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环境变迁与中华文明》教学资源_给环境史下定义《什么是环境史》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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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环境史下定义《什么是环境史》第一章 [美]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载《什么是环境史》引言什么是环境史？它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大多数物种相比，我们已经让大地、海洋和天空改头换面，让共享地球的鲜活的动植物面目全非。人类所造成的环境变迁，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史学家往往认为，人类社会和个人与环境相互联系，彼此改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这在历史编撰中应该始终予以承认。谈到环境史对其他历史学分支的贡献，唐纳德·沃斯特，一位卓越的美国环境史家说，它是“修正派扩大史学范围之努力的一部分，以使历史的叙述比传统的做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1]历史学家应当认识到，人类事件的背景即它们真正发生的场所，是整个的自然环境。正如美国环境史家威廉·克罗农所说的，历史叙述必须“具备生态意识”。[2]从人类诞生到今天，人类事件和生态进程相互作用的主题在各编年时期一直在起作用。环境问题在20世纪最后40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其重要性在21世纪反而进一步增长，这显示了环境史的必要性；环境史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类怎样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环境问题，对环境问题作出反应，并试图加以解决。环境史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是，它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譬如：全球变暖，气候类型的变动，大气污染及对臭氧层的破坏，包括森林与矿物燃料在内的自然资源的损耗，因核武器试验和核动力设施事故而传播的辐射的危险，世界范围的森林滥伐，物种灭绝及其他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趁机而入的外来物种对远离其起源地的生态系统的入侵，垃圾处理及其他城市环境问题，河流与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欣赏自然美与享用娱乐等宜人场所的丧失，以及包括旨在影响敌手的资源与环境的武器和手段在内的武装冲突所

给环境史下定义 ——《什么是环境史》第一章 [美]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载《什么是环境史》引言什么是环境史?它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大多数物种相比，我们已经让大地、海洋和天空改头换面，让共享地球的鲜活的动植物面目全非。人类所造成的环境变迁，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史学家往往认为，人类社会和个人与环境相互联系，彼此改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这在历史编撰中应该始终予以承认。谈到环境史对其他历史学分支的贡献，唐纳德·沃斯特，一位卓越的美国环境史家说，它是“修正派扩大史学范围之努力的一部分，以使历史的叙述比传统的做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1]历史学家应当认识到，人类事件的背景即它们真正发生的场所，是整个的自然环境。正如美国环境史家威廉·克罗农所说的，历史叙述必须“具备生态意识”。[2]从人类诞生到今天，人类事件和生态进程相互作用的主题在各编年时期一直在起作用。环境问题在 20 世纪最后 40 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其重要性在 21 世纪反而进一步增长，这显示了环境史的必要性；环境史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类怎样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环境问题，对环境问题作出反应，并试图加以解决。环境史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是，它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譬如：全球变暖，气候类型的变动，大气污染及对臭氧层的破坏，包括森林与矿物燃料在内的自然资源的损耗，因核武器试验和核动力设施事故而传播的辐射的危险，世界范围的森林滥伐，物种灭绝及其他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趁机而入的外来物种对远离其起源地的生态系统的入侵，垃圾处理及其他城市环境问题，河流与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欣赏自然美与享用娱乐等宜人场所的丧失，以及包括旨在影响敌手的资源与环境的武器和手段在内的武装冲突所

例如，有一本涉及这三大主题的书，即瓦伦·迪安的《因为大斧和火把：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毁灭》[3]，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环境史著作的典范。迪安一开始讨论了森林自身的进化，继而谈了它对来此地居住的人们的影响。他描述了森林的移除及其被农业和工业所取代的连续阶段，分析了欧洲殖民前后，包括种植园主、科学家、政治家、工业家和资源保护者之类的群体在内的居民对森林及其发展的态度。他基本上在每一章都融合了这些主题。我们简要考察一下这三类主题中的每一类。第一类主题考虑的是环境本身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环境可以作如下理解：它包括地球，连同它拥有的土壤和矿产资源、咸水和淡水、大气、气候和天气、生物，即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最终来自太阳的能源。从事环境史研究，理解这些因素及其变化是十分重要的，但环境史并非只是环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这对关系中常常包含了人类一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关注的是人类进化之前地球这颗行星的年表的那一大段，但环境史只有在这些主题影响到人类事务之时，才将它们纳入自己叙述的部分。这意味着环境史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态度，然而，环境史家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的确，针对人类将自己视为脱离自然、高于自然并主导自然这一盛行的思想倾向来说，环境史可能是一种矫正。关于环境对人类历史之影响的研究包括这样一些题目，譬如气候和天气、海平面的变化、疾病、野火、火山活动、洪水、动植物的分布和迁徙，以及其他在起因上通常被视为非人为、至少主要部分不是人力所致的变化。通常，环境史家在研究这些因素的影响时必须依靠科学家的报告作为背景资料，而地理学家或其他科学家在探讨他们的工作的含义时，常常也在实际上成为了环境史学家。一些人，比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4幻中认为，正是总体的环境状况、陆地和海洋的范围和分布、资源的有效性、适于驯化的动植物以及相关的微生物和病媒的存在或缺失，使得人类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甚至预设了发展的方向。对环境在人类历史中的塑造作用的近乎排它性的强调被称为“环境决定论”，这一观念由来已久，在后面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疾病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有关环境影响这一主题的一个例子。至少自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时代以来，人们一直持有各种疾病皆因环境状况而引发的观念。[5]诚然，人类活动在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对未感染人群的可怕的侵袭以及大瘟疫导致的生命的丧失表明，疾病是一种自然力量，其运作常常超出人类的控制。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对这一主题做了广泛的考察。[6]在一本环境史的杰作《哥伦布交流》[7]中，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提出，美洲的欧洲征服者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经意间随身带来

