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进展》：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解析——信息交换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2015,wol.23,No.12,2129-2141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10.3724SPJ.1042.2015.02129 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解析:信息交换视角 王丹旸朱冬青 (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北京100048) 摘要医患沟通指医生与患者之间信息交換的过程。基于信息交换视角,通过建构医患沟通模型,解读医 患沟通障碍研究的被试获取、衡量指标和心理根源。其中,获取医患研究对象的方式包括直接选取医患群体 或医学生和非医学生,以及通过启动的范式操纵医患角色;衡量指标指患者的心理反应,包括患者的心理感 受、对医嘱的认知、对医嘱的遵从、健康恢复等;心理根源可归为医患个体特征的作用差异和沟通需求的结 构不匹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丰富启动方法,补充认知指标,深化心理根源,开发教育模式 关键词医患沟通障碍;信息交换;医患角色的操纵;心理根源 类号R395 实施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离不开良好的医患关程中所产生的心理反应代表着医患沟通的效果, 系,而顺畅的医患沟通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最也是医患沟通障碍的衡量指标;围绕该模型中医 根本的途径。然而,现实中的医患沟通过程极为生、患者、信息三个核心要素,医患个体特征的 复杂,这其中涉及众多要素以及不同要素之间的作用差异和沟通需求的结构不匹配都可能影响医 交互作用,例如心理要素、生理要素、物理要素患沟通的效果,成为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根 和经济要素。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导致医患沟通障 碍的出现,从而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如何 传递信息 使医生和患者进行更好的沟通,如何避免沟通障 信息 患者 碍等问题不仅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同样受到了学 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接受反馈信 早在1984年, Frankel就阐述了对医患沟通过 图1医患沟通模型:信息交换视角 程的理解。他提出,医患沟通是指医生与患者之 间信息交换的过程,而各种不同的心理因素以及 基于此,本文对医患沟通障碍的被试获取、 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会对该过程产生影响( Frankel,衡量指标和心理根源进行解读。首先,文章从获 84)。由此,本文提出信息交换视角的医患沟通取医生和患者这两类沟通主体的角度,回顾了医 模型(如图1所示,将医患沟通视为医生向患者患沟通障碍研究中医患角色选取和操纵的最新方 传递信息,患者接受或向医生反馈信息的过程。法;其次,文章关注了医患沟通障碍的衡量指标 在该模型中,医生、患者、信息为三个核心要素,归纳了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患者反应、认知、行为、 其中医生和患者是医患沟通的主体,信息是医患结果等不同层面的心理反应;再次,文章从医患 沟通的客体。基于上述模型可知,科学有效地获个体特征的作用差异和沟通需求的结构不匹配这 取医生和患者这两类研究对象是探讨医患沟通障两个角度,总结了医患沟通障碍可能的心理根源 碍问题的研究基础;患者在接受或反馈信息的过最后,文章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参考 和建议。 收稿日期:2015-03-05 1被试获取:医患角色的选取与操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02117 通讯作者:朱冬青,Emai:zdq@cnu,edu.cn 在信息交换视角的医患沟通模型中,医生和 2129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Vol. 23, No. 12, 2129–2141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5.02129 2129 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解析：信息交换视角* 王丹旸 朱冬青 (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 北京 100048) 摘 要 医患沟通指医生与患者之间信息交换的过程。基于信息交换视角, 通过建构医患沟通模型, 解读医 患沟通障碍研究的被试获取、衡量指标和心理根源。其中, 获取医患研究对象的方式包括直接选取医患群体 或医学生和非医学生, 以及通过启动的范式操纵医患角色; 衡量指标指患者的心理反应, 包括患者的心理感 受、对医嘱的认知、对医嘱的遵从、健康恢复等; 心理根源可归为医患个体特征的作用差异和沟通需求的结 构不匹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 丰富启动方法, 补充认知指标, 深化心理根源, 开发教育模式。 关键词 医患沟通障碍; 信息交换; 医患角色的操纵; 心理根源 分类号 R395 实施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离不开良好的医患关 系, 而顺畅的医患沟通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最 根本的途径。然而, 现实中的医患沟通过程极为 复杂, 这其中涉及众多要素以及不同要素之间的 交互作用, 例如心理要素、生理要素、物理要素 和经济要素。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导致医患沟通障 碍的出现, 从而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 如何 使医生和患者进行更好的沟通, 如何避免沟通障 碍等问题不仅受到了社会的重视, 同样受到了学 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早在 1984 年, Frankel 就阐述了对医患沟通过 程的理解。他提出, 医患沟通是指医生与患者之 间信息交换的过程, 而各种不同的心理因素以及 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会对该过程产生影响(Frankel, 1984)。由此, 本文提出信息交换视角的医患沟通 模型(如图 1 所示), 将医患沟通视为医生向患者 传递信息, 患者接受或向医生反馈信息的过程。 在该模型中, 医生、患者、信息为三个核心要素, 其中医生和患者是医患沟通的主体, 信息是医患 沟通的客体。基于上述模型可知, 科学有效地获 取医生和患者这两类研究对象是探讨医患沟通障 碍问题的研究基础; 患者在接受或反馈信息的过 收稿日期: 2015-03-05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02117)。 通讯作者: 朱冬青, E-mail: zdq@cnu.edu.cn 程中所产生的心理反应代表着医患沟通的效果, 也是医患沟通障碍的衡量指标; 围绕该模型中医 生、患者、信息三个核心要素, 医患个体特征的 作用差异和沟通需求的结构不匹配都可能影响医 患沟通的效果, 成为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根源。 图 1 医患沟通模型：信息交换视角 基于此, 本文对医患沟通障碍的被试获取、 衡量指标和心理根源进行解读。首先, 文章从获 取医生和患者这两类沟通主体的角度, 回顾了医 患沟通障碍研究中医患角色选取和操纵的最新方 法; 其次, 文章关注了医患沟通障碍的衡量指标, 归纳了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患者反应、认知、行为、 结果等不同层面的心理反应; 再次, 文章从医患 个体特征的作用差异和沟通需求的结构不匹配这 两个角度, 总结了医患沟通障碍可能的心理根源; 最后, 文章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参考 和建议。 1 被试获取：医患角色的选取与操纵 在信息交换视角的医患沟通模型中, 医生和

2130 心理科学进展 第23卷 患者是医患沟通的两大主体。通过科学有效的手Mori, Sturgeon,& Majid,20)l 段获取医生和患者这两类研究对象是研究医患沟 近期,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通过角色启动的 通障碍问题的根本基础,并且获取医生和患者研方法对一般人群进行操纵,以获得不同的医患角 究对象的可行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医患沟通色。例如, Zikmund- Fisher,Sar, Fagerlin和Ubel 障碍研究的难度。而以往研究通常采用三种方式(2006)通过要求被试进行角色想象启动被试的患 获得医患的社会角色:直接选取真实的医患群体,者角色、医生角色或者患者家属的角色。具体而 选取医学院和非医学院的学生,通过启动的方式言,启动被试的患者角色时,研究者要求被试想 操纵一般人群的医患角色。其中,前两种方法采象自己患有严重的流感,且正在遭受一系列不舒 用自然取样的方式选取研究对象,后一种方法采服的症状,包括经常咳嗽、呼吸不畅等。启动被 用实验室的启动范式操纵研究对象 试的医生角色时,研究者向被试提供一系列医生 首先,医患沟通领域中,最常见的选取研究的日常行为,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每天都重复上述 对象的方法就是选取真实的医生和患者群体。此行为,包括按时到岗、听诊、观察检查结果、开 种取样的方法常见于三类研究主题:探讨衡量医药、开医嘱等。同样地,启动患者家属角色的想 患沟通效果的指标(李虹,赵守盈,叶浩生,2008,象情境包括亲人生病,陪伴亲人就诊,共同等待 Cherry, Fletcher,& O'Sullivan,2013; Frond, Lampi,各类医疗结果等。此外,由于医生和患者存在情 Larsson,& von essen,2009; Kuzari, Biderman,&绪差异( Zikmund- Fisher et al,2006),并且受到医 Cwikel,2013; Masland,Kang,&Ma,2011; Posner生尊重对患者来说比对一般人更重要 lucas&st & Hamstra,2013; Slatore et al,.2010,探讨影响医lare,2010),所以研究者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对医 患沟通效果的因素(黄玉莲,尚鹤睿,2011;杨辰患角色的启动效果进行操作检查。目前,启动医 枝子,傅榕赓,2014, Basanez, blanco, Collazo,患角色的方法主要用于探讨医生和患者的认知差 Bege,& Crano,2013; Hagihara& Tarumi,2006;异,例如,患者是否会做出比医生更保守的决策 Avery et al,2006, Nordman, Verhaak, van Beljouw,( Zikmund-Fisher et al.,2006),患者是否会对恢复 van Dulmen, 2010; Yanez, Stanton, Maly, 2012 状况形成与医生不同的预期( Clucas& St claire, 和验证某种提升沟通效果的途径是否有效( Aubin-2010)等,而此类研究一般不涉及临床经验或者实 Auger et al,2013, Bernhard et al,2012, Butow et al,践操作的内容 2014; Curtis et al., 2013: Edwards Elwyn, 200 2衡量指标:患者的心理反应 Girgis et al., 2009: Hanna& Fins, 2006) 其次,选取医学院和非医学院的学生也是一 根据信息交换视角的医患沟通模型,医患沟 种较为常见的选取方法。虽然医学院学生和临床通的效果可以体现为患者反应、认知、行为、结 医生在临床经验和实践经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果等不同层面的心理反应。因此,患者的心理反 但由于医生群体与非医生群体认知方式的差异主应是衡量医患沟通障碍的指标,也是判断医患沟 要受大学教育的影响,因此,医学院的学生与临通障碍是否出现的重要依据。 床医生的认知方式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且两者均2.1反应指标:患者的心理感受 与一般人群存在明显差异。如果研究主题与临床 到目前为止,患者的满意度( Patient satisfaction 验和实践经历无关,研究者可以选取医学院和是衡量沟通效果的最普遍的指标( Cherry et al 非医学院的学生进行研究,比如研究主题为思维2013, Posner& Hamstra,2013)。由于满意度所含 方式等(eg, Clack,Alen, Cooper&Head,2004,范围较广,研究者会根据研究目的先将满意度分 Draper&Louw,2007)。除此之外,如果研究主题成不同的维度,然后再进行测量。例如,为了研究 是检验某种沟通策略课程的教学效果,那么为了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与患者生理及心理健康之间 便于安排课程或者为了探究课程对没有临床经验的关系, Frond等人(2009采用医生照顾的满意度 的学生的影响,研究者有时也会选取医学院的学量表(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Satisfaction 生而非真实的医生参与研究(丁璐,刘琦,肖远, with Care, CASC SF4.0)( Bredart et al,2001)和自 孙红,2011, Liu et al,2015; Wakeley, Shoen berg,编条目分别测量患者对医生照顾的满意度和对医

