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苏联解体同俄十月革命胜利一样是20世纪里整个世界的两件大事，面世界在20世纪起点和20世纪终端的发展方向都由于色 们而改变，同样，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只不过十月革命预示着凯欧行进的光明前景，而苏联解体却意味着社 会主义进入了艰难探素的低湖。对苏联的解读则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而如何解读、通过这种解读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对中国具有特 殊重要的意义，或许，它将影响中因，进而影响世界在新世纪的命运。 一、如何认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有关苏联历史和理论的研究曾长期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很多问题因而得不到时论。随着思想禁区被逐步打破，各种观点得以 在严肃而活跃的学术氛围中充分表达，推动人们对问愿的认识趋向深入， (一)对苏联社会生义实践的不同认识 在人类历史上，苏联是第一个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度里按照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家，它深刻地改变了俄国乃至 世界发展的方向。这一事件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甚至使苏联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但是，从解体的角度对苏联70年实成及其历史 意涵所得出的结论却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分歧。 西方学者、思想家大多认为，苏联解体说明社会主义道到“战略性失败”：美国卡特玫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断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苏联“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 性畸形物载入史”。对这种断语，中国学者普认为它是反历史的思维。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政苹开放的发展还是俄罗 的转轨都说明历史的发展远远不像“终结论”所断言的那样，苏联的历史似乎就是为自由、民主价值经过“物竟天择”的最终检验面 成为决定世界前景的“绝对”理念提供了一个注脚，这样解读苏联要省力得多，但危险是可能在另一种价值决定论或前定目的论的 导下忽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因此，本章没有把重点放在对这些观点的拼析上。 在中国学者中，方法论问题得到很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切入苏联研究的起点、有的学者采取了制度研究的路径，以制度选 择和制度变迁为中心，从俄罗斯的地缘特点和传统文明的关系、近代以来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俄罗斯和十月革命后苏联独 特的现代化道路、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暴露出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对 制度变迁的深层次制约性等方而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有的学者强调要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研究苏联。有学者谈到，把苏联 解体归结为任何个别因素或者统一到一种认识模式上都缺乏说服力，应当从综合因索及其有机联系来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在“合力 论”认识基础上，还要突破一般性论述，使所要说明的问愿进一步明朗。也有学者总结了研究这一问题的三个方法论原则，即：采取 历史的态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体制区分开来。 具体到认识和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愿，有的学者提出，正确评价成就与失误在认识苏联演变中具有起点和基础的作用，并强 调这两者之问是主要和次要的关系。 首先从经济上，对苏联社会主义70年的评价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的。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纵向与沙俄时代比较，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本改变了回家的面貌，经济发 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横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 规模经济建设的1928年志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增长21%的速度向前发展，迅速超过了英、法、德等威洲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强国。同时也要看到，苏联时期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犯过许多错误，尤其 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面而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从相放经营转到集约化经营的轨道上来，但苏联没有及时进 行调整与改革，加上经济决策的失误，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效益不高、商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的现象，这引起了人 民的不清。尽管经济工作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恶，但成绩是主导的方面，这是不可否认的
第六章 苏联解体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样是20世纪里震撼整个世界的两件大事，而世界在20世纪起点和20世纪终端的发展方向都由于它 们而改变。同样，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只不过十月革命预示着凯歌行进的光明前景，而苏联解体却意味着社 会主义进入了艰难探索的低潮。对苏联的解读则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而如何解读、通过这种解读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对中国具有特 殊重要的意义，或许，它将影响中国，进而影响世界在新世纪的命运。 一、如何认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有关苏联历史和理论的研究曾长期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很多问题因而得不到讨论。随着思想禁区被逐步打破，各种观点得以 在严肃而活跃的学术氛围中充分表达，推动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趋向深入。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同认识 在人类历史上，苏联是第一个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度里按照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家，它深刻地改变了俄国乃至 世界发展的方向。这一事件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甚至使苏联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但是，从解体的角度对苏联70年实践及其历史 意涵所得出的结论却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分歧。 西方学者、思想家大多认为，苏联解体说明社会主义遭到“战略性失败”；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 《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断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苏联“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 性畸形物载入史册”。对这种断语，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它是反历史的思维。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发展还是俄罗斯 的转轨都说明历史的发展远远不像“终结论”所断言的那样，苏联的历史似乎就是为自由、民主价值经过“物竞天择”的最终检验而 成为决定世界前景的“绝对”理念提供了一个注脚，这样解读苏联要省力得多，但危险是可能在另一种价值决定论或前定目的论的引 导下忽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因此，本章没有把重点放在对这些观点的辨析上。 在中国学者中，方法论问题得到很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切入苏联研究的起点、有的学者采取了制度研究的路径，以制度选 择和制度变迁为中心，从俄罗斯的地缘特点和传统文明的关系、近代以来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俄罗斯和十月革命后苏联独 特的现代化道路、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暴露出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对 制度变迁的深层次制约性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有的学者强调要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研究苏联。有学者谈到，把苏联 解体归结为任何个别因素或者统一到一种认识模式上都缺乏说服力，应当从综合因素及其有机联系来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在“合力 论”认识基础上，还要突破一般性论述，使所要说明的问题进一步明朗。也有学者总结了研究这一问题的三个方法论原则，即：采取 历史的态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体制区分开来。 具体到认识和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有的学者提出，正确评价成就与失误在认识苏联演变中具有起点和基础的作用，并强 调这两者之间是主要和次要的关系。 首先从经济上，对苏联社会主义70年的评价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的。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纵向与沙俄时代比较，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经济发 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横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 规模经济建设的1928年起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增长21%的速度向前发展，迅速超过了英、法、德等欧洲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强国。同时也要看到，苏联时期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犯过许多错误，尤其 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面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化经营的轨道上来，但苏联没有及时进 行调整与改革，加上经济决策的失误，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效益不高、商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的现象，这引起了人 民的不满。尽管经济工作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成绩是主导的方面，这是不可否认的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它是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 力，苏联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问题在于没有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进行 改革，因而在后期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不适应，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生产关系体系中，运行机制是从属的，基本制度 则是决定性的。既不能因为运行机制需要改革而否定其历史作用，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基本制度，进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实我。 其次，从政治上看，不可否认，苏联在政治、社会领域犯过许多错误，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肃反扩大化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 估计过于严重，加上工作不当，苏联的肃反的确在惩办应该惩办的反苹命分子的同时，镇压了一些好人，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感情。 这是需要认真总结并吸取其教训的。然面，如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应该承认，这些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 的。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政治领域的基本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 政权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经济基璃的形成，使得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压追和剥削、成为国家的主人，保证他们得到了最广 的民主权利，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异化”。 至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与弊病，应将之放到整个历史时期，从整体上来考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第一位的、 主要的，问是第二位的、次要的。而且所出现的失误是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认识的局限性等主客观原因过 成的，弊端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具体环节上出现的，因此通过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改革体制是可以解决的。抓住具体工作中的失误、具体环节上的弊病，就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实践逼到“成略性失败”是完全错误的。 李振城也认为，纵观苏联存在的70多年，除了4年卫国战争和最后几年外，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经济都是以较高速度向 前发展的。据估算，到1986年，苏联工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关国的80%左右。“在经济、政治、国防、军事、外交等各方面，苏联都 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苏联在科技文化教有事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苏联人民虽然作出了重大牺 任，付出了无数劳动和代价，同时也曾经音遍亭有优越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保障。 俄罗斯国内学者普遍对苏联社会主义实我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敢于站出来为历史申辩。例如，维·戈·阿法纳西哪夫认 为，“苏联这段历史中，有不少黑点，但也有光辉和光荣的篇章”。 有些学者认为，体制是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无论成就还是失误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体制，而体制的形成、发展和 改革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在世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杜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 素，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是，真正固化下来而且对苏联的实践产生全而和长期影响的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的执政年 代是胜利和悲剧、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和蒙受的巨大苦难交织在一起的时期。”