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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与张延飞、张绍杰老师商榷姓名 ( XXXXXX大学XXXX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摘要: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做了严格区分,并且重“语言”而轻“言语"。同时他指出,“语言和言语是互桕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本文发现,“言语”中产生的符号不能融入系统整体,变成“语言”的事实;而且,系统整体中的符号形成于系统的内部,并非“言语”的产物。因此,“"语言”不可能既是系统整体,又是集体规约,其中必然存在矛盾。关键词:“语言”;“言语”;系统整体;集体规约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312(2017)06-0001-06 《外语学刊》2014年第1期发表了张延飞、张绍杰两位老师的《再论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一—与李文新先生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叫。张文对《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刍议》 (以下简称原文)四提出批评,认为原文没有看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由于没有正确把握这一至关重要的关系,原文不仅误读社会规约的含义,并且把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以至于最终得出了“社会规范和系统整体相互矛盾”的错误结论2l。两位老师都是索绪尔研究的行家,张绍杰老师更是中国索绪尔研究的大家,是笔者所景仰的学者。对于他们的批评,笔者不敢怠慢,但经过几年的深入思考,还是不能接受:相反, 却更加坚信原文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整体,跟开放的社会规范(即集体规约)是矛盾的。鉴于张文认为原文的问题出在没有看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 本文就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入手展开讨论,与两位老师商榷。、“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张文认为,原文没有看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受到当今学界一个普遍共识的影响,即索绪尔重语言而轻言语,索绪尔定义的语言脱离语言使用”10。张文随即提出索绪尔从来没有把语言和言语分离,二者是相互依赖的”,“语言和言语同等重要”1o ①原文对这两个术语都加了引号,以区别通常所说的语言和言语,本文继续沿用这种做法,但直接引用他的观点时,因为本身有引号,就不再加引号。 ②张文使用的术语与原文不同,张文的“规约系统”相当于原文的“系统整体”,“集体规约”相当于原文的“社会规范”。本文为了讨论方便,在行文过程中常根据需要交替使用

再议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 ——与张延飞、张绍杰老师商榷姓名（XXXXXX 大学 XXXX 学院，广东广州 510420）摘要：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做了严格区分，并且重“语言”而轻“言语”。同时,他指出，“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本文发现，“言语”中产生的符号不能融入系统整体，变成“语言”的事实；而且，系统整体中的符号形成于系统的内部，并非“言语”的产物。因此，“语言”不可能既是系统整体，又是集体规约，其中必然存在矛盾。关键词：“语言”；“言语”；系统整体；集体规约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12（2017）06－0001－06 《外语学刊》2014 年第 1 期发表了张延飞、张绍杰两位老师的《再论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与李文新先生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张文）[1]。张文对《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刍议》（以下简称原文）[2]提出批评，认为原文没有看到“语言”和“言语” ①的关系。由于没有正确把握这一至关重要的关系，原文不仅误读社会规约的含义，并且把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以至于最终得出了“社会规范和系统整体相互矛盾”的错误结论[1-2]。两位老师都是索绪尔研究的行家，张绍杰老师更是中国索绪尔研究的大家，是笔者所景仰的学者。对于他们的批评，笔者不敢怠慢，但经过几年的深入思考，还是不能接受；相反，却更加坚信原文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整体，跟开放的社会规范（即集体规约）②是矛盾的。鉴于张文认为原文的问题出在没有看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本文就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入手展开讨论，与两位老师商榷。一、“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张文认为，原文没有看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受到当今学界一个普遍共识的影响，即索绪尔重语言而轻言语，索绪尔定义的语言脱离语言使用”[1]10。张文随即提出， “索绪尔从来没有把语言和言语分离，二者是相互依赖的”，“语言和言语同等重要”[1]10。 ① 原文对这两个术语都加了引号，以区别通常所说的语言和言语，本文继续沿用这种做法，但直接引用他人的观点时，因为本身有引号，就不再加引号。 ② 张文使用的术语与原文不同，张文的“规约系统”相当于原文的“系统整体”，“集体规约”相当于原文的“社会规范”。本文为了讨论方便，在行文过程中常根据需要交替使用