213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3 卷 患者是医患沟通的两大主体。通过科学有效的手 段获取医生和患者这两类研究对象是研究医患沟 通障碍问题的根本基础, 并且获取医生和患者研 究对象的可行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医患沟通 障碍研究的难度。而以往研究通常采用三种方式 获得医患的社会角色：直接选取真实的医患群体, 选取医学院和非医学院的学生, 通过启动的方式 操纵一般人群的医患角色。其中, 前两种方法采 用自然取样的方式选取研究对象, 后一种方法采 用实验室的启动范式操纵研究对象。 首先, 医患沟通领域中, 最常见的选取研究 对象的方法就是选取真实的医生和患者群体。此 种取样的方法常见于三类研究主题：探讨衡量医 患沟通效果的指标(李虹, 赵守盈, 叶浩生, 2008; Cherry, Fletcher, & O'Sullivan, 2013; Fröjd, Lampic, Larsson, & von Essen, 2009; Kuzari, Biderman, & Cwikel, 2013; Masland, Kang, & Ma, 2011; Posner & Hamstra, 2013; Slatore et al., 2010), 探讨影响医 患沟通效果的因素(黄玉莲, 尚鹤睿, 2011; 杨辰 枝子, 傅榕赓, 2014; Basáñez, Blanco, Collazo, Berger, & Crano, 2013; Hagihara & Tarumi, 2006; Avery et al., 2006; Noordman, Verhaak, van Beljouw, & van Dulmen, 2010; Yanez, Stanton, & Maly, 2012) 和验证某种提升沟通效果的途径是否有效(Aubin￾Auger et al., 2013; Bernhard et al., 2012; Butow et al., 2014; Curtis et al., 2013; Edwards & Elwyn, 2004; Girgis et al., 2009; Hanna & Fins, 2006)。 其次, 选取医学院和非医学院的学生也是一 种较为常见的选取方法。虽然医学院学生和临床 医生在临床经验和实践经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但由于医生群体与非医生群体认知方式的差异主 要受大学教育的影响, 因此, 医学院的学生与临 床医生的认知方式存在极大的相似性, 且两者均 与一般人群存在明显差异。如果研究主题与临床 经验和实践经历无关, 研究者可以选取医学院和 非医学院的学生进行研究, 比如研究主题为思维 方式等(e.g., Clack, Allen, Cooper & Head, 2004; Draper & Louw, 2007)。除此之外, 如果研究主题 是检验某种沟通策略课程的教学效果, 那么为了 便于安排课程或者为了探究课程对没有临床经验 的学生的影响, 研究者有时也会选取医学院的学 生而非真实的医生参与研究(丁璐, 刘琦, 肖远, 孙红, 2011; Liu et al., 2015; Yakeley, Shoenberg, Morris, Sturgeon, & Majid, 2011)。 近期, 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通过角色启动的 方法对一般人群进行操纵, 以获得不同的医患角 色。例如, Zikmund-Fisher, Sarr, Fagerlin 和 Ubel (2006)通过要求被试进行角色想象启动被试的患 者角色、医生角色或者患者家属的角色。具体而 言, 启动被试的患者角色时, 研究者要求被试想 象自己患有严重的流感, 且正在遭受一系列不舒 服的症状, 包括经常咳嗽、呼吸不畅等。启动被 试的医生角色时, 研究者向被试提供一系列医生 的日常行为, 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每天都重复上述 行为, 包括按时到岗、听诊、观察检查结果、开 药、开医嘱等。同样地, 启动患者家属角色的想 象情境包括亲人生病, 陪伴亲人就诊, 共同等待 各类医疗结果等。此外, 由于医生和患者存在情 绪差异(Zikmund-Fisher et al., 2006), 并且受到医 生尊重对患者来说比对一般人更重要(Clucas & St Claire, 2010), 所以研究者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对医 患角色的启动效果进行操作检查。目前, 启动医 患角色的方法主要用于探讨医生和患者的认知差 异, 例如, 患者是否会做出比医生更保守的决策 (Zikmund-Fisher et al., 2006), 患者是否会对恢复 状况形成与医生不同的预期(Clucas & St Claire, 2010)等, 而此类研究一般不涉及临床经验或者实 践操作的内容。 2 衡量指标：患者的心理反应 根据信息交换视角的医患沟通模型, 医患沟 通的效果可以体现为患者反应、认知、行为、结 果等不同层面的心理反应。因此, 患者的心理反 应是衡量医患沟通障碍的指标, 也是判断医患沟 通障碍是否出现的重要依据。 2.1 反应指标：患者的心理感受 到目前为止, 患者的满意度(Patient satisfaction) 是衡量沟通效果的最普遍的指标(Cherry et al., 2013; Posner & Hamstra, 2013)。由于满意度所含 范围较广, 研究者会根据研究目的先将满意度分 成不同的维度, 然后再进行测量。例如, 为了研究 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与患者生理及心理健康之间 的关系, Fröjd 等人(2009)采用医生照顾的满意度 量 表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Satisfaction with Care, CASC SF 4.0) (Brédart et al., 2001)和自 编条目分别测量患者对医生照顾的满意度和对医

第12期 王丹旸等: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解析:信息交换视角 生咨询的满意度。为了探讨医生和患者对医患沟 Hayward, Smith,&Ker,2002)。通常研究者采用 通效果的评价差异, Goldzweig等人(2015测量了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患者对医嘱的理解程度。举 患者对医生的认知支持、情感支持和与家庭成员例而言,研究者会请患者选择一个等级,从而评 的沟通这三个维度的满意度。而 Yanez等人(2012)估患者对医学检查和治疗的理解程度( Hagihara& 为了衡量“以患者为中心”沟通方法的效果,就仅 Tarumi,2006)。还有研究者会请患者报告对医嘱 测量了患者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中相关药物说明书的理解程度,以此测量医患沟 满意度是患者对医生的主观印象,并非医生行为通的效果 Masland et a,2011)。 的准确再现(Lin& Greenfield,1982)。因此,满意 除了患者对医嘱的理解程度,认知指标还包 度通常只作为多项衡量医患沟通效果指标中的一括医患双方对同一疾病风险认知的差异 eveugele, 项指标。 Erase,& de maeseneer,2002)。一般而言,一般性 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感和对医生的尊敬程度有的风险偏好量表并不适宜测量个体对疾病的风险 时也作为衡量医惠沟通效果的反应指标( Wakeley认知。因此, Deveugele(1998)在医生的风险认知 etal,2011)。一般而言,已有测量信任感和尊重程恒定的情况下,以风险的严重性和可控性为基础 度的量表主要测量个体的稳定特质。然而,患者自编了11个条目测量患者对疾病的风险认知,从 对医生的信任感和尊重程度极易受情境的影响,而对医患双方的风险认知加以对比。条目包括 变化较大,因此无法使用一般量表加以测量。为“你认为患病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你的生活”,“你 了获得更准确的数据,研究者通常使用自编条目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患病状况”等。除 测量这两项指标。对信任感的测量通常包括患者问卷测量法之外,研究者还可以采用结构化访 对医生的能力、诊断的准确性和获得较好恢复这谈的方法测量风险认知,从而获取更深层次的数 个方面的评价。例如,“你对医生能力的信任程据。例如,Bery(2004)通过结构化访谈法探讨不 度”,“你对医生诊断结果的信任程度”,“你对获得同条件下医惠双方对疾病风险的认知差异,而访 较好恢复状况的信任程度”等( Kuzari et a,2013)。谈的程序则是请医患双方分别从成因、释义和后果 部分研究也会选取患者的情绪体验作为指标,等不同角度对疾病风险进行闸释。 比如,自信( Slatore et al,2010)、抑郁或焦虑等 由此可见,患者对医嘱的理解程度较低、医 Little et al,2001;Melo,Tan, armstrong, Schwartz,患双方对疾病风险的认知差异巨大等,都是医患 & Hornik,2013, Kostova, Carat- - Zufferey,& Schulz.,沟通出现障碍的认知指标。 014; Schenker, Stewart,Na,& Whooley,2009)。由23行为指标:患者对医嘱的遵从 于情绪体验同样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研究者 行为指标主要指患者对医嘱遵从( Compliance) 通常也使用自编条目进行测量,例如:“你对诊疗的程度。虽然患者对医嘱的遵从并非衡量医患沟 结果的担心程度”,“你在多大程度上害怕病情的通效果的直接指标,但是该指标在医患沟通的研 恶化”等( Yanez et al,2012)。同样地,个体的情绪究中使用较为广泛。这是因为,在医患沟通过程 极易受到除医患沟通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中,如果患者获得了足够的信息,或者医生对患 病情的变化和患者的恢复状况。因此,情绪体验者进行了有效的说服,那么患者在随后的治疗过 通常也仅作为参考指标出现。 程中就会更加遵从医嘱。 由此可见,患者较低的满意度、对医生较低 研究者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测量这一行为指 的信任感和尊敬程度、诊疗和恢复过程中的负性标:生理指标的对比和患者的自我报告。首先,生 情绪体验等,都可作为医患沟通出现障碍的反应理指标对比法是一种间接的方法。通常医生会针 指标 对患者的某些症状提出某些医嘱,例如控制饮食 2.2认知指标:患者对医嘱的认知 或者减少某种食物的摄入。如果患者遵从了医嘱, 医患沟通最直接的目的是通过医生的解释,在某些方面进行了控制,那么患者的体重或者血 患者可以充分理解信息的含义,例如治疗方案的浆中某些物质的含量等生理指标就会发生变化。 含义。因此,患者对医嘱的理解程度是衡量医患而研究者通过比较患者某些生理指标前后测的差 沟通效果最重要的认知指标( Heisler, Bouknight,异,测量患者对医嘱的遵从程度( Aaron,1988

