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阅读材料）老报纸上的鲜活历史.pdf_大学文库

老报纸上的鲜活历史辛亥革命之于中国的意义无疑是无比巨大的,1911年的那场革命为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场伟大的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们为了拯救古老的中国免于被列强侵所进行的无畏探索。革命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第一次响亮的提出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先进思想, 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成为百年来中华民族进步的历史潮流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溥仪宣布退位,那个甲子的辛亥年是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年。2011年的我们再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辛亥革命之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然而 1911年,世界与国人眼中的辛亥革命又是怎样? 报纸是一个时代的鲜活写照,当时的新闻虽然已是今天的旧闻,但是泛黄报纸上的繁体字的字与行间我们依然能够看到100年前的人们对于革命的报道与理解。笔者希望能够透过100年前老报纸对于这场革命的记录,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发现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武昌枪响时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的新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经过一夜的激战,终于在天亮之前解放了武昌。随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因为当时的报纸大多掌握在清政府手中,因此关于武昌起义的报道并不是很多,影响力较广的《大公报》和《申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报道辛亥革命的消息。相反,处于清廷权力中心的《国风日报》不顾清廷的反对,在第一时间出版了号外,把这一重大新闻用“革命”二号字排出来。报纸出版后,《国风日报》随即遭至大量帝国警察的干涉,被禁止刊登任何与武昌有关的消息。于是, 《国风日报》在第二天头版位置干脆开了一个整版的天窗,上面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 这版天窗带来的更加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以为肯定是革命党大胜,帝国已危在旦夕了,否则怎么会空了一整版?警察在无奈之下,央求报馆,该登什么就登什么吧,只要不是谣言就行。[1]开天窗至今都是一些媒体对于权威“沉默反抗”的方式,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时期我们的先辈们也同样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坚持与智慧关于革命的具体细节,1911年10月13号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和《时事新报》便分别以《军队反乱,占领武昌城》和《军队、警察协助革命军,讨伐困难》的标题对武昌起义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大阪每日新闻》从清政府的角度描写了武昌起义当夜的情况 “湖广第八镇统制张彪12日午后1时突破革命党重围,已出城门。为邦人(侨居的日本人) 所救,与从卒10名来汉口。据其言,树反旗者为两炮兵大队、四步兵大队及工兵、辎重兵,几为派遣四川所余之全部。反乱之原因,盖怀怨于总督瑞澂,愤慨其斩杀革命党员云云,遂举事欲杀总督。据救助张彪之邦人所言,武昌城门为左臂缠白布之反徒守备,城内已悉为叛军占领。然城内枪声仍盛,黑烟涨天。”(2] 报纸中所描述的情形与教科书上关于当晚的记录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关于新军起义的原因,报中只是将其简单地归结为“盖怀怨于总督瑞澂,愤慨其斩杀革命党员云云”。当时的日本媒体尚不明确武昌起义并不是个人恩怨而引起的刺杀行动,而是由革命党人们策划的推翻清廷腐朽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样是10月13日,日本《时事时报》则从革命党人的角度则较为客观地指出了武昌起义的原因。“武昌反乱实乃革命党之巧妙运动,大奏其功。盖南清(华南)地方革命思想之潜在势力,超

老报纸上的鲜活历史辛亥革命之于中国的意义无疑是无比巨大的，1911年的那场革命为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场伟大的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们为了拯救古老的中国免于被列强侵所进行的无畏探索。革命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第一次响亮的提出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先进思想，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成为百年来中华民族进步的历史潮流。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溥仪宣布退位，那个甲子的辛亥年是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一年。2011年的我们再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辛亥革命之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然而 1911年，世界与国人眼中的辛亥革命又是怎样？