笔者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原文不是没有看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只是观点与张文不同。笔者认为,为了把语言学建成为一门科学,索绪尔不仅将“语言”和“言语”分离,而且明显重“语言”而轻“言语”;但索绪尔在分离二者的同时,又提出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原文正是在分析这一“既分离又依存”的观点之后,得出“系统整体和社会规范相互矛盾” 的结论的语言”和“言语”是分离的 “语言”和“言语”最早由喀山学派的博杜恩提出,当时索绪尔年仅13岁B3-3,但国内学术界一般还是执拗地把这对术语的首创权归功于具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美誉①的索绪尔叫。这不难理解,博杜恩认为静态从属于动态,即“语言”从属于“言语”阝B3-3- 这是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而索绪尔颠覆了传统,认为“言语”从属于“语言”。这一观点独树一帜,非常抢眼,加上现代语言学之父的桂冠,人们把该区分归于索绪尔的首创,一点也不奇怪。那么,索绪尔为何要重提这一区分并颠覆二者的地位呢?从索绪尔本人的论述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没有预先确定的对象。因此,必须通过区分,分离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一门语言科学;(2)索绪尔认为,当时主流的语言学即历史语言学“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2,因为“它从来没有费功夫去探索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P,即没有找到语言学的真正对象。正因为如此索绪尔在讲授普通语言学这门课时才用了很长时间专门讨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那么,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真正对象是什么?索绪尔认为,言语活动的成分非常复杂,“就像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如果同时从几个方面去研究我们找不到语言学的完整对象”8-39。既然如此,怎样才能找到语言学的完整对象呢?索绪尔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将言语活动一分为二,即“语言”和“言语”。按照索绪尔的界定语言”是言语活动中属于社会的部分,是一个同质的符号系统,而“言语”是从言语活动中剔除“语言”之后留下的部分,即属于个人的部分。索绪尔指出,“语言”和“言语”不同,它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搀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66。不难看出,索绪尔语言学构建的起点就是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严格分离:换言之,如果不分离,索绪尔就会重蹈历史语言学的覆辙,找不到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不能建立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因此,“索绪尔从来没有把语言和言语分离”的观点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二)索绪尔重“语言”而轻“言语” “语言”和“言语”是同等重要的吗?索绪尔对此曾有明确的回答,他指出,“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635。显然,“语言”在索绪尔心中远比“言语”重要。张文也曾指出,“索绪尔认为,我们首先研究语言语言学是因为它能为别的研究提供最好的平台,也就是说,言语的语言学必须建立在完善的语言语言学研究基础之上”10°,这不正好说明“语言”比“言语”重要吗? 既如此,张文为何还会自食其言,提出“语言和言语同等重要”的观点呢?笔者认为, 根源在于索绪尔对“言语”价值的判定前后不一致。如前所述,索绪尔指出,“语言和言语不同,它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 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搀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16B6。索绪尔的意思非常明确:“语言”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唯一对象7,“语言”的语言学才是索绪尔所追求的“真正科学的语言学”9,而剔除“语言”之后留下的残渣自然没有研究价值,不可能作为对象建立 ①根据李葆嘉、邱雪枚3的研究,现代语言学之父的桂冠是20世纪60年代罗宾斯和莱昂斯加到索绪尔头上的。如果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群体模式来考察,索绪尔的贡献在于整合德克海姆的社会学理论博杜恩的心理-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惠特尼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以此为基础搭建了一个静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因此,把奠基人或开创者的桂冠加在索绪尔头上,不符合学术发展的史实

笔者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原文不是没有看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只是观点与张文不同。笔者认为，为了把语言学建成为一门科学，索绪尔不仅将“语言”和“言语”分离，而且明显重“语言”而轻“言语”；但索绪尔在分离二者的同时，又提出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原文正是在分析这一“既分离又依存”的观点之后，得出“系统整体和社会规范相互矛盾” 的结论的。（一）“语言”和“言语”是分离的 “语言”和“言语”最早由喀山学派的博杜恩提出，当时索绪尔年仅 13 岁[3]331-334，但国内学术界一般还是执拗地把这对术语的首创权归功于具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美誉①的索绪尔[4]。这不难理解，博杜恩认为静态从属于动态，即“语言”从属于“言语”[3]331-334—— 这是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而索绪尔颠覆了传统，认为“言语”从属于“语言”。这一观点独树一帜，非常抢眼，加上现代语言学之父的桂冠，人们把该区分归于索绪尔的首创，一点也不奇怪。那么，索绪尔为何要重提这一区分并颠覆二者的地位呢？从索绪尔本人的论述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没有预先确定的对象。