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开放大学文本散文部分（2）_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2）.doc_大学文库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2)散学辅导(2) 散文部分(2)—巴金等的散文巴金的《十年一梦》《十年一梦》写于1981年，是巴金散文集《随想录》第三卷《真话集》中的一篇。《随想录》的核心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回顾和批判，《十年一梦》是反映这一主圈思想的代表性作品。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一次人道被“停道”战落的灵与肉的炼狱。巴金从那扭曲中挣脱出来，重新整合素罪情结，在新的意义上重现了道德人格的魅力。只是，经过炼狱，他已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诚惶诚恐的全盘自我否定，而是转化为以历史的初悟和人性的复苏为前提的严格自律与杆悔。《十年一梦》这篇散文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来细读：第一部：走过来的“我”一一“奴在心者”。第二部：深思的“我”一一“奴在心者？”→“奴在身者” 第三部：自我解放的“我”一一“我是我自己”。这是一个在历史的幸常时期的复黎体验，一个心灵痛苦和逐渐觉醒的精神历程。对此，巴金做了深刻的反思、自剖、自遗。“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那。”小说里的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象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他经受着折磨，他抱着希望，他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他希望得到不是的回答，但是没有，面且更加疯狂与肆虑，“这种时侯，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谁真谁假，谁是谁非，他陷入了深思，有一件事使他图感不解：“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式的结论，”（见教材第432页）他陷入困境、矛盾，无法解脱的矛盾。有一件事使他看出“破绽”：关于“知识”的思考。（同上）他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么仇恨知识了，曝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四人帮”的“破锭”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巴金说：“我渐渐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心者”了” “这是我摆脱奴隶暂学的开始”，“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 “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在《十年一梦》里，巴金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违背真心的选择，作了严肃的自我道责。痛苦地逼视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的脓疮，并将之挤出，到最后吐出自己的心声，做好完全的忏悔而卸下心中的负累。他其实是在总结清算 “文革”的基础上，反思自身，完成对为文做人的自审，清理以往的欠债。巴金说：“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挖自己的疮”就是自遗，即批判自己，可以说，自谴是他写作的出发点和核心。他批判自己在“文革”中屈从于根子，不能对自己的作品做起码的评价，讨好“造反深”，以求“组白从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思想汇报”，他谴责自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烟地的精神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2）教学辅导（2）散文部分（2）——巴金等的散文巴金的《十年一梦》《十年一梦》写于 1981 年，是巴金散文集《随想录》第三卷《真话集》中的一篇。《随想录》的核心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回顾和批判，《十年一梦》是反映这一主题思想的代表性作品。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一次人道被“兽道”践踏的灵与肉的炼狱。巴金从那扭曲中挣脱出来，重新整合赎罪情结，在新的意义上重现了道德人格的魅力。只是，经过炼狱，他已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诚惶诚恐的全盘自我否定，而是转化为以历史的彻悟和人性的复苏为前提的严格自律与忏悔。《十年一梦》这篇散文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来细读：第一部：走过来的“我”——“奴在心者”。第二部：深思的“我”——“奴在心者？”→“奴在身者”。第三部：自我解放的“我”——“我是我自己”。这是一个在历史的非常时期的复杂体验，一个心灵痛苦和逐渐觉醒的精神历程。对此，巴金做了深刻的反思、自剖、自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小说里的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象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他经受着折磨，他抱着希望，他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他希望得到不是的回答，但是没有，而且更加疯狂与肆虑，“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谁真谁假，谁是谁非，他陷入了深思。