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新世纪里的中国，承接着20世纪中期以来民族命运由衰面兴的转折，沿者改革开放的道路，正在向世界新兴大国的方向加快迈 进。中国独特的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既使它成为当今世界多种矛盾的交汇点，又赋予它重要的国际使命。中国以何种大战略来迎对新 世纪里的机遇与挑战，将是一个世纪性的话题。 一、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重大调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决镜 1.“一边倒”政策的提出及其原因 所谓“一边倒”，意思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苏联结成同置。“一边倒”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交 政策，其意义非同寻常。 “一边倒”政策的提出，经历了相当长的酝酿、发展时期。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 则，支持苏联，同时希塑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承认。当时关国内部对华问题上曾经出现两派，一派支持中共，另一派支持国民党，但是 在两派的斗争中，支持蒋介石的派别占了上风，因此总体而言，美国拒绝与中共合作抗日，而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 随后关国的对华政策转为支持蒋介石政府统一中国，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在雅尔塔会议后，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关国得 到了苏联的保证：只支持蒋介石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克。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既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也得不到苏联致治、军申 等方面的承认和帮助。正是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独立地进行了武装斗争。美国则一心一意扶持蒋介石政府，投入了巨大 的财力人力，支持其打内战。而苏联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并对中共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 与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关苏开始了两极对抗的“冷战”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世界日益划分为泾滑分明 的东西两个对立集团，关苏矛后尖锐化。 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建立和发展新中国这一问题已提上议事 日程。当时，国内各种力量，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内，对于建立新中国后的各项大政方针都不太统一，于是，1949年7月1日，毛 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文中说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 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 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 条通路的幻想。”不仅在中国，即是在世界也绝无例外，不是倒向帝因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 的 随后，中苏关系发展迅速，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仲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结成同盟。而中关关系逐渐瑟化，尤其 是朝鲜战争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两国陷入敌对状态。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一边倒”政策最终不复存 在，在20世纪60年代被反帝反修的“两个头打人”战略所取代。 关于中共选择“一边倒”政策的原因，学术界作了诸多探讨，其观点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强调了美国对华致策对“一边倒”决策的影响。在杨公素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他明确 提出：“一边倒”是美的政策促成的。”他认为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拒绝与中共合作，而后解放战争时美国自己站在了中共的对立 面，所以“一边倒”政策的提出是很自然的。当然，他也强调了中共选择的主观因素。林利民在《過制中因一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 中也认为：“关国长期与蒋打内战的历史，关国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立的事实及关国1944年以来在处理对华致黄时， 向按意识形态画线的顽固立场，一直使中国共产党对美怀有疑虑和不信任，并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万分警惕，时时检讨政策立场。美国 官方在南京会谈中的表现及司徒雷登拒绝北平，使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猜疑和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由此，中共选择了“一边 倒”的政策。面在20世纪70年代，关国国内流行的观点也是认为当时的关国对华政策制定人的政策错误，才使准备与关国打交道的中
第八章 新世纪里的中国，承接着20世纪中期以来民族命运由衰而兴的转折，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正在向世界新兴大国的方向加快迈 进。中国独特的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既使它成为当今世界多种矛盾的交汇点，又赋予它重要的国际使命。中国以何种大战略来迎对新 世纪里的机遇与挑战，将是一个世纪性的话题。 一、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重大调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决策 1.“一边倒”政策的提出及其原因 所谓“一边倒”，意思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苏联结成同盟。“一边倒”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交 政策，其意义非同寻常。 “一边倒”政策的提出，经历了相当长的酝酿、发展时期。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 则，支持苏联，同时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承认。当时美国内部对华问题上曾经出现两派，一派支持中共，另一派支持国民党，但是 在两派的斗争中，支持蒋介石的派别占了上风，因此总体而言，美国拒绝与中共合作抗日，而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 随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为支持蒋介石政府统一中国，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在雅尔塔会议后，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美国得 到了苏联的保证：只支持蒋介石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既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也得不到苏联政治、军事 等方面的承认和帮助。正是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独立地进行了武装斗争。美国则一心一意扶持蒋介石政府，投入了巨大 的财力人力，支持其打内战。而苏联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并对中共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 与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开始了两极对抗的“冷战”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世界日益划分为泾渭分明 的东西两个对立集团，美苏矛盾尖锐化。 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建立和发展新中国这一问题已提上议事 日程。当时，国内各种力量，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内，对于建立新中国后的各项大政方针都不太统一。于是，1949年7月1日，毛 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文中说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 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 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 条道路的幻想。”不仅在中国，即是在世界也绝无例外，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 的。 随后，中苏关系发展迅速，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结成同盟。而中美关系逐渐恶化，尤其 是朝鲜战争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两国陷入敌对状态。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一边倒”政策最终不复存 在，在20世纪60年代被反帝反修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所取代。 关于中共选择“一边倒”政策的原因，学术界作了诸多探讨，其观点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强调了美国对华政策对“一边倒”决策的影响。在杨公素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他明确 提出：“‘一边倒’是美国的政策促成的。”他认为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拒绝与中共合作，而后解放战争时美国自己站在了中共的对立 面，所以“一边倒”政策的提出是很自然的。当然，他也强调了中共选择的主观因素。林利民在《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 中也认为：“美国长期与蒋打内战的历史，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立的事实及美国1944年以来在处理对华政策时，一 向按意识形态画线的顽固立场，一直使中国共产党对美怀有疑虑和不信任，并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万分警惕，时时检讨政策立场。美国 官方在南京会谈中的表现及司徒雷登拒绝北平，使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猜疑和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由此，中共选择了“一边 倒”的政策。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流行的观点也是认为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人的政策错误，才使准备与美国打交道的中
共倒向苏联一边。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注意到了促使中共作出这一决策过程中，美国当时对华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并加以了 重视 第二种观点强调了“一边例”外交决策中，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主视因素，尤其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何迪在 《194科一1949年中因共产党对关政策的演变》一文中断定：“·一边倒”的政策是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利益的根据的，它是中共对外 政策合乎逻辑的发展。”毛泽东向来视中国的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苹命的一部分，把自己的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的 组成部分。同时他认为：“中共作出一边倒决策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国家安危与经济建设的需 要。“不过，他也强调了关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共决策的重要影响，张小明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执）一文叫 也谈到“一边倒”是中共领导人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等出发而提出的，认为冷战时美苏争夺很难让中国中立，而中国发展 有赖于外部援助和文持，同时领导人的主观认识与苏联、斯大林一致，即“两个阵营”思想。而倒向苏联，则是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最 符合国家利益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信仰的选择，牛军所写的《建国前夕影响中共中央制定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一文中提出，当时中 共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受到关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中共领导人从一开始便将对苏关系放在首位，并且断定中美对抗难以造免，所以更 相信良好的中苏关系符合中因的战略利益。而此时在因内、党内和军内存在强烈的反美情绪，同时中共极为敏感、警锡及反感美国利 用中国的“第三势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干预。他认为中共制定对美政策确实包含着对此时关国对华政策的反应 “但在更大的程度 上是反映了中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在趋势和要求”，同时，此时中共领导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取得革命胜利和之后如何巩 固政权的向避。所以，“一边倒”政策的提出就顺理成章了。刘建飞所著《敌人，朋友，还是伙伴一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 1999)》中也提出，新中国领导人的革命理想决定了他们实行亲苏政策，面美苏对抗同而的存在，又决定了亲苏必定反美。他认为“ 边倒”是中共的必然迹择。由于中共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接受了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导致了中共联苏反关的基本立场。此外，反帝民族主义在“一边倒”决策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一些客观因素的存在，也使 中共选择了“一边倒”的决策。许多西方学者也认为在“一边倒”的决策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考虑是促成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 关国学者谠在《关国在中国的失败：1945一1950》一书中就断定：“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同对关敌意相结合促使毛跟中国传统的以夷 制夷政策彻底决裂。 第三种观点强调了苏联因素在中田“一边倒”地倒向苏联决策中的作用。华庆昭所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中，引用了伍修 权在（我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一1958.10）》中的说法，即斯大林对于中国可能走“南斯拉夫道路”特别敏感和警惕，毛泽东于 是针对苏联的猜疑损出了“一边倒”政策。虽然苏联猜疑中共，但是，由于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在社会主义阵营 的强大实力，所以，除非到了苏联施加的压力变得忍无可忍时，中共别无选择，只能与苏联结成同盟。为了表明中共诚意，消除苏联 猜疑，中共只好宜布“一边倒”。《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一1965年)》一书中分析认为，“一边倒”政策总的考察是因为毛泽 东认识到新中国的经济重建与发展中急需苏联援助，还有若干特殊因素：第一，处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之下，苏联强而中国弱，毛泽东 对斯大林对中共的猜疑感到不安。第二，很可能毛泽东认为采取亲苏政策可以巩固其在竞内的领导地位。第三，也是最重要因素，由 于苏联的存在，毛泽东担心中国的领土完整。当然，在强调苏联因素对中共的影响时，它也分析了毛泽东所考虑的意识形态因素 2.如何评价“一边倒”外交诀第 许多学者充分背定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认为其是必然的选择。《新中国外交50年)一书中提出，“一边倒”促进了中国与 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对当时加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该书也指出，中国的“一边倒”是以独立自主为基础的，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是警惕 的，同时谈到“一边倒”使中国的对外行动受到了一定限制。但总的来看，该书对“一边倒”政策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 张小明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选择》一文中认为，“一边倒”政策莫定了10年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此时 中国在东西方冷成时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理论上“一边倒”并不是必然的，但当时的情势使新中国难以选择同关友好与苏疏远或 者保持中立这两种战略。“一边倒”是中共根据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出发谨慎和独立地制定 的，“在今天看来，一边倒战略并不完善，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弱点，但是它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战略选择” 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斯坦在《失去的机会，还是根本没有机会》一文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前，中美间的关系恶化是一种希 腊式的悲刷，是种“注定的悲刷”，而非一种基督教式的悲剧，即“可能的悲剧”。虽然他未背定和支持“一边倒”政策，但是可以