报纸是一个时代的鲜活写照，当时的新闻虽然已是今天的旧闻，但是泛黄报纸上的繁体字的字与行间我们依然能够看到100年前的人们对于革命的报道与理解。笔者希望能够透过100年前老报纸对于这场革命的记录，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发现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武昌枪响时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的新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经过一夜的激战，终于在天亮之前解放了武昌。随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因为当时的报纸大多掌握在清政府手中，因此关于武昌起义的报道并不是很多，影响力较广的《大公报》和《申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报道辛亥革命的消息。相反，处于清廷权力中心的《国风日报》不顾清廷的反对，在第一时间出版了号外，把这一重大新闻用“革命”二号字排出来。报纸出版后，《国风日报》随即遭至大量帝国警察的干涉，被禁止刊登任何与武昌有关的消息。于是，《国风日报》在第二天头版位置干脆开了一个整版的天窗，上面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 这版天窗带来的更加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以为肯定是革命党大胜，帝国已危在旦夕了，否则怎么会空了一整版？警察在无奈之下，央求报馆，该登什么就登什么吧，只要不是谣言就行。[1]开天窗至今都是一些媒体对于权威“沉默反抗”的方式， 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时期我们的先辈们也同样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坚持与智慧。关于革命的具体细节，1911年10月13号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和《时事新报》便分别以《军队反乱，占领武昌城》和《军队、警察协助革命军，讨伐困难》的标题对武昌起义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大阪每日新闻》从清政府的角度描写了武昌起义当夜的情况： “湖广第八镇统制张彪１２日午后１时突破革命党重围，已出城门。为邦人（侨居的日本人）所救，与从卒１０名来汉口。据其言，树反旗者为两炮兵大队、四步兵大队及工兵、辎重兵，几为派遣四川所余之全部。反乱之原因，盖怀怨于总督瑞澂，愤慨其斩杀革命党员云云，遂举事欲杀总督。据救助张彪之邦人所言，武昌城门为左臂缠白布之反徒守备，城内已悉为叛军占领。然城内枪声仍盛，黑烟涨天。”[2] 报纸中所描述的情形与教科书上关于当晚的记录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关于新军起义的原因，报中只是将其简单地归结为“盖怀怨于总督瑞澂，愤慨其斩杀革命党员云云”。当时的日本媒体尚不明确武昌起义并不是个人恩怨而引起的刺杀行动，而是由革命党人们策划的推翻清廷腐朽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样是10月13日，日本《时事时报》则从革命党人的角度则较为客观地指出了武昌起义的原因。“武昌反乱实乃革命党之巧妙运动，大奏其功。盖南清（华南）地方革命思想之潜在势力，超

乎世人意想,渐呈燎原之势,在于彼等洞悉单以革命党主义难以鼓振人心,恰如我国幕末(德川幕府末期)尊王攘夷论并举,遂达讨幕之目的,革命党乘铁道借款问题致人心激昂之机,遍传盛宣怀之罪恶,攻击北京政府之政策,巧加挑发反感,促成蜂起之爆发。”[3] 《时事日报》在起义之后两天便敏锐地发现革命党人在这次起义之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四川保路”运动,100年后读来仍然对报社当时对于时局的准确判断而感到佩服革命进行时武昌起义之后,革命便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展开。10月22日,长沙、西安起义:10月23日九江起义;10月29日太原起义:10月30日重庆起义:10月31日,南昌起义······关于各地起义的几乎每天都能够更新,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府。起义的进展是如此的迅速,“革命”和“起义”的字眼不断地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也引起了国外媒体对于这场发生在中国的巨变的密切关从10月10日到1912年年初的这段时间内,革命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当时的媒体对革命的前途作怎样的判断,中国又会走向何方?笔者希望通过当时在世界影响力较大的《纽约时报》对于辛亥革命地报道,探究当时世界主流媒体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笔者认为《纽约时报》对于辛亥革命的报道较为中肯客观,更多地站在了革命者们的立场上并且准确地意识到了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威胁以及后来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1911年11月19日, 《纽约时报》便以《袁世凯:藏起野心的独裁者》为题作了一篇短评: 李鸿章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调停者,但袁世凯不是,他是一个独裁者,明智、稳健、自信,有政治魅力,但不追求个人权势的扩张。至少,他将个人权力野心成功地隐藏了起来,到目前为止,他的个人权欲没有显露。事实上,全国上下普遍相信他是一个爱国者。由此可见,他对他的同胞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国民信任他的爱国精神,信任他处事果断、驭人有方、铁腕治世,这对东方人而言尤其难得使得他在如今这个各方势力分崩离析的特殊时刻,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各方注目的关键人物。”