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新语法手段产生的途径 一动补的搭配频率与其惯用语化、语法化 61引言 在第四章里我们讨论了双音化趋势对动词和补语融合的影响,指出双音节的动 补组合首先发生融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双音节动补组合都具有同样融合的可能 性,历史事实是,同样的双音节组合,它们的融合时间差别很大。对于都满足语音 条件的动补组合,融合的先后次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对特定的动词和补语的共 现频率。简单地说,分别为单音节的动词和补语共现的频率越髙,融合的可能性就 越大,发生融合的时间也就越早, 虽然动补结构来自于V和R的融合,但是具体的一对ⅤR融合后并不会马上创 造出一个动补结构。在刚开始的时候,个别的动补融合是复合词性质的,有很高的 词汇限制,只适用于特定的某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动补搭配。所以我们认为,早期的 动补短语是惯用语性质的或者词汇性质的,随着动补融合的大量增加,后来才成为 种能产的句法格式 62词语的使用频率和其语法变化之关系 词语的使用频率在语法化中的作用是语法化理论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ine(1991:38-39)指出,从人类语言的语法发展的普遍性来看,词语的使用 频率与其语法化密切相关。语法化通常发生在使用频率高的、范围广的词语上, 般不会发生在冷僻的词汇上。可是我们能否认为,一个词汇的语法化的原因单单是 因为它们的使用频率高呢? Heine等(1991:38-39)则认为,高频率自身并不足 以解释语法化的动因,但是它可能是词语语法化的伴随特征之一。我们同意 Heine 的前一点看法,但是不认为高频率仅仅是词语语法化的伴随特征。根据我们的考 察,词汇的髙频率常常是诱发词汇语法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那种涉及到两个 成分融合的语法化过程更是如此 使用频率”的含义不只一种,可以指一个词语不同方面的使用特性。一个词 语的不同方面的使用频率,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同。首先,使用频率可以指 个词的出现次数,而它的次数的高低是由该词的语义一般性( generality)决定 的。一个词的语义越一般,它的使用频率越高。其次,使用频率也可以指在一个特 定的句法环境里某个词语的出现次数。如果这个特定的句法环境发生了语法化现 象,那么使用频率高髙的那些词最容易首先受到影响。最后,使用频率也可以指一个 业已语法化的词的出现次数的增加。这种含义就是 Heine所说的语法化的伴随特 征。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说,使用频率是指一对动词和补语的共现频率,简单地 说,一对动补组合的共现频率越高,它们就越容易发生融合。由此可以推知,最早 出现的动补短语都应是高频率共现的动补组合 使用频率也可以被看作一个语法标记出现的时间或者语法化程度的一个外显特 征( Hopper和 Traugott 1993)。在一个词汇向语法标记虚化的过程中,它会逐渐失去 原来的具体词义内容,与此同时,它搭配的词汇限制逐渐减小,可与之搭配的词语 也越来越多。结果就会出现语法化的词语的使用频率增加的现象。在一个语法化所
65 第六讲 新语法手段产生的途径 ⎯动补的搭配频率与其惯用语化、语法化 6.1 引言 在第四章里我们讨论了双音化趋势对动词和补语融合的影响，指出双音节的动 补组合首先发生融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双音节动补组合都具有同样融合的可能 性，历史事实是，同样的双音节组合，它们的融合时间差别很大。对于都满足语音 条件的动补组合，融合的先后次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对特定的动词和补语的共 现频率。简单地说，分别为单音节的动词和补语共现的频率越高，融合的可能性就 越大，发生融合的时间也就越早。 虽然动补结构来自于 V 和 R 的融合，但是具体的一对 VR 融合后并不会马上创 造出一个动补结构。在刚开始的时候，个别的动补融合是复合词性质的，有很高的 词汇限制，只适用于特定的某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动补搭配。所以我们认为，早期的 动补短语是惯用语性质的或者词汇性质的，随着动补融合的大量增加，后来才成为 一种能产的句法格式。 6.2 词语的使用频率和其语法变化之关系 词语的使用频率在语法化中的作用是语法化理论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Heine（1991：38－39）指出，从人类语言的语法发展的普遍性来看，词语的使用 频率与其语法化密切相关。语法化通常发生在使用频率高的、范围广的词语上，一 般不会发生在冷僻的词汇上。可是我们能否认为，一个词汇的语法化的原因单单是 因为它们的使用频率高呢？Heine 等（1991：38－39）则认为，高频率自身并不足 以解释语法化的动因，但是它可能是词语语法化的伴随特征之一。我们同意 Heine 的前一点看法，但是不认为高频率仅仅是词语语法化的伴随特征。根据我们的考 察，词汇的高频率常常是诱发词汇语法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那种涉及到两个 成分融合的语法化过程更是如此。 “使用频率”的含义不只一种，可以指一个词语不同方面的使用特性。一个词 语的不同方面的使用频率，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同。首先，使用频率可以指 一个词的出现次数，而它的次数的高低是由该词的语义一般性（generality）决定 的。一个词的语义越一般，它的使用频率越高。其次，使用频率也可以指在一个特 定的句法环境里某个词语的出现次数。如果这个特定的句法环境发生了语法化现 象，那么使用频率高的那些词最容易首先受到影响。最后，使用频率也可以指一个 业已语法化的词的出现次数的增加。这种含义就是 Heine 所说的语法化的伴随特 征。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说，使用频率是指一对动词和补语的共现频率，简单地 说，一对动补组合的共现频率越高，它们就越容易发生融合。由此可以推知，最早 出现的动补短语都应是高频率共现的动补组合。 使用频率也可以被看作一个语法标记出现的时间或者语法化程度的一个外显特 征(Hopper 和 Traugott 1993)。在一个词汇向语法标记虚化的过程中，它会逐渐失去 原来的具体词义内容，与此同时，它搭配的词汇限制逐渐减小，可与之搭配的词语 也越来越多。结果就会出现语法化的词语的使用频率增加的现象。在一个语法化所
