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 上 谭 水膜 其襄著
自 序 这是我的第一部个人著作。作为一个一辈子做学问的人，年 逾七十，为什么以前从没有出过一本书，这才是第一部呢？ 客观原因是由于：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比写书更迫切需要应付 的业务，不可能腾出时间来著书立说，写上几十万字。解放以前， 主要是为衣食而要同时担任几种职务，或同时在几个学校开几门 课，经常还要换开新课，终年忙于备课讲课。解放以后初期教学工 作仍然十分繁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转入以科研为主，先后承担 了几项大型集体编写任务的负责人，一项未完又上一项，直到现在 还很难预计再过若干年才能摆脱。而我是极不愿意在列入国家计 划的集体任务未完成以前自己先搞个人著作的。 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主观因素。首先是我写文章出 手很慢，一篇东西总是要一改再改才肯拿出去，花的时间比别人多 得多。因而在承担着教学工作或集体编写任务时，别人往往可以 挤出时间来写出成本专著或大量论文，而我则实在无此能力。 更重要的使我写作特少的主观因素是我对著述的要求较高， 我认为，在课堂上可以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用作自己的讲授资料。 所以我教书的胆子相当大，不仅开过中国断代史、几门断代史， 史学史、文化史、专著研究等课，连不属于本行的地理学、社会学的 课也教过。寒暑假期内说定，一开学就上堂，内容不是完全没有自
己的看法，但大部分都是常识性的或别人阐述过的东西。但我对 待著述的态度与此迥然不同。总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识 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写一部书至少基本上应自出 机杼，人所共知的东西，何必写进去？前人已讲过的话，更不肯照 搬。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我弱冠之年率尔操觚以来至今已半个世 纪，只能断断续续写出一些零星论文，连讲义也没有编成过-一部， 更不要说撰写有组织有系统的专著了。 说来真正惭愧，不仅成本的书写不出，就是那已发表的几十篇 论文，真正能达到自己心目中所悬鹄的者也不多。因而多年来朋 友们和几家出版社不止一次鼓励我将这些文章辑成一编问世，我 却兴趣不大，迟迟不敢应命。我有我的想法：旧作反正已经发表 了，如有人要看，可以在旧刊物上找到，何必再费功夫去搜集汇编？ 有这个时间，再为集体工作多尽-一点力量，或多写一二篇新作，不 是更好吗？ 我这种想法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 一则由于这些年来老一辈学者乃至中年学者出论文集的很 多，看到人家都在出，自己也就心动。毕竟已经老了，若及身连自 己的论文集也看不到一本，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二侧由于发现了有些错误的相传旧说，自己在几十年前业已 为文驳正，却由于刊载这些论文的刊物目前已难以见到，以致错误 的旧说仍在学术界里继续传播。例如： 1941年我在当时搬迁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的《史地杂志》 发表过一篇<播州杨保考，论证见于宋濂《杨氏家传》(<宋学士文 集》卷十一)的，以唐末入据播州的杨氏始祖为“其先太原人”，五传 至北宋以同族宋初名将杨业的玄孙为嗣，“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 也”这一说法绝不可信。播州土司杨氏先世实为唐代泸叙边徼地 区少数民族中的酋熹，后裔渐次汉化，遂依托为中朝名门之后，著 2
于谱牒。宋濂为杨氏撰家传，自当以杨氏谱牒为本，因而传中记 载，与史乘显相背谬之处甚多，自不能因此文出于名家之手而遽尔 置信。可是前几年史学界却仍然有人以宋濂心杨氏家传》为据，著 文宣扬杨业的后裔在遵义做了几百年的土司。文中没有提到曾经 有人否定或怀疑《家传>的可靠性，可见作者显然没有看到过我的 旧作，否则他总不至于仍然径以《家传》为据而对拙作不加辩驳。 1942年出版的浙江大学《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 上，有我的既然被收入作为儒家经典的《尚书》，所以 谁也不敢说，解放后商务印书馆还重印过一次。 可是近年来在报刊上为文介绍、宣扬徐霞客的一些作者，大概都没 有看到过这本纪念刊，所以在他们的文章里，谈到徐霞客在地理 学上的贡献时，依然都袭用了丁文江的那一套。 这种情况还可以列举几件，用不着在这里一一赘陈了。这就 促使我感觉到把旧作汇集起来重新发表，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 以说有此必要的。 自己的想法有所改变了，组织上又大力予以支持，先后委派赵 永复、葛剑雄二位同志帮助我做编选、校定的工作，刘思源同志为 我清绘插图，历时二年，始克定稿。三位同志为此都付出了大量的 劳动，在此理应致以诚挚的谢意。 全集分为上下二集，上集所收的是解放以前的旧作，下集所收 3
