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课程教学资源（实践报告）媒体的伦理道德与职业责任的冲突——论新闻的摄影与采编.doc_大学文库

问卷星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媒体的伦理道德与职业责任的冲突一一论新闻的摄影与采编在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当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使命遇到媒体伦理,新闻、生命、荣誉和利益,他们会如何取舍?他们应如何取舍? 导言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问题新闻摄影作为新闻产品生产线中的一部分,常常引起争议性的话题。从事新闻行业的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们在做出决策时,心中自有一套伦理道德规范左右着他们的想法。不同伦理判断背后的价值取向和其产生的影响是此课题研究的重点。同时,我们也试从本土化的角度去分析、探讨在中国当下媒体环境下新闻摄影伦理的现状和未来方向一主题小引我们选取了自认为最具争议的三个话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 发布对多数人有益却伤害少数人利益的新闻照片,是否道德? 记者在进行拍摄工作时,应该完全置身事外地去理性记录一切么? 摆拍可以运用在新闻摄影中么? 之所以选取这三个问题,不单是因为不同人对它们的看法不一致程度较大,也是出于对新闻摄影整个生产线的不同环节的考虑,这里兼顾涉及到了拍摄前的策划,摄影时的实时决策摄影后编辑发布的诸多问题。接着,我们一一分析。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功利主义和绝对个人权利在新闻摄影这个框架内孰轻孰重的讨论。按照伦理学家对“功利主义”原则的定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原则相反的是“绝对个人权利”,它强调每个人的自身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不用考虑什么社会利益。摄影记者们头疼的正是怎样才能让双方都达到最大程度的满意。对于个人利益的伤害,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灾难性、悲伤画面的照片,二是隐私权的问题。下面举出一个案例 1985年7月,美国加州巴卡菲尔德附近的湖里,淹死了一名5岁的男孩。摄影记者约翰·哈特去采访这一事件。死尸打捞上来后,男孩的家属和官员围在裹尸袋旁。治安员不让围观者聚集上来,哈特钻过手臂,快速地连拍了四张照片,画面中暴露着死者的上身,家人正悲恸地痛哭。该报有不使用死尸照片的规定,但主编罗伯特·本特里考虑到那些照片会提醒读者当心孩子游泳的安全,同意发表这张照片。报纸出版后,受到读者的一致谴责,在美国新闻界也引起了争议。一位报纸编辑认为:“我们相信一张照片比1万字的文字更有助于人们注意水中安全 ”但更多的人对此持反对态度第1页共25页 Powered by问卷星

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第 1 页共 25 页 Powered by 问卷星™ 媒体的伦理道德与职业责任的冲突——论新闻的摄影与采编在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当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使命遇到媒体伦理，新闻、生命、荣誉和利益，他们会如何取舍？他们应如何取舍？ ——导言一、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问题新闻摄影作为新闻产品生产线中的一部分，常常引起争议性的话题。从事新闻行业的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们在做出决策时，心中自有一套伦理道德规范左右着他们的想法。不同伦理判断背后的价值取向和其产生的影响是此课题研究的重点。同时，我们也试从本土化的角度去分析、探讨在中国当下媒体环境下新闻摄影伦理的现状和未来方向。 ——主题小引我们选取了自认为最具争议的三个话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发布对多数人有益却伤害少数人利益的新闻照片，是否道德？记者在进行拍摄工作时，应该完全置身事外地去理性记录一切么？摆拍可以运用在新闻摄影中么？之所以选取这三个问题，不单是因为不同人对它们的看法不一致程度较大，也是出于对新闻摄影整个生产线的不同环节的考虑，这里兼顾涉及到了拍摄前的策划，摄影时的实时决策，摄影后编辑发布的诸多问题。接着，我们一一分析。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功利主义和绝对个人权利在新闻摄影这个框架内孰轻孰重的讨论。按照伦理学家对“功利主义”原则的定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原则相反的是“绝对个人权利”，它强调每个人的自身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不用考虑什么社会利益。摄影记者们头疼的正是怎样才能让双方都达到最大程度的满意。对于个人利益的伤害，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灾难性、悲伤画面的照片，二是隐私权的问题。下面举出一个案例： 1985 年 7 月，美国加州巴卡菲尔德附近的湖里，淹死了一名 5 岁的男孩。摄影记者约翰·哈特去采访这一事件。死尸打捞上来后，男孩的家属和官员围在裹尸袋旁。治安员不让围观者聚集上来，哈特钻过手臂，快速地连拍了四张照片，画面中暴露着死者的上身，家人正悲恸地痛哭。该报有不使用死尸照片的规定，但主编罗伯特·本特里考虑到那些照片会提醒读者当心孩子游泳的安全，同意发表这张照片。报纸出版后，受到读者的一致谴责，在美国新闻界也引起了争议。一位报纸编辑认为：“我们相信一张照片比 1 万字的文字更有助于人们注意水中安全。 ” 但更多的人对此持反对态度

