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寿祺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暨中国易学思想研讨会论文 从《易学群书平议》看先师黄寿祺教授 的易学观点与治学精神 翁银陶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易学群书平议》(以下简称《平议》)是先师黄寿祺教授(以下简称黄老)早年读 前人易学著作时的有关各书的提要汇编,1988年初版时,我曾看过一遍,今值先师黄老 百岁诞辰之日,重又敬诚研读,仔细体会,写就此文,以追寻先师黄老的易学观点,弘 扬先师黄老的治学精神,以表达对先师黄老的缅怀之情 先师黄老的易学观点,首先表现在极为重视易学中的象数之学,认为读易研易,应 以象数为根本,先明象数,尔后进而再作义理之阐释。象数、义理是易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黄老对象数的撰述、研究,尤为强调,他在《平议》一书中,曾多次提到象数之重 要,他说:“夫易原本象数,发为义理,苟舍象数而谈义理,则易与诗、书、礼、乐何以 异?圣人又何必独为此艰深怪奇之词?”又说:“言易者必本象数以发为义理……言义理 而舍象数,则为无本。”又说:“夫易者,象也,象不明则辞皆不能通。”(《尚氏易学存稿 校理》第三卷附《易学群书平议》78页、85页、58页,以下只注页码)。黄老说得很有 道理,如果只谈义理而不说象数,那么《易经》的独特之处及其价值就无法全面体现出 来。黄老重象数,故而对以探索象数为主旨的易学著作多特加称赏。如评清李道平《周 易集解纂疏》时,说“其志在阐明汉儒象数”,该书原序云:“古人之说易也,言象数而 理义在其中;后人之说易也,言义理而象数因之以隐”,又曰:“作易者不能离象数以设 爻象,说易者即不能外象数而空谈乎性命”,对于这些言论,黄老评道:“凡此皆真知灼 见,卓然不随流俗,固非徒以汉学为名高者也。”(87页)又如在评清黄守平《易象集解》 时说:“是书大抵以明易象为主,故所採多汉、魏诸儒及清人之说”,又说:“易也者,象 也。象为易之本,后儒不识久矣。守平独能奋然自拔,以搜集易象为职志,则其识有过 人者。”(95页)黄老以“真知灼见”、“其识有过人者”评二人,字里行间,宛然可见黄 老对象数学之钟情。黄老重象数学,故而对那些舍象数而只说义理的著作自然会有或多 或少的不满。如将“尽屏弃汉、魏诸儒所用之象数”、“专以史事推阐易理”的《易鑑》 的作者欧阳厚均评为“未为通才达识也”;(84页)对“大抵演绎义理”、“自始至终无言 象数”的《刘子易靥》评道:“少当于经旨”、“末流所必至”。(30页)黄老重象数,不满 舍象数而只谈义理者,但这不等于说黄老不主张谈义理,相反,他对义理、象数并重者 同样予以充分肯定,这可以从他以“简明切要,不蹈于空虚,不涉于穿凿,名曰《绎传》
1 黄寿祺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暨中国易学思想研讨会论文 从《易学群书平议》看先师黄寿祺教授 的易学观点与治学精神 翁银陶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易学群书平议》（以下简称《平议》）是先师黄寿祺教授（以下简称黄老）早年读 前人易学著作时的有关各书的提要汇编，1988 年初版时，我曾看过一遍，今值先师黄老 百岁诞辰之日，重又敬诚研读，仔细体会，写就此文，以追寻先师黄老的易学观点，弘 扬先师黄老的治学精神，以表达对先师黄老的缅怀之情。 一 先师黄老的易学观点，首先表现在极为重视易学中的象数之学，认为读易研易，应 以象数为根本，先明象数，尔后进而再作义理之阐释。