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乡愁 东亚列国在近代遭遇困厄，无疑与自身的学术状况有关。“中体 西用”与“和魂洋才”一度被“向西方寻求真理”和“脱亚入欧”所 置换，当是没有亲历过那场“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者所无法感受和 不好理解的。然而，即使一个半世纪后回头观望，“唯西方马首是瞻” 口号的“过度”处仍然值得讨论。如果允许用一个极端的事例来说明 这一点，即假如东亚人当年真的全部听信了前岛密、南部义筹和周树 人、瞿秋白等列位的极端式“建言”，那么，中国和日本的现行通用 文字，大概早已变成了罗马字母这种曾被日人讥为“蟹文字”的语言 符号了。 汉字之所以面临过如此窘境，一则因为在西方“近代”、“科学” 和“民主”的比照下，人们过多地强调了它所裹挟的意识形态成分一 一“封建主义的文字载体本身，就是近代化的巨大阻碍”：二则因为 汉字在掌握上确实有难识难读费时费力等特点一一“千百万字的汉 语，使学问的普及难度要远远大于二十六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参见 仓石武四郎：《汉字)运命》，岩波新书一九五二年版)。然而，不要 说汉字的母邦中国，就是声称“汉、洋既俱属他国，何不可舍汉而从 洋”（南部义筹语）的日本，也没能真正完成这场“文化大革命”。相 反，东西方文化汇合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汉字消亡，反而极大地刺激、 丰富和强化了汉语的潜质、语汇和功能。在日本，一度的“和汉对立” 竟因“洋学”袭来而再度联手，甚至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政府 在通过“学校令”首次整顿大学制度时，“国学”逞威于幕末的毒性
东亚的乡愁 东亚列国在近代遭遇困厄，无疑与自身的学术状况有关。“中体 西用”与“和魂洋才”一度被“向西方寻求真理”和“脱亚入欧”所 置换，当是没有亲历过那场“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者所无法感受和 不好理解的。然而，即使一个半世纪后回头观望，“唯西方马首是瞻” 口号的“过度”处仍然值得讨论。如果允许用一个极端的事例来说明 这一点，即假如东亚人当年真的全部听信了前岛密、南部义筹和周树 人、瞿秋白等列位的极端式“建言”，那么，中国和日本的现行通用 文字，大概早已变成了罗马字母这种曾被日人讥为“蟹文字”的语言 符号了。 汉字之所以面临过如此窘境，一则因为在西方“近代”、“科学” 和“民主”的比照下，人们过多地强调了它所裹挟的意识形态成分— —“封建主义的文字载体本身，就是近代化的巨大阻碍”；二则因为 汉字在掌握上确实有难识难读费时费力等特点——“千百万字的汉 语，使学问的普及难度要远远大于二十六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参见 仓石武四郎：《汉字の运命》，岩波新书一九五二年版）。然而，不要 说汉字的母邦中国，就是声称“汉、洋既俱属他国，何不可舍汉而从 洋”（南部义筹语）的日本，也没能真正完成这场“文化大革命”。相 反，东西方文化汇合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汉字消亡，反而极大地刺激、 丰富和强化了汉语的潜质、语汇和功能。在日本，一度的“和汉对立” 竟因“洋学”袭来而再度联手，甚至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政府 在通过“学校令”首次整顿大学制度时，“国学”逞威于幕末的毒性
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学院式的“和汉文学”（和文学、汉文 学、汉学)开始出现，“国史”、“国文”和“国语”也进一步以学科 领域的形式得到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学，既是从国学当中析 出的汉学部分，也是从汉学中析出的国学部分。由于“汉学”和“洋 学”的对置并不表明日本人排斥洋学，而是如何实现两者间的互补与 合作，因此，中村正直（一八三二一一一八九一，汉学者兼洋学者） 的话，部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信息：“有汉学之基者而进于洋 学，常显非常之功效”，“观今日洋学生徒中森然挺立头角且可托万里 前程者，皆乃汉学功力深厚者也”。反过来，那些没有“汉学之基础” 而只习英学者，则“惟语学可以上达，亦皆进至所难而止”(《汉学不 可废论》，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6《文体》，岩波书店一九八九年 版)，而“将来有欲大入洋学之堂奥者，必先大力涵养汉学功力”（牧 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史》)。