这种体制在动员和承受困难方面有着极为强大的能 力，面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的激励下，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英雄主义和爱因主义精神，只要是严肃对待历史的 人，都不能无视和否定这种精神的存在以及在它推动下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留下了十分严重的恶 果，带来一系列根源于体制的发展悖论，例如，超平寻常的工业化能力和突出表现为消费短缺型经济之间的矛盾：稳定和创新之间的 矛后：一边是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一边是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的“社会嗜睡症”和集体狂热，等等。而今天看来，这种休 最为严重的恶果是，改革的思考和试验在这种体制压力下一次又一次地被延误，到了80年代，正如有的学者所谈到的：“正是这种制 度变迁与深层结构制约性之间的刚性冲突导致了改革战略与决策或者是动氟得咎，或者是仅仅有非常狭小的操作空间，而经不起任何 来自决策层的闪失或目险。当这久病不愈的肌体已经渍败，面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生时，一场毫无把操的手术的结果就 是把病人送进太平何。” 陆南泉教授认为，考察苏联的经济有没有搞好，既要有量的概念，又要有质的概念。“苏联70多年来，其经济发展，不论在量的 方面还是质的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其根本原因，都与传统的经济体制有关。”总的来说，在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存在一系列 的内在矛盾，缺乏合理的内在的动力机制，用行政命令方法搞经济，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效益，使经济既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又使经济质量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最后“陷入速度危机（从停滞到负增长）和效率危机（生要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不能转变）。这 两个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人民的信仰危机（人民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及其经济体制丧失信心）” 杨铮教授也认为，不能站在基本肯定苏联杜会主义模式的立场上来考察苏联刷变：总结苏联剧变不是总结工作，而是研究其终结 的原因。正如一个人的生命终结后不一定都要说上一句“这个人生前身体十分健康”，不可否认，苏联有过一段灿烂时期，例如短期 内实现了工业化。初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反法西新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不难看出，在粗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家之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它是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 力。苏联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问题在于没有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进行 改革，因而在后期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不适应，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生产关系体系中，运行机制是从属的，基本制度 则是决定性的。既不能因为运行机制需要改革而否定其历史作用，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基本制度，进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实践。 其次，从政治上看，不可否认，苏联在政治、社会领域犯过许多错误，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肃反扩大化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 估计过于严重，加上工作不当，苏联的肃反的确在惩办应该惩办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镇压了一些好人，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感情。 这是需要认真总结并吸取其教训的。然而，如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应该承认，这些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 的。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政治领域的基本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 政权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经济基础的形成，使得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压迫和剥削、成为国家的主人，保证他们得到了最广泛 的民主权利。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异化”。 至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与弊病，应将之放到整个历史时期，从整体上来考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第一位的、 主要的，问题是第二位的、次要的。而且所出现的失误是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认识的局限性等主客观原因造 成的，弊端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具体环节上出现的，因此通过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改革体制是可以解决的。抓住具体工作中的失误、具体环节上的弊病，就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战略性失败”是完全错误的。 李振城也认为，纵观苏联存在的70多年，除了4年卫国战争和最后几年外，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经济都是以较高速度向 前发展的。据估算，到1986年，苏联工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美国的80％左右。“在经济、政治、国防、军事、外交等各方面，苏联都 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苏联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苏联人民虽然作出了重大牺 牲，付出了无数劳动和代价，同时也曾经普遍享有优越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保障。” 俄罗斯国内学者普遍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敢于站出来为历史申辩。例如，维·戈·阿法纳西耶夫认 为，“苏联这段历史中，有不少黑点，但也有光辉和光荣的篇章”。 有些学者认为，体制是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无论成就还是失误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体制，而体制的形成、发展和 改革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在世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是，真正固化下来而且对苏联的实践产生全面和长期影响的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的执政年 代是胜利和悲剧、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和蒙受的巨大苦难交织在一起的时期。”这种体制在动员和承受困难方面有着极为强大的能 力，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的激励下，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只要是严肃对待历史的 人，都不能无视和否定这种精神的存在以及在它推动下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留下了十分严重的恶 果，带来一系列根源于体制的发展悖论，例如，超乎寻常的工业化能力和突出表现为消费短缺型经济之间的矛盾；稳定和创新之间的 矛盾；一边是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一边是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的“社会嗜睡症”和集体狂热，等等。而今天看来，这种体制 最为严重的恶果是，改革的思考和试验在这种体制压力下一次又一次地被延误，到了80年代，正如有的学者所谈到的：“正是这种制 度变迁与深层结构制约性之间的刚性冲突导致了改革战略与决策或者是动辄得咎，或者是仅仅有非常狭小的操作空间，而经不起任何 来自决策层的闪失或冒险。当这久病不愈的肌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生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 是把病人送进太平间。” 陆南泉教授认为，考察苏联的经济有没有搞好，既要有量的概念，又要有质的概念。“苏联70多年来，其经济发展，不论在量的 方面还是质的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其根本原因，都与传统的经济体制有关。”总的来说，在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存在一系列 的内在矛盾，缺乏合理的内在的动力机制，用行政命令方法搞经济，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效益，使经济既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又使经济质量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最后“陷入速度危机(从停滞到负增长)和效率危机(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不能转变)。这 两个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人民的信仰危机(人民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及其经济体制丧失信心)”。 杨铮教授也认为，不能站在基本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立场上来考察苏联剧变；总结苏联剧变不是总结工作，而是研究其终结 的原因。正如一个人的生命终结后不一定都要说上一句“这个人生前身体十分健康”。不可否认，苏联有过一段灿烂时期，例如短期 内实现了工业化，初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不难看出，在粗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家之
手”，“运用行政命今手段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撞点，对任何一个因家来进都是不难做到的。而依罩 这些因素取得的成效是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优越性发挥的结果，是不是一种制度的活力与生命力的体现，值得研究”。 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列，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类型 与模式之一，罗荣渠教授指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型在政治上具有鲜明的对立性，并在早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上显 示出计划体制的优点，但这种新模式也“同样会出现发展性危机”，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发展是“一条上升趋势中伴有更加烈的大 波动的路线”。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虽然怀有社会主义信念，但也认为：苏联的实验是一组在特定时空的历史场合下产 生的特种反应，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它“虽然达到了不起的成就一一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就非同小可一可是却付出品贵的 代价：令人无法原谅的惨重人命牺性、最终陷入死胡同的，爽经济，以及一个令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的政治制度“：“这一类型的社 会主义，若想再复生或振兴，机会不但渺茫，而且也没有人想要它，更毫无必要可言一甚至在有利条件存在时也无必要”。 (二)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与评价 在评价斯大林模式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斯大林模式”，虽然没有人正式对它下一个定义，但 它的含义却是清楚的，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道路及发展战略。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 间不长，他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一些设想，初步进行了一些实践。完整的、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的 确立，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提出并进行的。他去世后，尽管苏联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 架仍沿袭了“斯大林模式”。因此。大体上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是杜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就发展战略而言，是指斯大 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就制度而言，是指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建立的社 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 1,“斯大林模式”的产生 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例如，周新城教授提出，从发展战略来看“斯大林模式”，必须指出，在 0年代末、3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斯大林提出这样的发展战略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 的。 一方面，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帝因主义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战略任务，因而当时的苏联形势极为严峻。尤其是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法西斯势力日益铝镢，其进攻矛头显然是指向苏联的。对于这种形势，斯大林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 国主义者究竞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 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因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 党不可能等待特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另一方面，苏联从沙俄隙承下来的经济遗产十分落后。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基础上，只有不仅 不逊于面且过一个时侯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现代化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在苏联 恢复的危险（斯大林把它称为“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同时也为了使苏联人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斯大林说过：如果认 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建成…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斯大林强调，苏联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应当 说，这样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这种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因为“斯大林模式”成为历史基本事实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还存在其他可能的选择而拒绝进行探讨。 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可供迹择的工业化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布哈林的主张，即经济上各方面关系保持平衡，即综合平衡的发展道路， 工业与农业要平衡，积累与消费要平衡，尤其是农经重之间的比例要平衡。布哈林（列宁称他为“党内最可贵的最大的理论家”、“革 命的金童”)侣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思想是：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国家不应再作为镇压工具，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顺利 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阶缓斗争到一定时期就要消亡。虽然有时还会激烈、尖锐化，但总的来看，“大规模武装冲突和对阶级敌 人的镇压已成为过去”，国家应是促进合作的和平组织者，革命时期的军事化和行政专衔方式应向民主化和法制化转变。布哈林提出 了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思想，如国家领导体制（主张党改职能不能混淆和过分集权于党）、党和国家机关建设（防止形成特制
