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钱钟书与张爱玲的小说 第一节钱钟书与《围城》 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现实主义讽刺长篇小说。《围城》写于1944年至1946年之 间,作者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 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完成。”《围攻城》最初连载于郑振铎和李 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1947年5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初版印行。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 一时洛阳纸贵,在国内文坛引起很大轰动 钱钟书,1910出生,江苏无锡人。他是古文家钱基博的长子,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广泛接触了世界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后到英、法留 学。1938年归国,先后任西南联大、湖南兰田师范学院、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是驰名中 外的学者。除长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等。无论是他的散文或小说,都具有博识、睿 智、辛辣、幽默的特点。 《围城》被誉为是一部新《儒林外史》。这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 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但它有完整统一的情节结构。作品以归国留学生方鸿渐在爱情和 职业上的多次失败来结构全书,展开了对旧中国这一“围城”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生活的描写,在 方鸿渐等人从这一“围城”到那一“围城”的不断追求和不断失败的经历中,寄托了作者深沉的哲 学思考。 方鸿渐们在书中活动的年代是1937年夏至1938年冬,正是抗战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中国人民奋 起浴血抗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方鸿渐和赵辛楣等人游离于当时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潮之外,他们没有什么高尚远大的生活志向,只是在情场上角逐,在名利场上明争暗斗。正因为 如此,钱钟书在描写他们演出的种种活剧时,除了对那昙花一现,富于诗意的唐晓芙外,都使用了 调侃、讽刺的笔法。这类灰色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旧中国是大量存在的,钱钟书对他们相当熟悉, 像他这样在一部长篇小说里对他们作这样集中的讽刺性的描写,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主义的典型 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历史与美学价值 在《围城》的众多留学生中,方鸿渐和赵辛楣有其真诚正直的一面,其他则几乎都是不太光彩 的角色。作者在描写他们时,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只 出场一次的“哲学家”褚慎明,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 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髙松年,自称 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的风范。他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 色贪怀,娴于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像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如 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 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 人物最后结成秦晋,确实是“珠联璧合”。韩学愈从在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儿买来了子虚乌有 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籍,以便到英文系 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十足地厚颜无 耻,奸险歹毒。在作品中,钱钟书还对那些没有留洋镀金,但也确实不学无术的中国本土的知识分 子进行调侃嘲弄。如方鸿渐的父亲方翁是前清举人,当地的耆宿硕儒,他还深明大义,重视名节, 不愿与敌寇合作,携眷属逃亡到上海;但他毕竟是过时的迂腐人物,如同他的传家宝,一天总是慢
第十八章 钱钟书与张爱玲的小说 第一节钱钟书与《围城》 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现实主义讽刺长篇小说。《围城》写于1944年至1946年之 间，作者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 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完成。”《围攻城》最初连载于郑振铎和李 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1947年5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初版印行。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 一时洛阳纸贵，在国内文坛引起很大轰动。 钱钟书，1910出生，江苏无锡人。他是古文家钱基博的长子，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广泛接触了世界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后到英、法留 学。1938年归国，先后任西南联大、湖南兰田师范学院、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是驰名中 外的学者。除长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等。无论是他的散文或小说，都具有博识、睿 智、辛辣、幽默的特点。 《围城》被誉为是一部新《儒林外史》。这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 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但它有完整统一的情节结构。作品以归国留学生方鸿渐在爱情和 职业上的多次失败来结构全书，展开了对旧中国这一“围城”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生活的描写，在 方鸿渐等人从这一“围城”到那一“围城”的不断追求和不断失败的经历中，寄托了作者深沉的哲 学思考。 方鸿渐们在书中活动的年代是1937年夏至1938年冬，正是抗战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中国人民奋 起浴血抗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方鸿渐和赵辛楣等人游离于当时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潮之外，他们没有什么高尚远大的生活志向，只是在情场上角逐，在名利场上明争暗斗。