例如，有一本涉及这三大主题的书，即瓦伦·迪安的《因为大斧和火把：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毁灭》[3]，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环境史著作的典范。迪安一开始讨论了森林自身的进化，继而谈了它对来此地居住的人们的影响。他描述了森林的移除及其被农业和工业所取代的连续阶段，分析了欧洲殖民前后，包括种植园主、科学家、政治家、工业家和资源保护者之类的群体在内的居民对森林及其发展的态度。他基本上在每一章都融合了这些主题。我们简要考察一下这三类主题中的每一类。第一类主题考虑的是环境本身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环境可以作如下理解：它包括地球，连同它拥有的土壤和矿产资源、咸水和淡水、大气、气候和天气、生物，即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最终来自太阳的能源。从事环境史研究，理解这些因素及其变化是十分重要的，但环境史并非只是环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这对关系中常常包含了人类一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关注的是人类进化之前地球这颗行星的年表的那一大段，但环境史只有在这些主题影响到人类事务之时，才将它们纳入自己叙述的部分。这意味着环境史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态度，然而，环境史家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的确，针对人类将自己视为脱离自然、高于自然并主导自然这一盛行的思想倾向来说，环境史可能是一种矫正。关于环境对人类历史之影响的研究包括这样一些题目，譬如气候和天气、海平面的变化、疾病、野火、火山活动、洪水、动植物的分布和迁徙，以及其他在起因上通常被视为非人为、至少主要部分不是人力所致的变化。通常，环境史家在研究这些因素的影响时必须依靠科学家的报告作为背景资料，而地理学家或其他科学家在探讨他们的工作的含义时，常常也在实际上成为了环境史学家。一些人，比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4]中认为，正是总体的环境状况、陆地和海洋的范围和分布、资源的有效性、适于驯化的动植物以及相关的微生物和病媒的存在或缺失，使得人类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甚至预设了发展的方向。对环境在人类历史中的塑造作用的近乎排它性的强调被称为“环境决定论”，这一观念由来已久，在后面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疾病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有关环境影响这一主题的一个例子。至少自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时代以来，人们一直持有各种疾病皆因环境状况而引发的观念。[5]诚然，人类活动在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对未感染人群的可怕的侵袭以及大瘟疫导致的生命的丧失表明，疾病是一种自然力量，其运作常常超出人类的控制。威廉· 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对这一主题做了广泛的考察。[6]在一本环境史的杰作《哥伦布交流》[7]中，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提出，美洲的欧洲征服者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经意间随身带来