涉及的句法环境里,一个词语的出现频率越高,说明它语法化的程度也就越髙 ( Hopper F Traugott 1993: 103) 使用频率对语法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在语言接触上。不同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的语 法借用( grammatical borrowing)现象也常首先发生在高频率的词上。比如,根据 Yue- Hashimoto(1993)的考察,汉语北方方言的正反问句向南方方言的扩展,首 先发生在高频率的词上,其顺序为:判断词>存现动词>祈使动词>普通动词1。 这种变化顺序存在于很多南方方言对普通话的语法借用上。 对于高频率词在语法变化中的地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勹法变化是通过词汇扩展开的。我认为,高频率词或者结构比较倾向于保 留旧有的用法。换句话说,最后经历语法变化的常常是高频率的词或者结构。 (Tottie 1991) 在新旧形式的类推作用下,句法变化是通过词汇逐渐扩展开的。变化的速 度快慢不一,随方言或者说话者的不同而变,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某个词的使 用频率越高,它自身就越容易发生语法变化;与此同时,它们抗拒类推变化的 能力越高。(Yue- Hash moto1993) 上述两位学者都认为,句法变化都是通过一个个的词汇逐步扩展的,但是对高频率 词的看法似乎不尽一样。有两件事情需要分别对待:一是哪些词汇自身最容易发生 新变化:二是新产生的语法标记通过类推的扩展途径。 Yue-Hashimoto虽然没有说 得很清楚,我们理解她的看法为:新的语法形式总是首先发生在高频率词上,然后 再向低频率词扩展。Yue- Hashimoto把语法创新与类推变化区别开来,她在如下 点上与 Tottie的观点一致:高频率的词不大容易受类推变化的影响。我们下面的分 析将说明,使用频率对动补结构的产生也起了关键作用。 63惯用语化和词汇化 Traugott(1997)认为,从历时的角度看,词汇化跟语法化具有许多相同的地 方。两者都牵涉到音韵和语义的变化,也都常有多个句法单位融合为一个单位的现 象( Lipka199097)。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共同性也在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中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最早的动补短语都是词汇化性质的东西。 最初的时候,每一对动补短语实质上都是惯用语性质的,它们的搭配具有很强 的词汇限制性。为了理解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英语的有关现象。类似于中 古汉语的可分离式的动补组合,现代英语的动补组合也是非能产的、词汇性质的东 西(Gren1972; Dowty1979; Gold berg1995),某个补语只能与特定的某个动词搭 配。比如, to eat(吃)最常与sick(病)搭配, to cry(哭)最常与slep(睡)搭 配,然而它们与其它结果成分的搭配则不自然、甚至不能接受 (1)a. He ate himself sick b. ?He ate himself ill/nauseous/full (2)a. She cried herself sleep
66 涉及的句法环境里，一个词语的出现频率越高，说明它语法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Hopper 和 Traugott 1993:103）。 使用频率对语法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在语言接触上。不同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的语 法借用(grammatical borrowing)现象也常首先发生在高频率的词上。比如，根据 Yue-Hashimoto（1993）的考察，汉语北方方言的正反问句向南方方言的扩展，首 先发生在高频率的词上，其顺序为：判断词 > 存现动词 > 祈使动词 > 普通动词1。 这种变化顺序存在于很多南方方言对普通话的语法借用上。 对于高频率词在语法变化中的地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句法变化是通过词汇扩展开的。我认为，高频率词或者结构比较倾向于保 留旧有的用法。换句话说，最后经历语法变化的常常是高频率的词或者结构。 （Tottie 1991） 在新旧形式的类推作用下，句法变化是通过词汇逐渐扩展开的。变化的速 度快慢不一，随方言或者说话者的不同而变，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某个词的使 用频率越高，它自身就越容易发生语法变化；与此同时，它们抗拒类推变化的 能力越高。(Yue-Hashimoto 1993) 上述两位学者都认为，句法变化都是通过一个个的词汇逐步扩展的，但是对高频率 词的看法似乎不尽一样。有两件事情需要分别对待：一是哪些词汇自身最容易发生 新变化；二是新产生的语法标记通过类推的扩展途径。Yue-Hashimoto 虽然没有说 得很清楚，我们理解她的看法为：新的语法形式总是首先发生在高频率词上，然后 再向低频率词扩展。Yue-Hashimoto 把语法创新与类推变化区别开来，她在如下一 点上与 Tottie 的观点一致：高频率的词不大容易受类推变化的影响。我们下面的分 析将说明，使用频率对动补结构的产生也起了关键作用。 6.3 惯用语化和词汇化 Traugott （1997）认为，从历时的角度看，词汇化跟语法化具有许多相同的地 方。两者都牵涉到音韵和语义的变化，也都常有多个句法单位融合为一个单位的现 象（Lipka 1990:97）。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共同性也在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中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最早的动补短语都是词汇化性质的东西。 最初的时候，每一对动补短语实质上都是惯用语性质的，它们的搭配具有很强 的词汇限制性。为了理解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英语的有关现象。类似于中 古汉语的可分离式的动补组合，现代英语的动补组合也是非能产的、词汇性质的东 西(Green 1972; Dowty 1979; Goldberg 1995)，某个补语只能与特定的某个动词搭 配。比如，to eat（吃）最常与 sick（病）搭配，to cry（哭）最常与 sleep（睡）搭 配，然而它们与其它结果成分的搭配则不自然、甚至不能接受。 （1）a. He ate himself sick. b. ?He ate himself ill/nauseous/full. （2）a. She cried herself sleep