象数、义理是易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黄老对象数的撰述、研究，尤为强调，他在《平议》一书中，曾多次提到象数之重 要，他说：“夫易原本象数，发为义理，苟舍象数而谈义理，则易与诗、书、礼、乐何以 异？圣人又何必独为此艰深怪奇之词？”又说：“言易者必本象数以发为义理……言义理 而舍象数，则为无本。”又说：“夫易者，象也，象不明则辞皆不能通。”（《尚氏易学存稿 校理》第三卷附《易学群书平议》78 页、85 页、58 页，以下只注页码）。黄老说得很有 道理，如果只谈义理而不说象数，那么《易经》的独特之处及其价值就无法全面体现出 来。黄老重象数，故而对以探索象数为主旨的易学著作多特加称赏。如评清李道平《周 易集解纂疏》时，说“其志在阐明汉儒象数”，该书原序云：“古人之说易也，言象数而 理义在其中；后人之说易也，言义理而象数因之以隐”，又曰：“作易者不能离象数以设 爻象，说易者即不能外象数而空谈乎性命”，对于这些言论，黄老评道：“凡此皆真知灼 见，卓然不随流俗，固非徒以汉学为名高者也。”（87 页）又如在评清黄守平《易象集解》 时说：“是书大抵以明易象为主，故所採多汉、魏诸儒及清人之说”，又说：“易也者，象 也。象为易之本，后儒不识久矣。守平独能奋然自拔，以搜集易象为职志，则其识有过 人者。”（95 页）黄老以“真知灼见”、“其识有过人者”评二人，字里行间，宛然可见黄 老对象数学之钟情。黄老重象数学，故而对那些舍象数而只说义理的著作自然会有或多 或少的不满。如将“尽屏弃汉、魏诸儒所用之象数”、“专以史事推阐易理”的《易鑑》 的作者欧阳厚均评为“未为通才达识也”；（84 页）对“大抵演绎义理”、“自始至终无言 象数”的《刘子易屩》评道：“少当于经旨”、“末流所必至”。（30 页）黄老重象数，不满 舍象数而只谈义理者，但这不等于说黄老不主张谈义理，相反，他对义理、象数并重者 同样予以充分肯定，这可以从他以“简明切要，不蹈于空虚，不涉于穿凿，名曰《绎传》
允有当焉”的评语,评说“阐释义理,不废象数(81页)的清汪景望的《周易绎传》看 出来。 其次,先师黄老对易图的研究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今所传之五花八门、令人眼花 缭乱的易图均出现于宋元之后,它是否即古之“河图”、“洛书”?其种种易图是否符合 古之原貌?它们的真实性曾引起清代学者如钱澄之、黄宗羲、宗炎、毛奇龄、胡渭、沈 起元、惠栋等人的怀疑。黄老对易图的看法,与钱澄之等清儒一样,同样持极为谨慎的 态度。黄老说:“夫图书究为何物,已属不可知”,(56页)又说:“按河图果为何物,实 难质言。易大衍之数容或原于河图,亦未可知”,(149页)这是对河图所蕴含之内容的怀 疑;黄老又说:“按古图书,祗闻其名,至其形状究若何,从无确证”,(73页)说:“夫 河图之为何物,自古无能言其状者。既不知其状,则圣人所以则之之意实不可见,不可 见则不能强说。而宋人所谓之河图者,乃五行生成之数耳,非真河图也。”(48页)这是 对宋人河图之真实性的否定。黄老不仅对河图“果为何物”存怀疑,并否定宋之河图的 真实性,而且在具体评论与河图、洛书、各种易图有关的易学著作时,也持极为谨慎的 态度。比如他在评清代刘思问的《政余易图说》时说:“今乃强以五行生成之数充河图, 而又以圣人所以画卦生蓍以及先天后天种种之说皆原于此,已属诬妄之甚。而其所为河 图太极圆图、河图太极方图、卦图太极于圆图、卦图太极方图、因重卦圆图、因重卦方 图等等,立名取义即己无稽,所图又非圆非方,或白或黑,有圈有点,或以图合数,或 以方包圆,种种方式,奇形怪状,令人触眼几不辨为何物”,最后,黄老对该书作者刘思 问评道:“生乎有清雍乾之世,而说易若此,盖卑卑无足道矣。”