共倒向苏联一边。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注意到了促使中共作出这一决策过程中，美国当时对华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并加以了 重视。 第二种观点强调了“一边倒”外交决策中，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主观因素，尤其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何迪在 《1944—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一文中断定：“‘一边倒’的政策是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利益的根据的，它是中共对外 政策合乎逻辑的发展。”毛泽东向来视中国的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把自己的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的 组成部分。同时他认为：“中共作出一边倒决策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国家安危与经济建设的需 要。”不过，他也强调了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共决策的重要影响。张小明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一文中 也谈到“一边倒”是中共领导人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等出发而提出的，认为冷战时美苏争夺很难让中国中立，而中国发展 有赖于外部援助和支持，同时领导人的主观认识与苏联、斯大林一致，即“两个阵营”思想。而倒向苏联，则是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最 符合国家利益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信仰的选择。牛军所写的《建国前夕影响中共中央制定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一文中提出，当时中 共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中共领导人从一开始便将对苏关系放在首位，并且断定中美对抗难以避免，所以更 相信良好的中苏关系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此时在国内、党内和军内存在强烈的反美情绪，同时中共极为敏感、警惕及反感美国利 用中国的“第三势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干预。他认为中共制定对美政策确实包含着对此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应，“但在更大的程度 上是反映了中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在趋势和要求”。同时，此时中共领导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取得革命胜利和之后如何巩 固政权的问题。所以，“一边倒”政策的提出就顺理成章了。刘建飞所著《敌人，朋友，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 1999)》中也提出，新中国领导人的革命理想决定了他们实行亲苏政策，而美苏对抗局面的存在，又决定了亲苏必定反美。他认为“一 边倒”是中共的必然选择。由于中共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接受了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导致了中共联苏反美的基本立场。此外，反帝民族主义在“一边倒”决策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一些客观因素的存在，也使 中共选择了“一边倒”的决策。许多西方学者也认为在“一边倒”的决策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考虑是促成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 美国学者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5—1950》一书中就断定：“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同对美敌意相结合促使毛跟中国传统的以夷 制夷政策彻底决裂。” 第三种观点强调了苏联因素在中国“一边倒”地倒向苏联决策中的作用。华庆昭所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中，引用了伍修 权在《我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1958.10)》中的说法，即斯大林对于中国可能走“南斯拉夫道路”特别敏感和警惕，毛泽东于 是针对苏联的猜疑提出了“一边倒”政策。虽然苏联猜疑中共，但是，由于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在社会主义阵营 的强大实力，所以，除非到了苏联施加的压力变得忍无可忍时，中共别无选择，只能与苏联结成同盟。为了表明中共诚意，消除苏联 猜疑，中共只好宣布“一边倒”。《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一书中分析认为，“一边倒”政策总的考察是因为毛泽 东认识到新中国的经济重建与发展中急需苏联援助，还有若干特殊因素：第一，处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之下，苏联强而中国弱，毛泽东 对斯大林对中共的猜疑感到不安。第二，很可能毛泽东认为采取亲苏政策可以巩固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第三，也是最重要因素，由 于苏联的存在，毛泽东担心中国的领土完整。当然，在强调苏联因素对中共的影响时，它也分析了毛泽东所考虑的意识形态因素。 2.如何评价“一边倒”外交决策 许多学者充分肯定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认为其是必然的选择。《新中国外交50年》一书中提出，“一边倒”促进了中国与 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对当时加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该书也指出，中国的“一边倒”是以独立自主为基础的，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是警惕 的，同时谈到“一边倒”使中国的对外行动受到了一定限制。但总的来看，该书对“一边倒”政策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 张小明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选择》一文中认为，“一边倒”政策奠定了10年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此时 中国在东西方冷战时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理论上“一边倒”并不是必然的，但当时的情势使新中国难以选择同美友好与苏疏远或 者保持中立这两种战略。“一边倒”是中共根据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出发谨慎和独立地制定 的，“在今天看来，‘一边倒’战略并不完善，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弱点，但是它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战略选择”。 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斯坦在《失去的机会，还是根本没有机会》一文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前，中美间的关系恶化是一种希 腊式的悲剧，是种“注定的悲剧”，而非一种基督教式的悲剧，即“可能的悲剧”。虽然他未肯定和支持“一边倒”政策，但是可以
推断他认为这一政策有必然性的一面 也有些学者认为，“一边倒”有两面性或者认为它并不是必然的。杨公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论与实骏》一书中提 出：“按照199年新中国建立时的情况看，中国不宜布一边倒”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 得了政权，苏联当时并不能决定中共政策。而且苏联认为中共只是民族主义的、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政党，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对中共采取观望和怀疑态度。同时，杨公素认为，中国在“一边倒”支持苏联的过程中，有错误地支持苏联的行为，如南斯拉为 间题。而且在当时一边倒向苏联的情况下，无论党还是国家的关系上，中因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当然，他又指出，如果中共当时不 宜布“一边倒”，在美苏间保持暖味态度，会造成形式上的中立、实质上的孤立，新中国将在较为困难的环境下维护与巩周独立。元 成章在其《中国对外战路的确立与调整》·文中谈到了“一边倒”政策的重要意义：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孤立和封锁。 赢得了苏联支持，巩固了政权，改善了国际环境：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到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使中国得了抗美援朝 争，但是，他认为“一边倒”战略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符合当时客观存在的“世情”和“国情”，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一边 倒”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新中国完全独立自主的于脚，并且也以“南斯拉夫问愿”为例证明了这一观点。刘建飞所著的《敌人，朋 友，还是伙伴一中英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一1999)》一书中认为，当时的选择有其必然性，但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 益的认识有一定局限性。战后国际共运高斋并没有持续多久，斯大林所说的“三大矛后”并未尖锐和扩大化：而美苏两国都管损害过 中国利益，但相比之下苏联尤甚，他认为“一边倒”的决策有得有失，中国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短短 数月，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大大有助于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镇，维护了国家安全。此外，由于苏用 的经济援助，中国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但他同时指出，从长远来看，“一边倒”的负而影响也是巨大 的。第一，西方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仍是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主流，而“一边倒”使中国与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对立、隔高状态，不 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推动的对中国的禁运，参与者多达50国。第二，与美国对立使中国东部边境时常出现安全危机，由此使用 国后来在经济建设上采取重内地轻沿海方针，即“ 、二、三线”布局，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三， ·一边倒”造成的与 关国对立，也使台湾问题成了难以解决的悬案。同时，他认为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因内形势，如消灭闲民觉残余分子、寻求外部援助及 关国对华政策中对中共的敌对等情况，可以采取其他外交政策解决，不是“一边倒”的根本性因素 “一边倒”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等一系列作用下作出的重大外交执择，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 交政策，因此围绕其展开的研究和探讨如此之多，是不足为奇的， (仁)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决策及其彩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按照美国和苏联的协议，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美国进驻朝鲜南部，苏联进驻朝鲜北部， 分别接受日军的投降。随后，冷战的开始使得美苏两因进入对峙状态，也使朝鲜问题复杂起来。美苏两国分别支持南北各方的政权， 结果1948年8月，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随即在9月，北朝鲜宜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诞生。在被人为分裂之后，南北 朝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 战争爆发后，南朝鲜军队节节败退，而北朝鲜军队则迅速推进。面对这一局面，关国开始了动用武力支持南朝鲜的行动。6月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宜布派造关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并出动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同时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干涉印度 支那战争。而且，美因还利用联合国，先是控告北朝鲜侵略南朝鲜，后来又成立以其为首的“联合因军”，以图挽回局而。随着美因 的军事介入，朝鲜的战局发生了不利于北朝鲜的变化，特别是9月15日的仁川登陆，迫使北朝鲜撒退。10明4日，关军大举越过三八 线。与此同时，关国对中国的武力挑衅和侵犯不断。由于中国和饲鲜利益休戚相关，所以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行为，严重威胁了中国 的安全 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并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但是美国仍步步进。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新中国 的领导人经过艰难的决策，在北朝鲜的一再婴求下，终于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成，以抗美授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骑过鸭绿江，入朝抗击美国侵略者。从此。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在军事战线和外交战线上 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经过长达三年左右的交火和黄判，在双方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后，1953年7月27 日，关国被迫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双方仍然以北纬38度线为界，朝鲜战争宜告结束