黑住真教授指出：“明治人及其社会在各 种场合都不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洋学’是竖立于汉学’基础 上的学问。”(《近世日本社会匕儒教》I-6,ペ力九社二OO三年版) 然而，这同样不能证明日本对汉学的“合理主义”观念论就没有 批判。一大批明治精英曾严厉地指出过汉学者的固陋，认为其万事皆 备然而粗疏笼统的弊端倘不加以克服，汉学的学术生命将为之终结。 由于态度相对理性，所以日本人对西学的连类格义功夫，似不比中国 人差。特别是明治时期，其领域的对接范围、速度和程度还要广于、 快于和精细于中国人许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代以来日本人所译 概念的受众，已远超严复者不知凡几，致使严译术语不要说在日本
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学院式的“和汉文学”（和文学、汉文 学、汉学）开始出现，“国史”、“国文”和“国语”也进一步以学科 领域的形式得到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学，既是从国学当中析 出的汉学部分，也是从汉学中析出的国学部分。由于“汉学”和“洋 学”的对置并不表明日本人排斥洋学，而是如何实现两者间的互补与 合作，因此，中村正直（一八三二——一八九一，汉学者兼洋学者） 的话，部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信息：“有汉学之基者而进于洋 学，常显非常之功效”，“观今日洋学生徒中森然挺立头角且可托万里 前程者，皆乃汉学功力深厚者也”。反过来，那些没有“汉学之基础” 而只习英学者，则“惟语学可以上达，亦皆进至所难而止”（《汉学不 可废论》，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6《文体》，岩波书店一九八九年 版），而“将来有欲大入洋学之堂奥者，必先大力涵养汉学功力”（牧 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史》）。黑住真教授指出：“明治人及其社会在各 种场合都不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洋学’是竖立于‘汉学’基础 上的学问。”（《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Ⅰ-6，ぺかん社二○○三年版） 然而，这同样不能证明日本对汉学的“合理主义”观念论就没有 批判。一大批明治精英曾严厉地指出过汉学者的固陋，认为其万事皆 备然而粗疏笼统的弊端倘不加以克服，汉学的学术生命将为之终结。 由于态度相对理性，所以日本人对西学的连类格义功夫，似不比中国 人差。特别是明治时期，其领域的对接范围、速度和程度还要广于、 快于和精细于中国人许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代以来日本人所译 概念的受众，已远超严复者不知凡几，致使严译术语不要说在日本
就是在后来的中国人当中也少有使用者。 “和制汉语”的登场，是东亚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日本官 方公布的数据和学者的研究，出典于现代日本文献的汉语词汇，共计 四百五十六个(《中日现代汉语对照词汇表》)：近代词汇五百一十九 个(《汉语百科大辞典》)。我之所以相信大家都会对“和制汉语”抱 有浓厚的兴趣，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很少能想到平素随口就来的大量日 常用语，居然会来自日本；也不太敢相信几千年的古老汉语竞会有如 此强韧的更生力。这些在幕末明治期曾一度被称作“新汉语”的语汇 所创出的新概念竟如此丰富，以致“概念”一词本身，也出于日本人 的创造。陈力卫的研究成果显示，由于“观、学、性、觉”等语尾词 的采用提高了新汉语的造词能率，因而不仅为日本吸纳西学提供了极 大的方便，而且经由留日学生对日本著述的大量翻译，还使流风所至， 遍及中国、朝鲜和越南，一时间竟造成了学术话语的“逆输入”景观。 由此而形成的近代知识结构和共有价值体系，对各国的文化交流，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制汉语)形成之冬)展开》第四章，汲古书院 二OO一年版)。 但是，由于这些造词在形式上仍然是汉字的组合，因此，正如“新 汉语”一词所明示的那样，虽说这是对西洋知识的翻译，但本质上仍 不过是汉语对新事物的格义和摹写。这恐怕也是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 能够迅速接受和使用日式汉语的原因之一。沈国威指出，日本人在翻 译西方概念时曾采用了直译（翻）、意译（义）和音译（音）三种处 理方式。其中，幕末明治之际多行直译；明治启蒙者如福泽渝吉和西
