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郑也夫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家,他 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 和批判的态度。 也许因盛夏所生,注定他一生要以暴热的态度,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他能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 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 的利益。 他用一种近乎游戏的语言,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有洁癖,不参加规则 不公正的游戏,以争辩为快事。微染自虐症,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 他曾经或至今仍保持的学术兴趣:知识分子问题,社会生物学,信任问题,城市社会学, 消费与快乐。他的著述显然与这种兴趣紧密相连。他不申报,自然也就不享有一分钱研究经 费,他拒绝参加任何评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洁癖所致。他的洁癖与执著,使他著作的出 版遭遇了更多的压力与周折。 《走出囚徒困境》,1995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郑积累10年的一本杂文集。 出版社在经济上不看好这本书,最终的条件是作者自付成本,自办发行。郑骑着单车,一次 次为零售店送书,十几家大的书店跑了无数趟,就这样手拉肩扛地卖了10,000册。这种曲 折与《信任论》的出版相较,已经算是一帆风顺了。诚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为短缺的 而备受重视的资源:然而,我们短缺的不仅是诚信,也包括对诚信的研究。《信任论》无疑 是国内对这一领域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论著。也许是涉及到许多深刻的社会现实问 题,《信任论》书稿先后辗转了20多家出版社,终于在2001年8月由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当然还是自办发行。他苦笑着说,“已经跑不动了,50多岁的人了;朱学勤还以为我 自己愿意受这份罪。”从该书出版到现在,先后有《光明日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 《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为该书作了书评。然而,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相比,《走出囚 徒的困境》、《信任论》还是幸运的。1985—1986年,郑在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 社会学硕士。拿到硕士学位后,他的美国导师建议他读完博士,可他不想延续在美国的学生 生活。完成《中国知识分子》书稿的冲动,加重了他回国的法码。他放弃读博的机会,而《中 国知识分子》最终还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付印 他教书,写书,还要卖书,不免给人一种感伤。但看起来,他本人是“不改其乐”的。 他的书与书外的人,合成另外一种印象,留在了记忆里:守望者的目光,穿行于城市的缝隙 里,清辉溢泄,灼灼亮然
说说郑也夫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家，他 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 和批判的态度。 也许因盛夏所生，注定他一生要以暴热的态度，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他能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 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 的利益。 他用一种近乎游戏的语言，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有洁癖,不参加规则 不公正的游戏，以争辩为快事。微染自虐症，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 他曾经或至今仍保持的学术兴趣：知识分子问题，社会生物学，信任问题,城市社会学, 消费与快乐。他的著述显然与这种兴趣紧密相连。他不申报，自然也就不享有一分钱研究经 费,他拒绝参加任何评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洁癖所致。他的洁癖与执著，使他著作的出 版遭遇了更多的压力与周折。 《走出囚徒困境》，1995 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郑积累 10 年的一本杂文集。 出版社在经济上不看好这本书，最终的条件是作者自付成本，自办发行。郑骑着单车，一次 次为零售店送书，十几家大的书店跑了无数趟，就这样手拉肩扛地卖了 10,000 册。这种曲 折与《信任论》的出版相较，已经算是一帆风顺了。诚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为短缺的 而备受重视的资源；然而，我们短缺的不仅是诚信，也包括对诚信的研究。《信任论》无疑 是国内对这一领域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论著。也许是涉及到许多深刻的社会现实问 题，《信任论》书稿先后辗转了 20 多家出版社，终于在 2001 年 8 月由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当然还是自办发行。他苦笑着说，“已经跑不动了，50 多岁的人了；朱学勤还以为我 自己愿意受这份罪。”从该书出版到现在，先后有《光明日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 《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为该书作了书评。然而，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相比，《走出囚 徒的困境》、《信任论》还是幸运的。1985—1986 年，郑在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 社会学硕士。拿到硕士学位后，他的美国导师建议他读完博士，可他不想延续在美国的学生 生活。完成《中国知识分子》书稿的冲动，加重了他回国的法码。他放弃读博的机会，而《中 国知识分子》最终还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付印。 他教书，写书，还要卖书，不免给人一种感伤。但看起来，他本人是“不改其乐”的。 他的书与书外的人，合成另外一种印象，留在了记忆里：守望者的目光，穿行于城市的缝隙 里，清辉溢泄，灼灼亮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