手”，“运用行政命令手段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不难做到的，而依靠 这些因素取得的成效是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优越性发挥的结果，是不是一种制度的活力与生命力的体现，值得研究”。 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列，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类型 与模式之一。罗荣渠教授指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型在政治上具有鲜明的对立性，并在早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上显 示出计划体制的优点，但这种新模式也“同样会出现发展性危机”，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发展是“一条上升趋势中伴有更加剧烈的大 波动的路线”。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虽然怀有社会主义信念，但也认为：苏联的实验是一组在特定时空的历史场合下产 生的特种反应，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它“虽然达到了不起的成就——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就非同小可—可是却付出昂贵的 代价：令人无法原谅的惨重人命牺牲、最终陷入死胡同的瘫痪经济，以及一个令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的政治制度“；“这一类型的社 会主义，若想再复生或振兴，机会不但渺茫，而且也没有人想要它，更毫无必要可言—甚至在有利条件存在时也无必要”。 (二)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与评价 在评价斯大林模式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斯大林模式”，虽然没有人正式对它下一个定义，但 它的含义却是清楚的，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道路及发展战略。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 间不长，他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一些设想，初步进行了一些实践。完整的、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的 确立，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提出并进行的。他去世后，尽管苏联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 架仍沿袭了“斯大林模式”。因此，大体上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就发展战略而言，是指斯大 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就制度而言，是指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建立的社 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 1.“斯大林模式”的产生 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例如，周新城教授提出，从发展战略来看“斯大林模式”，必须指出，在 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斯大林提出这样的发展战略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 的。 一方面，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帝国主义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战略任务，因而当时的苏联形势极为严峻。尤其是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其进攻矛头显然是指向苏联的。对于这种形势，斯大林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 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 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 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另一方面，苏联从沙俄继承下来的经济遗产十分落后。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基础上，只有不仅 不逊于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现代化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在苏联 恢复的危险(斯大林把它称为“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同时也为了使苏联人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斯大林说过：如果认 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建成……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斯大林强调，苏联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应当 说，这样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这种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因为“斯大林模式”成为历史基本事实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还存在其他可能的选择而拒绝进行探讨。 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可供选择的工业化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布哈林的主张，即经济上各方面关系保持平衡，即综合平衡的发展道路， 工业与农业要平衡，积累与消费要平衡，尤其是农轻重之间的比例要平衡。布哈林(列宁称他为“党内最可贵的最大的理论家”、“革 命的金童”)倡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思想是：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国家不应再作为镇压工具，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顺利 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到一定时期就要消亡。虽然有时还会激烈、尖锐化，但总的来看，“大规模武装冲突和对阶级敌 人的镇压已成为过去”。国家应是促进合作的和平组织者，革命时期的军事化和行政专断方式应向民主化和法制化转变。布哈林提出 了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思想，如国家领导体制(主张党政职能不能混淆和过分集权于党)、党和国家机关建设(防止形成特权
的官像主义)、干部选拔制度（取消委任制，主张民主选拔）、建立监督机制（提组公开批评）、扩大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让群众充当管 理国家的角色)，另一条是斯大林的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某些学者称：“如果历史迹择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老免斯大林 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相对于新大林模式的弊病，布哈林模式是最佳模式”。例如，杨铮教授曾设想，“如果苏联沿着另一条（如 列宁、布哈林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获得的成果不知大多少倍” 2.对“斯大林模式”的剖析与评价 在这一问趣上，大致存在基本肯定、完全否定、基本否定等三种主要观点，但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前提和研究取向却是多元的 既使貌似接近的观点，理论的出发点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基本肯定的观点主要来自内。 在将“斯大林模式”作为一种制度进行分析评价时，周新城教授首先对“制度”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读到制度，应该 区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反映一种杜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基本制度，这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二是这些本质特征 和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这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从制度的角度来评价“斯大林模式”时，也 应该运用这种方法。它所包含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应区分开来进行分析。对“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 须充分肯定。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情况要复杂得多，需要做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 的则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国情下是正确的，搬到别的国家去则是错误的：更多的情况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 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必须进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实或中的失误和弊病是在具体的运行机制这一层次上产生的，因而需要根本改革的是 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面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不能因为这一层次存在问趣就基本否定、甚至全盘 否定整个“断大林模式” 另外，李振城也鲜明地指出，苏联的辉煌历史，是苏联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与列宁、斯大林等一大批苏共领导人的卓越贡 献分不开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反和平演变的30年历史实践中，在许多方面 持了列宁的政治路线和执政谋略思想。他是一位能够在敌手如林、困难如峰的险情绝境中，把历史推向前进的政治伟人。“他不仅对 苏联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一种是完全香定的观点。西方以及俄罗斯国内大多数人均持这种观点 0世纪末期。西方出板了大量的所谓“斯大林学”著作，绝大多数是否定斯大林本人及其建立的经济体制的。其中最典型的大概 要算布热津斯基了，在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他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等同 起来，说“共产主义作为20世纪的重要政治现象的出现，同法西断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兴起有着前呼后应的关系。事实上，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一脉相承，在历史上有联系，在政治上又非常相似。”因此，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 的反法西斯战争说成为“一种共同信仰的两个派别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也有一些人 与布热津斯基一样，攻击斯大林是最大的法西斯主义者，说苏德战争不过是“大法西斯反对小法西斯”而已， 在苏联国内，最近一次完全否定斯大林模式的思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术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刷变的时期，其代表人物是 戈尔巴乔夫。以他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 西”。俄罗斯学术界也普遍接受这种观点，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斯大林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劳动人民一方 面同公有制的异化，另一方面同政权的异化。除了新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及危机状态，这种道路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第三种情况是对斯大林模式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但学者们时论的焦点在于，斯大林模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扭曲甚至违背了社会主 义原则，以及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实我遗到承大挫折和解体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国内外有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 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斯大林模式研究》一书的作者们认为，撕大林模式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和特殊的历史条 件下产生和形成的，这一模式对苏联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行工业化、备战和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过巨大的历史功领。 但是，斯大林模式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上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列宁晚年所设想和初步实我的