正因为 如此，钱钟书在描写他们演出的种种活剧时，除了对那昙花一现，富于诗意的唐晓芙外，都使用了 调侃、讽刺的笔法。这类灰色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旧中国是大量存在的，钱钟书对他们相当熟悉， 像他这样在一部长篇小说里对他们作这样集中的讽刺性的描写，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主义的典型 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历史与美学价值。 在《围城》的众多留学生中，方鸿渐和赵辛楣有其真诚正直的一面，其他则几乎都是不太光彩 的角色。作者在描写他们时，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只 出场一次的“哲学家”褚慎明，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 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 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的风范。他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 色贪怀，娴于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像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如 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 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 人物最后结成秦晋，确实是“珠联璧合”。韩学愈从在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儿买来了子虚乌有 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籍，以便到英文系 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十足地厚颜无 耻，奸险歹毒。在作品中，钱钟书还对那些没有留洋镀金，但也确实不学无术的中国本土的知识分 子进行调侃嘲弄。如方鸿渐的父亲方翁是前清举人，当地的耆宿硕儒，他还深明大义，重视名节， 不愿与敌寇合作，携眷属逃亡到上海；但他毕竟是过时的迂腐人物，如同他的传家宝，一天总是慢
几个钟点的时钟一样,是个十足的“遗老”。而在那位目空一切,开口“同光”闭口“石遗”的董 斜川的心目中,“同光派”诗作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圭臬(nie4.比喻准则或法度),表现出极端的 狂妄和汪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遗少”。此外,给人印象最深的自然是那位李梅亭。他赴任时 随身带着的那只大铁皮箱里的卡片和西药,暴露了他的学术骗子和投机贩子的面孔。到任后,他几 经钻营,爬上了训导长的位置。到街上免费嫖宿土娼,更显示了这位“不学有术”的“教授”的政 客和流氓的本相。至于那专门告密,陷害他人的陆子潇:阿谀奉承,依附权势的顾尔谦原是贪官污 吏,现在弃政从教的汪处厚之流,也属一丘之貉。以上这些人物,不论是留洋的,还是“土产 的”,在中国知识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围城》中,作家给予了酣畅淋漓的大幅度讽刺性描 在《围城》所写的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中,方鸿渐占据最重的位置。《围城》中的人物只 有方鸿渐是唯一贯穿全书的,他的几次色彩不同的爱情的失败和充满苦涩酸辣的失业经历,是编织 全书情节结构的经纬。《围城》中的多数人物,作者只是以简省的漫画笔法突出刻画其个性中的某 一方面,而对方鸿渐的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则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来考察,作了 整体的、多侧面的描写,并且寄托了作者的晢学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方鸿渐就是理解《围 城》的关键所在。 方鸿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大学毕业后,他的名义上的岳父周经理资助他出国留学 他在国外浪游四年,为了满足周经理等的虚荣心,他从在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一张实际并不 存在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的假文凭。不过,他和韩学俞不同,他从不以博士自居,也多次对 这种荒唐行为做过自我批评,这说明方鸿渐在本质上还是个诚实的人。归国途中,他在法国邮轮子 爵号上同行为放荡的鲍小姐相互玩弄,以填补彼此都感空虚的灵魂。踏上祖国大地时,抗战已经爆 发。但他并不关心国破民苦,回家省亲之后,就到上海他名义上的岳父周经理的银行做事,而且很 快陷入同苏文纫和唐晓芙的感情纠葛的“围城”之中。家世显赫、温情脉脉的苏文纨追求他,他却 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同“两条平行线”,永远无法交叉,他爱上了美丽纯情的女大学生唐晓芙。 方鸿渐的这种选择是严肃的,但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使他没有勇气处理好这种复杂微妙的感情纠 葛。最后,他和唐晓芙的梦一般的爱情关系被报复心切的苏文纨一手打碎了。方鸿渐得罪了苏文 纨,也得罪了势利的周经理夫妇,失恋和失业同时降临到他头上。由于赵辛楣的推荐,他和赵以及 孙柔嘉等应聘去湖南三阊大学任教。三闾大学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其黑暗和腐败不亚于当时的官 场,方鸿渐面临的又是一座新的“围城”一一事业上的“围城”。高松年食言,只让方鸿渐当副教 授,时而让他教伦理学,时而又让他教大一英文,使他受尽被排挤之苦。赵辛楣被逼走,方鸿渐的 靠山倒了,他受到了解聘的威胁。于是,他匆忙地宣布同自己并不很喜欢的孙柔嘉订婚,接着是离 开三闾大学,在香港结婚。重回上海之后,方鸿渐有了妻子,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了工作,但幸福 与他无缘,他又陷入新的“围城”。他和孙柔嘉之间缺乏爱情的家庭生活,受到双方家庭和亲友的 夹击,产生了永无休止的磨擦和争吵。在方鸿渐出于正义和自尊愤而辞去报馆职务重新失业后,他 和孙柔嘉彻底破裂了。在一个昏天黑地、北风呼啸的冬夜,踯躅街头,又冷又饿的方鸿渐回到家 里,可是孙柔嘉己经弃他而走了。这时,他感到空前的孤独、凄凉和绝望,他只想睡,他“没有 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为了爱情、婚姻、职业等而在各类“围 城”中不停地追求和掐扎的方鸿渐,最终被这些“围城”吞没了 方鸿渐身上有不良的习气,他本人也没有太大的才学,但从本质上看,他还是个善良、正直、 自尊的人。他对爱情,婚姻和职业的追求,反映了一个平凡人的合理愿望,而一个合理的社会,原 应满足这些愿望,但他却不幸生活在一个在作者看来时时处处都是“围城”的旧中国,这样,伴随 着他的追求的并不是愿望的实现,而是无穷的困扰和苦恼,最后是孤独、幻灭和绝望。方鸿渐的失 败有如上所述的客观原因,也与其自身的致命弱点有关。这首先表现在他胸无大志,在生活的追求