(48页)口气不可谓不重 其他如以“皆支离破碎,无当经旨”、“斯皆诡奇好异,尤不足取”(57页)评清代郑凤仪 的《周易大义图说》;以“尽多牵强无理”、“以此傅会,亦徒见其妄”,评论以“说易者 必溯源于河图”(108页)为主旨的清代张步骞的《易理寻源》;等等。上述言说均黄老对 易图之研究持谨慎、乃至怀疑之态度的表现。 最后,先师黄老不否定援禅说易,但反对以狂禅解易。《周易禅解》为明释智旭所撰, 作者既是僧人,其说易自然带有禅的特点,正如黄老所说,“故其通释卦爻,皆援禅理以 为解”,黄老认为,这是“易家之别派”。对于此别派,黄老并不否定,他说:“今考其书, 援引禅理,间虽不免傅会,然亦颇有可取者”,黄老还引了该书一些例子,如引该书对“用 九”的解释:“若约佛法释者,用九是用有变化之慧,不用七之无变化慧也。阳动即变为 阴,喻妙慧必与定俱”。对于该书的援禅说易,黄老最后评道:“立说皆非尽恍惚虚无, 书中类此者多,未可以其援禅入儒而悉非之。”(33页)然而,世间任何一件事都有其度 援禅说易固然“颇有可取”’但如果援禅过度,演为牵强比附,并“循至流于狂禅”,(38 页)则是黄老所坚决反对的。在《平议》所评论的134篇易学专著中,以狂禅说易的最典 型的例子莫过于清代金人瑞所撰之《通宗易论》。该书多处以狂禅解易,而黄老亦多有评 说、指斥。如该书首篇有“乾内一笔为电光三昧,坤内一笔为首楞严三昧”之语,黄老 评曰“尤怪诞谬妄”;又如该书第三篇论五十之数,谓“五十合一,即是世尊胸前祀字轮”; 第五篇论乾、坤等十六卦,谓“大雄氏有十六观经,《尚书》有十六字,《妙法莲华经》 有十六王子,其义一也”;末篇谓“屯、蒙卦,达磨遇神光时也,需卦,香岩辞沩山时也”, 又谓“达磨大师东来,只为得一屯卦,一部《五灯会儿》,都是弄粥饭气”;针对上述怪 诞的比附,黄老指斥道:“凡此各篇,时或引《诗》、《论语》、《孝经》以相参证,时或引 佛书禅学以相比附,支离輕轉,语无伦次,苟非病狂者,决不至此。”(37页)黄老以“病 狂者”喻该书作者,可见黄老对“以狂禅解易”之不满,乃至愤怒
2 允有当焉”的评语，评说“阐释义理，不废象数（81 页）的清汪景望的《周易绎传》看 出来。 其次，先师黄老对易图的研究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今所传之五花八门、令人眼花 缭乱的易图均出现于宋元之后，它是否即古之“河图”、“洛书”？其种种易图是否符合 古之原貌？它们的真实性曾引起清代学者如钱澄之、黄宗羲、宗炎、毛奇龄、胡渭、沈 起元、惠栋等人的怀疑。黄老对易图的看法，与钱澄之等清儒一样，同样持极为谨慎的 态度。黄老说：“夫图书究为何物，已属不可知”，（56 页）又说：“按河图果为何物，实 难质言。易大衍之数容或原于河图，亦未可知”，（149 页）这是对河图所蕴含之内容的怀 疑；黄老又说：“按古图书，祗闻其名，至其形状究若何，从无确证”，（73 页）说：“夫 河图之为何物，自古无能言其状者。既不知其状，则圣人所以则之之意实不可见，不可 见则不能强说。而宋人所谓之河图者，乃五行生成之数耳，非真河图也。”（48 页）这是 对宋人河图之真实性的否定。黄老不仅对河图“果为何物”存怀疑，并否定宋之河图的 真实性，而且在具体评论与河图、洛书、各种易图有关的易学著作时，也持极为谨慎的 态度。比如他在评清代刘思问的《政余易图说》时说：“今乃强以五行生成之数充河图， 而又以圣人所以画卦生蓍以及先天后天种种之说皆原于此，已属诬妄之甚。而其所为河 图太极圆图、河图太极方图、卦图太极于圆图、卦图太极方图、因重卦圆图、因重卦方 图等等，立名取义即已无稽，所图又非圆非方，或白或黑，有圈有点，或以图合数，或 以方包圆，种种方式，奇形怪状，令人触眼几不辨为何物”，最后，黄老对该书作者刘思 问评道：“生乎有清雍乾之世，而说易若此，盖卑卑无足道矣。”