其他个体的关系而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个体包括人和技术都不是清晰的、稳定的而是模糊的、多变的。以问题奶粉事件中的三聚氰胺为例,化工词典给予的解释是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S]。这种精髓式的解释与存在本身并不能带来仼何现有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它真正存在的意义却是当它与其他物质发生关系的时候改变了现有的秩序。比如,当它用于制造业,可与甲醛发生反应,形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当它被不法分子用于食品工业,可以提高食品的含氮量,作为伪蛋白,以达到凯氏定氮法所测蛋白质含量的技术指标的目的;当它进入人体肾细胞中,和氰尿酸相遇,形成结晶体,沉积形成肾结石。在上述三种不同的关系中,三聚氰胺展现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要了解什么是三聚氰胺,必须把它放置在动态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不能孤立地谈论所谓的特质或毒性。其次,为了批判性地对待科学技术,ANT将人和非人的科技、机构、市场主体等在认知论的层次上都称为 Actor(行动者),他们都具有同样的行动能力。人的能动性很容易理解,而ANT提出的物的能动性就不那么显而易见。约翰.劳和米歇尔卡隆给出了目前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的电话的例子来说明物的能动性。电话表面上是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 3 其中包括做实验，发表论文，寻找课题及研究经费，以及其他一切微小琐碎不被人们关注的事件。该书的出版奠定了布鲁诺拉图尔在科技学领域的第一人类学者的地位，改变了科技学学科一直以来的哲学研究倾向。学者开始关注科学家们鲜活的实际科研生活，以及与外界的社会人际互动。之后，布鲁诺﹒拉图尔又相继出版了《我们从来不是现代的》(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2]，和《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3]，借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尽管有人将他对科学事件的研究列为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美国当代科学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布鲁诺﹒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约翰﹒劳(John Law)师承一派，是 Actor-Network-Theory 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Actor-Network-Theory，简称 ANT，它挑战了认识论中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命题。该理论并不认为主体与客体、文化与自然、社会与科技之间有根本的划分和不同。首先，无论是人还是技术，各自的孤立存在是不具意义的。他们的意义体现在与其他个体的联系之中，正如约翰﹒劳所说，If differences exist it is because they are generated in the relations that produce them. Not because they exist, as it were, in the order of things，即不同存在于制造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存在于不同的秩序中[4]。个体行动者不是停滞的、固定的，而是根据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同其他个体的关系而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个体包括人和技术都不是清晰的、稳定的，而是模糊的、多变的。以问题奶粉事件中的三聚氰胺为例，化工词典给予的解释是：一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5]。这种精髓式的解释与存在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现有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它真正存在的意义却是当它与其他物质发生关系的时候，改变了现有的秩序。比如，当它用于制造业，可与甲醛发生反应，形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当它被不法分子用于食品工业，可以提高食品的含氮量，作为伪蛋白，以达到凯氏定氮法所测蛋白质含量的技术指标的目的；当它进入人体肾细胞中，和氰尿酸相遇，形成结晶体，沉积形成肾结石。在上述三种不同的关系中，三聚氰胺展现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要了解什么是三聚氰胺，必须把它放置在动态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不能孤立地谈论所谓的特质或毒性。其次，为了批判性地对待科学技术，ANT 将人和非人的科技、机构、市场主体等在认知论的层次上都称为 Actor(行动者)，他们都具有同样的行动能力。人的能动性很容易理解，而 ANT 提出的物的能动性就不那么显而易见。约翰﹒劳和米歇尔﹒ 卡隆给出了目前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的电话的例子来说明物的能动性。电话表面上是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普通的被动的装置,但当它响铃的时候,它的被动形象就改变了,即使人们决定不接听,电话仍然激起了人进行决策的过程和反应。