几个钟点的时钟一样，是个十足的“遗老”。而在那位目空一切，开口“同光”闭口“石遗”的董 斜川的心目中，“同光派”诗作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圭臬（nie4.比喻准则或法度），表现出极端的 狂妄和汪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遗少”。此外，给人印象最深的自然是那位李梅亭。他赴任时 随身带着的那只大铁皮箱里的卡片和西药，暴露了他的学术骗子和投机贩子的面孔。到任后，他几 经钻营，爬上了训导长的位置。到街上免费嫖宿土娼，更显示了这位“不学有术”的“教授”的政 客和流氓的本相。至于那专门告密，陷害他人的陆子潇；阿谀奉承，依附权势的顾尔谦原是贪官污 吏，现在弃政从教的汪处厚之流，也属一丘之貉。以上这些人物，不论是留洋的，还是“土产 的”，在中国知识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围城》中，作家给予了酣畅淋漓的大幅度讽刺性描 写。 在《围城》所写的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中，方鸿渐占据最重的位置。《围城》中的人物只 有方鸿渐是唯一贯穿全书的，他的几次色彩不同的爱情的失败和充满苦涩酸辣的失业经历，是编织 全书情节结构的经纬。《围城》中的多数人物，作者只是以简省的漫画笔法突出刻画其个性中的某 一方面，而对方鸿渐的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则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来考察，作了 整体的、多侧面的描写，并且寄托了作者的哲学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方鸿渐就是理解《围 城》的关键所在。 方鸿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大学毕业后，他的名义上的岳父周经理资助他出国留学。 他在国外浪游四年，为了满足周经理等的虚荣心，他从在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一张实际并不 存在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的假文凭。不过，他和韩学俞不同，他从不以博士自居，也多次对 这种荒唐行为做过自我批评，这说明方鸿渐在本质上还是个诚实的人。归国途中，他在法国邮轮子 爵号上同行为放荡的鲍小姐相互玩弄，以填补彼此都感空虚的灵魂。踏上祖国大地时，抗战已经爆 发。但他并不关心国破民苦，回家省亲之后，就到上海他名义上的岳父周经理的银行做事，而且很 快陷入同苏文纫和唐晓芙的感情纠葛的“围城”之中。家世显赫、温情脉脉的苏文纨追求他，他却 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同“两条平行线”，永远无法交叉，他爱上了美丽纯情的女大学生唐晓芙。 方鸿渐的这种选择是严肃的，但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使他没有勇气处理好这种复杂微妙的感情纠 葛。最后，他和唐晓芙的梦一般的爱情关系被报复心切的苏文纨一手打碎了。方鸿渐得罪了苏文 纨，也得罪了势利的周经理夫妇，失恋和失业同时降临到他头上。由于赵辛楣的推荐，他和赵以及 孙柔嘉等应聘去湖南三闾大学任教。三闾大学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其黑暗和腐败不亚于当时的官 场，方鸿渐面临的又是一座新的“围城”——事业上的“围城”。高松年食言，只让方鸿渐当副教 授，时而让他教伦理学，时而又让他教大一英文，使他受尽被排挤之苦。赵辛楣被逼走，方鸿渐的 靠山倒了，他受到了解聘的威胁。于是，他匆忙地宣布同自己并不很喜欢的孙柔嘉订婚，接着是离 开三闾大学，在香港结婚。重回上海之后，方鸿渐有了妻子，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了工作，但幸福 与他无缘，他又陷入新的“围城”。他和孙柔嘉之间缺乏爱情的家庭生活，受到双方家庭和亲友的 夹击，产生了永无休止的磨擦和争吵。在方鸿渐出于正义和自尊愤而辞去报馆职务重新失业后，他 和孙柔嘉彻底破裂了。在一个昏天黑地、北风呼啸的冬夜，踯躅街头，又冷又饿的方鸿渐回到家 里，可是孙柔嘉已经弃他而走了。这时，他感到空前的孤独、凄凉和绝望，他只想睡，他“没有 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为了爱情、婚姻、职业等而在各类“围 城”中不停地追求和掐扎的方鸿渐，最终被这些“围城”吞没了。 方鸿渐身上有不良的习气，他本人也没有太大的才学，但从本质上看，他还是个善良、正直、 自尊的人。他对爱情，婚姻和职业的追求，反映了一个平凡人的合理愿望，而一个合理的社会，原 应满足这些愿望，但他却不幸生活在一个在作者看来时时处处都是“围城”的旧中国，这样，伴随 着他的追求的并不是愿望的实现，而是无穷的困扰和苦恼，最后是孤独、幻灭和绝望。方鸿渐的失 败有如上所述的客观原因，也与其自身的致命弱点有关。这首先表现在他胸无大志，在生活的追求
和挣扎中,缺少奋斗的动力,犹如一叶无舵的孤舟,在生活的风浪中随波逐流了一阵之后便倾覆 了。其次是懦弱无能。赵辛楣说他:“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孙柔嘉指斥他 是“ Coward”(懦夫)。他是中国现代弱质知识分子的代表,始终生活在各类“围城”的矛盾夹缝 中,没有勇气和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成了“围城”中“死的样品” 《围城》充满晢学意蕴,如第三章中禇慎明和苏文纨等讨论婚姻问题时所说的话便颇具晢理意 味 慎明道:“关于 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跟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 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子里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末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 Fortresse leger),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是贯串全书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人生哲理。以此来象征方鸿渐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 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存历程和矛盾心态是相当深刻的,以此来象征国民党统治下的 旧中国也是相当深刻的。但是,如同任何人生晢理都有其特定的相对性一样,“围城”这一形象性 的晢学概括,也是深刻性和局限性相联结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方鸿渐那样,是 生活追求的绝望、失败者,在人们前进的道路上,固然有充满痛苦和困扰的“围城”,但也有充满 希望和欢乐的胜境。人生的苦乐不仅是矛盾对立的,也是互相转化的,因而人类决不悲观绝望,总 是不倦地追求。再则,作者心目中的旧中国一方面确是黑暗、腐败、绝望的“围城”,这是小说深 刻大胆之处,但是,另一方面,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光明和进步的新中国也正在从民族民主革命战争 的烽火中诞生。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局限,使小说蒙上了过于浓重的虚无色彩。 《围城》被国内外评论界认为是一部“学者型的小说”,全书笼罩着浓重的学术文化气氛,虽 然幽默、辛辣,但雍容、典雅,即使对有些现象的讽刺到了尖刻的地步,那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并没有失去分寸。《围城》在讽刺艺术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独创性的风格在钱钟书的早 期作品中已有所表现,到了《围城》已绚烂成熟了。