（48 页）口气不可谓不重。 其他如以“皆支离破碎，无当经旨”、“斯皆诡奇好异，尤不足取”（57 页）评清代郑凤仪 的《周易大义图说》；以“尽多牵强无理”、“以此傅会，亦徒见其妄”，评论以“说易者 必溯源于河图”（108 页）为主旨的清代张步骞的《易理寻源》；等等。上述言说均黄老对 易图之研究持谨慎、乃至怀疑之态度的表现。 最后，先师黄老不否定援禅说易，但反对以狂禅解易。《周易禅解》为明释智旭所撰， 作者既是僧人，其说易自然带有禅的特点，正如黄老所说，“故其通释卦爻，皆援禅理以 为解”，黄老认为，这是“易家之别派”。对于此别派，黄老并不否定，他说：“今考其书， 援引禅理，间虽不免傅会，然亦颇有可取者”，黄老还引了该书一些例子，如引该书对“用 九”的解释：“若约佛法释者，用九是用有变化之慧，不用七之无变化慧也。阳动即变为 阴，喻妙慧必与定俱”。对于该书的援禅说易，黄老最后评道：“立说皆非尽恍惚虚无， 书中类此者多，未可以其援禅入儒而悉非之。”（33 页）然而，世间任何一件事都有其度， 援禅说易固然“颇有可取”，但如果援禅过度，演为牵强比附，并“循至流于狂禅”，(38 页)则是黄老所坚决反对的。在《平议》所评论的 134 篇易学专著中，以狂禅说易的最典 型的例子莫过于清代金人瑞所撰之《通宗易论》。该书多处以狂禅解易，而黄老亦多有评 说、指斥。如该书首篇有“乾内一笔为电光三昧，坤内一笔为首楞严三昧”之语，黄老 评曰“尤怪诞谬妄”；又如该书第三篇论五十之数，谓“五十合一，即是世尊胸前卍字轮”； 第五篇论乾、坤等十六卦，谓“大雄氏有十六观经，《尚书》有十六字，《妙法莲华经》 有十六王子，其义一也”；末篇谓“屯、蒙卦，达磨遇神光时也，需卦，香岩辞沩山时也”， 又谓“达磨大师东来，只为得一屯卦，一部《五灯会儿》，都是弄粥饭气”；针对上述怪 诞的比附，黄老指斥道：“凡此各篇，时或引《诗》、《论语》、《孝经》以相参证，时或引 佛书禅学以相比附，支离轇轕，语无伦次，苟非病狂者，决不至此。”（37 页）黄老以“病 狂者”喻该书作者，可见黄老对“以狂禅解易”之不满，乃至愤怒。 二
“严谨求实”是先师黄老最为突出的治学精神之一,当年我们受业于先师、听先师 宏论经史百家、诗词歌赋之时即有此明显的感受,并因此而对先师产生深深的敬意,而 今,当我再次重读先师早年的读易提要汇编时,又再次感受到先师这一极为珍贵的治学 精神。 先师黄老的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在《平议》一书中,首先表现为对“立论须征引有 据”的特别强调,以及对悖妄怪诞学风的深恶痛绝。张惠言是清代著名学者,“于学无所 不究,而尤邃于易”,他一生共著有《周易虞氏易》等十二部易学著作,《虞氏易言》便 是其中一部。此书以推衍虞氏的易学思想及微言大义为主旨,惜书未写毕而张氏谢世。 此书虽是未竟之作,但黄老对此书的评价却颇高:“要其说理朴实,遣辞典雅,无穿凿傅 会、支离輕轉之习,较其他书特为平正。苟能合刘氏所补(按,指刘逢禄所作《虞氏易 言补》)而行之,虽未足以薄王、程、越传注,要亦为言义理者所必当取资焉尔。“(71 页)黄老之所以以“特为平正”、“言义理者所必当取资”评此书,是因为此书具有“说 理朴实”、“无穿凿傅会、支离輕轄之习”的“严谨求实”的风格。清代李荣陛的《易续 考》也是一部“未定之稿”,“故往往胪列旧说,论而未断”,但黄老对此书的评价,同样 也很高,说它“征引有据,提撮得要,不为门户之见,不为苛刻之谈,学不分汉宋,人 不论今古,惟其是者而从之,可谓信心自主之伦。”(51页)显而易见,这些评说,同样 是黄老特重严谨求实治学精神的体现。黄老肯定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因而对那些悖妄 怪诞、胡乱比附的易学著作自然会甚为不满。