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07年专题报道汇编 2007年第一期专题报道 编者按: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立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体 系,2005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 的绿色GDP试点工作。这10个试点省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浙江省、安徽省、广 东省、海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目前试点调查和核算工作基本完成,进入专家验收评审阶段。 这次试点具有开创性、先导性。通过试点,检验了绿色GDP核算技术与方法的可行性,完善了核算 框架和技术方法,并为全国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积累了人才、资料、经验。 建立绿色GDP是一项长期的、跨部门合作、政策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系统工程,这次试点克服重重 困难,可以说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试点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矛盾。 绿色GDP从概念走向应用,试点地区在全国先行一步,其经验、探索和存在的困难无疑对其他地方 有重要借鉴意义。本刊记者分赴试点地区,采撷到试点过程中的第一手信息并与大家分享,旨在推动这 工作 绿色GDP试点迈出可喜一步 本刊记者 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倒逼地方“主动”试点 浙江主动要求参与试点的过程很有代表性 朱天福,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浙冮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经过 对于这次试点,浙江是“主动要求的”,因为浙江的资源承载能力实在有限。朱天福首先向记者细 数起浙江的“家底”。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 在GDP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耕地减少、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代价 对此,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有精彩的归纳,“粗放型增长模式所引发的诸多资源、环境问题,正形 成一种倒逼机制,把浙江压迫到了一个节点位置。”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多次表示,浙江正经历着“成长 的烦恼”,如存量土地减少、水荒等:而在这个相对高的基数上,期待经济保持高增长更是面临着巨大的 制约 因此,当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10月联合印发《关于征集开展绿色GD核算和环境 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试点省市的通知》后,浙江马上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省委、省政府指示要积极参 加试点。2004年11月22日,浙江省环保局和浙江省统计局联合向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提出申请,随 即得到了批准。2005年3月,浙江正式启动试点工作。 地方领导重视,是试点得以顺利开展的强有力保障。在组织方面,辽宁等大部分试点地区,直接由 主管副省长或市长牵头领导,同时充分吸收牵头部门参与核算试点工作。浙江等一些省还在省域范围内选 择城市进行试点,为下一步全面推开绿色GDP核算提供试点经验。 先易后难,重点突破
半月谈 2007 年专题报道汇编 2007 年第一期专题报道 编者按：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立中国绿色 GDP 核算体系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体 系，2005 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 10 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 的绿色 GDP 试点工作。这 10 个试点省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浙江省、安徽省、广 东省、海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目前试点调查和核算工作基本完成，进入专家验收评审阶段。 这次试点具有开创性、先导性。通过试点，检验了绿色 GDP 核算技术与方法的可行性，完善了核算 框架和技术方法，并为全国绿色 GDP 核算体系的建立积累了人才、资料、经验。 建立绿色 GDP 是一项长期的、跨部门合作、政策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系统工程，这次试点克服重重 困难，可以说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试点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矛盾。 绿色 GDP 从概念走向应用，试点地区在全国先行一步，其经验、探索和存在的困难无疑对其他地方 有重要借鉴意义。本刊记者分赴试点地区，采撷到试点过程中的第一手信息并与大家分享，旨在推动这一 工作。 绿色 GDP 试点迈出可喜一步 本刊记者 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倒逼地方“主动”试点 浙江主动要求参与试点的过程很有代表性。 朱天福，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浙江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经过。 对于这次试点，浙江是“主动要求的”，因为浙江的资源承载能力实在有限。朱天福首先向记者细 数起浙江的“家底”。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 在 GDP 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耕地减少、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代价。 对此，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有精彩的归纳，“粗放型增长模式所引发的诸多资源、环境问题，正形 成一种倒逼机制，把浙江压迫到了一个节点位置。”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多次表示，浙江正经历着“成长 的烦恼”，如存量土地减少、水荒等；而在这个相对高的基数上，期待经济保持高增长更是面临着巨大的 制约。 因此，当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 2004 年 10 月联合印发《关于征集开展绿色 GDP 核算和环境 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试点省市的通知》后，浙江马上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省委、省政府指示要积极参 加试点。2004 年 11 月 22 日，浙江省环保局和浙江省统计局联合向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提出申请，随 即得到了批准。2005 年 3 月，浙江正式启动试点工作。 地方领导重视，是试点得以顺利开展的强有力保障。在组织方面，辽宁等大部分试点地区，直接由 主管副省长或市长牵头领导，同时充分吸收牵头部门参与核算试点工作。浙江等一些省还在省域范围内选 择城市进行试点，为下一步全面推开绿色 GDP 核算提供试点经验。 先易后难，重点突破
完整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至少应该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 水资源、渔业资源等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2大项环境退化成本。受基础数 据和技术条件所限,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 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而此次仅核算了其中10 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探索绿色GDP核算的一 个有益启示是一——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切入,从一个局部进行研究,试图得到一个更全面的信息和分析材 料。比如,芬兰的木材和林木产品实物流量的核算、法国的水资源核算、挪威的能源核算等等,都是从某 个方面打开突破口。 对于这次试点,有关省市均充分考虑了自己的现实状况,都有各自的侧重点。这一特点,在浙江体 现得尤为明显 浙江的关注点在生产领域。记者注意到,浙江调查项目与调查样本的确定主要考虑三大原则,其中 两个明确提到“浙江实际”。浙江除了尽量按国家要求的试点项目进行调查,满足国家课题研究资料需要 外,就是根据淅江特点,选择优先领域,突出重点,并扩大调查样本,力求对浙江研究具有代表性。 这具体体现在浙江选择的6个试点项目上。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所长谭湘萍分析 说,目前绿色GDP核算体系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存在着相当多的技术上的困难。有鉴于此,浙江最终选择 的是企事业单位环保支出项目调査、污染引起的家庭清洁和劳务费用增加调查、生活用洁净水替代成本调 查和统计分析、工业用水额外处理手段和设施成本案例调査、固体废物污染经济损失调査以及环境污染事 故经济损失调查评估等6项 浙江此次试点对象仅选取了生态环境领域的“三废”,即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并没有涉及耕 地、矿物、森林等资源,生态破坏等内容。“毕竟,对于浙江来说,‘三废’污染的重点在生产领域。这 是目前社会最关注、最迫切的领域。”朱天福认为,浙江省进行的只是局部的绿色GDP研究,不是完整意 义上的绿色GDP,最多只能称之为“浅绿色”GDP 四川省首次调査了全省所有工业污染源,并依据调査数据建立工业污染源统计动态数据库,为四川 绿色GDP试点及排污交易制度等提供较真实全面的第一手数据。 而重庆市则首先把水和环境纳入了绿色GDP核算的研究。这是因为:重庆市作为老工业基地,工业 是支柱产业,由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对重庆环境的影响较大。同时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三峡 库区有78.9%的区县在重庆境内,水资源对重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专家分析说,由于区域资源环境要素的差异,绿色GDP的核算不能搞一刀切,必须因地制宜制定科 学合理的标准。 架构立体“火力网”,配套政策也跟上 推行绿色GDP试点工作,必须有一系列政策、法律、规划等与之相呼应,形成一个立体“火力网 记者了解到,这种“火力网”目前正在迅速形成当中。 四川省2006年制定出台了《四川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6年至2020年,以下简称 提出建设“生态四川”。与绿色GDP相似,《纲要》也设计了一系列考核指标,包括环保产业占GDP比重、 森林覆盖率、退化土地恢复率、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主要河流年水消耗率、地下水超采率、主要污染物 排放强度、降水門值、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旅游区环境达标率等等,并确定了计算方法,指定了 数据来源单位。 《纲要》将四川省划分为成都平原、盆地丘陵、盆周山地等7个生态建设区,分别开列出优先、限 制、禁止的产业。例如,川西北高原是长江、黄河的重要水源地,规划大力发展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有机食 品: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合理发展畜牧产业及相关产业链:禁止无序开发水能资源:禁 止发展严重破坏沼泽湿地及其水资源涵养功能的产业,禁止侵占湿地开发草场