在这个例子中,电话就脱离了人而具有能动性[6]。从ANT出发,看待在问题奶粉事件中的凯氏测氮法,它就不仅仅是检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一种被动状态下的技术手段,它本身也具有能动性 ( agency),因为它直接引起了很多其他社会成员的决策行动:如何增加奶产品中的含氮量?把技术和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客体赋予主体性,有利于我们用动态的观点来审视网络中的每一种关系及整个网络的复杂性应用ANT理论思考蛋白质含量的检测技术,即把该技术看作是整个网络的一个行动者,可以有效地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而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简化主义带来的弊病。在问题奶粉事件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乳制品网络:奶源(奶牛、奶农、养牛场)、乳制品加工企业、奶制品供应商、国家质量检测机构、销售商、消费者、医院等。这个网络建立的基础是高蛋白乳制品可以提高婴儿的身体素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中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因素,比如科技活动、实验室工作等,人们往往并不细究其复杂的过程,而是将之作为一个不需解析的整体拿来讨论。这被布鲁诺.拉图尔称为黑箱化( blackboxing),即如布鲁诺拉图尔指出的:科技的成功掩盖了它工作的过程。当一部机器有效地运转,当一个事实稳定地存在,人们只注意到它的输入数据和产出结果,而不追究其内部的复杂性工作。因此,科技越成功,它们就越不透明,越晦暗[刀。譬如,该乳制品网络中的质量检验的实验室中的技术问题凯氏定氮法。人们很少在意从事检测的科技人员在实验室中是如何进行凯氏定氮法的研究工作的,而只讨论其所出具的结果。从ANT出发,这一系列的研究实验过程都是我们科学学者所应关注的,其中还要包括它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它的创始人的实验室活动的研究 1883年,丹麦化学家约翰基耶达( Johan Kjeldahl)提出将蛋白质经过一系列化学处理,把蛋白质中的代表性元素氮剥离出来,转化为结构简单的小分子铵盐。然后通过检测铵盐的含量,再乘以系数,最后折算出原样品中蛋白质的含量。这显然是采用一种间接的方法。由于它解决了当时检测蛋白质的重大技术难题,而得到认可与肯定。由于这个方法符合标准应具备的科学性、准确性、可操作性、可重现性, 兼顾简便性和普及性,而被确定为检测蛋白质的国际通行的标准方法,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 4 普通的被动的装置，但当它响铃的时候，它的被动形象就改变了，即使人们决定不接听，电话仍然激起了人进行决策的过程和反应。在这个例子中，电话就脱离了人而具有能动性[6]。从 ANT 出发，看待在问题奶粉事件中的凯氏测氮法，它就不仅仅是检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一种被动状态下的技术手段，它本身也具有能动性 (agency)，因为它直接引起了很多其他社会成员的决策行动：如何增加奶产品中的含氮量？把技术和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客体赋予主体性，有利于我们用动态的观点来审视网络中的每一种关系及整个网络的复杂性。应用 ANT 理论思考蛋白质含量的检测技术，即把该技术看作是整个网络的一个行动者，可以有效地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而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简化主义带来的弊病。在问题奶粉事件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乳制品网络：奶源(奶牛、奶农、养牛场)、乳制品加工企业、奶制品供应商、国家质量检测机构、销售商、消费者、医院等。这个网络建立的基础是高蛋白乳制品可以提高婴儿的身体素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中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因素，比如科技活动、实验室工作等，人们往往并不细究其复杂的过程，而是将之作为一个不需解析的整体拿来讨论。这被布鲁诺﹒拉图尔称为黑箱化(blackboxing)，即如布鲁诺拉图尔指出的：科技的成功掩盖了它工作的过程。当一部机器有效地运转，当一个事实稳定地存在，人们只注意到它的输入数据和产出结果，而不追究其内部的复杂性工作。因此，科技越成功，它们就越不透明，越晦暗[7]。譬如，该乳制品网络中的质量检验的实验室中的技术问题凯氏定氮法。人们很少在意从事检测的科技人员在实验室中是如何进行凯氏定氮法的研究工作的，而只讨论其所出具的结果。从 ANT 出发，这一系列的研究、实验过程都是我们科学学者所应关注的，其中还要包括它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它的创始人的实验室活动的研究。 1883 年，丹麦化学家约翰基耶达(Johan Kjeldahl)提出将蛋白质经过一系列化学处理，把蛋白质中的代表性元素氮剥离出来，转化为结构简单的小分子铵盐。然后通过检测铵盐的含量，再乘以系数，最后折算出原样品中蛋白质的含量。这显然是采用一种间接的方法。由于它解决了当时检测蛋白质的重大技术难题，而得到认可与肯定。由于这个方法符合标准应具备的科学性、准确性、可操作性、可重现性，兼顾简便性和普及性，而被确定为检测蛋白质的国际通行的标准方法，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当谈论凯氏定氮法与问题奶粉事件的联系时,无论是从事分析检测的科技工作者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游离于主观世界之外的科技问题。显然, 凯氏定氮法并不能鉴别最终形成铵盐的氮到底是来自蛋白质或是其他含氮的物质, 是不法分子、无良企业利用标准上的漏洞,在奶粉生产的可能环节中加入了含氮量很高的三聚氰胺,将掺假奶粉变成优质奶粉而引起了悲剧的发生。