就是在后来的中国人当中也少有使用者。 “和制汉语”的登场，是东亚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日本官 方公布的数据和学者的研究，出典于现代日本文献的汉语词汇，共计 四百五十六个（《中日现代汉语对照词汇表》）；近代词汇五百一十九 个（《汉语百科大辞典》）。我之所以相信大家都会对“和制汉语”抱 有浓厚的兴趣，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很少能想到平素随口就来的大量日 常用语，居然会来自日本；也不太敢相信几千年的古老汉语竟会有如 此强韧的更生力。这些在幕末明治期曾一度被称作“新汉语”的语汇 所创出的新概念竟如此丰富，以致“概念”一词本身，也出于日本人 的创造。陈力卫的研究成果显示，由于“观、学、性、觉”等语尾词 的采用提高了新汉语的造词能率，因而不仅为日本吸纳西学提供了极 大的方便，而且经由留日学生对日本著述的大量翻译，还使流风所至， 遍及中国、朝鲜和越南，一时间竟造成了学术话语的“逆输入”景观。 由此而形成的近代知识结构和共有价值体系，对各国的文化交流，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制汉语の形成とその展开》第四章，汲古书院 二○○一年版）。 但是，由于这些造词在形式上仍然是汉字的组合，因此，正如“新 汉语”一词所明示的那样，虽说这是对西洋知识的翻译，但本质上仍 不过是汉语对新事物的格义和摹写。这恐怕也是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 能够迅速接受和使用日式汉语的原因之一。沈国威指出，日本人在翻 译西方概念时曾采用了直译（翻）、意译（义）和音译（音）三种处 理方式。其中，幕末明治之际多行直译；明治启蒙者如福泽谕吉和西
周等人多行意译：进入大正阶段，音译才渐成主流。用片假名来表记 的音译词汇固有快速便捷的好处，可意思的直观性却因假名本身的纯 粹表音性质而无法像汉字那样一望便知。由于这种弊端因外来语数量 的激增而越发积重难返，因而近年来日本人开始担心，认为这样下去 将造成汉字文化圈无法继续与西方共同拥有新概念的结局。日本国立 国语研究所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就是如何用汉语翻译词来代替音译 词。沈氏认为，江户兰学者的工作，将会给这项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 (《阑学)语匕新汉语)创出》，见《十九世纪中国语)诸相》，雄松 堂二OO七年版)。而我以为，这种启示如从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三 十年的语汇现代化经验中去获得，意义可能会更大些。由于再复杂的 现代科技术语，一到中国环境都几无例外地变成富涵中国文化意蕴的 汉语，所以现代日本所遇到的语言难局，在中国人看来好像并未构成 问题。这意味着，作为锤炼了数千载的高度成熟语言，汉语不但可以 应对东西世事的万端变化，还足以使任何无视“六书”造字原则的纯 注音符号日益显露出意义的干瘪和苍白。事实上，这笔弥足珍贵的巨 大文化遗产，不但成功地迎接了梵文的挑战，为佛教创造了覆盖东亚 并足以向印度“逆输入”的灿烂宗教文化，其在近代文明的狂飙骤雨 面前，亦未尝不卓然挺立，实现了那些决计向“蟹文字”全面投降者 所无法想象的自我更生。由于汉语的出色表现并没有构成近代化诠释 的语言障碍，这就给即将完成现代化改造任务的东亚地区提出了区域 文明该如何继承和发展的重大课题。 课题本身，触媒于东亚各国互补互动和合作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
周等人多行意译；进入大正阶段，音译才渐成主流。用片假名来表记 的音译词汇固有快速便捷的好处，可意思的直观性却因假名本身的纯 粹表音性质而无法像汉字那样一望便知。由于这种弊端因外来语数量 的激增而越发积重难返，因而近年来日本人开始担心，认为这样下去 将造成汉字文化圈无法继续与西方共同拥有新概念的结局。日本国立 国语研究所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就是如何用汉语翻译词来代替音译 词。沈氏认为，江户兰学者的工作，将会给这项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 （《阑学の语と新汉语の创出》，见《十九世纪中国语の诸相》，雄松 堂二○○七年版）。