推断他认为这一政策有必然性的一面。 也有些学者认为，“一边倒”有两面性或者认为它并不是必然的。杨公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 出：“按照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的情况看，中国不宣布‘一边倒’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 得了政权，苏联当时并不能决定中共政策。而且苏联认为中共只是民族主义的、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政党，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对中共采取观望和怀疑态度。同时，杨公素认为，中国在“一边倒”支持苏联的过程中，有错误地支持苏联的行为，如南斯拉夫 问题。而且在当时一边倒向苏联的情况下，无论党还是国家的关系上，中国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当然，他又指出，如果中共当时不 宣布“一边倒”，在美苏间保持暧昧态度，会造成形式上的中立、实质上的孤立，新中国将在较为困难的环境下维护与巩固独立。亓 成章在其《中国对外战略的确立与调整》一文中谈到了“一边倒”政策的重要意义：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孤立和封锁， 赢得了苏联支持，巩固了政权，改善了国际环境；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到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使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战 争。但是，他认为“一边倒”战略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符合当时客观存在的“世情”和“国情”，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一边 倒”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新中国完全独立自主的手脚，并且也以“南斯拉夫问题”为例证明了这一观点。刘建飞所著的《敌人，朋 友，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一书中认为，当时的选择有其必然性，但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 益的认识有一定局限性。战后国际共运高潮并没有持续多久，斯大林所说的“三大矛盾”并未尖锐和扩大化；而美苏两国都曾损害过 中国利益，但相比之下苏联尤甚。他认为“一边倒”的决策有得有失，中国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短短 数月，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大大有助于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维护了国家安全。此外，由于苏联 的经济援助，中国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但他同时指出，从长远来看，“一边倒”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 的。第一，西方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仍是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主流，而“一边倒”使中国与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对立、隔离状态，不 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推动的对中国的禁运，参与者多达50国。第二，与美国对立使中国东部边境时常出现安全危机，由此使中 国后来在经济建设上采取重内地轻沿海方针，即“一、二、三线”布局，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三，“一边倒”造成的与 美国对立，也使台湾问题成了难以解决的悬案。同时，他认为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如消灭国民党残余分子、寻求外部援助及 美国对华政策中对中共的敌对等情况，可以采取其他外交政策解决，不是“一边倒”的根本性因素。 “一边倒”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等一系列作用下作出的重大外交抉择，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 交政策，因此围绕其展开的研究和探讨如此之多，是不足为奇的。 (二)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决策及其影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按照美国和苏联的协议，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美国进驻朝鲜南部，苏联进驻朝鲜北部， 分别接受日军的投降。随后，冷战的开始使得美苏两国进入对峙状态，也使朝鲜问题复杂起来。美苏两国分别支持南北各方的政权， 结果1948年8月，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随即在9月，北朝鲜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诞生。在被人为分裂之后，南北 朝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 战争爆发后，南朝鲜军队节节败退，而北朝鲜军队则迅速推进。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开始了动用武力支持南朝鲜的行动。6月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并出动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同时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干涉印度 支那战争。而且，美国还利用联合国，先是控告北朝鲜侵略南朝鲜，后来又成立以其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图挽回局面。随着美国 的军事介入，朝鲜的战局发生了不利于北朝鲜的变化，特别是9月15日的仁川登陆，迫使北朝鲜撤退。10月4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 线。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武力挑衅和侵犯不断。由于中国和朝鲜利益休戚相关，所以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行为，严重威胁了中国 的安全。 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并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但是美国仍步步进逼。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新中国 的领导人经过艰难的决策，在北朝鲜的一再要求下，终于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抗击美国侵略者。从此，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在军事战线和外交战线上 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经过长达三年左右的交火和谈判，在双方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后，1953年7月27 日，美国被迫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双方仍然以北纬38度线为界，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朝鲜战争影响巨大，它不但对中美关系及两国各自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时的力量消长情况。朝鲜战 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派兵出境作战，而且对于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关国，最终使关国在第一场没有打胜的战争停战 定上签了字。 L.中国为何要参加朝鲜战争 第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美国方面的原因促使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中国国内的主流观点是，正是由于关国入侵朝鲜，并不断侵犯 中闲鸭绿江边境。严重碱胁了中国的安全。所以中国被逍参战。抗美提胡，保家卫国。谢益显在其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利 因时期199一1979)》中认为：关国严重威胁了中国安全，并且不理会中国的警告，意图侵占北朝鲜，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毅然决定参 战。朱成虎在其主编的《中关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一书中写道：“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是中国人民在关 国扩大侵朝战争和严重成胁中国安全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而许多美国学者也强调美国自身的判断和行动错误，刻激了中国决定出 兵朝鲜。如《建向对抗之路》的作者威廉·斯托克就认为，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初期受六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贸然决定越过三八线进 攻，导致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而另一学者齐纳森·被拉克在其文章《朝鲜战争和中关关系》中提及，由于关国干预朝鲜战争，并且 迅速扭转了战争局势，所以引起了中国的严重不安。尤其是美国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和对台湾海峡的封镇，促使中国决心参战，而后者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两方面都有诸多因素。美国学者邹说在其所著的（美国在中国的失收：1941 1950》一书中分析指出：美国没有正确判断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敌意的严重程度，因此采取了使台湾海峡中立化和美军越过三八线 进攻的举动，导致中关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中共“对关国意图的冷酷的、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看法”，使中共认为中国的安全与 北朝鲜政权的存在紧密相连。“但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朝鲜战争，并不是不抱有军事胜利和政治收益的期望的。”因此，“除了为防守 鸭绿江国界线以对付想象中的美国‘侵略'的威胁之外，北京的参成是为了提高它的国际城望，尤其是在亚洲的威望。”而林利民所 著《過制中国一朝鲜战争与中关关系》一书中提到，关国曲解了中国传达的信息，无视中国的警告，而且为暂时的军事胜利所陶醉， 因此错误地认为中国不会干预，于是大举北上，越过三八线作战。而中国方面认为出兵朝鲜好处很多：可以保障边境安全，打击国际 国内反动分子气焰，使东北边防军不被长久牵制，参战利益极大。其结论认为，美国政府自恃装备优势，无视新中国警告，悍然越过 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通，所以中国在两难之中作出了起兵应战的重大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参加朝鲜战争，主要是中国方面的一些因素起了作用。例如，美国资深外交官约瀚·日·霍尔德里奇 在其《195年以来关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中说道：“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妇因于当时支配整个共产党世界的 理论思潮，即当时的各国共产党政权应该到处发动革命。”他还认为：“中国参战的动机很可能至少有三个：拯数一个‘社会主义见 弟因家”，以免它毁灭：支持斯大林实现其扩展共产主义边界的计划：保卫中国自己的边境。”陈鞋在其文章《中国走向胡鲜战争 之路》中提出促使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的主要动机并非保卫中朝边境的安全。而是希望将美军赶出朝鲜，从而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 2.如何评价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影响 一种观点全盘肯定或者基本肯定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的有利作用，而不提及其负面影响。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 共和国时期1949一1979)》中评价道：“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使关国遭到第一次军事败绩，严重打击了战后关国跋扈的气焰。 世界人民看到了关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的破产。这大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追民族和被压追人民的反帝斗争，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 利，以正义战争制止了非正义战争，使美国以反华为中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遭到极大的挫敷。这个胜利捍卫了朝鲜北半部的 人民民主制度，维护了中国安全，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而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之际，又有一大批评价朝鲜战争的著作和文章面世。其中，绝大多数发表的文章都肯定了抗美援朝的意 义，在（半月谈》举办的座谈会上，与会学者认为：第一，出兵援明是英明的历史决策。其正义性质不容歪曲：第二，抗关援铜打破 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三，赢得了长期建设的和平环境，促进了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第四，创 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仲共竞史研究》杂志刊登的石仲泉的《抗美援朝在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黄宏、郭风淘 的《维护世界和平和我国因家安全的战略选择一抗关援朝战争及其历史价值》两篇文意，也持肯定态度。前者认为：第一，抗关援朝 的胜利，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两个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均势状态，大大增强了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阶段的可能性：第 二，其胜利进一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使一支新兴的维护和平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第三
朝鲜战争影响巨大，它不但对中美关系及两国各自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时的力量消长情况。朝鲜战 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派兵出境作战，而且对手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最终使美国在第一场没有打胜的战争停战协 定上签了字。 1.中国为何要参加朝鲜战争 第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美国方面的原因促使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中国国内的主流观点是，正是由于美国入侵朝鲜，并不断侵犯 中国鸭绿江边境，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所以中国被迫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谢益显在其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 国时期1949—1979)》中认为：美国严重威胁了中国安全，并且不理会中国的警告，意图侵占北朝鲜，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毅然决定参 战。朱成虎在其主编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一书中写道：“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是中国人民在美 国扩大侵朝战争和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而许多美国学者也强调美国自身的判断和行动错误，刺激了中国决定出 兵朝鲜。如《走向对抗之路》的作者威廉·斯托克就认为，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初期受六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贸然决定越过三八线进 攻，导致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而另一学者齐纳森·波拉克在其文章《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中提及，由于美国干预朝鲜战争，并且 迅速扭转了战争局势，所以引起了中国的严重不安。尤其是美国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和对台湾海峡的封锁，促使中国决心参战，而后者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两方面都有诸多因素。美国学者邹谠在其所著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 1950》一书中分析指出：美国没有正确判断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敌意的严重程度，因此采取了使台湾海峡中立化和美军越过三八线 进攻的举动，导致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中共“对美国意图的冷酷的、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看法”，使中共认为中国的安全与 北朝鲜政权的存在紧密相连。“但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朝鲜战争，并不是不抱有军事胜利和政治收益的期望的。”因此，“除了为防守 鸭绿江国界线以对付想象中的美国‘侵略’的威胁之外，北京的参战是为了提高它的国际威望，尤其是在亚洲的威望。”而林利民所 著《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一书中提到，美国曲解了中国传达的信息，无视中国的警告，而且为暂时的军事胜利所陶醉， 因此错误地认为中国不会干预，于是大举北上，越过三八线作战。而中国方面认为出兵朝鲜好处很多：可以保障边境安全，打击国际 国内反动分子气焰，使东北边防军不被长久牵制，参战利益极大。其结论认为，美国政府自恃装备优势，无视新中国警告，悍然越过 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逼，所以中国在两难之中作出了起兵应战的重大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参加朝鲜战争，主要是中国方面的一些因素起了作用。例如，美国资深外交官约翰·H·霍尔德里奇 在其《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中说道：“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当时支配整个共产党世界的 理论思潮，即当时的各国共产党政权应该到处发动革命。”他还认为：“中国参战的动机很可能至少有三个：拯救一个‘社会主义兄 弟国家’，以免它遭毁灭；支持斯大林实现其扩展共产主义边界的计划；保卫中国自己的边境。”陈健在其文章《中国走向朝鲜战争 之路》中提出促使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的主要动机并非保卫中朝边境的安全，而是希望将美军赶出朝鲜，从而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 2.如何评价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影响 一种观点全盘肯定或者基本肯定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的有利作用，而不提及其负面影响。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 共和国时期1949—1979)》中评价道：“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使美国遭到第一次军事败绩，严重打击了战后美国跋扈的气焰。 世界人民看到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的破产。这大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斗争。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 利，以正义战争制止了非正义战争，使美国以反华为中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遭到极大的挫败。这个胜利捍卫了朝鲜北半部的 人民民主制度，维护了中国安全，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而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之际，又有一大批评价朝鲜战争的著作和文章面世。其中，绝大多数发表的文章都肯定了抗美援朝的意 义。在《半月谈》举办的座谈会上，与会学者认为：第一，出兵援朝是英明的历史决策，其正义性质不容歪曲；第二，抗美援朝打破 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三，赢得了长期建设的和平环境，促进了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第四，创 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刊登的石仲泉的《抗美援朝在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黄宏、郭凤海 的《维护世界和平和我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历史价值》两篇文章，也持肯定态度。前者认为：第一，抗美援朝 的胜利，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两个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均势状态，大大增强了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阶段的可能性；第 二，其胜利进一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使一支新兴的维护和平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第三
