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课程教学资源（课堂讨论）科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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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世纪既是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又是近代科学发展开始出现危机的世纪。当时科学的发展不仅扩及到人类活动的广阔领域,而且越来越显示了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相结合的倾向。自然事物的变化(分化)、生长、转化、过程、进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等特性的显示越来越导致对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肯定和对以17、18世纪所代表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否定。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所进行的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都受到自然科学的这种划时代的变革的深刻影响,并以这种影响为重要的理论背景。 Abstracts: The 19th century is a century of the real beginning of scientific age, and also the century whe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starts come to the age of crisis. At that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not only expand and arrive to vast realms of mankind s activity, but also more and more showed the tendency to combine together with the human realistic life and practice. The change(differentiation ) growth conversion, process, evolution of natural things and the relative manifestation of time and historicity and other cause more and more to the affirmation of dialectical mode of thinking and to the ne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mode of thinking represented by 1 7and 18 centuries. Both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philosophy practiced by Karl Marx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odern philosophy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practiced by western philosopher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under such epoch-making changes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both of them took such influences a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ckground 关键词: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和危机,近代哲学的危机与向现代哲学的转型 Keywords: The century of science, the revolution and crisis of the natural science, the crisis of modern hilosoph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内容提要：19 世纪既是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又是近代科学发展开始出现危机的世纪。当时科学的发展不仅扩及到人类活动的广阔领域，而且越来越显示了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相结合的倾向。自然事物的变化（分化）、生长、转化、过程、进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等特性的显示越来越导致对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肯定和对以 17、18 世纪所代表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否定。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所进行的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都受到自然科学的这种划时代的变革的深刻影响，并以这种影响为重要的理论背景。 Abstracts: :The 19th century is a century of the real beginning of scientific age, and also the century whe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starts come to the age of crisis. At that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not only expand and arrive to vast realms of mankind's activity, but also more and more showed the tendency to combine together with the human realistic life and practice. The change (differentiation ), growth, conversion, process, evolution of natural things and the relative manifestation of time and historicity and other cause more and more to the affirmation of dialectical mode of thinking and to the ne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mode of thinking represented by 17and 18 centuries. Both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philosophy practiced by Karl Marx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odern philosophy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practiced by western philosopher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under such epoch-making changes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both of them took such influences a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ckground . 关键词: 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和危机，近代哲学的危机与向现代哲学的转型 Keywords:：The century of science, the revolution and crisis of the natural science, the crisis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科学背景从晢学与科学产生的时候起,如何从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看待二者的关系的问题一直都是哲学家和科学家所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哲学在上述方面是与科学相一致、甚至从属于科学呢还是凌驾于科学之上或超越于科学之外?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得出不同的哲学结论,决定着不同的哲学倾向、体现着不同的哲学路线。具有不同哲学观点的人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解释往往不同。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哲学的区别、特别是具有总体性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区别,除了受到社会历史等众多因素制约外,与不同时代的科学发展的状况以及人们对当时的科学的理解也往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我们谈到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实现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的背景时,不仅要分析二者所处的19世纪的社会历史背景,也要分析二者所处的19世纪的科学发展背景。关于19世纪的科学发展状况,众多有西方科学史论著已有相当详尽具体的介绍,我在此不拟过多引述。