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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资源_叶必丰老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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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我的初中,是在公社五七中学念的。虽然在农村,但学校还是强调学工学农,并开设有 农业课。我喜欢这门课。上这门课的是我们班主任,讲得生动:内容都是自己身边的物和事, 很亲切。懵懵懂懂觉得,作为命中注定的未来农民,要比父辈做得更好,应该掌握这些知识。 为了今后备查,就边听边记,并力求详细。 我大量的笔记是从读大学开始的。1980年,我进入华东政法读本科。四年中,除了国 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医学、中国法律思想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等少量课程外, 大多没有教材,只有薄薄的讲义。上课时,老师又会按照自己的讲稿讲解。大家只能记笔记。 有的老师也强调了记笔记的重要,说将来工作都会从书记员做起,必须快速完整地记录当事 人的陈述。个别老师会按照记录速度讲课,但大多数老师是正常语速,只在重要处才重复一 次。我很难记完整。后来在书店,发现一本简化笔画以快速记录的实用书法帖子,练了一阵 子。在作笔记时,也有意识地按贴书写,速度有所提高,字迹也稍转有型。读了四年书,记 了四年笔记,也形成了一种习惯。前不久,傅崐成老师看出了我的字体,曾问我:“你的字 是不是练过?”我说:“练得不好。”他说:“架子在。” 上本科时的笔记本,不久后就丢掉了。一直保存着的,是1985年在中国政法进修行政 法时的课堂笔记。进修时,同样没有教材,结束后还要用于教学,所以记得详细。进修结束 后不久,课程内容编写成书接二连三出版,自以为笔记已失去意义。2003年把家从武汉搬 到了上海,处理掉了不少早期的书和资料。拿起进修笔记时,也不知为什么,犹豫了一阵。 但转而又想,这么多年了都没看,以后就更不会再看了。丢。2005年,是中国法学会行政 法研究会成立20周年。2004年,海波为了纪年活动编写20年大事记,征集所谓“行政法 黄埔一期”的材料。这时,对丢掉保存了18年的笔记本,才感到有些懊悔。 二 在学院做管理工作期间,我对各类会议和所办的事都做笔记,对所有邮件都要做整理留 存。以前,我做笔记力求详细,字迹事后能看得明白。做管理工作后,才知道这两条远远不 够。 一次,在学校参加会议,领导的报告语速让我无奈。一旁的“老行政”笑说:“记他干 嘛!不重要的记了没用,重要的反正会有电子或纸质的文件。”我醒悟,早已不是上世纪80 年代,现在有新的工具了,是否做笔记可以有选择了。 大明是我的领导,也是我做管理工作的老师。在与他交流记录时,他说:“我在校党办 作秘书时,起初也不会记录。领导要的不是详细。如果要详细,那有录音不就够了吗?除了 筛选,还要概括和总结。”我似懂非懂,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2007年本科教学评估会,赵怡冰老师安排了一名硕士生做记录。我做了学院本科 教学工作的报告,有PPT也有书面材料。教育部专家听后提问,我都有回应,当然有的并不 圆满。次日,为专家做秘书的研究生院高存功老师,拿着几张记录纸找我,说:“叶院长, 你们把记录拿回去补一补。这里记得只是互动环节的问答,而没有你报告和专家肯定的内容。 这样,记录所反映的只是问题而没有成绩。对问答,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即‘会上,专 家与学院领导还进行了互动'。”原来工作记录与学习笔记不同。学习笔记,侧重于所需要的 知识和批判性、启发性内容:工作记录,侧重于领导的报告和上级的肯定,并在事后要加工