其胜利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后者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历史价值在于：第 一，极大影响了战争的表现形态，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第二，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莫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社会中的 重要地位：第三，为中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促进了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高了国防实 力：第四，保证和维护了中国地缘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意义重大：第五，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向自立、自，走 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有得有失，得和失都很突出。华庆昭在其著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写道：“中国取得了 胜利，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敢于和关国交锋，把关军和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打破了关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证明 国人民不但有能力解放自己，也能够在国际战争中帮助邻邦转危为安，捍卫祖国的安全，一洗100多年来受尽侵略凌辱的国耻。这是 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有所失的三个方面：第一，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祖国分裂造成的影响 为严重，苦果延续至今：第一，付出了巨大的兵员伤亡，总计成斗死亡36.6万人，因伤因病致死14.84万人：第三，失去了与关国关系 正常化的机会，结果造成二十多年的敬对，消极后果显而易见。齐钠森·泼拉克在《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中分析指出，中国参战是 个目险，但终究是成功的，它拯教了北朝鲜政权，消除了美国对鸭绿江边的军事威胁。同时中国取得了战争经验，进行了军队现代化 改苹。朝鲜战争也对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影响，斯大林对中共“铁托主义”倾向的长期怀疑清除了，中国的影响和权威增长了，中国 作为合格盟友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经受住了考验，而且中国也懂得了在安全关系上依赖刚人的代价和后果，坚定了自力更生的信念，总 之，北京顶住了变化和危险，成为更成热、更受人尊重的国家。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朝鲜战争对中国的负而作用：人民生命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中国军队的复员和恢复经济计划被推迟：中国和美国开始长期敌对。其中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台湾无限期地与大陆分离， 关国极力扶植台湾。“因此，朝鲜战争排除了中国内战提前结束的结果，确定了中关关系的长期疏远格局。”邹谠也进行了两方面的 闸述。一方而，他指出：“北朝鲜战役是中国军队对一个大国作战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自从鸦片战争铜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以 来，这一胜利对于一场国际战争的结局，具有持久性的影响。”中国在远东以强国姿态出现。另一方面，他认为，朝鲜战争使中美冲 突其至比美苏冲突更激烈，中国对苏联外交上的依赖性随之加强。而且，中国的成就还使毛泽东过高估计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实力，并 鼓吹对关国的好战政策。而关国则以恐惧和敌意代替了传统友谊，重新扶植国民党，最大限度地孤立北京，门户开放政策因中关互相 对崎而中断。美国的托马斯·博克和中国的丁伯成合著的《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一美国“精英”的中国观》一书中也写道：中国人成 功地阻止了美国领导的联合因军队入侵朝鲜，保卫了自己的边界，这使中因作为一支独立的、令人生畏的力量，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声 望，从此，关国不得不在它的战略计划中认真地对待中国。当然，中国为朝鲜战争也付出了高品的代价。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关国的 领导人开始把中国看做是最危险的共产主义敌人，感到必须用核武器加以過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并还将经历严峻的考验， 第三种观点则强调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提或者否认其成功之处。曙在《真相》一文中提出，中国的抗美 朝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迟滞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拖延了粗国统一，对中国来说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而约翰·H·霍尔德里奇在 《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中谈到：“不管怎样，在朝鲜的三年激战给美中关系留下的后果是相互敌视。”中国参加 鲜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关国对华全面的贸易禁运。而美国采取的有关台湾的举动，对中国的影响比较深刻。总之，对于中因参加朗 鲜战争的一系列相关问恶，国内国外的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思考 (三)中苏冲突原因探析 1.中苏两国间的冲突 中苏之间的分歧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家关系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与苏联之间经历了一个友好合 作的时期，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以后，矛盾逐渐增多，最后发展到国家间关系的破裂和冲突。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希望在1958年~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 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以便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这两座中心的 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由于涉及中心的所有权归属问愿，中国对此非常慎重，坚持由中国承担全部费用，中苏共同使 用，但中心的所有权归中国。苏联未能就此与中国达成一致。 同年6月，周恩来致函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对中国的海军建设给予新的技术援助。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苏联领导人赫色 晓夫的名义提出，希里问中国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由于建立联合舰队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中国对此建议予以了明确的拒绝
其胜利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后者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历史价值在于：第 一，极大影响了战争的表现形态，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第二，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社会中的 重要地位；第三，为中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促进了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高了国防实 力；第四，保证和维护了中国地缘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意义重大；第五，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向自立、自强，走上 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有得有失，得和失都很突出。华庆昭在其著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写道：“中国取得了 胜利，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敢于和美国交锋，把美军和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证明中 国人民不但有能力解放自己，也能够在国际战争中帮助邻邦转危为安，捍卫祖国的安全，一洗100多年来受尽侵略凌辱的国耻。这是一 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有所失的三个方面：第一，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祖国分裂造成的影响极 为严重，苦果延续至今；第二，付出了巨大的兵员伤亡，总计战斗死亡36.6万人，因伤因病致死14.84万人；第三，失去了与美国关系 正常化的机会，结果造成二十多年的敌对，消极后果显而易见。齐纳森·波拉克在《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中分析指出，中国参战是 个冒险，但终究是成功的，它拯救了北朝鲜政权，消除了美国对鸭绿江边的军事威胁。同时中国取得了战争经验，进行了军队现代化 改革。朝鲜战争也对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影响，斯大林对中共“铁托主义”倾向的长期怀疑消除了，中国的影响和权威增长了，中国 作为合格盟友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经受住了考验。而且中国也懂得了在安全关系上依赖别人的代价和后果，坚定了自力更生的信念。总 之，北京顶住了变化和危险，成为更成熟、更受人尊重的国家。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朝鲜战争对中国的负面作用：人民生命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中国军队的复员和恢复经济计划被推迟；中国和美国开始长期敌对。其中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台湾无限期地与大陆分离， 美国极力扶植台湾。“因此，朝鲜战争排除了中国内战提前结束的结果，确定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疏远格局。”邹谠也进行了两方面的 阐述。一方面，他指出：“北朝鲜战役是中国军队对一个大国作战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以 来，这一胜利对于一场国际战争的结局，具有持久性的影响。”中国在远东以强国姿态出现。另一方面，他认为，朝鲜战争使中美冲 突甚至比美苏冲突更激烈，中国对苏联外交上的依赖性随之加强。而且，中国的成就还使毛泽东过高估计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实力，并 鼓吹对美国的好战政策。而美国则以恐惧和敌意代替了传统友谊，重新扶植国民党，最大限度地孤立北京，门户开放政策因中美互相 对峙而中断。美国的托马斯·博克和中国的丁伯成合著的《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一书中也写道：中国人成 功地阻止了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入侵朝鲜，保卫了自己的边界，这使中国作为一支独立的、令人生畏的力量，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声 望，从此，美国不得不在它的战略计划中认真地对待中国。当然，中国为朝鲜战争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朝鲜战争的后期，美国的 领导人开始把中国看做是最危险的共产主义敌人，感到必须用核武器加以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并还将经历严峻的考验。 第三种观点则强调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提或者否认其成功之处。袁唏在《真相》一文中提出，中国的抗美援 朝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迟滞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拖延了祖国统一，对中国来说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而约翰·H·霍尔德里奇在 《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中谈到：“不管怎样，在朝鲜的三年激战给美中关系留下的后果是相互敌视。”中国参加朝 鲜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美国对华全面的贸易禁运。而美国采取的有关台湾的举动，对中国的影响比较深刻。总之，对于中国参加朝 鲜战争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国内国外的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思考。 (三)中苏冲突原因探析 1.中苏两国间的冲突 中苏之间的分歧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家关系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与苏联之间经历了一个友好合 作的时期，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以后，矛盾逐渐增多，最后发展到国家间关系的破裂和冲突。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希望在1958年～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 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以便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这两座中心的 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由于涉及中心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中国对此非常慎重，坚持由中国承担全部费用，中苏共同使 用，但中心的所有权归中国。苏联未能就此与中国达成一致。 同年6月，周恩来致函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对中国的海军建设给予新的技术援助。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苏联领导人赫鲁 晓夫的名义提出，希望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由于建立联合舰队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中国对此建议予以了明确的拒绝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上也出现了重大分歧。苏联同美国大搞合作，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 平共处思想视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基本原则。而中国则把反对关国的威胁作为外交玫策的核心。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等 沿海岛屿之后，慧鲁晓夫对中国加以埋怨，并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希望中国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惟恐小型战争、局 部战争会“迅速蔓延为世界大战”，破坏苏美合作的意图。