我关注的主要是分析当时的科学发展状况与当时发生的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的联系 19世纪之成为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与以往历史时代相比,19世纪科学发展最为迅猛。分门别类地对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已蔚为潮流,科学研究越来越扩及到人类活动的更广阔的领域,包括社会历史领域,甚至也扩及到以往很少涉足的意识和精神领域。这些领域的知识由此越来越具有科学意义。社会学和心理学作为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分别研究社会现象和意识精神现象的科学都是在这个世纪开始出现的,它们在人类科学思想发展上都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科学在研究领域的普遍化往往与科学知识的专门化相伴随。科学研究越是扩及到众多领域,科学家们就大都越是只能专注于某一或某些专门领域,成为这些领域的专家。这种专门化是科学发展取得具体成果的必要条件。19世纪一系列具体科学技术的发明、发现和运用大都以这种专门化为前提。纺织机的改进,铁路、电报、无线电等的出现就都是科学家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的运用。科学研究的这种专门化使科学能转化为应用的技术,并在人类生活中发挥具体的和现实的作用;而这反过来加强了科学在人类整个学术和研究领域的地位,促使科学研究扩及到更多的领域,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普遍化。但是19世纪科学研究的专门化也有明显的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一些科学家把专门科学的研究绝对化和片面化。由于19世纪科学家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以往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化和抽象化倾向,这理所当然地使他们更为关注具有较高现实性的专门化的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确有丰富的成果。但他们中许多人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忽视具有普遍和一般意义的理论思维,由此在科学的发展上缺乏敏锐的眼光,对科学中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理论也往往反应迟钝,在遇到与他们所熟悉的理论相冲突的新理论时肓然不知所措。当19世纪后期新的科学革命开始出现后,他们的这种表现就更是突出。对于19世纪科学研究中的这种缺陷,怀特海等一些西方学者早已指出。在20世纪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中,怀特海是对19世纪科学发展史最有研究的学者之作为一位力图改造旧的实体性形而上学、建立以活动和过程为支柱的新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怀特海很是关注科学发展的形而上学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超越于专门科学狭隘界限以外的一般和普遍意义。他由此批判19世纪存在的片面强调科学发展中的专门化的倾向。他肯定科学的专门化在人类文明发展上的必要性,但认为科学越是朝专门化方向发展, 各个个人的知识可能会变得更加狭窄。如果他们对这种狭窄性的弊端认识不足,甚至反而把它看做是进步的标志,那就会使他们对具有普遍性和本质意义的东西、对存在的本性和存在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研究和理解缺乏兴趣。他说:“文明的思想发展所必要的专门化在上一世纪对于学者的哲学见解、从而对于促进学术工作的机构的发展,发生了最为不幸的影响。大学中各个系都自此强调各自的独立性。一个大学所获得的声望,也与它的这种专门化的扩大成正比。”“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理解的宽度变窄了。19世纪是一个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时期

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科学背景从哲学与科学产生的时候起，如何从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看待二者的关系的问题一直都是哲学家和科学家所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哲学在上述方面是与科学相一致、甚至从属于科学呢还是凌驾于科学之上或超越于科学之外？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得出不同的哲学结论，决定着不同的哲学倾向、体现着不同的哲学路线。具有不同哲学观点的人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解释往往不同。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哲学的区别、特别是具有总体性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区别，除了受到社会历史等众多因素制约外，与不同时代的科学发展的状况以及人们对当时的科学的理解也往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我们谈到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实现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的背景时，不仅要分析二者所处的 19 世纪的社会历史背景，也要分析二者所处的 19 世纪的科学发展背景。关于 19 世纪的科学发展状况，众多有西方科学史论著已有相当详尽具体的介绍，我在此不拟过多引述。我关注的主要是分析当时的科学发展状况与当时发生的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的联系。一，19 世纪之成为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与以往历史时代相比，19 世纪科学发展最为迅猛。分门别类地对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已蔚为潮流，科学研究越来越扩及到人类活动的更广阔的领域，包括社会历史领域，甚至也扩及到以往很少涉足的意识和精神领域。这些领域的知识由此越来越具有科学意义。社会学和心理学作为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分别研究社会现象和意识精神现象的科学都是在这个世纪开始出现的，它们在人类科学思想发展上都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科学在研究领域的普遍化往往与科学知识的专门化相伴随。科学研究越是扩及到众多领域，科学家们就大都越是只能专注于某一或某些专门领域，成为这些领域的专家。这种专门化是科学发展取得具体成果的必要条件。19 世纪一系列具体科学技术的发明、发现和运用大都以这种专门化为前提。纺织机的改进，铁路、电报、无线电等的出现就都是科学家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的运用。科学研究的这种专门化使科学能转化为应用的技术，并在人类生活中发挥具体的和现实的作用；而这反过来加强了科学在人类整个学术和研究领域的地位，促使科学研究扩及到更多的领域，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普遍化。但是 19 世纪科学研究的专门化也有明显的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一些科学家把专门科学的研究绝对化和片面化。由于 19 世纪科学家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以往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化和抽象化倾向，这理所当然地使他们更为关注具有较高现实性的专门化的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确有丰富的成果。但他们中许多人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忽视具有普遍和一般意义的理论思维，由此在科学的发展上缺乏敏锐的眼光，对科学中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理论也往往反应迟钝，在遇到与他们所熟悉的理论相冲突的新理论时肓然不知所措。当 19 世纪后期新的科学革命开始出现后，他们的这种表现就更是突出。对于 19 世纪科学研究中的这种缺陷，怀特海等一些西方学者早已指出。在 20 世纪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中，怀特海是对 19 世纪科学发展史最有研究的学者之一。作为一位力图改造旧的实体性形而上学、建立以活动和过程为支柱的新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怀特海很是关注科学发展的形而上学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超越于专门科学狭隘界限以外的一般和普遍意义。他由此批判 19 世纪存在的片面强调科学发展中的专门化的倾向。他肯定科学的专门化在人类文明发展上的必要性，但认为科学越是朝专门化方向发展，各个个人的知识可能会变得更加狭窄。如果他们对这种狭窄性的弊端认识不足，甚至反而把它看做是进步的标志，那就会使他们对具有普遍性和本质意义的东西、对存在的本性和存在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研究和理解缺乏兴趣。他说：“文明的思想发展所必要的专门化在上一世纪对于学者的哲学见解、从而对于促进学术工作的机构的发展，发生了最为不幸的影响。大学中各个系都自此强调各自的独立性。一个大学所获得的声望，也与它的这种专门化的扩大成正比。”“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理解的宽度变窄了。19 世纪是一个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时期