第 12 期 王丹旸等: 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解析：信息交换视角 2131 生咨询的满意度。为了探讨医生和患者对医患沟 通效果的评价差异, Goldzweig 等人(2015)测量了 患者对医生的认知支持、情感支持和与家庭成员 的沟通这三个维度的满意度。而 Yanez 等人(2012) 为了衡量“以患者为中心”沟通方法的效果, 就仅 测量了患者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 满意度是患者对医生的主观印象, 并非医生行为 的准确再现(Linn & Greenfield, 1982)。因此, 满意 度通常只作为多项衡量医患沟通效果指标中的一 项指标。 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感和对医生的尊敬程度有 时也作为衡量医患沟通效果的反应指标(Yakeley et al., 2011)。一般而言, 已有测量信任感和尊重程 度的量表主要测量个体的稳定特质。然而, 患者 对医生的信任感和尊重程度极易受情境的影响, 变化较大, 因此无法使用一般量表加以测量。为 了获得更准确的数据, 研究者通常使用自编条目 测量这两项指标。对信任感的测量通常包括患者 对医生的能力、诊断的准确性和获得较好恢复这 三个方面的评价。例如, “你对医生能力的信任程 度”, “你对医生诊断结果的信任程度”, “你对获得 较好恢复状况的信任程度”等(Kuzari et al., 2013)。 部分研究也会选取患者的情绪体验作为指标, 比如, 自信(Slatore et al., 2010)、抑郁或焦虑等 (Little et al., 2001; Mello, Tan, Armstrong, Schwartz, & Hornik, 2013; Kostova, Caiata-Zufferey, & Schulz, 2014; Schenker, Stewart, Na, & Whooley, 2009)。由 于情绪体验同样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 研究者 通常也使用自编条目进行测量, 例如：“你对诊疗 结果的担心程度”, “你在多大程度上害怕病情的 恶化”等(Yanez et al., 2012)。同样地, 个体的情绪 极易受到除医患沟通外其他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 病情的变化和患者的恢复状况。因此, 情绪体验 通常也仅作为参考指标出现。 由此可见, 患者较低的满意度、对医生较低 的信任感和尊敬程度、诊疗和恢复过程中的负性 情绪体验等, 都可作为医患沟通出现障碍的反应 指标。 2.2 认知指标：患者对医嘱的认知 医患沟通最直接的目的是通过医生的解释, 患者可以充分理解信息的含义, 例如治疗方案的 含义。因此, 患者对医嘱的理解程度是衡量医患 沟通效果最重要的认知指标(Heisler, Bouknight, Hayward, Smith, & Kerr, 2002)。通常研究者采用 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患者对医嘱的理解程度。举 例而言, 研究者会请患者选择一个等级, 从而评 估患者对医学检查和治疗的理解程度(Hagihara & Tarumi, 2006)。还有研究者会请患者报告对医嘱 中相关药物说明书的理解程度, 以此测量医患沟 通的效果(Masland et al., 2011)。 除了患者对医嘱的理解程度, 认知指标还包 括医患双方对同一疾病风险认知的差异(Deveugele, Derese, & de Maeseneer, 2002)。一般而言, 一般性 的风险偏好量表并不适宜测量个体对疾病的风险 认知。因此, Deveugele (1998)在医生的风险认知 恒定的情况下, 以风险的严重性和可控性为基础 自编了 11 个条目测量患者对疾病的风险认知, 从 而对医患双方的风险认知加以对比。条目包括, “你认为患病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你的生活”, “你 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患病状况”等。除 了问卷测量法之外, 研究者还可以采用结构化访 谈的方法测量风险认知, 从而获取更深层次的数 据。例如, Berry (2004)通过结构化访谈法探讨不 同条件下医患双方对疾病风险的认知差异, 而访 谈的程序则是请医患双方分别从成因、释义和后果 等不同角度对疾病风险进行阐释。 由此可见, 患者对医嘱的理解程度较低、医 患双方对疾病风险的认知差异巨大等, 都是医患 沟通出现障碍的认知指标。 2.3 行为指标：患者对医嘱的遵从 行为指标主要指患者对医嘱遵从(Compliance) 的程度。虽然患者对医嘱的遵从并非衡量医患沟 通效果的直接指标, 但是该指标在医患沟通的研 究中使用较为广泛。这是因为, 在医患沟通过程 中, 如果患者获得了足够的信息, 或者医生对患 者进行了有效的说服, 那么患者在随后的治疗过 程中就会更加遵从医嘱。 研究者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测量这一行为指 标：生理指标的对比和患者的自我报告。首先, 生 理指标对比法是一种间接的方法。通常医生会针 对患者的某些症状提出某些医嘱, 例如控制饮食 或者减少某种食物的摄入。如果患者遵从了医嘱, 在某些方面进行了控制, 那么患者的体重或者血 浆中某些物质的含量等生理指标就会发生变化。 而研究者通过比较患者某些生理指标前后测的差 异, 测量患者对医嘱的遵从程度(Aaron, 1988;

2132 心理科学进展 第23卷 Basanez et al,2013)。然而,某些疾病的生理指标者的健康恢复产生负性影响 变化不明显且变化的周期长。在这种情况下,研 究者则倾向于选择自我报告的方法。自我报告法3心理根源:个体特征与沟通需求 中,研究者首先向患者提供一张医嘱列表,然后 在信息交换视角的医患沟通模型中,围绕医 请患者评价自己在每项行为指标上的遵从程度。生、患者、信息三个核心要素,我们可以从医患 由于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会有偏差,所以研究者个体特征的作用差异和沟通需求的结构不匹配两 在使用该方法时应尽量将医嘱提供的行为罗列详个角度分析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根源。其中,个 细,从而提升患者报告的准确性( lagihara& Tarumi,体特征的作用差异主要关注医患自身固有特征的 2006;wang, Briskie,Hu, Majewski,& Inglehart,影响,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认知加工和知识经 2010)。值得注意的是,影响患者是否遵从医嘱的验的差异、人格和情绪特征;沟通需求的结构不 其他原因还有很多,例如患者的经济条件。因此,匹配主要指在沟通过程中,医生的给予与患者的 患者遵从医嘱的行为指标通常只作为多种沟通指需求之间不匹配,包括信息结构不匹配和心理结 标之一。 构不匹配 由此可见,患者遵从医嘱的行为意愿较低,3.1个体特征的作用差异 或许说明医患沟通并不顺畅 3.1.1人口统计学特征 24结果指标:患者的健康恢复 (1)性别特征 如果医患沟通有效,医生可以提升患者恢复 医生的性别会显著影响患者的满意度。研究 健康的自信,并增加患者对疾病的控制感,从而者发现,相比男医生,患者对女医生的满意度更 说服患者遵从医嘱,更快更好地恢复健康。因此,高( Bertakis, Franks,& Azari,203)。一个可能的原 患者治疗后的健康恢复情况有时也作为衡量医患因是女医生会更关注患者心理的不适感,而男医 沟通效果的指标之一( Goldzweig et al,2015)。研生则倾向于关注患者的生理指标( Bertakis,2009 究者通常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测量个体的身体状 Shin et al,2015),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女医生更 况和生活质量等指标。例如, Yanez等人(2012)选关注病人的心理需求,提供更多缓解压力、调节 用36条目的医疗结果研究简表( The Medical情绪的信息,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 Jefferson Outcomes Study Short Form, MOS SF-36)(Pippalla, Bloor, Birks, Hewitt, bland, 2013)o 1999)和6条日的乳腺癌预防症状自评量表(The 而且,医患不同的性别组合可能会对医患沟 Breast Prevention Trial Symptom Checklist,通的效果产生不同的作用。医患性别相同时,医 BCPT)( Stanton, Bernards,&Ganz,2005)测量患患沟通方式会很友好,医生会关注患者的生理指 者的生理感受和社会心理功能。此外,研究者有标和心理需求。尤其当医患均为女性时,医患沟 时也会使用生理仪器测量患者的健康恢复情况通最充分,既包括生理和心理信息的交流,也包 ( Basanez et al,2013)。 括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 Sandhu, Adams, Singleton 但是,影响个体生理状况的因素很多,包括 Clark-Carter,&Kidd,2009)。这与 Adams等人 个体自身的特质,其他生活事件的影响等。由于(2008)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女医生更关注女患 上述因素很难控制,因此,患者的健康恢复这一者的细节信息和情感信息。相较同性组合,异性 结果指标应用的范围也较为有限。例如,有研究组合的医患沟通并不理想。男医生面对女患者时, 者发现,医患沟通并不会影响癌症患者治疗后的双方地位差异明显,医生表现出更少的以病人为 健康恢复和生活质量( Avery et al,2006)。研究者中心的沟通方式,而患者则表现出更多的顺从行 对此的解释为,癌症属于慢性疾病,治疗时间长,为;女医生面对男患者时,双方均表现强势,医 影响患者健康恢复的因素也较多,沟通的作用则生的表达方式也较为强烈。因此,医患的性别组 相对降低。因此,只有当所患疾病属于短时间内合或许会成为加大医患沟通难度的因素之一。 可以痊愈的类型时,患者的健康恢复状况才有可 (2)经济条件或受教育水平 能作为医患沟通效果的指标之一。 患者的经济条件或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医 由此可见,医患沟通障碍也可能表现为对患患沟通的效果。当患者的经济条件有限或受教育

