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客》看文化认同的危机及其他 一—张小雨5070919022 人文学院 对于有着复杂文化背景和生存体验的作家，而写作又是在一个 多重的文化氛围中进行，白先勇及其作品本身已经构成20世纪中国 文学的一个极富意义内涵的被追寻对象。他的《纽约客》是一部短篇 小说集子，完成在美国，产生于作家留美初期的“认同危机”[1] 时，包含着对自己身份思索的努力。作家的心态为文本的诠释提供了 一个有效的线索，我们发现，认同上的危机的确大大拓展了文本的 内涵层面。为读者呈现一个认同的意义结构。“文学与思想，其实是 对于世界的同一种构造的不同面相”[2]，为此，我们决定首先援 引文化身份理论，廓清认同主体在多种文化冲突间的抉择，细细描 摹他们的生存模式和精神状态，进而透过文化表象，追溯至人性深 处，为人物生存困境寻求更有说服力的逻辑解释，展示“文学作为生 存本体的言说”[3]之功能，从而将文本的意义层次延宕至更为广泛 的人文关怀之上，完成对这一特殊环境下和普遍意义中的人群的生 存体验之触摸。 一、文化身份：也可以作为一种解读 尽管主体的概念早在罗兰·巴尔特那里已被消解在符码的一种交 汇中，又被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经济环境的一个产物，以及后来的 福柯等人的进一步打碎和消解，但是主体是否可以作为衡量行动、思 想的最终的标准？这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和后殖民理论下有了新的 反思认识。佛克马、蚁布思这样认为：“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
从《纽约客》看文化认同的危机及其他 ——张小雨 5070919022 人文学院 对于有着复杂文化背景和生存体验的作家, 而写作又是在一个 多重的文化氛围中进行, 白先勇及其作品本身已经构成20世纪中国 文学的一个极富意义内涵的被追寻对象。他的《纽约客》是一部短篇 小说集子, 完成在美国, 产生于作家留美初期的“认同危机”[1 ] 时,包含着对自己身份思索的努力。作家的心态为文本的诠释提供了 一个有效的线索, 我们发现, 认同上的危机的确大大拓展了文本的 内涵层面。为读者呈现一个认同的意义结构。“文学与思想, 其实是 对于世界的同一种构造的不同面相”[2 ] , 为此, 我们决定首先援 引文化身份理论, 廓清认同主体在多种文化冲突间的抉择, 细细描 摹他们的生存模式和精神状态, 进而透过文化表象, 追溯至人性深 处, 为人物生存困境寻求更有说服力的逻辑解释, 展示“文学作为生 存本体的言说”[3 ]之功能, 从而将文本的意义层次延宕至更为广泛 的人文关怀之上, 完成对这一特殊环境下和普遍意义中的人群的生 存体验之触摸。 一、文化身份: 也可以作为一种解读 尽管主体的概念早在罗兰·巴尔特那里已被消解在符码的一种交 汇中, 又被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经济环境的一个产物, 以及后来的 福柯等人的进一步打碎和消解, 但是主体是否可以作为衡量行动、思 想的最终的标准? 这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和后殖民理论下有了新的 反思认识。佛克马、蚁布思这样认为: “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
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 的。”[4]文化身份有了可被寻求的意义和标准，这一命题便可以由 此“诉诸文学和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 质特征”[5]。“它是将大的语境与具体的文本结合起来，其中又可 融入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批评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 角度[6]。在这套批评话语下，跨文化语境的写作成为被着重关注的 对象，研究异质文化环境下主体如何维系或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等 等。而白先勇作为一个华人作家，生活在西方的语境之中，认同问题 必然因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而分外突出，构成一个复杂深邃的 人文景观一一一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观念已然交织成为 复杂多元的文化状态。文化身份的定位为我们寻求人物行为的逻辑提 供了重要的依据，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 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7]文化系统 是一个有意义的空间，它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展示 那些从困境中产生的问题，以此来回答人类面对的难以逃避的疑问。 (一)多元对立的冲突：《纽约客》中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体现在 民族身份的定位上。泰纳指出，文学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 代三种力量。可见外部的势力对于文学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支配作用。 而同时“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想象的作用，不是孤立的，激动人心的奇 想，而是生活方式的再现，某种心理的体现。”[8]这些在《纽约客》 中都同样得到了展示。在这些漂泊于异质文化背景中的人物心灵里， 感受到的第一个冲突即是自身种族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时代与自我
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 的。”[4]文化身份有了可被寻求的意义和标准, 这一命题便可以由 此“诉诸文学和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 质特征”[5] 。“它是将大的语境与具体的文本结合起来, 其中又可 融入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批评方法, 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 角度[6]。在这套批评话语下, 跨文化语境的写作成为被着重关注的 对象, 研究异质文化环境下主体如何维系或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等 等。而白先勇作为一个华人作家, 生活在西方的语境之中, 认同问题 必然因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而分外突出, 构成一个复杂深邃的 人文景观———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观念已然交织成为 复杂多元的文化状态。文化身份的定位为我们寻求人物行为的逻辑提 供了重要的依据, 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 程提供解释系统, 帮助他们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7] 文化系统 是一个有意义的空间, 它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 展示 那些从困境中产生的问题, 以此来回答人类面对的难以逃避的疑问。 (一)多元对立的冲突:《纽约客》中文化认同, 最明显的体现在 民族身份的定位上。泰纳指出, 文学的发展, 决定于种族, 环境, 时 代三种力量。可见外部的势力对于文学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支配作用。 而同时“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想象的作用, 不是孤立的, 激动人心的奇 想, 而是生活方式的再现, 某种心理的体现。”[8]这些在《纽约客》 中都同样得到了展示。在这些漂泊于异质文化背景中的人物心灵里, 感受到的第一个冲突即是自身种族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时代与自我
的某种断裂、个人的调适能力不断地得到考验。体现在民族认同上， 即是民族身份因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精神力量的对抗而处于焦虑 境地。对于这些生在中国来到美国的年轻人来讲，西方的文化成规被 移入已有的文化成规（诸如儒家文化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农业文明 的生活模式)中，遂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民族身份认同在焦虑和 痛苦中遭遇着重建和扬弃。按照萨义德的身份建构理论，这将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各种力量在其中此消彼长，涌动不息，而文本也因此 获得了巨大的张力空间，情感以及意义的内涵得到极大的拓展。 《芝加哥之死》是最早的一篇、典型的20世纪留学生小说：一个 普通中国青年，为着对留学的执着，抛下老母，舍弃女友，在如愿 以偿之后，终竞因苦闷而死于自杀。