b. ?She cried herself calm/wet 动补短语的搭配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一个动词最常跟表示它的最自然 结果的词语搭配,比如“打”最可能的结果是“死”。其次,还有一个社会文化方 面的因素。如上例所示,在英语中最常与 to eat(吃)搭配的是sik(病),然而 在汉语中最常与“吃”搭配的却是“饱”。所以两种语言的同一个概念的动词在与 补语的搭配上也就不一样 第二章讨论了,动补结构在现代汉语里是一个高度能产的句法结构,允许V 和R的自由结合,只要它们搭配起来意义上说得通。但是在动补结构产生的初 期,动词和补语的搭配受到极大的限制,一个动词往往只能与其最自然的结果成分 搭配,是属于惯用语性质的。对于一个给定动词,它首先与跟它最常共现的结果成 分融合: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对于某个特定的结果成分,它首先最有可能与那些跟 它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词融合成一个句法单位。 我们在第四章里讨论了双音化趋势对动补融合的影响。在一对动补组合由于高 频率共现而成为惯用化以后,那些双音节的又会进一步词汇化为复合词性质的东 西。一旦复合词化,它们就可以象普通动词那样带上受事名词。 在谈到动补结构产生时,我们用到了两个术语“惯用语化”和“词汇化”。两 者同中有异,代表了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同阶段 惯用语化( idiomatizat on)—一对高频率共现的动词和补语的用法逐步固 定下来而成为一个惯用语。两个成分之间具有最自然的“动作十结果”的语义 关系。 词汇化( lexical ization)—双音节的已经惯用化的动补短语,在双音化 趋势的作用下,进一步融合成一个复合词性质的形式。已经词汇化的动补短语 就可以象普通动词一样带上受事宾语。 使用频率对动补组合的惯用语化或者词汇化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具有形式标准 来判定使用频率在语法化中的作用。第三章曾详细讨论了中古汉语的多动共宾规 律,该规律要求两个动词都必须是及物的,而且分别都与所带的宾语具有“动作十 受事”的关系。但是大约在十二世纪左右动补结构牢固建立时,多动共宾结构消失 了(第八章将有详细讨论)。表面上看来,VRO形式的出现是对当时的多动共宾 结构的违背,因为R成分一般都是不及物的,而且与O并没有“动作+受事”的 关系。那么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新语法手段如何能够违背业已存在的语法范 式而产生、发展?我们认为,新语法手段的产生途径不能从违背业已存在的语法规 律的途径产生。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假定动补结构的发展经历了下面的发展步 骤 第一步:高频率的R短语惯用语化。 第二步:双音节的业已惯用化的ⅦR短语又复合词化。 第三步:复合词化的ⅦR短语具有普通动词的语法特点,可以带宾语。 第四步:大量的已经融合的ⅦR短语的合力产生一个动补结构
67 b. ?She cried herself calm/wet. 动补短语的搭配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一个动词最常跟表示它的最自然 结果的词语搭配，比如“打”最可能的结果是“死”。其次，还有一个社会文化方 面的因素。如上例所示，在英语中最常与 to eat（吃）搭配的是 sick（病），然而 在汉语中最常与“吃”搭配的却是“饱”。所以两种语言的同一个概念的动词在与 补语的搭配上也就不一样。 第二章讨论了，动补结构在现代汉语里是一个高度能产的句法结构，允许 V 和 R 的自由结合，只要它们搭配起来意义上说得通。但是在动补结构产生的初 期，动词和补语的搭配受到极大的限制，一个动词往往只能与其最自然的结果成分 搭配，是属于惯用语性质的。对于一个给定动词，它首先与跟它最常共现的结果成 分融合；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对于某个特定的结果成分，它首先最有可能与那些跟 它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词融合成一个句法单位。 我们在第四章里讨论了双音化趋势对动补融合的影响。在一对动补组合由于高 频率共现而成为惯用化以后，那些双音节的又会进一步词汇化为复合词性质的东 西。一旦复合词化，它们就可以象普通动词那样带上受事名词。 在谈到动补结构产生时，我们用到了两个术语“惯用语化”和“词汇化”。两 者同中有异，代表了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同阶段。 惯用语化(idiomatization)⎯一对高频率共现的动词和补语的用法逐步固 定下来而成为一个惯用语。两个成分之间具有最自然的“动作＋结果”的语义 关系。 词汇化(lexicalization)⎯双音节的已经惯用化的动补短语，在双音化 趋势的作用下，进一步融合成一个复合词性质的形式。已经词汇化的动补短语 就可以象普通动词一样带上受事宾语。 使用频率对动补组合的惯用语化或者词汇化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具有形式标准 来判定使用频率在语法化中的作用。第三章曾详细讨论了中古汉语的多动共宾规 律，该规律要求两个动词都必须是及物的，而且分别都与所带的宾语具有“动作＋ 受事”的关系。但是大约在十二世纪左右动补结构牢固建立时，多动共宾结构消失 了（第八章将有详细讨论）。表面上看来，VRO 形式的出现是对当时的多动共宾 结构的违背，因为 R 成分一般都是不及物的，而且与 O 并没有“动作＋受事”的 关系。那么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新语法手段如何能够违背业已存在的语法范 式而产生、发展？我们认为，新语法手段的产生途径不能从违背业已存在的语法规 律的途径产生。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假定动补结构的发展经历了下面的发展步 骤： 第一步：高频率的 VR 短语惯用语化。 第二步：双音节的业已惯用化的 VR 短语又复合词化。 第三步：复合词化的 VR 短语具有普通动词的语法特点，可以带宾语。 第四步：大量的已经融合的 VR 短语的合力产生一个动补结构