问卷星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人们对于灾难性的图片自然会产生抵制情绪,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心理学上同情的因素。当人们考虑自身处于这种境况之中,显然不情愿别人再记录、传播、放大自己的悲伤情绪,这是种侵犯隐私的途径,而个人权利是没有理由被他人侵犯的,所以他们对记录着、传播者、放大者没有好感,以为他是不道德的。可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属性,唯物论告诉我们“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新闻也从来都是记录报道他人的事,当“我”成为“他人”时, 客观上理所当然,而主观上的感情却一时不能接受功利主义者的观点则不是那么情感化,或者说是理智地考虑社会整体的情感。他们认为通过灾难性新闻的摄影报道,短期间可以使受众获得有关灾难的具体形象信息,引发他们对灾难事件的反思;从长期来看也可借助于新闻图片真实生动的形象,使受众对灾难性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受众对人类生存状态与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使受众在接触媒介图像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尊重人权、关爱生命等诸多价值观,从而达到积极的社会传播效果。警示价值,纪实价值(有时会产生悲剧性审美价值)的意义远远大于少数人的情感因素影响总而言之,新闻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性。媒体是为大众利益服务的,为实现其社会功能,它有时不得不牺牲当事人的权益,以最大程度地谋求公共利益。这是由人的社会性属性和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原则所共同决定的当然,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通过娱乐化、贩卖悲伤、渲染血腥的新闻摄影照片来吸引眼球的方式屡见不鲜,这不仅侵犯了个人权利,也把功利主义转向了经济利益层面,而非出于对大众的利益负责,是变相的“功利主义”。这种现象在当下中国新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尤显突出。当道德无法制约时,法律也许能是我们的一个选择。第2页共25页 Powered by问卷星

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第 2 页共 25 页 Powered by 问卷星™ 人们对于灾难性的图片自然会产生抵制情绪，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心理学上同情的因素。当人们考虑自身处于这种境况之中，显然不情愿别人再记录、传播、放大自己的悲伤情绪，这是一种侵犯隐私的途径，而个人权利是没有理由被他人侵犯的，所以他们对记录着、传播者、放大者没有好感，以为他是不道德的。可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属性，唯物论告诉我们“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新闻也从来都是记录报道他人的事，当“我”成为“他人”时，客观上理所当然，而主观上的感情却一时不能接受。功利主义者的观点则不是那么情感化，或者说是理智地考虑社会整体的情感。他们认为通过灾难性新闻的摄影报道，短期间可以使受众获得有关灾难的具体形象信息，引发他们对灾难事件的反思；从长期来看也可借助于新闻图片真实生动的形象，使受众对灾难性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受众对人类生存状态与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使受众在接触媒介图像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尊重人权、关爱生命等诸多价值观，从而达到积极的社会传播效果。警示价值，纪实价值（有时会产生悲剧性审美价值）的意义远远大于少数人的情感因素影响。总而言之，新闻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性。媒体是为大众利益服务的，为实现其社会功能，它有时不得不牺牲当事人的权益，以最大程度地谋求公共利益。这是由人的社会性属性和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原则所共同决定的。当然，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通过娱乐化、贩卖悲伤、渲染血腥的新闻摄影照片来吸引眼球的方式屡见不鲜，这不仅侵犯了个人权利，也把功利主义转向了经济利益层面，而非出于对大众的利益负责，是变相的“功利主义”。这种现象在当下中国新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尤显突出。当道德无法制约时，法律也许能是我们的一个选择

问卷星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第二个问题,更为复杂,其本质在于感性和理性的较量。先来看一个著名案例。美国前总统罗伯特·尼迪遇刺被子弹击中脑部时,站在旁边的一位女士试图阻止鲍里斯雅罗的拍摄。雅罗对这位女士说:“该死,女士,这是历史!”,随即按下了快门。(左图拍摄:鲍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人也许会做出不同的举措。帮忙抢救,记录影像……不同的选择背后是矛盾的伦理观念。在这个抉择中,没有绝对的对错。一方认为,在成为摄影记者前,你首先要成为“人”。这个人对于苦难中、受害中的他人应该怀有极大的同情和辅助热情。如果面对一个受伤害的人不去关心他,帮助人,而是拿起相机去拍摄他受苦的场面,这样的人会被认为是丧失了道德的,甚至是一个没有感情的“野蛮人” 可是,参与了这个情境,就必定会改变这个情境,伤害了新闻的时效性、新闻摄影的专业性理性的职业态度。从宏大的历史和发展角度来说,先记录下影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诚实的专业品质,它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客观。在事后改变现实,而非事件发生当中改变现实。若选择了前者,你留下了一种或是为数不多的可能,而“在摄影上,可能性的数目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约翰·沙尔科夫斯基)”,它也许就能改变之后发生的“历史事件”。而在我国,摄影记者很少对此问题进行思考,最终成果的如何往往压过了伦理的考虑。新闻摄影应当在日常的思考和我自我教育中不断寻找自身的价值取向。第三个问题,职业摄影师通过搭建场景获取新闻图片的行为是否道德? 1961年,时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学系主任的沃尔特·威尔克斯设计了一项研究,将调查表发给三组对象:普通读者、在职摄影记者和主编,希望了解这三类人对“设计”新闻照片第3页共25页 Powered by问卷星