这些成就可谓数不胜数。但它未能产生对于各种各样的兴趣、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东西都有敏锐的认识的学者。它在应当力求理解的地方却作了批判和推翻的工作。…为了理解存在的本性,我们必须把握一种深度的本质特征,这种深度超出一切错误的细节,它是这一时代可以识别的生活的上升的主要原因。”①怀特海后面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正是批评19世纪的学者们在需要理论思维的地方忽视了理论思维,未能理解当时大量的科学成就中的“潜在的东西即超越一切错误的细节的存在的本性,或者说,未能从理论的髙度去总结和概括具体的、多种多样的科学成就。怀特海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的杰出之处,在于他既肯定科学的专门化所取得的各种重要成就,又要求把握这些专门化的研究及其成就的“深度的本质特征”,揭示它们的“潜在”意义,特别是其方法论意义。怀特海认为,19世纪的科学硏究超岀以往抽象和理想化的研究的范围而致力于分门别类的硏究,特别是把确立抽象的科学概念与探究具体的技术和发明结合起来,是科学史上的重大进步,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条件。怀特海谈到,19世纪不同于以往的独特和新颖之处是对工程技术的关注。但这不只是采用了几个孤立的大发明,而是关注获得这些发明的方法。“19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如果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变化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的新鲜事物。……在科学概念与发明中间隔着一个绞尽脑汁的构思设计阶段。新方法中有一个因素便是设法把科学概念与最后成果之间的鸿沟填起来。这是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进攻的过程怀特海对19世纪科学发展状况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时期西方科学发展中开始突现的用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来促进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倾向,科学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倾向。科学已不仅仅看作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而已发展到抱着实践的目的来对作为人类生活对象的各个领域(包括自然和社会、物质和精神等的广泛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专门化的研究。科学的功能已不只是理论上的满足,而首先是要促进工程技术等的发展,也就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与以往历史时代相比,19世纪已是真正科学的世纪。19世纪英国学者梅尔茨谈到,“本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就像上世纪称为哲学的世纪,或者16世纪称为宗教改革的世纪,15世纪称为文艺复兴的世纪。”③ 二,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变更与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危机但是,19世纪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处于危机的世纪。这是因为以往被奉为经典的一系列科学原理为科学发展中的新概念和新理论所动摇和取代,或者说当时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否定了17、18世纪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这种否定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同哲学的发展一直相伴随。在古希腊早期,各个人类知识领域尚未明确区分为不同学科,哲学与科学对自然的观察和研究也并未分离开来,哲学家大都同时是自然科学家。正像当时的哲学主要借助于简单的经验观察和自发猜测一样,当时人们对自然的研究也还处于萌芽状态。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形式等方面来说,在不同历史时期, 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的特征。恩格斯指出:“精确的自然科学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发展。”④ 自然科学从开始出现到形成有系统的理论、能成为反映自然对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的科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期间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变更。在相当长时期内,自然科学主要 a, A H Whitehead, Modes of Thought, P61. Cambridge, 1938 ②,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页。 ③,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9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8页

这些成就可谓数不胜数。但它未能产生对于各种各样的兴趣、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东西都有敏锐的认识的学者。它在应当力求理解的地方却作了批判和推翻的工作。……为了理解存在的本性，我们必须把握一种深度的本质特征，这种深度超出一切错误的细节，它是这一时代可以识别的生活的上升的主要原因。”①怀特海后面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正是批评 19 世纪的学者们在需要理论思维的地方忽视了理论思维，未能理解当时大量的科学成就中的“潜在的东西”，即超越一切错误的细节的存在的本性，或者说，未能从理论的高度去总结和概括具体的、多种多样的科学成就。怀特海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的杰出之处，在于他既肯定科学的专门化所取得的各种重要成就，又要求把握这些专门化的研究及其成就的“深度的本质特征”，揭示它们的“潜在”意义，特别是其方法论意义。怀特海认为，19 世纪的科学研究超出以往抽象和理想化的研究的范围而致力于分门别类的研究，特别是把确立抽象的科学概念与探究具体的技术和发明结合起来，是科学史上的重大进步，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条件。怀特海谈到，19 世纪不同于以往的独特和新颖之处是对工程技术的关注。但这不只是采用了几个孤立的大发明，而是关注获得这些发明的方法。“19 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如果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变化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的新鲜事物。……在科学概念与发明中间隔着一个绞尽脑汁的构思设计阶段。新方法中有一个因素便是设法把科学概念与最后成果之间的鸿沟填起来。这是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进攻的过程。”② 怀特海对 19 世纪科学发展状况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时期西方科学发展中开始突现的用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来促进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倾向，科学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倾向。科学已不仅仅看作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而已发展到抱着实践的目的来对作为人类生活对象的各个领域（包括自然和社会、物质和精神等的广泛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专门化的研究。科学的功能已不只是理论上的满足，而首先是要促进工程技术等的发展，也就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与以往历史时代相比，19 世纪已是真正科学的世纪。 19 世纪英国学者梅尔茨谈到，“本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就像上世纪称为哲学的世纪，或者 16 世纪称为宗教改革的世纪，15 世纪称为文艺复兴的世纪。”③ 二，19 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变更与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危机但是，19 世纪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处于危机的世纪。这是因为以往被奉为经典的一系列科学原理为科学发展中的新概念和新理论所动摇和取代，或者说当时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否定了 17、18 世纪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这种否定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同哲学的发展一直相伴随。在古希腊早期，各个人类知识领域尚未明确区分为不同学科，哲学与科学对自然的观察和研究也并未分离开来，哲学家大都同时是自然科学家。正像当时的哲学主要借助于简单的经验观察和自发猜测一样，当时人们对自然的研究也还处于萌芽状态。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形式等方面来说，在不同历史时期，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的特征。恩格斯指出：“精确的自然科学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 15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发展。”④ 自然科学从开始出现到形成有系统的理论、能成为反映自然对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的科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期间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变更。在相当长时期内，自然科学主要 ① ，A.H.Whitehead, Modes of Thought, P61, Cambridge, 1938, ②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94 页。 ③ ，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79 页。 ④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18 页