有一件事使他困感不解：“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式的结论。”（见教材第 432 页）他陷入困境、矛盾，无法解脱的矛盾。有一件事使他看出“破绽”：关于“知识”的思考。（同上）他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么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四人帮”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巴金说：“我渐渐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心者’了”， “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始”，“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 “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在《十年一梦》里，巴金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违背真心的选择，作了严肃的自我谴责。痛苦地逼视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的脓疮，并将之挤出，到最后吐出自己的心声，做好完全的忏悔而卸下心中的负累。他其实是在总结清算 “文革”的基础上，反思自身，完成对为文做人的自审，清理以往的欠债。巴金说：“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挖自己的疮”就是自谴，即批判自己。可以说，自谴是他写作的出发点和核心。他批判自己在“文革”中屈从于棍子，不能对自己的作品做起码的评价，讨好“造反派”，以求“坦白从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思想汇报”，他谴责自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

奴隶。巴金这些诚恳的自现剖析不仅是为了枫示“文革”产生的原由和危害，也不仅是对自己曹经失去独立人格的遍悔，而是想把对白我的遗责与对民挨心理和性格弱点的反思连在一起，力图体现出一种立足自现又超越自我的勇气。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陷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静体的生存困境生存选择的深刻反思。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他由作为知识分子的杆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贵任。可以说，这沉重深刻的“杆侮录”，其创作动机就在于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找回久己失落的社会良知，也以个人流血的灵魂诉说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当代精神传统，自觉地成为现实社会的清醒的批判者，成为对社会负有责任的文化英域，自觉地用现代文化来战胜杜会上各种且恶、落后和黑暗的事物。在党中央还没有正式提出必须初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藏否定了。谈 “文革”，他也把自己故进去了，而不是“择”了出来。对自己的解剖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他用了“卑那”、“可耻”这样的字眼。这种解剖是不容易的。“文革”中，我们很多人都像被一种什么蜂置了一下的青虫，昏昏沉沉地度过了，读巴金的作品，感到他是从一种痛苦中超脱了出来。从一种昏沉的状态中得到了清醒，还他本来面目了。他充满了自信，一种强大的自信，一种失去自信后的自信。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心理历程。巴金新时期散文表现了一个老作家对特定时期自我人生选择的杆悔和对社会不正常现象的抨击，文中浓厚的个性色彩，可以视作“老年体散文”的代表形式。择其要者可概括为如下特点： 1、写真话，吐真情。巴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作家，他白言“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而要将“心交给读者”，说自己相信的话，自己思考过的话，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不隐萌、不掩饰、不化妆，对“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产生的痛苦”散于正视，将其锋芒直指杜会和历史的丑类，同时毫无顷忌地剖析自己这种真诚，是对自己的独立个性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信任和尊重。 2、叙事事平实，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巴金不追求华丽的词句，不崇尚豪言壮语。不讲求外表声势，也不赞成经院式、贵族式的东西。他着意于自然质朴，意之所到，信笔游走，用普通的词句和平实的叙写，表现出诚恳、亲切的风格。语言是思想情感的外衣，作家以不加修饰的话语为文，尤其能有效地传达作品“将真话”、“自我解剂”的主题，特别是在案《怀念薄暖》、《小判包地》这样充满真情实感的作品中，质朴的语言，更能令人信服，发人深思。 3、技巧境界，巴金一向认为写作技巧是为写作内容服务的，提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燃，是无技巧。他自己的散文、正是力求极其自然、不着痕迹的“无技巧”状态，来表现对社会历史，人生世态的理想和审视，汪曾棋的《午门忆旧》汪曾棋不仅写观(60年代前后写过一些京剧剧本)、写小说(80年代以《大滇记事》、《受戒》等反映苏北地区民俗风情的小说引起文坛关注)，而且还写散文，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正管棋的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0年代后明至90年代。结集的作品有《晚饭花集》、《躪桥集》、《汪管棋文集》等。汪曾棋的散文创作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文本主要的美学魅力，就在于锦锦不断地传达着传统文化信息，特别是隐含着俗文化的精神传统