的官僚主义)、干部选拔制度(取消委任制，主张民主选拔)、建立监督机制(提倡公开批评)、扩大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让群众充当管 理国家的角色)。另一条是斯大林的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某些学者称：“如果历史选择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避免斯大林 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相对于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布哈林模式是最佳模式”。例如，杨铮教授曾设想，“如果苏联沿着另一条(如 列宁、布哈林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获得的成果不知大多少倍”。 2.对“斯大林模式”的剖析与评价 在这一问题上，大致存在基本肯定、完全否定、基本否定等三种主要观点，但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前提和研究取向却是多元的， 既使貌似接近的观点，理论的出发点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基本肯定的观点主要来自国内。 在将“斯大林模式”作为一种制度进行分析评价时，周新城教授首先对“制度”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谈到制度，应该 区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反映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基本制度，这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二是这些本质特征 和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这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从制度的角度来评价“斯大林模式”时，也 应该运用这种方法。它所包含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应区分开来进行分析。对“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 须充分肯定。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情况要复杂得多，需要做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 的则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国情下是正确的，搬到别的国家去则是错误的；更多的情况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 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必须进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是在具体的运行机制这一层次上产生的，因而需要根本改革的是 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不能因为这一层次存在问题就基本否定、甚至全盘 否定整个“斯大林模式”。 另外，李振城也鲜明地指出，苏联的辉煌历史，是苏联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与列宁、斯大林等一大批苏共领导人的卓越贡 献分不开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反和平演变的30年历史实践中，在许多方面坚 持了列宁的政治路线和执政谋略思想。他是一位能够在敌手如林、困难如峰的险情绝境中，把历史推向前进的政治伟人。“他不仅对 苏联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一种是完全否定的观点。西方以及俄罗斯国内大多数人均持这种观点。 20世纪末期，西方出版了大量的所谓“斯大林学”著作，绝大多数是否定斯大林本人及其建立的经济体制的。其中最典型的大概 要算布热津斯基了，在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他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等同 起来，说“共产主义作为20世纪的重要政治现象的出现，同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兴起有着前呼后应的关系。事实上，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一脉相承，在历史上有联系，在政治上又非常相似。”因此，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 的反法西斯战争说成为“一种共同信仰的两个派别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也有一些人 与布热津斯基一样，攻击斯大林是最大的法西斯主义者，说苏德战争不过是“大法西斯反对小法西斯”而已。 在苏联国内，最近一次完全否定斯大林模式的思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的时期，其代表人物是 戈尔巴乔夫。以他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 西”。俄罗斯学术界也普遍接受这种观点，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斯大林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劳动人民一方 面同公有制的异化，另一方面同政权的异化。除了新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及危机状态，这种道路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第三种情况是对斯大林模式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但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在于，斯大林模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扭曲甚至违背了社会主 义原则，以及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遭到重大挫折和解体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国内外有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 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斯大林模式研究》一书的作者们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和特殊的历史条 件下产生和形成的，这一模式对苏联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行工业化、备战和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过巨大的历史功绩。 但是，斯大林模式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上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列宁晚年所设想和初步实践的
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丰义的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榄式，这一横式也可以说是由经济模 式、政治模式和一定的理论体系（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速成论” 、“空地上创造经济形式论”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论”是斯 大林理论体系中具有支柱意义的三个战略性问题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斯大林模式（苏联模 式)运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这一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不成功的。本来这一模式可以根据实我的发展，不断改苹、不 断前进，但是由于这种模式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封闭性，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和对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教条主义态度，使 这种模式不仅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政革，反而使它越来越僵化，甚至人为地把它凝固化、神圣化，制约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不断提 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靠恰当的改革来解 决，否则就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性结果。可悲的是，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浪潮中，苏联模式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综观苏联发展 和改革的历程，它的失败绝不是偶然的。 一、有关苏联东欧国家演变的论点争鸣 (一)分析的方法与基本观点 对苏联剧变的不同认识，同样涉及分析方法问愿。中国学者对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都无异 议，对如何运用这一方法，仍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所形成的具体结论也就有所不同， 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苏联东欧的刷变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无疑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现实原因，也有 历史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领导者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以及文化传 统因素：等等。只有全面分析各种因素，才能把操这一历史事件。同时大家也多认为应该认清问题的主要症结，抓住事物的主要矛 居，强调内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当然，并非所论者都赞同找寻事件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矛盾的做法，认为任何这类分析都是成 问题的、武断的甚至是危险的，俄罗断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博士认为，“苏联解休的原因很复杂，很难说哪一个是主要原 因”。他又尽量加以总结说：“总之，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第一是党的危机，第二是民族危机，第三是经济无效益。”但一般来说 人们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把提问题的症结。 关于究竞什么是苏东剧变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的分歧，主要是论者在分析、判定苏东因家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对苏东剧变的作用 时各有侧重，分别强调不同的问愿或问愿的不同方面。在中国学者之间，在坚持辩证唯物论、特别是合力论与内因主导论以及坚持社 会主义信念、反对“历史终结论”的基础上，可以说这种分歧往往并非根本性的立场对立与理论分歧，而更多的是具体的分析路径与 现实关切点上的差异，以及概括方式的差异。不过这种分歧和差异在哲学和政治学上仍是有意义的，涉及对个人的历史作用、经济的 根本性决定作用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执改党的政治方略以及阶级斗争观点的解释力等问题更细致的追问。 由于并非所有论者都将“根本原因”、“主要原因” “直接原因”、“深层次原因”等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气 联系加以清楚地定义，因而，对有些观点的准确定位是相当困难的。侧如，在对苏联刷变原因的讨论中构成了激烈争论与重大分歧的 对立观点，当属政治主因论与经济主因论之间，以及制度主因论与路线主因论、领袖主因论之间的争执。也就是说，苏东剧变的主要 原因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制度或体制问题。还是领导人的问题或党的路线问题。后三种观点基本上都强调政治层面上的问题 《经济制度在根本上实为政治问圈)，分别突出了结构的、力量的与个人的因素。其中，又可以将路线主因论与领袖主因论大体归为 类观点，暂且称之为“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因为就它们所针对的现象与问题来说，无论矛头直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 义”还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二者都强调了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所奉行的改苹路线、方针、政策的失误与错误对苏东刷变的 决定性影响。但在论辩中，被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指斥的制度主因论、经济主因论中，大多不排除戈尔巴乔夫路线的作用，而只是 将其定位为“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这种说法有时也被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者所采钠。这样就使人们感到模糊与困惑，也意 味着在薇念的清晰与论证的严密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二)端变的讨程 像任何事物的变化一样，苏联的演变有一·个发展过程。吴仁彰等人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入手，将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 中央总书记起，至1991年12月苏共失败、苏联解体止，共6年9个月的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
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的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也可以说是由经济模 式、政治模式和一定的理论体系(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速成论”、“空地上创造经济形式论”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论”是斯 大林理论体系中具有支柱意义的三个战略性问题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斯大林模式(苏联模 式)运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这一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不成功的。本来这一模式可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改革、不 断前进，但是由于这种模式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封闭性，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教条主义态度，使 这种模式不仅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改革，反而使它越来越僵化，甚至人为地把它凝固化、神圣化，制约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不断提 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靠恰当的改革来解 决，否则就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性结果。可悲的是，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浪潮中，苏联模式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综观苏联发展 和改革的历程，它的失败绝不是偶然的。 二、有关苏联东欧国家演变的论点争鸣 (一)分析的方法与基本观点 对苏联剧变的不同认识，同样涉及分析方法问题。中国学者对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都无异 议，对如何运用这一方法，仍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所形成的具体结论也就有所不同。 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苏联东欧的剧变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无疑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现实原因，也有 历史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领导者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以及文化传 统因素；等等。只有全面分析各种因素，才能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同时大家也多认为应该认清问题的主要症结，抓住事物的主要矛 盾，强调内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当然，并非所论者都赞同找寻事件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矛盾的做法，认为任何这类分析都是成 问题的、武断的甚至是危险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博士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复杂，很难说哪一个是主要原 因”。他又尽量加以总结说：“总之，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第一是党的危机，第二是民族危机，第三是经济无效益。”但一般来说， 人们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把握问题的症结。 关于究竟什么是苏东剧变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的分歧，主要是论者在分析、判定苏东国家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对苏东剧变的作用 时各有侧重，分别强调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方面。在中国学者之间，在坚持辩证唯物论、特别是合力论与内因主导论以及坚持社 会主义信念、反对“历史终结论”的基础上，可以说这种分歧往往并非根本性的立场对立与理论分歧，而更多的是具体的分析路径与 现实关切点上的差异，以及概括方式的差异。不过这种分歧和差异在哲学和政治学上仍是有意义的，涉及对个人的历史作用、经济的 根本性决定作用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执政党的政治方略以及阶级斗争观点的解释力等问题更细致的追问。 由于并非所有论者都将“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直接原因”、“深层次原因”等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 联系加以清楚地定义，因而，对有些观点的准确定位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在对苏联剧变原因的讨论中构成了激烈争论与重大分歧的 对立观点，当属政治主因论与经济主因论之间，以及制度主因论与路线主因论、领袖主因论之间的争执。也就是说，苏东剧变的主要 原因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制度或体制问题，还是领导人的问题或党的路线问题。后三种观点基本上都强调政治层面上的问题 (经济制度在根本上实为政治问题)，分别突出了结构的、力量的与个人的因素。