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便是焦虑 和绝望，这种绝望和焦虑便直接地来自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主人公身 在芝加哥，学问在芝加哥，向往在芝加哥，而芝加哥于他不过是“一 个纯粹的地理名词”，犹如放逐之地。在这里，他“失去了方向观念”， “失去了定心力”，“茫然不知何去何从”[9]。事实上，内化了的 文化成规与外部的现实的文化压力在其思想中形成了悖论的两极。主 人公吴汉魂强烈地感受到了内外的夹击之力：依从于民族身份的召 唤，梦想便无法实现；而若皈依于西方文化，又将与自身文化产生 根本抵触。欲舍弃而不能，欲向往而不得。最终他只有放弃肉体的依 附，而以决绝的态度拒绝了这混乱的内外世界。 在接下去的《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等 篇中，身份的诉求又得到进一步的冷静描述和强化。《安乐乡的一日》
的某种断裂、个人的调适能力不断地得到考验。体现在民族认同上, 即是民族身份因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精神力量的对抗而处于焦虑 境地。对于这些生在中国来到美国的年轻人来讲, 西方的文化成规被 移入已有的文化成规(诸如儒家文化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农业文明 的生活模式) 中, 遂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民族身份认同在焦虑和 痛苦中遭遇着重建和扬弃。按照萨义德的身份建构理论, 这将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 各种力量在其中此消彼长, 涌动不息, 而文本也因此 获得了巨大的张力空间, 情感以及意义的内涵得到极大的拓展。 《芝加哥之死》是最早的一篇、典型的20世纪留学生小说: 一个 普通中国青年, 为着对留学的执着, 抛下老母, 舍弃女友, 在如愿 以偿之后, 终竟因苦闷而死于自杀。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便是焦虑 和绝望, 这种绝望和焦虑便直接地来自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主人公身 在芝加哥, 学问在芝加哥, 向往在芝加哥, 而芝加哥于他不过是“一 个纯粹的地理名词”, 犹如放逐之地。在这里, 他“失去了方向观念”, “失去了定心力”,“茫然不知何去何从”[9 ] 。事实上,内化了的 文化成规与外部的现实的文化压力在其思想中形成了悖论的两极。主 人公吴汉魂强烈地感受到了内外的夹击之力: 依从于民族身份的召 唤, 梦想便无法实现; 而若皈依于西方文化, 又将与自身文化产生 根本抵触。欲舍弃而不能,欲向往而不得。最终他只有放弃肉体的依 附, 而以决绝的态度拒绝了这混乱的内外世界。 在接下去的《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等 篇中, 身份的诉求又得到进一步的冷静描述和强化。《安乐乡的一日》
中的依萍，这种矛盾就具体地体现在她和她的女儿宝莉之间。固守民 族身份的依萍本打算把女儿也“训练得跟自己一样：一个规规矩矩的 中国女孩”[10]。然而，与自己亲生骨肉之间的巨大的文化鸿沟，却 将她无情地隔在了另一岸。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有关 家庭伦理观念。同样，这种认同上的矛盾差异也在《上摩天楼去》中 有所体现。玫伦和玫宝曾经是一对相依为命亲密无间的姐妹，可几年 后姐妹在美国的相见竟已形同陌路。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文化上的差异， 一个身份上的错位。二人认同的依托主体已经迥异，因此才导致了这 样的无言结局。 (二)作家的认同情怀：在本土一一一西方，民族一一一异族的 二元对立和冲突中，又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观念之间的矛盾 和对抗。在中国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文明与美国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 之间，也形成了一个有阐释意义的维度，包容着自老舍《二马》之后 的留学生题材的解释空间。这种来自《纽约客》中人物的认同矛盾和 冲击也和这一时期作家本人的认同危机息息相关，和他个人的身世 家世之感密不可分。白先勇于第一代出国潮中而留美深造的。当时他 正处在丧母新痛之中，“心境是苍凉的”[11]，而且初到美国，“受 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12]。在《纽约客》的 扉页上，白先勇曾引用唐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来表现这种失落 的心境和空洞的悲哀，表达这种时代性的断伤，以及现代人的无根之 感。“地球表面，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他们渴望找寻家 的感觉，而事实上，“家”在现代人的体验中，是种消逝了的精神空