了传染性疾病，对于这些疾病，他们因长期暴露其中而产生了抗体，但新世界“从未受感染”的人们却遭受了灾难性影响。土著美洲人大批死亡，欧洲人发现，他们很少遇到抵抗，但是这一大批人口本来可能会提供的劳动力也丧失了。他们试图从非洲进口奴隶来填补后者所需，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与欧洲人一样，都有抵挡旧世界疾病的抗体。第二类主题，根据环境史家撰写的著作数量来看，无疑也在环境史中居首位的主题是评价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在自然环境中的影响，以及反过来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所受到的影响。在所涉及的人类活动的种类中，有些是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的，如打猎、采集、捕鱼、放牧和农业。另外一些则是为从村庄到大城市的日益复杂的人类定居组织提供生计的，这包括由水管理、林业、采矿和治金所决定的基本物质供应。技术和工业影响着包括战争在内的大部分人类活动，它们因世纪更替而日益复杂，并占去了人类更多的精力。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都在许多方面影响了自然环境，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其中许多活动使得环境更听从人类的遣用，但所有活动都引起了可能具有损害性的其他变化，比如森林滥伐，导致的结果是侵蚀、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随灭绝而来、沙漠化、盐碱化以及污染。在最近几十年，新认识到的有害变化包括放射性沉降物、酸沉降，以及因大气中日益聚集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影响而出现的全球变暖。这些变化反过来使环境不太能为人类持续地利用。一些环境史家描述了社会如何试图通过污染控制和自然资源保护而加强积极影响并限制消极影响，包括对作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等所选地区的维护，以及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另外一些人追溯了有关环境的政治决策过程，以及环保运动与其势力不容小觑的反对者之间的斗争。环境史研究可能会关注一类或几类影响环境的人类行为，其中许多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中会提到。应当指出，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历史研究，比如城市史、技术史、农业史、森林史等，它们中的大多数有着与环境史一样的问题和兴趣。例如，森林史和环境史在方法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美国森林史学会和美国环境史学会自1996年以来共同出版了一份名为《环境史》的专门杂志。强调第二类主题的著作数量众多，大部分都非常优秀，很难在这里选出其中的一两部加以论述，不过，接下来提到的两本研究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的著作可以作为例子。在《老虎、大米、丝绸和淤泥》[8]一书中，马立博描述了水稻种植的发展如何改变了中国南部一片重要地区的景观，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帝国的一项政策，目的在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并销售包括丝绸出口货在内的替换物。约翰·奥佩在其研究大平原蓄水层的专题著作《奥加拉拉：供应

了传染性疾病，对于这些疾病，他们因长期暴露其中而产生了抗体，但新世界“从未受感染”的人们却遭受了灾难性影响。土著美洲人大批死亡，欧洲人发现，他们很少遇到抵抗，但是这一大批人口本来可能会提供的劳动力也丧失了。他们试图从非洲进口奴隶来填补后者所需，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与欧洲人一样，都有抵挡旧世界疾病的抗体。第二类主题，根据环境史家撰写的著作数量来看，无疑也在环境史中居首位的主题是评价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在自然环境中的影响，以及反过来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所受到的影响。在所涉及的人类活动的种类中，有些是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的，如打猎、采集、捕鱼、放牧和农业。另外一些则是为从村庄到大城市的日益复杂的人类定居组织提供生计的，这包括由水管理、林业、采矿和冶金所决定的基本物质供应。技术和工业影响着包括战争在内的大部分人类活动，它们因世纪更替而日益复杂，并占去了人类更多的精力。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都在许多方面影响了自然环境，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其中许多活动使得环境更听从人类的遣用，但所有活动都引起了可能具有损害性的其他变化，比如森林滥伐，导致的结果是侵蚀、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随灭绝而来、沙漠化、盐碱化以及污染。在最近几十年，新认识到的有害变化包括放射性沉降物、酸沉降，以及因大气中日益聚集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影响而出现的全球变暖。这些变化反过来使环境不太能为人类持续地利用。一些环境史家描述了社会如何试图通过污染控制和自然资源保护而加强积极影响并限制消极影响，包括对作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等所选地区的维护，以及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另外一些人追溯了有关环境的政治决策过程，以及环保运动与其势力不容小觑的反对者之间的斗争。环境史研究可能会关注一类或几类影响环境的人类行为，其中许多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中会提到。应当指出，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历史研究，比如城市史、技术史、农业史、森林史等，它们中的大多数有着与环境史一样的问题和兴趣。例如，森林史和环境史在方法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美国森林史学会和美国环境史学会自 1996 年以来共同出版了一份名为《环境史》的专门杂志。强调第二类主题的著作数量众多，大部分都非常优秀，很难在这里选出其中的一两部加以论述，不过，接下来提到的两本研究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的著作可以作为例子。在《老虎、大米、丝绸和淤泥》[8]一书中，马立博描述了水稻种植的发展如何改变了中国南部一片重要地区的景观，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帝国的一项政策，目的在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并销售包括丝绸出口货在内的替换物。约翰·奥佩在其研究大平原蓄水层的专题著作《奥加拉拉：供应