本章后边将用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来说明以上这些发展步骤,详细例示使用频率 如何推动可分离式动补组合向动补结构发展。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动补结构的产生过程包括下列步骤: (3)(a)可分离式动补组合→ (b)高频率动补组合的惯用语化→ (c)双音节惯用语化的动补组合复合词化→≯ (d)动补结构建立 上述过程似乎与普通历史语言学的两个成分的融合程度量标( (cline)不太一致 Bybee等(1994:40)等所确立的有关量标为 (4)句法关系→自由语法标记→≯曲折形式→派生形式→≯词汇化 然而,虽然(3)和(4)都是为了描写两个成分的融合程度,但是两者目的不尽相 同。例(3)是为了描写一个实际的历时发展过程:动补结构如何通过一个个具体 动补组合的融合发展出来的,动补结构自身是一个句法结构,它的来源又是另外 个句法结构。然而 Bybee等的标尺只是着眼于特定两个成分之间的融合程度,并 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语法现象的历史发展过程。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格式(3)所描写的动补结构的发展顺序并不是说,已 经词汇化的动补短语又可以回过头来变成结构比较宽松的句法组织。对于既定的 个动补组合,一旦词汇化,就会凝固下来成为一个词条,不再能变回到原来松散的 句法组织。格式(3)所刻划的过程是就动补融合的总体发展过程而说的。当越来 越多的动补组合发生融合,就会引起V和R从整体上重新分析,削弱以致消失其 间的边界,最后使得可分离式动补组合让位于动补结构。动词和补语融合的直接结 果是产生了一个新语法形式,同时这一变化还带来了许多新语法范畴的诞生,诸如 体标记和情态式,它们都是一些结果补语的进一步虚化而来的。 64个案研究 54V+死 “死”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常用在跟暴力有关的动词之后作结果补语。第三章 讨论了中古汉语的多动共宾规律,该规律要求,只有两个及物动词才能共带一个宾 语。因此当有受事名词出现时,作为结果补语的“死”只能出现于以下两种格式 (5)aV+O+死 b.受事+V+死 格式(5)b的受事可以被看作是句子的话题。然而这种用法十世纪之后逐渐被打 破了,开始出现“Ⅴ死O”的形式。根据我们的考察,该形式始见于十二世纪的文 献里,两百余万字的《朱子语类》中有两个这种例子。动补结构也是在这个时期建 立的,尔后“V死O”形式有了迅速的发展。可是即使到了十六世纪,结果补语
68 本章后边将用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来说明以上这些发展步骤，详细例示使用频率 如何推动可分离式动补组合向动补结构发展。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动补结构的产生过程包括下列步骤： （3） (a) 可分离式动补组合→ (b) 高频率动补组合的惯用语化→ (c) 双音节惯用语化的动补组合复合词化→ (d) 动补结构建立 上述过程似乎与普通历史语言学的两个成分的融合程度量标(cline)不太一致。 Bybee 等（1994：40）等所确立的有关量标为： （4）句法关系→自由语法标记→曲折形式→派生形式→词汇化 然而，虽然（3）和（4）都是为了描写两个成分的融合程度，但是两者目的不尽相 同。例（3）是为了描写一个实际的历时发展过程：动补结构如何通过一个个具体 动补组合的融合发展出来的，动补结构自身是一个句法结构，它的来源又是另外一 个句法结构。然而 Bybee 等的标尺只是着眼于特定两个成分之间的融合程度，并 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语法现象的历史发展过程。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格式（3）所描写的动补结构的发展顺序并不是说，已 经词汇化的动补短语又可以回过头来变成结构比较宽松的句法组织。对于既定的一 个动补组合，一旦词汇化，就会凝固下来成为一个词条，不再能变回到原来松散的 句法组织。格式（3）所刻划的过程是就动补融合的总体发展过程而说的。当越来 越多的动补组合发生融合，就会引起 V 和 R 从整体上重新分析，削弱以致消失其 间的边界，最后使得可分离式动补组合让位于动补结构。动词和补语融合的直接结 果是产生了一个新语法形式，同时这一变化还带来了许多新语法范畴的诞生，诸如 体标记和情态式，它们都是一些结果补语的进一步虚化而来的。 6.4 个案研究 5.4.1 V＋死 “死”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常用在跟暴力有关的动词之后作结果补语。第三章 讨论了中古汉语的多动共宾规律，该规律要求，只有两个及物动词才能共带一个宾 语。因此当有受事名词出现时，作为结果补语的“死”只能出现于以下两种格式： （5）a. V＋O＋死 b. 受事＋V＋死 格式（5）b 的受事可以被看作是句子的话题。然而这种用法十世纪之后逐渐被打 破了，开始出现“V 死 O”的形式。根据我们的考察，该形式始见于十二世纪的文 献里，两百余万字的《朱子语类》中有两个这种例子。动补结构也是在这个时期建 立的，尔后“V 死 O”形式有了迅速的发展。可是即使到了十六世纪，结果补语
“死”可以和越来越多的动词搭配,能带宾语的“V死”的动词仍有明显的词汇限 制。表6.1是对《水浒传》的调查结果。 表6.1“V死O”形式在《水浒传》中的分布 V+死+O V+死 打死 37 杀死 33 12 搠死 射死 药死 勒死 567332 0 3 烧死 殴戮淹毒气吊苦 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 011 掷弄冻病饿拼涂陷 00000000000 表61显示,VR的使用频率与它们VRO用法的内在联系。V和R的共现频率越 髙,它们融合的可能性就越大,它们出现于VRO形式就越早、越多。上表的前四 个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补短语,都可以自由地用于VRO格式。大约75%的“打死” 和“打杀”都带有受事宾语。此外,最早的“V死O”用例也是发生在动词“打” 上(梅祖麟1991)。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13个使用频率只有1次的动补短 语,几乎都没有VRO形式。这些低频率的组合都是些临时搭配,尚未达到高度融 合,因此不能带受事宾语。决定动词与结果补语“死”搭配频率的因素是语义的普 遍性,在与暴力有关的动词中,“打”和“杀”的语义最一般,它们与“死”的搭 配频率也就高。下面是两个VRO形式的例子。 (6)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水浒传三回) (7)林冲杀死差拨。(水浒传九回)