而我以为，这种启示如从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三 十年的语汇现代化经验中去获得，意义可能会更大些。由于再复杂的 现代科技术语，一到中国环境都几无例外地变成富涵中国文化意蕴的 汉语，所以现代日本所遇到的语言难局，在中国人看来好像并未构成 问题。这意味着，作为锤炼了数千载的高度成熟语言，汉语不但可以 应对东西世事的万端变化，还足以使任何无视“六书”造字原则的纯 注音符号日益显露出意义的干瘪和苍白。事实上，这笔弥足珍贵的巨 大文化遗产，不但成功地迎接了梵文的挑战，为佛教创造了覆盖东亚 并足以向印度“逆输入”的灿烂宗教文化，其在近代文明的狂飙骤雨 面前，亦未尝不卓然挺立，实现了那些决计向“蟹文字”全面投降者 所无法想象的自我更生。由于汉语的出色表现并没有构成近代化诠释 的语言障碍，这就给即将完成现代化改造任务的东亚地区提出了区域 文明该如何继承和发展的重大课题。 课题本身，触媒于东亚各国互补互动和合作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
的今天。历史上，“衣冠唐制度，诗书汉文章”，常被人用来状摩东亚 地区曾经有过的黄金交往期。那个时候，东亚四国用以交流的文字形 式是文言（日韩越称之为“汉文”）。口语的不通之所以没有构成四方 交流的障碍，是因为彼此间通行着一种既可达意又不失亲切的交谈方 式一一笔谈。笔谈又称“笔话”和“笔语”，是只凭纸墨笔砚即可相 互认知的沟通手段。在日本，五世纪初应神天皇之前并无文字，但日 本人见到汉字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早。有一种说法称，日本孝灵天皇四 十五年时，秦始皇即位。始皇好仙，派人赴日求长生不死药。日本则 反索五帝三皇书，始皇送之。其后三十五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故孔 子全经得存于日本，且此事曾见于“异朝之书”云云（北亲房：《神 皇正统记》)。秦始皇派徐福（市）东瀛求药事，见诸《史记·秦始皇 本纪》，而“异朝之书”云者，当来自欧阳修《日本刀歌》的一句诗：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文忠公全集》卷十五)。后 来的《文献通考》和《琅邪代醉篇》所载，亦均本此。在尚未得到事 实的确固证明前，这种说法只能被视为美丽的猜测(《善邻国宝记》 卷上，集英社一九九五年版)。实际上，六世纪以降，汉字才开始了 大量涌入日本的过程一一这当然有赖于佛教和儒教的东传。汉字的力 量十分巨大，以至“倘无汉字文化的作用和刺激，以往缓慢的氏族联 合就不会朝规模庞大的国家统合方向迈进”（黑住真语）。六世纪末的 隋唐帝国，无疑给日本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影响，所以七世纪时，日本 又踏上了“律令国家”的道路。到了八世纪的奈良时代和九世纪的平 安初期，该过程才大体完成。也就是说，从五世纪到九世纪这一堪称
的今天。历史上，“衣冠唐制度，诗书汉文章”，常被人用来状摩东亚 地区曾经有过的黄金交往期。那个时候，东亚四国用以交流的文字形 式是文言（日韩越称之为“汉文”）。口语的不通之所以没有构成四方 交流的障碍，是因为彼此间通行着一种既可达意又不失亲切的交谈方 式——笔谈。笔谈又称“笔话”和“笔语”，是只凭纸墨笔砚即可相 互认知的沟通手段。在日本，五世纪初应神天皇之前并无文字，但日 本人见到汉字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早。有一种说法称，日本孝灵天皇四 十五年时，秦始皇即位。始皇好仙，派人赴日求长生不死药。日本则 反索五帝三皇书，始皇送之。其后三十五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故孔 子全经得存于日本，且此事曾见于“异朝之书”云云（北亲房：《神 皇正统记》）。秦始皇派徐福（市）东瀛求药事，见诸《史记·秦始皇 本纪》，而“异朝之书”云者，当来自欧阳修《日本刀歌》的一句诗：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文忠公全集》卷十五）。后 来的《文献通考》和《琅邪代醉篇》所载，亦均本此。在尚未得到事 实的确固证明前，这种说法只能被视为美丽的猜测（《善邻国宝记》 卷上，集英社一九九五年版）。实际上，六世纪以降，汉字才开始了 大量涌入日本的过程——这当然有赖于佛教和儒教的东传。汉字的力 量十分巨大，以至“倘无汉字文化的作用和刺激，以往缓慢的氏族联 合就不会朝规模庞大的国家统合方向迈进”（黑住真语）。六世纪末的 隋唐帝国，无疑给日本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影响，所以七世纪时，日本 又踏上了“律令国家”的道路。到了八世纪的奈良时代和九世纪的平 安初期，该过程才大体完成。也就是说，从五世纪到九世纪这一堪称