是从事收集和整理经验材料,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为后者准备了必要条件。恩格斯接着说:“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为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①这四百多年指的是15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这一段时期西方自然科学发生了一系列变更。其中有两次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次发生在17世纪,以牛顿力学的形成为标志,另一次开始于19世纪,以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和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的提出为标志。牛顿在综合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以及他对物体运动的三定律的阐释和论证,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类自然知识的一次大综合。如果说开普勒定律还只是经验描述,那么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则已是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形态。由开普勒定律到万有引力定律标志着由经验描述向理论建构的方向的发展。牛顿力学不仅在17-18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以致这个科学时代可以称之为牛顿时代,而且对往后科学的发展一直发生深刻的影响。爱因斯坦明确提出:“牛顿的成就的重要性, 并不限于为实际的力学科学创造了一个可用的和逻辑上令人满意的基础:而且直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理论物理领域中每个工作者的纲领。”②牛顿学说在哲学上同样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意义,它为17-18世纪的机械的自然观提供了科学根据。这种机械自然观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对刚刚走出中世纪、宗教迷信还相当盛行的欧洲来说,无疑起着促使人们面向自然、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进步作用。从自然科学发展史来说。18世纪基本上是延续着17世纪的方向前进,一些科学家对牛顿物理学有所发展和深化,但没有越出其理论的基本框架:另一些科学家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诸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但尚未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理论。18世纪可以说是在发展17世纪成果的基础上为19世纪的新的发展准备条件。西方各国的科学在19世纪出现了新的转折性的变更。恩格斯在谈到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特点时指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恩格斯在1886年还曾谈到:“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实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 研究地壳形成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④ 恩格斯在此把自然科学从17和18世纪到19世纪的转折的主要内容看作是由收集材料到整理材料。因为收集和整理虽然相互包含,不可分割,但毕竟属于认识的两个不同阶段,存在着性质上的区别。“收集”虽然也需要进行总结和概括(整理),但往往尚未能涉及自然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和过程,因而从整体上说仍然局限于经验描述范围。“整理”则主要涉及到自然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至它们在整体上的联系,这显然涉及到自然事物的本质了。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所谓本质不是指抽象的、纯概念上的本质,而是活动、过程中的本质。换言之,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本质就19世纪的重要的科学发现说,它们所关涉的事实上也都不是以往哲学和科学中所讲的那种不变的、抽象的本质,而是具有活动性、可变性、过程性、历史性(时间性)等特征的本质。例如,1803-1808年英国科学家道尔顿( John dalton,1766-1844)建立了原子论,1811 ①,同上 ②,《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23页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年版第3卷第465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41页

是从事收集和整理经验材料，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为后者准备了必要条件。恩格斯接着说：“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为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①这四百多年指的是 15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下半叶。这一段时期西方自然科学发生了一系列变更。其中有两次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次发生在 17 世纪，以牛顿力学的形成为标志，另一次开始于 19 世纪，以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和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的提出为标志。牛顿在综合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以及他对物体运动的三定律的阐释和论证，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类自然知识的一次大综合。如果说开普勒定律还只是经验描述，那么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则已是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形态。由开普勒定律到万有引力定律标志着由经验描述向理论建构的方向的发展。牛顿力学不仅在 17－18 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以致这个科学时代可以称之为牛顿时代，而且对往后科学的发展一直发生深刻的影响。爱因斯坦明确提出：“牛顿的成就的重要性，并不限于为实际的力学科学创造了一个可用的和逻辑上令人满意的基础；而且直到 19 世纪末，它一直是理论物理领域中每个工作者的纲领。”②牛顿学说在哲学上同样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意义，它为 17－18 世纪的机械的自然观提供了科学根据。这种机械自然观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对刚刚走出中世纪、宗教迷信还相当盛行的欧洲来说，无疑起着促使人们面向自然、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进步作用。从自然科学发展史来说。18 世纪基本上是延续着 17 世纪的方向前进，一些科学家对牛顿物理学有所发展和深化，但没有越出其理论的基本框架；另一些科学家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诸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但尚未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理论。18 世纪可以说是在发展 17 世纪成果的基础上为 19 世纪的新的发展准备条件。西方各国的科学在 19 世纪出现了新的转折性的变更。恩格斯在谈到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特点时指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③恩格斯在 1886 年还曾谈到：“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实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形成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④ 恩格斯在此把自然科学从 17 和 18 世纪到 19 世纪的转折的主要内容看作是由收集材料到整理材料。