对此，中回领导人坚决反对。苏联还在1959年6月单方面衡毁了中苏国防新 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技术，以此向中国筛压。 1958年7月、8月间。中苏两国在关于中东局势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和做法。伊拉克七月事变后，英美军队 分别开进约且和黎巴嫩。赫鲁晓夫向关国建议召开一个由苏、关、英、法、印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而中国领导人认为，关英的做法 是一种侵略和干涉行为，中国支持伊拉克人民推翻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应给予英美以坚决的痛击： 1959年8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边界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遂于9月9日发表声明，认为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悲惨”的事 件，苏联对此表示“遗憾”，并指责中国，偏印度，声称“苏印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9月 13日，苏印签订协议，苏联答应为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近四亿美元的贷款，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苏联这种有倾向性的声明， 第一次向全世界华露了中苏分歧 1963年3月，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7月开始，苏联报刊发表了大量反华的文章和材 料，肆意攻击中国。作为回应，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 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1965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从此断绝了中苏两党同的关系 和来 中苏两党出现分技以后，苏联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方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己经签署的合同和科学技术协定，并在1961年中国 遭受自然灾苦之际对中国强行逼债。此外，苏联还于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反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企 图在核技术上控制中国，使中国依赖苏联的“核保护伞” 1960年7月，苏联在中国新疆的孜艾格尔山口挑起了中苏出现分歧以来的第一次边界冲突.在1960年一1965年间，苏联在中苏边 境制造了5000多起边境事件。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关系恶化到顶点的标志。 2中苏两国关系缘何破裂 (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一书认为，中苏两国成略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而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是导致两国 系恶化的根本原因。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调整内外政策，对外走和平竞赛的道路，同关国大篇缓和， 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依广大亚、非、拉国家，推进世界革命，提出了反帝反修的政策。中苏两 因有各自不同的战略本是正常情况，但社会主义国家间长期以来不正常的关系不允许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当苏中两因在战略上出现分 歧时，苏联就企图控制中国。因而中苏分歧也表现出战略上的控制与反控制。该书指出，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利益的关系，损害这种利 益藏会破坏双方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在边境地区派驻重兵，都对中国的 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损害了中的国家利益，并最终导致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 苏联学者谢尔盖·网察洛夫在《联盟一敌对一整邻一苏中关系四十年》一文中，对中苏关系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回顾和分析。他认 为，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苏共二十大开辟了苏中关系的新时期。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对于苏共不预先征求中 共意见就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恼火，认为赫每晓夫是要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制造混乱。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带来了两国对外方针倒 全面对抗。国家利益的不同和对外政策方针的冲突破坏了苏中联盟的基础，而两国不断升级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论战又使局势进 步恶化。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论战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中关系的主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初的苏中论战能反映 及双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一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远动的领导权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种意识形 态的论战扩大了两国国家关系的分歧。勃列日涅夫时期，苏中冲突发展到了军事化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964年苏中边界 判毫无成果，而毛泽东在当年6月发表的声明在苏联被看做是对150万平方公里苏联领土怀有野心：（②）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 期，中因竭力棉动反苏情绪，给苏联造成北京已制定反苏计划的印象《3)苏联军队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实行的蔬军政策极为不满，因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上也出现了重大分歧。苏联同美国大搞合作，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 平共处思想视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基本原则。而中国则把反对美国的威胁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等 沿海岛屿之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加以埋怨，并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希望中国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惟恐小型战争、局 部战争会“迅速蔓延为世界大战”，破坏苏美合作的意图。对此，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苏联还在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 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技术，以此向中国施压。 1958年7月、8月间，中苏两国在关于中东局势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和做法。伊拉克七月事变后，英美军队 分别开进约旦和黎巴嫩。赫鲁晓夫向美国建议召开一个由苏、美、英、法、印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而中国领导人认为，美英的做法 是一种侵略和干涉行为，中国支持伊拉克人民推翻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应给予英美以坚决的痛击。 1959年8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边界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遂于9月9日发表声明，认为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悲惨”的事 件，苏联对此表示“遗憾”，并指责中国，偏袒印度，声称“苏印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 9月 13日，苏印签订协议，苏联答应为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近四亿美元的贷款，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苏联这种有倾向性的声明， 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分歧。 1963年3月，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7月开始，苏联报刊发表了大量反华的文章和材 料，肆意攻击中国。作为回应，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 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1965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从此断绝了中苏两党间的关系 和往来。 中苏两党出现分歧以后，苏联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方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已经签署的合同和科学技术协定，并在1961年中国 遭受自然灾害之际对中国强行逼债。此外，苏联还于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反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企 图在核技术上控制中国，使中国依赖苏联的“核保护伞”。 1960年7月，苏联在中国新疆的驳孜艾格尔山口挑起了中苏出现分歧以来的第一次边界冲突。在1960年～1965年间，苏联在中苏边 境制造了5000多起边境事件。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关系恶化到顶点的标志。 2.中苏两国关系缘何破裂 《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一书认为，中苏两国战略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而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是导致两国关 系恶化的根本原因。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调整内外政策，对外走和平竞赛的道路，同美国大搞缓和， 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依靠广大亚、非、拉国家，推进世界革命，提出了反帝反修的政策。中苏两 国有各自不同的战略本是正常情况，但社会主义国家间长期以来不正常的关系不允许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当苏中两国在战略上出现分 歧时，苏联就企图控制中国，因而中苏分歧也表现出战略上的控制与反控制。该书指出，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利益的关系，损害这种利 益就会破坏双方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在边境地区派驻重兵，都对中国的 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最终导致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 苏联学者谢尔盖·冈察洛夫在《联盟—敌对—睦邻—苏中关系四十年》一文中，对中苏关系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回顾和分析。他认 为，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苏共二十大开辟了苏中关系的新时期。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对于苏共不预先征求中 共意见就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恼火，认为赫鲁晓夫是要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制造混乱。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带来了两国对外方针的 全面对抗。国家利益的不同和对外政策方针的冲突破坏了苏中联盟的基础，而两国不断升级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论战又使局势进一 步恶化。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论战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中关系的主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初的苏中论战能反映涉 及双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种意识形 态的论战扩大了两国国家关系的分歧。勃列日涅夫时期，苏中冲突发展到了军事化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1964年苏中边界谈 判毫无成果，而毛泽东在当年6月发表的声明在苏联被看做是对150万平方公里苏联领土怀有野心；(2)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 期间，中国竭力煽动反苏情绪，给苏联造成北京已制定反苏计划的印象；(3)苏联军队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实行的裁军政策极为不满，因
此，苏联军方借口中国的不友好行动向中国边境增兵，以弥补裁军造成的损失：（④）在文化大革命期向的中国，军队的能响全面加强。 使得中国也在军事上作出积极的反应。 有些学者注意到了中苏两国在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上出现的分歧，认为这种分歧对两国关系的破裂产生了重要影 响.他们认为，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中苏两国领导人及两党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名 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素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础 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技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素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超 一致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高，双方的基本利益对立时，中苏关 系即转为冷淡，以致趋向分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初，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工业 以钢为獬、农业以粮为纲的片而性口号，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迅速蔓延。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继续推行消除经济管 理体制彝病、重视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中苏两国领导人在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的探 索差距越来越大，相互之间的指责也越来越激烈。 二是在国内政治方面，中苏两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国内从1959年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反右顿”斗争，将党内关于 不同意见的争论上翔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而该时期 苏联党内对政治体制改苹的探素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1958年4月，赫鲁晓夫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 大上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发展民主，吸引全体公民参加领导经 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是在搞现代修正主义：而苏联则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 指贵为教条主义。 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差别利 矛质发展到严重冲突的过程，即使是在“密月时期“，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别：既有 互利的一面，又有矛后。本来在国际交往中，不同国家总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中苏两国由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双方的同 家利益出现差别和矛居是很正常的。国家利益的差别和矛盾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矛居的性质及双方处理这种矛盾的态度 和方法。如果矛盾不严重且双方处理得好，这种差别和矛盾就不会导致双方关系的大变化：反之，则有可能使关系恶化。