中的依萍, 这种矛盾就具体地体现在她和她的女儿宝莉之间。固守民 族身份的依萍本打算把女儿也“训练得跟自己一样: 一个规规矩矩的 中国女孩”[10] 。然而, 与自己亲生骨肉之间的巨大的文化鸿沟, 却 将她无情地隔在了另一岸。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有关 家庭伦理观念。同样, 这种认同上的矛盾差异也在《上摩天楼去》中 有所体现。玫伦和玫宝曾经是一对相依为命亲密无间的姐妹, 可几年 后姐妹在美国的相见竟已形同陌路。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文化上的差异, 一个身份上的错位。二人认同的依托主体已经迥异, 因此才导致了这 样的无言结局。 (二)作家的认同情怀: 在本土———西方,民族———异族的 二元对立和冲突中, 又交织着传统与现代, 现实与观念之间的矛盾 和对抗。在中国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文明与美国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 之间, 也形成了一个有阐释意义的维度, 包容着自老舍《二马》之后 的留学生题材的解释空间。这种来自《纽约客》中人物的认同矛盾和 冲击也和这一时期作家本人的认同危机息息相关, 和他个人的身世 家世之感密不可分。白先勇于第一代出国潮中而留美深造的。当时他 正处在丧母新痛之中,“心境是苍凉的”[11] , 而且初到美国, “受 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12] 。在《纽约客》的 扉页上, 白先勇曾引用唐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来表现这种失落 的心境和空洞的悲哀,表达这种时代性的断伤, 以及现代人的无根之 感。“地球表面, 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 他们渴望找寻家 的感觉, 而事实上, “家”在现代人的体验中, 是种消逝了的精神空
间和精神记忆，正如白先勇自己所说：“台北是我最熟悉的一一一真 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一一一可是，我不认为台 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一一一 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 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而是…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 和。”[13] (三)多重文化幻象下的生存：佛克马、蚁布思曾否定了单纯的 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相反，他们认为在文化移入时，有意义 的是“在某些被采用、坚持以及在一定时间内将会被摈弃的成规这一 更为具体化的层面上来研究文化移入的渐进过程。”生活在异质文化 环境中的“纽约客”，大都出生在国内，先天习来的是华夏民族的文 化成规，出国之后，又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我们暂且抛开这种文化移 入是失败还是成功，先看其在具体层面上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和张力， 无一不是双重的幻灭和双重的绝望。对于生活在两难中的《纽约客》 人来讲，两种文化皆是幻象，因为都无可依托。于吴汉魂，芝加哥如 同一个虚幻的梦，他进入了一个幻象的世界，而故国则是一个可怕 的梦魇，吞噬着他心里最坚固的部分。于依萍，安乐乡处处透着不真 切的味道，真假难辨，而祖国则是早已过时的记忆。在《安乐乡的一 日》开头的环境描写中，明显是依萍的眼睛在引导我们，去感受环境 给人的“不真切性”。在这种双重的文化幻象下，自我暂时失去了存 在的依托，游走在两种势力的夹缝中，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 直至被打入焦虑的痛苦的孤独的深渊。吴汉魂是第一位孤独者。他原 是一个勤奋苦干的青年学生，单身一人居住在老公寓的地下室里，在