69 “死”可以和越来越多的动词搭配，能带宾语的“V 死”的动词仍有明显的词汇限 制。表 6.1 是对《水浒传》的调查结果。 表 6.1 “V 死 O”形式在《水浒传》中的分布 总合 V＋死＋O V＋死 打死 48 37 11 杀死 45 33 12 搠死 16 7 9 射死 7 4 3 药死 3 2 1 勒死 3 0 3 烧死 2 0 2 殴死 2 1 1 戮死 2 1 1 淹死 2 0 2 毒死 1 1 0 气死 1 1 0 吊死 1 0 1 苦死 1 0 1 睡死 1 0 1 掷死 1 0 1 弄死 1 0 1 冻死 1 0 1 病死 1 0 1 饿死 1 0 1 拼死 1 0 1 涂死 1 0 1 陷死 1 0 1 表 6.1 显示，VR 的使用频率与它们 VRO 用法的内在联系。V 和 R 的共现频率越 高，它们融合的可能性就越大，它们出现于 VRO 形式就越早、越多。上表的前四 个共现频率最高的动补短语，都可以自由地用于 VRO 格式。大约 75％的“打死” 和“打杀”都带有受事宾语。此外，最早的“V 死 O”用例也是发生在动词“打” 上（梅祖麟 1991）。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 13 个使用频率只有 1 次的动补短 语，几乎都没有 VRO 形式。这些低频率的组合都是些临时搭配，尚未达到高度融 合，因此不能带受事宾语。决定动词与结果补语“死”搭配频率的因素是语义的普 遍性，在与暴力有关的动词中，“打”和“杀”的语义最一般，它们与“死”的搭 配频率也就高。下面是两个 VRO 形式的例子。 （6）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水浒传三回） （7）林冲杀死差拨。（水浒传九回）
十五世纪左右动补结构已经牢固建立了,从总体上看动词和补语的融合已经 完成。但是对于同一个补语,它与不同的动词的融合程度还是有明显的高低之分, 而决定这种融合程度高低的关键因素则是某个动词与这个补语的使用频率。低度融 合的动补短语虽然不再能为其它词语所分离,但是尚不能带受事宾语,只有高度融 合的才可以。表61清晰地显示,一对动补短语的共现频率与它们融合程度之关 系:共现的频率越髙,融合的程度也就越高,带受事宾语的时间也就越早。一对动 补组合的共现频率决定于两个成分的语义一般性和相关性。 542V+觉/醒 “觉”和“醒”是用于先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同义词,“觉”主要用于十世纪之 前,之后逐渐为“醒”所代替。因为“觉”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受当时的语法规律 的制约,它只能出现在“VOR”格式中。例如 (8)唤江郎觉!(世说新语·假谲) 十世纪之后该概念的动词逐渐可以出现在VRO形式中,说明“觉”或者“醒”已 经与其前的动词发生了融合。例如: (9)是我唤酲他。(朱子语类) (10)所以唤醒那仁。(朱子语类卷第二十) 到了十二世纪,表面上看来,作为结果补语的“醒”可以出现在ⅤRO和VOR新 旧两种格式中。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能用于新格式VRO的动词只有两个,如 下表所示。 表62《朱子语类》里“V醒”带宾语的情况 总合 VR VRO VOR 21 10 提醒 0 点醒 喷醒 苏醒 20011 70000 醉醒 21111 0 抖擞醒 0 0 跟结果补语“死”的情况一样,对于结果补语“醒”来说,只有共现最高的前两个 动词才可以出现于ⅤRO格式中。这再一次证明了,共现频率对动补组合的融合时 间和程度的重要影响 表62还揭示了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在十二世纪左右,表面上看来,结果补语 醒”既可以出现在ⅤRO形式,又可以出现在ⅴOR。但是事实上对于某个特定的
70 十五世纪左右动补结构已经牢固建立了，从总体上看动词和补语的融合已经 完成。但是对于同一个补语，它与不同的动词的融合程度还是有明显的高低之分， 而决定这种融合程度高低的关键因素则是某个动词与这个补语的使用频率。低度融 合的动补短语虽然不再能为其它词语所分离，但是尚不能带受事宾语，只有高度融 合的才可以。表 6.1 清晰地显示，一对动补短语的共现频率与它们融合程度之关 系：共现的频率越高，融合的程度也就越高，带受事宾语的时间也就越早。一对动 补组合的共现频率决定于两个成分的语义一般性和相关性。 5.4.2 V＋觉/醒 “觉”和“醒”是用于先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同义词，“觉”主要用于十世纪之 前，之后逐渐为“醒”所代替。因为“觉”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受当时的语法规律 的制约，它只能出现在“VOR”格式中。例如： （8）唤江郎觉！（世说新语·假谲） 十世纪之后该概念的动词逐渐可以出现在 VRO 形式中，说明“觉”或者“醒”已 经与其前的动词发生了融合。例如： （9）是我唤醒他。（朱子语类） （10）所以唤醒那仁。（朱子语类卷第二十） 到了十二世纪，表面上看来，作为结果补语的“醒”可以出现在 VRO 和 VOR 新 旧两种格式中。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能用于新格式 VRO 的动词只有两个，如 下表所示。 表 6.2 《朱子语类》里“V 醒”带宾语的情况 总合 VR VRO VOR 唤醒 31 21 10 0 提醒 9 2 7 0 点醒 2 0 0 2 喷醒 1 0 0 1 苏醒 1 1 0 0 醉醒 1 1 0 0 抖擞醒 1 0 0 1 跟结果补语“死”的情况一样，对于结果补语“醒”来说，只有共现最高的前两个 动词才可以出现于 VRO 格式中。这再一次证明了，共现频率对动补组合的融合时 间和程度的重要影响。 表 6.2 还揭示了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在十二世纪左右，表面上看来，结果补语 “醒”既可以出现在 VRO 形式，又可以出现在 VOR。但是事实上对于某个特定的
动词而言,它可能只能出现于其中的某一个格式。两个与“醒”共现频率最高的动 词“唤”和“提”只能用于新格式,而其余共现频率低的则只能用于旧格式。旧格 式的用例如 (11)以水喷之便醒。(朱子语类卷第三十四) 没有一对具体的动补组合是新旧格式都可以使用的。这种现象显示了中古汉语的可 分离式动补组合向动补结构转化的途径。对于给定的一个结果补语来说,动词和补 语的融合首先发生在高频率共现的动补组合上,然后向低频率的组合类推扩展。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根据结果补语“醒”在《朱子语类》中可以用于VRO形 式就贸然得出结论:它已是作为能产的语法手段,因为用于该结构动词还只限于特 定的两个。它们还是惯用语性质的东西。要看哪个语法规律在真正起作用,首先要 根据临时的搭配服从哪个规律。由此判断,当时起作用的语法规律仍是可分离式动 补组合,因为所有的临时搭配都服从它的要求。也就是说,那时“V醒O”还是词 汇性质的。当时普通的动词和结果补语“醒”之间还可以被副词隔开,例如: (12)莫教才醒。(朱子语类卷第十七) 前文谈到,Ⅴ和R的惯用语化的动因是它们的高频率共现。一个惯用语化的 动补组合是否能进一步复合词化,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音节数目。