完整的绿色 GDP 核算体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至少应该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 水资源、渔业资源等５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２大项环境退化成本。受基础数 据和技术条件所限，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 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 20 多项，而此次仅核算了其中 10 项。 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探索绿色 GDP 核算的一 个有益启示是———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切入，从一个局部进行研究，试图得到一个更全面的信息和分析材 料。比如，芬兰的木材和林木产品实物流量的核算、法国的水资源核算、挪威的能源核算等等，都是从某 一个方面打开突破口。 对于这次试点，有关省市均充分考虑了自己的现实状况，都有各自的侧重点。这一特点，在浙江体 现得尤为明显。 浙江的关注点在生产领域。记者注意到，浙江调查项目与调查样本的确定主要考虑三大原则，其中 两个明确提到“浙江实际”。浙江除了尽量按国家要求的试点项目进行调查，满足国家课题研究资料需要 外，就是根据浙江特点，选择优先领域，突出重点，并扩大调查样本，力求对浙江研究具有代表性。 这具体体现在浙江选择的 6 个试点项目上。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所长谭湘萍分析 说，目前绿色 GDP 核算体系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存在着相当多的技术上的困难。有鉴于此，浙江最终选择 的是企事业单位环保支出项目调查、污染引起的家庭清洁和劳务费用增加调查、生活用洁净水替代成本调 查和统计分析、工业用水额外处理手段和设施成本案例调查、固体废物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以及环境污染事 故经济损失调查评估等 6 项。 浙江此次试点对象仅选取了生态环境领域的“三废”，即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并没有涉及耕 地、矿物、森林等资源，生态破坏等内容。“毕竟，对于浙江来说，‘三废’污染的重点在生产领域。这 是目前社会最关注、最迫切的领域。”朱天福认为，浙江省进行的只是局部的绿色 GDP 研究，不是完整意 义上的绿色 GDP，最多只能称之为“浅绿色”GDP。 四川省首次调查了全省所有工业污染源，并依据调查数据建立工业污染源统计动态数据库，为四川 绿色 GDP 试点及排污交易制度等提供较真实全面的第一手数据。 而重庆市则首先把水和环境纳入了绿色 GDP 核算的研究。这是因为：重庆市作为老工业基地，工业 是支柱产业，由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对重庆环境的影响较大。同时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三峡 库区有 78.9％的区县在重庆境内，水资源对重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专家分析说，由于区域资源环境要素的差异，绿色 GDP 的核算不能搞一刀切，必须因地制宜制定科 学合理的标准。 架构立体“火力网”，配套政策也跟上 推行绿色 GDP 试点工作，必须有一系列政策、法律、规划等与之相呼应，形成一个立体“火力网”。 记者了解到，这种“火力网”目前正在迅速形成当中。 四川省 2006 年制定出台了《四川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6 年至 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 提出建设“生态四川”。与绿色 GDP 相似，《纲要》也设计了一系列考核指标，包括环保产业占 GDP 比重、 森林覆盖率、退化土地恢复率、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主要河流年水消耗率、地下水超采率、主要污染物 排放强度、降水 PH 值、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旅游区环境达标率等等，并确定了计算方法，指定了 数据来源单位。 《纲要》将四川省划分为成都平原、盆地丘陵、盆周山地等７个生态建设区，分别开列出优先、限 制、禁止的产业。例如，川西北高原是长江、黄河的重要水源地，规划大力发展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有机食 品；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合理发展畜牧产业及相关产业链；禁止无序开发水能资源；禁 止发展严重破坏沼泽湿地及其水资源涵养功能的产业，禁止侵占湿地开发草场
另据记者了解,四川一些市、县也专门为保护环境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法规,这些法规更加具体 更有针对性。例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专门立法规定水电企业必须保证下游河道不断流。 试点意义:不只是为了核减GDP数字 截至目前,10个试点省市都还没有公布核算结果。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绿色GDP 核算是一个体系,最后的指标固然重要,但对于研究者和决策者来说,过程也很重要 试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0个试点地区的积极参与,本身就是研究成果价值的充分体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试点 省市完成了涵盖30%的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所有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以及3 万份家庭问卷的调查,调查同时涉及除环保和统计部门以外的卫生、农业、水利、城建、交通等相关部门 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开展核算的最坚实的基础。 一搞清污染实物量、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是基础性工作,通过核算,把基础性工作抓起来,为环境 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浙江省尽最大可能扩展了样本量,最后确定调查样本单位约4000家。10个试点省市数据一汇总, 浙江省有效样本单位是全国最多的,占试点调查总样本单位的21.5%。朱天福兴奋地说,一系列付出为分 析浙江环境污染状况、环境治理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核算过程带来许多有用信息,帮助政府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 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相应的,这些部门、地区将成为治理重点。 辽宁省通过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査发现,造纸业是增加值污染扣减指数最高的行业,扣减指数为 60多。换句话说,造纸业创造增加值的60%以上需要拿出来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 环境退化成本算起来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核算表明,在辽宁,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是最值得关 注的,2004年辽宁省城市大气污染造成不少城市居民过早死亡,约2万人因呼吸和循环系统疾病住院,1.1 万人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由于饮用水污染造成农民癌症死亡人数3189人,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约 109.83亿元。 辽宁在试点总结报告中特别写到,“对全省环境退化成本和GDP污染扣减指数有一个初步测算,对 各行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第一次有了透彻的了解,第一次获得了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价值数 深入开掘绿色GDP核算的过程和结果,为环境税收、生态补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政策制 定提供依据 四川省环保局副局长隋川成介绍说,环保部门通过对水、废气的损失初步核算,算出四川省应用治 理成本高达121亿元,占当年GDP的2%左右,而实际治理成本才14亿多元 淡化单纯经济增长指标,增加一系列与绿色GDP相关的环保指标,日渐成为一些地方干部考核制度 呈现的新气象。浙江省委组织部此前刚刚确定的26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中,新增 加了万元GD建设用地增量、万元GDP能耗及降低率、万元GDP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等指标,用政绩考核的杠杆改变官员片面追求GDP的理念 “开展绿色GDP核算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最后的那个绿色GDP值。试点只是起点。”国家环保总局副 局长潘岳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个观点,环境价值的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科学研究本身也是 个不断求证去伪的过程,对这项工作不能期望一步到位。他说,试点工作不能等到所有理论都完善、所 有方法都天衣无缝了再开始 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政策是:“鉴于中国当前环境与资源的严峻形势,无论有多大困难,绿色GDP 的研究与试验工作必须毫不犹豫地向前推进!