间和精神记忆, 正如白先勇自己所说:“台北是我最熟悉的———真 正熟悉的, 你知道, 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 我不认为台 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 在美国我想 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而是⋯⋯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 和。”[13] (三)多重文化幻象下的生存: 佛克马、蚁布思曾否定了单纯的 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 相反, 他们认为在文化移入时, 有意义 的是“在某些被采用、坚持以及在一定时间内将会被摈弃的成规这一 更为具体化的层面上来研究文化移入的渐进过程。”生活在异质文化 环境中的“纽约客”, 大都出生在国内, 先天习来的是华夏民族的文 化成规, 出国之后, 又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我们暂且抛开这种文化移 入是失败还是成功, 先看其在具体层面上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和张力, 无一不是双重的幻灭和双重的绝望。对于生活在两难中的《纽约客》 人来讲, 两种文化皆是幻象, 因为都无可依托。于吴汉魂, 芝加哥如 同一个虚幻的梦, 他进入了一个幻象的世界, 而故国则是一个可怕 的梦魇, 吞噬着他心里最坚固的部分。于依萍, 安乐乡处处透着不真 切的味道, 真假难辨, 而祖国则是早已过时的记忆。在《安乐乡的一 日》开头的环境描写中, 明显是依萍的眼睛在引导我们, 去感受环境 给人的“不真切性”。在这种双重的文化幻象下, 自我暂时失去了存 在的依托, 游走在两种势力的夹缝中, 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 直至被打入焦虑的痛苦的孤独的深渊。吴汉魂是第一位孤独者。他原 是一个勤奋苦干的青年学生, 单身一人居住在老公寓的地下室里,在
经历了一连串来自生活上的巨大变故之后，依然顽强地通过了博士 资格考试，达到了求学理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吴汉魂的平静只不过 是表面上的，“窝在他心中的那股焦虑，像万千只蛾子一样在啃噬着 他的肺腑”，尽管如此，吴汉魂却是无人可诉，无处发泄的，根本就 没有可以解脱的途径。生活中的他是个自卑的人，怯于言辞和举动， 可当他漫无目的地撞进酒吧里时，那种西方的宣泄方式对于他又犹 如饮鸩止渴：这是他生命中最彻底的悖论。依萍也同样是一个孤独 者。她活在自己的家里，但也是活在孤寂里。丈夫和女儿的欢笑她不 大分享得到，彼此难以理解。她的忧伤愤怒在丈夫看来只是因为精神 上的冲动，需靠镇静剂和睡觉来缓解。这种看似温情其实却毫无道理 地阉割性情的做法无异于残酷地扼杀生命。主体被强迫抽出个体自主 追求幸福的权利，其结果必然是依萍被完全彻底地打入孤寂之中。这 是一个沉默无声而又惊心动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本源处，矗立着 的则是文化之间的碰撞、价值之间的冲突和自我茫然而无助地找寻定 位的旅程。文化上的困惑与现实中的困境紧密地交织，深层的复杂性 和表层的严峻性共同铸就了悲剧人生的不归之路。文化移入的结果是 造就了双重的幻象世界，人的现实世界与本初的世界发生了错位。在 这种氛围下，人物的情感浮上水面，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里，成为 我们的审美对象。情感是冰山的一角，潜藏在水底深处的正是生命的 不可理喻性，是谜和悖论。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必然走向更深处的人 性，将理论视角进一步延伸。 二、人性光束下的个体生存
经历了一连串来自生活上的巨大变故之后, 依然顽强地通过了博士 资格考试, 达到了求学理想的最高境界。但是, 吴汉魂的平静只不过 是表面上的,“窝在他心中的那股焦虑, 像万千只蛾子一样在啃噬着 他的肺腑”, 尽管如此, 吴汉魂却是无人可诉, 无处发泄的, 根本就 没有可以解脱的途径。生活中的他是个自卑的人, 怯于言辞和举动, 可当他漫无目的地撞进酒吧里时, 那种西方的宣泄方式对于他又犹 如饮鸩止渴: 这是他生命中最彻底的悖论。依萍也同样是一个孤独 者。她活在自己的家里, 但也是活在孤寂里。丈夫和女儿的欢笑她不 大分享得到, 彼此难以理解。她的忧伤愤怒在丈夫看来只是因为精神 上的冲动,需靠镇静剂和睡觉来缓解。这种看似温情其实却毫无道理 地阉割性情的做法无异于残酷地扼杀生命。主体被强迫抽出个体自主 追求幸福的权利, 其结果必然是依萍被完全彻底地打入孤寂之中。这 是一个沉默无声而又惊心动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本源处, 矗立着 的则是文化之间的碰撞、价值之间的冲突和自我茫然而无助地找寻定 位的旅程。文化上的困惑与现实中的困境紧密地交织, 深层的复杂性 和表层的严峻性共同铸就了悲剧人生的不归之路。文化移入的结果是 造就了双重的幻象世界, 人的现实世界与本初的世界发生了错位。在 这种氛围下, 人物的情感浮上水面, 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里, 成为 我们的审美对象。情感是冰山的一角, 潜藏在水底深处的正是生命的 不可理喻性, 是谜和悖论。沿着这个思路, 我们必然走向更深处的人 性, 将理论视角进一步延伸。 二、人性光束下的个体生存
