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四 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拟罪很严重，“圣上”常 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 后来细想，殊不尽然。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 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0g0l的剧本《按 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 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刊。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 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 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注释】 [山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 署名唐俟。 [2]“臣工”群臣百官。 [3)]G0g0l果戈理。《按察使》，今译《钦差大臣》，作于一人三四年至一 八三六年间。 [4]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 传道时，为门徒犹大所出卖，被捕后解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 彼拉多因耶稣无罪，想释放他，但遭到祭司长、文士和民间长老们的反 对，结果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编选者推荐 鲁迅的杂文，贯穿了其创作的始终。《随感录六十五》就是其进行社会文化批判的代表
鲁迅《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1] 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2]拟罪很严重，“圣上”常 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 后来细想，殊不尽然。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 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 Gogol 的剧本《按 察使》[3]，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 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4]。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 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 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 署名唐俟。 [2] “臣工”群臣百官。 [3] Gogol 果戈理。《按察使》，今译《钦差大臣》，作于一人三四年至一 八三六年间。 [4]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 传道时，为门徒犹大所出卖，被捕后解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 彼拉多因耶稣无罪，想释放他，但遭到祭司长、文士和民间长老们的反 对，结果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编选者推荐 鲁迅的杂文，贯穿了其创作的始终。《随感录六十五》就是其进行社会文化批判的代表
作之一。 《随感录》是《新青年》杂志的一个栏目，由该刊同人分别撰稿，以其犀利、泼辣的批 评风格见长。鲁迅的《随感录》近二十篇，收入1925年出版的杂文集《热风》。这也是鲁迅 最早的杂文创作。 鲁迅在《阿Q正传》《示众》《药》等小说中，一再地揭露和批判愚昧的民众的心态，和 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反动统治者的帮凶的丑恶行径。对于民众，鲁迅曾经一再地予以严厉的批 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处于愚昧之中，却因为人多势 众，获得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力量感，在失去理性的狂热中，因为“合群的自大”而造成巨 大的破坏。形诸杂文，这样的抨击就更为率直而强悍。被压迫被专制者，一旦得到发泄的机 会，其恶劣性丝毫不比前者差，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鲁迅写于1925年5月10日的 《忽然想到（七）》中就说：“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 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 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 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睡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 的意见，有什么区分！”(《华盖集》)。当然，鲁迅不是只会将批判和愤怒指向民众的，他更 强烈的批判，指向了推行愚民政策的统治者。“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己 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 么骇人呵！”（鲁迅：《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见《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5。) 作者自白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 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 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 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 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一鲁迅：《热风·题记》，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之一。 《随感录》是《新青年》杂志的一个栏目，由该刊同人分别撰稿，以其犀利、泼辣的批 评风格见长。鲁迅的《随感录》近二十篇，收入 1925 年出版的杂文集《热风》。这也是鲁迅 最早的杂文创作。 鲁迅在《阿 Q 正传》《示众》《药》等小说中，一再地揭露和批判愚昧的民众的心态，和 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反动统治者的帮凶的丑恶行径。对于民众，鲁迅曾经一再地予以严厉的批 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处于愚昧之中，却因为人多势 众，获得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力量感，在失去理性的狂热中，因为“合群的自大”而造成巨 大的破坏。形诸杂文，这样的抨击就更为率直而强悍。被压迫被专制者，一旦得到发泄的机 会，其恶劣性丝毫不比前者差，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鲁迅写于 1925 年 5 月 10 日的 《忽然想到（七）》中就说：“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 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 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 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 的意见，有什么区分！”（《华盖集》）。当然，鲁迅不是只会将批判和愤怒指向民众的，他更 强烈的批判，指向了推行愚民政策的统治者。“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 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 么骇人呵！”（鲁迅：《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见《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5。） 作者自白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 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 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 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 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鲁迅：《热风·题记》，见《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5
经典评论 鲁迅在五四时期有好几篇文章提到“暴民”。他提醒人们注意两种危险性。一个是想做 奴隶而不得，就有满肚子怨愤的毒气，鲁迅说“这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因此，这 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同情的：问题是：这股怨愤之火向哪里去烧？鲁迅说，在中国，“国 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其结果必然是“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 者身上发泄”，就好像阿Q受了假洋鬼子、赵太爷的气，不去反抗他们，而去占小尼姑的便 宜一样，“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这正是 暴民的特点。暴民的另一面，鲁迅也经常谈到，就是他身为奴隶，向往的却是主人地位。当 年项羽看见秦始皇十分阔气，就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要“取”什么？鲁迅说，一是“威 福”，有权有势：二是“子女”，特别是女人：三是“玉帛”，就是钱。中国的“暴民”，就向 往这三样东西。 一一钱理群：《关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思考— 1918一1925年间的鲁迅杂文（下）》，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 (3)。 鲁迅的确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其实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实现文化转型的切要的工作。 他的小说、杂文，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如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 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在鲁迅笔下都被揭露无遗。 鲁迅说他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这对于凡事都比较讲面子、讲中庸的普 遍的社会心理来说，的确不合，又特别有悖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清醒而 深刻的文学家，一个以其批判性而为社会与文明发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参照的知识分子，鲁迅 对国民性的批判真是我们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药。因此，重要的是理解鲁迅的用心。如果 承认鲁迅的批评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入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槃” 的需要，那么就不会再担心国民性批判会丧失民族的自尊，相反，会认为这种批判正是难能 可贵的民族自省，是文化转型的前提和动力。 一一温儒敏：《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见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一讲，《鲁迅研究四题》，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2
经典评论 鲁迅在五四时期有好几篇文章提到“暴民”。他提醒人们注意两种危险性。一个是想做 奴隶而不得，就有满肚子怨愤的毒气，鲁迅说“这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因此，这 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同情的；问题是：这股怨愤之火向哪里去烧？鲁迅说，在中国，“国 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其结果必然是“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 者身上发泄”，就好像阿 Q 受了假洋鬼子、赵太爷的气，不去反抗他们，而去占小尼姑的便 宜一样，“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这正是 暴民的特点。暴民的另一面，鲁迅也经常谈到，就是他身为奴隶，向往的却是主人地位。当 年项羽看见秦始皇十分阔气，就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要“取”什么？鲁迅说，一是“威 福”，有权有势；二是“子女”，特别是女人；三是“玉帛”，就是钱。中国的“暴民”，就向 往这三样东西。 ——钱理群：《关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思考—— 1918—1925 年间的鲁迅杂文（下）》，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 （3）。 鲁迅的确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其实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实现文化转型的切要的工作。 他的小说、杂文，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如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 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在鲁迅笔下都被揭露无遗。 鲁迅说他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这对于凡事都比较讲面子、讲中庸的普 遍的社会心理来说，的确不合，又特别有悖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清醒而 深刻的文学家，一个以其批判性而为社会与文明发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参照的知识分子，鲁迅 对国民性的批判真是我们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药。因此，重要的是理解鲁迅的用心。如果 承认鲁迅的批评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入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槃” 的需要，那么就不会再担心国民性批判会丧失民族的自尊，相反，会认为这种批判正是难能 可贵的民族自省，是文化转型的前提和动力。 ——温儒敏：《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见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一讲，《鲁迅研究四题》，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