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美]弗兰西斯.福山著 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向 福山再次为知识界带来震撼
本书相关评论 本书相关评论 古老以来，“信任”即是人类具有的情操表现，这一大阵子 为西方社会理论捡了回来，做为思辨社会形构，特别是当代社 会的概念性基轴。如此在思考立场上鲜明地把“人”的地位标 示出来，具有浓厚的人文意涵。福山先生分享着这样的思考 模式，以“信任”当主轴，延续其昔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 中的论述，爰引丰富的具体经验资料，来刻划前社会秩序。其 论述精阔，令人激赏，是一部值得阅读，读了之后不会令人后 悔的好书。 一叶启政（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 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论点一炮而红，一般人也许预期 他会再出一本续集，不过福山的新书《信任》却提出完全不同 的议题，只不过他的野心仍然可以媲美上次。这次他的主题 是社会信任度在经济生活上的角色。本书原创性十足，趣味 盎然，读来亦十分引人入胜。 一Mancur Oson(美国马里兰大学学院校区经济学教授) 读者调整原有思考方式，同时也对国际间不同的文化开 启了许多振聋发聩之比较
信 任 一fichael Novak(一九九四年Ternpleton桂冠学人， 美国企业研究院宗教与公共政策部门主席) 福山在本书中把焦点集中在信任度存在与否所造成的结 果上，使读者对于社会资本有了崭新而精确的认识；这本书问 世之后，我们再也不可能忽略文化的前提而单独分析经济成 长的议题。想要了解国家财富真正来源的人，《信任)一书是 不可或缺的读物。 一William A.Galston(美国马里兰大学学院 校区公共事物学院教授) 福山又办到了。在上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 里，福山在知识界引发了令人惊异的效应：这次我们从他的新 书里学到，一个社会的“自发社会力”是该社会经济结构的关 键，那些认定社会行为以个人主义欧裔模式和团体导向亚裔 模式为两种极端，其余行为模式皆处于此二者之间的人，必须 重新思考这个议题了。福山再一次为知识圈带来一股震撼。 一Henry S.Rowen(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数授， 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对于想要了解当代社会经济表现何以良莠参差的经济学 门外汉来说，福山的新书《信任》将会成为最爱欢迎的读物；福 山对社会核心价值观持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这些价值观引 导了美国、亚洲、欧洲企业与政府的行为，本身也是：项原创 2
本书相关评论 性的概念架构，有助于我们了解冷战结束后世界许多紧张情 势的根源，其中包括贸易与人权等多元化的议题。 一David Hale(Kemper金融服务公司投资部经理) 3
“信任”中文版序 “信任”中文版序 弗兰西斯·福山 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败一途 本文为福山应本公司之要求所写的中文版序，对于当前 亚洲经济危机，提出他的看法。虽然福山不认为本次亚洲经 济风暴乃是导因于若于亚洲价值观的失灵，但他提醒从事跨 国生意的人若忽略了文化因素，是很容易招致失败的。 一九九七年夏天以来，亚洲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风暴中，一 开始是泰铢贬值，接下来迅速蔓延至韩国与日本，这一连串经 济上的重挫已经改变了世人对“亚洲经济奇迹”的态度。十年 以前，特别是在日本“泡沫经济”的高蜂期，世人普遍认为亚洲 社会创造了快速成长的新模范，而且这种新棋范拥有很强的 文化因素：例如亚州一些知名的意见领袖如新加坡前总理李 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都主张，亚洲的文化价值观融 合了人民对社群威权的尊敬、对家庭的重视，加上政府立意甚 佳的强势领导，以及人民优秀的工作伦理，这样的文化价值观 特别适合亚洲国家的市场发展，也有助于加速亚洲国家的工 业现代化进程。 但是，如今亚洲国家一目睹投机客炒作他们国家的货 币，国内失业人口节节上升，整个亚洲地区企业倒闭的例子像 1
信任 僚原野火烧个不停，于是人们的看法开始转向另一个极端。 特别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眼里，现在亚洲价值规反而被 许多人视为亚洲问题的根源，而不再是亚洲国家成功的依据。 如今家族主义式的信用分配、过度干预的政府、“亲旧型资本 主义”(crony capitalism)变成众矢之的。投资人因为这些理由 而对过去一度欣欣向荣的亚洲经济丧失信心。 有鉴于目前的辩论皆以文化与价值观为靶心，我认为确 切了解文化因素与传统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在此时更显得 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能厘清亚洲成长的历史轨迹，也有助于 找出一条化解眼前危机的途径。我相信，无论是探讨亚洲高 度成长的根源何在，或是归咎当前问题的罪魁祸首为何，人们 都太过强调文化因素了；经济成长是两种因素的联合产物，也 就是传统的总体经济因素（例如适切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加 上容许稳定与持久制度的政治架构，眼前亚洲的金融危机并 非导因于若于亚洲价值观的失灵，而是亚洲政府采行的错误 政策所致。文化对一个社会创造健康制度的能力极为重要， 但是文化对于经济成长鲜少有直接的影响，诚如我在《信任》 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化只在经济成长的因素中占据百分之二 十的比重。 不过，我们必须从其他角度来看待文化的影响。譬如说， 建立在家庭、血亲关系、地缘或其他私人情谊上，而不是建立 在客观经济标准上的交易方式，在亚洲国家里极为盛行，其普 遍程度远超过北美洲或欧洲，可是即使在亚洲每个国家依赖 私人情谊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以日本为例，企业界里陌生人对 彼此具有互惠的义务关系，但是在中国南方，生意往来关系主 要还是依据彼此血亲和地缘的亲疏。至于私人因素对于亚州 2