确立了日本古代国家框架的约五百年的时间里，日本的通用文字为汉 字，文章亦只通行汉文。作为律令国家之文化象征的八世纪汉诗集《怀 风藻》和九世纪前半叶缤纷涌现的敕撰汉诗集等自不待言，在人们看 来几乎是古典之古典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万叶集》等，亦 全部以汉文书就。而且，即便八、九世纪已成为过去，日本人的记录 手段仍无甚改变。不用说作为正史的六国史、律令格式及其注释、诸 种公文和公共记录的撰写和记录方法一仍其旧，就是男性贵族们的日 记和备忘录、佛教儒教的经典、教学书和修法书等，亦继续以汉字的 形式来书写。中间虽有变化，但以汉文记录的传统，却一直被保存了 下来（参见黑住真前揭书章节）。日本的汉文使用能力既然如此发达， 中日之间的口头翻译作用便没有获得特别凸显。例如，雍熙初年（十 世纪末)，日本僧人然来到宋朝，“献其国职员令、年代记”。然“然 善笔札，而不通华言，有所问，书以对之”(《善邻国宝记》卷上引《杨 文公谈苑》)。到了江户时代，“问答需凭笔”、“言谈在此书”，就更是 中日人士相互了解的不二方法。在日本“锁国”和中国“海禁”的特 殊历史阶段，类似的问答活动，不但有助于相互了解，还极大地加深 了彼此间的交谊。华人启堂等三人漂流日本期间，与日人秋岳交游有 日，蒙眷甚深。后因日方清港令已下，乃不得不去。及涕泣揖别，亦 以笔语赠答： 启堂云：清港以来，经乙百多日。辱眷之厚，譬之无言。奈现刻叙别，不 觉泪下。望我公台下，在留本处，时时相见谈心，〔许)之麽。 秋岳云：二十八字二只（首），代笔语，聊眷眷之情。情长言短，我棣台三 位照鉴是祈一一人事从来梦等闲，忽逢清港别琼山。兹身设得分为二，一个随君 一个还。屈指六旬舱里过，恩情更比弟昆多。管城写道谈心处，不信人间有汉和。 (《得泰船笔语》，见《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得泰船资料》，关西大学出版部一九八
确立了日本古代国家框架的约五百年的时间里，日本的通用文字为汉 字，文章亦只通行汉文。作为律令国家之文化象征的八世纪汉诗集《怀 风藻》和九世纪前半叶缤纷涌现的敕撰汉诗集等自不待言，在人们看 来几乎是古典之古典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万叶集》等，亦 全部以汉文书就。而且，即便八、九世纪已成为过去，日本人的记录 手段仍无甚改变。不用说作为正史的六国史、律令格式及其注释、诸 种公文和公共记录的撰写和记录方法一仍其旧，就是男性贵族们的日 记和备忘录、佛教儒教的经典、教学书和修法书等，亦继续以汉字的 形式来书写。中间虽有变化，但以汉文记录的传统，却一直被保存了 下来（参见黑住真前揭书章节）。日本的汉文使用能力既然如此发达， 中日之间的口头翻译作用便没有获得特别凸显。例如，雍熙初年（十 世纪末），日本僧人然来到宋朝，“献其国职员令、年代记”。然“然 善笔札，而不通华言，有所问，书以对之”（《善邻国宝记》卷上引《杨 文公谈苑》）。到了江户时代，“问答需凭笔”、“言谈在此书”，就更是 中日人士相互了解的不二方法。在日本“锁国”和中国“海禁”的特 殊历史阶段，类似的问答活动，不但有助于相互了解，还极大地加深 了彼此间的交谊。华人启堂等三人漂流日本期间，与日人秋岳交游有 日，蒙眷甚深。后因日方清港令已下，乃不得不去。及涕泣揖别，亦 以笔语赠答： 启堂云：清港以来，经乙百多日。辱眷之厚，譬之无言。奈现刻叙别，不 觉泪下。望我公台下，在留本处，时时相见谈心，〔许〕之麽。 秋岳云：二十八字二只（首），代笔语，聊眷眷之情。情长言短，我棣台三 位照鉴是祈——人事从来梦等闲，忽逢清港别琼山。兹身设得分为二，一个随君 一个还。屈指六旬舱里过，恩情更比弟昆多。管城写道谈心处，不信人间有汉和。 （《得泰船笔语》，见《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得泰船资料》，关西大学出版部一九八
六年版) 类似的佳话，不胜枚举。笔谈不但表现出日本人不菲的汉文功力， 由此而引发的人间情谊竟也如此深厚，一句“不信人间有汉和”的肺 腑话语，已足令当代人士唏嘘嗟叹，感慨有加了。 与日本相比，朝鲜与中国的交流要更早，也更频繁些。但韩人何 时开始接触汉字，历来说法不一。据韩国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卷 二十四百济近肖古王三十年（三七五）“古记”所载：“百济开国已来， 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 不知其何许人也。”实际上，汉武帝早于公元前二世纪初就在朝鲜设 有四郡，公孙康于四世纪初又在南部设带方郡，说明汉字应更早传入 朝鲜才是。唐朝初年，韩人一般的汉文修养提高颇大，后起直追的新 罗尤其如此。这有赖于其不懈的联唐政策，也跟汉文具有特殊的外交 功能有关。