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名著《民主的经济理论》(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初版于1957年,是庙斯在肯尼思·阿 罗指导下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完成的博士论文。这部著作一出版,就 成为经验政治科学的经典之作,唐斯本人也和曼瑟·奥尔森一起,成为 对政治科学影响最大的两位经济学家。 本书代表了将现代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论 应用于政治科学的第一次系统的尝试。该书的基本出发点是:政治当 事人(选民、政党与政府),也像经济当事人(消费者与生产者)样,服 从基本的“理性人”假设,即他们总是在给定的制度和非制度的约宋 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在这一基本的“理性人”假设下, 该书分析的重点在于理性的政治当事人会怎样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会产 生什么后果这些问题。这样,与传统的政治科学相比,安东尼·唐斯 的工作引人了两个全新的成分:()将全部理论分析置于一个基本的行 为假设(“理性人”假设)之上:(2)从基本的行为假设(“理性人”假设)出 发,得出经验上可检验的结论。上述做法体现了社会科学科学化的一 个基本特征:公理化方法与实证方法的结合。与加里·贝克尔将经济 学方法应用于社会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一样,安东尼·唐斯的工作同样构 成了将经济学应用于理解人类生活合理秩序的知识努力的具有永久价值 1
民主的经济理论 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关于经济当事人的“理性人”假设,构成了现代经济 学的分析基石。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的一般均衡方法论由下 列三个基本成分组成:()基本的“理性人”假设:经济当事人(消费者 与生产者)在给定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消费者在 预算约束下最大化个人效用,生产者在技术约束下最大化企业利润): (2)均衡分析:经济当事人(消费者与生产者)最大化他们的个人利益的 行为能否产生出一种稳定的市场均衡状态:(3)均衡状态的福利分析: 市场均衡状态是否同时是一种社会最优的状态。)一般均衡方法论可 以说是吸收了现代数学与物理学的一些基本的方法论思想之后形成 的,它包括:(1)数学中的公理化方法,(2)物理学的实验检验的方 法,(3)物理学中的均衡(平衡)概念及可用来描述动态系统行为的微 分方程。从哲学的角度看,“理性人”假设可以看作是一种方便的 工具性假设:重要的不是它本身的经验合理性,而是从假设合乎逻 辑地得出的结论(预测)在经验上的合理性。[2]衡量理性人假设的 “最优性”的另一尺度是“经济性”(或包容性),即使用尽可能少的 假设,说明、解释尽可能多的事实。理性人假设直接引导到最优化 数学方法的运用,这样,大量复杂多样的行为可以归结为较为单一 的最优化行为的结果。 如果说“理性人”假设代表了一种哲学的信念,那么均衡方法则代 表了另一种乐观主义的信念,即大量个体(消费者与生产者)自发地追求 个人利益的行为可以导致一种完美的市场秩序(竞争均衡)。这便是所 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法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均衡方法可以看 作是对复杂现实的一种简化处理:一方面,它可以作为现实的一种近 似,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作为研究非均衡状态的一种参照。 竞争均衡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市场秩序。然而,现实中可能达到 的竞争均衡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不一定是“最好的”状态:它可能对 应极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经济学家用来衡量竞争均衡“最优性”的
译者序 一个基本概念是“帕累托最优”:即一种资源配置状态是帕累托最优 的,若不存在另一种状态,其中至少一个人的福利能够得到增加,而所 有其他人的福利没有变得更坏。帕累托最优可以看作是任何合理的 “社会最优”概念必须满足的一个“底线”。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证 明,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然而,可能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无穷 多的。不同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收入分配含义可以是很不一样的。问 题是,我们能否仍然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特定的资源配 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解答了这个问题。依照这一定理,任何帕累 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都可以借助于将对个人初始寨赋的适当再分配 作为一种竞争市场均衡来实现。这样,政府干预可以仅限于改变市场 运行的参数,而不是改变市场机制本身。 安东尼·唐斯工作的开创性,在于他首次将经济学中基本的“理性 人”假设引入了对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并由此在经济学与政治科学之 间建立了一种统一性。