因为收集和整理虽然相互包含，不可分割，但毕竟属于认识的两个不同阶段，存在着性质上的区别。“收集”虽然也需要进行总结和概括（整理），但往往尚未能涉及自然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和过程，因而从整体上说仍然局限于经验描述范围。“整理”则主要涉及到自然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至它们在整体上的联系，这显然涉及到自然事物的本质了。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所谓本质不是指抽象的、纯概念上的本质，而是活动、过程中的本质。换言之，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本质。就 19 世纪的重要的科学发现说，它们所关涉的事实上也都不是以往哲学和科学中所讲的那种不变的、抽象的本质，而是具有活动性、可变性、过程性、历史性（时间性）等特征的本质。例如，1803－1808 年英国科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建立了原子论，1811 ① ，同上。 ② ，《爱因斯坦文集》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223 页。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 年版第 3 卷第 465 页 ④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 年版第 4 卷第 241 页

年意大利科学家阿佛伽德罗( Amedeo avogadro,1776-1856提出了分子论,二者使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们由此得以把声、光、电、热等以往被认为是异质的过程联系起来,看到了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又如,1817-1821年间英国科学家托·扬( Thomas Young,1773-1829)论证和完善了光的波动说,推翻了牛顿物理学所持的光的微粒说。尽管波动说并不全面(20世纪量子论又将波动说和微粒说统一起来),但它毕竟对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质疑。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证。它们的个共同特征是对活动、过程、变化(转化和进化)等的肯定。恩格斯在谈到在19世纪科学的诸多新发现时,特别强调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他指出:“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重要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的各个领域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①恩格斯在此所涉及的既包括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也包括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换言之, 无论是各门自然科学还是自然界本身,都不是固定不变和互不相关的,而是可以相互联系和转化的。恩格斯对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所作的评价完全符合19世纪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的实际。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所显露的共同特性最主要的就是自然事物的变化(分化)、生长(繁殖)、转化、过程、进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对这些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特性的肯定必然导致对以17、18世纪所代表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否定。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为他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总计划草案”中一开始就指出 “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②而这种“不可能”意味着在此以前受形而上学支配的自然科学遇到了危机。三,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由此说来,19世纪既是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又是近代科学发展开始出现危机的世纪。前者主要表现为科学的普遍化和专门化,后者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曾被奉为经典的科学理论和概念为科学变革中提出的新理论和新概念所动摇甚至推翻。二者从不同方面对当时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所进行的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都受到这种影响,并以这种影响为重要的理论背景。从19世纪作为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来说,它使当时的各种哲学流派都必须直接面对科学,表明自己对科学的态度,重新思考和对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哲学往往首先被看作是穷究一切存在的本性的形而上学。由于这种形而上学超越现实经验和生活的范围,带有浓厚的思辨性,因而成了思辨形而上学;又由于它企图凌驾于科学之上,充当科学的指导原则,因而被认为是“科学的科学”。近代晢学的创始人之一笛卡尔曾经把全部知识体系比作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关于自然的科学),其它一切科学都是树干上长出的树枝。形而上学由此被当作一切科学之源。近代哲学的最后和最大代表黑格尔构建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一切自然科学都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后者是他关于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整个唯心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黑格尔作为一个辩证法家在论述自然现象时显露出了一些辩证法的火花,但他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把一切自然科学都归结为对绝对精神的显露,必然从根本上扭曲自然界, 从而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处于对立地位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家大力倡导理性,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认识论的转向, 这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然而,他们将哲学变成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思辨形而上学、变成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又使自己实际上站到了自然科学的反面,成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自然科学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需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晢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年版第4卷第241-242页。 ②,《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

年意大利科学家阿佛伽德罗(Amedeo Avegadro, 1776-1856)提出了分子论，二者使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们由此得以把声、光、电、热等以往被认为是异质的过程联系起来，看到了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又如，1817－1821 年间英国科学家托•扬(Thomas Young,1773-1829)论证和完善了光的波动说，推翻了牛顿物理学所持的光的微粒说。尽管波动说并不全面（20 世纪量子论又将波动说和微粒说统一起来），但它毕竟对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质疑。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证。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对活动、过程、变化（转化和进化）等的肯定。恩格斯在谈到在 19 世纪科学的诸多新发现时，特别强调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他指出：“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重要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的各个领域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①恩格斯在此所涉及的既包括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也包括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换言之，无论是各门自然科学还是自然界本身，都不是固定不变和互不相关的，而是可以相互联系和转化的。