钱钟书学识渊博,智慧极高,知人论世常有独 特的观照方式,加以他讽刺的又是畸形的知识界,这更给他的艺术才能提供了一个他十分熟悉的 大有用武之地的场所,笔到之处,常爱旁征博引,有时妙语联珠,有时巧喻警人,难怪人们对作者 文体的这一特点耳熟能详,交口赞赏 第二节张爱玲的小说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了一个个 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 性的自私、卑陋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漂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直面人性的卑陋与扭曲。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男女之 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 玲敏锐地将笔触深入到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最深处,不仅描绘出在男权文化传统中女性命运的凄 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上海姑娘葛薇龙被生活放荡的姑妈梁太太教唆纵容走上沉沦道路的故 事,形象地展现出“沉没下去”的时代以及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人。《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
和挣扎中，缺少奋斗的动力，犹如一叶无舵的孤舟，在生活的风浪中随波逐流了一阵之后便倾覆 了。其次是懦弱无能。赵辛楣说他：“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孙柔嘉指斥他 是“Coward”（懦夫）。他是中国现代弱质知识分子的代表，始终生活在各类“围城”的矛盾夹缝 中，没有勇气和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成了“围城”中“死的样品”。 《围城》充满哲学意蕴，如第三章中褚慎明和苏文纨等讨论婚姻问题时所说的话便颇具哲理意 味： 慎明道：“关于Bertie 结婚离婚的事，我也跟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 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子里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末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l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是贯串全书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人生哲理。以此来象征方鸿渐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 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存历程和矛盾心态是相当深刻的，以此来象征国民党统治下的 旧中国也是相当深刻的。但是，如同任何人生哲理都有其特定的相对性一样，“围城”这一形象性 的哲学概括，也是深刻性和局限性相联结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方鸿渐那样，是 生活追求的绝望、失败者，在人们前进的道路上，固然有充满痛苦和困扰的“围城”，但也有充满 希望和欢乐的胜境。人生的苦乐不仅是矛盾对立的，也是互相转化的，因而人类决不悲观绝望，总 是不倦地追求。再则，作者心目中的旧中国一方面确是黑暗、腐败、绝望的“围城”，这是小说深 刻大胆之处，但是，另一方面，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光明和进步的新中国也正在从民族民主革命战争 的烽火中诞生。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局限，使小说蒙上了过于浓重的虚无色彩。 《围城》被国内外评论界认为是一部“学者型的小说”，全书笼罩着浓重的学术文化气氛，虽 然幽默、辛辣，但雍容、典雅，即使对有些现象的讽刺到了尖刻的地步，那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并没有失去分寸。《围城》在讽刺艺术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独创性的风格在钱钟书的早 期作品中已有所表现，到了《围城》已绚烂成熟了。钱钟书学识渊博，智慧极高，知人论世常有独 特的观照方式，加以他讽刺的又是畸形的知识界，这更给他的艺术才能提供了一个他十分熟悉的、 大有用武之地的场所，笔到之处，常爱旁征博引，有时妙语联珠，有时巧喻警人，难怪人们对作者 文体的这一特点耳熟能详，交口赞赏。 第二节张爱玲的小说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了一个个 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 性的自私、卑陋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漂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直面人性的卑陋与扭曲。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男女之 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 玲敏锐地将笔触深入到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最深处，不仅描绘出在男权文化传统中女性命运的凄 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上海姑娘葛薇龙被生活放荡的姑妈梁太太教唆纵容走上沉沦道路的故 事，形象地展现出“沉没下去”的时代以及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人。《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
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 形象。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成为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 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七巧本不该有欲望,因为“男权主义文 化将女人奉献给贞操,它多少公开地承认男人的性自由。而女人却被限制于婚姻,没被制度与圣旨 批准之性行为,对她是一种错失,堕落,挫败与弱点。她应保卫她的德性,她的荣誉”。然而可悲 的是:“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 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 爱”,她熬过了一个个寂寞难耐的日子,“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 根都酸楚”。然而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 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 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 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疯 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 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 儿抽上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胜 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 说巨大的悲剧力量。