其中，又可以将路线主因论与领袖主因论大体归为一 类观点，暂且称之为“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因为就它们所针对的现象与问题来说，无论矛头直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 义”还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二者都强调了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所奉行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的失误与错误对苏东剧变的 决定性影响。但在论辩中，被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指斥的制度主因论、经济主因论中，大多不排除戈尔巴乔夫路线的作用，而只是 将其定位为“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这种说法有时也被戈尔巴乔夫路线主因论者所采纳。这样就使人们感到模糊与困惑，也意 味着在概念的清晰与论证的严密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二)演变的过程 像任何事物的变化一样，苏联的演变有一个发展过程。吴仁彰等人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入手，将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 中央总书记起，至1991年12月苏共失败、苏联解体止，共6年9个月的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至1988年6月。这是苏联改苹的初期。在这一阶段尽管己出现一些错误的倾向，但改苹仍然 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改革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1985年4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戈尔巴乔夫全面佩述施政纲领一“加速战 略”，即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表达要对传统的苏联模式进行重大改革的意向。1986年2月5日一3月5日，苏共二 七大召开，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主要是针对勃列日湿夫时期苏联社会的僵化停滞状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教条主义观念 而进行的。1987年1月27日~28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但实际上诗及改革的战略目标和重要方针，括 出民主是“改革的目标”、“实质”，又是“改革的主要手段”、“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障”。苏共中央 月全会以后，苏共的改革方针发生了以下一些变化：第一，逐渐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体制移向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事后回忆说，苏 联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然而后来遇到障碍机制，为了打破障碍机制，把重点移向政治体制政革。第二，从有政治界线的“民主 化和公开性”逐渐转变到界限模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奥论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团体以合法地位出现。第三，从批 判勃列日漫夫时期的僵化理论观念转变为全面批判斯大林运动，进面又很快转变为全面评价苏联历史和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运 动。两种观点激烈交锋。国内政策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对拉美作家加·马克斯说。我 们的对外政策同样“要把人的利益和人道主义价值放在首位”：11月，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提出“全人类的利登高于阶级 利益”，“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发生在苏联革初期，总的来看没有越出社会主义范围。指导思想上，虽 然出现模糊和例弱社会主义界限的明显倾向，但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第二阶段：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到1990年7月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在这一阶段苏联的改革方向发生变化，从“完蓉社 会主义”路线逐渐转变到“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1988年6月8日~7月1日，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作出几项重要决 策：第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或革”，并把它提到首位。第二，把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并作为政治体制政革的中心内 容，“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党的职能是“政治先锋队”，面不是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实施直接的领导。第三，把“人道的民主社会 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标志着苏联政革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完著社会主义转向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 应该指出，此时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文包含着一系列含湖不清的或折中主义的观点， 第三阶段：1990年7月到1991年8月19日的“8.19”事变。这个阶段大力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各政治力量进行著列的 争权斗争，苏共加速演变。苏共8大期间，围绕制定或革的路线和方针，苏共党内形成了三大派别：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政治中间 派”，以叶利饮为首的“激进民主派”和以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为首的苏共“传统派”。三派之间激烈斗争，实质是激进派向苏共 权的斗争，苏联在这种斗争中加速演变。此时政治、经济、民族、党的危机急剧加深，各派政治势力到了决定胜负的关头。 第四阶段：1991年8月19日到1991年12月25日，苏共失收，联盟解体 (1)“8.19”事件。以刷总统亚纳那夫为首的8人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宜布由亚纳耶那夫代替戈尔巴乔夫行使总统职务，并 在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认为目前国家已失去制，应恢复法制和秩序。事件的实质是一些苏共领导人想阻止“微进派”势力上台 和阻止联盟解体的一种努力，但行动不到72小时便告失败。 (2)苏共垮台。“8.19”事件后，形势急转直下，龙尔巴乔夫向激进势力常找，一场大规模打击苏共的运动在全国展开。8月22 日，叶利饮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组织非法：8阴23日，叶利饮“中止”俄罗断共产竞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名 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并以总统名义命令停止苏共在武装力量、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 兵、其他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决议，停止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反共势力的欢呼 中，指北毒撒降落了 (3)苏联解体。以叶利饮为首的“激进派”猛烈打击苏共的同时，迅速接管联盟中央的权力，包括控制军权、财权、舆论工具，叶 接着就是“最后毁掉”中央，把属于联围的权力转到俄罗斯手中，架空联盟，从而促使各共和国向完全独立的方向疾走。但戈尔巴乔 夫仍在努力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保留一个权利较小的“小中央”，然而，面对苏共解体而激发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满，他的“小中 央”计划很快落空 12月1日。乌克兰独立，这对戈尔巴乔夫构筑新联置是一个致命打击（乌克兰和俄罗斯被称为联盟的两大支柱）。12月22日，前苏联 地区的11个加里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会议，正式宜告“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宜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 实停止其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东夫辞去总统和苏军最高统帅职务，苏联国旗从克里组林宫暗然降落。招级大国殒灭
第一阶段：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至1988年6月。这是苏联改革的初期。在这一阶段尽管已出现一些错误的倾向，但改革仍然 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改革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1985年4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施政纲领—“加速战 略”，即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表达要对传统的苏联模式进行重大改革的意向。1986年2月25日～3月5日，苏共二十 七大召开，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主要是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僵化停滞状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教条主义观念 而进行的。1987年1月27日～28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但实际上涉及改革的战略目标和重要方针，提 出民主是“改革的目标”、“实质”，又是“改革的主要手段”、“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障”。苏共中央一 月全会以后，苏共的改革方针发生了以下一些变化：第一，逐渐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体制移向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事后回忆说，苏 联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然而后来遇到障碍机制，为了打破障碍机制，把重点移向政治体制改革。第二，从有政治界线的“民主 化和公开性”逐渐转变到界限模糊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舆论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团体以合法地位出现。第三，从批 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理论观念转变为全面批判斯大林运动，进而又很快转变为全面评价苏联历史和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运 动。两种观点激烈交锋。国内政策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对拉美作家加·马克斯说，我 们的对外政策同样“要把人的利益和人道主义价值放在首位”；11月，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 利益”，“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发生在苏联改革初期，总的来看没有越出社会主义范围。指导思想上，虽 然出现模糊和削弱社会主义界限的明显倾向，但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第二阶段：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到1990年7月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在这一阶段苏联的改革方向发生变化，从“完善社 会主义”路线逐渐转变到“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1988年6月28日～7月1日，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作出几项重要决 策：第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并把它提到首位。第二，把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内 容，“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党的职能是“政治先锋队”，而不是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实施直接的领导。第三，把“人道的民主社会 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标志着苏联改革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完善社会主义转向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 应该指出，此时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包含着一系列含糊不清的或折中主义的观点。 第三阶段：1990年7月到1991年8月19日的“8.19”事变。这个阶段大力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激烈的 争权斗争，苏共加速演变。苏共28大期间，围绕制定改革的路线和方针，苏共党内形成了三大派别：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政治中间 派”，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和以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为首的苏共“传统派”。三派之间激烈斗争，实质是激进派向苏共夺 权的斗争，苏联在这种斗争中加速演变。此时政治、经济、民族、党的危机急剧加深，各派政治势力到了决定胜负的关头。 第四阶段：1991年8月19日到1991年12月25日，苏共失败，联盟解体。 (1)“8.19”事件。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8人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由亚纳耶夫代替戈尔巴乔夫行使总统职务，并 在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认为目前国家已失去控制，应恢复法制和秩序。事件的实质是一些苏共领导人想阻止“激进派”势力上台 和阻止联盟解体的一种努力，但行动不到72小时便告失败。 (2)苏共垮台。“8.19”事件后，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向激进势力靠拢，一场大规模打击苏共的运动在全国展开。8月22 日，叶利钦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组织非法；8月23日，叶利钦“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 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并以总统名义命令停止苏共在武装力量、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 兵、其他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决议，停止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反共势力的欢呼声 中，苏共党旗降落了。 (3)苏联解体。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猛烈打击苏共的同时，迅速接管联盟中央的权力，包括控制军权、财权、舆论工具。叶 接着就是“最后毁掉”中央，把属于联盟的权力转到俄罗斯手中，架空联盟，从而促使各共和国向完全独立的方向疾走。但戈尔巴乔 夫仍在努力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保留一个权利较小的“小中央”，然而，面对苏共解体而激发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他的“小中 央”计划很快落空。 12月1日，乌克兰独立，这对戈尔巴乔夫构筑新联盟是一个致命打击(乌克兰和俄罗斯被称为联盟的两大支柱)。12月22日，前苏联 地区的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会议，正式宣告“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 实停止其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和苏军最高统帅职务，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落，超级大国殒灭