“信任”中文版序 各国的影响，差别也很显著：在利用私人关系争取信用方面， 日本、韩国、台湾比其他亚洲国家更有能力减轻其造成的伤害 一至少到最近为止是如此。 我希望中文版《信任》能帮助读者更清楚了解到文化对经 济发展的真正重要性，西方经济学家向来严重忽略我们经济 生活中的文化因素，原因是文化因素无法吻合经济学界所发 展出来的通用成长模式，然而只要做过跨文化生意的人都知 道，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无庸置疑，胆敢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 唯有失败一途。 在二十世纪即将划上休止符的此刻，了解文化价值观在 全球化经济里的适切角色，绝对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我们应该 体认到文化因素既不是万灵丹，但影响力也不容低估；亚洲社 会现正陷于太平洋战争以来最险恶的经济危机之中，如果想 要突破重围、否极泰来，就更应该了解这一点。 一九九八年二月于维吉尼亚州麦里恩市 3
导读：“蜜蜂的离言”之现代版 导读：“蜜蜂的寓言”之现代版 一七一四年，-一位荷裔英国医生曼德维(Mandeville,B.) 发表了一本小书，《蜜蜂的寓言：或是个人的恶德，公众的福 祉》。这本小书在十八世纪广为流传，其基本论点为十八世纪 的政治经济学者所接受，也是现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立足 点。曼德维的基本主张为，人性本是自私自利、追求自己欲望 之满足，否认人类自私自利的性格根本就是伪善的说法。然 而悖论的是，从个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出发，却反而能真正成就 公共的繁荣与福祉。公众的福祉并非建立在个人的德性之 上，相反的，却正是以个人的恶德为基础。 这样的主张隐含在今日所有经济学教科书开宗明义的界 定里，经济行为乃是理性追求效益极大化的行为，而以此行为 模式出发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是 追求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式。这正是偏好自由市场经济之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论。 福山的说法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生活的分析， 有百分之八十是正确的，那么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呢？福山对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检讨，恰好反映在他与曼德维作品的对 照上，〈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 乃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源头，诸如美、日、德，为何是那么成 功，而晚近看似较成功发展的经济体，诸如意大利，韩国、台 1
信 任 湾、香港，他们是否遵循相同的发展途径？他们是真正的成功 吗？他们与先进发展国家的模式有何异同？依福山的说法， 在解释这些不同经济发展途径上，被忽略的乃是经济生活中 的文化因素。严格来说，应该是文化社会因素，因为福山并未 清楚区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层面。信任不只是文化价值观， 更具体体现在社会结构、团体结合的形式上。 福山首先对“理性地追求效益极大化”的“经济人”形象提 出批评，他认为这个设定未必是中性且自明的。因为其中的 重要概念，诸如理性、效益等概念意义的界定必然涉及社会文 化的因素。若不然，将这些概念界定为纯然形式的概念，反而 会丧失其解释力。就此而言，最有效率的经济行为，未必就是 理性地追求效益极大化的行为。其次一个经济行为理性与 否，常常必须放在其社会文化情境中来考量，比如日本的终身 雇用制即是一例。进而言之，经济行为并不纯然是个人的活 动，更是团体的活动。在财富被创造出来之前，人们就必须学 会如何共同工作。最高的经济效率不见得是由理性追求私利 的个人所达成的，反而是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做为一个既存的 道德社群，他们更能有效率地合作。追求私利诚然是现代经 济行为的推动力，但是单凭着对利益的追求并不足以成就现 代资本主义经济，诚如韦伯所言，对于财富的欲求并非就是资 本主义精神。 对福山而言，一个社会要能形塑有效合理经营的企业组 织更是成就资本主义经济的要素。相对而言，美国、日本、德 国是比较能自发地促成这样的企业组织，而法国、意大利、台 湾和香港等则较无法组成这样的企业组织。关键在于这些国 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之初，都能以家族为基础，凝聚出有效的 2
导读：“蜜蜂的寓言”之现代版 企业经营组织。但是美、日、德等社会随后能自发地发展出超 乎家族团体的大型企业组织，而法、意、台湾等地则无法如此。 就算有大型企业组织也常是凭猎国家于预而成，并非由社会 内部自发促成的。 由此可见，能否形成一定规模的企业组织与经营形态，乃 是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的国际分工中，这个因素对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 角色影响尤其重要。但是形成如此企业组织的力量并非来自 理性追求效益极大化的个人，而必须有其社会文化基础，也就 是社会内部原本就要有能力形成超乎家族团体的自愿结合。 形塑这种自愿结合能力的强弱，端视社会中“自发社会力” (spontaneous sociability)的高低而定。自发社会力的高低也就 表现了一个杜会内部成员之间信任程度的高低。因此一个社 会信任程度的高低乃成为其影响经济的重要文化恩素。 相对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而言，自发社会力可说是一种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一个社会结构开创怎样的工商经 济，这和他们的社会资本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企业里的员工 都遵循共通的伦理规范，彼此信任，那么企业的经营成本就会 低多了。而且高度信任感能容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产生，因 此这样的社会在组织上也比较有好的创新开发能力。十九世 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时社会力旺盛的美国人率先发展了现代 的公司形态，而二十世纪的日本人则开展了网络组织的可行 性，而德国也同样是发展出大规模企业组织，高效率工作团队 的佼佼者。如果拿各个经济体中，大规模企业的比例做个比 较，就更能凸显社会资本或自发社会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欧洲和北美洲，美国和德国的民营企业规模超出意大利和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