如果其中 方搞民族利己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那么对双方关系的冲击就会更大。就中苏关系而言，苏联从一开始就有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 中国不够尊重，处理对华关系时主要考忠苏联本国的利益，而不重视中国的国家利益，且常常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中苏之间之 所以会在国家利益上发生矛盾和冲突，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惯于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回沙文主义，要求中 国牺牲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甚至企图控制中国。中苏之问关于国家利益的争执和冲突，不仅促使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和于 级，而且还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从而使双方的争执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所采取的斗争方法值得反思。有时不恰当的斗争方法不仅 无利于冲突的化解，反而会激化矛居，加侧冲突，这也是中苏冲突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首先，中方将国家利益的争执同意识形态的 争论混杂起来，使问题复杂化，使思想发生混乱，掩盖了问趣的实质，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其次，中方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 斗争中态度过于生硬，过于强调“斗争”，缺少灵活性，不大愿意做必要的“妥协”：方法过于简单化，采取了所谓“大批判”开 的斗争策略，误以为只有彻底批判所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才能解决问题，结果却与批判者的愿望相反，越批越对立，越批越不解决 问题。再次，中方在处理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时，缺乏透明度，内部外交的成分极浓，加上片面的宣传，给民众造成错觉，给中苏头 系笼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民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比如，20世纪50年代前期，由于对苏关系缺乏透明度，奥论宜传片面掩益两国间的 矛后和摩擦，使得中国国内的民众只看到中苏关系好的一面，认为中苏关系“一片光明”，直至两国关系恶化到了相当的程度，中 民众大有所了解。相成到十分突然。难以接受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指出，中苏关系在20世纪经历的风云变幻，除了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分歧及中苏 民族矛盾的影响以外，其中也有中苏领导人的性格冲突的影响。节中说：“在中苏两党关系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到重要作用 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极
此，苏联军方借口中国的不友好行动向中国边境增兵，以弥补裁军造成的损失；(4)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军队的影响全面加强， 使得中国也在军事上作出积极的反应。 有些学者注意到了中苏两国在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上出现的分歧，认为这种分歧对两国关系的破裂产生了重要影 响。他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中苏两国领导人及两党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各 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础， 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 一致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对立时，中苏关 系即转为冷淡，以致趋向分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初，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工业 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片面性口号，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迅速蔓延。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继续推行消除经济管 理体制弊病、重视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中苏两国领导人在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的探 索差距越来越大，相互之间的指责也越来越激烈。 二是在国内政治方面，中苏两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国内从1959年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将党内关于 不同意见的争论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而该时期 苏联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1958年4月，赫鲁晓夫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 大上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发展民主，吸引全体公民参加领导经 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是在搞现代修正主义；而苏联则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 指责为教条主义。 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差别和 矛盾发展到严重冲突的过程，即使是在“蜜月时期”，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别；既有 互利的一面，又有矛盾。本来在国际交往中，不同国家总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中苏两国由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双方的国 家利益出现差别和矛盾是很正常的。国家利益的差别和矛盾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及双方处理这种矛盾的态度 和方法。如果矛盾不严重且双方处理得好，这种差别和矛盾就不会导致双方关系的大变化；反之，则有可能使关系恶化。如果其中一 方搞民族利己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那么对双方关系的冲击就会更大。就中苏关系而言，苏联从一开始就有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 中国不够尊重，处理对华关系时主要考虑苏联本国的利益，而不重视中国的国家利益，且常常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中苏之间之 所以会在国家利益上发生矛盾和冲突，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惯于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要求中 国牺牲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甚至企图控制中国。中苏之间关于国家利益的争执和冲突，不仅促使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和升 级，而且还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从而使双方的争执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所采取的斗争方法值得反思。有时不恰当的斗争方法不仅 无利于冲突的化解，反而会激化矛盾，加剧冲突，这也是中苏冲突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首先，中方将国家利益的争执同意识形态的 争论混杂起来，使问题复杂化，使思想发生混乱，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其次，中方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 斗争中态度过于生硬，过于强调“斗争”，缺少灵活性，不大愿意做必要的“妥协”；方法过于简单化，采取了所谓“大批判”开路 的斗争策略，误以为只有彻底批判所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才能解决问题，结果却与批判者的愿望相反，越批越对立，越批越不解决 问题。再次，中方在处理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时，缺乏透明度，内部外交的成分极浓，加上片面的宣传，给民众造成错觉，给中苏关 系笼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民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比如，20世纪50年代前期，由于对苏关系缺乏透明度，舆论宣传片面掩盖两国间的 矛盾和摩擦，使得中国国内的民众只看到中苏关系好的一面，认为中苏关系“一片光明”。直至两国关系恶化到了相当的程度，中国 民众才有所了解，但感到十分突然，难以接受。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指出，中苏关系在20世纪经历的风云变幻，除了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分歧及中苏 民族矛盾的影响以外，其中也有中苏领导人的性格冲突的影响。书中说：“在中苏两党关系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到重要作用 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极
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内心情感及好恶的人。”毛泽东过于诗人化的气质在政治和外交场合有时也会起到反作用，他争强好胜的性 格则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好斗”]957年毛泽东在国际共产党和工人竞大会上的发言是即兴式的，发言前没有提供译稿，这使得苏联 翻译将他的“两个基本点对立而的斗争”翻译成“两个不同集团的斗争”和“以慧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胜利”。这样一来，就将莫 洛托夫、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另一集团等同起来，这引起了苏方的强烈不满，米高扬在会上甚至示减性地站了起来。另 外，毛泽东在发言中用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东风压倒西风”来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压倒资本主义力量，因为在中国，东风往往是和煦 的、能带来雨水的，但对于苏联而言，东风则带来干燥，所以赫鲁晓夫后来明确地说，无论中国人本意如何，对于苏联人的习惯面 言，这不是一个好的比喻。毛泽东还用“蛇无头不行”来说明国际共运需要一个带头的，但按西方的习惯，蛇是罪恶的象征，因而这 个比喻也让人难以接受。毛泽东在发挥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时，强调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不可怕，“极而言之，死抖 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这种带有老庄道家色彩的 观点在许多人听来是不可接受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认同这种听起来无视人的生命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毛泽东的印迹， 体现了毛泽东狂放的气质。但不同的场合需要遵守不同的游戏规则，即使是领袖人物也应遵守一定的规则。1957年的这次会议以后 中国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不能不说是个教训。 (四)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及意义 1.“三个世界”思想的渊源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其因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发 展过程。这个思想最早体现于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之中，随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国际局势的 发展变化和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中间地带”理论经过发展演变，最终成为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关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关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周 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 苏联的…我以为，关国人民和一切受到芙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关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 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毛泽东之所以会提出“中间地带”的理论，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法西斯断侵略势力的覆灭， 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世界政治格司出现了新的复杂形势。以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铁暮”演说为标志，美苏起 开了冷战的序幕，世界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美国统治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基于推行全球霸权和压服国内保守势力的需婴，大肆宜 扬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芙因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认为东西方国家不可能和平合作，鼓 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关苏必战”、“关国必胜”等逐论。美国的盟友也随声附和，推波助。面对冷战阴云四处飘 的国际局势，中国革命阵营中的一些同志过高地估计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轻信美国及其盟友关于 战争的叫器，害怕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革命表示悲观，“在关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 用革命成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中间地带”理论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政治中有两件大事引起了毛泽东对于“第三种力量”的思考，其一，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 会议，它是民族主义国家登上世界政治舞台、要求独立与平等、集中表达自己意愿的一次尝试。其二，是发生在]956年的苏伊士运河 危机，它是民族主义国家为保卫自身利益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这两件大事表明了“第三种力量”的蝴起和团结， 同时也反映出民族主义国家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性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发言中，再次使用了“中间地带”的说法。他在讲话中说到，美帝国 义除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外，还“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关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1958年9月 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指出：有许多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 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第三种 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说：“现在五大洲。 除了澳洲，四大洲关国都想葡住…一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