2132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3 卷 Basáñez et al., 2013)。然而, 某些疾病的生理指标 变化不明显且变化的周期长。在这种情况下, 研 究者则倾向于选择自我报告的方法。自我报告法 中, 研究者首先向患者提供一张医嘱列表, 然后 请患者评价自己在每项行为指标上的遵从程度。 由于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会有偏差, 所以研究者 在使用该方法时应尽量将医嘱提供的行为罗列详 细, 从而提升患者报告的准确性(Hagihara & Tarumi, 2006; Wang, Briskie, Hu, Majewski, & Inglehart, 2010)。值得注意的是, 影响患者是否遵从医嘱的 其他原因还有很多, 例如患者的经济条件。因此, 患者遵从医嘱的行为指标通常只作为多种沟通指 标之一。 由此可见, 患者遵从医嘱的行为意愿较低, 或许说明医患沟通并不顺畅。 2.4 结果指标：患者的健康恢复 如果医患沟通有效, 医生可以提升患者恢复 健康的自信, 并增加患者对疾病的控制感, 从而 说服患者遵从医嘱, 更快更好地恢复健康。因此, 患者治疗后的健康恢复情况有时也作为衡量医患 沟通效果的指标之一(Goldzweig et al., 2015)。研 究者通常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测量个体的身体状 况和生活质量等指标。例如, Yanez 等人(2012)选 用 36 条目的医疗结果研究简表(The Medical Outcomes Study Short Form, MOS SF-36) (Pippalla, 1999)和 6 条目的乳腺癌预防症状自评量表(The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Trial Symptom Checklist, BCPT) (Stanton, Bernaards, & Ganz, 2005)测量患 者的生理感受和社会心理功能。此外, 研究者有 时也会使用生理仪器测量患者的健康恢复情况 (Basáñez et al., 2013)。 但是, 影响个体生理状况的因素很多, 包括 个体自身的特质, 其他生活事件的影响等。由于 上述因素很难控制, 因此, 患者的健康恢复这一 结果指标应用的范围也较为有限。例如, 有研究 者发现, 医患沟通并不会影响癌症患者治疗后的 健康恢复和生活质量(Avery et al., 2006)。研究者 对此的解释为, 癌症属于慢性疾病, 治疗时间长, 影响患者健康恢复的因素也较多, 沟通的作用则 相对降低。因此, 只有当所患疾病属于短时间内 可以痊愈的类型时, 患者的健康恢复状况才有可 能作为医患沟通效果的指标之一。 由此可见, 医患沟通障碍也可能表现为对患 者的健康恢复产生负性影响。 3 心理根源：个体特征与沟通需求 在信息交换视角的医患沟通模型中, 围绕医 生、患者、信息三个核心要素, 我们可以从医患 个体特征的作用差异和沟通需求的结构不匹配两 个角度分析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根源。其中, 个 体特征的作用差异主要关注医患自身固有特征的 影响, 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认知加工和知识经 验的差异、人格和情绪特征; 沟通需求的结构不 匹配主要指在沟通过程中, 医生的给予与患者的 需求之间不匹配, 包括信息结构不匹配和心理结 构不匹配。 3.1 个体特征的作用差异 3.1.1 人口统计学特征 (1)性别特征 医生的性别会显著影响患者的满意度。研究 者发现, 相比男医生, 患者对女医生的满意度更 高(Bertakis, Franks, & Azari, 2003)。一个可能的原 因是女医生会更关注患者心理的不适感, 而男医 生则倾向于关注患者的生理指标(Bertakis, 2009; Shin et al., 2015);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女医生更 关注病人的心理需求, 提供更多缓解压力、调节 情绪的信息 , 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 (Jefferson, Bloor, Birks, Hewitt, & Bland, 2013)。 而且, 医患不同的性别组合可能会对医患沟 通的效果产生不同的作用。医患性别相同时, 医 患沟通方式会很友好, 医生会关注患者的生理指 标和心理需求。尤其当医患均为女性时, 医患沟 通最充分, 既包括生理和心理信息的交流, 也包 括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Sandhu, Adams, Singleton, Clark-Carter, & Kidd, 2009)。这与 Adams 等人 (2008)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即女医生更关注女患 者的细节信息和情感信息。相较同性组合, 异性 组合的医患沟通并不理想。男医生面对女患者时, 双方地位差异明显, 医生表现出更少的以病人为 中心的沟通方式, 而患者则表现出更多的顺从行 为; 女医生面对男患者时, 双方均表现强势, 医 生的表达方式也较为强烈。因此, 医患的性别组 合或许会成为加大医患沟通难度的因素之一。 (2)经济条件或受教育水平 患者的经济条件或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医 患沟通的效果。当患者的经济条件有限或受教育

第12期 王丹旸等: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解析:信息交换视角 水平较低时,医患沟通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3.1.2认知和经验特征 (Willems, de maesschalck, Deveugele, Derese, de (1)认知加工的差异 Maeseneer,2005)。主要原因可能是,经济条件有 般而言,医患双方对医疗信息认知方式的 限的患者表达能力有限,因此,他们在沟通过程差异是破坏医患沟通最直接的原因。通过对比医 中较少提问、较少参与。这会使医生产生错误的学院的学生和非医学院的学生,研究者详细地揭 认知,认为他们不需也不愿了解细节信息或参与示了二者认知方式的巨大差异( Clack et 决策,从而忽视了他们这方面的需求,最终导致2004)。就知觉模式( Mode of perception)而言,医 患者的满意度降低( Verlinde, de laender,de生表现为直觉认知( ntuitive perception),关注概 Maesschalck, Deveugele, willems, 2012)o 括性的问题,强调抽象、概括,倾向问“为什么 患者的经济条件或受教育水平不同,他们所而患者表现为感觉认知 Sensing perception),关注 期待的沟通方式也不同。以中国患者为被试的研细节性的问题,强调清晰、详细,倾向问“是什么 究显示,受教育水平较高或者经济状况较好的患和“怎么样”。就决策过程( Decision processing)而 者希望医生可以告知所有真实的信息;而受教育言,医生采用思维判断( Thinking judgment),重视 水平较低或者经济状况较差的患者则希望医生在客观证据与信息传递;患者采用情感判断( Feeling 提供负性消息时可以更加委婉,或者经由家属向 judgment),重视主观感受与和谐气氛。因此,医 患者传达类似的信息 Li et al,2012) 生关注生理指标,重视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而 此外,受教育水平不同的患者对参与医疗决患者关注心理感受,对情绪体验更敏感。就决策 策也有不同的理解。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患者认为,倾向而言,医生以判断倾向( Judging orientation) 参与医疗决策意味着医生需要告知患者必要的信为主,关注最终的选择和决定,不喜欢繁杂的程 息,与患者进行讨论,并共同选择治疗方案;受序,喜欢果断地进行决策。患者以知觉倾向 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则认为,参与医疗决策只需 Perceiving orientation)为主,关注决策的过程和 要患者对医生选择的最终方案表明可行或不可行程序,喜欢在最后一刻完成决定。因此,医生不喜 的态度,而不需要参与其他方面的讨论。这说明,欢较长的描述,更多关注医疗决策的最终选择;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患者显然对参与医疗决策的要求患者则更关注医疗决策的选择过程 更高( Smith, Dixon, Trevena, Nutbeam,& McCaffery 另外,医生和患者往往采用不同的策略加工 2009)。因此,当医生给予患者较多参与决策的机会医疗信息,且患者更可能出现认知偏差,从而影 时,相比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受教育水平较高响医患沟通的效果。已有元分析的研究发现,在 的患者的满意度会显著提升( Smith et al,2009)加工概率风险时,患者更多采用启发式策略,而 (3)文化与种族 医生并不使用启发式策略。当加工40%与60%的 就文化而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医生关注的指概率信息时,患者会将风险概括为较大、较小或 标存在差异,例如,罗马尼亚的医生注重心理变化,很大、很小;而医生会使用中等、中等偏上、中 波兰的医生关注生理指标( van den brink- Muinen,等偏下等词语形容此类概率风险。当加工15%以 Maaroos,& Tahepold,2008)。并且,不同文化背景 下与75%以上的概率信息时,患者通常将15%以 不同地域的群体交流习惯不同,使用的词汇也不同下的风险信息加工为治疗方案“绝对”没有风险 ( Braman& Gomez,2004; de haes& Koedoot,2003)。“绝对”会成功;而将75%以上的风险信息加工为 就种族而言,已有元分析的研究发现,医生“绝对”存在风险,“绝对”会失败。相比患者,医生 与少数种族的患者沟通时,表现出更少的情感因对概率风险的理解更加客观,并不会忽视15%以 素;而白种患者在与医生沟通时,表现出更多的下风险的失败率和75%以上风险的成功率( Wills 自信( Schouten& Meeuwesen,2006)。也有研究发 Holmes- Rovner,2003)。 现,白种患者或黄种患者更易导致不良的沟通 (2)知识经验的差异 ( Schenker et al,2009)。上述现象虽不能全部归因 医患双方知识经验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对疾病 于种族偏见,但种族偏见在医患沟通中确实存在信息、诊断信息、药物信息和其他信息等了解程 (Braman Gomez, 2004). 度的差异。疾病信息是指关于疾病的历史,危害