一片干旱之地的水》中指出，美国西部对水的需求如何导致开采并耗尽内陆大草原那一大块地区之下的地下水贮藏。[9] 环境史的第三类主题是对人类有关自然环境的思想和观念的研究，包括自然研究、生态科学，以及诸如宗教、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等思想体系如何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的各个方面。不关注这方面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就无法理解地球及其生命系统发生了什么，正如唐纳德·沃斯特所指出的，这是一种独特的人类经历，“其中，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的意义体系成为个体或群体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10] 罗德里克·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是一本考察对环境之态度的名著[11]，在美国的环境研究课程中常常会用到，这本书在1967年首次出版，在2001年发行了第四版。纳什从其在欧洲的起源开始，探讨了20世纪前欧裔美国人对待自然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各种态度，以及它们对北美的荒野地区的保存和发展的影响。必须指出，他虽然描述了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向欧裔美国人显示了对待自然的方式，但并不打算考察他们自己的自然观。而J.唐纳德·休斯则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一书中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环境观进行了探索。[12] 许多环境史家主张，就人们将如何对待自然界而言，他们的思想和信仰是一种原动力。另一些人指出，无论是受戒律的责令还是出于个人的世界观，人们为了他们的需求和欲望，而惯于调整他们的态度；与其他任何领域一样，这在环境领域也是千真万确的。与各学科的比较正如约翰·麦克尼尔扼要指出的，环境史“涉及的学科之多，达到了知识追求所能达到的地步”。[13]有许多问题常常超越了通常的学科界限，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难以克服且很少弥合的鸿沟，环境史家出于对这类问题的兴趣，不知不觉地广泛搜集着专门研究的资料，阅读着史家一贯忽视或回避的书籍。同时，就像我们已指出的，许多学科的学者都被环境史迷住了，他们亲自撰写环境史，常常做得很出色。环境史的编撰其实一直不囿于史学家。地理学、哲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撰写了环境史专著，这对于其他许多历史科目来说，是不同凡响的。接下来的部分将说明环境史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包括生态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联

一片干旱之地的水》中指出，美国西部对水的需求如何导致开采并耗尽内陆大草原那一大块地区之下的地下水贮藏。[9] 环境史的第三类主题是对人类有关自然环境的思想和观念的研究，包括自然研究、生态科学，以及诸如宗教、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等思想体系如何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的各个方面。不关注这方面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就无法理解地球及其生命系统发生了什么，正如唐纳德·沃斯特所指出的，这是一种独特的人类经历，“其中，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的意义体系成为个体或群体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10] 罗德里克·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是一本考察对环境之态度的名著[11]，在美国的环境研究课程中常常会用到，这本书在 1967 年首次出版，在 2001 年发行了第四版。纳什从其在欧洲的起源开始，探讨了 20 世纪前欧裔美国人对待自然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各种态度，以及它们对北美的荒野地区的保存和发展的影响。必须指出，他虽然描述了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向欧裔美国人显示了对待自然的方式，但并不打算考察他们自己的自然观。而 J．唐纳德·休斯则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一书中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环境观进行了探索。[12] 许多环境史家主张，就人们将如何对待自然界而言，他们的思想和信仰是一种原动力。另一些人指出，无论是受戒律的责令还是出于个人的世界观，人们为了他们的需求和欲望，而惯于调整他们的态度；与其他任何领域一样，这在环境领域也是千真万确的。与各学科的比较正如约翰·麦克尼尔扼要指出的，环境史“涉及的学科之多，达到了知识追求所能达到的地步”。[13]有许多问题常常超越了通常的学科界限，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难以克服且很少弥合的鸿沟，环境史家出于对这类问题的兴趣，不知不觉地广泛搜集着专门研究的资料，阅读着史家一贯忽视或回避的书籍。同时，就像我们已指出的，许多学科的学者都被环境史迷住了，他们亲自撰写环境史，常常做得很出色。环境史的编撰其实一直不囿于史学家。地理学、哲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撰写了环境史专著，这对于其他许多历史科目来说，是不同凡响的。接下来的部分将说明环境史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包括生态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联

历史学有时候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作如是观，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研究的是在时间历程中人类社会是怎样与自然界发生关联的。唐纳德·沃斯特在《从事环境史》这篇颇具影响的论文中，将环境史当做历史学科内部的一场革新运动，不过，他作为该文的重要主题而指出的那“三组问题”，每一组都涉及一系列外部学科。[14]澳大利亚历史地理学家J.M.鲍威尔反驳说，环境史不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跨学科方法体系。[15]就鲍威尔的论断而言，至少有一条经验性的证据，因为即使那些最贴近历史职业的环境史家也承认，在环境史的所有著作中，不止一小部分，而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是其他学科培养的学者撰写的。威廉·格林说，从人类在世界群落中的相互联系，或人类与这一行星上的其他生物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着手，是最具洞察力的历史研究方法。[16]他进一步说道，环境史对历史分析中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类型作了补充。这可能是这一学科本身的跨学科性质所造成的，因为从事环境史研究需要适当地了解生态学与其他自然科学，还有科技史、地理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其他分支。有几个历史领域与环境史密切相关，因此常常很难画出一条严格的分隔线。而且，如斯蒂芬·多弗斯评论的，“很难确定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的界限”。[17]历史地理学家发现他们能安然无恙地跨越与环境史之间的边界，写出一些环境史佳作。伊恩·戈登·西蒙斯是这类地理学家中的佼佼者，他的《改变地球面貌：文化、环境和历史》(1989年)[18]是有关这一主题的一个简要专论，考察了环境变化的不同速度、预报问题以及影响决策和实施的议题。同样，他的《环境史简论》(1993年)[19]也是一份有价值的概述，它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安德鲁·高迭的《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2000年)是一本很实用的教科书，已发行到第五版。[20] 1980年由瑞雷·邓拉普编辑的系列论文中，生态学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运用。他指出，社会科学大大忽视了人类社会有赖于生物物理环境而存在的事实，以为人类不必经受那些支配着其他所有生命形式的生态原则的束缚。[21] 作为一种矫正，他和其他作者将源于生态学的范式运用到他们自己的学科之中，譬如社会学（小威廉·卡顿和邓拉普）[22]、政治学（约翰·罗德曼）[23]、经济学 (海曼·达里)[24]和人类学（唐纳德·哈迪斯蒂）[25]。历史学虽不在其列，但威廉·麦克尼尔[26]和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27]等越来越多的史家已经在考虑，生态学范式会怎样改变我们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的理解