文化身份（抑或认同）的视角为我们认识《纽约客》的主题打开 了一条通道。沿着这个切面，我们窥见其中人性的挣扎与苦闷，个性 欲望的压抑、焦虑以及个体所感受到的那种无力的绝望。异质文化间 的碰撞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解释的线索，但也同时引出更为 丰富的内涵。人的毁灭与痛苦是否也基于其它一些人性中更永恒的东 西呢？诸如爱的不可获得，欲望的不被满足，等等。当主人公发出对 这个世界的诅咒时，当他们以不羁的姿态恶意挑衅人生时，弥漫在 他们心底的最初的原动力又是什么，性的压抑？抑或生命的无常？ 正如M·E·斯皮罗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所有人类行为的基础都是深层 的激励结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行为都是如此。在这个结构中，心理 内驱力和文化制度的功能都不可或缺。在斯皮罗的著作中，最基本的 重点便是认为，心理与文化的作用力和结构是解释人类行为所不可 缺少的部分[14]。在文章的前面部分，我们充分考虑了文化的解释 功能，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要从人性入手，初步探询一下作品 更有普遍性意义的方面。而且，进一步讲，作家白先勇自己就不仅是 一位具有真挚国家民族情怀的作家，更是一位有着人类终极关怀的 思索者。他不局限于一时一代，更着意于永恒。我想这使白先勇具有 了大人类探索的意义来，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更高一层的审美、阐释 空间。 诚如先前所述，《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的毁灭与他的性意识的 觉醒不无关系，但随之而来的更深层的焦虑则是置他于死地的不二 原由，当然，“性”作为生命的原动力也有着无可推诿的责任。吴汉魂
文化身份(抑或认同) 的视角为我们认识《纽约客》的主题打开 了一条通道。沿着这个切面, 我们窥见其中人性的挣扎与苦闷, 个性 欲望的压抑、焦虑以及个体所感受到的那种无力的绝望。异质文化间 的碰撞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解释的线索, 但也同时引出更为 丰富的内涵。人的毁灭与痛苦是否也基于其它一些人性中更永恒的东 西呢? 诸如爱的不可获得,欲望的不被满足, 等等。当主人公发出对 这个世界的诅咒时, 当他们以不羁的姿态恶意挑衅人生时, 弥漫在 他们心底的最初的原动力又是什么, 性的压抑? 抑或生命的无常? 正如M·E·斯皮罗所坚持认为的那样, 所有人类行为的基础都是深层 的激励结构, 理性的与非理性的行为都是如此。在这个结构中, 心理 内驱力和文化制度的功能都不可或缺。在斯皮罗的著作中,最基本的 重点便是认为, 心理与文化的作用力和结构是解释人类行为所不可 缺少的部分[14] 。在文章的前面部分, 我们充分考虑了文化的解释 功能,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 我们要从人性入手, 初步探询一下作品 更有普遍性意义的方面。而且, 进一步讲, 作家白先勇自己就不仅是 一位具有真挚国家民族情怀的作家, 更是一位有着人类终极关怀的 思索者。他不局限于一时一代, 更着意于永恒。我想这使白先勇具有 了大人类探索的意义来, 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更高一层的审美、阐释 空间。 诚如先前所述,《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的毁灭与他的性意识的 觉醒不无关系, 但随之而来的更深层的焦虑则是置他于死地的不二 原由,当然,“性”作为生命的原动力也有着无可推诿的责任。吴汉魂