恩格斯对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所作的评价完全符合 19 世纪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的实际。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所显露的共同特性最主要的就是自然事物的变化（分化）、生长（繁殖）、转化、过程、进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对这些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特性的肯定必然导致对以 17、18 世纪所代表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否定。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为他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总计划草案”中一开始就指出： “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②而这种“不可能”意味着在此以前受形而上学支配的自然科学遇到了危机。三，19 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由此说来，19 世纪既是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又是近代科学发展开始出现危机的世纪。前者主要表现为科学的普遍化和专门化，后者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曾被奉为经典的科学理论和概念为科学变革中提出的新理论和新概念所动摇甚至推翻。二者从不同方面对当时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所进行的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都受到这种影响，并以这种影响为重要的理论背景。从 19 世纪作为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来说，它使当时的各种哲学流派都必须直接面对科学，表明自己对科学的态度，重新思考和对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哲学往往首先被看作是穷究一切存在的本性的形而上学。由于这种形而上学超越现实经验和生活的范围，带有浓厚的思辨性，因而成了思辨形而上学；又由于它企图凌驾于科学之上，充当科学的指导原则，因而被认为是“科学的科学”。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笛卡尔曾经把全部知识体系比作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关于自然的科学），其它一切科学都是树干上长出的树枝。形而上学由此被当作一切科学之源。近代哲学的最后和最大代表黑格尔构建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一切自然科学都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后者是他关于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整个唯心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黑格尔作为一个辩证法家在论述自然现象时显露出了一些辩证法的火花，但他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把一切自然科学都归结为对绝对精神的显露，必然从根本上扭曲自然界，从而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处于对立地位。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家大力倡导理性，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认识论的转向，这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然而，他们将哲学变成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思辨形而上学、变成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又使自己实际上站到了自然科学的反面，成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自然科学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需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 年版第 4 卷第 241－242 页。 ②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3 页

摆脱对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束缚。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正是在形而上学束缚下的一种解放,而这也意味着必然对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造成重大冲击。西方哲学为了继续发展和进步,必须顺应自然科学科学发展的反形而上学要求,重新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意味着西方哲学在近代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之后要有新的转向。事实上,随着19 世纪之成为科学的世纪,无论在科学界和哲学界,都发出了反对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近代思辨形而上学的呼声。这种呼声体现了在科学时代到来之际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客观需要,而这种需要也正是西方哲学实现新的转向、或者说转型的需要究竟如何顺应科学世纪的到来而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实现哲学上的新的转向, 还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因此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西方哲学思潮中,从其与科学的关系的角度说,主要的有如下三种种是将哲学实证科学化的思潮。实证科学在19世纪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在促进产业革命、改变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上的成就使当时许多学者把实证科学理想化。他们由此认为,实证科学不仅不应当受到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束缚,而且应当成为使哲学摆脱形而上学的根据。不是实证科学应当遵照形而上学的原则来建立,而是哲学应当按照实证科学的原则来建立。这是一种科学主义思潮。当时先后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实证主义哲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潮,在德国出现的马赫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也可归属于这种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继承了近代哲学倡导理性的传统,其革新之处是用科学理性取代了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理性。另一种是将哲学与科学分离开来的思潮。这种思潮的拥护者大都仍然坚持晢学的形而上学意义;但面对着实证科学的盛行和所发生的现实影响、特别是实证科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冲击,他们不再把哲学当作是科学的科学,而是把哲学归属于超越科学的研究领域。科学局限于理性(而且主要是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范围,哲学则应以人本身的存在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必需超越理论理性的界限,而及于人的本能、情感、意志和信仰等非理性的领域后者更能体现人的本真的存在。这种思潮由此被称为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当时德法德国出现的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流派都属于这种思潮。还有一种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使之能与科学的新发展相融合的新的形而上学思潮。这种思潮的哲学流派往往坚持传统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晢学应当是硏究存在的本性以及宇宙和人生问题的理论。它们往往把科学和人都纳入哲学之中,又使哲学居于科学和人之上;哲学既应当包含理性,又应当超越理性。从它们的理论往往与宗教和思唯心主义相关来说,可以将其看作是现代化的宗教和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等流派在一定程度上都可归属于这种思潮。由于它们的理论与上述两种思潮有一定联系,往往可以在不同意义上将它们归属于上述两种思潮之内。哲学思潮的划分是相对的,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哲学作出不同划分。