历史学有时候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作如是观，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研究的是在时间历程中人类社会是怎样与自然界发生关联的。唐纳德·沃斯特在《从事环境史》这篇颇具影响的论文中，将环境史当做历史学科内部的一场革新运动，不过，他作为该文的重要主题而指出的那“三组问题”，每一组都涉及一系列外部学科。[14]澳大利亚历史地理学家 J．M．鲍威尔反驳说，环境史不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跨学科方法体系。[15]就鲍威尔的论断而言，至少有一条经验性的证据，因为即使那些最贴近历史职业的环境史家也承认，在环境史的所有著作中，不止一小部分，而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是其他学科培养的学者撰写的。威廉·格林说，从人类在世界群落中的相互联系，或人类与这一行星上的其他生物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着手，是最具洞察力的历史研究方法。[16]他进一步说道，环境史对历史分析中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类型作了补充。这可能是这一学科本身的跨学科性质所造成的，因为从事环境史研究需要适当地了解生态学与其他自然科学，还有科技史、地理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其他分支。有几个历史领域与环境史密切相关，因此常常很难画出一条严格的分隔线。而且，如斯蒂芬·多弗斯评论的，“很难确定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的界限”。[17]历史地理学家发现他们能安然无恙地跨越与环境史之间的边界，写出一些环境史佳作。伊恩·戈登·西蒙斯是这类地理学家中的佼佼者，他的《改变地球面貌：文化、环境和历史》(1989 年)[18]是有关这一主题的一个简要专论，考察了环境变化的不同速度、预报问题以及影响决策和实施的议题。同样，他的《环境史简论》(1993 年)[19]也是一份有价值的概述，它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安德鲁·高迭的《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2000 年)是一本很实用的教科书，已发行到第五版。[20] 1980 年由瑞雷·邓拉普编辑的系列论文中，生态学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运用。他指出，社会科学大大忽视了人类社会有赖于生物物理环境而存在的事实，以为人类不必经受那些支配着其他所有生命形式的生态原则的束缚。[21] 作为一种矫正，他和其他作者将源于生态学的范式运用到他们自己的学科之中，譬如社会学(小威廉·卡顿和邓拉普)[22]、政治学(约翰·罗德曼)[23]、经济学 (海曼·达里)[24]和人类学(唐纳德·哈迪斯蒂)[25]。历史学虽不在其列，但威廉·麦克尼尔[26]和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27]等越来越多的史家已经在考虑，生态学范式会怎样改变我们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的理解

从另一方面看，环境史如同历史学本身一样，也是一种人文探索。环境史家对人们关于自然环境的思考以及他们怎样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表达他们的自然观很感兴趣。这即是说，至少在某一方面环境史可以被视为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如果这种探询仍是历史学而不是哲学，它就绝不应当偏离这样的问题，即人类的态度和观念如何影响着他们对待自然现象的行为。不管怎样，确定个人和社会一方有什么重要的观念也是环境史事业中十分确凿的一部分。在这一领域最优秀的成果之一是克拉伦斯·格拉肯的《罗德岛海滨的痕迹》[29]，这本书探讨了自古代到18世纪西方文献中三种主要的环境思想：宇宙是上帝设计的；环境塑造了人类；不管是好是坏，人类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在鼓励或禁止影响环境的行为方面，各种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作用是许多评论和争端的主题。一个非常著名而颇受争议的例子是林恩·怀特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30]，该文认为，作为一种鼓吹人类高于自然的宗教信仰，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为西方科学、技术和环境破坏铺平了道路。与自然科学的关联环境变化常常被认为是数十年或数世纪气候变化的结果，并在过去的一两代人中成为研究的主题。譬如，在法国，埃曼纽·勒华拉杜里撰写了《丰年，饥年： 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31]可靠的气候观察记录不超过二三百年，大多数地区甚至追溯不到那么远。但是近年来，关于历史气候的数据从丰富多样的资料中涌现出来，如温带地区树种的年轮，以及南极和格陵兰岛的冰帽的积雪层中积储的空气。胡伯特·H.拉姆及其在英国的气候研究所是气候研究的先驱。[32]克林斯蒂安·普菲斯特及其在瑞士和西欧的同事挖掘了从中世纪起各个时代关于欧洲气候线索的文献资料。[33]最近，包括理查德·格罗夫在内的几位学者开始积极地思考，像太平洋暖流即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简称ENSO)这种现象如何影响了远距离之外人们的活动，且可能在诸多历史事件中起了作用。[34]环境史家感到有必要将气候引起的环境变化与人类作用引起的环境变化区分开来。在罗马时代及之后的北非，森林的后退和沙漠的推进主要是由于比较干燥的气候引起的，还是由于树木的砍伐、溪流的改道和居民的放牧造成的？[35]因有关气候变化的资料越来越可靠，而且越来越能够加以利用，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得到稳妥的解答。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环境史源自对生态科学关于人种史之理解的一些含义的认识。有一位先驱促成了对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之裂隙的一种反应，这就是保罗·希尔斯，他在1964年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题为“生态学- 一一门颠覆性的学科”。他在文中指出：