另一类观点是从演变的性质出发来认识这一过程的。这种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 的核心是政权问愿”，苏联演变过程是敌对势力（御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 消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本取政权的过程。必领如实地把它作为一场政治斗年 来把摇，即从政治上来考察这一过程 苏联演变过程显示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沆瀣一气，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奥论，做反革命意识形态工作，混淆是非，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第二步，敌对势力在党员 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动乱，趁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步步退 让，拱手让权，最后无产阶级政权被煎覆，并酿成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的悲惨结局：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夺取到的 政权力量，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莫定经济基础。东欧国家的演变过程也大体相同。 (三)苏东剧变的若干重要因素 论析如果对围绕苏东剧变主要原因的不同观点微一个便于理解但嫌粗略、简单化的概括，笔者认为大致包括三组六种观点：制度 主因论与领袖主因论，政治主因论与经济主因论，历史主因论与现实主因论。说这种概括有失简单化的原因在于，这是一种突出观 差异的划分，面且也没有囊括所有观点，实际上要将每个论者明确框定在某个标签下可能是困难的或不恰当的，因为论者将某个问题 作为主要原因的同时，并不一定排斥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这种归类本身所形成的六种观点之间，也有交义之处，如政治主因论与额 袖主因论之间、现实主因论与政治主因论和经济主因论之间。以下以学界论及较多的导致苏联剧变的诸种因素为主线，兼及对各种主 委原因论的综述与评析， 1经济想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苏联刷变无疑有其经济根源，但究竞将经济问题作为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还是“主要原因”， 在着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些学者编写的《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一书认为：“苏共失败的最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因素。”“正像经济因素 是任何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的最终原因一样，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瓦解也不例外。 叶灼新先生认为，“除了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本身蜕化变质的原因外，经济危机是酿成苏联刚变的主要原因。”“苏联经济危机导 致严重的后果，它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剧变的主要根源。”表现在：经济危机导致了信仰危机：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经济 危机诱发了民族危机：经济危机为国外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他还进一步指出，苏联经济危机的形成，除了 戈尔巴乔夫路线的这个直接原因之外，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中既有理论观点和指导思想的严重失误，又有经济模式的严重僵化 和弊端。 西方有论者从“战争经济”的角度闸述苏联的经济困境，认为政府的“财政破产”是改革失败、苏联侧变的“根本原因”。这是 雅克·罗萨于1992年3月13日在《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苏联特台的原因》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所谓“苏联经济由于最初概念中 存在着可造成严重阻碍的弊端而无法运转”的论点，“在绝对形式下背定没有价值”，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注定失败的国有化经济实际 上在苏联运行了70年，它在生产上、在建立现代工业和科学机器上，以及在发挥技术和军事潜力上起着“相对有效的作用”，与系 地依靠市场的制度相比，基于行政管理的全面国有化制度相对来说可能是没有效率的，但这仍不能解释苏联的突然瓦解，“隐蔽的因 素是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苏联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战争经济，其特点是国有化、中央集权制的官僚主义经营管理、取消个人自由和 批评自由、定量分配、军事预算优先，其根本点是尽快和尽可能直接动用各种资金，除了供给最起码的必需品外，不注重提供其他的 消费品。在1989年之前，苏联的确创造了可与美国在军事上相匹敌的奇迹，但美国毕竟富得多，而且其价格制度一直保障了美国经济 的效率，其税收制度保障了军事顶算的资金：相形之下，苏联则不得不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大笔资金用于国防，最终逐步室总了 济的增长。同时，苏联这种经济制度维持下去，也需要人民相信存在着强大的外来威胁，以及官像独裁的国内压力。防着纳粹德国的 战败和斯大林的去世，这两个条件不复存在，出现了官僚主义控制的恶性循环。“赫鲁晓夫报告所标志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自身的 安逸所希望的恐怖统治结束也宜告了官僚制度效率的终结，独藏不够导致对庞大的官机枸失去控制，导致侵吞国家财产，最终导致 税收危机。”国家路入中央控制自行消亡的螺旋中，这种形势不允许采取拉关式的军事解决办法，因为军队不能指望从经济中捞到更
另一类观点是从演变的性质出发来认识这一过程的。这种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 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过程是敌对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人 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必须如实地把它作为一场政治斗争 来把握，即从政治上来考察这一过程。 苏联演变过程显示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沆瀣一气，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舆论，做反革命意识形态工作，混淆是非，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第二步，敌对势力在党员 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动乱，趁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步步退 让，拱手让权，最后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并酿成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的悲惨结局；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夺取到的 政权力量，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东欧国家的演变过程也大体相同。 (三)苏东剧变的若干重要因素 论析如果对围绕苏东剧变主要原因的不同观点做一个便于理解但嫌粗略、简单化的概括，笔者认为大致包括三组六种观点：制度 主因论与领袖主因论，政治主因论与经济主因论，历史主因论与现实主因论。说这种概括有失简单化的原因在于，这是一种突出观点 差异的划分，而且也没有囊括所有观点。实际上要将每个论者明确框定在某个标签下可能是困难的或不恰当的，因为论者将某个问题 作为主要原因的同时，并不一定排斥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这种归类本身所形成的六种观点之间，也有交叉之处，如政治主因论与领 袖主因论之间、现实主因论与政治主因论和经济主因论之间。以下以学界论及较多的导致苏联剧变的诸种因素为主线，兼及对各种主 要原因论的综述与评析。 1.经济根源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苏联剧变无疑有其经济根源，但究竟将经济问题作为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还是“主要原因”，存 在着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些学者编写的《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一书认为：“苏共失败的最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因素。”“正像经济因素 是任何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的最终原因一样，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瓦解也不例外。” 叶灼新先生认为，“除了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本身蜕化变质的原因外，经济危机是酿成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苏联经济危机导 致严重的后果，它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剧变的主要根源。”表现在：经济危机导致了信仰危机；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经济 危机诱发了民族危机；经济危机为国外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他还进一步指出，苏联经济危机的形成，除了 戈尔巴乔夫路线的这个直接原因之外，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中既有理论观点和指导思想的严重失误，又有经济模式的严重僵化 和弊端。 西方有论者从“战争经济”的角度阐述苏联的经济困境，认为政府的“财政破产”是改革失败、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是 雅克·罗萨于1992年3月13日在《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苏联垮台的原因》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所谓“苏联经济由于最初概念中 存在着可造成严重阻碍的弊端而无法运转”的论点，“在绝对形式下肯定没有价值”，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注定失败的国有化经济实际 上在苏联运行了70年，它在生产上、在建立现代工业和科学机器上，以及在发挥技术和军事潜力上起着“相对有效的作用”。与系统 地依靠市场的制度相比，基于行政管理的全面国有化制度相对来说可能是没有效率的，但这仍不能解释苏联的突然瓦解，“隐蔽的因 素是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苏联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战争经济，其特点是国有化、中央集权制的官僚主义经营管理、取消个人自由和 批评自由、定量分配、军事预算优先，其根本点是尽快和尽可能直接动用各种资金，除了供给最起码的必需品外，不注重提供其他的 消费品。在1989年之前，苏联的确创造了可与美国在军事上相匹敌的奇迹，但美国毕竟富得多，而且其价格制度一直保障了美国经济 的效率，其税收制度保障了军事预算的资金；相形之下，苏联则不得不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大笔资金用于国防，最终逐步窒息了经 济的增长。同时，苏联这种经济制度维持下去，也需要人民相信存在着强大的外来威胁，以及官僚独裁的国内压力。随着纳粹德国的 战败和斯大林的去世，这两个条件不复存在，出现了官僚主义控制的恶性循环。“赫鲁晓夫报告所标志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自身的 安逸所希望的恐怖统治结束也宣告了官僚制度效率的终结，独裁不够导致对庞大的官僚机构失去控制，导致侵吞国家财产，最终导致 税收危机。”国家陷入中央控制自行消亡的螺旋中，这种形势不允许采取拉美式的军事解决办法，因为军队不能指望从经济中捞到更
多东西：同时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也难以行得通，因为它要求整个社会组织都加以改变。自斯大林去世以来之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改 革成功的尝试，“答案主要与战争经济的税收逻辑有关” 一部分经济的私有化和与价格体系相符的官方市场的引入，结果是国家可 用于满足自己需要、特别是军事需要的实物税收减少了：此外，由于政治官修机构控制的削，这种做法在短期就好像是一种自杀」 只有在维持战争经济体制的办法被证实不可行之时，这种做法才会被接受。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系列改革都迪到失收 而苏联如今突然筠台的原因之所在。“只有旧制度的废墟才能使人接受建设一个崭新制度的巨大代价。” 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是根本不同意苏联经济失欧的结论。周新城教授认为。“不能用‘经济墙得不好”来概括苏联东欧国家几十 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且“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发展速度问圈。还有一个政治方向问题”，“苏联东欧闲家的实际情况表明，它 们的演变恰恰不在于忽视经济建设，而在于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政治方向，只埋头于具体的经济事务和技术工作，而不注意阶级斗争的 动向”。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小说家兼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虽然不否认苏联经济失败的结论，但别有一番解释，认 为，“苏联和东欧表面上的经济失败是冷战的结果”：“经济的直正崩溃是在改革之后”，是对市场经济的模仿造成了经济灾难，面 苏联的宜传机器和西方的大众传媒却把经济失败说成是共产主义的破产；“共产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制度”，相对于其他制度有 自已的优势：制止灾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停止改革”。 2。“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因素 不少作者都将这两个密切相联的问避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将其规定为苏联制变的“直接原因”，或置之于所提及的各类原因 之首，或直接称之为“主要”原因、“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江流教授与陈之鄂教授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一书在序言中明 确指出，“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错误路线是苏联演变的直接原因”。由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些学者编写的《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一书对 苏联刚变的原因和教调的总结，第一条就是“问题主要是出在苏联共产党内部”。 周新城教授认为，在导致苏联东欧演变的多种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执政的共产党提出并贯彻了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人道的民主的杜会主义路线”，而无论是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还是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因难和问，都只是为复刷 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条件、一种可能性”。“中苏两国的鲜明对比。说明主要的问愿不在于社会主义实毁中是否出现失误和繁病， 也不在于敌对势力是否从外部发动进攻，关健是共产党如何对特这些问题。不同的路线、方针，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在这里，路线是 决定一切的。”周教授还回应了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为依据，认为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没有 搞好的观点。他指出，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会出现各种复杂的 况。因此，在淡到具体政治事件时，不是只要往经济因素身上一推，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把生产力状况当作苏东刷变的根本原因， 是“机城唯物论”的表现：据此会得出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在生产力条件不成热的情况下强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定要垮 台的荒谬结论。必须如实地把苏东剧变看做是“两个阶缓、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斗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 导性线索，才能使我们在苏东剧变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 科伊奇·佩特罗夫认为，尽管人们都同意经济起决定作用，但在实践中政治，即政治人物、党和国家领导人起决定作用：而且在 一切情况下，不论领袖的政治色彩和性质，在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里，领导人只有一个进择一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社会集 团服务，当然在实我中如何实现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现象说明，问避出在政策上，出在溢用权力 上”。他专门探讨了“戈尔巴乔夫现象”，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戈尔巴乔夫犯有“共产主义幼稚病”。他作为一名左派马克 思主义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从他担任领导职务开始就染上了“共产主义幼雅病”，在该病的影响下，戈氏“喜欢进，别出心 裁，喜欢出名，喜欢荣誉”。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和个性是他的“进攻性、喜好标新立异和不同凡响的强烈愿望，希望苏联在下一个千 年成为举世无双的国家”，历史证明这点“铸成了不可饶怨的大错”。从其作为政治家的素养来看，他不像一个大国大党的领导人 而且他的政治品质成问题。党成为他排除反对派和掩盖其政策失败的辆牲品。戈尔巴乔夫“能辆牲党和国家、牺牲人民，就是不牺料 自己”第二，在政治路线上，戈氏是“当代历史上第一位国家无政府主义者”，“他用经济‘改革”瓦解了70年的强大社会主义经 济，而用政治“改革”消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用·公开性”清除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信念、道德和伦理。”戈尔巴乔夫的改岸 路线是“冒险主义、极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改苹”打碎了党和社会主义道德、法律、伦理、民主等等，但戈氏却紧银“改 革”的步伐，因为除了联合这些“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经济社会力量”之外，他别无出路，他们会帮助他反对他的改敌。然 而“他的花招玩过了头”，改革不仅消灭了他的敌人，也毁掉了他自己的或治权力和共产主义。第三，从历史的比较分析的角度 看，“在历史大舞台上，他不能和任何人相比。他可能在某些方而像尼基塔·赫鲁晓夫”，后者在斯大林之后掀起了反斯大林和反共