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第 3 页共 25 页 Powered by 问卷星™ 第二个问题，更为复杂，其本质在于感性和理性的较量。先来看一个著名案例。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人也许会做出不同的举措。帮忙抢救，记录影像……不同的选择背后是矛盾的伦理观念。在这个抉择中，没有绝对的对错。一方认为，在成为摄影记者前，你首先要成为“人”。这个人对于苦难中、受害中的他人应该怀有极大的同情和辅助热情。如果面对一个受伤害的人不去关心他，帮助人，而是拿起相机去拍摄他受苦的场面，这样的人会被认为是丧失了道德的，甚至是一个没有感情的“野蛮人”。可是，参与了这个情境，就必定会改变这个情境，伤害了新闻的时效性、新闻摄影的专业性、理性的职业态度。从宏大的历史和发展角度来说，先记录下影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诚实的专业品质，它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客观。在事后改变现实，而非事件发生当中改变现实。若选择了前者，你留下了一种或是为数不多的可能，而“在摄影上，可能性的数目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约翰·沙尔科夫斯基）”，它也许就能改变之后发生的“历史事件”。而在我国，摄影记者很少对此问题进行思考，最终成果的如何往往压过了伦理的考虑。新闻摄影应当在日常的思考和我自我教育中不断寻找自身的价值取向。第三个问题，职业摄影师通过搭建场景获取新闻图片的行为是否道德？ 1961 年，时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学系主任的沃尔特·威尔克斯设计了一项研究，将调查表发给三组对象：普通读者、在职摄影记者和主编，希望了解这三类人对“设计”新闻照片美国前总统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被子弹击中脑部时，站在旁边的一位女士试图阻止鲍里斯·雅罗的拍摄。雅罗对这位女士说：“该死，女士，这是历史！”，随即按下了快门。（左图拍摄：鲍里斯·雅罗《洛杉矶时报》）

问卷星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的态度。调査表给出三种摄影记者可能遇到的情况,请每一组被硏究者选择这些情况属于“绝对的不道德”、还是“不确定”,或是“并非不道德”。现选取分歧最大的一种情况进行分析。情况如下蟋蟀成灾:泛滥成灾的蟋蟀在腹地造成破坏,一位摄影记者前去灾区进行报道。由于事实上蟋蟀小而分散,在照片上根本分辨不出,他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收集蟋蟀的装置,让蟋蟀集中在一条狭长的斜槽内,于是一张密密麻麻的蟋蟀“行军”图就诞生了经过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绝对的不道德不确定并非不道德普通读者 39% 23% 34% 在职摄影记者7% 30% 63%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越是接近具体操作的群组,越是认同这样的行为。看得出来,摆拍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然而,新闻摄影记者的伦理观是在不停变化着的。到了80年代,布林克的调查中1/3的记者称自己不会去“再现”场景,更不用说去虚构场景。究竞摆拍是否合适,还是要从最初的动机出发。新闻首先提倡的是抓拍,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抓拍都不是成功的,有时候恰恰是摆拍更能体现一则新闻的本质。建立在摄影记者对整体事件的客观全面的认识之上的摆拍,而不是莫须有的,自然不能被称作是在“造假”。那么,如果是出于还原客观真实的场景而选择更适合的摆拍,是否就可以接受了呢?还有一点,必须考虑到被拍摄对象的情感。如果让不适合摆拍或者不愿意摆拍的对象只为摆拍而作摆拍的准备,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它缺乏对客体的尊重,对生命的谦卑。综上,只有根据具体情况主观能动地去选择其中一种,或结合两种客观真实地记录现场,才不会伤害到新闻伦理。就在今年,涉嫌摆拍作品获奖再度引发热议。新华社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共同发起主办的“关注贫困全球摄影大赛”纪实非职业单幅金奖《母爱无限》很快引起质疑,原来该照片与今年3月第七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日常生活类新闻单幅银奖《妈妈的宝贝》如出一辙都是大山深处太阳当空,一位母亲背着打吊瓶的孩子。关于《妈妈的宝贝》,都市快报旗下“快拍快拍网”在其认证微博上这样说:“2010年1月4日,他(作者赵培源)和十几个朋友来到四川省美姑县黄茅埂拍摄,休息时,偶遇到一对挂盐水的母子路过,随后,他拍下了作品《妈妈的宝贝》…赵培源说,当时他们一起十几个人在现场拍照,确实存在让照片主人公再走一遍的情况,但前后不超过5分钟。”确实,可以承认这是一张有感情的照片,但是它是没有人情味的照片,因为在完成过程中已经违背了新闻伦理。小结: 新闻摄影不单单只是摄影,摄影的流程包括摄影记者、把关人、受众。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主要有三个步骤一一图像记录(即信息编码转为符号文本),审査(初步过滤),响应与反馈 (即解码和对上层的反作用)。所以新闻摄影是共同协作传播交流的产物。无论是身处哪第4页共25页 Powered by问卷星