从广义上说,这代表了对人类行为内在统一性 的一种哲学信念。从一般均衡方法论的完整内容来看,唐斯的工作主 要限于第一个方面,即个体(政党、政府与选民)的理性行为(最优化行 为)。关于个体(政党、政府与选民)的分散的、自发的理性行为能否导 致稳定的政治上的“竞争均衡”,以及这样的均衡是否是“社会最优” 的,在庙斯的书中并未有任何系统的探究。不过,即使是在这两方 面,唐斯的分析也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论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 关选民的偏好对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影响的观点。 《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的主旨,是依据基本的“理性人”假设, 对现代民主制下政府的行为提供一个系统的、严格的分析,并从中引申 出经验上可检验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
民主的经济理论 建立分析的基本方法论,阐明作为全部分析出发点的“理性人”假设的 确切含义。第二部分处理不确定性条件下政府的行为。不确定性在唐 斯的理论中具有一种基本的重要性,因为它与民主制的可行性具有直接 的、紧密的关联。第三部分进一步探讨由不确定性引出的一个重要问 题:信息成本对选民行为的影响。最后,第四部分对传统的关于政府 行为的经济理论做了一个扼要的评述,并对全书分析得到的可检验的结 论做了一个总结。 第一部分阐述了作者提出的独特的理论的基本思想,由四章组戒。 第一章阑述了全书运用的“理性”概念的基本含义。作者将“理性” 限定在政治目的的范围内。这样,“理性的”政府包含两个层面:() 政府追求的目标是选举中的胜利,(2)政府的理性行动体现为最大化对 自已当选的政治支持。政府的理性行动受到3个基本条件的制约:(1) 民主的政治结构,(2)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3)由理性投票者构成的选 民。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从基本的理性假设的角度阐明了模型的基本 构件。第二章建立了关于政府最大化选票获得量的基本假设以及政府 的功能与政府成员的自利假设之间的联系。在这一联系中,政府作为 劳动分工中亨有特殊权力的一个专业化机构,由选民通过定期的选举产 生。政党则是一个以执政为目的的团体,一旦当选后将负责制定和执 行政府政策。政党成员追求的是私利(收人、声誉、权力等等),履行政 府的杜会职能对他们来说只是实现其个人追求的一种手段。既然这种 追求的实现取决于他们在选举中的胜利,由此便引导出政党追求最大化 选票这一核心的理性假设。第三章将基本的“理性人”假设应用于选 民。理性的选民追求最大化个人利益,这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驱使他 们支持他们预期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党。第四章将“理性 人”假设进-一步应用于政府的决策过程。该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 论点,那就是,在确定性的条件下,若存在显著的多数一致,则多数原 则总是起支配作用,执政党将总是遵循多数选民的意志,并借此保持继 缕执政。反之,在选民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反对党便有可能通过采用 4
译者序 执政党无法采用的策略打败执政党。 第二部分研究不确定性的影响,共包含六章。第五章定义了不确 定性的三重含义:可消除性(removabiliy)、强度(intensity)和相关性(reke vance)。特别地,不确定性可通过信息的获得加以降低,但不能完全消 除。第六章至第九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不确定性对政府的理性行为 的影响。第六章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不确定性导致选民政治参与的积 极性的分化。在偏好结构给定的条件下,不确定性导致选民知情程度 的差别。这产生若干重要的后果:第一,知情程度较低的选民的选举 行为将受到为他们提供信息的机构或个人的影响:第二,政府倾向于通 过实行分权来克服选民意见分歧带来的困雅,第三,政府将不再同等地 对待享有同等投票权的选民。第七章从不确定性的角度探讨了意识形 态的作用。意识形态提供对良好社会的目标与行动的描述。但从政治 理性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仪仅是服务于政党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对 于选民,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为减少获得同选举行为相关的信息的成本的 一种手段。反过来,选民对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又使得竞争的政 党能够利用意识形态来赢得选民对自己的支持。第八章运用霍特林的 空间模型研究选民的偏好分布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变动。)作者提出的 个中心论点是:选民的偏好分布是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决定因 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党结构(两党或多党存在):(2)政府的 稳定性:(3)新政党的产生及其作用(取代旧政党或仅仅是影响它们的政 策)。特别地,若选民的偏好分布保持稳定,并呈现某种单峰分布(s血 gle-peaked),则一国的政治制度将收敛到-种稳定的均衡状态,其中政 党的数目及它们的意识形态都将保持稳定。第九章探讨不存在多数一 致的条件下由一个以上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理性行为。这里值得注 意的是作者强调指出的一个重要现象,即:构成一个联合政府的政党在 意识形态上处在一种趋于一致与趋于不一致的相互矛盾的压力中。第 十章研究政府选票最大化行为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及市场均衡(帕累 托最优)的影响。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作者的分析得到了如下一些重要