另据记者了解，四川一些市、县也专门为保护环境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法规，这些法规更加具体、 更有针对性。例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专门立法规定水电企业必须保证下游河道不断流。 试点意义：不只是为了核减 GDP 数字 截至目前，10 个试点省市都还没有公布核算结果。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绿色 GDP 核算是一个体系，最后的指标固然重要，但对于研究者和决策者来说，过程也很重要。 试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0 个试点地区的积极参与，本身就是研究成果价值的充分体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试点 省市完成了涵盖 30%的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所有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以及 3 万份家庭问卷的调查，调查同时涉及除环保和统计部门以外的卫生、农业、水利、城建、交通等相关部门。 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开展核算的最坚实的基础。 ──搞清污染实物量、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是基础性工作，通过核算，把基础性工作抓起来，为环境 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浙江省尽最大可能扩展了样本量，最后确定调查样本单位约 4000 家。10 个试点省市数据一汇总， 浙江省有效样本单位是全国最多的，占试点调查总样本单位的 21.5％。朱天福兴奋地说，一系列付出为分 析浙江环境污染状况、环境治理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核算过程带来许多有用信息，帮助政府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 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相应的，这些部门、地区将成为治理重点。 辽宁省通过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发现，造纸业是增加值污染扣减指数最高的行业，扣减指数为 60 多。换句话说，造纸业创造增加值的 60％以上需要拿出来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 环境退化成本算起来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核算表明，在辽宁，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是最值得关 注的，2004 年辽宁省城市大气污染造成不少城市居民过早死亡，约２万人因呼吸和循环系统疾病住院，1.1 万人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由于饮用水污染造成农民癌症死亡人数 3189 人，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约 109.83 亿元。 辽宁在试点总结报告中特别写到，“对全省环境退化成本和 GDP 污染扣减指数有一个初步测算，对 各行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第一次有了透彻的了解，第一次获得了经环境污染调整的 GDP 价值数 据。” ———深入开掘绿色 GDP 核算的过程和结果，为环境税收、生态补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政策制 定提供依据。 四川省环保局副局长隋川成介绍说，环保部门通过对水、废气的损失初步核算，算出四川省应用治 理成本高达 121 亿元，占当年 GDP 的 2％左右，而实际治理成本才 14 亿多元。 淡化单纯经济增长指标，增加一系列与绿色 GDP 相关的环保指标，日渐成为一些地方干部考核制度 呈现的新气象。浙江省委组织部此前刚刚确定的 26 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中，新增 加了万元 GDP 建设用地增量、万元 GDP 能耗及降低率、万元 GDP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等指标，用政绩考核的杠杆改变官员片面追求 GDP 的理念。 “开展绿色 GDP 核算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最后的那个绿色 GDP 值。试点只是起点。”国家环保总局副 局长潘岳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个观点，环境价值的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科学研究本身也是 一个不断求证去伪的过程，对这项工作不能期望一步到位。他说，试点工作不能等到所有理论都完善、所 有方法都天衣无缝了再开始。 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政策是：“鉴于中国当前环境与资源的严峻形势，无论有多大困难，绿色 GDP 的研究与试验工作必须毫不犹豫地向前推进！
绿色GDP待闯三道关 本刊记者 试点之前,有人说绿色GDP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面临无数难关 10省市的试点,虽然只是推行绿色GDP长征中的一小步,但却迈出了从理想到现实的一大步 试点不只是探索、创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是试点的目的。10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遭遇的 困惑、困难、困境,对绿色GDP的未来更具启示意义 困惑:不应该敏感的绿色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10省市试点情况,恰遇各省“谈绿色变”的敏感期。某媒体“一些省市要求退 出试点”的报道,把试点省市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样一来,记者到相关部门的采访要求,有的被婉 拒,有的被敷衍 公允地讲,试点省市至少不应该是首先被批评的对象。试点之初,国家课题组原本设想在全国各地 区选择代表省份参加。自愿报名的结果是,西北地区省份无一参加。不参加或者“只做不说”,暗含这样 个信息:绿色GDP在有些地方并未得到完全认同 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 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要随之改变,同时由于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也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 降。目前,许多地方仍然唯GDP至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要进行绿色GDP核算,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做不做”的问题上,有些地方由于观念陈旧选择了放弃。而试点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遇 到了“心魔”。地方统计部门普遍反映,由于对环境业务不熟悉而“感到无从下手”、“感到任务不明确”。 由于调查统计工作琐碎、繁难,一些地方工作人员感叹:课题中最为繁重和基础工作的调查由我们地方来 做,我们提供基础数据,国家课题组则计算这些数据 国家环保总局一位领导对地方在试点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做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从好奇到怀疑、从 期望到失望、从信心百倍到赶快交差 目前,各试点省市的核算工作已经结束,正在接受国家课题组的验收。有媒体报道,有的试点省已 经表态“初步决定不参加验收”。而核算的具体结果,到目前为止,10个试点省市还没有一家公开发布 关于没有发布的原因,试点省市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公布数字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经过核 算,某某年GDP的5%要扣除掉’,这个数字能说明什么呢?”二是对于公布结果有顾虑。认为当我们把 个新砝码加进去的时候,在看到正面效果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负面效果。在污染损失评价中,人为 操纵的空间过大,一些地方官可能会为了出政绩,既不专心抓发展,也不专心抓环保,而是跑到评估单位 “攻关”去了,绿色GDP的执行结果可能出现偏差 困难:事非经过不知难 其实,在绿色GDP试点之前,有许多困难是可以预料到的,比如理论不完善、没有可借鉴经验、数 据不全、资源环境难以估价等等。即使国家课题组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在地方具体试点过程中 个又一个现实问题还是不断摆在面前等待解决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此次试点工作,其经费来源是中央和地方各自筹集、各自负担。国家课题 组估算地方核算经费大约在100万元160万元之间,在试点过程中,落实经费成为开展核算工作必须解决 的首要问题