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内心情感及好恶的人。”毛泽东过于诗人化的气质在政治和外交场合有时也会起到反作用，他争强好胜的性 格则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好斗”。1957年毛泽东在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的发言是即兴式的，发言前没有提供译稿，这使得苏联 翻译将他的“两个基本点对立面的斗争”翻译成“两个不同集团的斗争”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胜利”。这样一来，就将莫 洛托夫、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同另一集团等同起来，这引起了苏方的强烈不满，米高扬在会上甚至示威性地站了起来。另 外，毛泽东在发言中用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东风压倒西风”来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压倒资本主义力量，因为在中国，东风往往是和煦 的、能带来雨水的。但对于苏联而言，东风则带来干燥。所以赫鲁晓夫后来明确地说，无论中国人本意如何，对于苏联人的习惯而 言，这不是一个好的比喻。毛泽东还用“蛇无头不行”来说明国际共运需要一个带头的，但按西方的习惯，蛇是罪恶的象征，因而这 个比喻也让人难以接受。毛泽东在发挥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时，强调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不可怕，“极而言之，死掉 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这种带有老庄道家色彩的 观点在许多人听来是不可接受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认同这种听起来无视人的生命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毛泽东的印迹， 体现了毛泽东狂放的气质。但不同的场合需要遵守不同的游戏规则，即使是领袖人物也应遵守一定的规则。1957年的这次会议以后， 中国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不能不说是个教训。 (四)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及意义 1.“三个世界”思想的渊源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其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发 展过程。这个思想最早体现于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之中。随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国际局势的 发展变化和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中间地带”理论经过发展演变，最终成为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 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 苏联的……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 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毛泽东之所以会提出“中间地带”的理论，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法西斯侵略势力的覆灭， 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复杂形势。以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为标志，美苏拉 开了冷战的序幕，世界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美国统治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基于推行全球霸权和压服国内保守势力的需要，大肆宣 扬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认为东西方国家不可能和平合作，鼓 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美苏必战”、“美国必胜”等谬论。美国的盟友也随声附和，推波助澜。面对冷战阴云四处飘动 的国际局势，中国革命阵营中的一些同志过高地估计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轻信美国及其盟友关于 战争的叫嚣，害怕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革命表示悲观，“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 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中间地带”理论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政治中有两件大事引起了毛泽东对于“第三种力量”的思考。其一，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 会议，它是民族主义国家登上世界政治舞台、要求独立与平等、集中表达自己意愿的一次尝试。其二，是发生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 危机，它是民族主义国家为保卫自身利益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这两件大事表明了“第三种力量”的崛起和团结， 同时也反映出民族主义国家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性。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发言中，再次使用了“中间地带”的说法。他在讲话中说到，美帝国主 义除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外，还“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1958年9月 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指出：有许多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 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第三种 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说：“现在五大洲， 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化。社会主义阵营面临解体的危险。与此同时，西方什界也在发生微妙而 又深刻的变化。随着西威经济实力的增长，西欧要求独立行事、与关国平起平坐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毛泽东又提出 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1964年1月5日，毛泽东指出：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 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欧洲为代表的帝因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此后不久，毛泽东又 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1964年7月，在同日本朋友谈话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 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关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关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 篇一个中间地带。 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两件事，促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发生 了重大转变。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国务蹲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他关于“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 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抗 衡需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在这种思组的基础上，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新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 分的战略思想：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田、苏 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高：但是比第三世界要高 亚洲除了日木，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2.如何认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意义和作用 谢益显主编的《仲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9一1979）》一书在谈到“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意义”时认为，该思想 是从国际斗争的全局着限，正确解决了对各国进行力量配置的要求，为当时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依据。()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 核心，在于揭示苏联霸权主义属于第一世界。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苏联在国际关系中呈现出明显的侵略扩张趋势，成为霸权主义 超级大国。对此，许多人不能一下子看清楚。因此，对于苏联蓟权主义应采取何种态度，是一个关系用际斗争全局的重大问题。只有 明确了苏联霸权主义属于第一世界，才能清楚认识当时国际舞台上苏关军各克赛和战略对峙的主要目的是争夺霸权，并且这种争霸列 育着世界战争的危险。（②）对第二世界的构成的分析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第二世界主要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仍继续保持着 帝因主义特征，但同时又同样受到霸权主义的控制、威助和嗽侮，因而是制钓战争的和平因素。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告诉我们 要看到这些国家同霸权主义之间的矛居，一方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另一方是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因此，第二世界国家 当然要参加反对第一世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第二世界的劳动人民当然要联合本民族一切可能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打 张。（③）该思想突出了被压迫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世界中既有属于社会主义的家，又有属于世界资本 主义体系的被压迫民族国家。它们都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在国际斗争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把民族主义因家同社会主义因家放在 一类国家中，注意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④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水 利益。由于该思想对世界各因进行了正确的力量配置，使得中国可以最有效地展开反对两个霸权因家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有利于因 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该思想的“阶级性”表现在“它是以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的地位的全面的阶级估量为基础，并以因际斗争的总结算是否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为依归”的。 在《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一书中，作者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彻底政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 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面目明朗志来，这一思想改变了以意识形态划分力量集团的观念，代之以“霸权主义和反菊权主义”，该理论 讲的是力量的配置，即依靠和团结最广大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的国家，打击两个超级大国，从而使中国有可能联合最大多数的国 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该思想还向世人表明，尽管当时中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在确定国际战略时并没有仅仅用阶级 分析的方法，面是以各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划分三类不网的国家。该思想属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对于建立国 际斗争新格局、减轻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显著作用。 有一些学者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与马列主义理论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为马列主义理论增添了新内容。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历史上第一次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并指出，被压追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 重要前提和可莹保证，对全世界工人运动具有决定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为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作为争取工 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并以此来划分欧洲政治力量，区别败洲民族运动是否应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列宁在新形势下提 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方针，肯定了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化，社会主义阵营面临解体的危险。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在发生微妙而 又深刻的变化。随着西欧经济实力的增长，西欧要求独立行事、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毛泽东又提出 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1964年1月5日，毛泽东指出：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 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此后不久，毛泽东又 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1964年7月，在同日本朋友谈话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 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 第二个中间地带。”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两件事，促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发生 了重大转变。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他关于“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 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抗 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 分的战略思想：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 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2.如何认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意义和作用 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一书在谈到“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意义”时认为，该思想 是从国际斗争的全局着眼，正确解决了对各国进行力量配置的要求，为当时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依据。(1)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 核心，在于揭示苏联霸权主义属于第一世界。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苏联在国际关系中呈现出明显的侵略扩张趋势，成为霸权主义 超级大国。对此，许多人不能一下子看清楚。因此，对于苏联霸权主义应采取何种态度，是一个关系国际斗争全局的重大问题。只有 明确了苏联霸权主义属于第一世界，才能清楚认识当时国际舞台上苏美军备竞赛和战略对峙的主要目的是争夺霸权，并且这种争霸孕 育着世界战争的危险。(2)对第二世界的构成的分析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第二世界主要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仍继续保持着 帝国主义特征，但同时又同样受到霸权主义的控制、威胁和欺侮，因而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因素。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告诉我们， 要看到这些国家同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方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另一方是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因此，第二世界国家 当然要参加反对第一世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第二世界的劳动人民当然要联合本民族一切可能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 张。