民主的经济理论 结论:()民主制下政府倾向于实行收入再分配(将高收入人群收人的一 部分通过财政手段分配给低收人人群):(2)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倾向于部 分地抵消选票的平等分配的影响,尤其是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3) 政府可以同时从事收益率极其不同的公共工程。作者的-,个基本结论 是:即使私人部门是完全竞争的,政府的选票最大化行为仍然会阻碍经 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第三部分(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研究与不确定性密切相关的问题: 信息成本对选民行为的影响。选民获得政治信息是为了两个目的:() 帮助他们作出关于投票的决策,(2)构成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奥论。作 者强调指出了:()理性的决策者仅仅获得一部分信息,(2)信息提供者 提供的信息均是有偏的(biased):(3)理性的选民选择系统地依赖特定的 信息来源。信息成本的存在及劳动分工,导致选民知情程度的差别, 并由此导致政治权力实际分配的不平等。一个特别的后果是:理性的 政府的经济决策倾向于有利于生产者而不利于消费者。这可以看作是 “集中的少数打败分散的多数”的一个特例。另一个后果是影响选民 是否投票的行为。投票成本的存在,使得一部分选民选择弃权,这进 一步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分配。一般而言,低收人群体中的弃权率高于 高收人群体。 本书最后一部分对全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精练的总结。第十五章 对传统的关于政府行为的经济理论做了-一个概括的评述。这里特别值 得提出注意的是作者强调指出的下述事实:传统的关于政府行为的经济 理论中隐含的利他主义的假设与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私人经济行为的自利 假设之间存在蓉明显的不一致。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政府的任何政策 行为(最大化全社会的福利或仅仅某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取决于将 政府成员的自利与上述行为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由此引出作者的两 个基本主张:()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必须置于一个特定的政治制度 中,(2)经济学的分析必须同政治学的分析结合起来。第十六章(最后一 章)对从两个基本假设(政党的最大化选票假设与选民的政治理性假设)得 6
译者序 出的一系列可检验命题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这里我们想特别指出的 是下列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两党制下两个政党均遵循多数选民的 意志(命题2):(2)民主制下政府倾向于实行收人再分配(命题6):(3)民主 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于更偏向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命题):(4)其 他条件相同,低收人群体参与投票的比率低于高收人群体参与投票的比 率(命题19)。 三 唐斯的工作在政治科学领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他提出的理 论并未成为政治科学中一种普遍性的理论。政治学也如经济学以外的 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一样,由于所处理的现象的复杂性,不可避免 地具有一种多元的性质。唐斯的工作帮助引人了其中的一种方法:理 性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成为公共选择理论(或体选择理论)的基本 方法论。[应当指出的是,经济学方法在政治科学领城中的应用并不局 限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范围内。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变动的经济 分析代表了另一个重要的方向。作为一种说明,我们考察以下几个在 唐斯的著作中未予深入探究的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 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唐斯的研究集中在实证的方面,而未直接接 触政治均衡的规范性质。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来看,民主制度可以看 作是对分散的个人偏好进行加总的机制。阿罗不可能定理的难题,更 多地不是来源于集体理性的困难,而是来源于可能的规则组合的多样 性。当选民偏好差异充分大时,社会便无法从可能的许多规则组合中 挑选出惟一的一个。阿罗不可能定理揭示的一个具有持久意义的矛盾 是:很难找到一组既得到社会的普遍赞同,又是彼此逻辑一致的社会选 择规则。民主制度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是依赖多数赞同的宪法规则(即 挑选规则的规则)。尽管这并不能解决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当选民偏好差 7