夏志清在评价《金锁记》时说:“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 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 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 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张爱玲小说述评》) 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描写了旧中国女性的人性在挣扎中扭曲乃至毁灭的悲剧,而 她在五六十年代创作的《赤地之恋》、《秧歌》则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折射出新中国女性人性的 另一种缺失。前者描写了参加土改的大学生刘荃与女友黄娟的爱情悲剧。在那个必须完全服从于政 治的年代,为了符合“人民”的愿望,黄娟变成了某干部的情妇,她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人格来换 取刘荃生命的安全。对他们而言,人的尊严不复存在,纯洁的爱情也充满了罪恶感。在这里,张爱 玲要描写的不只是爱情,更主要的是爱情背后的脆弱人性,更具体地说,是张爱玲企图以中国的政 治上获得解放来暗喻人性的陷落。《秧歌》描写了土改以后的农村故事。主人公金根的妻子月香被 贫穷与饥饿折磨成一个麻木淡漠、自私冷酷的人。在小姑新婚回娘家、丈夫要求吃干饭的时候,月 香不在乎地响应着,结果端上桌的“仍是每天吃的那种薄粥,薄得发青,绳子似的野菜切成一段 段,在里面漂浮着”,她并非对小姑没有感情,只是怕小姑婆家误以为他们有得吃。但在“王同 志”软硬兼施的逼迫下,月香拿出连丈夫也不知道的私房钱来为军烈属办年货,而他们自己的下 顿饭还不知道在哪里。在饥饿与愤怒的驱使下,被誉为劳动模范的金根带领饥民抢粮仓,知道绝无 活路后自行了断,她们的小女儿也在混乱中被活活踩死,最后,月香点燃了存有村民们忍饥挨饿省 下的粮食的仓库,并在熊熊大火中追随丈夫和孩子而去。张爱玲写出了在根深蒂固、强大的父权支 配下,这些生活在新时代的女性完全迷失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她们不仅主动认命,而且比传统社会 所扮演的角色更勇敢地迎战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一切挑战,甚至表现得比男性更为阳刚、坚毅,从而 呈现出无性化或男性化的特征。 “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室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室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 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 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 的消失”。(易光《男性关怀:从母性到文化策略》《文艺评论》1998.3)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 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
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 形象。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成为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 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七巧本不该有欲望，因为“男权主义文 化将女人奉献给贞操，它多少公开地承认男人的性自由。而女人却被限制于婚姻，没被制度与圣旨 批准之性行为，对她是一种错失，堕落，挫败与弱点。她应保卫她的德性，她的荣誉”。然而可悲 的是：“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 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 爱”，她熬过了一个个寂寞难耐的日子，“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 根都酸楚”。然而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 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 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 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疯 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 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 儿抽上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胜 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 说巨大的悲剧力量。夏志清在评价《金锁记》时说：“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 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 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 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张爱玲小说述评》） 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描写了旧中国女性的人性在挣扎中扭曲乃至毁灭的悲剧，而 她在五六十年代创作的《赤地之恋》、《秧歌》则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折射出新中国女性人性的 另一种缺失。前者描写了参加土改的大学生刘荃与女友黄娟的爱情悲剧。在那个必须完全服从于政 治的年代，为了符合“人民”的愿望，黄娟变成了某干部的情妇，她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人格来换 取刘荃生命的安全。对他们而言，人的尊严不复存在，纯洁的爱情也充满了罪恶感。在这里，张爱 玲要描写的不只是爱情，更主要的是爱情背后的脆弱人性，更具体地说，是张爱玲企图以中国的政 治上获得解放来暗喻人性的陷落。《秧歌》描写了土改以后的农村故事。主人公金根的妻子月香被 贫穷与饥饿折磨成一个麻木淡漠、自私冷酷的人。在小姑新婚回娘家、丈夫要求吃干饭的时候，月 香不在乎地响应着，结果端上桌的“仍是每天吃的那种薄粥，薄得发青，绳子似的野菜切成一段 段，在里面漂浮着”，她并非对小姑没有感情，只是怕小姑婆家误以为他们有得吃。但在“王同 志”软硬兼施的逼迫下，月香拿出连丈夫也不知道的私房钱来为军烈属办年货，而他们自己的下一 顿饭还不知道在哪里。在饥饿与愤怒的驱使下，被誉为劳动模范的金根带领饥民抢粮仓，知道绝无 活路后自行了断，她们的小女儿也在混乱中被活活踩死，最后，月香点燃了存有村民们忍饥挨饿省 下的粮食的仓库，并在熊熊大火中追随丈夫和孩子而去。张爱玲写出了在根深蒂固、强大的父权支 配下，这些生活在新时代的女性完全迷失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她们不仅主动认命，而且比传统社会 所扮演的角色更勇敢地迎战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一切挑战，甚至表现得比男性更为阳刚、坚毅，从而 呈现出无性化或男性化的特征。 “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 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 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 的消失”。（易光《男性关怀：从母性到文化策略》《文艺评论》1998.3）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 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