的是解放以后截止发表于1981年的作品。编选的条件很宽，不问 精粗深浅，只要基本上可以算是学术性的文字，都被选入了。只有 极少数几篇，或由于对文章结论的正确性自己已有所怀疑，或由于 当初发表时署的是别人的名字，如今再收入自己的集子似可不必， 或由于发表时虽然署了我的名字，实际我只提供了一部分资料，执 笔者并不是我自己，这些才在被删除之列。 上下集都是按文章的内容分类编排的，这样也许可以给读者 带来一些方便。但不按成文年代的先后排列，读者便不容易看出 我各个时期治学述作的经过，在这里我想就此略述梗概。 我在大学里受潘光旦先生的影响，选择了中国移民史作为研 究方向。我的毕业论文即以《中国移民史要为名，全文约七八万 字，略述自上古直到清代国境内各族的迁移大势。写成后得到了 潘先生的好评，认为经过一番修订补充，可以争取出一本小册子。 但我自己觉得由千题目太大，写得太简单粗糙了，此后就一直没有 肯花功夫去充实提高它。进了研究院以后，虽然不久就对魏晋南 北朝史、中亚交通史都发生了兴趣，写过这二方面的学期论文，又 由于和顾颉刚先生展开了关于两汉州制的讨论，从而提高了我在 读大学本科时业已萌发的对沿革地理学的兴趣，但我到选择毕业 论文题时，还是舍不得丢开移民史。不过此时的想法与以前已有 不同，觉得要研究移民史，应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逐步搞，或一个 时代一个时代逐步搞，而不应急急于搞全面的史略、史要或简史， 搞清楚当前各地区人民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于 是我决定主要根据地方志中的材料，按今省区一省一省地搞，先从 材料比较好找的湖南省做起。半年之后，我写成了《中国内地移民 史一湖南篇一文，通过答辩，毕业于研究院。又半年，1932年 6月，刊载于燕京大学的《史学年报》，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
文。翌年，南京中央大学所办《方志月刊>要求转载。此时我已放 弃了一省一省写下去的念头，便把标题改成《湖南人由来考以应 之。但这篇文章只说明了出于汉族血统的湖南人的由来，在撰写 此文搜集材料过程中，我又发现了近代的湖南“汉人”中又有相当 一部分出于少数民族血统，因而在1933年又写了一篇的附录印发给班上同学，1980年才作为 史学界的一件档案由我交发表。)这就更提高了我研究 沿革地理的兴趣和信心。那年冬天我完成了毕业论文，虽然还没 有正式取得研究生毕业证书，已有可能离校找职业。（那时燕京的 研究生学制定为两年毕业。如果到时学分未读满或论文未写成， 可以再拖上一二年。如不到两年学分已读满，毕业论文已通过，就 5
可以不再留在学校里，但仍要到满二年时才算正式毕业。)寒假期 间我的伯父把我推荐进北平图书馆当上了馆员。事有凑巧，原在 辅仁大学历史系担任教中国沿革地理-一课的柯昌泗先生，因家庭 纠纷仓卒离开北平。春季开学在即，学校不便将这门原定一学年 的课程半途停开，一时又找不到有名望有资历的老教师接替这门 课。正在为难，我的老师邓之诚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便向当时辅仁 的代校长沈兼士先生竭力推荐我去接替。这个偶然的机会，竟把 我这个尚未正式华业的研究生推上了大学的讲台。 1932年春我开始教中国沿革地理这门课。二年之后，顾颉刚 先生又邀我协助他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旨的“禹贡学会”，编 辑出版《禹贡半月刊》。从此沿革地理一后来改称历史地理— 便成为我一生治学的主要方向。 可是，从1932年春到1934年底这三年，除教课外还得为北平 图书馆做编目工作，1934年春以后又要为写了 一些以考订校正正史地理志为主的短文外，较长的有《新莽职方 考>、《清代东三省疆理志；也写了少数书评，其中较有分量的是 《渤海国志长编评校》。 1940年春离开北平到贵州进浙江大学任教，1946年秋复员到 杭州，直到杭州解放。在这九年半内，除教中国历史地理外，还教 6
了中国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史学史等课，大部分时间仍化在备课 教课上。又编绘了几幅用土纸石印的历史地图。所以述作还是很 少。除上面已提到的有关移民和民族史的几篇外，历史地理方面 较有分量的是《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秦郡新 考和<秦郡界址考三篇。同时对辽史也研究过一阵，但取得的成 果更少。 解放后第一学年仍在浙大，历史系停办，这一年专一学习马列 主义，不教书，也不写作。第二年转来复旦。开始四年半除半年下 乡搞土改，半年思想改造外，全力从事教学工作，教的是中国通史 第二第三两段，每星期都有六、七节课。这一时期几乎停止了对历 史地理的研究，只在1953年为顾颉刚、章巽二位先生所编的《中国 历史地图一一古代史部分》作了一番校订工作。 从1955年春起，此后约二十年中，只开过两学年的中国历史 地理的课，除参加政治活动和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止工作三年外， 全部力量差不多都放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上，能够 挤出来写一些东西的时间甚至比以教书为主的年代更少。这一时 期的述作主要是： (1)1959年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参与了关于评价曹操，讨 论蔡文姬生平、作品等课题的争论，对郭沫若同志的论述提出一些 不同意见。 (2)1958年邻近上海市区的江苏省十县划归上海市管辖， 1959年起在这些新划人上海市的西部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 遗址，报刊上一时刊载了许多文章说解放前中外学者说上海成陆 历史不过一二千年都说错了，现在考古发现证实上海历史至少已 有五六千年。我觉得解放以前的“上海”和1958年以后的上海” 所指地域范围相差太大，前者都在冈身以东，后者包括了大片冈身 以西地区，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解放前说那时的上海成陆不过一 7