如他说明代郑旒的《郑氏易谱》“立意肤浅, 铸词鄙俚”、“立怪诞名目”,说“盖易书之悖妄乖谬,至此而极矣”,认为“其书虽以易 名,似宜退而列之于术数中焉”;(32页)又如说清范尔梅《易卦考》“恣意牵合,谬已”, 说他“用力愈勤,亦愈见其愚诬而已”,并断曰,“岂但目迷?是真所谓谬妄无识之尤已 (45页);又如针对清代何诒沛《易酌》中释“先甲后甲”,谓“甲者,胎象”,释“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谓“妇人怀妊独宿,不复交乾”,释“盥而不荐”,谓“但同巾栉,不 荐枕席”等语,斥责道:“斯又皆猥亵不堪,汉、宋儒先皆未有若是之妄诞者”;(83页) 又如针对清代张瓒昭《易义原则》中“凡八股与八韵试帖,皆取诸八卦”等言论,评道 其所言所为,诞妄不经,皆类是”,说此书“駮裸而无当”。(89页)从上述“悖妄乖谬”、 谬妄无识”、“猥亵不堪”、“诞妄不经”等评语中,不难看出黄老对违背严谨求实之学 风的反感。此外,黄老对某些引史论经的易著中,所引史实与卦爻义风马牛不相及之现 象的也作明确的否定。如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几无一不引史事以实之”的清代 胡翔瀛的《易经征实解》,黄老首先从此书的总体方向上予以否定,说:“夫易之为书, 天道人事,古往今来一切万事万物之理,无所不赅,无所不包,故能成其大。若徒以史 事证之,则易辞与史例无异,而易小矣。”接着黄老又进而指出,“况乎翔瀛之比附,尽 有不切者”,黄老还举了该书以史事说坤上六、小畜上九、泰九二、蛊之“先甲后甲”、 賁六二、大畜上九、坎六四、睽六五、鼎九三等例子,最后总评道:“凡此诸条,经文之 义,与所引史事,均渺不相涉,而胡氏必欲强合之,故终不免于傅会矣。”(43页)引史 论经的极端发展,则演为将卦爻义视作谶语预言,这种严重背离严谨求实学风的现象, 必然会引起黄老的愤怒,这可以从他对清末萧德骅《易说》的评说,明白无误地看出来。 该书“通体皆藉经义以讥切时事”,但该书“既舍象数不言,亦于义理不合,徒摭拾易之 二字以诽议时事、发挥政论,已极不当”,但这些“不当”尚未引起黄老的愤怒,最让 黄老无法容忍的,是该书“乃更有荒谬怪诞者”,即将易经视为谶语预言,黄老还举了该 书的一些例子,如该书释泰,云“垢次央,象言施命,卦词女壮,娠字女后,隐寓武后 制字临朝事。泰次履,大象言后,明系泰字,乃今日议礼开泰之证”:释“城复于隍
3 “严谨求实”是先师黄老最为突出的治学精神之一，当年我们受业于先师、听先师 宏论经史百家、诗词歌赋之时即有此明显的感受，并因此而对先师产生深深的敬意，而 今，当我再次重读先师早年的读易提要汇编时，又再次感受到先师这一极为珍贵的治学 精神。 先师黄老的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在《平议》一书中，首先表现为对“立论须征引有 据”的特别强调，以及对悖妄怪诞学风的深恶痛绝。张惠言是清代著名学者，“于学无所 不究，而尤邃于易”，他一生共著有《周易虞氏易》等十二部易学著作，《虞氏易言》便 是其中一部。此书以推衍虞氏的易学思想及微言大义为主旨，惜书未写毕而张氏谢世。 此书虽是未竟之作，但黄老对此书的评价却颇高：“要其说理朴实，遣辞典雅，无穿凿傅 会、支离轇轕之习，较其他书特为平正。苟能合刘氏所补（按，指刘逢禄所作《虞氏易 言补》）而行之，虽未足以薄王、程、越传注，要亦为言义理者所必当取资焉尔。“（71 页）黄老之所以以“特为平正”、“言义理者所必当取资”评此书，是因为此书具有“说 理朴实”、“无穿凿傅会、支离轇轕之习”的“严谨求实”的风格。