表62的 前两个首先复合词化的动补短语都是双音节的。相对地,此时大于双音节的组合仍 然是可以分离的。例如: (13)只得抖擞得此心醒。(朱子语类卷第十) 第四章已经详细讨论了动补组合的音节数与其融合速度之关系。 音节数目对动补融合的影响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宋朝时期活跃着两个 用于动补组合的中缀:“得”和“叫”。如果一个动补组合含有中缀,那么整个组 合至少有三个音节,此时它们的组织比较松散,仍可以为受事名词隔开。例如: (14)只要提教他醒。(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九) 我们上边是依靠一个动补短语能否带受事名词为标准来判断它们的融合程 度。原来插入动词和补语之间的副词和否定词的位移,也同样可以揭示动补融合首 先在什么地方发生。《朱子语类》反映出,副词或者否定标记在“V+醒”中的位 置仍有两种可能:插入它们之间或者置于整个短语之前。究竟是哪种位置,跟V 和“醒”的共现频率有关,归根结蒂是由它们的融合程度决定的。 同样,如果不考虑新旧形式分布上的词汇限制,就可能得出结论说,结果补 语“醒”在十二世纪可以用于VRO和VOR两种格式。然而用于两种格式的V的 成员是明确不同的,频率最高的那两个只能出现于ⅤRO,频率低的则只能出现于 ⅤOR。没有一个动词是同时可以出现于两种格式的。这种现象揭示了新格式产生 的条件以及它扩展的路线
71 动词而言，它可能只能出现于其中的某一个格式。两个与“醒”共现频率最高的动 词“唤”和“提”只能用于新格式，而其余共现频率低的则只能用于旧格式。旧格 式的用例如： （11）以水喷之便醒。（朱子语类卷第三十四） 没有一对具体的动补组合是新旧格式都可以使用的。这种现象显示了中古汉语的可 分离式动补组合向动补结构转化的途径。对于给定的一个结果补语来说，动词和补 语的融合首先发生在高频率共现的动补组合上，然后向低频率的组合类推扩展。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根据结果补语“醒”在《朱子语类》中可以用于 VRO 形 式就贸然得出结论：它已是作为能产的语法手段，因为用于该结构动词还只限于特 定的两个。它们还是惯用语性质的东西。要看哪个语法规律在真正起作用，首先要 根据临时的搭配服从哪个规律。由此判断，当时起作用的语法规律仍是可分离式动 补组合，因为所有的临时搭配都服从它的要求。也就是说，那时“V 醒 O”还是词 汇性质的。当时普通的动词和结果补语“醒”之间还可以被副词隔开，例如： （12）莫教才醒。（朱子语类卷第十七） 前文谈到，V 和 R 的惯用语化的动因是它们的高频率共现。一个惯用语化的 动补组合是否能进一步复合词化，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音节数目。表 6.2 的 前两个首先复合词化的动补短语都是双音节的。相对地，此时大于双音节的组合仍 然是可以分离的。例如： （13）只得抖擞得此心醒。（朱子语类卷第十） 第四章已经详细讨论了动补组合的音节数与其融合速度之关系。 音节数目对动补融合的影响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宋朝时期活跃着两个 用于动补组合的中缀：“得”和“叫”。如果一个动补组合含有中缀，那么整个组 合至少有三个音节，此时它们的组织比较松散，仍可以为受事名词隔开。例如： （14）只要提教他醒。（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九） 我们上边是依靠一个动补短语能否带受事名词为标准来判断它们的融合程 度。原来插入动词和补语之间的副词和否定词的位移，也同样可以揭示动补融合首 先在什么地方发生。《朱子语类》反映出，副词或者否定标记在“V＋醒”中的位 置仍有两种可能：插入它们之间或者置于整个短语之前。究竟是哪种位置，跟 V 和“醒”的共现频率有关，归根结蒂是由它们的融合程度决定的。 同样，如果不考虑新旧形式分布上的词汇限制，就可能得出结论说，结果补 语“醒”在十二世纪可以用于 VRO 和 VOR 两种格式。然而用于两种格式的 V 的 成员是明确不同的，频率最高的那两个只能出现于 VRO，频率低的则只能出现于 VOR。没有一个动词是同时可以出现于两种格式的。这种现象揭示了新格式产生 的条件以及它扩展的路线
643“吃饱饭”和“喝醉酒” 随着动补结构的建立,中古汉语的多动共宾结构慢慢走向消亡。动补结构是来 自于中古汉语的可分离式动补组合,最简单的一种变化是:VOR→VRO。但是, 事实上这只是可分离式动补组合的诸多变化方向之一。动补结构的建立本质上是动 词和补语的融合,融合的共同结果为,其间不再允许插加任何成分,原来位于其间 的受事名词、副词或者否定标记必须出现于其它位置。副词和否定标记的位移比较 简单,只能出现于整个动补短语之前。受事名词的情况就复杂得多,由于受多种因 素的制约,很多动补短语不能带受事宾语。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为:一、动词和 补语融合的程度;二、补语的语义指向。在2.3.3部分,我们讨论了现代汉语的 条规律:如果补语的语义指向为句子的主语(施事),那么所在的ⅤR短语不能带 受事宾语。例如: (15)a.*她看病了书。 b.*他吃胖了肉。 例(15)两例中结果补语“病”和“胖”都是描写主语的性质,直接加上受事宾语 就成为不合法的句子了。相应合适的表达式就是动词拷贝结构,例如: (16)a.她看书看病了 b.他吃肉吃胖了。 动词拷贝结构的出现也是动补结构建立所带来的句法变化之一。第九章将系统讨论 这个问题。 可是上述规则在现代汉语里慢慢出现了“例外”。根据对大量语料的调査,我 们发现了两个特例:“吃饱饭”和“喝醉酒”2。先看“吃饱饭”的用例 (17)这几天吃饱了饭。(儿女英雄传) (18)吃饱了饭练练气功。(编辑部的故事) 上例中的结果补语“饱”是描写动词“吃”的受事,但是可以带上受事名词 “饭”。下表是我们对十八世纪到现在的几个文献的统计结果。 表64现代汉语里“Ⅴ+饱”的带宾语情况 Ⅴ+饱+O V十饱 6 14 气饱 看
72 6.4.3 “吃饱饭”和“喝醉酒” 随着动补结构的建立，中古汉语的多动共宾结构慢慢走向消亡。动补结构是来 自于中古汉语的可分离式动补组合，最简单的一种变化是：VOR→VRO。但是， 事实上这只是可分离式动补组合的诸多变化方向之一。动补结构的建立本质上是动 词和补语的融合，融合的共同结果为，其间不再允许插加任何成分，原来位于其间 的受事名词、副词或者否定标记必须出现于其它位置。副词和否定标记的位移比较 简单，只能出现于整个动补短语之前。受事名词的情况就复杂得多，由于受多种因 素的制约，很多动补短语不能带受事宾语。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为：一、动词和 补语融合的程度；二、补语的语义指向。在 2.3.3 部分，我们讨论了现代汉语的一 条规律：如果补语的语义指向为句子的主语（施事），那么所在的 VR 短语不能带 受事宾语。例如： （15）a. *她看病了书。 b. *他吃胖了肉。 例（15）两例中结果补语“病”和“胖”都是描写主语的性质，直接加上受事宾语 就成为不合法的句子了。相应合适的表达式就是动词拷贝结构，例如： （16）a. 她看书看病了。 b. 他吃肉吃胖了。 动词拷贝结构的出现也是动补结构建立所带来的句法变化之一。第九章将系统讨论 这个问题。 可是上述规则在现代汉语里慢慢出现了“例外”。根据对大量语料的调查，我 们发现了两个特例：“吃饱饭”和“喝醉酒”2。先看“吃饱饭”的用例： （17）这几天吃饱了饭。（儿女英雄传） （18）吃饱了饭练练气功。（编辑部的故事） 上例中的结果补语“饱”是描写动词“吃”的受事，但是可以带上受事名词 “饭”。下表是我们对十八世纪到现在的几个文献的统计结果。 表 6.4 现代汉语里“V＋饱”的带宾语情况 V＋饱＋O V＋饱 吃饱 6 14 打饱 0 1 气饱 0 1 看饱 0 1