因此，必须通过区分，分离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5]，才能建立一门语言科学；（2）索绪尔认为，当时主流的语言学即历史语言学“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6]21，因为“它从来没有费功夫去探索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6]21，即没有找到语言学的真正对象。正因为如此，索绪尔在讲授普通语言学这门课时才用了很长时间专门讨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那么，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真正对象是什么？索绪尔认为，言语活动的成分非常复杂，“就像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如果同时从几个方面去研究，我们找不到语言学的完整对象”[6]28-39。既然如此，怎样才能找到语言学的完整对象呢？索绪尔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将言语活动一分为二，即“语言”和“言语”。按照索绪尔的界定， “语言”是言语活动中属于社会的部分，是一个同质的符号系统，而“言语”是从言语活动中剔除“语言”之后留下的部分，即属于个人的部分。索绪尔指出，“语言”和“言语”不同，它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搀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6]36。不难看出，索绪尔语言学构建的起点就是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严格分离；换言之，如果不分离，索绪尔就会重蹈历史语言学的覆辙，找不到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不能建立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因此，“索绪尔从来没有把语言和言语分离”的观点明显是站不住脚的。（二）索绪尔重“语言”而轻“言语” “语言”和“言语”是同等重要的吗？索绪尔对此曾有明确的回答，他指出，“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6]35。显然，“语言”在索绪尔心中远比“言语”重要。张文也曾指出，“索绪尔认为，我们首先研究语言语言学是因为它能为别的研究提供最好的平台，也就是说，言语的语言学必须建立在完善的语言语言学研究基础之上”[1]10，这不正好说明“语言”比“言语”重要吗？既如此，张文为何还会自食其言，提出“语言和言语同等重要”的观点呢？笔者认为，根源在于索绪尔对“言语”价值的判定前后不一致。如前所述，索绪尔指出，“语言和言语不同，它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搀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6]36。索绪尔的意思非常明确：“语言”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唯一对象[5,7]，“语言”的语言学才是索绪尔所追求的“真正科学的语言学”[8-9]，而剔除“语言”之后留下的残渣自然没有研究价值，不可能作为对象建立一 ① 根据李葆嘉、邱雪枚[3]323-336 的研究，现代语言学之父的桂冠是 20 世纪 60 年代罗宾斯和莱昂斯加到索绪尔头上的。如果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群体模式来考察，索绪尔的贡献在于整合德克海姆的社会学理论、博杜恩的心理-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惠特尼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以此为基础搭建了一个静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因此，把奠基人或开创者的桂冠加在索绪尔头上，不符合学术发展的史实

门“言语”的语言学学科0。但索绪尔随后却一反前言,明确提出分两步走,先后进行两个不同的研究,建立“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6042。索绪尔的观点发生逆转, 是始料未及的。他先把“言语”贬得一无是处,紧接着又重新肯定它的研究价值和重要性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以为他将“语言”和“言语”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索绪尔对“言语”态度的改变在学界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指出索绪尔的方法明显是“二元切分,留一弃一”1511尽管有人认为“语言学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这句话是编者加进去的,但我们依旧可感觉到索氏表示出来某种程度的“留一弃一”的思想5;另一些学者则坚持“二元切分,重一轻的观点。他们认为“言语”的语言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必须建立在“语言的语言学的基础上。索绪尔本来有建立两个语言学的计划,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实现这计划就因健康状况恶化而不幸去世。岑运强12为了完成索绪尔的未竟事业,甚至写了《言语的语言学导论》一书。不过,纵观上述争论,自始至终没有人提出“二元切分,二元并重”的观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语言和言语同等重要”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三)“语言”和“言语”互相依存在重新肯定“言语”的价值之后,索绪尔一方面坚持“语言”和“言语”是分离的, 另一方面又指出,“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6H。原文根据这一论断展开讨论,得出了“社会规范和系统整体相互矛盾”的结论,但张文似乎并未理会原文的推理便对该核心观点提出批评。仔细阅读张文后,笔者发现,该批评实际上深受一种思维定式的影响,只看到了“语言”和“言语”关系的一个方面。索绪尔研究中存在一种思维定式: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思想自然博大精深。因此,他不可能有错误或自相矛盾的观点。如果有人指出索绪尔语言学的缺陷,问题肯定不在索绪尔,要么是由于研究者掌握的资料不足,没有真正读懂索绪尔,误读或曲解了他的观点:要么问题出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它是索绪尔死后由学生编辑出版的,不能真正代表索绪尔的思想诚然,索绪尔是曾计划写一本普通语言学的书,但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只留下了手稿而且索绪尔生前并没有出版手稿,这说明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成熟到了可以发表的地步。