在美国求学六载，心如槁木，生命力的一点一滴都被打入了学问的深 渊中。然而一俟学成，强大的虚无感开始吞噬他的心，他的性意识也 在窗外众多“女人的腿子”面前突然崛起，使他突然以否定性的眼光 来重新审视他他这六年生活。可是吴汉魂很难找到突破口，映衬于他 那惶惑焦虑不安的内宇宙的，是同样混乱荒芜的外在世界。“芝加哥 巨灵似的大厦，红木兰蛇一般的舞者，萝娜背上的皱纹”，哪一个不 是威压？哪一个不是欺骗和愤怒？一切都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真实， 对自身的怀疑和否定最终也导致了他对世界的否定和脱节，对自身的 存在完全失去了目的性 吴汉魂俨然一个纯粹的虚无主义者。而 虚无，正是现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是缠绕后工业社会狂乱人群的 永恒的阴影。这样一种大的狂乱而无理性的生活图景远比吴汉魂自身 内心的荒芜更真实更可怕也更无可医治。这种时代病反过来又加重其 心灵上的负担，促使其更快地走向更深的虚无和更大的毁灭中。 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在叙述吴汉魂于芝加哥街头“梦游”时，充 满了种种意象，如“所罗门王的宝藏”和“霍夫曼的故事”等。这些 都是西方文学中的经典主题，意指光怪陆离和鬼怪林立的世界，充 满着梦幻感和不真切性，弥漫着鬼魅气息，这正好是对现实中的芝城 的隐喻。因为在心理世界中，芝城已是魑魅魍魉鬼影重重，被虚无和 荒诞所占据。作者的这种隐喻性思维还渗透在文本字里行间，如游客 “浮荡”其间，行人“须眉如画”等等。隐喻加强了文本环境的鬼蜮 气氛，既是对现实世界的幻影描绘，又是心理世界的极度真实的流 露
在美国求学六载, 心如槁木,生命力的一点一滴都被打入了学问的深 渊中。然而一俟学成, 强大的虚无感开始吞噬他的心,他的性意识也 在窗外众多“女人的腿子”面前突然崛起, 使他突然以否定性的眼光 来重新审视他他这六年生活。可是吴汉魂很难找到突破口, 映衬于他 那惶惑焦虑不安的内宇宙的, 是同样混乱荒芜的外在世界。“芝加哥 巨灵似的大厦, 红木兰蛇一般的舞者, 萝娜背上的皱纹”,哪一个不 是威压? 哪一个不是欺骗和愤怒? 一切都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真实, 对自身的怀疑和否定最终也导致了他对世界的否定和脱节,对自身的 存在完全失去了目的性———吴汉魂俨然一个纯粹的虚无主义者。而 虚无, 正是现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是缠绕后工业社会狂乱人群的 永恒的阴影。这样一种大的狂乱而无理性的生活图景远比吴汉魂自身 内心的荒芜更真实更可怕也更无可医治。这种时代病反过来又加重其 心灵上的负担, 促使其更快地走向更深的虚无和更大的毁灭中。 值得注意的是, 文本在叙述吴汉魂于芝加哥街头“梦游”时, 充 满了种种意象, 如“所罗门王的宝藏”和“霍夫曼的故事”等。这些 都是西方文学中的经典主题, 意指光怪陆离和鬼怪林立的世界, 充 满着梦幻感和不真切性,弥漫着鬼魅气息, 这正好是对现实中的芝城 的隐喻。因为在心理世界中, 芝城已是魑魅魍魉鬼影重重, 被虚无和 荒诞所占据。作者的这种隐喻性思维还渗透在文本字里行间, 如游客 “浮荡”其间, 行人“须眉如画”等等。隐喻加强了文本环境的鬼蜮 气氛, 既是对现实世界的幻影描绘, 又是心理世界的极度真实的流 露
吴汉魂对母亲不可谓不孝（他小心积攒下钱寄给老母），对女友 不可谓不爱（这份感情他一直存放心底），对自己的生命又不可谓不 负责任（否则，他又何以苦苦追求学问？）。然而，他又是彻底地不孝 不义不负责任。他对母亲未能承欢膝下生养死葬，对女友也并未深情 厚谊有始有终，还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显然形成一个悖论：他 为着自己的追求而远走异国，潜心苦修，到头来却抛掉了他该拥有 的一切，所谓的追求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淖之中，生命里一切实 在的东西都离他而去。 由性压抑和虚无主题延伸开去，无可弥补的生命意识裂痕，人 性情感的裂变问题，在白先勇的《纽约客》其他篇目中得到了始终如 一的执着探索。人生来的情感在异质文化这个特殊背景中得到更为彰 显的突出。试以《安乐乡的一日》和《上摩天楼去》为例，依萍和女 儿宝莉之间的冲突、玫宝和姐姐玫伦间突然呈现的矛盾分歧，从外在 的层面上看来，的确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是文化上的差异拉开了依 萍与女儿之间的距离，使玫伦和玫宝分别仅两年便习性各异。但这里 要提出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文化，这个笼而统之的概念尚不能代 替每一个体的真切痛楚的生命感觉，文化认同是否能为个体生命意 识差异提供全部的证据？值得指出的是，文化所呈现的只是一个不 可被选择的背景，更何况任何一种文明都必然是压抑人的欲望的。弗 洛伊德曾经如是说：文化先天具备某种“侵略性”，它不能够被过多 地苛责。因此，具体说来，与其说是某种文化认同剥夺了吴汉魂等人 的生命或者活力，以及依萍们的生活意趣，倒不如说是性欲的压抑