第 12 期 王丹旸等: 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解析：信息交换视角 2133 水平较低时, 医患沟通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Willems, de Maesschalck, Deveugele, Derese, & de Maeseneer, 2005)。主要原因可能是, 经济条件有 限的患者表达能力有限, 因此, 他们在沟通过程 中较少提问、较少参与。这会使医生产生错误的 认知, 认为他们不需也不愿了解细节信息或参与 决策, 从而忽视了他们这方面的需求, 最终导致 患者的满意度降低 (Verlinde, de Laender, de Maesschalck, Deveugele, & Willems, 2012)。 患者的经济条件或受教育水平不同, 他们所 期待的沟通方式也不同。以中国患者为被试的研 究显示, 受教育水平较高或者经济状况较好的患 者希望医生可以告知所有真实的信息; 而受教育 水平较低或者经济状况较差的患者则希望医生在 提供负性消息时可以更加委婉, 或者经由家属向 患者传达类似的信息(Li et al., 2012)。 此外, 受教育水平不同的患者对参与医疗决 策也有不同的理解。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患者认为, 参与医疗决策意味着医生需要告知患者必要的信 息, 与患者进行讨论, 并共同选择治疗方案; 受 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则认为, 参与医疗决策只需 要患者对医生选择的最终方案表明可行或不可行 的态度, 而不需要参与其他方面的讨论。这说明,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患者显然对参与医疗决策的要求 更高(Smith, Dixon, Trevena, Nutbeam, & McCaffery, 2009)。因此, 当医生给予患者较多参与决策的机会 时, 相比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 受教育水平较高 的患者的满意度会显著提升(Smith et al., 2009)。 (3)文化与种族 就文化而言, 不同文化背景的医生关注的指 标存在差异, 例如, 罗马尼亚的医生注重心理变化; 波兰的医生关注生理指标(van den Brink-Muinen, Maaroos, & Tähepõld, 2008)。并且, 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地域的群体交流习惯不同, 使用的词汇也不同 (Braman & Gomez, 2004; de Haes & Koedoot, 2003)。 就种族而言, 已有元分析的研究发现, 医生 与少数种族的患者沟通时, 表现出更少的情感因 素; 而白种患者在与医生沟通时, 表现出更多的 自信(Schouten & Meeuwesen, 2006)。也有研究发 现, 白种患者或黄种患者更易导致不良的沟通 (Schenker et al., 2009)。上述现象虽不能全部归因 于种族偏见, 但种族偏见在医患沟通中确实存在 (Braman & Gomez, 2004)。 3.1.2 认知和经验特征 (1)认知加工的差异 一般而言, 医患双方对医疗信息认知方式的 差异是破坏医患沟通最直接的原因。通过对比医 学院的学生和非医学院的学生, 研究者详细地揭 示了二者认知方式的巨大差异 (Clack et al., 2004)。就知觉模式(Mode of perception)而言, 医 生表现为直觉认知(Intuitive perception), 关注概 括性的问题, 强调抽象、概括, 倾向问“为什么”; 而患者表现为感觉认知(Sensing perception), 关注 细节性的问题, 强调清晰、详细, 倾向问“是什么” 和“怎么样”。就决策过程(Decision processing)而 言, 医生采用思维判断(Thinking judgment), 重视 客观证据与信息传递; 患者采用情感判断(Feeling judgment), 重视主观感受与和谐气氛。因此, 医 生关注生理指标, 重视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 而 患者关注心理感受, 对情绪体验更敏感。就决策 倾向而言, 医生以判断倾向(Judging orientation) 为主, 关注最终的选择和决定, 不喜欢繁杂的程 序 , 喜欢果断地进行决策。患者以知觉倾向 (Perceiving orientation)为主, 关注决策的过程和 程序, 喜欢在最后一刻完成决定。因此, 医生不喜 欢较长的描述, 更多关注医疗决策的最终选择; 患者则更关注医疗决策的选择过程。 另外, 医生和患者往往采用不同的策略加工 医疗信息, 且患者更可能出现认知偏差, 从而影 响医患沟通的效果。已有元分析的研究发现, 在 加工概率风险时, 患者更多采用启发式策略, 而 医生并不使用启发式策略。当加工 40%与 60%的 概率信息时, 患者会将风险概括为较大、较小或 很大、很小; 而医生会使用中等、中等偏上、中 等偏下等词语形容此类概率风险。当加工 15%以 下与 75%以上的概率信息时, 患者通常将 15%以 下的风险信息加工为治疗方案“绝对”没有风险, “绝对”会成功; 而将 75%以上的风险信息加工为 “绝对”存在风险, “绝对”会失败。相比患者, 医生 对概率风险的理解更加客观, 并不会忽视 15%以 下风险的失败率和 75%以上风险的成功率(Wills & Holmes-Rovner, 2003)。 (2)知识经验的差异 医患双方知识经验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对疾病 信息、诊断信息、药物信息和其他信息等了解程 度的差异。疾病信息是指关于疾病的历史, 危害

心理科学进展 第23卷 性等;诊断信息是指诊断手段和诊断标准等,药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研究者发现,医生分享的 物信息是指治疗不同阶段的用药和药物的副作用信息增多可以加深患者对药物疗效以及选择某一 等;其他信息则包括治疗中的相关术语等( Talen,治疗方案原因的理解( Masland et a,2011)。此外 Grampp, Tucker, Schultz, 2008)o 是否对患病原因和诊断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也会 已有正面的研究 示,医患双方关于疾影响患者的满意度及其对医嘱的遵从程度( Basanez 病的知识差异越小,患者的焦虑水平越低。研究者eta,2013, Wang et al,2010)。然而,研究者却发 推测可能存在两个原因:一是当对不严重的疾病有现,在评估交换信息是否充足时,医生的评估往 深入了解时,患者的焦虑水平较低;二是医患双方往高于患者,即医生会低估患者所需的信息量 的知识经验差异较小,医患沟通的效果更好Lm( Heisig et al,2014; Palmer et al,2014)。而且,急 etal,2011)。也有反面的研究发现,医患双方知识救的时间压力和就诊人数过多的工作压力都使得 经验的巨大差异极易造成双方对术语的理解偏差,医生更愿意采用“以医生为中心”的沟通方式。这 从而导致医患沟通障碍。一方面,患者对很多医学种方式会简化信息,仅向患者提供部分信息和部 术语并不能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包括骨科的大多分备选方案( Gregory, Peters,& Slovic,2011) 数医疗术语( Bagley, Hunter,& Bacarese- Hamilton, (2)信息类型 2011),另一方面,医生对75%的医疗术语都没有给 就信息类型而言,医生提供和关注的信息与 予相应的解释,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进行解释患者的需要并不匹配。已有研究发现,越来越多 (Bourquin, Stiefel, Mast, Bonvin, Berney, 2015) 的医疗工作者开始将最新的临床发现传达给患者 其他沟通领域的研究者也证实了知识经验的( Nelson, Reyna, Fagerlin, Lipkus,& Peters,2008)。 差异会通过沟通方式与沟通层次对沟通效果产生然而,医学研究结果通常以数据形式呈现,医生 影响。具体而言,知识经验丰富的个体更倾向于理解这些数据信息尚且困难,更遑论普通患者 以整体的方式,更上位的层次进行沟通;而知识( Reyna& Brainerd,2007)。况且,有些患者计算能 经验贫乏的个体更倾向于以局部的方式,更下位力较低,这些数据信息不仅无法科学引导患者,反 的层次进行沟通( Humphris,2002, Kroshus, Baugh,而容易误导患者( Reyna, Nelson,Han,& Dieckmann, Hawrilenko, daneshvar, 2015) 2009)。 3.1.3人格和情绪特征 此外,研究者发现,当医生同时关注患者的 已有研究者探讨了医生的大五人格对长期保生理信息和心理感受,并且能有效缓解患者的心 持的医患关系的预测力。结果发现,医生大五人理焦虑时,患者的满意度会更高,沟通效果会更 格中的开放性和责任感可以显著预测患者一年后好( Bertakis,2009)。然而,纵向分析却显示,医生 的满意感,即医生的开放性越高,责任感越强,更多以任务为导向,更少关注患者的心理感受 患者的满意度越高( Duberstein, Meldrum, Fiscella,( Bensing et al,2006;, Finset,2014)。并且,研究者 Shields,& Epstein,2007)。而患者的人格对医患沟通过实际观察也发现,大部分医生会忽略患者的 通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内控型或自我效能感更强的理变化( Kenny et al,2010) 患者参与医患沟通或进行医疗决策的意愿更高 (3)信息传达方式 ( Braman Gomez, 2004) 患者往往期待医生的信息传达方式能够更加积 此外,患者的情绪也会对医患沟通产生影极有效。 Deledda, Moretti. Rimondini和 Zimmermann 响。相比低抑郁情绪的个体,高抑郁情绪的个体(2013)发现,医生沟通时的语调更友善、医生回答 加入医患沟通的意愿更低,同时表现为更少进行患者问题时的态度更温和、医生提供积极信息时 医疗决策,比如表达观点、提问、提出意见的次更多使用缓解气氛的幽默用词等,都可能提升医 数偏少( Beverly et al.,2012)。 患沟通的效果。特别是对女性而言,这种友善的 3.2沟通需求的结构不匹配 沟通方式和丰富的情绪调节技巧可以显著提升医 321信息需求结构不匹配 生与女患者沟通的效果( Kafetsios, Anagnostopoulos, (1)信息数量 Lempesis, Valindra, 2014) 在医患沟通的过程中,医生提供的信息数量 此外,医生有时在与患者沟通时会使用模糊