可以看出,能用于“V饱O”格式的动词只限于“吃”一个动词。其实只有动词 “吃”后的“饱”用的才是本义,表示“摄取了足够的食物”,其它的“饱”都是 用的引申义,强调程度。 吃饱”在现代汉语里的用法再一次证明了,动补短语的共现频率决定其融合 程度。在我们调查到的几个“V+饱”短语中,“吃”和“饱”的共现频率是最高 的,远远髙于其余所有用例的总和。根据我们调査的范围,就结果补语“饱”的本 义来讲,其实真正能与“饱”搭配的动词只有“吃”一个。“吃”和“饱”的高频 率共现有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它们自身分别都是最基本的词汇,在日常语言中出现 的频率极髙;二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最自然的“动作一结果”联系。它们高频率共现 的结果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惯用语化以及进而词汇化,最后可以像一个普通动词一样 带上一个受事宾语。 关于动补融合的考察我们一直没有讨论宾语名词的情况,其实宾语名词的性质 也可以揭示动补融合初期的一些重要语法性质。在“吃饱”可带受事宾语的全部6 个用例中,受事名词全部是“饭”,即指示食物的最普通名词。如果把受事宾语换 为其它名词则就不大能说,比如不说“吃饱了面包” 吃饱了烤鸭”等。这种现 象使得我们认为,“吃十饱+饭”整个短语都惯用语化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分 都不能自由为其它词语替换。也就是说,这种组织尚不是句法结构。 另外一个类似的现象是“喝醉酒”。中古汉语里,结果补语的“醉”因为是不 及物成分,只能出现于ⅴOR格式中,例如:“饮酒醉(《史记》)”。动补结构 建立以后,插入中间的“酒”就被挤到外边去了。因为“醉”的语义指向为其前动 词的施事,即使在动补融合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能有“V醉O”形式出 现。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七、八百年的时间,这其间要引进受事名词时通常用动词 拷贝结构和新话题结构。例如 (19)a.他酒喝醉了。 b.他喝酒喝醉了。 直到最近“喝醉”之后才可以带上一个宾语。例如 (20)他是喝醉了酒发酒疯。 跟“吃饱饭”的特点相同,结果补语“醉”前的动词只限于“喝”一个动词,其后 的受事宾语也只能是“酒”。三个成分的任何一个都不能随意为其它词语所替换, 比如不能说“喝醉了茅台”或者“尝醉了酒”。据此我们认为,“喝+醉十酒” 个成分一起被惯用语化了,它们也不是能产的句法结构。 “吃饱饭”和“喝醉酒”是今天的两个活生生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最早 的动补短语的性质和业已存在的句法范式之关系。上边的分析说明,新语法现象的 产生不能违背当时的语法规律。在这里,“当时的语法规律”就是补语的语义指向 为施事的动补短语不能带受事宾语。表面上看来,“吃饱饭”和“喝醉酒”的出现 违犯了这条语法规律,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是因为动词和补语的高频率出 现,使得它们融合成复合词一类的组合,然后再与受事名词惯用语化。整个组合现 在尚是词汇性质的,与现在真正起作用的语法规律尚不在一个层次上,不直接发生
73 可以看出，能用于“V 饱 O”格式的动词只限于“吃”一个动词。其实只有动词 “吃”后的“饱”用的才是本义，表示“摄取了足够的食物”，其它的“饱”都是 用的引申义，强调程度。 “吃饱”在现代汉语里的用法再一次证明了，动补短语的共现频率决定其融合 程度。在我们调查到的几个“V＋饱”短语中，“吃”和“饱”的共现频率是最高 的，远远高于其余所有用例的总和。根据我们调查的范围，就结果补语“饱”的本 义来讲，其实真正能与“饱”搭配的动词只有“吃”一个。“吃”和“饱”的高频 率共现有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它们自身分别都是最基本的词汇，在日常语言中出现 的频率极高；二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最自然的“动作－结果”联系。它们高频率共现 的结果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惯用语化以及进而词汇化，最后可以像一个普通动词一样 带上一个受事宾语。 关于动补融合的考察我们一直没有讨论宾语名词的情况，其实宾语名词的性质 也可以揭示动补融合初期的一些重要语法性质。在“吃饱”可带受事宾语的全部 6 个用例中，受事名词全部是“饭”，即指示食物的最普通名词。如果把受事宾语换 为其它名词则就不大能说，比如不说“吃饱了面包”、“吃饱了烤鸭”等。这种现 象使得我们认为，“吃＋饱＋饭”整个短语都惯用语化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分 都不能自由为其它词语替换。也就是说，这种组织尚不是句法结构。 另外一个类似的现象是“喝醉酒”。中古汉语里，结果补语的“醉”因为是不 及物成分，只能出现于 VOR 格式中，例如：“饮酒醉（《史记》）”。动补结构 建立以后，插入中间的“酒”就被挤到外边去了。因为“醉”的语义指向为其前动 词的施事，即使在动补融合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能有“V 醉 O”形式出 现。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七、八百年的时间，这其间要引进受事名词时通常用动词 拷贝结构和新话题结构。例如： （19）a. 他酒喝醉了。 b. 他喝酒喝醉了。 直到最近“喝醉”之后才可以带上一个宾语。例如： （20）他是喝醉了酒发酒疯。 跟“吃饱饭”的特点相同，结果补语“醉”前的动词只限于“喝”一个动词，其后 的受事宾语也只能是“酒”。三个成分的任何一个都不能随意为其它词语所替换， 比如不能说“喝醉了茅台”或者“尝醉了酒”。据此我们认为，“喝＋醉＋酒”三 个成分一起被惯用语化了，它们也不是能产的句法结构。 “吃饱饭”和“喝醉酒”是今天的两个活生生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最早 的动补短语的性质和业已存在的句法范式之关系。上边的分析说明，新语法现象的 产生不能违背当时的语法规律。在这里，“当时的语法规律”就是补语的语义指向 为施事的动补短语不能带受事宾语。表面上看来，“吃饱饭”和“喝醉酒”的出现 违犯了这条语法规律，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是因为动词和补语的高频率出 现，使得它们融合成复合词一类的组合，然后再与受事名词惯用语化。整个组合现 在尚是词汇性质的，与现在真正起作用的语法规律尚不在一个层次上，不直接发生