多东西；同时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也难以行得通，因为它要求整个社会组织都加以改变。自斯大林去世以来之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改 革成功的尝试，“答案主要与战争经济的税收逻辑有关”。一部分经济的私有化和与价格体系相符的官方市场的引入，结果是国家可 用于满足自己需要、特别是军事需要的实物税收减少了；此外，由于政治官僚机构控制的削弱，这种做法在短期就好像是一种自杀。 只有在维持战争经济体制的办法被证实不可行之时，这种做法才会被接受。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系列改革都遭到失败， 而苏联如今突然垮台的原因之所在。“只有旧制度的废墟才能使人接受建设一个崭新制度的巨大代价。” 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是根本不同意苏联经济失败的结论。周新城教授认为，“不能用‘经济搞得不好’来概括苏联东欧国家几十 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且“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发展速度问题，还有一个政治方向问题”，“苏联东欧国家的实际情况表明，它 们的演变恰恰不在于忽视经济建设，而在于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政治方向，只埋头于具体的经济事务和技术工作，而不注意阶级斗争的 动向”。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小说家兼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虽然不否认苏联经济失败的结论，但别有一番解释，认 为，“苏联和东欧表面上的经济失败是冷战的结果”；“经济的真正崩溃是在改革之后”，是对市场经济的模仿造成了经济灾难，而 苏联的宣传机器和西方的大众传媒却把经济失败说成是共产主义的破产；“共产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制度”，相对于其他制度有 自己的优势；制止灾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停止改革”。 2.“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因素 不少作者都将这两个密切相联的问题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将其规定为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或置之于所提及的各类原因 之首，或直接称之为“主要”原因、“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江流教授与陈之骅教授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一书在序言中明 确指出，“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错误路线是苏联演变的直接原因”。由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些学者编写的《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一书对 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总结，第一条就是“问题主要是出在苏联共产党内部”。 周新城教授认为，在导致苏联东欧演变的多种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执政的共产党提出并贯彻了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而无论是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还是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困难和问题，都只是为复辟 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条件、一种可能性”。“中苏两国的鲜明对比，说明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实践中是否出现失误和弊病， 也不在于敌对势力是否从外部发动进攻，关键是共产党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不同的路线、方针，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在这里，路线是 决定一切的。”周教授还回应了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为依据，认为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没有 搞好的观点。他指出，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 况。因此，在谈到具体政治事件时，不是只要往经济因素身上一推，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把生产力状况当作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 是“机械唯物论”的表现；据此会得出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在生产力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定要垮 台的荒谬结论。必须如实地把苏东剧变看做是“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斗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 导性线索，才能使我们在苏东剧变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 科伊奇·佩特罗夫认为，尽管人们都同意经济起决定作用，但在实践中政治，即政治人物、党和国家领导人起决定作用；而且在 一切情况下，不论领袖的政治色彩和性质，在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里，领导人只有一个选择—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社会集 团服务，当然在实践中如何实现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现象说明，问题出在政策上，出在滥用权力 上”。他专门探讨了“戈尔巴乔夫现象”，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戈尔巴乔夫犯有“共产主义幼稚病”。他作为一名左派马克 思主义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从他担任领导职务开始就染上了“共产主义幼稚病”，在该病的影响下，戈氏“喜欢冒进，别出心 裁，喜欢出名，喜欢荣誉”。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和个性是他的“进攻性、喜好标新立异和不同凡响的强烈愿望，希望苏联在下一个千 年成为举世无双的国家”，历史证明这点“铸成了不可饶恕的大错”。从其作为政治家的素养来看，他不像一个大国大党的领导人， 而且他的政治品质成问题，党成为他排除反对派和掩盖其政策失败的牺牲品。戈尔巴乔夫“能牺牲党和国家、牺牲人民，就是不牺牲 自己”第二，在政治路线上，戈氏是“当代历史上第一位国家无政府主义者”。“他用经济‘改革’瓦解了70年的强大社会主义经 济，而用政治‘改革’消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用‘公开性’清除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信念、道德和伦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路线是“冒险主义、极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改革”打碎了党和社会主义道德、法律、伦理、民主等等，但戈氏却紧跟“改 革”的步伐，因为除了联合这些“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经济社会力量”之外，他别无出路，他们会帮助他反对他的政敌。然 而“他的花招玩过了头”，改革不仅消灭了他的敌人，也毁掉了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共产主义。第三，从历史的比较分析的角度 看，“在历史大舞台上，他不能和任何人相比。他可能在某些方面像尼基塔·赫鲁晓夫”，后者在斯大林之后掀起了反斯大林和反共
产主义攻治价值的运动，其“阴谋动摇了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威细”。“如果没有林鲁略夫事件，戈尔巴乔夫是不会通过‘改革’清 灭共产主义的，因为他的冒险主义，尤其是‘公开性”，是建立在赫鲁晓夫主义基础之上的。”第四，戈尔巴乔夫“是自我爱灭的到 在普人，南到敌人阵营里的新链”。“在抛弃断大林丰义和幼列日源夫主义的同时，他也抛弃了苏联历中上的社会丰义和革雄主义 抽去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含义。所以西方政治家授子他‘摆脱共产主义的解放者'封号，他们把他看微是最好的朋友 另外，佩特罗夫还特别分析了在改革中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反对派失败的原因，认为整个反对派犯了称之为“妥协”的错误，他 们不明白“这是生死的斗争”，反对派的妥协纵容了“改革派”得寸进尺，而反对派只能落在他们后面。 冯绍雷教授主要用“直接政治经济动因”与“深层次原因”这对概念来概括苏联解体的原因，指出导致苏联解体有改革的战略、 策略等直接政治经济动因，也有制度变迁与既定结构制约性之间的刚性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他在对“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具 体分析时，强调了三方面的同题：一是“折主义政治路线的失算”：二是“错失了走向市场的机会”：三是“对改革的结构性制 约”。将“折表主义政治路线的失算”作为他所强调的三方面问题之首，表明了冯教授对其作用之大的重视。他指出：“一度有效、 然而迅速使戈尔巴乔夫陷入困境的折衷主义路线显然是戈尔巴乔夫悲剧的一个相当直接的原因。”他利用政治学研究的有关成果，分 析了政治改革中折主义路线的利弊与危险，认为政革阶段推行折衷主义以团结多数既有其必要性，又会使战略目标模糊：而当左右 两端的势力长期以米来对中间力量居于优势时，折衷主义路线就会而临自身倾覆的成胁。针对苏联的情况，他进一步指出，“前苏联地 区的人文历史决定了在那里缺乏可以作为折衷主义路线基础的中间力量、中派主义的社会背景。”“要么是翻天覆地推翻旧制度，要 么是原封不动地保存既有状态，越到戈尔巴乔夫后期，形势越是如此，这恐怕是戈尔巴乔夫改革遗到失败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原因。 原苏联人民代表、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1991年10明对中国驻苏记者谈到对戈尔巴乔夫改苹的评价时指出：历史学家将会承 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但也将会对他作出严峻的判决，因为他的政革在许多方面都不成功，而且适得其反，对政治领袖人物作评 价首先看他接受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留下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戈在接受国家政权时，苏联正走向危机，处在停滞时期，人民 的生活水平低：而他留下的闲家情况更槽。在谈到苏共没有摆脱危机的原因时，他指出：因为苏共早就丧失了政党的性质，从保卫劳 动人民的政党变成了政权机构，就像基督教那样，诞生时曾是被压追者的运动、奴来的运动、罗马帝国最低层居民的运动，后来却变 成了保卫剥削阶级的利益和封建阶级的利益的运动。本身也成了别削者，凌驾在人民之上。苏共也是如此，其领导人发生了蜕变，只 关心本人的权力，站在人民之上，甚至剥削人民，因而丧失了人民的信任，便轻易地被瓦解了。这样的党经受不住轻轻的几下打击。 也没有人来保卫它。 3.制度与体制因素 苏联剧变所提出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与优越性问题的认识，因此在对苏联剧变原因的探讨中，制度 的、体制的或模式方面的因素是无法回港的。由于这其中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与政治立场，因此显得相当敏 感，也因此而存在着最为尖锐的对立、分歧和相当激烈的争论。根据对制度概念的不问理解以及不同制度层而问题的强调，可以将制 度论进一步细分为 第一，根本制度论。它在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作出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结论。一些论者在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前提下坚持 制度决定论，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观点是布热津断基的“大失败”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历史的暂时现 象，资本主义才代表着未来，周新城教授将执政党的路线问愿与领导人的错误作为苏东刷变的根本原因，虽然从表面上看不是制度主 因论，但从他特别强调苏联的剧变不是根本制度的问恩，只是具体体制的毛病，只是因为药方不对才导致了悲剧这一逻辑来看，实际 上是从相反的方向上，在反对社会主义失败论而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这一前提下，贯彻了根本制度主因论。可见，无论 是哪种根本制度决定论，都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价值判断，直接涉及论者的政治立场与价值立场，鉴于此， 对“是制度的手向还是改革领抽们的错误”这个句鞭。也武不造问答了， 第二，体制论或模式论。它在肯定苏东刷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失败的同时认为，这一结果仍意味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 苏东副变的根本问题是模式与体制意义上的制度问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是致命性的，绝非炎症一类的小病，而是致命的瘤 症。这种观点主要是一种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的概括，但无形中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因际上相当流行的制度主义学说的观点。 制度主义理论对制度本身的解释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内容，面把制度理解为中性色老的程序与规则