213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3 卷 性等; 诊断信息是指诊断手段和诊断标准等, 药 物信息是指治疗不同阶段的用药和药物的副作用 等; 其他信息则包括治疗中的相关术语等(Talen, Grampp, Tucker, & Schultz, 2008)。 已有正面的研究证据显示, 医患双方关于疾 病的知识差异越小, 患者的焦虑水平越低。研究者 推测可能存在两个原因：一是当对不严重的疾病有 深入了解时, 患者的焦虑水平较低; 二是医患双方 的知识经验差异较小, 医患沟通的效果更好(Lim et al., 2011)。也有反面的研究发现, 医患双方知识 经验的巨大差异极易造成双方对术语的理解偏差, 从而导致医患沟通障碍。一方面, 患者对很多医学 术语并不能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包括骨科的大多 数医疗术语(Bagley, Hunter, & Bacarese- Hamilton, 2011); 另一方面, 医生对 75%的医疗术语都没有给 予相应的解释,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进行解释 (Bourquin, Stiefel, Mast, Bonvin, & Berney, 2015)。 其他沟通领域的研究者也证实了知识经验的 差异会通过沟通方式与沟通层次对沟通效果产生 影响。具体而言, 知识经验丰富的个体更倾向于 以整体的方式, 更上位的层次进行沟通; 而知识 经验贫乏的个体更倾向于以局部的方式, 更下位 的层次进行沟通(Humphris, 2002; Kroshus, Baugh, Hawrilenko, & Daneshvar, 2015)。 3.1.3 人格和情绪特征 已有研究者探讨了医生的大五人格对长期保 持的医患关系的预测力。结果发现, 医生大五人 格中的开放性和责任感可以显著预测患者一年后 的满意感, 即医生的开放性越高, 责任感越强, 患者的满意度越高(Duberstein, Meldrum, Fiscella, Shields, & Epstein, 2007)。而患者的人格对医患沟 通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内控型或自我效能感更强的 患者参与医患沟通或进行医疗决策的意愿更高 (Braman & Gomez, 2004)。 此外, 患者的情绪也会对医患沟通产生影 响。相比低抑郁情绪的个体, 高抑郁情绪的个体 加入医患沟通的意愿更低, 同时表现为更少进行 医疗决策, 比如表达观点、提问、提出意见的次 数偏少(Beverly et al., 2012)。 3.2 沟通需求的结构不匹配 3.2.1 信息需求结构不匹配 (1)信息数量 在医患沟通的过程中, 医生提供的信息数量 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研究者发现, 医生分享的 信息增多可以加深患者对药物疗效以及选择某一 治疗方案原因的理解(Masland et al., 2011)。此外, 是否对患病原因和诊断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也会 影响患者的满意度及其对医嘱的遵从程度(Basáñez et al., 2013; Wang et al., 2010)。然而, 研究者却发 现, 在评估交换信息是否充足时, 医生的评估往 往高于患者, 即医生会低估患者所需的信息量 (Heisig et al., 2014; Palmer et al., 2014)。而且, 急 救的时间压力和就诊人数过多的工作压力都使得 医生更愿意采用“以医生为中心”的沟通方式。这 种方式会简化信息, 仅向患者提供部分信息和部 分备选方案(Gregory, Peters, & Slovic, 2011)。 (2)信息类型 就信息类型而言, 医生提供和关注的信息与 患者的需要并不匹配。已有研究发现, 越来越多 的医疗工作者开始将最新的临床发现传达给患者 (Nelson, Reyna, Fagerlin, Lipkus, & Peters, 2008)。 然而, 医学研究结果通常以数据形式呈现, 医生 理解这些数据信息尚且困难, 更遑论普通患者 (Reyna & Brainerd, 2007)。况且, 有些患者计算能 力较低, 这些数据信息不仅无法科学引导患者, 反 而容易误导患者(Reyna, Nelson, Han, & Dieckmann, 2009)。 此外, 研究者发现, 当医生同时关注患者的 生理信息和心理感受, 并且能有效缓解患者的心 理焦虑时, 患者的满意度会更高, 沟通效果会更 好(Bertakis, 2009)。然而, 纵向分析却显示, 医生 更多以任务为导向, 更少关注患者的心理感受 (Bensing et al., 2006; Finset, 2014)。并且, 研究者 通过实际观察也发现, 大部分医生会忽略患者的 心理变化(Kenny et al., 2010)。 (3)信息传达方式 患者往往期待医生的信息传达方式能够更加积 极有效。Deledda, Moretti, Rimondini 和 Zimmermann (2013)发现, 医生沟通时的语调更友善、医生回答 患者问题时的态度更温和、医生提供积极信息时 更多使用缓解气氛的幽默用词等, 都可能提升医 患沟通的效果。特别是对女性而言, 这种友善的 沟通方式和丰富的情绪调节技巧可以显著提升医 生与女患者沟通的效果(Kafetsios, Anagnostopoulos, Lempesis, & Valindra, 2014)。 此外, 医生有时在与患者沟通时会使用模糊

第12期 王丹旸等: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解析:信息交换视角 限制语,即将不易表达的信息说得不确定,从而程度远未达到自身预期( Zhang et a,2011),而医 避免武断。例如,“应该会更好”,“可能因为……也生对患者参与医疗决策的重要性评估显著低于患 可能因为……:”(阳雨君,2013)。这往往会降低患者( Hagihara& Tarumi,2006)。这说明,医生对患 者对医生的信任感以及患者对治疗方案的准确理者参与医疗决策的重视不够,并未充分考虑患者 解(隆娟,王茜,吴卉,2012)。可喜的是,信息传达参与决策的需求 方式已经开始受到医生的重视,医生的表现也更 (3)权势( Power)差距 加令人满意( Finset,2014)。 在医患沟通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患者希望 3.22心理需求结构不匹配 与医生保持不同的权势差距。医患之间的权势 (1)情感需求 ( Power)差距指医生对患者的影响远大于患者 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往往具有强烈的情感需求,医生的影响,即权势不平衡( Gabel,2012)。以往研 希望获得社会支持和精神尊重。研究者发现,患究发现,医患双方权势差距越大,患者对医生的 者社会支持的需求体现在四个方面:理解患者目信任感越强(Hlen, Onderwater, van zwieten,de 前的情绪,理解患者知晓病情后可能的情绪,理Haes,& Smets,2012)。另有研究者发现,对关节炎 解患者情绪对其健康的影响,以及理解如何减弱患者而言,医患权势差异越小,患者生理疼痛的 患者的不良情绪( Finset,2012)尤其是当获得罹患水平越低,体验到的抑郁情绪越少( Kostova et al., 绝症的信息或接受风险性极高的手术信息时,患2014)。同样地,对老年患者而言,医患双方权势 者的心理状态通常会出现巨大变化,从而引发过差距越大,他们的满意度越低,甚至导致其生活 度焦虑,甚至身心疾病( Li et al,2012)。此时,他质量越差(Ko, Nelson- Becker,Park,&Shin,2013) 们更迫切地希望获得医生的社会支持( Kutzsche,因此,医患之间的权势差距对医患沟通可能产生 Partridge, Leuthner, Lantos, 2013) 微妙的影响,其作用方式有待进一步明晰。 研究也证明,医生提供的社会支持越多,患 者的生活质量越高,体验到的痛苦和抑郁也越少 未来发展方向 ( Kostova et al,2014)。此外,如果医生专注倾听的 以往医患沟通领域的研究获得了颇多具有启 时间越多,对患者消极情绪的积极应对越多(例如,发意义的结果。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 情绪上的安慰或提供数据缓解患者的焦虑),对患面进一步推进医患沟通研究领域的发展。 者的心理感受关注越多,那么患者高估风险的可41医生研究视角的拓展 能性就会降低( Deveugele et al.,2002),满意度会 回顾以往医患沟通领域的研究可知,绝大多 上升( Adams, Cimino, Arnold,& Anderson,2012;数的研究都是从患者的视角审视和探索医患沟通 Mazzi et al,2013),医患双方的矛盾也会有所减领域的问题。举例而言,以往研究在探讨医患沟 少( Roberts& Argute,200)。另外,医生对患者越通障碍的心理根源时,相比医生,研究者更加重 尊重,患者遵从医嘱的程度越高( Clucas& St claire,视患者的背景特征、心理特征、认知特征等对医 2010) 患沟通的影响,对医患沟通效果衡量指标的选择 但是,医生通常对此不够重视,往往容易忽则几乎完全局限于患者的心理反应。这说明,以 视患者的上述情感需求(Lin,Hsu,& Chong,2008,往研究较少从医生的角度探讨医患沟通的问题, Quigley et al., 2014)o 也就是对医生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重 (2)决策需求 视不够。然而,基于信息交换视角,医生作为医患 患者另一个重要的心理需求是参与医疗决沟通过程中的两大主体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会影 策。参与医疗决策是指参与决定最终的治疗方案,响医患沟通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医生的作用不 以及掌握决策的主动权(Mra, Guilabert, Perez-Jover,容忽视。已有研究已经开始尝试从医生和患者两个 & Lorenzo,2014)。一般而言,患者参与决策的程方面探讨医患沟通障碍的影响因素。例如,已有研 越高,满意度则越高,且生理和心理功能的恢究者尝试使用 Roter互动分析系统( Roter Interaction 复也越好( Arora,2003, Frojd et al,2009, Yanez et Analysis System,RIAS同时从医生和患者两个角 al,2012)。然而,患者却普遍认为参与医疗决策的度衡量医患沟通的效果( Roter& Larson,2002)比