从另一方面看，环境史如同历史学本身一样，也是一种人文探索。环境史家对人们关于自然环境的思考以及他们怎样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表达他们的自然观很感兴趣。这即是说，至少在某一方面环境史可以被视为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如果这种探询仍是历史学而不是哲学，它就绝不应当偏离这样的问题，即人类的态度和观念如何影响着他们对待自然现象的行为。不管怎样，确定个人和社会一方有什么重要的观念也是环境史事业中十分确凿的一部分。在这一领域最优秀的成果之一是克拉伦斯·格拉肯的《罗德岛海滨的痕迹》[29]，这本书探讨了自古代到 18 世纪西方文献中三种主要的环境思想：宇宙是上帝设计的；环境塑造了人类；不管是好是坏，人类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在鼓励或禁止影响环境的行为方面，各种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作用是许多评论和争端的主题。一个非常著名而颇受争议的例子是林恩·怀特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30]，该文认为，作为一种鼓吹人类高于自然的宗教信仰，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为西方科学、技术和环境破坏铺平了道路。与自然科学的关联环境变化常常被认为是数十年或数世纪气候变化的结果，并在过去的一两代人中成为研究的主题。譬如，在法国，埃曼纽·勒华拉杜里撰写了《丰年，饥年： 1000 年以来的气候史》。[31]可靠的气候观察记录不超过二三百年，大多数地区甚至追溯不到那么远。但是近年来，关于历史气候的数据从丰富多样的资料中涌现出来，如温带地区树种的年轮，以及南极和格陵兰岛的冰帽的积雪层中积储的空气。胡伯特·H．拉姆及其在英国的气候研究所是气候研究的先驱。[32]克林斯蒂安·普菲斯特及其在瑞士和西欧的同事挖掘了从中世纪起各个时代关于欧洲气候线索的文献资料。[33]最近，包括理查德·格罗夫在内的几位学者开始积极地思考，像太平洋暖流即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简称 ENSO)这种现象如何影响了远距离之外人们的活动，并且可能在诸多历史事件中起了作用。[34]环境史家感到有必要将气候引起的环境变化与人类作用引起的环境变化区分开来。在罗马时代及之后的北非，森林的后退和沙漠的推进主要是由于比较干燥的气候引起的，还是由于树木的砍伐、溪流的改道和居民的放牧造成的?[35]因有关气候变化的资料越来越可靠，而且越来越能够加以利用，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得到稳妥的解答。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环境史源自对生态科学关于人种史之理解的一些含义的认识。有一位先驱促成了对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之裂隙的一种反应，这就是保罗·希尔斯，他在 1964 年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题为“生态学——一门颠覆性的学科”。他在文中指出：