唯此，它收到了与日本类似的效果，以至于文武王说：“强 首文章，自任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故能结好成功。我 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 功岂可忽也！”（参见《旧唐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及 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三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 OO七年版)。从大唐行军总管薛仁贵和文武王讨论唐新联军攻略高 丽、百济问题的信札中可知，汉文在当时中朝间所发挥的作用，的确 十分巨大。如果推察不误，则文武王的“报书”亦当出自强首之笔(《三 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第七)。当然，这一统一作用的发挥，与 高丽和百济的文字形式早已是汉文有关。在嗣后的《李朝实录》当中， 中朝汉文文书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而不管是出于善意的了解还是用
六年版） 类似的佳话，不胜枚举。笔谈不但表现出日本人不菲的汉文功力， 由此而引发的人间情谊竟也如此深厚，一句“不信人间有汉和”的肺 腑话语，已足令当代人士唏嘘嗟叹，感慨有加了。 与日本相比，朝鲜与中国的交流要更早，也更频繁些。但韩人何 时开始接触汉字，历来说法不一。据韩国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卷 二十四百济近肖古王三十年（三七五）“古记”所载：“百济开国已来， 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 不知其何许人也。”实际上，汉武帝早于公元前二世纪初就在朝鲜设 有四郡，公孙康于四世纪初又在南部设带方郡，说明汉字应更早传入 朝鲜才是。唐朝初年，韩人一般的汉文修养提高颇大，后起直追的新 罗尤其如此。这有赖于其不懈的联唐政策，也跟汉文具有特殊的外交 功能有关。唯此，它收到了与日本类似的效果，以至于文武王说：“强 首文章，自任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故能结好成功。我 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 功岂可忽也！”（参见《旧唐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及 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三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 ○○七年版）。从大唐行军总管薛仁贵和文武王讨论唐新联军攻略高 丽、百济问题的信札中可知，汉文在当时中朝间所发挥的作用，的确 十分巨大。如果推察不误，则文武王的“报书”亦当出自强首之笔（《三 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第七）。当然，这一统一作用的发挥，与 高丽和百济的文字形式早已是汉文有关。在嗣后的《李朝实录》当中， 中朝汉文文书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而不管是出于善意的了解还是用
于防范的刺探，一部《燕行录》，已使这类交流活动登峰造极。如果 仅仅在文字的意义上套用日本人秋岳的那句诗，则“不知人间有中韩” 似乎更能表现那个时代的中朝交流特征。 与此相似的，是汉字在越南的传播。研究者指出，汉字进入越南， 当始于汉武帝元鼎五年（前一一二）。这一年，汉帝国在越南设置了 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据说，当时已有若干通晓汉文的越人，并担 任着郡县的下级官吏。随着汉文修养的日益加深，越人对中原的文化 认同渐趋强烈，以至于东汉末任交趾刺史的李进竟向汉廷上言：“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人，未尝奖励远人。”(《大 越史记》外纪三《属东汉纪》)降至唐代，安南人士游学中原者益众， 且频与中原名士王维、杨巨源、贾岛等交游，诗文唱酬颇多。东晋时， 尽管安南已告独立，但汉文的地位非但未见削弱，反而在南宋中叶的 陈朝，变得愈加牢固。这一方面有陈氏先祖来自中国的原因，也与中 原文赋已成为国家取士和文人晋身的标准有关。至于黎朝（明宣德年 间所建)，因直接仿效大明科举之制，遂使那里的整个文教形式与中 原和朝鲜益发逼肖，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清乾隆年间（参见朱云影 前揭书第三章)。 实际上，有如此“共同”点的王国，还不止于日、朝、越三方。 在容易被人遗忘的琉球群岛，也同样刻录着并不亚于以上三国的类似 印记。虽说琉球王国与中国的正式交流始见于《明史》的记载，但民 间层次的贸易往来，却发端较早。而且从一四一O年（永乐二年）到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约五百年的时间里，琉球一直都接受着来自