清代李荣陛的《易续 考》也是一部“未定之稿”，“故往往胪列旧说，论而未断”，但黄老对此书的评价，同样 也很高，说它“征引有据，提撮得要，不为门户之见，不为苛刻之谈，学不分汉宋，人 不论今古，惟其是者而从之，可谓信心自主之伦。”（51 页）显而易见，这些评说，同样 是黄老特重严谨求实治学精神的体现。黄老肯定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因而对那些悖妄 怪诞、胡乱比附的易学著作自然会甚为不满。如他说明代郑旒的《郑氏易谱》“立意肤浅， 铸词鄙俚”、“立怪诞名目”，说“盖易书之悖妄乖谬，至此而极矣”，认为“其书虽以易 名，似宜退而列之于术数中焉”；（32 页）又如说清范尔梅《易卦考》“恣意牵合，谬已”， 说他“用力愈勤，亦愈见其愚诬而已”，并断曰，“岂但目迷？是真所谓谬妄无识之尤已” （45 页）；又如针对清代何诒沛《易酌》中释“先甲后甲”，谓“甲者，胎象”，释“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谓“妇人怀妊独宿，不复交乾”，释“盥而不荐”，谓“但同巾栉，不 荐枕席”等语，斥责道：“斯又皆猥亵不堪，汉、宋儒先皆未有若是之妄诞者”；（83 页） 又如针对清代张瓒昭《易义原则》中“凡八股与八韵试帖，皆取诸八卦”等言论，评道 “其所言所为，诞妄不经，皆类是”，说此书“駮襍而无当”。（89 页）从上述“悖妄乖谬”、 “谬妄无识”、“猥亵不堪”、“诞妄不经”等评语中，不难看出黄老对违背严谨求实之学 风的反感。此外，黄老对某些引史论经的易著中，所引史实与卦爻义风马牛不相及之现 象的也作明确的否定。如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几无一不引史事以实之”的清代 胡翔瀛的《易经征实解》，黄老首先从此书的总体方向上予以否定，说：“夫易之为书， 天道人事，古往今来一切万事万物之理，无所不赅，无所不包，故能成其大。若徒以史 事证之，则易辞与史例无异，而易小矣。”接着黄老又进而指出，“况乎翔瀛之比附，尽 有不切者”，黄老还举了该书以史事说坤上六、小畜上九、泰九二、蛊之“先甲后甲”、 賁六二、大畜上九、坎六四、睽六五、鼎九三等例子，最后总评道：“凡此诸条，经文之 义，与所引史事，均渺不相涉，而胡氏必欲强合之，故终不免于傅会矣。”（43 页）引史 论经的极端发展，则演为将卦爻义视作谶语预言，这种严重背离严谨求实学风的现象， 必然会引起黄老的愤怒，这可以从他对清末萧德骅《易说》的评说，明白无误地看出来。 该书“通体皆藉经义以讥切时事”，但该书“既舍象数不言，亦于义理不合，徒摭拾易之 一二字以诽议时事、发挥政论，已极不当”，但这些“不当”尚未引起黄老的愤怒，最让 黄老无法容忍的，是该书“乃更有荒谬怪诞者”，即将易经视为谶语预言，黄老还举了该 书的一些例子，如该书释泰，云“姤次夬，象言施命，卦词女壮，姤字女后，隐寓武后 制字临朝事。泰次履，大象言后，明系泰字，乃今日议礼开泰之证”；释“城复于隍
云“此殆隐寓庚子之变”;释“晋如悉如,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云“以福字蒙晋上,隐 寓福晋字,为本朝之王妃制”。对于这些胡说八道,黄老说:“夫羲、文生千载之上,而 能预知千载下之有武后制字临朝、慈禧议礼开泰、与夫庚子之乱、福晋之制,岂非梦呓? 若此之类,直视易经同于符谶,诬经篾圣亦已极矣。而犹诩诩然自谓为秉经翼圣,抑何 慎也。”(127页)以“同于符谶”、“诬经篾圣”评萧氏此书,黄老之愤怒仿佛可见。 其次,先师黄老“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还体现于黄老对所评议之书的客观评价 或是或非,或是中有非、或非中有是,均一一指明,无所隐舍,也无有所选择。