二千年并没有错。搞科学研究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硬说解放前 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全是错的。因而从1960年起，我写了几篇关 于上海成陆年代兼及上海得名和建镇年代的文章，目的端在提倡 实事求是的学风，指出现今约有六千平方公里面积的上海市成陆 年代先后相差达几千年，这几千年内海陆变迁极为复杂，既不能看 作大陆不断在以同一速度向外涨，更不能因在西部发现了五、六千 年前的文化遗址就说全上海的历史都有那么久。 (3)1957年春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西汉河北地区时， 发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的西汉河北水道画得不合于《汉 书·地理志》记载，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证明<说文》、《水经》 又有讹误，西汉时河北平原诸大水是分道入海的，还没有象后世那 样合流于天津形成海河水系。由此又不得不进而探索河北平原水 系由分道入海演变为合流入海，亦即从《汉书·地理志时代的情 况逐步发展为《水经注时代的情况的过程。正好碰上复旦大学在 5月27日召开校庆学术报告讨论会，我便把这一番探索成果在历 史系作了一次题为《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的报告。当时由于时 间匆促，来不及写成论文，只写了一个报告提纲，附以几篇用文言 文写的考证水道变迁的笔记，打印分发给听众，并由邮寄发了几十 份给有关单位和历史地理界的朋友。会后因忙于编绘《中国历史 地图集》，图集》工作结束后又忙于其它工作，竟直到今天还抽不 出时间来把当时的报告提纲改写成正式论文付诸公开发表。但 1957年印发报告提纲后因各方来函索取者甚多，又曾两次加印各 数十份以应需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自己有所发现，尽管还没有 写成论文正式发表，既然人家急于想知道、利用此项研究成果，我 认为不应保密，应该有求必应。自1957年至今二十多年，已有许 多书刊、论文、历史地图采用了此项研究成果，我从不以此为忤。但 想不到去年竟有人（我曾寄赠报告提纲给他），以此为主要内容，写 8
了一篇专文公开发表，文末还说这是他多年钻研的收获，这就不能 不使我吃惊了。此人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地位，不知何以竟无视科学 道德一至于此？宁不可叹！ 同年夏，我应侯仁之同志之邀去青岛，在疗养所里住了一个 月，为他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撰写其中那一部分。我只注释了全志一百零三个那国中的六个郡，却 在认真阐释的过程中，发现不仅在中原地区的河南河北，就是在西 南的云贵高原，西北的河西走廊，《汉志>的水道经流都有和后世不 一样的地方。这也就是说，全国许多地区的河流在历史时期都在 不断发生变化。解放以前我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政区 沿革范围以内，从这一年起，才扩展到了水道变迁的研究。 研究河北平原水道的下游及其海口必然要牵涉到渤海湾海岸 的变迁问题，因此到1965年又写了-一篇<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 大海侵》。不过我写的有关海岸变迁的文章倒并不始于此篇，这以 前研究上海成陆年代的文章实际上也就是研究长江口南岸的海岸 变迁。 (4)三十年代中期禹贡学会同仁提出要把旧时代的沿革地理 改造为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地理。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两方面 入手：一是把研究广度从疆域、政区、都邑、河渠等几个项目扩展为 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各个领域；二是把研究深度从满足于考 证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推进到探索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而后 者的难度一般有过于前者。五十年代以前，我在这方面几乎谈不 上有什么成就。多数文章只谈各个时代的具体不同情况，不谈何 以会变；少数文章仅仅是语焉不详地带到几句。进人六十年代，才 有所突破。 五十年代以前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时，每次讲到历代黄 河的变迁，除要讲到历史上历次重要决溢改道外，一般还要把历史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