绿色 GDP 待闯三道关 本刊记者 试点之前，有人说绿色 GDP 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面临无数难关。 10 省市的试点，虽然只是推行绿色 GDP 长征中的一小步，但却迈出了从理想到现实的一大步。 试点不只是探索、创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是试点的目的。10 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遭遇的 困惑、困难、困境，对绿色 GDP 的未来更具启示意义。 困惑：不应该敏感的绿色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 10 省市试点情况，恰遇各省“谈绿色变”的敏感期。某媒体“一些省市要求退 出试点”的报道，把试点省市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样一来，记者到相关部门的采访要求，有的被婉 拒，有的被敷衍。 公允地讲，试点省市至少不应该是首先被批评的对象。试点之初，国家课题组原本设想在全国各地 区选择代表省份参加。自愿报名的结果是，西北地区省份无一参加。不参加或者“只做不说”，暗含这样 一个信息：绿色 GDP 在有些地方并未得到完全认同。 绿色 GDP 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 GDP，人们心中的 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要随之改变，同时由于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也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 降。目前，许多地方仍然唯 GDP 至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要进行绿色 GDP 核算，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做不做”的问题上，有些地方由于观念陈旧选择了放弃。而试点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遇 到了“心魔”。地方统计部门普遍反映，由于对环境业务不熟悉而“感到无从下手”、“感到任务不明确”。 由于调查统计工作琐碎、繁难，一些地方工作人员感叹：课题中最为繁重和基础工作的调查由我们地方来 做，我们提供基础数据，国家课题组则计算这些数据。 国家环保总局一位领导对地方在试点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做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从好奇到怀疑、从 期望到失望、从信心百倍到赶快交差。 目前，各试点省市的核算工作已经结束，正在接受国家课题组的验收。有媒体报道，有的试点省已 经表态“初步决定不参加验收”。而核算的具体结果，到目前为止，10 个试点省市还没有一家公开发布。 关于没有发布的原因，试点省市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公布数字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经过核 算，某某年 GDP 的 5％要扣除掉’，这个数字能说明什么呢？”二是对于公布结果有顾虑。认为当我们把 一个新砝码加进去的时候，在看到正面效果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负面效果。在污染损失评价中，人为 操纵的空间过大，一些地方官可能会为了出政绩，既不专心抓发展，也不专心抓环保，而是跑到评估单位 “攻关”去了，绿色 GDP 的执行结果可能出现偏差。 困难：事非经过不知难 其实，在绿色 GDP 试点之前，有许多困难是可以预料到的，比如理论不完善、没有可借鉴经验、数 据不全、资源环境难以估价等等。即使国家课题组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在地方具体试点过程中，一 个又一个现实问题还是不断摆在面前等待解决。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此次试点工作，其经费来源是中央和地方各自筹集、各自负担。国家课题 组估算地方核算经费大约在 100 万元~160 万元之间，在试点过程中，落实经费成为开展核算工作必须解决 的首要问题
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朱天福说,国家课题组的预算编制是一份标准的学术课题的经费 预算模式,都是些“劳务费、交通通信费、印刷复印费”,并没有考虑到试点调查过程中的实际难处。由 于财政厅对绿色GDP核算这个新生事物不了解,只拨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仅够省一级的,下面经费还 自行筹备。目前,一些省市明确表示不再参加2007年的试点工作,其理由正是“经费不足” 对于绿色GDP核算而言,取得真实、详细的数据是最基础的工作,遇到的难题也最多。“拿到一个 数据很不容易,即使是环保部门下面的监测站,我们去拿数据也要做很多协商工作,按说这些数据都应是 公开的。”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感叹道 辽宁在试点过程中反映,由于绿色GDP的基础支撑数据还不完善,难以满足调查和核算需要。比如 大气健康和水农业调查的数据没有达到设想要求,对关键技术参数的确定带来很大难度,个别指标只是在 省级层面,不能分解到各市,也影响了核算的质量。 大量需要直接测量的原始数据采集难度更大。一些调查方案不够细化或者过于完美,在实际工作中 需要不断调整、完善,对地方调査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由于“难度很大或者设计比较偏向理想化”等 素,浙江最终没有开展建筑类型与材料存量调查、水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 研究等3个项目 “打个比方说吧,建筑类型调查即便仅在杭州进行,按照1%的样本量,大致就需要调查人员数清 楚20个小区的每一个窗户、墙面等:再如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建立起模型至少需要搜集到一些医疗机构近 10年的档案资料,难度可以想象。”朱天福说 各省在试点过程遇到的另一普遍性问题是人才问题。由于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环保领域的问题比 较陌生,实际工作中感到难度很大。为此,国家课题组先后对地方工作人员进行了三次技术培训。王金南 形容这个过程是“边培训、边核算、边总结、边提高”。另外,由于地方统计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人手不 够也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困境:绿色GDP不能“孤军取胜” 环保是一项大战略,绿色GDP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要发挥作用不能“孤军取胜”。国家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除了东部各省,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让他们 心甘情愿地开展绿色GDP核算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推动。” 绿色GDP核算的相关制度建设对保证核算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而现实中,绿色核算的制度安排基 本空白。亟待建立的相关制度包括:资源环境统计制度、相关标准法规制度、核算工作制度,以及研究如 何利用绿色GDP核算过程和结果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如环境税收、环境补偿,尤其是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 度等 绿色GDP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土资源、水利、林业、环境、海洋、农业、卫生、建设、统 计等多个部门,因此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亟待建立。多个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合作得好,可以发挥各 部门的优势:合作不好,难免相互掣肘,工作就难以开展。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就曾遇到环保与统计两个 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 绿色核算不是目的,不是通过绿色核算就可以实现科学发展,还有大量实实在在工作需要做。微观 上,要提高公民参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程度,对企业经营活动要有一个资源环境评估,提倡循环经济模式 限制破坏性生产。宏观上,绿色核算的数据和信息要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为经济决策提供参考,为区 发展重新定位,为产业调整、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管理提供背景资料和技术支撑。?莰 (专题策划、编辑:颜彦、秦交锋/采写:傅丕毅张非非田刚岳德亮陈孟阳张淼淼邹兰葛如江马 姝瑞徐旭忠) 2007年第二期专题报道 “煤炭新政”调查报告
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朱天福说，国家课题组的预算编制是一份标准的学术课题的经费 预算模式，都是些“劳务费、交通通信费、印刷复印费”，并没有考虑到试点调查过程中的实际难处。由 于财政厅对绿色 GDP 核算这个新生事物不了解，只拨了 100 万元，而这些钱仅够省一级的，下面经费还得 自行筹备。目前，一些省市明确表示不再参加 2007 年的试点工作，其理由正是“经费不足”。 对于绿色 GDP 核算而言，取得真实、详细的数据是最基础的工作，遇到的难题也最多。“拿到一个 数据很不容易，即使是环保部门下面的监测站，我们去拿数据也要做很多协商工作，按说这些数据都应是 公开的。”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感叹道。 辽宁在试点过程中反映，由于绿色 GDP 的基础支撑数据还不完善，难以满足调查和核算需要。比如 大气健康和水农业调查的数据没有达到设想要求，对关键技术参数的确定带来很大难度，个别指标只是在 省级层面，不能分解到各市，也影响了核算的质量。 大量需要直接测量的原始数据采集难度更大。一些调查方案不够细化或者过于完美，在实际工作中 需要不断调整、完善，对地方调查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由于“难度很大或者设计比较偏向理想化”等因 素，浙江最终没有开展建筑类型与材料存量调查、水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 研究等 3 个项目。 “打个比方说吧，建筑类型调查即便仅在杭州进行，按照 1％的样本量，大致就需要调查人员数清 楚 20 个小区的每一个窗户、墙面等；再如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建立起模型至少需要搜集到一些医疗机构近 10 年的档案资料，难度可以想象。”朱天福说。 各省在试点过程遇到的另一普遍性问题是人才问题。由于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环保领域的问题比 较陌生，实际工作中感到难度很大。为此，国家课题组先后对地方工作人员进行了三次技术培训。王金南 形容这个过程是“边培训、边核算、边总结、边提高”。另外，由于地方统计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人手不 够也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困境：绿色 GDP 不能“孤军取胜” 环保是一项大战略，绿色 GDP 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要发挥作用不能“孤军取胜”。国家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除了东部各省，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让他们 心甘情愿地开展绿色 GDP 核算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推动。” 绿色 GDP 核算的相关制度建设对保证核算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而现实中，绿色核算的制度安排基 本空白。