凉的人性。张爱玲塑了众多的封建遗老遗少型人物形象,如《金锁记》中的姜季泽,《花凋》中的 郑先生,《创世纪》中的匡家父子等。他们无所事事,终日沉溺于狂嫖滥赌、抽鸦片、逛窑子。这 些人物都是“阴郁的、蹩扭的、女性化”的男人;用张爱玲的话则是“贼头贼脑,一点丈夫气也没 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或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浑蛋”。如《花凋》中的郑先生就是 个在“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 在。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 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 此外,张爱玲还塑造了玩世不恭的现代型男性形象,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红玫瑰与 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心经》中的龚海立等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是一个喝过洋墨 水,想做自己主人的“中国现代人物”。佟振保在情感与理智中的极力挣扎,显示出这一类男人所 代表的人性的弱点。小说开头即以一种调侃的口吻点出了人性挣扎中的一种宿命的缺憾:“振保的 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 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 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粗看起来 好象振保没有“得不到的就是好的”的遗憾,但细究文本就会发现,作者描述的是比这种缺憾还要 严惩的缺憾,但细究文本就会发现,作者描述的是比这种缺憾还要严重的缺憾:每得到一种类型的 女人,佟振保都迷失了他自己,都缺失了作自己主人的资格。在法国巴黎与妓女的暖昧关系,是因 为他完全丧失了自制力,在获得原始粗俗的快感的同时,他遭遇到更难忘的羞辱。但在以后与其他 几个女人交往时,他那道德与功利的准则使他不仅有着“自制力”,而且算计得那么精细,这恰恰 又怊示着他人性中的冷酷自私。他爱玫瑰,但理智地认为:“这样的女人……到中国来就行不通 了。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在分手时他遏制着情欲,硬着 心肠把玫瑰送回家,在朋友中为自己赢得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形象。与朋友妻子王娇蕊的交往 他更是步步为营,小心翼翼。他曾约束自己,想法离开娇蕊,但他终于抵御不住她的诱惑。在发现 娇蕊真的爱上了他并与自己的丈夫离婚后,他又恢复了自制力坚决同她分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 的大好前程远比狂热赤诚的情爱重要。不久后在母亲的安排下他娶了文静的孟烟鹂,拥有了别人眼 中的体面的家庭,到这个时候,他创造了他自己的世界,而且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但他并未因此 而感到幸福,因为妻子让他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不满,他更加感到骚乱不安,他心中永远为玫瑰和娇 蕊留着神圣而伤感的一角。于是他开始放纵、堕落最终变得肆无忌惮,他没有办法砸碎他自造的妻 儿与自造的家,他只能砸碎自己。在不断挣扎中,他自造的家庭似乎要破碎了,然而终究没有,因 为“第二天起床,佟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他成了他自造世界的奴隶。张爱玲从容然而 又一针见血地写出了人性是怎样在挣扎后顿入漫无边际的悲哀的。 揭示人生的孤独漂浮感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 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 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孤独与寂寞成为她生活中最重大的 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孤寂的氛围 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孤独的阴影里。《牛》中的禄兴娘子先是失去了那会吃会做的壮牛和亮晶晶 的九成新的银簪子,接着又“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留 下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孤单凄清的夜晚。《相见欢》中的伍太太和荀太太,故作惊喜,不厌其烦地叙 说着多少年前诸如陈芝麻烂谷子般的往事,企图以无聊的言说来掩盖空虚的内心,排遣内心的孤 寂。《多少恨》中的宗豫在家茵人去楼空后,只看见“窗外有许多房屋与尾脊。隔着那灰灰的,嗡 嗡的,蠢动着的人海,仿佛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那莫须有的船鸣声把遭遇爱情 却又失之交臂的宗豫的失落心绪烘托得更为绝望,凄凉。不仅小说如此。张爱玲的散文作品同样弥
凉的人性。张爱玲塑了众多的封建遗老遗少型人物形象，如《金锁记》中的姜季泽，《花凋》中的 郑先生，《创世纪》中的匡家父子等。他们无所事事，终日沉溺于狂嫖滥赌、抽鸦片、逛窑子。这 些人物都是“阴郁的、蹩扭的、女性化”的男人；用张爱玲的话则是“贼头贼脑，一点丈夫气也没 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或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浑蛋”。如《花凋》中的郑先生就是 一个在“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 在。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 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 此外，张爱玲还塑造了玩世不恭的现代型男性形象，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红玫瑰与 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心经》中的龚海立等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是一个喝过洋墨 水，想做自己主人的“中国现代人物”。佟振保在情感与理智中的极力挣扎，显示出这一类男人所 代表的人性的弱点。小说开头即以一种调侃的口吻点出了人性挣扎中的一种宿命的缺憾：“振保的 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 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 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粗看起来 好象振保没有“得不到的就是好的”的遗憾，但细究文本就会发现，作者描述的是比这种缺憾还要 严惩的缺憾，但细究文本就会发现，作者描述的是比这种缺憾还要严重的缺憾：每得到一种类型的 女人，佟振保都迷失了他自己，都缺失了作自己主人的资格。在法国巴黎与妓女的暖昧关系，是因 为他完全丧失了自制力，在获得原始粗俗的快感的同时，他遭遇到更难忘的羞辱。