[4 历史总有其合理性,至少在11年年末,当时的人们还认为袁世凯是一名“爱国者”,并且是拯救中国的英雄。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后来袁世凯能够得到革命党与清朝的支持,窃取革命果实, 并且上演“登基复辟”的闹剧了。 2个多月后的1912年1月14日,美国学者百森对于中国时局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他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对于中国时局的评论时说道, “显然,中国目前的局势正以一种系统、科学的方式向前发展,出现了一种带有理想的政治模式。据说,已有14个省宣布拥护共和。满清皇室方面,唯一值得考虑的个人因素是袁世凯,他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角色。”“接下来,如果各省军阀不自立为王,而清军战斗力在短期内又未得到质的改进,那么,革命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永久性代议制政府的诞生。”[5] 袁世凯对革命的背叛和各省军阀割据的结局都不幸被百森言中,中国革命的脚步并没有当时想象中的顺利,然而踏出了这历史性的一步已属不易。如果当时的革命党人们能够清醒地认识革命所存在的危机也许也就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革命的失败,只是历史没有如果,已经发生的历史却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百年革命

乎世人意想，渐呈燎原之势，在于彼等洞悉单以革命党主义难以鼓振人心，恰如我国幕末（德川幕府末期）尊王攘夷论并举，遂达讨幕之目的，革命党乘铁道借款问题致人心激昂之机，遍传盛宣怀之罪恶，攻击北京政府之政策，巧加挑发反感，促成蜂起之爆发。”[3] 《时事日报》在起义之后两天便敏锐地发现革命党人在这次起义之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四川保路”运动，100年后读来仍然对报社当时对于时局的准确判断而感到佩服。革命进行时武昌起义之后，革命便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展开。10月22日，长沙、西安起义；10月23日九江起义；10月29日太原起义；10月30日重庆起义；10月31日，南昌起义······关于各地起义的几乎每天都能够更新，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府。起义的进展是如此的迅速，“革命”和“起义”的字眼不断地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也引起了国外媒体对于这场发生在中国的巨变的密切关注。从10月10日到1912年年初的这段时间内，革命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当时的媒体对革命的前途作怎样的判断，中国又会走向何方？笔者希望通过当时在世界影响力较大的《纽约时报》对于辛亥革命地报道，探究当时世界主流媒体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笔者认为《纽约时报》对于辛亥革命的报道较为中肯客观，更多地站在了革命者们的立场上，并且准确地意识到了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威胁以及后来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1911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便以《袁世凯：藏起野心的独裁者》为题作了一篇短评： “李鸿章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调停者，但袁世凯不是，他是一个独裁者，明智、稳健、自信，有政治魅力，但不追求个人权势的扩张。至少，他将个人权力野心成功地隐藏了起来，到目前为止，他的个人权欲没有显露。事实上，全国上下普遍相信他是一个爱国者。由此可见，他对他的同胞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国民信任他的爱国精神，信任他处事果断、驭人有方、铁腕治世，这对东方人而言尤其难得，使得他在如今这个各方势力分崩离析的特殊时刻，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各方注目的关键人物。”[4] 历史总有其合理性，至少在11年年末，当时的人们还认为袁世凯是一名“爱国者”，并且是拯救中国的英雄。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后来袁世凯能够得到革命党与清朝的支持，窃取革命果实，并且上演“登基复辟”的闹剧了。 2个多月后的1912年1月14日，美国学者百森对于中国时局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他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对于中国时局的评论时说道， “显然，中国目前的局势正以一种系统、科学的方式向前发展，出现了一种带有理想的政治模式。据说，已有14个省宣布拥护共和。满清皇室方面，唯一值得考虑的个人因素是袁世凯，他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角色。”“接下来，如果各省军阀不自立为王，而清军战斗力在短期内又未得到质的改进，那么，革命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永久性代议制政府的诞生。”[5] 袁世凯对革命的背叛和各省军阀割据的结局都不幸被百森言中，中国革命的脚步并没有当时想象中的顺利，然而踏出了这历史性的一步已属不易。如果当时的革命党人们能够清醒地认识革命所存在的危机也许也就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革命的失败，只是历史没有如果，已经发生的历史却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百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