笔记 一 我的初中,是在公社五七中学念的。虽然在农村,但学校还是强调学工学农,并开设有 农业课。我喜欢这门课。上这门课的是我们班主任,讲得生动;内容都是自己身边的物和事, 很亲切。懵懵懂懂觉得,作为命中注定的未来农民,要比父辈做得更好,应该掌握这些知识。 为了今后备查,就边听边记,并力求详细。 我大量的笔记是从读大学开始的。1980 年,我进入华东政法读本科。四年中,除了国 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医学、中国法律思想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等少量课程外, 大多没有教材,只有薄薄的讲义。上课时,老师又会按照自己的讲稿讲解。大家只能记笔记。 有的老师也强调了记笔记的重要,说将来工作都会从书记员做起,必须快速完整地记录当事 人的陈述。个别老师会按照记录速度讲课,但大多数老师是正常语速,只在重要处才重复一 次。我很难记完整。后来在书店,发现一本简化笔画以快速记录的实用书法帖子,练了一阵 子。在作笔记时,也有意识地按贴书写,速度有所提高,字迹也稍转有型。读了四年书,记 了四年笔记,也形成了一种习惯。前不久,傅崐成老师看出了我的字体,曾问我:“你的字 是不是练过?”我说:“练得不好。”他说:“架子在。” 上本科时的笔记本,不久后就丢掉了。一直保存着的,是 1985 年在中国政法进修行政 法时的课堂笔记。进修时,同样没有教材,结束后还要用于教学,所以记得详细。进修结束 后不久,课程内容编写成书接二连三出版,自以为笔记已失去意义。2003 年把家从武汉搬 到了上海,处理掉了不少早期的书和资料。拿起进修笔记时,也不知为什么,犹豫了一阵。 但转而又想,这么多年了都没看,以后就更不会再看了。丢。2005 年,是中国法学会行政 法研究会成立 20 周年。2004 年,海波为了纪年活动编写 20 年大事记,征集所谓“行政法 黄埔一期”的材料。这时,对丢掉保存了 18 年的笔记本,才感到有些懊悔。 二 在学院做管理工作期间,我对各类会议和所办的事都做笔记,对所有邮件都要做整理留 存。以前,我做笔记力求详细,字迹事后能看得明白。做管理工作后,才知道这两条远远不 够。 一次,在学校参加会议,领导的报告语速让我无奈。一旁的“老行政”笑说:“记他干 嘛!不重要的记了没用,重要的反正会有电子或纸质的文件。”我醒悟,早已不是上世纪 80 年代,现在有新的工具了,是否做笔记可以有选择了。 大明是我的领导,也是我做管理工作的老师。在与他交流记录时,他说:“我在校党办 作秘书时,起初也不会记录。领导要的不是详细。如果要详细,那有录音不就够了吗?除了 筛选,还要概括和总结。”我似懂非懂,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 2007 年本科教学评估会,赵怡冰老师安排了一名硕士生做记录。我做了学院本科 教学工作的报告,有 PPT 也有书面材料。教育部专家听后提问,我都有回应,当然有的并不 圆满。次日,为专家做秘书的研究生院高存功老师,拿着几张记录纸找我,说:“叶院长, 你们把记录拿回去补一补。这里记得只是互动环节的问答,而没有你报告和专家肯定的内容。 这样,记录所反映的只是问题而没有成绩。对问答,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即‘会上,专 家与学院领导还进行了互动’。”原来工作记录与学习笔记不同。学习笔记,侧重于所需要的 知识和批判性、启发性内容;工作记录,侧重于领导的报告和上级的肯定,并在事后要加工