但在以后与其他 几个女人交往时，他那道德与功利的准则使他不仅有着“自制力”，而且算计得那么精细，这恰恰 又怊示着他人性中的冷酷自私。他爱玫瑰，但理智地认为：“这样的女人……到中国来就行不通 了。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在分手时他遏制着情欲，硬着 心肠把玫瑰送回家，在朋友中为自己赢得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形象。与朋友妻子王娇蕊的交往 他更是步步为营，小心翼翼。他曾约束自己，想法离开娇蕊，但他终于抵御不住她的诱惑。在发现 娇蕊真的爱上了他并与自己的丈夫离婚后，他又恢复了自制力坚决同她分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 的大好前程远比狂热赤诚的情爱重要。不久后在母亲的安排下他娶了文静的孟烟鹂，拥有了别人眼 中的体面的家庭，到这个时候，他创造了他自己的世界，而且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但他并未因此 而感到幸福，因为妻子让他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不满，他更加感到骚乱不安，他心中永远为玫瑰和娇 蕊留着神圣而伤感的一角。于是他开始放纵、堕落最终变得肆无忌惮，他没有办法砸碎他自造的妻 儿与自造的家，他只能砸碎自己。在不断挣扎中，他自造的家庭似乎要破碎了，然而终究没有，因 为“第二天起床，佟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他成了他自造世界的奴隶。张爱玲从容然而 又一针见血地写出了人性是怎样在挣扎后顿入漫无边际的悲哀的。 揭示人生的孤独漂浮感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 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 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孤独与寂寞成为她生活中最重大的 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孤寂的氛围， 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孤独的阴影里。《牛》中的禄兴娘子先是失去了那会吃会做的壮牛和亮晶晶 的九成新的银簪子，接着又“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留 下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孤单凄清的夜晚。《相见欢》中的伍太太和荀太太，故作惊喜，不厌其烦地叙 说着多少年前诸如陈芝麻烂谷子般的往事，企图以无聊的言说来掩盖空虚的内心，排遣内心的孤 寂。《多少恨》中的宗豫在家茵人去楼空后，只看见“窗外有许多房屋与尾脊。隔着那灰灰的，嗡 嗡的，蠢动着的人海，仿佛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那莫须有的船鸣声把遭遇爱情 却又失之交臂的宗豫的失落心绪烘托得更为绝望，凄凉。不仅小说如此。张爱玲的散文作品同样弥
漫着强烈的孤独感。深入骨髓的“孤独”,影响着张爱玲对于一切事物的观察方式和审美直觉,尤 其影响着她的人生观。 夏志清教授曾评价说:“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 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够享受生活,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 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的动态。”张爱 玲对世俗生活诸如吃穿用度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她专门谈论过“穿”,在《更衣记》一文里,张爱 玲极琐细地总结中外服装的变迁,从中体昧作为一个女人从穿衣之中感受到的愉悦。还多次谈 过“吃”,她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 堪的怅惘”。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写道:“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 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 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咯吱咯全是冰屑子。”张爱玲写出了乱世中的人 们对物质生活的微小乐趣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张爱玲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享乐主义者。艰难的 世道让她明白:“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象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 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 张爱玲的执着现世是执着于对现实的享受,她“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 的人生”(《必也正名乎》),是因为她对于生命的悲剧性本质有着莫名的恐惧与焦虑:“时代是 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 为过去”。(《流言·传奇再版序》)张爱玲的“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在她看 来,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是黑暗混乱的,“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 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 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她的日常生活充满了“不能 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而港战更让她看清了人类的自私、空虚,更让她体会到“人生的飘忽无 常”和“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使她眺望到生命终极的虚无。因而张爱玲感慨:“生命是一袭 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认识人生最终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就像王案忆所说的:“张爱玲是非 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住 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堕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张爱 玲借对日常生活和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以及对享乐稍纵即逝的恐惧,她从精神层面上表达了沦陷 区都市居民“好景不长”的肺腑之痛。 张爱玲的小说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她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都是中上层社会里的老爷、太 太、阔少、小姐之类,主要角色多是这样或那样的先天不足,有这样或那样的难言之隐,不满于受 摆布,又无力挣脱或不想挣脱的中上层人家的儿女。他们是沦陷区特定时代和环境的畸形儿。这 些“传奇”题材,大多取自男女之间的恋情和两性关系,但不是艳情、哀情和色情故事。作者着力 写的是怨情,即不健全、不完满、不正常、不幸的婚姻和恋爱。这种构成系列的一对对怨偶、一家 家不和谐的婚姻,恰恰是那个倾斜了的时代、颠倒了的社会的怪胎和写照。作者在小说中隐藏得很 深,“用的是参差对照的写法”,但读者会从那不温不火、娓娓道来的情节演进中,体察出深层的 内蕴。张爱玲有比较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在技巧方面始终下着极深的工夫”,因此,她的小说 有鲜明的特色。她既在作品结构和人物描写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有头有尾,首尾呼应和“传 神”、“写意”的表现手法,又成功地借鉴了外国小说重象征和暗示,重意向和心理描写的表现手 段。象征和暗示的描写手法,使其创作的重要手段,在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声音、色彩的渲染 上,都能运用自如。如《倾城之恋》开头对月亮的描写,结尾咿咿哑哑的胡琴声的点缀,都有贴切 而深邃的寓意。张爱玲的小说还以意象的丰富著称,既有感觉意象、具体意象,又有听觉意象、视