亟待建立的相关制度包括：资源环境统计制度、相关标准法规制度、核算工作制度，以及研究如 何利用绿色 GDP 核算过程和结果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如环境税收、环境补偿，尤其是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 度等。 绿色 GDP 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土资源、水利、林业、环境、海洋、农业、卫生、建设、统 计等多个部门，因此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亟待建立。多个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合作得好，可以发挥各 部门的优势；合作不好，难免相互掣肘，工作就难以开展。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就曾遇到环保与统计两个 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 绿色核算不是目的，不是通过绿色核算就可以实现科学发展，还有大量实实在在工作需要做。微观 上，要提高公民参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程度，对企业经营活动要有一个资源环境评估，提倡循环经济模式， 限制破坏性生产。宏观上，绿色核算的数据和信息要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为经济决策提供参考，为区域 发展重新定位，为产业调整、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管理提供背景资料和技术支撑。?莰 （专题策划、编辑：颜彦、秦交锋 /采写：傅丕毅 张非非 田刚 岳德亮 陈孟阳 张淼淼 邹兰 葛如江 马 姝瑞 徐旭忠） 2007 年第二期专题报道 “煤炭新政”调查报告
编者按: 2006年是我国煤炭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从2006年10月起,一场变煤炭资源 无偿划拨”为“有偿使用”的改革在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贵州、陕西等8个煤 炭主产省(区)试点推进。试点省(区)开始探索煤炭资源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这标志着我国 矿产权改革的序幕己然拉起。 早在两年前,山西省在全国就率先启动煤炭采矿权改革。煤炭资源全面推行有偿化使用,就是要 变“双轨”为“单轨”,真正让市场在配置矿产资源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煤炭矿产权益的综合改革 也是我国煤炭生产力布局的一次调整。这项工作牵涉面大、利益关系复杂,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受到各种各 样的阻力。 可喜的是,在试点地区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改革还是消融了层层坚冰,挺进实质操作阶段。从改 革启动较早的试点地区来看,基本上达到了保护煤炭资源、提高行业素质、促进安全生产、方便政府监管 的作用。当然,试点工作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解决 “资源终有价,矿权新归属”,这是一场涉及产权分配的复杂利益调整。这次改革,怎样终结煤炭 资源开发中的种种顽疾,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共嬴?请看本刊记者从试点 地区带来的调查报告。 改革试点取得突破 本刊记者王炤坤储国强刘军陈忠华 积弊催生“煤炭新政” 2006年9月30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关于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 就在方案出台之前的20天,国土资源部委托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举办了一场探矿权拍卖会,以27 亿元的高价成功拍卖3处煤炭探矿权,创下全国探矿权单次拍卖成交额最高纪录,为我国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试水”描下了浓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笔 矿产资源的主要特征是其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矿产资源是有价格的,而且出让的方式应当通过市 场形成价格,找到受让方。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实行的是行政无偿划拨制度,直到上个世纪末才 实行了新增资源的“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而此前已经出让的庞大矿产资源价值仍然处于“零价格” 由此形成“无偿划拨”和“有偿使用”双轨并存的矿产权配置制度。 些地方煤炭开采之“乱”,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煤炭开采双轨并存的“乱相”。 除了国有煤矿以外,山西相当多的煤矿所有权、经营权和采矿权归属主体不明晰,而“三权合一” 的煤矿更少,多数煤矿处于“三权分离”状态。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省响应国家“有水快流”的号召,开始走大办小煤矿之路。管理最无 序的时候,凡是能在县、(地)市煤管部门找一个批文的,都能开煤矿。 记者在晋北煤炭大县左云县了解到,该县几年内在1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竟开了480多座小煤矿, 许多小煤矿的井田面积不到0.5平方公里。山西省煤矿总数在最多的时候达9000多个 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各地中小煤矿的投资主体和所有权性质十分混乱:市、县、乡政府投资的 社会单位投资的,村集体投资的,乡村联营的,社会单位与乡村联营的,军办煤矿移交地方的,外地公司 在山西投资办矿的,还有极个别的个人办矿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煤炭价格掉进低谷。除个别乡村煤矿仍由集体经营以外,多数地方中小煤 矿通过承包、租赁、托管、改制等形式,转为个人经营。由于国家产业政策和法规没有明确煤矿是否允许 个人投资、经营。不少地方为了绕开这个敏感问题,给个人承包煤矿派出了由政府或集体任命的矿长当法
编者按： 2006 年是我国煤炭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从 2006 年 10 月起，一场变煤炭资源 “无偿划拨”为“有偿使用”的改革在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贵州、陕西等８个煤 炭主产省（区）试点推进。试点省（区）开始探索煤炭资源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这标志着我国 矿产权改革的序幕已然拉起。 早在两年前，山西省在全国就率先启动煤炭采矿权改革。煤炭资源全面推行有偿化使用，就是要 变“双轨”为“单轨”，真正让市场在配置矿产资源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煤炭矿产权益的综合改革， 也是我国煤炭生产力布局的一次调整。这项工作牵涉面大、利益关系复杂，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受到各种各 样的阻力。 可喜的是，在试点地区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改革还是消融了层层坚冰，挺进实质操作阶段。从改 革启动较早的试点地区来看，基本上达到了保护煤炭资源、提高行业素质、促进安全生产、方便政府监管 的作用。当然，试点工作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解决。 “资源终有价，矿权新归属”，这是一场涉及产权分配的复杂利益调整。这次改革，怎样终结煤炭 资源开发中的种种顽疾，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共赢？请看本刊记者从试点 地区带来的调查报告。 改革试点取得突破 本刊记者 王炤坤 储国强 刘军 陈忠华 积弊催生“煤炭新政” 2006 年 9 月 30 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关于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 就在方案出台之前的 20 天，国土资源部委托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举办了一场探矿权拍卖会，以 27 亿元的高价成功拍卖 3 处煤炭探矿权，创下全国探矿权单次拍卖成交额最高纪录，为我国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试水”描下了浓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笔。 矿产资源的主要特征是其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矿产资源是有价格的，而且出让的方式应当通过市 场形成价格，找到受让方。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实行的是行政无偿划拨制度，直到上个世纪末才 实行了新增资源的“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而此前已经出让的庞大矿产资源价值仍然处于“零价格”。 由此形成“无偿划拨”和“有偿使用”双轨并存的矿产权配置制度。 一些地方煤炭开采之“乱”，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煤炭开采双轨并存的“乱相”。 除了国有煤矿以外，山西相当多的煤矿所有权、经营权和采矿权归属主体不明晰，而“三权合一” 的煤矿更少，多数煤矿处于“三权分离”状态。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山西省响应国家“有水快流”的号召，开始走大办小煤矿之路。管理最无 序的时候，凡是能在县、（地）市煤管部门找一个批文的，都能开煤矿。 记者在晋北煤炭大县左云县了解到，该县几年内在 100 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竟开了 480 多座小煤矿， 许多小煤矿的井田面积不到 0.5 平方公里。山西省煤矿总数在最多的时候达 9000 多个。 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各地中小煤矿的投资主体和所有权性质十分混乱：市、县、乡政府投资的， 社会单位投资的，村集体投资的，乡村联营的，社会单位与乡村联营的，军办煤矿移交地方的，外地公司 在山西投资办矿的，还有极个别的个人办矿。 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煤炭价格掉进低谷。除个别乡村煤矿仍由集体经营以外，多数地方中小煤 矿通过承包、租赁、托管、改制等形式，转为个人经营。由于国家产业政策和法规没有明确煤矿是否允许 个人投资、经营。不少地方为了绕开这个敏感问题，给个人承包煤矿派出了由政府或集体任命的矿长当法