于防范的刺探，一部《燕行录》，已使这类交流活动登峰造极。如果 仅仅在文字的意义上套用日本人秋岳的那句诗，则“不知人间有中韩” 似乎更能表现那个时代的中朝交流特征。 与此相似的，是汉字在越南的传播。研究者指出，汉字进入越南， 当始于汉武帝元鼎五年（前一一二）。这一年，汉帝国在越南设置了 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据说，当时已有若干通晓汉文的越人，并担 任着郡县的下级官吏。随着汉文修养的日益加深，越人对中原的文化 认同渐趋强烈，以至于东汉末任交趾刺史的李进竟向汉廷上言：“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人，未尝奖励远人。”（《大 越史记》外纪三《属东汉纪》）降至唐代，安南人士游学中原者益众， 且频与中原名士王维、杨巨源、贾岛等交游，诗文唱酬颇多。东晋时， 尽管安南已告独立，但汉文的地位非但未见削弱，反而在南宋中叶的 陈朝，变得愈加牢固。这一方面有陈氏先祖来自中国的原因，也与中 原文赋已成为国家取士和文人晋身的标准有关。至于黎朝（明宣德年 间所建），因直接仿效大明科举之制，遂使那里的整个文教形式与中 原和朝鲜益发逼肖，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清乾隆年间（参见朱云影 前揭书第三章）。 实际上，有如此“共同”点的王国，还不止于日、朝、越三方。 在容易被人遗忘的琉球群岛，也同样刻录着并不亚于以上三国的类似 印记。虽说琉球王国与中国的正式交流始见于《明史》的记载，但民 间层次的贸易往来，却发端较早。而且从一四一○年（永乐二年）到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约五百年的时间里，琉球一直都接受着来自
中国的册封，中琉之间不仅贸易往来频繁，彼此还发生了深刻的政治 关联。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留，今天的“首里城”，仍到处弥漫着 浓重的古典中华气息，无论是楼阁门阙，还是雕梁匾额。为了提高当 地人的汉语使用水平进而普及汉语的使用面，琉球还实行了“官生” (国费留学生)制度，不但往南京国子监（明）和北京国子监（清） 派去留学生，而且民间的许多人士也纷纷浮槎福建，自费“勤学”。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赴华留学之前，一般都要接受类似于今天“预 备校”学习的中国“官话”训练，久则渐成定制。专供这种学习之用 的汉语教材，如《学官话》（一名《尊驾》）、《官话问答便语》和《白 姓官话》等，亦不一而足（参见濑户口律子：《学官话全一一琉球官 话课本研究》，榕树书林二OO三年版)。据载，琉球与中国之间的函 件往来，行文典雅，用词规范，是标准的汉文。起初，琉球的对日官 函大体照顾日式的汉语表达。但是，随着与中国关系的日益加深（日 本方面的说法，过多强调日方对琉球行“大君”号的时间转折[庆安 二年，一六四三年])，琉日之间往来官函的汉文风格，越发朝规范方 向发展，并且这种风格还在日本的延宝、正德年间（一六七三一 七一五)得到了确定（参见见山和行：《琉球王国）外交匕王榷》Ⅱ， 吉川弘文馆二OO四年版)。 琉日的对话手段，同时凸显了汉文作用的另一重要侧面，即作为 东亚共有语言形式的汉文，还自觉地承载起中国外围国与国之间的交 流功能。康熙年间出使清朝的阮公沆在诗作《赠朝鲜国使俞吉一、李 世瑾》中咏道：“地各东南海际居，计程一万又零余。威仪共秉周公
中国的册封，中琉之间不仅贸易往来频繁，彼此还发生了深刻的政治 关联。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留，今天的“首里城”，仍到处弥漫着 浓重的古典中华气息，无论是楼阁门阙，还是雕梁匾额。为了提高当 地人的汉语使用水平进而普及汉语的使用面，琉球还实行了“官生” （国费留学生）制度，不但往南京国子监（明）和北京国子监（清） 派去留学生，而且民间的许多人士也纷纷浮槎福建，自费“勤学”。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赴华留学之前，一般都要接受类似于今天“预 备校”学习的中国“官话”训练，久则渐成定制。专供这种学习之用 的汉语教材，如《学官话》（一名《尊驾》）、《官话问答便语》和《白 姓官话》等，亦不一而足（参见濑户口律子：《学官话全——琉球官 话课本研究》，榕树书林二○○三年版）。