因此,手稿和学生编辑出版的《教程》实际上只是索绪尔还没有完全定型的语言学理论的雏形。如果我们发现其中存在诸多缺陷和矛盾,这并不奇怪围。 Bredin1367也曾指出,“《教程》的文本很难理解。初读觉得清楚明了,但细读会发现诸多疑点,观点模棱两可,甚至互相矛盾。或许,这些缺陷是索绪尔死后学生编辑出版讲义在所难免的:或许,索绪尔理论从构建伊始就存在深层次的错误,这些缺陷是索绪尔理论流产的表征”。张文之所以批评原文“没有看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曲解了语言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张文把索绪尔奉为神明,顶礼膜拜,根本就不相信索绪尔的语言学会有缺陷。为此,它始终如一地从“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来理解“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的确,单从使用者的角度看,索绪尔界定的“语言”就是一个资源系统和规约系统, 方面使用者可以利用规约资源表达思想,另一方面语言系统对个体的自由选择施加限制山。因此,张文得出“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思想十分明确,社会规范和系统整体并不矛盾的观点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抛弃索绪尔研究中的思维定式,我们不难看出,“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只是“语言”和“言语”相互依存关系的一个方面,即“语言是言语的工具”这一方面;这也就是说,张文在批评和立论的过程中完全撇开了“语言”和“言语” 关系的另一面,即“语言是言语的产物”一一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使用者的角度也使得张文对规约的解读是片面的,对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的理解也与原文不同(见下文)。鉴于此,本文将从“语言”和“言语”相互依存关系的两个方面来探讨规约系统(系统整体)和集体规约(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

门“言语”的语言学学科[10]。但索绪尔随后却一反前言，明确提出分两步走，先后进行两个不同的研究，建立“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6]40-42。索绪尔的观点发生逆转，是始料未及的。他先把“言语”贬得一无是处，紧接着又重新肯定它的研究价值和重要性，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以为他将“语言”和“言语”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索绪尔对“言语”态度的改变在学界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指出，索绪尔的方法明显是“二元切分，留一弃一”[5,11]。尽管有人认为“语言学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这句话是编者加进去的，但我们依旧可感觉到索氏表示出来某种程度的“留一弃一”的思想[5]；另一些学者则坚持“二元切分，重一轻一” 的观点。他们认为“言语”的语言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必须建立在“语言” 的语言学的基础上。索绪尔本来有建立两个语言学的计划，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实现这一计划就因健康状况恶化而不幸去世。岑运强[12]为了完成索绪尔的未竟事业，甚至写了《言语的语言学导论》一书。不过，纵观上述争论，自始至终没有人提出“二元切分，二元并重”的观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语言和言语同等重要”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三）“语言”和“言语”互相依存在重新肯定“言语”的价值之后，索绪尔一方面坚持“语言”和“言语”是分离的，另一方面又指出，“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6]41。原文根据这一论断展开讨论，得出了“社会规范和系统整体相互矛盾”的结论，但张文似乎并未理会原文的推理便对该核心观点提出批评。仔细阅读张文后，笔者发现，该批评实际上深受一种思维定式的影响，只看到了“语言”和“言语”关系的一个方面。索绪尔研究中存在一种思维定式：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思想自然博大精深。因此，他不可能有错误或自相矛盾的观点。如果有人指出索绪尔语言学的缺陷，问题肯定不在索绪尔，要么是由于研究者掌握的资料不足，没有真正读懂索绪尔，误读或曲解了他的观点；要么问题出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它是索绪尔死后由学生编辑出版的，不能真正代表索绪尔的思想。诚然，索绪尔是曾计划写一本普通语言学的书，但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只留下了手稿，而且索绪尔生前并没有出版手稿，这说明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成熟到了可以发表的地步。因此，手稿和学生编辑出版的《教程》实际上只是索绪尔还没有完全定型的语言学理论的雏形。如果我们发现其中存在诸多缺陷和矛盾，这并不奇怪[5]1。Bredin[13]67 也曾指出，“《教程》的文本很难理解。初读觉得清楚明了，但细读会发现诸多疑点，观点模棱两可，甚至互相矛盾。或许，这些缺陷是索绪尔死后学生编辑出版讲义在所难免的；或许，索绪尔理论从构建伊始就存在深层次的错误，这些缺陷是索绪尔理论流产的表征”。张文之所以批评原文“没有看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曲解了语言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1]，是因为张文把索绪尔奉为神明，顶礼膜拜，根本就不相信索绪尔的语言学会有缺陷。为此，它始终如一地从“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来理解“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的确，单从使用者的角度看，索绪尔界定的“语言”就是一个资源系统和规约系统，一方面使用者可以利用规约资源表达思想，另一方面语言系统对个体的自由选择施加限制 [1]。