人代表。其职责是在各种证件上挂名,参加政府的各种会议,应付各种检查,实际根本不行使任何管理权 煤矿实际控制者是承包人即矿主,他是投资人也是受益人,是真正的老板,但又不能走到前台。 中小煤矿多年来层层转手,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不断变更,形成了十分复杂的产权关系。这种局 面带来以下相互关联的问题 其一是煤矿经营短期意识和粗放经营方式。由于煤矿投资者和经营者未必是所有者,产业政策又 缺乏连续性,大部分经营者抱着“短期干、凑合干”的心理,不居投资搞技改,生产方式原始落后 其二,煤炭资源浪费严重。小煤矿的资源回采率只能达到15%至30%,且弃瘦采肥,越层越界开 其三,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由于小煤矿安全投入严重欠账,工人不经过培训违规操作,这几 年的重特大安全事故90%以上发生在中小煤矿。最近几年,各地重大事故发生后,常常发生矿主逃逸、矿 长坐牢、而对死难矿工善后处理由政府“埋单”的尴尬事情。如何对小煤矿实行有效监管成为煤炭产区政 府面临的一道棘手难题 由于煤炭开发秩序混乱,能源产区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地处神府一东胜煤田腹地的上漫赖村,经过 多年高强度开采塌陷问题日渐凸现,矿区群众与矿老板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2006年两会期间,这一地区 千秋煤矿塌陷区的部分农民组织起来拦在煤矿窑口,煤矿被迫停产。3月11日晩上,农民们开始轮流值守。 晚上快9点的时候,四五十名矿工在矿主的指使下集合起来,冲向正在“值班”的农民。这一事件中 位50岁的农妇竟被活活打死 “资源整合”、“有偿使用”:两个轮子一起推 为解决上述问题,早在两年前,山西省在全国率先启动煤炭采矿权改革, 2004年4月,临汾市梁家河煤矿发生重特大爆炸事故,又出现了“无人负责”的情况。这使得山 西省下决心推进煤矿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关系,促进采矿权、经营权和所有权合一,探索安全生产、资源 节约和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山西省政府通过调研认定,阻碍“三权合一”的关键点在于采矿权,只要确定采矿权向真正的投 资人(不是证照上挂名的投资人)或实际经营者靠拢,主要是促成采矿权人与现有经营权人合一,就能逐 步理顺煤矿的产权关系。解决这一问题的抓手就是对现有的多、 乱的矿井资源进行整合,全面推 行资源有偿使用,重新设定新的采矿权及采矿权主体 山西省首先在临汾市试点一年。2006年6月,省长于幼军签发政府令颁布《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 使用办法》。山西省资源整合的目标是:各市煤矿数量减少30%以上,重点产煤县淘汰年产9万吨以下煤 矿,2010年,年产30万吨的矿井要占到90%以上:资源整合中新增资源面积不超过10%,新增生产能力 不超过10%:整合后的煤矿全部实现壁式开采,煤矿综合回采率达到60%。资源整合工作由县政府组织国 土、煤炭、安监、工商等部门和中介评估单位,进行资源开采实测后,编制规划和方案,由县、市、省逐 层上报 煤炭资源经过整合后,一律实行使用权有偿取得制度。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管处负责人说,新批 资源除了优先给国家鼓励的重点产业如煤化工业配套煤炭资源以外,一律实行公开竞价出让。对1998年以 前未实行资源有偿使用的煤矿,要按核定的煤炭储量补缴资源价款。 山西省煤管局综合处处长苗还利介绍,目前,全省首批实施煤炭资源整合的60个主要产煤县市中, 已有52个县市的方案得到批准,压减矿井比重达到了32.6%。30个非主要产煤县的工作也已经启动。资 源整合后的煤矿按照核定后的投资人,在企业组织形式上登记为公司法人,从而也成为变更后新的采矿权 主体。由此可望实现投资人(所有权)、经营者(经营权)与采矿权人(采矿权)最大化的一致, 先易后难,改革逐步推开
人代表。其职责是在各种证件上挂名，参加政府的各种会议，应付各种检查，实际根本不行使任何管理权； 煤矿实际控制者是承包人即矿主，他是投资人也是受益人，是真正的老板，但又不能走到前台。 中小煤矿多年来层层转手，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不断变更，形成了十分复杂的产权关系。这种局 面带来以下相互关联的问题： 其一是煤矿经营短期意识和粗放经营方式。由于煤矿投资者和经营者未必是所有者，产业政策又 缺乏连续性，大部分经营者抱着“短期干、凑合干”的心理，不愿投资搞技改，生产方式原始落后。 其二，煤炭资源浪费严重。小煤矿的资源回采率只能达到 15％至 30％，且弃瘦采肥，越层越界开 采。 其三，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由于小煤矿安全投入严重欠账，工人不经过培训违规操作，这几 年的重特大安全事故 90％以上发生在中小煤矿。最近几年，各地重大事故发生后，常常发生矿主逃逸、矿 长坐牢、而对死难矿工善后处理由政府“埋单”的尴尬事情。如何对小煤矿实行有效监管成为煤炭产区政 府面临的一道棘手难题。 由于煤炭开发秩序混乱，能源产区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地处神府－东胜煤田腹地的上漫赖村，经过 多年高强度开采塌陷问题日渐凸现，矿区群众与矿老板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2006 年两会期间，这一地区 千秋煤矿塌陷区的部分农民组织起来拦在煤矿窑口，煤矿被迫停产。3 月 11 日晚上，农民们开始轮流值守。 晚上快 9 点的时候，四五十名矿工在矿主的指使下集合起来，冲向正在“值班”的农民。这一事件中，一 位 50 岁的农妇竟被活活打死。 “资源整合”、“有偿使用”：两个轮子一起推 为解决上述问题，早在两年前，山西省在全国率先启动煤炭采矿权改革。 2004 年４月，临汾市梁家河煤矿发生重特大爆炸事故，又出现了“无人负责”的情况。这使得山 西省下决心推进煤矿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关系，促进采矿权、经营权和所有权合一，探索安全生产、资源 节约和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山西省政府通过调研认定，阻碍“三权合一”的关键点在于采矿权，只要确定采矿权向真正的投 资人（不是证照上挂名的投资人）或实际经营者靠拢，主要是促成采矿权人与现有经营权人合一，就能逐 步理顺煤矿的产权关系。解决这一问题的抓手就是对现有的多、小、散、乱的矿井资源进行整合，全面推 行资源有偿使用，重新设定新的采矿权及采矿权主体。 山西省首先在临汾市试点一年。2006 年６月，省长于幼军签发政府令颁布《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 使用办法》。山西省资源整合的目标是：各市煤矿数量减少 30％以上，重点产煤县淘汰年产９万吨以下煤 矿，2010 年，年产 30 万吨的矿井要占到 90％以上；资源整合中新增资源面积不超过 10％，新增生产能力 不超过 10％；整合后的煤矿全部实现壁式开采，煤矿综合回采率达到 60％。资源整合工作由县政府组织国 土、煤炭、安监、工商等部门和中介评估单位，进行资源开采实测后，编制规划和方案，由县、市、省逐 层上报。 煤炭资源经过整合后，一律实行使用权有偿取得制度。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管处负责人说，新批 资源除了优先给国家鼓励的重点产业如煤化工业配套煤炭资源以外，一律实行公开竞价出让。对 1998 年以 前未实行资源有偿使用的煤矿，要按核定的煤炭储量补缴资源价款。 山西省煤管局综合处处长苗还利介绍，目前，全省首批实施煤炭资源整合的 60 个主要产煤县市中， 已有 52 个县市的方案得到批准，压减矿井比重达到了 32.6％。30 个非主要产煤县的工作也已经启动。资 源整合后的煤矿按照核定后的投资人，在企业组织形式上登记为公司法人，从而也成为变更后新的采矿权 主体。由此可望实现投资人（所有权）、经营者（经营权）与采矿权人（采矿权）最大化的一致。 先易后难，改革逐步推开
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涉及煤矿产权归属,事关国家矿产资源保值增值。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试点 地区在推进中,把握了这样几个关键点 尊重现有产权关系,理顺投资人、经营者和采矿权的利益关系。鼓励通过股份制建立规 的公司。比如,山西在资源价款的收取方式上,对过去通过行政无偿审批方式取得采矿权的国有煤矿,其 采矿权价款转为国有资本金:对过去无偿取得的非国有煤矿采矿权,如资源量较多、规模较大的煤矿, 政府与采矿权人和投资人协商同意的基础上,可将采矿权价款全部或部分转为国有资本金,形成国有控股 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 充分考虑到煤炭资源的保护开发和价值增值,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山西省规定,对资源 量较少、规模较小而且难以整合的煤矿,采取“资源一次划定,分期分段出让,价款随行就市”的办法 同时规定,在整合过程中,年产30万吨以下的不准整合已关闭煤矿和其他空白资源 向基层倾斜,为煤矿和矿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留下较充裕的资金。山西省在资源价款的分 配比例上规定:按照省、市、县3:2:5的比例分配,资源整合中通过公开竞价出让的采矿权价款,按 照2:3:5分配。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管处处长刘书勇说,这个比例充分考虑到了煤矿和矿区农村的可 持续发展。县级分成的采矿权价款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对煤矿企业所涉及乡镇、村生态环境治理、发展公 益事业,维护农村原有办矿利益,对合法矿井关闭的补偿等等。 “三权合一”带来体制的历史性突破 “缴了资源价款,资源给咱划定,采矿权人也是我们投资人的,这回吃了‘定心丸’,煤矿真正是我 们的了!”山西省乡宁县几位个体煤矿主对记者“扬眉吐气”地说,“咱得当自家的光景过!” 由于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采矿权“三权合一”,煤炭企业在真正意义上成了资源和资产的控制 者,解决了“资源归谁采、煤矿归谁开、责任归谁负”等敏感问题。煤炭资源全面推行有偿化使用,就是 要变“双轨”为“单轨”,真正让市场在配置矿产资源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从山西等试点省份的运行情况看,煤炭资源“有偿化使用”改革与“三年解决小煤矿问题”、“促 进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试点”配套推进,将大大优化煤炭行业的生产力布局和生产力水平。同时,这场以 炭“两权”(探矿、采矿权)改革为发端的矿产权市场化改革将在多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煤炭煤矿产权明晰后,大量中小煤矿的实际控制人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成了名副其实的法 人代表,这从法律上确立了他们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政府的监管从此可以直达监管对象,不会再被那 些“名义矿长”和“挂名法人代表”架空 -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后,还将从根本上解决掠夺式开采和资源浪费问题,合理开采、珍惜资 源成了一些企业的自觉选择。产权敲定大大刺激了小煤矿改革采煤方法的积极性。据记者了解,仅山西临 汾市就投入了60亿元进行采煤方法改造,由房柱式向壁式、由炮采向机械综采快速转变。乡宁县国土资源 局局长刘波说,产杈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浪费资源问题,小煤矿回采率提高了一倍多,煤矿开始科学规划 合理开采 资源有偿使用还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长期以来十分庞大的矿产资源 无价格,产权归属不明确,不能完全进入要素市场。采矿权改革使资源有了价格成为商品,产权有了明确 的边界,从而能无障碍地进入市场配置。比如,煤炭“两权”改革突破了过去行政无偿划拨制度下形成的 煤炭企业“资源画地为牢,资产无法作价”的困境。不少有识之士苦心构想的“煤炭资源资产化、采矿权 利股份化、企业经营集团化”开始变成现实。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局长王守祯说,“煤矿经营集团化势头明 显加快”。 试点中三大问题令人关注