源于生态研究的自然观对为西方广为接受的文化和经济假定产生了疑问。这些假定中的主要部分是，人类文明，尤其因为先进的技术文化，而凌驾于自然的限制或“法则”之上，或超乎其外。[36] 比较而言，生态学认为人类物种处于生命网络之中，靠食物、水、矿藏、空气的循环以及与其他动植物的持续的相互作用而生存。希尔斯称生态学为“颠覆性的科学”[37]，它无疑颠覆了直至20世纪广为接受的世界史观。保罗·谢泼德和丹尼尔·麦金利采用了他这一引起争议的形容词，于1969年出版了一部名为《颠覆性的科学》的文集，从各学科中收纳了37篇文章，包括希尔斯的两篇。谢泼德批评了人类控制范式，强调了如下这种信念的荒谬性，即认为“只有人类能够摆脱预言、决定沦、环境控制、本能以及‘束缚’其他生命的其他机制”。令他吃惊的是，“即使像朱利安·赫胥黎这样的生物学家也宣称，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人，人的社会进化使他从生物进化中永远解脱了。”[38]然而，即使环境史家也并不总是完全领会生态学，尤其是群落生态学的含义。其中一种含义是，人类是生命群落的一部分，它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竞争、合作、模仿、利用和被利用，而在群落内进化。人类的持续生存有赖于生命群落的存在，并在其中获得一个可持续的位置。史学的任务包括考察在生物群落中我们人类扮演的不断变化之角色的记录，其中一些比较成功，一些更具破坏性。维克多·谢尔弗得，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生态学家主张，“生态学是一门关于群落的科学。一种关于某一物种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倘若无视群落，并最终与其栖息地的自然现象和群落伙伴无关，就不适合被列入生态学领域。”[39] 对于环境史也可以得出相似的论断，这里所研究的物种是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生态系统影响了人类活动的模式。反过来，人类的活动也极其显著地造就了它们今天所呈现的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和生命群落中的其他成员参与了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因人类的诞生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今天。历史的撰述不应当忽视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时间和地点，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存在于生物群落之中，并依赖它而生存。小农庄和狩猎氏族是这样，大城市也是如此。生命的联系是客观事实。人类从未，也无法孤立于其他的生命而存在，因为他们只是那些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复杂而密切的联系的一部分。环境史的任务，是研究人类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群落的关系，这一关系贯穿时间长河，频频遭遇突如其来的变化。将环境视为脱离人类，并且仅仅为人类历史提供背景的观念，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人类与他们所处群落的天然联系，必然是历史解释的基本要素。正如奥尔多·利奥波德写道的：

源于生态研究的自然观对为西方广为接受的文化和经济假定产生了疑问。这些假定中的主要部分是，人类文明，尤其因为先进的技术文化，而凌驾于自然的限制或“法则”之上，或超乎其外。[36] 比较而言，生态学认为人类物种处于生命网络之中，靠食物、水、矿藏、空气的循环以及与其他动植物的持续的相互作用而生存。希尔斯称生态学为“颠覆性的科学”[37]，它无疑颠覆了直至 20 世纪广为接受的世界史观。保罗·谢泼德和丹尼尔·麦金利采用了他这一引起争议的形容词，于 1969 年出版了一部名为《颠覆性的科学》的文集，从各学科中收纳了 37 篇文章，包括希尔斯的两篇。谢泼德批评了人类控制范式，强调了如下这种信念的荒谬性，即认为“只有人类能够摆脱预言、决定沦、环境控制、本能以及‘束缚’其他生命的其他机制”。令他吃惊的是，“即使像朱利安·赫胥黎这样的生物学家也宣称，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人，人的社会进化使他从生物进化中永远解脱了。”[38]然而，即使环境史家也并不总是完全领会生态学，尤其是群落生态学的含义。其中一种含义是，人类是生命群落的一部分，它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竞争、合作、模仿、利用和被利用，而在群落内进化。人类的持续生存有赖于生命群落的存在，并在其中获得一个可持续的位置。史学的任务包括考察在生物群落中我们人类扮演的不断变化之角色的记录，其中一些比较成功，一些更具破坏性。维克多·谢尔弗得，20 世纪最重要的一位生态学家主张，“生态学是一门关于群落的科学。一种关于某一物种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倘若无视群落，并最终与其栖息地的自然现象和群落伙伴无关，就不适合被列入生态学领域。”[39] 对于环境史也可以得出相似的论断，这里所研究的物种是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生态系统影响了人类活动的模式。反过来，人类的活动也极其显著地造就了它们今天所呈现的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和生命群落中的其他成员参与了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因人类的诞生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今天。历史的撰述不应当忽视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时间和地点，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存在于生物群落之中，并依赖它而生存。小农庄和狩猎氏族是这样，大城市也是如此。生命的联系是客观事实。人类从未，也无法孤立于其他的生命而存在，因为他们只是那些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复杂而密切的联系的一部分。环境史的任务，是研究人类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群落的关系，这一关系贯穿时间长河，频频遭遇突如其来的变化。将环境视为脱离人类，并且仅仅为人类历史提供背景的观念，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人类与他们所处群落的天然联系，必然是历史解释的基本要素。正如奥尔多·利奥波德写道的：