(3)该思想突出了被压迫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世界中既有属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又有属于世界资本 主义体系的被压迫民族国家。它们都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在国际斗争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把民族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放在 一类国家中，注意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4)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 利益。由于该思想对世界各国进行了正确的力量配置，使得中国可以最有效地展开反对两个霸权国家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有利于国 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该思想的“阶级性”表现在“它是以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 的地位的全面的阶级估量为基础，并以国际斗争的总结算是否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为依归”的。 在《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一书中，作者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彻底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 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面目明朗起来。这一思想改变了以意识形态划分力量集团的观念，代之以“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该理论 讲的是力量的配置，即依靠和团结最广大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的国家，打击两个超级大国，从而使中国有可能联合最大多数的国 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该思想还向世人表明，尽管当时中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在确定国际战略时并没有仅仅用阶级 分析的方法，而是以各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划分三类不同的国家。该思想属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对于建立国 际斗争新格局、减轻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显著作用。 有一些学者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与马列主义理论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为马列主义理论增添了新内容。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历史上第一次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并指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 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证，对全世界工人运动具有决定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为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作为争取工 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并以此来划分欧洲政治力量，区别欧洲民族运动是否应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列宁在新形势下提 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方针，肯定了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一
个组成部分。“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 被压追的民族所城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明确指出，享受瓜分世界利益的几个国家的居民 只有二亿五千万，而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十二亿五千万，后者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使“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 有保证的”。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正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不同时期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全局出发，把捏不同 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情况，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以打败不同 时期国内外的主要敌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既体现了关苏争霸、三个世界是当时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又指明了世界多 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第三世界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对世界致治格局的溪刻变化的料学总结和高度概括。为马列主义的发四 作出了重大贡献。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对我国当前外交政策与实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该思想指导我们，在国际斗争的全 局上，要坚持将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在锥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方面，要 把独立自主作为中闲外交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在处理围与国的关系问圈上，要坚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 霸权主义的有力的斗争武器：在国际事务中，要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并以此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总之，三个世界 划分战略是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争实我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它对于我们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争取一个更有利于我国进行现 代化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些学者从对世界格局的认识角度出发，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彻底改变了战后世界两极体系的观念，使原来“社会主义阵 营”、“资本主义阵营”的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控制与反控制 “剥削与反剥削”等非 识形态的划分。这就使得在整个多极化世界中，国家间斗争与联合的根本性标准，不再是抽象化的意识形态，而变成了维护各国的国 家利益与安全。这种划分标准才触及了问愿的实质，才是现实可行的 在《仲中国外交新论》收录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一文中，有关学者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中国 在急刷变动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了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从而使中国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 益，其中包括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赢得 因家独立到在世界格局中赢得重要战路地位的历史性飞跃。但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依然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制 约，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尽管该理论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产物，但它也必然受到当时起支配作用的两极格局的影响，带 有时代的局限和烙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都是试图同两极格局中的一方在战路上结 成有形的或无形的同盟。争取形成针对另一方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大国结盟思想的局限。（②）该理论也受到了冷 战格局的影响，对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待别是侵华战争的危险性估计过于严重。毛泽东虽然看到了关苏两国争夺日趋遗烈、矛盾不可 调和的一面，但对这种子盾冲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牵制面达到一种均势，同时第三世界作为爱好和平、制止战争的力量也在迅迪 增长的一而估计不足。 (伍)中美关系解陈及原因分析 1.中关关系解陈的缘起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田一直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中，两国的双边关系毫无进展。但到了60年代中 期，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美《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越南后的亚洲》一文，提出要与中国接近，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劳 必不能永远使中共隔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我们必须带着迫切的需要与现实主义的忍耐前进，循着通往最后目标的方向审慎地移动脚 步”，1968年，在克迹关国总统时，尼克松强调要同中国和好，要“让所有国家知道，在本政府任内，我们的沟通线路将是微开 的”。 对于这些来自关国的微妙的信号，中国十分敏悦地作出了反应。1968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准恢复了中关大使级会谈。1969年珍 宝岛事件以后，尼克松为推进中美关系的政著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1969年7月美国政府宜布放宽对其公民到中国旅行和美国人
个组成部分。“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 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明确指出，享受瓜分世界利益的几个国家的居民 只有二亿五千万，而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十二亿五千万，后者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使“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 有保证的”。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正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不同时期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全局出发，把握不同 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情况，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以打败不同 时期国内外的主要敌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既体现了美苏争霸、三个世界是当时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又指明了世界多 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第三世界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为马列主义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对我国当前外交政策与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该思想指导我们，在国际斗争的全 局上，要坚持将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方面，要 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 霸权主义的有力的斗争武器；在国际事务中，要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并以此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总之，三个世界 划分战略是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争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它对于我们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争取一个更有利于我国进行现 代化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些学者从对世界格局的认识角度出发，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彻底改变了战后世界两极体系的观念，使原来“社会主义阵 营”、“资本主义阵营”的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等非意 识形态的划分。这就使得在整个多极化世界中，国家间斗争与联合的根本性标准，不再是抽象化的意识形态，而变成了维护各国的国 家利益与安全。这种划分标准才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才是现实可行的。 在《中国外交新论》收录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一文中，有关学者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中国 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了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从而使中国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 益，其中包括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赢得 国家独立到在世界格局中赢得重要战略地位的历史性飞跃。但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依然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制 约，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尽管该理论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产物，但它也必然受到当时起支配作用的两极格局的影响，带 有时代的局限和烙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都是试图同两极格局中的一方在战略上结 成有形的或无形的同盟，争取形成针对另一方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大国结盟思想的局限。(2)该理论也受到了冷 战格局的影响，对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特别是侵华战争的危险性估计过于严重。毛泽东虽然看到了美苏两国争夺日趋激烈、矛盾不可 调和的一面，但对这种矛盾冲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牵制而达到一种均势，同时第三世界作为爱好和平、制止战争的力量也在迅速 增长的一面估计不足。 (五)中美关系解冻及原因分析 1.中美关系解冻的缘起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国一直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中，两国的双边关系毫无进展。但到了60年代中 期，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越南后的亚洲》一文，提出要与中国接近，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势 必不能永远使中共隔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我们必须带着迫切的需要与现实主义的忍耐前进，循着通往最后目标的方向审慎地移动脚 步”。1968年，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尼克松强调要同中国和好，要“让所有国家知道，在本政府任内，我们的沟通线路将是敞开 的”。 对于这些来自美国的微妙的信号，中国十分敏锐地作出了反应。1968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准恢复了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年珍 宝岛事件以后，尼克松为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1969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其公民到中国旅行和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