奴隶。巴金这些诚恳的自我剖析不仅是为了揭示“文革”产生的原由和危害，也不仅是对自己曾经失去独立人格的追悔，而是想把对自我的谴责与对民族心理和性格弱点的反思连在一起，力图体现出一种立足自我又超越自我的勇气。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陷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困境生存选择的深刻反思。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他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忏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可以说，这沉重深刻的“忏悔录”，其创作动机就在于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找回久已失落的社会良知，也以个人流血的灵魂诉说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当代精神传统，自觉地成为现实社会的清醒的批判者，成为对社会负有责任的文化英雄，自觉地用现代文化来战胜社会上各种丑恶、落后和黑暗的事物。在党中央还没有正式提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就否定了。谈 “文革”，他也把自己放进去了，而不是“择”了出来。对自己的解剖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他用了“卑鄙”、“可耻”这样的字眼。这种解剖是不容易的。“文革”中，我们很多人都像被一种什么蜂蜇了一下的青虫，昏昏沉沉地度过了。读巴金的作品，感到他是从一种痛苦中超脱了出来，从一种昏沉的状态中得到了清醒，还他本来面目了。他充满了自信，一种强大的自信，一种失去自信后的自信。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心理历程。巴金新时期散文表现了一个老作家对特定时期自我人生选择的忏悔和对社会不正常现象的抨击，文中浓厚的个性色彩，可以视作“老年体散文”的代表形式。择其要者可概括为如下特点： 1、写真话，吐真情。巴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作家，他自言“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而要将“心交给读者”，说自己相信的话，自己思考过的话，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对“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产生的痛苦”敢于正视，将其锋芒直指社会和历史的丑类，同时毫无顾忌地剖析自己。这种真诚，是对自己的独立个性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信任和尊重。 2、叙事事平实，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巴金不追求华丽的词句，不崇尚豪言壮语，不讲求外表声势，也不赞成经院式、贵族式的东西。他着意于自然质朴，意之所到，信笔游走，用普通的词句和平实的叙写，表现出诚恳、亲切的风格。语言是思想情感的外衣，作家以不加修饰的话语为文，尤其能有效地传达作品“将真话”、“自我解剖”的主题，特别是在案《怀念萧珊》、《小狗包地》这样充满真情实感的作品中，质朴的语言，更能令人信服，发人深思。 3、技巧境界。巴金一向认为写作技巧是为写作内容服务的，提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他自己的散文、正是力求极其自然、不着痕迹的“无技巧”状态，来表现对社会历史，人生世态的理想和审视。汪曾祺的《午门忆旧》汪曾祺不仅写戏（60 年代前后写过一些京剧剧本）、写小说（80 年代以《大淖记事》、《受戒》等反映苏北地区民俗风情的小说引起文坛关注），而且还写散文，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结集的作品有《晚饭花集》、《蒲桥集》、《汪曾祺文集》等。汪曾祺的散文创作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文本主要的美学魅力，就在于绵绵不断地传达着传统文化信息，特别是隐含着俗文化的精神传统

《午门忆旧》这篇散文名为“忆旧”，实际上却主要是关于午门建筑的诸多拿故的介绍，因而散文的主体部分不是人事，而是旧物。全文可分为五个部分，除开头、结尾外、中间三部分为：午门建筑、午门功用，午门暂作历史博物馆。作者以闲谈的态度，叙写当年在禁禁城午门的一段生话，追忆旧日的自然景观、铁闻掌故，风物人情，将雅与俗兼容并蓄，合二为一，叙述者的情感在对于旧物的描述中隐隐地透露出来，是一篇很耐读的“忆旧”散文，文章情感诚悬亲切，而略帝著涩颜唐的情致和悲枪苍凉的忧患意识（请读文章最后两段文字，细细体味)。这篇文章的语言文字，妮规而谈，不事雕饰，清新典雅而又不失怡然自得，酒税、通俗的散谈之风。杨绛的《隐身农》杨锋(1911一)，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一1938年留学英法，国国后曾在上海震且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世界名薯《堂吉可德》就是由杨锋翻译介绍的。 “文革”明间。杨锋、钱钟书夫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其间遭受巨大而深重的打击，身心备受摧残。然而杨绛却没有因此而一薰不振，地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坚韧精神，默默支持着钱钟书先生的学习和研究。