如黄老 在评论明代郝锦的《易问》时,一方面肯定该书作者“明于阴阳为朋友、及阴遇阴、阳 遇阳则阻塞之理”,认为“此皆通乎阴阳感应之故,发前儒所未发者也”,肯定其“颇为 可取”;但黄老同时又指出该书某些说易为“汉魏诸儒所未有,不宜臆造也”,认为此皆 不可取者”,(31页)评价客观而求实。其他如一方面既肯定清代李道平《周易集解纂 疏》之“其志在阐明汉儒象数”,评以“真知灼见”,但又为该书考订诂训名物未尽翔实 “而感到可惜;(87页)又如对清代孙堂所辑之干宝的《周易注》,虽从总体上说该书“怪 诞支离、浮泛少当”,“可取者甚少”,但同时又说,“平情论之”,干氏注中的纳甲说,及 “以干支、五行说易,未足为干氏之病”,说张惠言对干氏注中“以干支纳卦爻”的指斥 “不为尽公”。(9页)上述论说,都是黄老“严谨求实”治学精神在评说前人易学著作中 的体现。在《平议》的130多篇评说中,最长的是评唐玄宗时写本(出敦煌石室)的陆 德明的《周易释文》,全文4200多字,此提要之所以如此之长,是因为黄老在这篇提要 中,从六个方面将此本与当时通行之今本作详细比较,即:此本所有为今本所无者、今 本所有,为此本所无者、此本所有,而足以证明今各本之是非谬误者、今本不误,而此 本钞写显然错误不可从者、今本与此本先后次序不同者、此本引用人名书名,往往简省, 至与今本异者等,这些详细而精深的比较,显然也是黄老“严谨求实”之治学精神的体 现;黄老最后总结道:“夫古籍沦亡,不可胜数,虽宋、元镌本,今已寥寥不易多觏,况 此唐人手写之本,竟历千余年而独幸存,且又足资考证如是?真经苑之秘籍、艺林之鸿 宝已。(14页)有了上述详细而精深的比较,这最后的总结评价就愈显其坚实有力。黄老 以“严谨求实“的精神评析前人的易著,因而对前人易著中也能以“严谨求实”精神分 析诸家得失的,均赞赏有加。如清代朱亦栋《易经札记》,黄老虽然认为该书“因系随手 札记,故颇凌乱无序”,但又同时指出“然其中不乏精义”,同时还举了原书的一些例子, 如“释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训毒为育”、“释遜上六肥遜,以肥为飞”等,由此,黄老 总结道:“凡此皆能蠲除汉、宋门户之成见,平心静气,以权衡诸家之得失,故所取每得 其当。又其辨正郭京《举正》、朱子《本义》及俞氏《集说》者尤多,皆能深中三家之病, 是皆此书之所长也。”(61页)黄老之所以以“所取每得其当”评此书,是因为该书作者 有着严谨求实的学风,无门户之成见,能平心静气权衡诸家之得失。黄老赞赏严谨求实 者,而对违反此学风的人,自然会深为不满,严加指责。如指责“颇多穿凿臆说”的明 代徐继恩的《逸亭易论》是“非诬则妄”;(35页)批评“支离穿凿”、“牵合膠固”的《雕 菰楼易说》的作者焦循是“岂非明于烛人而暗于见己乎”;(74页)又如指责并嘲笑“比 附颇多不切”的《大易札记》的作者范尔梅“凡此皆师心自用,故无知妄作若是,而尔 梅尤诩诩然自鸣得意,吁,可怪也”;(44页)等等 可以说,严谨求实是贯穿于黄老一生的治学精神;在浮躁之气穿行于闾里、逐名之 风漫延于学人的今天,黄老的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尤显难能可贵,我们应当继承之、 发扬之 2011、8于左海今是斋