因此，张文得出“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思想十分明确，社会规范和系统整体并不矛盾” 的观点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抛弃索绪尔研究中的思维定式，我们不难看出，“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只是“语言”和“言语”相互依存关系的一个方面，即“语言是言语的工具”这一方面；这也就是说，张文在批评和立论的过程中完全撇开了“语言”和“言语” 关系的另一面，即“语言是言语的产物”——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使用者的角度也使得张文对规约的解读是片面的，对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的理解也与原文不同（见下文）。鉴于此，本文将从“语言”和“言语”相互依存关系的两个方面来探讨规约系统（系统整体）和集体规约（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

二、规约系统和集体规约的关系 (一)规约的两层含义张文认为,“在索绪尔看来,言语实践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充分利用语言系统提供的规约资源去创造意义,而不是说规约是基于言语实践产生的”叫。显然,张文是从使用者的立场来解读规约的。但索绪尔同时也说过,“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5。从这一观点来看,规约恰恰就是基于言语实践产生的。因此,本文认为,张文对规约的解释不全面,索绪尔理论框架内的规约既指规约系统,也指言语实践中产生的集体规约。规约系统指“语言”是一个强制性或约束性的系统。索绪尔指出,“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是不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107。换言之,“语言”是一个先验的系统,“使用者只能按照系统的规约来表达思想”叫,不能作任何修改。这就是张文所说的“语言”和规约的关系, 也即“语言”和使用者的关系,实质上是基于“语言是言语的工具”这一论断得出的如果从“语言是言语的产物”来看,“语言”和规约又是怎样的关系呢?索绪尔指出 “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5。与前面不同,这里“语言和规约的关系变成了“语言”和创造者的关系。我们发现,张文虽断言“规约不是基于言语实践产生的”,但行文不远,也无意间承认,“语言是言语团体内部的所有成员通过言语实践印在他们的大脑中的集体规约的表征”2。这也就是说,张文实质上承认“语言”是从言语实践中产生的,是社会力量或集体约定的产物 (二)集体规约和规约系统的对立按照索绪尔的最初设想,集体规约经过一定时间就会变成规约系统。他说,“社会力量是因时间而起作用的”161,“要是单从时间方面考虑,没有说话的大众一一假设有一个人孤零零地活上几个世纪一一那么我们也许看不到有什么变化:时间对它不起作用。反过来要是只考虑说话的大众,没有时间,我们就将看不见社会力量对语言发生作用的效果”6。那么,社会力量具体如何通过时间而起作用呢?索绪尔指出,“语言中凡属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任何变化,在普遍使用之前,无不由若干个人最先发起。这个形式一再重复为社会所接受,就变成了语言的事实”4。我们可以这样解读索绪尔的话:在言语实践中, 如果某人用一个新的音响形象来表达一个新的概念,该结合经过一段时间逐渐获得语言社团的认可,这个新的符号就变成了一个“语言”的事实。但本文发现,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时间的作用未能实现从集体规约到规约系统的转化,反而让索绪尔陷入了重重矛盾。我们看看索绪尔的相关论述索绪尔将“语言”比作下棋。“首先,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其次,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最后,要从一个平衡过渡到另一个平衡,或者用我们的术语说,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只消把一个棋子移动一下就够了” 6128129。这也就是说,一个集体约定的新符号经过时间的作用一旦得到社会的认可,就从个“言语”的事实变成了一个“语言”的事实,“语言”也就从上一个共时态过渡到了下个共时态,并且这个新符号只属于后一个共时态,而不属于前一个共时态。这样推理下去 “语言”就应该是一个不断累积起来的符号集合,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不断有新的符号加入系统,应以1+1’+1+1”……的形式存在,而不可能以索绪尔定义的1+1+1+1…… 1(集体模型)的形式存在6H。因此,索绪尔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一个棋子的移动跟前后的平衡是绝对不

二、规约系统和集体规约的关系（一）规约的两层含义张文认为，“在索绪尔看来，言语实践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充分利用语言系统提供的规约资源去创造意义，而不是说规约是基于言语实践产生的”[1]。显然，张文是从使用者的立场来解读规约的。但索绪尔同时也说过，“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6]35。从这一观点来看，规约恰恰就是基于言语实践产生的。因此，本文认为，张文对规约的解释不全面，索绪尔理论框架内的规约既指规约系统，也指言语实践中产生的集体规约。规约系统指“语言”是一个强制性或约束性的系统。索绪尔指出，“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是不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6]107。换言之，“语言”是一个先验的系统，“使用者只能按照系统的规约来表达思想”[1]，不能作任何修改。这就是张文所说的“语言”和规约的关系，也即“语言”和使用者的关系，实质上是基于“语言是言语的工具”这一论断得出的。如果从“语言是言语的产物”来看，“语言”和规约又是怎样的关系呢？索绪尔指出， “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6]35。与前面不同，这里“语言” 和规约的关系变成了“语言”和创造者的关系。我们发现，张文虽断言“规约不是基于言语实践产生的”，但行文不远，也无意间承认，“语言是言语团体内部的所有成员通过言语实践印在他们的大脑中的集体规约的表征”[1]12。这也就是说，张文实质上承认“语言”是从言语实践中产生的，是社会力量或集体约定的产物。（二）集体规约和规约系统的对立按照索绪尔的最初设想，集体规约经过一定时间就会变成规约系统。他说，“社会力量是因时间而起作用的”[6]111，“要是单从时间方面考虑，没有说话的大众——假设有一个人孤零零地活上几个世纪——那么我们也许看不到有什么变化；时间对它不起作用。