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第 4 页共 25 页 Powered by 问卷星™ 的态度。调查表给出三种摄影记者可能遇到的情况，请每一组被研究者选择这些情况属于“绝对的不道德”、还是“不确定”，或是“并非不道德”。现选取分歧最大的一种情况进行分析。情况如下：蟋蟀成灾：泛滥成灾的蟋蟀在腹地造成破坏，一位摄影记者前去灾区进行报道。由于事实上蟋蟀小而分散，在照片上根本分辨不出，他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收集蟋蟀的装置，让蟋蟀集中在一条狭长的斜槽内，于是一张密密麻麻的蟋蟀“行军”图就诞生了。经过调查，统计结果如下：绝对的不道德不确定并非不道德普通读者 29% 39% 32% 主编 23% 34% 44% 在职摄影记者 7% 30% 63%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越是接近具体操作的群组，越是认同这样的行为。看得出来，摆拍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然而，新闻摄影记者的伦理观是在不停变化着的。到了 80 年代，布林克的调查中 1/3 的记者称自己不会去“再现”场景，更不用说去虚构场景。究竟摆拍是否合适，还是要从最初的动机出发。新闻首先提倡的是抓拍，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抓拍都不是成功的，有时候恰恰是摆拍更能体现一则新闻的本质。建立在摄影记者对整体事件的客观全面的认识之上的摆拍，而不是莫须有的，自然不能被称作是在“造假”。那么，如果是出于还原客观真实的场景而选择更适合的摆拍，是否就可以接受了呢？还有一点，必须考虑到被拍摄对象的情感。如果让不适合摆拍或者不愿意摆拍的对象只为摆拍而作摆拍的准备，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它缺乏对客体的尊重，对生命的谦卑。综上，只有根据具体情况主观能动地去选择其中一种，或结合两种客观真实地记录现场，才不会伤害到新闻伦理。就在今年，涉嫌摆拍作品获奖再度引发热议。新华社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共同发起主办的“关注贫困全球摄影大赛”纪实非职业单幅金奖《母爱无限》很快引起质疑，原来，该照片与今年 3 月第七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日常生活类新闻单幅银奖《妈妈的宝贝》如出一辙都是大山深处太阳当空，一位母亲背着打吊瓶的孩子。关于《妈妈的宝贝》，都市快报旗下“快拍快拍网”在其认证微博上这样说：“2010 年 1 月 4 日，他（作者赵培源）和十几个朋友来到四川省美姑县黄茅埂拍摄，休息时，偶遇到一对挂盐水的母子路过，随后，他拍下了作品《妈妈的宝贝》……赵培源说，当时他们一起十几个人在现场拍照，确实存在让照片主人公‘再走一遍’的情况，但前后不超过 5 分钟。”确实，可以承认这是一张有感情的照片，但是它是没有人情味的照片，因为在完成过程中已经违背了新闻伦理。小结：新闻摄影不单单只是摄影，摄影的流程包括摄影记者、把关人、受众。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主要有三个步骤——图像记录（即信息编码转为符号文本），审查（初步过滤），响应与反馈（即解码和对上层的反作用）。所以新闻摄影是共同协作传播交流的产物。无论是身处哪一

问卷星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环,对当事人怀着人本的关怀,对历史与职业伦理保持批判的眼光,或许是最好的方案二、隐性采访中的道德争议隐性采访,也称秘密采访或暗访,指新闻记者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公开身份的采访。它是与显性采访相对而言。这种采访的优点是不会因为记者的采访而改变采访对象活动的原貌。众所周知,记者采访新闻事实需要采取不同的途径和方式,隐性采访这种形式有其特定的原因和价值。在采访过程中,面对负面新闻,信息提供者往往会表示“无可奉告”,在这种情况下记者隐瞒其身份和目的会更利于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隐性采访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数量的应用。在国内,隐性采访作为维护公众知情权和公共利益的有力武器,一直得到民众较多的认可和鼓励。在《每周质量报告》和《焦点访谈》等众多央视黄金节目中,无论是晃动的场景、模糊的面影还是不加修饰的人物对话,其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场感都足以震撼人心。然而隐性采访作为一种非正常途径的采访,也引起过不少关于与新闻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的争议。隐性采访到究竟是正义行为还是侵权行为? 该如何掌握隐性采访的度,为其道德合理性寻找一个合适的评判标准?面对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冲突,隐性采访应该何去何从? 首先,不能否认的是,隐性采访是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的。隐性采访作为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特殊的采访和手段,能够更加接近新闻事实,挖掘到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隐性采访在食品安全、贪污腐败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维护了群众的知情权和国家人民的公共利益。就其和民主的关系来看,隐性采访多数是媒体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对相关事件进行揭露性报道,从而表达民意,维护群众利益,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水平,有利于社会朝民主化方向发展。在国内,有不少隐性采访成功维护公众利益的经典案例,媒体在报道“南京冠生园事件”、央视“3·15”晚会曝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武汉成人高考替考案”等事件中的表现都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案例然而,隐性采访引发的关于伦理道德的诸多争议,在现代社会已经日益显露。首先,在采访实践中,只要用到隐性采访的方式,难免会涉及到侵害特定群体的隐私权、知情权等权利因为是暗访的一种形式,所以隐性采访事先并未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这就违背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关于“通过合法和正当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对象的声明和正当要求”这条规定。其次,在隐性采访中,道德争议则主要集中在“偷拍、偷录”等手段的运用权限上。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一些诱导型的隐性采访,由记者直接介入甚至导演新闻事件,严重破坏了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底线隐性采访的道德性可以分为采访方式的道德性和采访手段的道德性。隐性采访的采访手段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隐瞒身份完成采访,另一种是通过偷拍偷录甚至窃听等隐蔽手段获取信息。关于第一种手段,隐瞒记者身份和目的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行为,只不过是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与将要揭发的黑恶势力和丑恶真相相比,是一场“小恶”对“大恶”的较量,或许无可厚非。然而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多地放在第二种手段上。从正面意义上看, 通过偷拍偷录的方式暴露不法分子的“隐私”,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然而许多媒体仅凭主观臆测,在没有充足证据确定采访对象恶劣性质的情况下就滥用这种权力,抑或是打第5页共25页 Powered by问卷星