4 云“此殆隐寓庚子之变”；释“晋如悉如，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云“以福字蒙晋上，隐 寓福晋字，为本朝之王妃制”。对于这些胡说八道，黄老说：“夫羲、文生千载之上，而 能预知千载下之有武后制字临朝、慈禧议礼开泰、与夫庚子之乱、福晋之制，岂非梦呓？ 若此之类，直视易经同于符谶，诬经篾圣亦已极矣。而犹诩诩然自谓为秉经翼圣，抑何 傎也。”（127 页）以“同于符谶”、“诬经篾圣”评萧氏此书，黄老之愤怒仿佛可见。 其次，先师黄老“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还体现于黄老对所评议之书的客观评价， 或是或非，或是中有非、或非中有是，均一一指明，无所隐舍，也无有所选择。如黄老 在评论明代郝锦的《易问》时，一方面肯定该书作者“明于阴阳为朋友、及阴遇阴、阳 遇阳则阻塞之理”，认为“此皆通乎阴阳感应之故，发前儒所未发者也”，肯定其“颇为 可取”；但黄老同时又指出该书某些说易为“汉魏诸儒所未有，不宜臆造也”，认为此皆 “不可取者”，（31 页）评价客观而求实。其他如一方面既肯定清代李道平《周易集解纂 疏》之“其志在阐明汉儒象数”，评以“真知灼见”，但又为该书考订诂训名物未尽翔实 “而感到可惜；（87 页）又如对清代孙堂所辑之干宝的《周易注》，虽从总体上说该书“怪 诞支离、浮泛少当”，“可取者甚少”，但同时又说，“平情论之”，干氏注中的纳甲说，及 “以干支、五行说易，未足为干氏之病”，说张惠言对干氏注中“以干支纳卦爻”的指斥 “不为尽公”。（9 页）上述论说，都是黄老“严谨求实”治学精神在评说前人易学著作中 的体现。在《平议》的 130 多篇评说中，最长的是评唐玄宗时写本（出敦煌石室）的陆 德明的《周易释文》，全文 4200 多字，此提要之所以如此之长，是因为黄老在这篇提要 中，从六个方面将此本与当时通行之今本作详细比较，即：此本所有为今本所无者、今 本所有，为此本所无者、此本所有，而足以证明今各本之是非谬误者、今本不误，而此 本钞写显然错误不可从者、今本与此本先后次序不同者、此本引用人名书名，往往简省， 至与今本异者等，这些详细而精深的比较，显然也是黄老“严谨求实”之治学精神的体 现；黄老最后总结道：“夫古籍沦亡，不可胜数，虽宋、元镌本，今已寥寥不易多觏，况 此唐人手写之本，竟历千余年而独幸存，且又足资考证如是？真经苑之秘籍、艺林之鸿 宝已。（14 页）有了上述详细而精深的比较，这最后的总结评价就愈显其坚实有力。黄老 以“严谨求实“的精神评析前人的易著，因而对前人易著中也能以“严谨求实”精神分 析诸家得失的，均赞赏有加。如清代朱亦栋《易经札记》，黄老虽然认为该书“因系随手 札记，故颇凌乱无序”，但又同时指出“然其中不乏精义”，同时还举了原书的一些例子， 如“释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训毒为育”、“释遯上六肥遯，以肥为飞”等，由此，黄老 总结道：“凡此皆能蠲除汉、宋门户之成见，平心静气，以权衡诸家之得失，故所取每得 其当。又其辨正郭京《举正》、朱子《本义》及俞氏《集说》者尤多，皆能深中三家之病， 是皆此书之所长也。”（61 页）黄老之所以以“所取每得其当”评此书，是因为该书作者 有着严谨求实的学风，无门户之成见，能平心静气权衡诸家之得失。黄老赞赏严谨求实 者，而对违反此学风的人，自然会深为不满，严加指责。如指责“颇多穿凿臆说”的明 代徐继恩的《逸亭易论》是“非诬则妄”；（35 页）批评“支离穿凿”、“牵合膠固”的《雕 菰楼易说》的作者焦循是“岂非明于烛人而暗于见己乎”；（74 页）又如指责并嘲笑“比 附颇多不切”的《大易札记》的作者范尔梅“凡此皆师心自用，故无知妄作若是，而尔 梅尤诩诩然自鸣得意，吁，可怪也”；（44 页）等等。 可以说，严谨求实是贯穿于黄老一生的治学精神；在浮躁之气穿行于闾里、逐名之 风漫延于学人的今天，黄老的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尤显难能可贵，我们应当继承之、 发扬之。 2011、8 于左海今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