反过来，要是只考虑说话的大众，没有时间，我们就将看不见社会力量对语言发生作用的效果”[6]116。那么，社会力量具体如何通过时间而起作用呢？索绪尔指出，“语言中凡属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任何变化，在普遍使用之前，无不由若干个人最先发起。这个形式一再重复，为社会所接受，就变成了语言的事实”[6]141。我们可以这样解读索绪尔的话：在言语实践中，如果某人用一个新的音响形象来表达一个新的概念，该结合经过一段时间逐渐获得语言社团的认可，这个新的符号就变成了一个“语言”的事实。但本文发现，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时间的作用未能实现从集体规约到规约系统的转化，反而让索绪尔陷入了重重矛盾。我们看一看索绪尔的相关论述。索绪尔将“语言”比作下棋。“首先，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其次，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最后，要从一个平衡过渡到另一个平衡，或者用我们的术语说，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只消把一个棋子移动一下就够了” [6]128-129。这也就是说，一个集体约定的新符号经过时间的作用一旦得到社会的认可，就从一个“言语”的事实变成了一个“语言”的事实，“语言”也就从上一个共时态过渡到了下一个共时态，并且这个新符号只属于后一个共时态，而不属于前一个共时态。这样推理下去， “语言”就应该是一个不断累积起来的符号集合，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不断有新的符号加入系统，应以 1+1’+1’’+1’’’……的形式存在，而不可能以索绪尔定义的 1+1+1+1…… ＝1（集体模型）的形式存在[6]41。因此，索绪尔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一个棋子的移动跟前后的平衡是绝对不

同的两回事,所起的变化不属于这两个状态中的任何一个”12。这意味着新符号既不属于前一个共时态,也不属于后一个共时态。换言之,从“言语”中产生的符号不能融入系统整体,永远只是一个“言语”的事实,被隔断在两个共时态之间,不能变成一个“语言”的事实。索绪尔在《教程》另一处地方也曾指出,“这些历时的事实甚至没有改变系统的倾向。人们并不愿意由一种关系过渡到另外一种关系系统:变化不会影响到安排,而只影响到被安排的各个要素。我们在这里又碰到了已经说过的原则: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624 但问题是,如果“言语”中产生的符号不能变成一个“语言”的事实,“语言”就不可能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下一个共时态。那么,“语言”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下个共时态的呢?而且,如果一个系统的要素改变了,系统本身怎么可能没有发生改变呢?索绪尔感到左右为难,他再次否定自己的观点,并折回到最初的观点,即“要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只消把一个棋子移动一下就够了”128-129。他说,“变动的不是整体, 也不是一个系统产生了另一个系统,而是头一个系统的一个要素改变了,而这就足以产生出另一个系统”1248明眼人一看便知,事实上到此为止,矛盾依然没有解决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1索绪尔的理论预设暗含悖论。如果“言语”中产生的符号能变成“语言”的事实,融入系统整体,那么,系统就是可变的:但共时的系统又被索绪尔预先界定为一个先验的、自足的整体,不允许系统外部产生的符号加入进来(见下节)。这样,共时态系统A和共时态系统B都是封闭的整体,人们在使用系统A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符号不能进入系统B。其结果是,索绪尔不能解释系统A是如何过渡到系统B的,即不能解释系统B是如何产生的 “言语”中产生的符号被夹在A、B两个封闭的系统之间,不能变成“语言”的事实,实质上告诉我们,“言语”和“语言”并非相互依存,而是截然分离的。这是索绪尔理论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可变性和不变性之间的矛盾,也即索绪尔悖论 2系统整体和集体规约相互矛盾。“语言是言语的工具”中的“语言”指系统整体,而 “语言也是言语的产物”中的“语言”指集体规约,二者不是一回事。规约系统是一个共时的系统整体,而从“言语”中产生的集体规约是历时的14,前者以封闭的、集体模型的形式存在,而后者以开放的、个体模型(即“言语”)的形式存在。因此,“语言”不可能既是系统整体,又是集体规约,其中必然存在矛盾 (三)“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整体如前所述,索绪尔陷入重重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界定的“语言”是一个先验的系统, 具有封闭性和整体性。下文简要探讨“语言”的这两个属性,并深究“语言”具有这两个属性的深层原因。封闭性指“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即符号产生于系统内部。张文曾指出,“没有先于系统而存在的概念,也没有先于系统而存在的声音,只有产生于语言系统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索绪尔后来提出用能指和所指代替音响形象和概念。这样,共时的‘语言’只包括两个成分,即能指和所指,它们在语言系统中无限制的任意结合创造符号”。可见,共时系统中的符号有其自身的产生途径,“言语”中(即语言系统外)产生的符号不能进入语言系统。因此,“语言”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1s4 系统整体性到底指什么呢? Bredin(1984)指出,索绪尔定义的“语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系统。一般认为系统是由要素组合成的整体1523,即先有要素,而后构成系统。但索绪尔的系统是先验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先于要素而存在,我们根据整体才能找到要素。索绪尔说,“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把它加以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159