民主的经济理论 异足够大时,达成一个从社会的角度看“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的难 题,但是,在获得多数赞同的过程中,民主制度并不是被动的,而是通 过两个层次上的制度安排,使得多数赞同更容易达成。在第一层次 上,民主制度通过代议制将无数选民的选择转化为少数代议者的选择。 代议者并不是选民的传声简,而是具有自己的主张的独立个体,选举代 议者的过程是一个授权过程。在第二层次上,代议者可以通过政党进 行联合和竞争,后者使得达成多数赞同更加容易。唐斯在本书中没有 考虑民主政治的上述复杂性。 偏好分布与政治稳定关于民主制度下可能达到的政治均衡,庙斯 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偏好分布决定政治结构(两党或多党),偏好分布的 稳定导致政治体制的稳定。然而,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选举 制度决定政治结构及其稳定,特别地,单名选区制(singlemember dis~ trict,.一个选区产生一名代表)倾向于导致两党,而比例代表制(propor tional representation,PR,一个选区产生多名代表)倾向于产生多党。这 里的两个相关的问题是:(1)选举规则的公平性:(2)政治结局的稳定性。 首先,在单名选区制下,获得多数选民选票的政党却可以被仅获得少数 选民选票的政党打败,因为后者可以依靠少数选票获得多数议席。从 民主制度的多数决定的一般原则来看,这明显地是不公平的。反之, 比例代表制则可以保障每一个政党获得的议席与它得到的选票大致成比 例。然而,由单名选区制形成的两党结构却有助于政治稳定,因为在两 党制下,容易形成多数,较少依赖于与联盟相联系的谈判。相反,由比 例代表制形成的多党结构则不利于政治稳定,因为多党制下政府的建立 往往依赖于政党联盟,而我们知道,在有关各方利益分歧的情况下,稳 定联盟的形成依赖于许多难以满足的条件。这一矛盾可以说类似于经济 领域中经典的平等与效率之间的矛盾。 民主与经济发展唐斯研究的是民主制度下政治当事人的政治行 为。因此,从一开始,他的分析就是以给定的民主制度作为前提的。 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是一个同经济发展相伴的过程。 8
译者序 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检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著 名的李普赛特假说:经济繁荣促进政治民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 特·J.巴罗对这一假说进行了细致的计量经济学检验。【阿他的研究得 到的几个基本的结论是:()政治民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2)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政治民主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3)低 收入国家普遗缺乏持续的民主。总的说来,这些初步的结论及其他相 关证据似乎表明:经济发展(包括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是一 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不是像弗里德曼主张的那样是一种普遍成立的 正相关关系。门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普通人民更倾向于关注基本的 经济福利:物质生活水平,就业,等等,而不是政治权利,反过来,在 人们利益极其分散的条件下,民主可能将人们的努力更多地引向分蛋 ,而不是将蛋糕做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方面, 人们将要求享有更多的民主,另一方面,民主本身,通过它对腐败、大 政府的抑制,对财产权与契约的保障等等,也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有 力的保障。特别地,当经济发展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增长本身也将 降下来,收入分配问题将日益突出来,而民主显然是解决收人分配分歧 的最为公平合理的手段。 四 唐斯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我们想提醒读者注意的 是,他的分析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度。但是,以唐斯对资 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分析来反观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度,我们可能可以得到 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唐斯把民主从神坛上拉下来,为我们揭下了 民主的道德面纱,把民主还原为它的本来面目,即一种政治手段。由 此我们可以意识到,资本主义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我们未必要步 其后尘,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度,是我们的一个现实选择。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