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第 5 页共 25 页 Powered by 问卷星™ 环，对当事人怀着人本的关怀，对历史与职业伦理保持批判的眼光，或许是最好的方案。二、隐性采访中的道德争议隐性采访,也称秘密采访或暗访，指新闻记者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公开身份的采访。它是与显性采访相对而言。这种采访的优点是不会因为记者的采访而改变采访对象活动的原貌。众所周知，记者采访新闻事实需要采取不同的途径和方式，隐性采访这种形式有其特定的原因和价值。在采访过程中，面对负面新闻，信息提供者往往会表示“无可奉告”，在这种情况下，记者隐瞒其身份和目的会更利于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隐性采访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数量的应用。在国内，隐性采访作为维护公众知情权和公共利益的有力武器，一直得到民众较多的认可和鼓励。在《每周质量报告》和《焦点访谈》等众多央视黄金节目中，无论是晃动的场景、模糊的面影还是不加修饰的人物对话，其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场感都足以震撼人心。然而隐性采访作为一种非正常途径的采访，也引起过不少关于与新闻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的争议。隐性采访到究竟是正义行为还是侵权行为？该如何掌握隐性采访的度，为其道德合理性寻找一个合适的评判标准？面对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冲突，隐性采访应该何去何从？首先，不能否认的是，隐性采访是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的。隐性采访作为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特殊的采访和手段，能够更加接近新闻事实，挖掘到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隐性采访在食品安全、贪污腐败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维护了群众的知情权和国家人民的公共利益。就其和民主的关系来看，隐性采访多数是媒体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对相关事件进行揭露性报道，从而表达民意，维护群众利益，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水平，有利于社会朝民主化方向发展。在国内，有不少隐性采访成功维护公众利益的经典案例，媒体在报道“南京冠生园事件”、央视“3·15”晚会曝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武汉成人高考替考案”等事件中的表现都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案例。然而，隐性采访引发的关于伦理道德的诸多争议，在现代社会已经日益显露。首先，在采访实践中，只要用到隐性采访的方式，难免会涉及到侵害特定群体的隐私权、知情权等权利。因为是暗访的一种形式，所以隐性采访事先并未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这就违背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关于“通过合法和正当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对象的声明和正当要求”这条规定。其次，在隐性采访中，道德争议则主要集中在“偷拍、偷录”等手段的运用权限上。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一些诱导型的隐性采访，由记者直接介入甚至导演新闻事件，严重破坏了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底线。隐性采访的道德性可以分为采访方式的道德性和采访手段的道德性。隐性采访的采访手段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隐瞒身份完成采访，另一种是通过偷拍偷录甚至窃听等隐蔽手段获取信息。关于第一种手段，隐瞒记者身份和目的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行为，只不过是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与将要揭发的黑恶势力和丑恶真相相比，是一场“小恶”对“大恶”的较量，或许无可厚非。然而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多地放在第二种手段上。从正面意义上看，通过偷拍偷录的方式暴露不法分子的“隐私”，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然而许多媒体仅凭主观臆测，在没有充足证据确定采访对象恶劣性质的情况下就滥用这种权力，抑或是打