关系,也就无所谓“违背”的问题。动补短语带受事宾语的语法规律支配着所有的 临时搭配。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据已往动补短语发展规律预测,随着“吃饱饭”这种 用法的逐渐增加,它们将来也可能发展成一种范式,最后会取代现存的动补短语带 宾语的规律。当然这个过程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今天的预测只有等待几百 年以后的人来验证了 644“V十尽”和“V+破”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常见的动补短语的发展特点。“V+尽”和“V+ 破”是两个最早可以用于VRO形式的动补短语。动补短语可以根据补语的语义指 向分为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语法特点不仅不一样,而且引入语言的时间差别也很 大。最早出现的VRO形式的R的语义指向一般为受事名词。例如: (21)等闲读尽诸书史。(敦煌变文·父母恩重) 其中的“尽”是指受事宾语“诸书史” 大约在八世纪左右,补语的语义指向为受事的VOR形式开始变成ⅤRO。在这 个时候可以看到典型的新旧形式共存的情况。但是就给定的某个结果补语来说,只 有一部分只能用于新形式,另一部分则只能用于旧形式,一般没有两者都可的情 况。下面两表是我们对九世纪的文献《敦煌变文》的统计结果。 表65结果补语“尽”在VRO和VOR中的分布 “V+O+尽”式的动词 V+尽+O”式的动词 饮、断、吟、吸读、买、写、过、受、使、告、化 表66结果补语“破”在VRO和VOR中的分布 “V+O+破”式的动词 “V+破+O”式的动词 战、拽 刺、踏、打、拆、骂、粝 表6.5和66列举了《敦煌变文》中所有与结果补语“尽”和“破”搭配的动词 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注意:一、动词和有关结果补语的融合已经完成,从可用于 新格式VRO的动词类型来看,多数动词只出现于新格式。对于结果补语“尽”来 说,可出现于新格式的动词是旧格式动词的2倍;对于结果补语“破”来说,则是 3倍。这种对比说明,有关动词和补语的融合已经达到高度融合。二、虽然从表面 上看,两个结果成分可以出现于新旧两种格式,但是两种格式中的动词绝不相混 即没有一个动词是可以用于两个格式的。这种现象说明,动补结构的融合和扩展是 通过词汇扩散开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结果补语为“尽”时,两个同义词 “读”和“吟”的用法不一样,前者只能用于新形式,后者则只能用于旧形式。 “读”是念书行为中语义最一般的动词,而“吟”则是语义很专门的一个,指“有 节奏地诵读诗文”。可以推断,“读”的使用频率应比“吟”的高,这可能是造成 它们在新旧格式用法上差别的原因 上述的分析表明,动补融合首先发生在高频率共现的组合上,新形式是通过词 汇扩展开的。扩展的顺序也是从高频率组合到低频率组合。新形式刚出现的时候并
74 关系，也就无所谓“违背”的问题。动补短语带受事宾语的语法规律支配着所有的 临时搭配。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据已往动补短语发展规律预测，随着“吃饱饭”这种 用法的逐渐增加，它们将来也可能发展成一种范式，最后会取代现存的动补短语带 宾语的规律。当然这个过程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今天的预测只有等待几百 年以后的人来验证了。 6.4.4 “V＋尽”和“V＋破”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常见的动补短语的发展特点。“V＋尽”和“V＋ 破”是两个最早可以用于 VRO 形式的动补短语。动补短语可以根据补语的语义指 向分为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语法特点不仅不一样，而且引入语言的时间差别也很 大。最早出现的 VRO 形式的 R 的语义指向一般为受事名词。例如： （21）等闲读尽诸书史。（敦煌变文·父母恩重） 其中的“尽”是指受事宾语“诸书史”。 大约在八世纪左右，补语的语义指向为受事的 VOR 形式开始变成 VRO。在这 个时候可以看到典型的新旧形式共存的情况。但是就给定的某个结果补语来说，只 有一部分只能用于新形式，另一部分则只能用于旧形式，一般没有两者都可的情 况。下面两表是我们对九世纪的文献《敦煌变文》的统计结果。 表 6.5 结果补语“尽”在 VRO 和 VOR 中的分布 “V＋O＋尽”式的动词 “V＋尽＋O”式的动词 饮、断、吟、吸 读、买、写、过、受、使、告、化 表 6.6 结果补语“破”在 VRO 和 VOR 中的分布 “V＋O＋破”式的动词 “V＋破＋O”式的动词 战、拽 刺、踏、打、拆、骂、粝 表 6.5 和 6.6 列举了《敦煌变文》中所有与结果补语“尽”和“破”搭配的动词。 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注意：一、动词和有关结果补语的融合已经完成，从可用于 新格式 VRO 的动词类型来看，多数动词只出现于新格式。对于结果补语“尽”来 说，可出现于新格式的动词是旧格式动词的 2 倍；对于结果补语“破”来说，则是 3 倍。这种对比说明，有关动词和补语的融合已经达到高度融合。二、虽然从表面 上看，两个结果成分可以出现于新旧两种格式，但是两种格式中的动词绝不相混， 即没有一个动词是可以用于两个格式的。这种现象说明，动补结构的融合和扩展是 通过词汇扩散开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结果补语为“尽”时，两个同义词 “读”和“吟”的用法不一样，前者只能用于新形式，后者则只能用于旧形式。 “读”是念书行为中语义最一般的动词，而“吟”则是语义很专门的一个，指“有 节奏地诵读诗文”。可以推断，“读”的使用频率应比“吟”的高，这可能是造成 它们在新旧格式用法上差别的原因。 上述的分析表明，动补融合首先发生在高频率共现的组合上，新形式是通过词 汇扩展开的。扩展的顺序也是从高频率组合到低频率组合。新形式刚出现的时候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