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涉及煤矿产权归属，事关国家矿产资源保值增值。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试点 地区在推进中，把握了这样几个关键点： ———尊重现有产权关系，理顺投资人、经营者和采矿权的利益关系。鼓励通过股份制建立规范 的公司。比如，山西在资源价款的收取方式上，对过去通过行政无偿审批方式取得采矿权的国有煤矿，其 采矿权价款转为国有资本金；对过去无偿取得的非国有煤矿采矿权，如资源量较多、规模较大的煤矿，在 政府与采矿权人和投资人协商同意的基础上，可将采矿权价款全部或部分转为国有资本金，形成国有控股 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 ———充分考虑到煤炭资源的保护开发和价值增值，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山西省规定，对资源 量较少、规模较小而且难以整合的煤矿，采取“资源一次划定，分期分段出让，价款随行就市”的办法。 同时规定，在整合过程中，年产 30 万吨以下的不准整合已关闭煤矿和其他空白资源。 ———向基层倾斜，为煤矿和矿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留下较充裕的资金。山西省在资源价款的分 配比例上规定：按照省、市、县３∶２∶５的比例分配，资源整合中通过公开竞价出让的采矿权价款，按 照２∶３∶５分配。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管处处长刘书勇说，这个比例充分考虑到了煤矿和矿区农村的可 持续发展。县级分成的采矿权价款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对煤矿企业所涉及乡镇、村生态环境治理、发展公 益事业，维护农村原有办矿利益，对合法矿井关闭的补偿等等。 “三权合一”带来体制的历史性突破 “缴了资源价款，资源给咱划定，采矿权人也是我们投资人的，这回吃了‘定心丸’，煤矿真正是我 们的了！”山西省乡宁县几位个体煤矿主对记者“扬眉吐气”地说，“咱得当自家的光景过！” 由于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采矿权“三权合一”，煤炭企业在真正意义上成了资源和资产的控制 者，解决了“资源归谁采、煤矿归谁开、责任归谁负”等敏感问题。煤炭资源全面推行有偿化使用，就是 要变“双轨”为“单轨”，真正让市场在配置矿产资源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从山西等试点省份的运行情况看，煤炭资源“有偿化使用”改革与“三年解决小煤矿问题”、“促 进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试点”配套推进，将大大优化煤炭行业的生产力布局和生产力水平。同时，这场以 煤炭“两权”（探矿、采矿权）改革为发端的矿产权市场化改革将在多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煤炭煤矿产权明晰后，大量中小煤矿的实际控制人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成了名副其实的法 人代表，这从法律上确立了他们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政府的监管从此可以直达监管对象，不会再被那 些“名义矿长”和“挂名法人代表”架空。 ———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后，还将从根本上解决掠夺式开采和资源浪费问题，合理开采、珍惜资 源成了一些企业的自觉选择。产权敲定大大刺激了小煤矿改革采煤方法的积极性。据记者了解，仅山西临 汾市就投入了 60 亿元进行采煤方法改造，由房柱式向壁式、由炮采向机械综采快速转变。乡宁县国土资源 局局长刘波说，产权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浪费资源问题，小煤矿回采率提高了一倍多，煤矿开始科学规划、 合理开采。 ———资源有偿使用还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长期以来十分庞大的矿产资源 无价格，产权归属不明确，不能完全进入要素市场。采矿权改革使资源有了价格成为商品，产权有了明确 的边界，从而能无障碍地进入市场配置。比如，煤炭“两权”改革突破了过去行政无偿划拨制度下形成的 煤炭企业“资源画地为牢，资产无法作价”的困境。不少有识之士苦心构想的“煤炭资源资产化、采矿权 利股份化、企业经营集团化”开始变成现实。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局长王守祯说，“煤矿经营集团化势头明 显加快”。 试点中三大问题令人关注
本刊记者 我国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试点省区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的进展与成绩令人欣慰。但是 与此同时,试点过程中所引发的三方面问题同样令人关注,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关注一:改革方案要科学配套,避免引发后遗症 山西省临汾市是最早进行改革试点的,但其试点进程困难而缓慢。在近两年的试点过程中,由于改 革方案不够科学,操作不当引发了很多后遗症。改革试点初期,临汾市在没有对煤矿储量实施详细核査的 情况下,仅就采矿许可证上载明的储量收取资源价款,引起了部分矿主不满。不仅如此,急躁冒进的改革 还引发了政策“夹生饭” 2004年,临汾市在采矿权改革方案出台两个多月,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为了促使全市500多 座已经停产的煤矿上缴煤炭资源价款,采取了“以小激大”的策略。临汾市向一批小煤矿承诺,只要按照 要求进行采煤方法改革,就允许其缴纳价款、明晰产权,发放新的采矿权证。这一举措当然得到了“死里 逃生”的小煤矿的积极响应,为了能够在整合中求生,临汾市很多小煤矿投入巨资进行了采煤方法改革。 时间许多小矿踊跃缴纳资源价款,致使缴纳价款的煤矿数量最终突破了当时预计的350家。 如今,因为交了采矿权价款而被“放生”的小煤矿,很多由于达不到山西省出台的整合标准已经面 临关闭。临汾市国土资源局矿管科科长杨拽奎说,当初为推进改革所采取的“以小激大”的策略,造成了 现在压减关闭小煤矿的难度加大,市政府无法完成省里下达的煤炭资源整合任务。杨拽奎说:“现在如果 关闭这些煤矿,不仅事关政府信誉,而且还得赔偿他们的巨额采改费用。” 关注二:八种傾向要避免 由于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牵涉面大,利益关系复杂,因此各地在坚持推进煤炭资源整合与 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相结合的过程,碰到了很多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亟须解决。 倾向一:生拉硬扯,搞拉郎配式的整合。煤炭资源整合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的工作,从方 案制订、批复到具体实施,县、市政府层层负责。这个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政府一厢情愿搞“拉郎配” 问题。 倾向二:小煤矿在整合中逃避关闭。这是一个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山西省2006年入冬以来发生 的多起特大矿难,都是那种在国家或省里规定的关停线以下的“小煤矿”。这些不法矿主打通各种关节 虛假核定生产能力,虚假申报资源储量,结果“该死未死”,在资源整合中摇身一变成单独保留煤矿,当 地煤炭、国土部门糊里糊涂收了资源有偿使用价款。 倾向三:非法煤矿在整合中“借尸还魂”。还有些证照不全、证照过期或者安全隐患十分严重的煤 矿,本来属于关闭之列。在整合过程中,这些小煤矿或者傍大矿成为整合对象,或者动员当地各方利益集 团以各种理由参与整合,趁机“借尸还魂”。 倾向四:资源有偿使用中“一女嫁二夫”。煤炭资源的地质分布大都按照地质结构分层次分布, 煤炭埋藏深厚的地方,还存在把同一块煤田的不同层次的资源冋时岀让给不同的矿产杈人,收取资源价款 业内称作“一女嫁二夫”现象。这种现象容易造成越界开采,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倾向五:以小吃大“逆整合”。在一些地方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在执行政策时有些政府官员和职 能部门负责人不做详细调査,甚至个别人以权谋私,竟然炮制出“小矿吃掉大矿、旧矿兼并新矿”的整合 方案,引起当地人强烈不满