这种评论反映了人们在潜意识中是将技术作为无能动性的客体对待的,也即经是好经,只是让歪嘴和尚念歪了,技术是好技术,只是让坏人利用了。可是这种看法恰恰忽视了这个世界是由和尚念经、人利用技术等一系列行动构成的,而不是经和和尚,人和技术, 主体和客体两个独立可分的世界构成的。 ANT认为在网络中,由于每一个演员都具有行动的能力与各自的利益。因此网络的稳定性就取决于各个行动者利益的不断协调 translation)。而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类似于共同利益的协商,人与物之间的协调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ANT认为, 一项科技创新和发展本身就是同网络中的行动者的协调过程。研究的资助者、研究的目的及过程、研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不同可直接影响到技术的选定。以凯氏定氮法为例,笔者査阅了相关资料,基耶达当年承担的科硏项目是检测用于酿造啤酒的不同谷物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越少,酿造的啤酒越多。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得知,当时基耶达受啤酒酿造商之托,从事啤酒生产的工业分析。他的主要任务是测定啤酒及麦芽汁中提纯的酒精含量,并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的氮测定[8] 因此,笔者推断,当时基耶达研究的目的可能不是把蛋白质含量作为一种营养成分, 而是将其作为影响啤酒的酿制工艺和出酒率的因素之一来考虑的。然而,在检测奶粉及其他奶制品时,蛋白质的含量则是作为一种主要营养成分指标的蛋白质含量越高,质量越好。这与基耶达的硏究出发点酿酒原料中的蛋白质含量越高,酿造啤酒越少,正好相反。凯氏定氮法产生的详细研究过程资料的欠缺,尤其是研究过程中的琐碎的不为人注意的小事,比如当时的技术条件、设备的局限、人员的常规工作情况等等,从另一侧面反映出ANT理论的重要性。因为物的局限性恰恰是其行动能力的体现,它使得其他行动者的意图受阻,而必须与之协商进一步的行动计划。问题奶粉突发事件将原有的乳制品网络的稳定性打破了,作为行动者的凯氏定氮法的检测能力自然受到了质疑。人们突然意识到了凯氏定氮法作为检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标准方法,是以样品中不含蛋白质以外的其他含氮化合物为前提,而这种前提产生的时代背景并没有被明确地指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在紧接下来的一系列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 5 当谈论凯氏定氮法与问题奶粉事件的联系时，无论是从事分析检测的科技工作者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游离于主观世界之外的科技问题。显然，凯氏定氮法并不能鉴别最终形成铵盐的氮到底是来自蛋白质或是其他含氮的物质，是不法分子、无良企业利用标准上的漏洞，在奶粉生产的可能环节中加入了含氮量很高的三聚氰胺，将掺假奶粉变成优质奶粉而引起了悲剧的发生。这种评论反映了人们在潜意识中是将技术作为无能动性的客体对待的，也即经是好经，只是让歪嘴和尚念歪了，技术是好技术，只是让坏人利用了。可是这种看法恰恰忽视了这个世界是由和尚念经、人利用技术等一系列行动构成的，而不是经和和尚，人和技术，主体和客体两个独立可分的世界构成的。 ANT 认为在网络中，由于每一个演员都具有行动的能力与各自的利益。因此网络的稳定性就取决于各个行动者利益的不断协调(translation)。而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类似于共同利益的协商，人与物之间的协调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ANT 认为，一项科技创新和发展本身就是同网络中的行动者的协调过程。研究的资助者、研究的目的及过程、研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不同可直接影响到技术的选定。以凯氏定氮法为例，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基耶达当年承担的科研项目是检测用于酿造啤酒的不同谷物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越少，酿造的啤酒越多。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得知，当时基耶达受啤酒酿造商之托，从事啤酒生产的工业分析。他的主要任务是测定啤酒及麦芽汁中提纯的酒精含量，并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的氮测定[8]。因此，笔者推断，当时基耶达研究的目的可能不是把蛋白质含量作为一种营养成分，而是将其作为影响啤酒的酿制工艺和出酒率的因素之一来考虑的。然而，在检测奶粉及其他奶制品时，蛋白质的含量则是作为一种主要营养成分指标的蛋白质含量越高，质量越好。这与基耶达的研究出发点酿酒原料中的蛋白质含量越高，酿造啤酒越少，正好相反。凯氏定氮法产生的详细研究过程资料的欠缺，尤其是研究过程中的琐碎的不为人注意的小事，比如当时的技术条件、设备的局限、人员的常规工作情况等等，从另一侧面反映出 ANT 理论的重要性。因为物的局限性恰恰是其行动能力的体现，它使得其他行动者的意图受阻，而必须与之协商进一步的行动计划。问题奶粉突发事件将原有的乳制品网络的稳定性打破了，作为行动者的凯氏定氮法的检测能力自然受到了质疑。人们突然意识到了凯氏定氮法作为检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标准方法，是以样品中不含蛋白质以外的其他含氮化合物为前提，而这种前提产生的时代背景并没有被明确地指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在紧接下来的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