同的两回事，所起的变化不属于这两个状态中的任何一个”[6]129。这意味着新符号既不属于前一个共时态，也不属于后一个共时态。换言之，从“言语”中产生的符号不能融入系统整体，永远只是一个“言语”的事实，被隔断在两个共时态之间，不能变成一个“语言”的事实。索绪尔在《教程》另一处地方也曾指出，“这些历时的事实甚至没有改变系统的倾向。人们并不愿意由一种关系过渡到另外一种关系系统；变化不会影响到安排，而只影响到被安排的各个要素。我们在这里又碰到了已经说过的原则：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6]124。但问题是，如果“言语”中产生的符号不能变成一个“语言”的事实，“语言”就不可能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下一个共时态。那么，“语言”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下一个共时态的呢？而且，如果一个系统的要素改变了，系统本身怎么可能没有发生改变呢？索绪尔感到左右为难，他再次否定自己的观点，并折回到最初的观点，即“要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只消把一个棋子移动一下就够了”[6]128-129。他说，“变动的不是整体，也不是一个系统产生了另一个系统，而是头一个系统的一个要素改变了，而这就足以产生出另一个系统”[6]124。明眼人一看便知，事实上到此为止，矛盾依然没有解决。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1.索绪尔的理论预设暗含悖论。如果“言语”中产生的符号能变成“语言”的事实，融入系统整体，那么，系统就是可变的；但共时的系统又被索绪尔预先界定为一个先验的、自足的整体，不允许系统外部产生的符号加入进来（见下节）。这样，共时态系统 A 和共时态系统 B 都是封闭的整体，人们在使用系统 A 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符号不能进入系统 B。其结果是，索绪尔不能解释系统 A 是如何过渡到系统 B 的，即不能解释系统 B 是如何产生的； “言语”中产生的符号被夹在 A、B 两个封闭的系统之间，不能变成“语言”的事实，实质上告诉我们，“言语”和“语言”并非相互依存，而是截然分离的。这是索绪尔理论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可变性和不变性之间的矛盾，也即索绪尔悖论。 2.系统整体和集体规约相互矛盾。“语言是言语的工具”中的“语言”指系统整体，而 “语言也是言语的产物”中的“语言”指集体规约，二者不是一回事。规约系统是一个共时的系统整体，而从“言语”中产生的集体规约是历时的[14]，前者以封闭的、集体模型的形式存在，而后者以开放的、个体模型（即“言语”）的形式存在。因此，“语言”不可能既是系统整体，又是集体规约，其中必然存在矛盾。（三）“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整体如前所述，索绪尔陷入重重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界定的“语言”是一个先验的系统，具有封闭性和整体性。下文简要探讨“语言”的这两个属性，并深究“语言”具有这两个属性的深层原因。封闭性指“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即符号产生于系统内部。张文曾指出，“没有先于系统而存在的概念，也没有先于系统而存在的声音，只有产生于语言系统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索绪尔后来提出用能指和所指代替音响形象和概念。这样，共时的‘语言’只包括两个成分，即能指和所指，它们在语言系统中无限制的任意结合创造符号”[1]11。可见，共时系统中的符号有其自身的产生途径，“言语”中（即语言系统外）产生的符号不能进入语言系统。因此，“语言”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15]24。系统整体性到底指什么呢？Bredin（1984）指出，索绪尔定义的“语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系统。一般认为系统是由要素组合成的整体[15]23，即先有要素，而后构成系统。但索绪尔的系统是先验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先于要素而存在，我们根据整体才能找到要素。索绪尔说，“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把它加以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6]159

不难看出,整体性必然要求系统是封闭的、自足的那么,“语言”为什么是一个先验的系统整体呢?原文对此做过详细的探讨,这里只作点补充。王寅國指出,索绪尔从语言现象中分离出“语言”的方法属于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本体论思维范式的终极诉求就是要在可见的经验世界背后悬设一个超验的世界并将这个超验的世界作为事物的终极存在或形上本体16。这也就是说,共时的系统整体即 “语言”是索绪尔语言观的产物,是索绪尔出于理论构建需要悬设在“言语”之上的本体。本体论思维范式遵循“先定本性”的还原论和本质主义原则,以“本体”为中心的逻辑规定性被视为事物的“本质”,对具体事物的解释从先定的或先验的“规定”和“原则”演绎出来15。因此,“语言”的整体性和封闭性来源于本体的根本属性,即本体的逻辑规定性。三、结语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是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其核心问题是集体规约和系统整体的关系问题,而探讨该问题时,我们不可避免地又会回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索绪尔从来没有将“语言”和“言语”分离,二者同等重要。本文对此提出质疑,并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索绪尔不仅主张将“语言”和“言语”分离,而且重“语言”而轻“言语”。索绪尔在坚持将二者分离的同时,又提出,“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也是言语的产物”。但本文研究发现,从“言语”中产生的符号不能融入系统整体,变成“语言”的事实,这说明“语言”和“言语”是截然分离的,并不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中的“语言”和“语言也是言语的产物”中的“语言” 不是一回事,二者的性质和存在方式完全不同:前者是一个封闭的、共时的系统整体,而后者是开放的、历时的集体规约。“语言”不可能既是系统整体,又是集体规约,其中必然存在矛盾。参考文献 ]张延飞,张绍杰.再论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与李文新先生商榷[,外语学刊,2014(1):9-13. 2]李文新,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刍议[.外语学刊,2012(2):6-9 [3]李葆嘉,邱雪枚.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群体模式考察[.