“文革”中苦难的积累成为新时代杨锋散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的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是近年来公认为“文革”描写角度独到的文集，在这部文集中，作者以一种“冷凿默”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干校奇景”，将动乱年代各种不合常情的甚至是令人辛酸的故事以一种“正常”的口吻平静道来，虽然记述的都是日常小事，但却从另一种角度凸现了“文革”的荒唐和极大的悲哀。杨锋的另一个随笔集《将饮茶》，部分也写到了作家在“文革”期间的遣遇，但更有价值的，是回忆亲人往事的部分，其中对家人的真切回忆，让读者更客观地了解了钱钟书、杨锋等个性化人物的独特生活侧面。《隐身衣》是杨绛散文集《将饮茶》中的最后一篇，也称《废话》或《代后记》. 《隐身衣》中地说到“卑微”是人世何的隐身衣，“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现众的艺术表演”。甘愿居于卑微，又不自暴自弃，“是什么料，充什么用”。这是作者在文章中所推崇，所选择的生话位置和人生态度。文章由点题、释题、辨题三部分组成。开头部分，点题：“我门都要隐身衣”，“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的人，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中间部分，释盟：“人的拳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我们不防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性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最后部分，拼题：从科幻、仙家的、凡间的，多个层面辨析隐身衣之不便， “但无论如何，隐身农总比国王的新农好”。“国王的新农”追求的是的是华美、张扬，是可笑，可椰的：而“隐身衣”虽多有不便，但它不事张扬，乐在平凡

《午门忆旧》这篇散文名为“忆旧”，实际上却主要是关于午门建筑的诸多掌故的介绍，因而散文的主体部分不是人事，而是旧物。全文可分为五个部分，除开头、结尾外、中间三部分为：午门建筑、午门功用，午门暂作历史博物馆。作者以闲谈的态度，叙写当年在紫禁城午门的一段生活，追忆旧日的自然景观、轶闻掌故，风物人情，将雅与俗兼容并蓄，合二为一，叙述者的情感在对于旧物的描述中隐隐地透露出来，是一篇很耐读的“忆旧”散文。文章情感诚恳亲切，而略带苦涩颓唐的情致和悲怆苍凉的忧患意识（请读文章最后两段文字，细细体味）。这篇文章的语言文字、娓娓而谈，不事雕饰，清新典雅而又不失怡然自得，洒脱、通俗的散谈之风。杨绛的《隐身衣》杨绛（1911— ），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 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 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 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世界名著《堂吉诃德》就是由杨绛翻译介绍的。 “文革”期间，杨绛、钱钟书夫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其间遭受巨大而深重的打击，身心备受摧残。然而杨绛却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地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坚韧精神，默默支持着钱钟书先生的学习和研究。“文革”中苦难的积累成为新时代杨绛散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干校六记》，记述作者 1969 年底到 1972 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是近年来公认为“文革”描写角度独到的文集。在这部文集中，作者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干校奇景”，将动乱年代各种不合常情的甚至是令人辛酸的故事以一种“正常”的口吻平静道来，虽然记述的都是日常小事，但却从另一种角度凸现了“文革”的荒唐和极大的悲哀。杨绛的另一个随笔集《将饮茶》，部分也写到了作家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但更有价值的，是回忆亲人往事的部分。其中对家人的真切回忆，让读者更客观地了解了钱钟书、杨绛等个性化人物的独特生活侧面。《隐身衣》是杨绛散文集《将饮茶》中的最后一篇，也称《废话》或《代后记》。《隐身衣》中她说到“卑微”是人世间的隐身衣，“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甘愿居于卑微，又不自暴自弃，“是什么料，充什么用”，这是作者在文章中所推崇，所选择的生活位置和人生态度。文章由点题、释题、辨题三部分组成。开头部分，点题：“我们都要隐身衣”，“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的人，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中间部分，释题：“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我们不防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性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最后部分，辨题：从科幻、仙家的、凡间的，多个层面辨析隐身衣之不便， “但无论如何，隐身衣总比国王的新衣好”。“国王的新衣”追求的是的是华美、张扬，是可笑，可鄙的；而“隐身衣”虽多有不便，但它不事张扬，乐在平凡

天津开放大学 文本 散文部分（2）_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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