第 12 期 王丹旸等: 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解析：信息交换视角 2135 限制语, 即将不易表达的信息说得不确定, 从而 避免武断。例如, “应该会更好”, “可能因为.......也 可能因为.......” (阳雨君, 2013)。这往往会降低患 者对医生的信任感以及患者对治疗方案的准确理 解(隆娟, 王茜, 吴卉, 2012)。可喜的是, 信息传达 方式已经开始受到医生的重视, 医生的表现也更 加令人满意(Finset, 2014)。 3.2.2 心理需求结构不匹配 (1)情感需求 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往往具有强烈的情感需求, 希望获得社会支持和精神尊重。研究者发现, 患 者社会支持的需求体现在四个方面：理解患者目 前的情绪, 理解患者知晓病情后可能的情绪, 理 解患者情绪对其健康的影响, 以及理解如何减弱 患者的不良情绪(Finset, 2012)。尤其是当获得罹患 绝症的信息或接受风险性极高的手术信息时, 患 者的心理状态通常会出现巨大变化, 从而引发过 度焦虑, 甚至身心疾病(Li et al., 2012)。此时, 他 们更迫切地希望获得医生的社会支持(Kutzsche, Partridge, Leuthner, & Lantos, 2013)。 研究也证明, 医生提供的社会支持越多, 患 者的生活质量越高, 体验到的痛苦和抑郁也越少 (Kostova et al., 2014)。此外, 如果医生专注倾听的 时间越多, 对患者消极情绪的积极应对越多(例如, 情绪上的安慰或提供数据缓解患者的焦虑), 对患 者的心理感受关注越多, 那么患者高估风险的可 能性就会降低(Deveugele et al., 2002), 满意度会 上升(Adams, Cimino, Arnold, & Anderson, 2012; Mazzi et al., 2013), 医患双方的矛盾也会有所减 少(Roberts & Aruguete, 2000)。另外, 医生对患者越 尊重, 患者遵从医嘱的程度越高(Clucas & St Claire, 2010)。 但是, 医生通常对此不够重视, 往往容易忽 视患者的上述情感需求(Lin, Hsu, & Chong, 2008; Quigley et al., 2014)。 (2)决策需求 患者另一个重要的心理需求是参与医疗决 策。参与医疗决策是指参与决定最终的治疗方案, 以及掌握决策的主动权(Mira, Guilabert, Pérez-Jover, & Lorenzo, 2014)。一般而言, 患者参与决策的程 度越高, 满意度则越高, 且生理和心理功能的恢 复也越好(Arora, 2003; Fröjd et al., 2009; Yanez et al., 2012)。然而, 患者却普遍认为参与医疗决策的 程度远未达到自身预期(Zhang et al., 2011), 而医 生对患者参与医疗决策的重要性评估显著低于患 者(Hagihara & Tarumi, 2006)。这说明, 医生对患 者参与医疗决策的重视不够, 并未充分考虑患者 参与决策的需求。 (3)权势(Power)差距 在医患沟通的过程中, 不同类型的患者希望 与医生保持不同的权势差距。医患之间的权势 (Power)差距指医生对患者的影响远大于患者对 医生的影响, 即权势不平衡(Gabel, 2012)。以往研 究发现, 医患双方权势差距越大, 患者对医生的 信任感越强(Hillen, Onderwater, van Zwieten, de Haes, & Smets, 2012)。另有研究者发现, 对关节炎 患者而言, 医患权势差异越小, 患者生理疼痛的 水平越低, 体验到的抑郁情绪越少(Kostova et al., 2014)。同样地, 对老年患者而言, 医患双方权势 差距越大, 他们的满意度越低, 甚至导致其生活 质量越差(Ko, Nelson-Becker, Park, & Shin, 2013)。 因此, 医患之间的权势差距对医患沟通可能产生 微妙的影响, 其作用方式有待进一步明晰。 4 未来发展方向 以往医患沟通领域的研究获得了颇多具有启 发意义的结果。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一步推进医患沟通研究领域的发展。 4.1 医生研究视角的拓展 回顾以往医患沟通领域的研究可知, 绝大多 数的研究都是从患者的视角审视和探索医患沟通 领域的问题。举例而言, 以往研究在探讨医患沟 通障碍的心理根源时, 相比医生, 研究者更加重 视患者的背景特征、心理特征、认知特征等对医 患沟通的影响, 对医患沟通效果衡量指标的选择 则几乎完全局限于患者的心理反应。这说明, 以 往研究较少从医生的角度探讨医患沟通的问题, 也就是对医生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重 视不够。然而, 基于信息交换视角, 医生作为医患 沟通过程中的两大主体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会影 响医患沟通的过程和结果, 因此, 医生的作用不 容忽视。已有研究已经开始尝试从医生和患者两个 方面探讨医患沟通障碍的影响因素。例如, 已有研 究者尝试使用 Roter 互动分析系统(Roter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 RIAS)同时从医生和患者两个角 度衡量医患沟通的效果(Roter & Larson, 2002)。比

心理科学进展 第23卷 如,医生询问的问题、提供的信息、是否有建立差异对医患矛盾的激化作用。 关系的行为,以及患者询问的问题、提供的信息44心理根源的深化 以及是否有建立关系的行为。此后,陆续有研究 以往研究基于信息交换视角从多个角度探讨 者使用上述系统( Butalid, Bensing,& Verhaak,了医患沟通障碍可能的心理根源,但仍然有众多 2014; Mira et al,2014)或使用其中的几个部分,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要素的影响尚待深入分析。 比如,社会支持和医生非语言沟通行为( Shin et比如,患者的先验态度、过往经历、医患之间的 al,2015),作为医患沟通效果的衡量指标。因此,心理距离、认知方式的差异等。尽管已有研究初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关注患者影响的同时,加强从步显示,患者之前不愉快的医患沟通经历会使个 生的角度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关注医患双方在体对医患沟通产生负性预期,导致患者与医生的 医患沟通过程中的交互影响。 对立并影响沟通效果(傅忠宇,2007,但不愉快的 42医患角色启动方法的丰富 医患沟通经历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发挥作用尚待进 般而言,绝大多数医患沟通的研究通过自步明晰。同样地,虽然 Clack等人(2004)较为全 然选取(选取真实的医患群体,或选取医学院和非面地总结了医生和患者群体认知风格的差异,但 医学院的学生)和启动操纵(通过启动操纵一般人并未有研究对上述差异的心理机制、边界条件、 群的医患角色)的方法获得研究对象。值得注意的干预手段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未来研 是,自然选取的方法存在诸多缺点,比如,取样究需要拓宽研究变量的范围,发现更多有价值有 的便捷性差,干扰因素多,个体参与实验的意愿意义的心理变量。同时,未来研究也需要加强对 低等。因此,不涉及实践经历的研究可以通过启心理要素作用机制的探讨。 动的范式操纵普遍人 角色,避免上述不45教育模式的开发 足。然而,我们发现,目前医患角色的启动范式较 随着医患沟通领域基础研究的发展,研究者 为单一,研究者大多通过要求被试想象特定角色开始思考如何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 的感受和行为操纵被试的社会角色 Clucas&St医患沟通工作,并开发出可提升医患沟通效果的 Claire,2010, Zikmund- Fisher et al.,2006)。因此,教育模式。现有模式包含多种教育内容和多样的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发展更具有生态效度且更方教育形式。其中,教育内容包括提升医生的沟通 便操纵的启动方法,同时未来研究也需关注社会能力( Butow et al,2014, Curtis et al,2013)、提升 角色启动后的操作检查,进而丰富和完善医患沟医生体察患者情感的能力( Aubin- auger et al 通领域获得研究对象的途径 03; Girgis et al,2009)、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模 4.3认知指标的补充 rt(Butow et al., 2014; Edwards& Elwyn, 2004); 通过回顾医患沟通障碍的衡量指标可知,相而教育形式包括理论教学、医患沟通情境模拟 比反应指标、行为指标和结果指标,认知指标与医患沟通实例分析等(Aubn- auger et al,2013 医患沟通效果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补充。例如,除 Butow et al,2014; Hanna&Fins,2006)。虽然现有 了理解程度和风险认知之外,患者的归因也可能的教育模式具有一定的实效,但这远未达到人们 是重要的认知指标。在众多医患纠纷中,相比医的预期。已有研究发现,目前短期教育的模式并 生,患者或患者家属更多地将治疗效果不佳归因不能长期改变医生惯有的沟通模式,而只有将医 为医生的过错和不负责任,而这种敌意归因极易患沟通教育渗透到医生的实际工作中,教育的效 导致患者的负性情绪以及医患之间的心理对立,果才有可能稳定( Edwards& Elwyn,2004)。可见 甚至激发患者的极端报复行为(黄玉莲,尚鹤睿,目前对医患沟通教育模式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 2011l因此,患者对治疗结果的归因方式或许也理论性。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思考如 是医患沟通障碍的衡量指标之一。然而,现有研何建立一整套相对完善并长期有效的医患沟通教 究较少探讨医患沟通对患者归因的影响,几乎没育模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医患沟通的实际工作 有研究将归因作为认知指标加以阐述。因此,未 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归因的角度分析医患沟通障参考文献 碍,并进一步探讨患者的归因偏差和医患的归因丁璐,刘琦,肖远,孙红.(201).医学生情绪智力团体培

213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3 卷 如, 医生询问的问题、提供的信息、是否有建立 关系的行为, 以及患者询问的问题、提供的信息 以及是否有建立关系的行为。此后, 陆续有研究 者使用上述系统 (Butalid, Bensing, & Verhaak, 2014; Mira et al., 2014)或使用其中的几个部分, 比如, 社会支持和医生非语言沟通行为(Shin et al., 2015), 作为医患沟通效果的衡量指标。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关注患者影响的同时, 加强从 医生的角度进行探讨, 并进一步关注医患双方在 医患沟通过程中的交互影响。 4.2 医患角色启动方法的丰富 一般而言, 绝大多数医患沟通的研究通过自 然选取(选取真实的医患群体, 或选取医学院和非 医学院的学生)和启动操纵(通过启动操纵一般人 群的医患角色)的方法获得研究对象。值得注意的 是, 自然选取的方法存在诸多缺点, 比如, 取样 的便捷性差, 干扰因素多, 个体参与实验的意愿 低等。因此, 不涉及实践经历的研究可以通过启 动的范式操纵普遍人群的医患角色, 避免上述不 足。然而, 我们发现, 目前医患角色的启动范式较 为单一, 研究者大多通过要求被试想象特定角色 的感受和行为操纵被试的社会角色(Clucas & St Claire, 2010; Zikmund-Fisher et al., 2006)。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发展更具有生态效度且更方 便操纵的启动方法, 同时未来研究也需关注社会 角色启动后的操作检查, 进而丰富和完善医患沟 通领域获得研究对象的途径。 4.3 认知指标的补充 通过回顾医患沟通障碍的衡量指标可知, 相 比反应指标、行为指标和结果指标, 认知指标与 医患沟通效果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补充。例如, 除 了理解程度和风险认知之外, 患者的归因也可能 是重要的认知指标。在众多医患纠纷中, 相比医 生, 患者或患者家属更多地将治疗效果不佳归因 为医生的过错和不负责任, 而这种敌意归因极易 导致患者的负性情绪以及医患之间的心理对立, 甚至激发患者的极端报复行为(黄玉莲, 尚鹤睿, 2011)。因此, 患者对治疗结果的归因方式或许也 是医患沟通障碍的衡量指标之一。然而, 现有研 究较少探讨医患沟通对患者归因的影响, 几乎没 有研究将归因作为认知指标加以阐述。因此, 未 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归因的角度分析医患沟通障 碍, 并进一步探讨患者的归因偏差和医患的归因 差异对医患矛盾的激化作用。 4.4 心理根源的深化 以往研究基于信息交换视角从多个角度探讨 了医患沟通障碍可能的心理根源, 但仍然有众多 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要素的影响尚待深入分析。 比如, 患者的先验态度、过往经历、医患之间的 心理距离、认知方式的差异等。尽管已有研究初 步显示, 患者之前不愉快的医患沟通经历会使个 体对医患沟通产生负性预期, 导致患者与医生的 对立并影响沟通效果(傅忠宇, 2007), 但不愉快的 医患沟通经历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发挥作用尚待进 一步明晰。同样地, 虽然 Clack 等人(2004)较为全 面地总结了医生和患者群体认知风格的差异, 但 并未有研究对上述差异的心理机制、边界条件、 干预手段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 未来研 究需要拓宽研究变量的范围, 发现更多有价值有 意义的心理变量。同时, 未来研究也需要加强对 心理要素作用机制的探讨。 4.5 教育模式的开发 随着医患沟通领域基础研究的发展, 研究者 开始思考如何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 医患沟通工作, 并开发出可提升医患沟通效果的 教育模式。现有模式包含多种教育内容和多样的 教育形式。其中, 教育内容包括提升医生的沟通 能力(Butow et al., 2014; Curtis et al., 2013)、提升 医生体察患者情感的能力(Aubin-Auger et al., 2013; Girgis et al., 2009)、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模 式(Butow et al., 2014; Edwards & Elwyn, 2004); 而教育形式包括理论教学、医患沟通情境模拟、 医患沟通实例分析等(Aubin-Auger et al., 2013; Butow et al., 2014; Hanna & Fins, 2006)。虽然现有 的教育模式具有一定的实效, 但这远未达到人们 的预期。已有研究发现, 目前短期教育的模式并 不能长期改变医生惯有的沟通模式, 而只有将医 患沟通教育渗透到医生的实际工作中, 教育的效 果才有可能稳定(Edwards & Elwyn, 2004)。可见, 目前对医患沟通教育模式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 理论性。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思考如 何建立一整套相对完善并长期有效的医患沟通教 育模式,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医患沟通的实际工作。 参考文献 丁璐, 刘琦, 肖远, 孙红. (2011). 医学生情绪智力团体培