上述划分主要是说明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在科学时代到来之际对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三种不同态度,也可以说是当时科学发展对哲学发展产生影响的三种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彼此在范围、程度等方面虽有不同,但都在不同意义上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在认识论的转向之后的出现新的转向的趋势 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对西方哲学的新的转向的影响,随着自然科学中不断出现新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更而更加明朗。这些变更既然动摇了许多在17、18世纪被奉为经典的科学理论,使经典的自然科学陷入危机之中,就势必动摇以这些理论为重要根据的形而上学自然观。由于形而上学自然观与整个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些变更也从一个方面动摇了整个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由此揭示了在哲学中形成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必然趋势。马克思通过提出唯物辩证法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最为明确和科学地体现了这种趋势;上述三种主要哲学思潮在不同程度和意义上也都有这种趋势,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和意义上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也在不同程度和意义上接受或接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我们上面提到的怀特海就是一个仍然试图建立一个形

摆脱对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束缚。19 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正是在形而上学束缚下的一种解放，而这也意味着必然对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造成重大冲击。西方哲学为了继续发展和进步，必须顺应自然科学科学发展的反形而上学要求，重新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意味着西方哲学在近代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之后要有新的转向。事实上，随着 19 世纪之成为科学的世纪，无论在科学界和哲学界，都发出了反对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近代思辨形而上学的呼声。这种呼声体现了在科学时代到来之际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客观需要，而这种需要也正是西方哲学实现新的转向、或者说转型的需要。究竟如何顺应科学世纪的到来而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实现哲学上的新的转向，还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因此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西方哲学思潮中，从其与科学的关系的角度说，主要的有如下三种。一种是将哲学实证科学化的思潮。实证科学在 19 世纪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在促进产业革命、改变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上的成就使当时许多学者把实证科学理想化。他们由此认为，实证科学不仅不应当受到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束缚，而且应当成为使哲学摆脱形而上学的根据。不是实证科学应当遵照形而上学的原则来建立，而是哲学应当按照实证科学的原则来建立。这是一种科学主义思潮。当时先后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实证主义哲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潮，在德国出现的马赫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也可归属于这种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继承了近代哲学倡导理性的传统，其革新之处是用科学理性取代了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理性。另一种是将哲学与科学分离开来的思潮。这种思潮的拥护者大都仍然坚持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但面对着实证科学的盛行和所发生的现实影响、特别是实证科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冲击，他们不再把哲学当作是科学的科学，而是把哲学归属于超越科学的研究领域。科学局限于理性（而且主要是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范围，哲学则应以人本身的存在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必需超越理论理性的界限，而及于人的本能、情感、意志和信仰等非理性的领域，后者更能体现人的本真的存在。这种思潮由此被称为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当时德法德国出现的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流派都属于这种思潮。还有一种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使之能与科学的新发展相融合的新的形而上学思潮。这种思潮的哲学流派往往坚持传统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哲学应当是研究存在的本性以及宇宙和人生问题的理论。它们往往把科学和人都纳入哲学之中，又使哲学居于科学和人之上；哲学既应当包含理性，又应当超越理性。从它们的理论往往与宗教和思唯心主义相关来说，可以将其看作是现代化的宗教和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等流派在一定程度上都可归属于这种思潮。由于它们的理论与上述两种思潮有一定联系，往往可以在不同意义上将它们归属于上述两种思潮之内。哲学思潮的划分是相对的，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对 19 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哲学作出不同划分。上述划分主要是说明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在科学时代到来之际对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三种不同态度，也可以说是当时科学发展对哲学发展产生影响的三种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彼此在范围、程度等方面虽有不同，但都在不同意义上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在认识论的转向之后的出现新的转向的趋势。 19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对西方哲学的新的转向的影响，随着自然科学中不断出现新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更而更加明朗。这些变更既然动摇了许多在 17、18 世纪被奉为经典的科学理论，使经典的自然科学陷入危机之中，就势必动摇以这些理论为重要根据的形而上学自然观。由于形而上学自然观与整个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些变更也从一个方面动摇了整个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由此揭示了在哲学中形成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必然趋势。马克思通过提出唯物辩证法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最为明确和科学地体现了这种趋势；上述三种主要哲学思潮在不同程度和意义上也都有这种趋势，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和意义上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也在不同程度和意义上接受或接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我们上面提到的怀特海就是一个仍然试图建立一个形