漫着强烈的孤独感。深入骨髓的“孤独”，影响着张爱玲对于一切事物的观察方式和审美直觉，尤 其影响着她的人生观。 夏志清教授曾评价说：“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 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够享受生活，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 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的动态。”张爱 玲对世俗生活诸如吃穿用度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她专门谈论过“穿”，在《更衣记》一文里，张爱 玲极琐细地总结中外服装的变迁，从中体昧作为一个女人从穿衣之中感受到的愉悦。还多次谈 过“吃”，她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 堪的怅惘”。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写道：“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 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 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咯吱咯全是冰屑子。”张爱玲写出了乱世中的人 们对物质生活的微小乐趣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张爱玲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享乐主义者。艰难的 世道让她明白：“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象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 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 的”。 张爱玲的执着现世是执着于对现实的享受，她“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 的人生”（《必也正名乎》），是因为她对于生命的悲剧性本质有着莫名的恐惧与焦虑：“时代是 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 为过去”。（《流言·传奇再版序》）张爱玲的“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在她看 来，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是黑暗混乱的，“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 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 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她的日常生活充满了“不能 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而港战更让她看清了人类的自私、空虚，更让她体会到“人生的飘忽无 常”和“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使她眺望到生命终极的虚无。因而张爱玲感慨：“生命是一袭 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认识人生最终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就像王案忆所说的：“张爱玲是非 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住 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堕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张爱 玲借对日常生活和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以及对享乐稍纵即逝的恐惧，她从精神层面上表达了沦陷 区都市居民“好景不长”的肺腑之痛。 张爱玲的小说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她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都是中上层社会里的老爷、太 太、阔少、小姐之类，主要角色多是这样或那样的先天不足，有这样或那样的难言之隐，不满于受 摆布，又无力挣脱或不想挣脱的中上层人家的儿女。他们是沦陷区特定时代和环境的畸形儿。这 些“传奇”题材，大多取自男女之间的恋情和两性关系，但不是艳情、哀情和色情故事。作者着力 写的是怨情，即不健全、不完满、不正常、不幸的婚姻和恋爱。这种构成系列的一对对怨偶、一家 家不和谐的婚姻，恰恰是那个倾斜了的时代、颠倒了的社会的怪胎和写照。作者在小说中隐藏得很 深，“用的是参差对照的写法”，但读者会从那不温不火、娓娓道来的情节演进中，体察出深层的 内蕴。张爱玲有比较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在技巧方面始终下着极深的工夫”，因此，她的小说 有鲜明的特色。她既在作品结构和人物描写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有头有尾，首尾呼应和“传 神”、“写意”的表现手法，又成功地借鉴了外国小说重象征和暗示，重意向和心理描写的表现手 段。象征和暗示的描写手法，使其创作的重要手段，在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声音、色彩的渲染 上，都能运用自如。如《倾城之恋》开头对月亮的描写，结尾咿咿哑哑的胡琴声的点缀，都有贴切 而深邃的寓意。张爱玲的小说还以意象的丰富著称，既有感觉意象、具体意象，又有听觉意象、视
觉意象。张爱玲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细腻传神,将中西小说心理刻画的长处熔于一炉,人物具有立 体感,内心世界异常丰富。张爱玲的小说语言优美、流畅,有书卷气息和典雅的韵味。但她毕竟生 活视野比较狭窄,一些作品题材单一,人物缺少心理进展
觉意象。张爱玲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细腻传神，将中西小说心理刻画的长处熔于一炉，人物具有立 体感，内心世界异常丰富。张爱玲的小说语言优美、流畅，有书卷气息和典雅的韵味。但她毕竟生 活视野比较狭窄，一些作品题材单一，人物缺少心理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