本刊记者 我国煤炭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试点省区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的进展与成绩令人欣慰。但是 与此同时，试点过程中所引发的三方面问题同样令人关注，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关注一：改革方案要科学配套，避免引发后遗症 山西省临汾市是最早进行改革试点的，但其试点进程困难而缓慢。在近两年的试点过程中，由于改 革方案不够科学，操作不当引发了很多后遗症。改革试点初期，临汾市在没有对煤矿储量实施详细核查的 情况下，仅就采矿许可证上载明的储量收取资源价款，引起了部分矿主不满。不仅如此，急躁冒进的改革 还引发了政策“夹生饭”。 2004 年，临汾市在采矿权改革方案出台两个多月，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为了促使全市 500 多 座已经停产的煤矿上缴煤炭资源价款，采取了“以小激大”的策略。临汾市向一批小煤矿承诺，只要按照 要求进行采煤方法改革，就允许其缴纳价款、明晰产权，发放新的采矿权证。这一举措当然得到了“死里 逃生”的小煤矿的积极响应，为了能够在整合中求生，临汾市很多小煤矿投入巨资进行了采煤方法改革。 一时间许多小矿踊跃缴纳资源价款，致使缴纳价款的煤矿数量最终突破了当时预计的 350 家。 如今，因为交了采矿权价款而被“放生”的小煤矿，很多由于达不到山西省出台的整合标准已经面 临关闭。临汾市国土资源局矿管科科长杨拽奎说，当初为推进改革所采取的“以小激大”的策略，造成了 现在压减关闭小煤矿的难度加大，市政府无法完成省里下达的煤炭资源整合任务。杨拽奎说：“现在如果 关闭这些煤矿，不仅事关政府信誉，而且还得赔偿他们的巨额采改费用。” 关注二：八种倾向要避免 由于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牵涉面大，利益关系复杂，因此各地在坚持推进煤炭资源整合与 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相结合的过程，碰到了很多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亟须解决。 倾向一：生拉硬扯，搞拉郎配式的整合。煤炭资源整合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的工作，从方 案制订、批复到具体实施，县、市政府层层负责。这个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政府一厢情愿搞“拉郎配”的 问题。 倾向二：小煤矿在整合中逃避关闭。这是一个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山西省 2006 年入冬以来发生 的多起特大矿难，都是那种在国家或省里规定的关停线以下的“小煤矿”。这些不法矿主打通各种关节， 虚假核定生产能力，虚假申报资源储量，结果“该死未死”，在资源整合中摇身一变成单独保留煤矿，当 地煤炭、国土部门糊里糊涂收了资源有偿使用价款。 倾向三：非法煤矿在整合中“借尸还魂”。还有些证照不全、证照过期或者安全隐患十分严重的煤 矿，本来属于关闭之列。在整合过程中，这些小煤矿或者傍大矿成为整合对象，或者动员当地各方利益集 团以各种理由参与整合，趁机“借尸还魂”。 倾向四：资源有偿使用中“一女嫁二夫”。煤炭资源的地质分布大都按照地质结构分层次分布，在 煤炭埋藏深厚的地方，还存在把同一块煤田的不同层次的资源同时出让给不同的矿产权人，收取资源价款， 业内称作“一女嫁二夫”现象。这种现象容易造成越界开采，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倾向五：以小吃大“逆整合”。在一些地方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在执行政策时有些政府官员和职 能部门负责人不做详细调查，甚至个别人以权谋私，竟然炮制出“小矿吃掉大矿、旧矿兼并新矿”的整合 方案，引起当地人强烈不满
倾向六:资源整合中一味求大。资源有偿使用是一次煤炭资源重新整合、并小为大的规模化调整 但一些地方不顾实际一味求大,不顾资源条件、运力约束和资本实力,结果导致整合工作被迫中止。晋北 某县试图一次性将13座小煤矿整合成一家,结果导致兼并方负债规模过大,准入门槛过高。 倾向七:资源整合变成圈占资源。在资源整合中,要引入大集团等战略投资者,但内蒙古的一些地 方出现了大集团打着资源整合的名义大面积圈占煤炭资源,拿下资源不开发等着炒卖的现象 倾向八:在资源整合中盲目追求速度。资源有偿使用和整合工作牵涉利益关系复杂,因此不能盲目 求速度、催进度,工作应务求扎实 关注三:“一次性定价”有隐忧 煤炭资源由行政审批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再到采用竞标、拍卖等方式岀让,这是我国煤炭资源管 理和配置方式由行政审批向市场化配置的历史性进步,但资源“一次性定价”,缺乏相应的价格调整机制 需引起广泛重视并在实践中加以妥善解决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的调硏显示,煤炭资源“一次性定价”主要隐藏以下问题 首先,煤炭资源采矿权获得方式不同,致使煤矿企业利润形成巨大差别,造成了严重不公。以储量 1亿吨的无烟煤田为例,2003年,甲煤矿如以有偿出让方式获得,当时价款仅为0.2914元/吨,需交价 款2914万元:2004年,乙煤矿如同样以有偿出让方式获得采矿权,价款为1.8元/吨,需要缴纳价款1.8 亿元:2005年,丙煤矿以有偿出让方式获得同样的1亿吨 按山西省最新出台的无烟煤价 元/吨标准征收,这家煤矿则需缴纳7.05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其采矿权有偿使用费竟相差数亿元,单是 在资源取得环节,就造成了严重不公。 其次,煤炭资源一次性定价岀让,致使采矿权人得到了巨大的远期増值收益,相应造成了国家资源 出让收入的隐性减少。还是以上述煤种为例,同样是有偿获得,但在3年内价款相差近20倍,体现了煤炭 资源的升值特性。考虑到资源的稀缺性、增值性,在该矿井几十年的服务年限内,如资源价款继续增长, 采矿权人将继续增加远期收益,相应减少了国家资源价值的收入。 次性定价”的出让办法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源的增值性,现行的煤炭资源出让价款,与煤炭资源 实际价值背离较远,致使投资者想方设法“跑马圈地”、抢占资源,甚至还出现了“炒煤团”,客观上形 成了煤炭资源价值的“隐性流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山西某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看中了一个煤老板控制的煤田,在价格 谈判过程中,那位煤老板“狮子大张嘴”,开口就要15亿元,而3年前他获得这块资源时仅花了1亿元。 于是,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这块资源在“倒”了一手后,价格坐地狂涨十几倍,受益的是个人,遺 受损失的是国家 由于煤炭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所以必须加强控制力,加强对煤炭资源有偿使用试点工作的监督 和管理,怎样使改革稳步地向纵深推进,是有关主管部门和试点省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采写:王炤坤 陈忠华储国强刘军丿摄影:储国强/策划、编辑:颜彦李力) 2007年第三期专题报道 编者按:江苏苏南地区是我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由于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阶 段、9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阶段,苏南环境一度遭到极大破坏。曾几何时,“村村冒烟,户户点火”、“东 西南北中,都是小化工”成为苏南的真实写照,江南水乡的美好画卷化作人们心头的记忆。而今,苏南经 济发展已驶入快车道,进入人均GDP5000美元的阶段。这块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沃土,在环境友好型道 路上能否续写辉煌?记者最新的调査给出了背定答案
倾向六：资源整合中一味求大。资源有偿使用是一次煤炭资源重新整合、并小为大的规模化调整。 但一些地方不顾实际一味求大，不顾资源条件、运力约束和资本实力，结果导致整合工作被迫中止。晋北 某县试图一次性将 13 座小煤矿整合成一家，结果导致兼并方负债规模过大，准入门槛过高。 倾向七：资源整合变成圈占资源。在资源整合中，要引入大集团等战略投资者，但内蒙古的一些地 方出现了大集团打着资源整合的名义大面积圈占煤炭资源，拿下资源不开发等着炒卖的现象。 倾向八：在资源整合中盲目追求速度。资源有偿使用和整合工作牵涉利益关系复杂，因此不能盲目 求速度、催进度，工作应务求扎实。 关注三：“一次性定价”有隐忧 煤炭资源由行政审批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再到采用竞标、拍卖等方式出让，这是我国煤炭资源管 理和配置方式由行政审批向市场化配置的历史性进步，但资源“一次性定价”，缺乏相应的价格调整机制， 需引起广泛重视并在实践中加以妥善解决。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的调研显示，煤炭资源“一次性定价”主要隐藏以下问题。 首先，煤炭资源采矿权获得方式不同，致使煤矿企业利润形成巨大差别，造成了严重不公。以储量 １亿吨的无烟煤田为例，2003 年，甲煤矿如以有偿出让方式获得，当时价款仅为 0.2914 元／吨，需交价 款 2914 万元；2004 年，乙煤矿如同样以有偿出让方式获得采矿权，价款为 1.8 元／吨，需要缴纳价款 1.8 亿元；2005 年，丙煤矿以有偿出让方式获得同样的 1 亿吨采矿权，按山西省最新出台的无烟煤价款 7.05 元／吨标准征收，这家煤矿则需缴纳 7.05 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其采矿权有偿使用费竟相差数亿元，单是 在资源取得环节，就造成了严重不公。 其次，煤炭资源一次性定价出让，致使采矿权人得到了巨大的远期增值收益，相应造成了国家资源 出让收入的隐性减少。还是以上述煤种为例，同样是有偿获得，但在 3 年内价款相差近 20 倍，体现了煤炭 资源的升值特性。考虑到资源的稀缺性、增值性，在该矿井几十年的服务年限内，如资源价款继续增长， 采矿权人将继续增加远期收益，相应减少了国家资源价值的收入。 “一次性定价”的出让办法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源的增值性，现行的煤炭资源出让价款，与煤炭资源 实际价值背离较远，致使投资者想方设法“跑马圈地”、抢占资源，甚至还出现了“炒煤团”，客观上形 成了煤炭资源价值的“隐性流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山西某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看中了一个煤老板控制的煤田，在价格 谈判过程中，那位煤老板“狮子大张嘴”，开口就要 15 亿元，而 3 年前他获得这块资源时仅花了 1 亿元。 于是，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这块资源在“倒”了一手后，价格坐地狂涨十几倍，受益的是个人，遭 受损失的是国家。 由于煤炭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所以必须加强控制力，加强对煤炭资源有偿使用试点工作的监督 和管理，怎样使改革稳步地向纵深推进，是有关主管部门和试点省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采写：王炤坤 陈忠华 储国强 刘军 / 摄影：储国强 / 策划、编辑：颜彦 李力） 2007 年第三期专题报道 编者按：江苏苏南地区是我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由于经历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阶 段、90 年代的快速工业化阶段，苏南环境一度遭到极大破坏。曾几何时，“村村冒烟，户户点火”、“东 西南北中，都是小化工”成为苏南的真实写照，江南水乡的美好画卷化作人们心头的记忆。而今，苏南经 济发展已驶入快车道，进入人均 GDP 5000 美元的阶段。这块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沃土，在环境友好型道 路上能否续写辉煌？记者最新的调查给出了肯定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