产主义政治价值的运动，其“阴谋动摇了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威望”。“如果没有赫鲁晓夫事件，戈尔巴乔夫是不会通过‘改革’消 灭共产主义的，因为他的冒险主义，尤其是‘公开性’，是建立在赫鲁晓夫主义基础之上的。”第四，戈尔巴乔夫“是自我毁灭的共 产党人，跑到敌人阵营里的叛徒”。“在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同时，他也抛弃了苏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和英雄主义， 抽去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含义。所以西方政治家授予他‘摆脱共产主义的解放者’封号，他们把他看做是最好的朋友。” 另外，佩特罗夫还特别分析了在改革中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反对派失败的原因，认为整个反对派犯了称之为“妥协”的错误，他 们不明白“这是生死的斗争”，反对派的妥协纵容了“改革派”得寸进尺，而反对派只能落在他们后面。 冯绍雷教授主要用“直接政治经济动因”与“深层次原因”这对概念来概括苏联解体的原因，指出导致苏联解体有改革的战略、 策略等直接政治经济动因，也有制度变迁与既定结构制约性之间的刚性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他在对“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具 体分析时，强调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折衷主义政治路线的失算”；二是“错失了走向市场的机会”；三是“对改革的结构性制 约”。将“折衷主义政治路线的失算”作为他所强调的三方面问题之首，表明了冯教授对其作用之大的重视。他指出：“一度有效、 然而迅速使戈尔巴乔夫陷入困境的折衷主义路线显然是戈尔巴乔夫悲剧的一个相当直接的原因。”他利用政治学研究的有关成果，分 析了政治改革中折衷主义路线的利弊与危险，认为改革阶段推行折衷主义以团结多数既有其必要性，又会使战略目标模糊；而当左右 两端的势力长期以来对中间力量居于优势时，折衷主义路线就会面临自身倾覆的威胁。针对苏联的情况，他进一步指出，“前苏联地 区的人文历史决定了在那里缺乏可以作为折衷主义路线基础的中间力量、中派主义的社会背景。”“要么是翻天覆地推翻旧制度，要 么是原封不动地保存既有状态，越到戈尔巴乔夫后期，形势越是如此，这恐怕是戈尔巴乔夫改革遭到失败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原因。” 原苏联人民代表、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1991年10月对中国驻苏记者谈到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时指出：历史学家将会承 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但也将会对他作出严峻的判决，因为他的改革在许多方面都不成功，而且适得其反，对政治领袖人物作评 价首先看他接受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留下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戈在接受国家政权时，苏联正走向危机，处在停滞时期，人民 的生活水平低；而他留下的国家情况更糟。在谈到苏共没有摆脱危机的原因时，他指出：因为苏共早就丧失了政党的性质，从保卫劳 动人民的政党变成了政权机构，就像基督教那样，诞生时曾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奴隶的运动、罗马帝国最低层居民的运动，后来却变 成了保卫剥削阶级的利益和封建阶级的利益的运动，本身也成了剥削者，凌驾在人民之上。苏共也是如此，其领导人发生了蜕变，只 关心本人的权力，站在人民之上，甚至剥削人民，因而丧失了人民的信任，便轻易地被瓦解了。这样的党经受不住轻轻的几下打击， 也没有人来保卫它。 3.制度与体制因素 苏联剧变所提出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与优越性问题的认识，因此在对苏联剧变原因的探讨中，制度 的、体制的或模式方面的因素是无法回避的。由于这其中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与政治立场，因此显得相当敏 感，也因此而存在着最为尖锐的对立、分歧和相当激烈的争论。根据对制度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制度层面问题的强调，可以将制 度论进一步细分为： 第一，根本制度论。它在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作出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结论。一些论者在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前提下坚持 制度决定论，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观点是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历史的暂时现 象，资本主义才代表着未来。周新城教授将执政党的路线问题与领导人的错误作为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虽然从表面上看不是制度主 因论，但从他特别强调苏联的剧变不是根本制度的问题，只是具体体制的毛病，只是因为药方不对才导致了悲剧这一逻辑来看，实际 上是从相反的方向上，在反对社会主义失败论而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这一前提下，贯彻了根本制度主因论。可见，无论 是哪种根本制度决定论，都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价值判断，直接涉及论者的政治立场与价值立场。鉴于此， 对“是制度的毛病还是改革领袖们的错误”这个问题，也就不难回答了。 第二，体制论或模式论。它在肯定苏东剧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失败的同时认为，这一结果仍意味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 苏东剧变的根本问题是模式与体制意义上的制度问题，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是致命性的，绝非炎症一类的小病，而是致命的癌 症。这种观点主要是一种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的概括，但无形中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国际上相当流行的制度主义学说的观点。 制度主义理论对制度本身的解释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内容，而把制度理解为中性色彩的程序与规则
应该说，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苏联的体制、模式有问题。但对中因学者来说。在判定苏联的演变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有问题，以及 认识到苏联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加政革必定要发生危机的同时，是否把制度与体制问题作为刷变的原因，作为什么样的原因（深层 次原因。或主生要隙因、根本原因)，还是只将党的领导层在改革路线上的错误作为主要原因就能够充分说明问题，确实存在很大分技 我罗斯内部也在讨论一个类似的问：“究竟是国家命运是发展模式的产物，还是发展模式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什么是原因 霍布斯鲍姆主张区分“整体性社会主义的题”与“特定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验”，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收，并不 表示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便不可行”。与此同时，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持一种深切的悲观看法。“旧有的系统即使再经修补，也 必将注定灭亡”，苏东的刚变与中国改革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了这点：“十月革命的悲刚，藏在于它只能制造出自己这一种 配型社会主义”。他还借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倡者兰格在临终前的一番话表达自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无法道免的特有弊 端的感慨：“有没有可能，会有另一条路，可以取代当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凡事一把抓、惨无人道、实际上等于没有计划的、胡 冲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其希望我可以回答：‘有”，但是我不能。我找不到任何答案， 在苏联改革的过程中，激进派改革家们实际上就持有制度主义的观念，认为体制的好坏与否是一个决定一切的因素。在经济改革 中，当经济情况恶化时，认为只要用一种好的经济体制替换坏的经济体制，问将迎刃而解：在玫治改革中，迷恋于建立欧洲型的法 制国家，力图在短时间内以西方式三权分立为目标，重构国家权力体制： 体制主因论或模式主因论的观点所面临的桃战主要是制度主义的论说所面临的问恩，一一制度主义学说意义上的制度，也即我们 常说的榄式与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制度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制约苏联政治经济发展的远不只是一个体 制因素，而且看似合理的制度要真正确立起来并有效运行也需要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就苏联的经济问愿来说，经济体制、生产结料 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结构都是现行“经济管埋机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使体制上能作更政，结构上的混乱与坏死却使得这种政 革不得不发生变形，甚至根本上加深经济的困境。在政治上，“久己腐败的机体完全可以用欧美式的民主来装点门面，而不作实际的 改变，久已溃散的党风民风也完全可能把汗牛充栋的法律文书变成一纸空文”。可见，即使抓制度确实切中了问愿的要害，仅仅局限 于制度的建设也是不够的。无论是根本性的社会制度，还是程序意义上的制度，制度的本士化、制度与其他社会条件相匹配，都是确 保制度有效运转的必要环节。 4.用想领城与奥论官传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失控的“公开性”使苏联的统治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减信扫地。国家的稳定取决于 三个因素：没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工人阶级相安无事，以及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在苏联，过去这些都靠意识形态来保障，而在公开 性的压力下，意识形态的瓦解使所有这三个条件都受到了破坏。对意识形态衰落的第一个反应是民族主义情绪抬头，人们一旦对原肃 的意识形态产生怀疑，民族主义就填补了心理的直空。随后，意识形态的嘲溃又使政权对苏联工人、特别是矿工的控制大受削弱， 充分暴露了苏联工人对他们公正原则的信心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强烈对照。苏联工人含着跟泪观看介绍美国超缓市场的影片。他们听到 关国人用一次性针头为猪打针时不禁大吃一惊，在苏联甚至人还用不上一次性针头，最重要的结果是统治集团的团结瓦解了，同时用 来指导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其至对共产党也再不起指导作用。该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持是不可能存在 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玫权的指导原则。戈尔巴乔夫试图保存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体制，苏联开始不可抗拒地衰落了。 佩特罗夫认为，“公开性”是“最无耻和最阴险的反斯大林运动”，是“恶毒的、在苏联历史上和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反共言 传”，它在改苹的最初几年是一场“排除异己”运动，煤体不去指责1985年~19S6年的错误，而是去揪1983年一1984年勃列日湿夫和 安德罗波夫时期的“异己”，后来越来越成了“为‘改苹开脱罪责的强有力工具“”；公开性帮助“改革”的“大船”摆脱了死亡的 危险，帮助戈尔巴乔夫导演了抓“异己”的闹网，公开性不是为了牺牲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这样的亡灵，而是“为了压制‘改革'的 敌人·保守派”。 5.民族问题的作用 苏东刷变这一复杂宏大的历史事变中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是制度的变迁：二是国家的解体。这两种过程交织在 起，交互作用。其中制度变迁显然是这一剧变的主线。面且也是对苏东期变的讨论中的焦点问题：但二者仍是不同的问愿，各自的 发展贯穿着不同的逻辑，不能绝对地断定苏联或革的失败与改制必然带来因家的解体
应该说，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苏联的体制、模式有问题。但对中国学者来说，在判定苏联的演变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有问题，以及 认识到苏联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加改革必定要发生危机的同时，是否把制度与体制问题作为剧变的原因，作为什么样的原因(深层 次原因，或主要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只将党的领导层在改革路线上的错误作为主要原因就能够充分说明问题，确实存在很大分歧。 俄罗斯内部也在讨论一个类似的问题：“究竟是国家命运是发展模式的产物，还是发展模式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什么是原因?” 霍布斯鲍姆主张区分“整体性社会主义的问题”与“特定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验”，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 表示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便不可行”。与此同时，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持一种深切的悲观看法。“旧有的系统即使再经修补，也 必将注定灭亡”，苏东的剧变与中国改革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了这点；“十月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它只能制造出自己这一种支 配型社会主义”。他还借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倡者兰格在临终前的一番话表达自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无法避免的特有弊 端的感慨：“有没有可能，会有另一条路，可以取代当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凡事一把抓、惨无人道、实际上等于没有计划的、胡乱 冲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真希望我可以回答：‘有’。但是我不能。我找不到任何答案。” 在苏联改革的过程中，激进派改革家们实际上就持有制度主义的观念，认为体制的好坏与否是一个决定一切的因素。在经济改革 中，当经济情况恶化时，认为只要用一种好的经济体制替换坏的经济体制，问题将迎刃而解；在政治改革中，迷恋于建立欧洲型的法 制国家，力图在短时间内以西方式三权分立为目标，重构国家权力体制。 体制主因论或模式主因论的观点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制度主义的论说所面临的问题，——制度主义学说意义上的制度，也即我们 常说的模式与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制度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制约苏联政治经济发展的远不只是一个体 制因素，而且看似合理的制度要真正确立起来并有效运行也需要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就苏联的经济问题来说，经济体制、生产结构 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结构都是现行“经济管理机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使体制上能作更改，结构上的混乱与坏死却使得这种改 革不得不发生变形，甚至根本上加深经济的困境。在政治上，“久已腐败的机体完全可以用欧美式的民主来装点门面，而不作实际的 改变，久已溃散的党风民风也完全可能把汗牛充栋的法律文书变成一纸空文”。可见，即使抓制度确实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仅仅局限 于制度的建设也是不够的。无论是根本性的社会制度，还是程序意义上的制度，制度的本土化、制度与其他社会条件相匹配，都是确 保制度有效运转的必要环节。 4.思想领域与舆论宣传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失控的“公开性”使苏联的统治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威信扫地。国家的稳定取决于 三个因素：没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工人阶级相安无事，以及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在苏联，过去这些都靠意识形态来保障，而在公开 性的压力下，意识形态的瓦解使所有这三个条件都受到了破坏。对意识形态衰落的第一个反应是民族主义情绪抬头，人们一旦对原来 的意识形态产生怀疑，民族主义就填补了心理的真空。随后，意识形态的崩溃又使政权对苏联工人、特别是矿工的控制大受削弱，它 充分暴露了苏联工人对他们公正原则的信心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强烈对照。苏联工人含着眼泪观看介绍美国超级市场的影片，他们听到 美国人用一次性针头为猪打针时不禁大吃一惊，在苏联甚至人还用不上一次性针头。最重要的结果是统治集团的团结瓦解了，同时用 来指导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甚至对共产党也再不起指导作用。该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持是不可能存在 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指导原则。戈尔巴乔夫试图保存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体制，苏联开始不可抗拒地衰落了。 佩特罗夫认为，“公开性”是“最无耻和最阴险的反斯大林运动”，是“恶毒的、在苏联历史上和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反共宣 传”；它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是一场“排除异己”运动，媒体不去指责1985年～1986年的错误，而是去揪1983年～1984年勃列日涅夫和 安德罗波夫时期的“异己”，后来越来越成了“为‘改革’开脱罪责的强有力工具”；公开性帮助“改革”的“大船”摆脱了死亡的 危险，帮助戈尔巴乔夫导演了抓“异己”的闹剧，公开性不是为了牺牲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这样的亡灵，而是“为了压制‘改革’的 敌人‘保守派’”。 5.民族问题的作用 苏东剧变这一复杂宏大的历史事变中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是制度的变迁；二是国家的解体。这两种过程交织在 一起，交互作用。其中制度变迁显然是这一剧变的主线，而且也是对苏东剧变的讨论中的焦点问题。但二者仍是不同的问题，各自的 发展贯穿着不同的逻辑，不能绝对地断定苏联改革的失败与改制必然带来国家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