问卷星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历史。它因“丑闻”发家,也因“丑闻”结束,这当然不是巧合,正如别人所说:“ 无视伦理制约的新闻业,是危险的……媒体不能不择手段的追逐‘独家新闻’,否则,媒体将自掘坟墓截止11月3日,此次窃听事件潜在受害人已达5795人,预计随调查的深入数字会不断增加。对此,人们感到的不仅仅是惊讶,更多的是恐惧和愤怒! 这就是西方提倡的所谓的“新闻自由”?维护媒体“传播真相,维护公正”的自由难道就可以让媒体为所欲为,使用一切途径获得其所需信息?这也是所谓的尊重“人权”的行为么? 《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正是给了一些虚伪的西方媒体一记耳光。正是他们所倡导的无限制的“自由”侵犯了别的公民的个人隐私与自由。而从他们不顾社会道德、报道侵犯别人个人隐私的负面新闻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传播真相,维护公正”只是他们为了获取利润所编造的借口。这种表面上维护“人权”、事实上侵犯人权的行为更揭露了某些西方媒体的虚伪本质。媒体,应该是更好地监督政府,维护人民权利的工具。可是某些媒体却为了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不惜通过窃听、贿赂等非法手段获取“内幕消息”,这让我们看到了其新闻道德和职业操守的沦丧。而某些媒体与政府的勾结、唱和的行为,更是愚弄人民、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训。它告诉我们,现代媒体,应遵守其职业道德,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自己负责,对公民负责,对社会负责。事实证明,违背职业道德、破坏媒体伦理、侵犯公民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突破道德法律底线的媒体行为, 给予社会的只能是伤害,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正如一则报道中所反思的:“不讲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新闻自由,只是对新闻自由的挥霍和滥用,不但会给社会带来伤害,而且终将受到世人的唾弃。” 案例二、印度“记者行贿议员丑闻” 205年12月份,印度“今日播报”电视台和“眼镜蛇邮报网”联合披露了一桩印度议员的行贿丑闻。媒体声称,他们派出记者假扮“北印度小厂”的说客,用整整八个月的时间贿赂并游说议员提交有利于该厂商协会的提案。最后他们成功收买了11名议员,并偷拍下了他们接受贿赂的场景。事件一经披露,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相关官员被停职,然而这出“贿赂戏”的始作俑者—一媒体,也饱受非议。谴责的声音一方面来源于被停职的官员们,他们认为媒体是有意设圈套陷害他们。另一方面媒体也受到了同行们的责难,认为他们的重损害了媒体形象和公信力在这个事件中,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行为手段的价值和行为结果的价值的关系。印度记者的这一行为的确惩治了贪污腐败,然而这一有利公众利益的结果是否就能证明他们动机的良好性和手段的合法性呢?事实似乎并不如此媒体并没有掌握议员贪污腐败的证据,否则他们也不必通过隐性采访这种方式来“制造”新闻。从这样的角度看,印度媒体的确有诱导犯罪的嫌疑。在印度传媒业激烈的竞争背景下第7页共25页 Powered by问卷星

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第 7 页共 25 页 Powered by 问卷星™ 历史。它因“丑闻”发家，也因“丑闻”结束，这当然不是巧合，正如别人所说：“…… 无视伦理制约的新闻业，是危险的……媒体不能不择手段的追逐‘独家新闻’，否则，媒体将自掘坟墓。……” 截止 11 月 3 日，此次窃听事件潜在受害人已达 5795 人，预计随调查的深入数字会不断增加。对此，人们感到的不仅仅是惊讶，更多的是恐惧和愤怒！这就是西方提倡的所谓的“新闻自由”？维护媒体“传播真相，维护公正”的自由，难道就可以让媒体为所欲为，使用一切途径获得其所需信息？这也是所谓的尊重“人权”的行为么？《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正是给了一些虚伪的西方媒体一记耳光。正是他们所倡导的无限制的“自由”侵犯了别的公民的个人隐私与自由。而从他们不顾社会道德、报道侵犯别人个人隐私的负面新闻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传播真相，维护公正”只是他们为了获取利润所编造的借口。这种表面上维护“人权”、事实上侵犯人权的行为更揭露了某些西方媒体的虚伪本质。媒体，应该是更好地监督政府，维护人民权利的工具。可是某些媒体却为了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不惜通过窃听、贿赂等非法手段获取“内幕消息”，这让我们看到了其新闻道德和职业操守的沦丧。而某些媒体与政府的勾结、唱和的行为，更是愚弄人民、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训。它告诉我们，现代媒体，应遵守其职业道德，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自己负责，对公民负责，对社会负责。事实证明，违背职业道德、破坏媒体伦理、侵犯公民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突破道德法律底线的媒体行为，给予社会的只能是伤害，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正如一则报道中所反思的：“不讲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新闻自由，只是对新闻自由的挥霍和滥用，不但会给社会带来伤害，而且终将受到世人的唾弃。” 案例二、印度“记者行贿议员丑闻” 2005 年 12 月份，印度“今日播报”电视台和“眼镜蛇邮报网”联合披露了一桩印度议员的行贿丑闻。媒体声称，他们派出记者假扮“北印度小厂”的说客，用整整八个月的时间贿赂并游说议员提交有利于该厂商协会的提案。最后他们成功收买了 11 名议员，并偷拍下了他们接受贿赂的场景。事件一经披露，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相关官员被停职，然而这出“贿赂戏”的始作俑者——媒体，也饱受非议。谴责的声音一方面来源于被停职的官员们，他们认为媒体是有意设圈套陷害他们。另一方面媒体也受到了同行们的责难，认为他们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媒体形象和公信力。在这个事件中，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行为手段的价值和行为结果的价值的关系。印度记者的这一行为的确惩治了贪污腐败，然而这一有利公众利益的结果是否就能证明他们动机的良好性和手段的合法性呢？事实似乎并不如此。媒体并没有掌握议员贪污腐败的证据，否则他们也不必通过隐性采访这种方式来“制造”新闻。从这样的角度看，印度媒体的确有诱导犯罪的嫌疑。在印度传媒业激烈的竞争背景下