现在,我总是要求学生做课堂笔记。我说:“以后,你们的工作,至少是初期的工作, 不是批示而是记录。做笔记不仅仅是兴趣,而且有很多好处。它的基本功能是备忘,或许还 可以成为文物。但重要的是,它可以训练你边听,边筛选和过滤,边记录的能力。退一步讲, 可以把你自己的字练得好看些,或者避免自己打瞌睡。再退一步讲,如果讲课或报告太无聊, 你专心于练字,不仅可以消磨时光,可以消除你内心的烦躁而变得生动,而且看起来你在很 认真地听讲!” 三 曾有学生问:“对论文的引用可在数据库检索。但对学术著作的引用,该怎么做呢?” 1977年9月,我在公社五七中学升入高中。班主任对我们说,恢复高考了,大家都可 以考大学了。虽然感觉那几乎是遥不可及的事,但我还是按班主任的建议读文科。此后的学 习,都是围绕着考大学。对语文和数学,是不断地练习:对历史和地理,则是背和记。对记 忆,有的是一遍一遍地抄写课本中的重要内容。但我和大多同学一样,则是读和背。为了便 于背,就按照考试题型,对填空或改错类知识在课本中划出来,对名词解释类加以整理,对 问答类列出提纲及简要内容,写在课本或笔记本上。后来的学习,也保持着这种习惯,只要 是自己买的书,就会在书上划、写,做笔记。 在华东政法读书时,一次随同学王申去他家。他爸是教我们法制史的王召棠老师。我发 现他书桌上有许多香烟盒内页撕成的纸条,书中夹着的这类纸条露出头,写着许多字。王老 师告诉我,读书时做的标记,便于查找。我学了这一招,很管用。 读大学时并没有什么钱买书,主要靠借阅。对借的书,不能划和写,甚至不能折页。当 时,也没有复印和扫描。这样,就只能靠手抄,做笔记。我用于做笔记的不是本子,而是图 书馆用的卡片。卡片上印着书名、摘录内容和页码等栏目。在大学四年间,我先后感兴趣的 是株连制、分权学说、议行合一和法的继承性。围绕着这四个专题,做过20多万字的卡片 笔记。对这些卡片笔记,也保存到2003年,在整理时处理掉了。 草于2011年8月7日

现在,我总是要求学生做课堂笔记。我说:“以后,你们的工作,至少是初期的工作, 不是批示而是记录。做笔记不仅仅是兴趣,而且有很多好处。它的基本功能是备忘,或许还 可以成为文物。但重要的是,它可以训练你边听,边筛选和过滤,边记录的能力。退一步讲, 可以把你自己的字练得好看些,或者避免自己打瞌睡。再退一步讲,如果讲课或报告太无聊, 你专心于练字,不仅可以消磨时光,可以消除你内心的烦躁而变得生动,而且看起来你在很 认真地听讲!” 三 曾有学生问:“对论文的引用可在数据库检索。但对学术著作的引用,该怎么做呢?” 1977 年 9 月,我在公社五七中学升入高中。班主任对我们说,恢复高考了,大家都可 以考大学了。虽然感觉那几乎是遥不可及的事,但我还是按班主任的建议读文科。此后的学 习,都是围绕着考大学。对语文和数学,是不断地练习;对历史和地理,则是背和记。对记 忆,有的是一遍一遍地抄写课本中的重要内容。但我和大多同学一样,则是读和背。为了便 于背,就按照考试题型,对填空或改错类知识在课本中划出来,对名词解释类加以整理,对 问答类列出提纲及简要内容,写在课本或笔记本上。后来的学习,也保持着这种习惯,只要 是自己买的书,就会在书上划、写,做笔记。 在华东政法读书时,一次随同学王申去他家。他爸是教我们法制史的王召棠老师。我发 现他书桌上有许多香烟盒内页撕成的纸条,书中夹着的这类纸条露出头,写着许多字。王老 师告诉我,读书时做的标记,便于查找。我学了这一招,很管用。 读大学时并没有什么钱买书,主要靠借阅。对借的书,不能划和写,甚至不能折页。当 时,也没有复印和扫描。这样,就只能靠手抄,做笔记。我用于做笔记的不是本子,而是图 书馆用的卡片。卡片上印着书名、摘录内容和页码等栏目。在大学四年间,我先后感兴趣的 是株连制、分权学说、议行合一和法的继承性。围绕着这四个专题,做过 20 多万字的卡片 笔记。对这些卡片笔记,也保存到 2003 年,在整理时处理掉了。 草于 2011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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