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3):323-338 [4]岑运强,石艳华,二十年来语言和言语问题研究述评叮.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9):11-16. [S]王寅.索绪尔语言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所在(之一)凹,外国语文,2013(1):1-7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Newmark K. On Parole: B lanchot, Saussure, Paulhan M/Syrotinski M. The Power of Rhetoric, the rhetoric of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8]王永祥.“语言”与“话语”:两种语言哲学视角论略].外语学刊,2010(4):21 9]王永祥,潘新宁.语言符号学从索绪尔到巴赫金叮.俄罗斯文艺,2011(3):109-115 [10刘大为.言语学、修辞学还是语用学?[.修辞学习,2003(3):1-5.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1]岑运强.言语的语言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3 Bredin H. Sign and Value in Saussure [ ] Philosophy, 1984 [14] Lagopoulos A P. Static Structuralism versus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e []. Semiotica, 2004(1): 1-3 [5]杨忠.索绪尔语言符号系统观的贡献与局限[外语学刊,2013(4):20-26

不难看出，整体性必然要求系统是封闭的、自足的。那么，“语言”为什么是一个先验的系统整体呢？原文对此做过详细的探讨，这里只作一点补充。王寅[5]指出，索绪尔从语言现象中分离出“语言”的方法属于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本体论思维范式的终极诉求就是要在可见的经验世界背后悬设一个超验的世界，并将这个超验的世界作为事物的终极存在或形上本体[16]。这也就是说，共时的系统整体即 “语言”是索绪尔语言观的产物，是索绪尔出于理论构建需要悬设在“言语”之上的本体。本体论思维范式遵循“先定本性”的还原论和本质主义原则，以“本体”为中心的逻辑规定性被视为事物的“本质”，对具体事物的解释从先定的或先验的“规定”和“原则”演绎出来[17]5。因此，“语言”的整体性和封闭性来源于本体的根本属性，即本体的逻辑规定性。三、结语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是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其核心问题是集体规约和系统整体的关系问题，而探讨该问题时，我们不可避免地又会回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索绪尔从来没有将“语言”和“言语”分离，二者同等重要。本文对此提出质疑，并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索绪尔不仅主张将“语言”和“言语”分离，而且重“语言”而轻“言语”。索绪尔在坚持将二者分离的同时，又提出，“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也是言语的产物”。但本文研究发现，从“言语”中产生的符号不能融入系统整体，变成“语言”的事实，这说明“语言”和“言语”是截然分离的，并不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中的“语言”和“语言也是言语的产物”中的“语言” 不是一回事，二者的性质和存在方式完全不同；前者是一个封闭的、共时的系统整体，而后者是开放的、历时的集体规约。“语言”不可能既是系统整体，又是集体规约，其中必然存在矛盾。参考文献 [1] 张延飞，张绍杰．再论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与李文新先生商榷[J]．外语学刊，2014（1）：9-13． [2] 李文新．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刍议[J]．外语学刊，2012（2）：6-9． [3] 李葆嘉，邱雪枚．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群体模式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3）：323-338． [4] 岑运强，石艳华．二十年来语言和言语问题研究述评[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9）：11-16． [5] 王寅．索绪尔语言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所在（之一）[J]．外国语文，2013（1）：1-7． [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Newmark K．On Parole：Blanchot，Saussure，Paulhan[M]//Syrotinski M．The Power of Rhetoric，the Rhetoric of Pow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8] 王永祥．“语言”与“话语”：两种语言哲学视角论略[J]．外语学刊，2010（4）：21-25． [9] 王永祥，潘新宁．语言符号学从索绪尔到巴赫金[J]．俄罗斯文艺，2011（3）：109-115． [10] 刘大为．言语学、修辞学还是语用学？[J]．修辞学习，2003（3）：1-5． [11]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12] 岑运强．言语的语言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 Bredin H．Sign and Value in Saussure [J]．Philosophy，1984（227）：67-77． [14] Lagopoulos A P．Static Structuralism versus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e [J]．Semiotica，2004（1）：1-35． [15] 杨忠．索绪尔语言符号系统观的贡献与局限[J]．外语学刊，2013（4）：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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