第12期 王丹旸等:医患沟通障碍的心理解析:信息交换视角 训效果研究.中国健质心理学杂志,19,87-89 2002: A study of videotaped General Practice consultations 傅忠宇.(2007).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对策思考.医学与社 with hypertension patients. BMC Family Practice, 7, 62 Bernhard, J, Butow, P, Aldridge, J, Juraskova, I, Ribi, K,& 黄玉莲,尚鹤睿.(2011).影响医患沟通的心理因素分析及 Brown, R.(2012). Communication about standard treatment 对策研究.医学与社会24(4),79-81 options and clinical trials: Can we teach doctors new skills 李虹,赵守盈,叶浩生.(2008).癌症患者满意度测评:层 to improve patient outcomes?. Psycho-Oncology, 21 面理论的应用.应用心理学14,232-237 隆娟,王茜,吴卉.(2012).中国当代医学语言的研究现状Bery,D.C.(2004). Interpreting information about 与发展方向.中国医学伦理学,25,390-393 medication side effects: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and 杨辰枝子,傅榕赓.(2014).中医门诊医患会话中的沟通障 intention to comply when medicines are prescribed for 碍点与策略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7 adults or young children Psychology, Health &e Medicine, 933-938 9.227-234 阳雨君.(2013)医生语言与医患关系.华夏医学,26 Bertakis, K. D.(2009).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on the doctor- 165-167. atient interaction.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76 Aaron, M.(1988). Language concordance as a determina 356-360 of patient compliance and emergency room use in patients Bertakis, K. D, Franks, P ,& Azari, R(2003). Effects of with Asthma. Medical Care. 26.1119-1128 physician gender on patient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the Adams, A, Buckingham, C D, Lindenmeyer, A,, Mckinlay, American Medical Women's Association (1972), 58(2) J. B, Link, C, Marceau, L, Arber, S.(2008). The 69-75. influence of patient and doctor gender on diagnosing Beverly, E. A, Ganda, O. P, Ritholz, M. D, Lee, Y, Brook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ociology of Health& IlIness, 30, K. M, Lewis-Schroeder, N. F,. Weinger, K.(2012) Look who's(not)talking diabetic patients' willingness to Adams, K, Cimino, J. E w, Armold, R. M, Anderson, w. G discuss self-care with physicians. Diabetes Care, 3 2012). Why should I talk about emotion? Communication 1466-1472. patterns associated with physician discussion of patient Bourquin, C, Stiefel, F, Mast, M.S., Bonvin, R, Berney expressions of negative emotion in hospital admission A.(2015). Well, your have hepatic metastases: Use of encounters.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 89. 44-50. technical language by medical students in simulated Arora, N. K.(2003). Interacting with cancer patients: The patient interviews.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98, gnificance of physicians communication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57, 791-806 Braman, A C ,& Gomez, R. G.(2004). Patient personality Aubin-Auger, 1., Mercier, A, Le Bel, J, Bombeke, K Baruch, D, Youssefian, A -.van Royen, P(2013).Fro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7, 815-826 qualitative data to GP training on CRC screening. Journal Bredart, A, Razavi, D, Robertson, C, Batel-Copel, L, of Cancer Education, 28, 439-443 Larsson, G, Lichosik, D,. de Haes, J C. J M.(2001).A Avery, K. N. L, Metcalfe, C, Nicklin, J, Barham, C.P.,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satisfaction with care Alderson, D, Donovan, J. L,& Blazeby, J. M.(2006)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analysis in French, Polish, Satisfaction with care: An independent outcome measure Swedish and Italian oncology patients. Patient Education in surgical oncology. Annals of Surgical Oncology. 13, and Counseling, 43, 243-253 8l7-822 Butalid, L, Bensing, J. M,& verhaak, P. F. M.(2014). Bagley, C H. M, Hunter, AR,& Bacarese-Hamilton, L.A. Talking about psychosocial problems: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n changes i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general terminology: The need for clarity. The Annals of the Royal practice between 1977 and 2008.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93, 401-404 ounseling, 94, 31 Basanez, T, Blanco, L, Collazo, J. L, Berger, D. E,& Butow, P, Brown, R, Aldridge, J, Juraskova, 1., Zoller, P. Crano, W. D. (2013). Ethnic groups perception of Boyle, F,. Bernhard, J(2014) Can consultation skills obesity. Psychology, Health& Medicine, 18, patients i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standard treatment and Bensing, J. M, Tromp, F, van Dulmen, s, van den Brink A controlled trial. Health Muinen, A, Verheul, W,& Schellevis, F. G.(2006) Shifts i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1986 and Participation in Health Care &e Health Policy.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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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8 心理科学进展 第23卷 10.111 1/hex 12229 Counseling. 88 359-363 Cherry, M. G, Fletcher, L,& OSullivan, H.(2013). The inset, A.(2014). 50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influence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doctors, attachment physician communication behavior on health outcomes. styl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their patient-provider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96. 1-2. communication.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93, Frankel, R. M. (1984). From sentence to sequence: 177-187 Understanding the medical encounter through Clack, G.B., Allen, J, Cooper, D,& Head, J. O.(2004). microinteractional analysis. Discourse Processes, 7, 135-170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doctors and their patients: Frojd, C, Lampic, C, Larsson, G,& von Essen, L(2009 Implica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Is satisfaction with doctors' care related to health-related Medical Education. 38. 177-186 quality of lif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patients with Clucas, C,& St Claire, L.(2010). The effect of feeling tumours? A longitudinal report.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2, 298-322. Gabel, S(2012). Power, leadership and transformation: The Curtis, R.J., Back, A L, Ford, D. W, Downey, L, Shanno doctor's potential for influence. Medical education, 46 S.E., Doorenbos, A. Z,. Engelberg, R (2013).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for residents and nurse Girgis, A, Cockburn, J, Butow, P, Bowman, D, Schofield, practitioners on quality of communication with patients P, Stojanovski, E.,.Turner, J(2009). Improving patien ith serious illness.a randomized trial. JAma The emotional functioning and psychological morbid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10 Evaluation of a consultation skills training program for 271-2281 oncologists.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77, 456-462 de Haes, H,& Koedoot, N(2003). Patient centered decision Goldzweig, G, Abramovitch, A, Brenner, B, Perry, s making in palliative cancer treatment: A world of Peretz, T,& Baider, L(2015). Expectations and level o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physicians: Concordance Deledda, G, Moretti, F, Rimondini, M, Zimmermann, C. and discrepancies. Psychosomatics, 56, 521-529 (2013). How patients want their doctor to communicate. A Gregory, R, Peters, E,& Slovic, P(2011). Making decisions literature review on primary care patients'perspective. about prescription drugs: A study of doctor-patient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90, 297-306 communication. Health. Risk Societv. 13. 347-37 Deveugele, M.(1998). Communication between general Hagihara, A,& Tarumi, K.(2006). Doctor and patient practitioners and patients: An observational study with perceptions of the level of doctor explanation and quality specific attention for the perceptions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of patient-doctor communic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aring Sciences, 20, 143-150 eveugele, M, Derese, A,& de Maeseneer, J(2002) Is Hanna, M.,& Fins, J. J(2006). Viewpoint: Power and GP-patient communication related to their 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on: Why simulation training ought to be illness severity,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Social Science complemented by experiential and humanist learning. Medicine,55,245-1253 Academic Medicine. 81. 265-270 Draper, C,& Louw, G.(2007). What is medicine and what Heisig, S.R., Shedden-Mora, M. C, von Blanckenburg, P. a doctor? Medical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Schuricht, F, Rief, W, Albert, U. S, Nestoriuc, Y their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Medical Teacher, (2014). Informi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about 29(5),el00-e10 endocrine therapy: Effects on knowledge and adherence Duberstein, P. Meldrum, S, Fiscella, K, Shields, C. G,& Psycho-Oncology. 24, 130-137 Epstein, R. M.(2007). Influences on patients'ratings of Heisler, M, Bouknight, R. R, Hayward, R. A, Smith, D M, physicians: Physicians demographics and personality Kerr, E A.(2002).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hysician 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65, 270-274 communication, 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 and patient Edwards, A,& Elwyn, G.(2004). Involving patients in understanding in diabetes self-management. Journal of decision making and communicating risk: A longitudinal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17. 243-252 Zwieten, M. C. B randomized trial. Journal of Evaluation in Clinical Haes, H. C. J. M.,& Smets, E. M. A.(2012) Practice. 10.431-437. Disentangling cancer patients' trust in their oncold Finset, A.(2012)."I am worried, Doctor! "" Emotions in the tive study. Psycho-Oncology, 21, 30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Patient Education and Humphris, G. M.(2002). Communication skills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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