现代生态思想的一个怪异之处在于，它虽然是两个群体的共同创造，但是他们对彼此的存在似乎一无所知。一个群体将人类社会几乎当成一个单独的实体来进行研究，并将其发现称为社会学、经济学和史学。另一个群体研究动植物群落，并且轻松地将政治中的大杂烩划归了“文科”。这两种思路不可避免的融合也许会构成本世纪引人注目的进步。[40] 环境史是这一融合的积极的组成部分。环境史和旧史学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之前，历史作家将人类社会中权力的行使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和人类社会之间对权力的争夺，视为历史的固有对象。这样，战争和领袖的经历主宰了他们的叙述。有意思的是，西方最早两位伟大的历史作家，即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每人都选择一场战争作为他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无产阶级，即从事社会劳动的工人和农民，但是，即使这种叙述将经济添加到政治之中，它也仍是社会中的权力斗争的故事。旧史学，即使它认识到自然和环境的存在，也只将它们作为布景或背景，而环境史将它们当作活跃的、塑造性的力量。更晚近的史学家已转向那些似乎曾无权无势而迄今仍描述不清的人，譬如转向妇女的历史，种族、宗教和性意识少数派的历史，甚至儿童的历史。将环境史看成是这种进步的一部分，是可以理解的吸引人的推断。在力量的金字塔中，动物和树木以及地球本身是位居最底层并支撑着这一结构的石阶。历史学家现在能够证明，这些想象中无声而大部分又无助的实体其实在历史剧中是真正的演员，并且将它们纳入更大的叙述之中。由于伦理的拓展已承认了移民、妇女和从前的奴隶的作用，而且近来已在考虑树木是否应当拥有权利[41]，因此同样的历史拓展现在能够将叙述的注意力给与其他的生物和自然环境。我们将会看到，正如上述其他形式的历史大都是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产物，环境史的基础也与那些资源保护主义者和环保运动绞缠在一起，这是确定无疑的。环境史不能不顾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现实格局，以及受其堂而皇之的利益支配的国家集团、经济组织和种族群体。像道格拉斯·维纳在2005年为美国环境史学会做的会长致辞中宣称的，“每一场‘环境’斗争，在根本上，都是利益集团间关于权力的斗争。”[42]他指出，保护或改善景观的合理规划显然需要一个控制这一景观的集团，而其他集团几乎通常会遭到排斥、驱除或压榨。在中亚，斯大林驱逐哈萨克牧民，是给小麦耕作开辟“处女地”：在19世纪后期，英帝国

现代生态思想的一个怪异之处在于，它虽然是两个群体的共同创造，但是他们对彼此的存在似乎一无所知。一个群体将人类社会几乎当成一个单独的实体来进行研究，并将其发现称为社会学、经济学和史学。另一个群体研究动植物群落，并且轻松地将政治中的大杂烩划归了“文科”。这两种思路不可避免的融合也许会构成本世纪引人注目的进步。[40] 环境史是这一融合的积极的组成部分。环境史和旧史学在 20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之前，历史作家将人类社会中权力的行使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和人类社会之间对权力的争夺，视为历史的固有对象。这样，战争和领袖的经历主宰了他们的叙述。有意思的是，西方最早两位伟大的历史作家，即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每人都选择一场战争作为他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无产阶级，即从事社会劳动的工人和农民，但是，即使这种叙述将经济添加到政治之中，它也仍是社会中的权力斗争的故事。旧史学，即使它认识到自然和环境的存在，也只将它们作为布景或背景，而环境史将它们当作活跃的、塑造性的力量。更晚近的史学家已转向那些似乎曾无权无势而迄今仍描述不清的人，譬如转向妇女的历史，种族、宗教和性意识少数派的历史，甚至儿童的历史。将环境史看成是这种进步的一部分，是可以理解的吸引人的推断。在力量的金字塔中，动物和树木以及地球本身是位居最底层并支撑着这一结构的石阶。历史学家现在能够证明，这些想象中无声而大部分又无助的实体其实在历史剧中是真正的演员，并且将它们纳入更大的叙述之中。由于伦理的拓展已承认了移民、妇女和从前的奴隶的作用，而且近来已在考虑树木是否应当拥有权利[41]，因此同样的历史拓展现在能够将叙述的注意力给与其他的生物和自然环境。我们将会看到，正如上述其他形式的历史大都是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产物，环境史的基础也与那些资源保护主义者和环保运动绞缠在一起，这是确定无疑的。环境史不能不顾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现实格局，以及受其堂而皇之的利益支配的国家集团、经济组织和种族群体。像道格拉斯·维纳在 2005 年为美国环境史学会做的会长致辞中宣称的，“每一场‘环境’斗争，在根本上，都是利益集团间关于权力的斗争。”[42]他指出，保护或改善景观的合理规划显然需要一个控制这一景观的集团，而其他集团几乎通常会遭到排斥、驱除或压榨。在中亚，斯大林驱逐哈萨克牧民，是给小麦耕作开辟“处女地”；在 19 世纪后期，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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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环境变迁与中华文明》教学资源_给环境史下定义《什么是环境史》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