问卷星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理解为恶性竞争的结果。《眼镜蛇邮报》的隐性采访打着公众利益的名号,实则是为自己谋取新闻点和竞争主动权那么最值得争议的问题是,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大程度的介入和导演行为究竟值得肯定么?媒体的行为究竟是挖掘到了议员腐败的潜在动机,清除了隐患,还是制造了莫须有的贪污丑闻, 助长了犯罪? 根据隐性采访的分类,眼镜蛇邮报网进行的采访应属诱导型隐性采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记者的介入,这一事件不会发生,更不会被察觉。记者在并未掌握证据来确定议员有腐败动机的情况下引诱议员受贿,无异于助长犯罪。更何况记者不能假扮为犯罪分子的身份介入事件,因而记者无权引诱议员受贿。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媒体的这一行为是有悖伦理道德, 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小结综上可知,隐性采访引起了各方争议。既然如此,那么隐性采访的善恶标准是什么?需要遵守哪些道德准则?隐性采访这种获取信息的非正常途径又应该何去何从? 可以肯定的是,采访动机无疑是重中之重的评判标准,公众利益是其长盛不衰的精神来源和动力支持。从理论上来讲,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为了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的隐性采访是得到群众的支持和鼓励的。然而记者进行采访的动机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明确,不少记者打着为公众谋利益的幌子,实则为媒体、为自身谋利益。因此,当不能明确采访对象对公众利益有明确而重大的损害时,记者应采取较为保守的方式,慎用隐性采访。关于隐性采访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法律条文事实上为道德划出了最大的边界,记者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也要恪守道德正义感,维护人民记者的形象。此外,隐性采访这种手段毕竟是特殊的信息获取方式。大量的实践证明,隐性采访以外的形式,照样可以缔造完美的调查性报道。获取新闻,隐性采访不是最好的方法,因而是否采用,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暴力采访,煽情写作一—叩问媒体良知在媒介事件中,信息源无疑是最具价值的媒体争夺对象。然而在当今社会,不少媒体为了从信息源获取信息可谓不择手段,为提高收视率,吸引大众眼球而使用泼辣笔。为拍到老母亲丧子的悲恸表情而翻窗闯民宅,迫使灾难中的幸存者一遍遍回忆不堪回首的经历以获取信息媒体在许多新闻事件方面的表现都见证了其道德缺失的一面。以2011年十一月八日发生的西乡街杨武事件中的媒体表现为例,2011年10月22日晚上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王娟的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我们暂不讨论这一案件中杨武的作为是否懦弱隐忍或应受谴责,单单从媒体的角度出发,媒体在这一事件中犹如集体偷窥般的行为,给原本就是受害者的杨武夫妇再度罩上了抹不去的阴影。对挣扎在床上、几近精神崩溃的杨武妻子类似于“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啊”的反复诘问,对以泪洗面的“最窝囊丈夫”杨武的类似“你太懦弱”的拷问式责难……媒体以另一种方式侵犯着受害者的人格底线。此事经南方都市报曝出后,网友们几乎一边倒地指责纵容妻子遭受强奸的杨武。这让自称为"史上最窝囊男人"的杨武遭受第二波打击(二次伤害),而记者类似“拷问”甚至斥责般的采访无疑让他遭受了第三次伤害。第8页共25页 Powered by问卷星

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第 8 页共 25 页 Powered by 问卷星™ 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理解为恶性竞争的结果。《眼镜蛇邮报》的隐性采访打着公众利益的名号，实则是为自己谋取新闻点和竞争主动权。那么最值得争议的问题是，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大程度的介入和导演行为究竟值得肯定么？媒体的行为究竟是挖掘到了议员腐败的潜在动机，清除了隐患，还是制造了莫须有的贪污丑闻，助长了犯罪？根据隐性采访的分类，眼镜蛇邮报网进行的采访应属诱导型隐性采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记者的介入，这一事件不会发生，更不会被察觉。记者在并未掌握证据来确定议员有腐败动机的情况下引诱议员受贿，无异于助长犯罪。更何况记者不能假扮为犯罪分子的身份介入事件，因而记者无权引诱议员受贿。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媒体的这一行为是有悖伦理道德，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小结综上可知，隐性采访引起了各方争议。既然如此，那么隐性采访的善恶标准是什么？需要遵守哪些道德准则？隐性采访这种获取信息的非正常途径又应该何去何从？可以肯定的是，采访动机无疑是重中之重的评判标准，公众利益是其长盛不衰的精神来源和动力支持。从理论上来讲，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为了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的隐性采访是得到群众的支持和鼓励的。然而记者进行采访的动机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明确，不少记者打着为公众谋利益的幌子，实则为媒体、为自身谋利益。因此，当不能明确采访对象对公众利益有明确而重大的损害时，记者应采取较为保守的方式，慎用隐性采访。关于隐性采访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法律条文事实上为道德划出了最大的边界，记者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也要恪守道德正义感，维护人民记者的形象。此外，隐性采访这种手段毕竟是特殊的信息获取方式。大量的实践证明，隐性采访以外的形式，照样可以缔造完美的调查性报道。获取新闻，隐性采访不是最好的方法，因而是否采用，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暴力采访，煽情写作——叩问媒体良知在媒介事件中，信息源无疑是最具价值的媒体争夺对象。然而在当今社会，不少媒体为了从信息源获取信息可谓不择手段，为提高收视率，吸引大众眼球而使用泼辣笔。为拍到老母亲丧子的悲恸表情而翻窗闯民宅，迫使灾难中的幸存者一遍遍回忆不堪回首的经历以获取信息…….媒体在许多新闻事件方面的表现都见证了其道德缺失的一面。以 2011 年十一月八日发生的西乡街杨武事件中的媒体表现为例，2011 年 10 月 22 日晚上，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王娟的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我们暂不讨论这一案件中杨武的作为是否懦弱隐忍或应受谴责，单单从媒体的角度出发，媒体在这一事件中犹如集体偷窥般的行为，给原本就是受害者的杨武夫妇再度罩上了抹不去的阴影。对挣扎在床上、几近精神崩溃的杨武妻子类似于“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啊”的反复诘问，对以泪洗面的“最窝囊丈夫”杨武的类似“你太懦弱”的拷问式责难……媒体以另一种方式侵犯着受害者的人格底线。此事经南方都市报曝出后，网友们几乎一边倒地指责纵容妻子遭受强奸的杨武。这让自称为"史上最窝囊男人"的杨武遭受第二波打击(二次伤害)，而记者类似“拷问”甚至斥责般的采访无疑让他遭受了第三次伤害