据载，琉球与中国之间的函 件往来，行文典雅，用词规范，是标准的汉文。起初，琉球的对日官 函大体照顾日式的汉语表达。但是，随着与中国关系的日益加深（日 本方面的说法，过多强调日方对琉球行“大君”号的时间转折[庆安 二年，一六四三年］），琉日之间往来官函的汉文风格，越发朝规范方 向发展，并且这种风格还在日本的延宝、正德年间（一六七三——一 七一五）得到了确定（参见见山和行：《琉球王国の外交と王榷》Ⅱ， 吉川弘文馆二○○四年版）。 琉日的对话手段，同时凸显了汉文作用的另一重要侧面，即作为 东亚共有语言形式的汉文，还自觉地承载起中国外围国与国之间的交 流功能。康熙年间出使清朝的阮公沆在诗作《赠朝鲜国使俞吉一、李 世瑾》中咏道：“地各东南海际居，计程一万又零余。威仪共秉周公
礼，学问同尊孔氏书！”(《越南辑略》卷二《诗选》)《惺窝先生文集》 中有日本近世大儒藤原惺窝与朝鲜硕学姜沆（日朝交战时被掳至日 本)的笔谈实录。其间固有两国交恶的阴影，但日本知识人的向学精 神和由此生发的两国学者交谊，至今仍被传为佳话（见《藤原惺窝集》 卷上，思文阁一九四一年版)。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在与日本的 百余年交流过程中，所采行的也正是笔谈形式（阿哲郎：《近〈℃远 中国语》第四章，中公新书二OO七年版)。汉文笔谈，可以使当事 人直入双方的心灵世界，它加深了朝日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致使时任 对马外交官的雨森芳洲感慨道：“贵国（朝鲜）之于我州也，诚信眷 恤百年有如一日。”(《雨森芳洲外交关系资料书翰集》《笔语》)据称， 标志其对外关系理念发生巨变的《交邻提醒》一书，即形成于他的外 交生涯中。笔者踏查“对马历史民俗资料馆”时注意到，在“朝鲜国 通信使之碑”的旁侧，伫立着凝结芳洲外交思想精华的“诚信之交邻” 石碑。当然，从日琉赠答文书中，人们也不时可以看到丰臣秀吉对琉 球野心的如实记录一一“欲弘政化于异域者，素愿也。”（参见《新订 善邻国宝记》，集英社一九九五年版) 无论汉文交流史上有过怎样的悲喜哀乐，当我们今天也试图做如 此交流时，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却横亘在面前：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西 学冲击，东亚诸国的文字表述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异。不但日本 的汉字使用量大为减少，朝鲜半岛的通用语也大多实现了“无汉字 化”，而越南文字，则完全罗马化了。即便在汉语母邦中国，除台湾 和港澳外，普及了简体字的大陆，文字的表现形式亦因几套改革方案
礼，学问同尊孔氏书！”（《越南辑略》卷二《诗选》）《惺窝先生文集》 中有日本近世大儒藤原惺窝与朝鲜硕学姜沆（日朝交战时被掳至日 本）的笔谈实录。其间固有两国交恶的阴影，但日本知识人的向学精 神和由此生发的两国学者交谊，至今仍被传为佳话（见《藤原惺窝集》 卷上，思文阁一九四一年版）。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在与日本的 百余年交流过程中，所采行的也正是笔谈形式（阿哲郎：《近くて远 中国语》第四章，中公新书二○○七年版）。汉文笔谈，可以使当事 人直入双方的心灵世界，它加深了朝日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致使时任 对马外交官的雨森芳洲感慨道：“贵国（朝鲜）之于我州也，诚信眷 恤百年有如一日。”（《雨森芳洲外交关系资料书翰集》《笔语》）据称， 标志其对外关系理念发生巨变的《交邻提醒》一书，即形成于他的外 交生涯中。笔者踏查“对马历史民俗资料馆”时注意到，在“朝鲜国 通信使之碑”的旁侧，伫立着凝结芳洲外交思想精华的“诚信之交邻” 石碑。当然，从日琉赠答文书中，人们也不时可以看到丰臣秀吉对琉 球野心的如实记录——“欲弘政化于异域者，素愿也。”（参见《新订 善邻国宝记》，集英社一九九五年版） 无论汉文交流史上有过怎样的悲喜哀乐，当我们今天也试图做如 此交流时，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却横亘在面前：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西 学冲击，东亚诸国的文字表述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异。不但日本 的汉字使用量大为减少，朝鲜半岛的通用语也大多实现了“无汉字 化”，而越南文字，则完全罗马化了。即便在汉语母邦中国，除台湾 和港澳外，普及了简体字的大陆，文字的表现形式亦因几套改革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