而上学体系的现代哲学家,但他对活动性、过程、进化等的强调又使他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接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形而上学一词的两种意义(即对超乎经验和现象范围的存在本身进行研究的意义和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意义,或者说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在17、18世纪以至整个近代哲学中大体上是相通的。本体论意义的形而上学企图从某些所谓绝对可靠的理性或先验原则出发去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面、完整的哲学体系。这种形而上学体系脱离经验和实践、脱离现实,带有很大思辨性,从整体上说是思辨形而上学。由于其体系被认为是完满的,绝对的,因而必然是封闭的,最后必然排斥变化、发展和过程,排斥时间性和历史性(辩证法家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发展到绝对精神阶段后就到了顶点,其发展、变化、时间性和历史性也都终结了),而这些正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因此,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变更之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重要背景,主要就在于这种变更不仅动摇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基础,也动摇了以形而上学为根本特征的整个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使之陷入困境和危机之中,而这正好是为以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辩证法为根本特征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对唯物辩证法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就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特征的哲学思维方式。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批判的西方哲学家并不都是辩证法家,但由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革命变更的影响,往往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这种革命对变化、发展和过程、时间性与历史性的强调,从而也都在不同意义上接近以辩证法为特征的哲学思维方式。为了更好地从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新变更来认识由以形而上学为根本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特征的新的晢学思维方式的必然趋势,我们再援引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进一步作些说明西方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的转向的确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西方近代哲学所陷入的思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又把自然科学归属于其具有很大封闭性的体系之内,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受到这种体系的制约。恩格斯指出,旧的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自然界:“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 但是也说出了一些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①因此,为了使哲学和自然科学进一步向前发展,关键就是突破具有很大思辨性、封闭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19 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它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整个自然科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要求从根本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了认识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变更怎样要求从根本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恩格斯特别强调当时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的革命性作用。他说:“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动物体和植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 “第二是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 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42页

而上学体系的现代哲学家，但他对活动性、过程、进化等的强调又使他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接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形而上学一词的两种意义（即对超乎经验和现象范围的存在本身进行研究的意义和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意义，或者说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在 17、18 世纪以至整个近代哲学中大体上是相通的。本体论意义的形而上学企图从某些所谓绝对可靠的理性或先验原则出发去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面、完整的哲学体系。这种形而上学体系脱离经验和实践、脱离现实，带有很大思辨性，从整体上说是思辨形而上学。由于其体系被认为是完满的，绝对的，因而必然是封闭的，最后必然排斥变化、发展和过程，排斥时间性和历史性（辩证法家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发展到绝对精神阶段后就到了顶点，其发展、变化、时间性和历史性也都终结了），而这些正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因此，19 世纪自然科学的变更之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重要背景，主要就在于这种变更不仅动摇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基础，也动摇了以形而上学为根本特征的整个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使之陷入困境和危机之中，而这正好是为以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辩证法为根本特征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对唯物辩证法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就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特征的哲学思维方式。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批判的西方哲学家并不都是辩证法家，但由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 19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革命变更的影响，往往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这种革命对变化、发展和过程、时间性与历史性的强调，从而也都在不同意义上接近以辩证法为特征的哲学思维方式。为了更好地从 19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新变更来认识由以形而上学为根本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特征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必然趋势，我们再援引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进一步作些说明。西方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的转向的确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西方近代哲学所陷入的思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又把自然科学归属于其具有很大封闭性的体系之内，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受到这种体系的制约。恩格斯指出，旧的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自然界：“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一些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①因此，为了使哲学和自然科学进一步向前发展，关键就是突破具有很大思辨性、封闭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 19 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它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整个自然科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要求从根本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了认识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变更怎样要求从根本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恩格斯特别强调当时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的革命性作用。他说：“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动物体和植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 “第二是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 年版第 4 卷第 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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