回卷星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com 不仅仅是这般“暴力式采访”骇人听闻,不少媒体煽情性的笔锋也令人震惊。《江淮晩报》以《“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为标题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并被要求公开致歉。的确,在当今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下,不少媒体选择爆料敏感点,用感情色彩浓厚的笔墨记述事件以吸引读者眼球。然而这样的标题公然将杨武放在舆论批判的风口浪尖,一场关于媒体写作伦理的讨论和思考也就此展开。有媒体指出,报道不慎还将引发侵权等一系列恶劣后果。无疑,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站在决断者的立场上口诛笔伐, 毫无顾忌的声讨,不仅对受害者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也引发了恶劣的社会反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反思,记者的职业道德何在?为人的基本良知何在? 媒体的采访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案例不胜枚举,伤害程度轻重不同,有些甚至将受害者逼上了绝路。佛山被碾女童小悦悦不治身亡后,其父王持昌决定将善款捐出。这却招致了不少求助信息和质疑电话,而媒体也在有意无意地对慈善负面新闻进行炒作。正如评论所言,“让还沉浸于丧女之痛的王持昌承受拿钱跑了的流言,何尝不是往他伤口里撒盐”。被囚性奴遭到媒体娱乐化解读,15岁的花季少女王甜甜不忍被强奸事情曝光服毒自杀.….·记者手中笔,此刻却成了伤者心上刀。诚然,记者在新闻事件中扮演的是一个客观记述者的角色,媒体的职业责任就是深入现场,了解事实真相,让公众了解案件实情,但这并不代表记者可以如此“冷血”,完全视受害人感受于不顾。记者在报道前必须思考:曝光某一事件会对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报道方式才能尽量减少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媒体报道这一事件,应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应坚守的原则是什么?等等。我们可以肯定媒体的责任感和报道事实真相的勇气,但在同时,我们也要呼吁媒体存份良知,守住最底线的人性关怀和温暖。总结第10页共25页 Powered by问卷星

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 www.sojump.com 第 10 页共 25 页 Powered by 问卷星™ 不仅仅是这般“暴力式采访”骇人听闻，不少媒体煽情性的笔锋也令人震惊。《江淮晚报》以《“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是的，你还好意思说！》为标题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被要求公开致歉。的确，在当今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下，不少媒体选择爆料敏感点，用感情色彩浓厚的笔墨记述事件以吸引读者眼球。然而这样的标题公然将杨武放在舆论批判的风口浪尖，一场关于媒体写作伦理的讨论和思考也就此展开。有媒体指出，报道不慎还将引发侵权等一系列恶劣后果。无疑，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站在决断者的立场上口诛笔伐，毫无顾忌的声讨，不仅对受害者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也引发了恶劣的社会反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反思，记者的职业道德何在？为人的基本良知何在？媒体的采访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案例不胜枚举，伤害程度轻重不同，有些甚至将受害者逼上了绝路。佛山被碾女童小悦悦不治身亡后，其父王持昌决定将善款捐出。这却招致了不少求助信息和质疑电话，而媒体也在有意无意地对慈善负面新闻进行炒作。正如评论所言，“让还沉浸于丧女之痛的王持昌承受拿钱跑了的流言，何尝不是往他伤口里撒盐”。被囚性奴遭到媒体娱乐化解读, 15 岁的花季少女王甜甜不忍被强奸事情曝光服毒自杀...... 记者手中笔，此刻却成了伤者心上刀。诚然，记者在新闻事件中扮演的是一个客观记述者的角色，媒体的职业责任就是深入现场，了解事实真相，让公众了解案件实情，但这并不代表记者可以如此“冷血”，完全视受害人感受于不顾。记者在报道前必须思考：曝光某一事件会对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报道方式才能尽量减少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媒体报道这一事件，应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应坚守的原则是什么？等等。我们可以肯定媒体的责任感和报道事实真相的勇气，但在同时，我们也要呼吁媒体存一份良知，守住最底线的人性关怀和温暖。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