吴汉魂对母亲不可谓不孝(他小心积攒下钱寄给老母) , 对女友 不可谓不爱(这份感情他一直存放心底) , 对自己的生命又不可谓不 负责任(否则, 他又何以苦苦追求学问?) 。然而, 他又是彻底地不孝 不义不负责任。他对母亲未能承欢膝下生养死葬, 对女友也并未深情 厚谊有始有终, 还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显然形成一个悖论: 他 为着自己的追求而远走异国, 潜心苦修, 到头来却抛掉了他该拥有 的一切, 所谓的追求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淖之中, 生命里一切实 在的东西都离他而去。 由性压抑和虚无主题延伸开去, 无可弥补的生命意识裂痕, 人 性情感的裂变问题, 在白先勇的《纽约客》其他篇目中得到了始终如 一的执着探索。人生来的情感在异质文化这个特殊背景中得到更为彰 显的突出。试以《安乐乡的一日》和《上摩天楼去》为例, 依萍和女 儿宝莉之间的冲突、玫宝和姐姐玫伦间突然呈现的矛盾分歧, 从外在 的层面上看来, 的确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是文化上的差异拉开了依 萍与女儿之间的距离, 使玫伦和玫宝分别仅两年便习性各异。但这里 要提出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 文化, 这个笼而统之的概念尚不能代 替每一个体的真切痛楚的生命感觉, 文化认同是否能为个体生命意 识差异提供全部的证据? 值得指出的是, 文化所呈现的只是一个不 可被选择的背景, 更何况任何一种文明都必然是压抑人的欲望的。弗 洛伊德曾经如是说: 文化先天具备某种“侵略性”, 它不能够被过多 地苛责。因此, 具体说来, 与其说是某种文化认同剥夺了吴汉魂等人 的生命或者活力, 以及依萍们的生活意趣, 倒不如说是性欲的压抑
个体的被忽视更直接导向了他们的悲剧人生。这是《纽约客》在宏观 意旨上的把握。《上摩天楼去》中，玫宝对姐姐的感情实际上已产生 了越过伦理的错位；《安乐乡的一日》中，依萍对丈夫女儿的爱也因 为厄勒克特拉情结而变得痛苦不安起来。依萍除了文化差异上的压迫 之外，更直接感受到来自女儿的对丈夫的争夺上。夫、妻、女三人对 话，犹如争风吃醋，这就是典型的厄勒克特拉情结。依萍对女儿的训 斥，强迫她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方面固然表现她的故土情怀， 另一方面则是依萍对女儿的应战，声明自己作为母亲在这个家庭中 的位置之举。在潜意识里，依萍恐怕是更想教训女儿，压压女儿的威 风，拿回丈夫对自己的全部的爱与关心。厄勒克特拉情结同人们的伦 理和谐梦想产生冲突，爱与欲的矛盾对立成为人类生活始终“不可理 喻”的内容。白先勇笔触及于此，显示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同时 也具有了大人类的普遍意义。我认为，这也是《纽约客》所以上升到 普遍意义层面的主要原因，它不仅仅有文化方面的内涵，更有对人 性的深刻揭示。 这是《纽约客》人的心理体验，是生活在异域文化环境中来自人 性深处的永恒的痛苦真实。性与个性的双重压抑，心理生理需求的双 重不被满足，共同构成了这个无声世界的多重场景。由此导致的形而 上的虚无以及荒诞便成了统摄在全部人物之上的主题意识。这虚无的 一极向着死亡，以死一般的寂静展开；另一极则连着生的痛苦与煎 熬，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今昔之变，沧海桑田，明显开启了《台北 人》“今昔之比，灵肉之争”[15]的主题，既构成了白先勇创作上
个体的被忽视更直接导向了他们的悲剧人生。这是《纽约客》在宏观 意旨上的把握。《上摩天楼去》中, 玫宝对姐姐的感情实际上已产生 了越过伦理的错位; 《安乐乡的一日》中, 依萍对丈夫女儿的爱也因 为厄勒克特拉情结而变得痛苦不安起来。依萍除了文化差异上的压迫 之外, 更直接感受到来自女儿的对丈夫的争夺上。夫、妻、女三人对 话, 犹如争风吃醋, 这就是典型的厄勒克特拉情结。依萍对女儿的训 斥, 强迫她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一方面固然表现她的故土情怀, 另一方面则是依萍对女儿的应战, 声明自己作为母亲在这个家庭中 的位置之举。在潜意识里, 依萍恐怕是更想教训女儿,压压女儿的威 风, 拿回丈夫对自己的全部的爱与关心。厄勒克特拉情结同人们的伦 理和谐梦想产生冲突, 爱与欲的矛盾对立成为人类生活始终“不可理 喻”的内容。白先勇笔触及于此, 显示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 同时 也具有了大人类的普遍意义。我认为, 这也是《纽约客》所以上升到 普遍意义层面的主要原因, 它不仅仅有文化方面的内涵, 更有对人 性的深刻揭示。 这是《纽约客》人的心理体验, 是生活在异域文化环境中来自人 性深处的永恒的痛苦真实。性与个性的双重压抑, 心理生理需求的双 重不被满足, 共同构成了这个无声世界的多重场景。由此导致的形而 上的虚无以及荒诞便成了统摄在全部人物之上的主题意识。这虚无的 一极向着死亡, 以死一般的寂静展开; 另一极则连着生的痛苦与煎 熬,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今昔之变, 沧海桑田, 明显开启了《台北 人》“今昔之比, 灵肉之争”[15 ]的主题, 既构成了白先勇创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