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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学报》: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中国耕地数量变化政策与资产因素分析(李伟、郝晋珉、冯婷婷、张洁瑕、谢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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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卷第6期 农业工程学报 VoL 24 No 6 2008年6月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Jun.2008 115 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中国耕地数量变化政策与资产因素分析 李伟,郝晋珉1,冯婷婷23,张洁瑕4,谢敏5 (1.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100193: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 3.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49:4.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区划所,100081:5.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100812) 摘要:耕地保护是中国土地管理科学中的难点之一,科学辨识其驱动因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在假设其他影响因子不变的情况下,构 建了基于资源一资产一政策理念的土地利用概念模型,采用计量经济面板数据方法,以中国国家尺度及东中西部区域尺度上1998~2002年耕地 变化过程为例证,重点对土地资产一政策因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在国家尺度上,增强土地政策管理力度、降低农用地增值收益倍数(提 升失地农民保障水平),增加耕地投入水平有助于耕地保护;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将会造成耕地减少:农业总产值比重、种植业生产水平及农户经 营耕地面积没有显著的解释效用:2)在区域尺度上,提升耕地保护政策贯彻力度、提高被征地农户补偿水平、增加耕地投入均有利于耕地保护: 东部地区农业总产值比重的降低、西部地区灌溉面积适量减少对耕地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综合“资源一资产一政策”三方面因素可以更好 地解释耕地保护的行为,并有针对性地改进和加强耕地保护工作 关键词:土地利用概念模型;土地资产;土地政策;耕地;计量经济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1.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6819(2008)-6-0115-04 李伟,郝晉珉,冯婷婷,等.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中国耕地数量变化政策与资产因素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08,24(6):115-118. Li Wei, Hao Jinmin, Feng Tingting, et al. Land asset and policy factors for acreage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based on econometric modelJ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08. 24(6): 115-11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0引言 全球尺度上耕地减少已成为普遍共识。中国人口众多 物质循环 人地关系紧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农地征用 的低成本与建设用地出让金之间巨大的利益差距,从而使大量 能量流动 社会经 农用地被转用为建设用地别。尽管中国已施行最严格的土地管 济系统 信息交换 理制度,但耕地保护形势仍不容乐观:1998~2003年我国耕地 自1.2964亿hm2减至1.2340亿hm1,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未能 收到预期效果 未利用地 耕地变动的驱动因素较多,主要由自然驱动力和人文驱动 力构成,存在时空差异,多集中于对社会经济指标的定性描 1土地利用概念模型结构辨识 Fig 1 Structural diagram of the LUCM 述与统计学定量分析10。目前的研究中对各因素“原因一表 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较少叫,没能充分考虑耕地占用行为 土地资源范畴体现在模型底面上3个“基点”(子系统)内 下隐含的土地收益分配的经济驱动力:对政策的分析多以单因部,其目标是对农业、采掘业等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以 素为主,尚缺乏综合考察土地资源一资产一政策对耕地保及工业、服务业(土地提供承载功能)生产能力的管理。土地 护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在假设其他影响因子不变的情资产范畴体现在模型底面的3条棱边,即子系统之间的转换关 况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概念模型,采用计量经济方法,以揭系,其目标是利用市场对土地权属实现能力的管制,以调节农 示土地资产一政策因素在全国及东中西部耕地保护中的作用 用地转用的速率及规模。土地政策范畴体现为模型顶点对3个 模型与方法 侧面的宏观管理,目标是利用政府职能寻求人地和谐、可持续 的土地利用模式。其内部关系如图2所示 1.1概念模型 土地利用系统的实质是土地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 耦合而成的土地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本文在假设其他影响因子 不变的情况下,构建了基于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及土地政策 调控层管理 因素综合作用的概念模型( Land Use Conceptual Model LUCM)(见图1)。 协调层管理 政府政策 因素层管理 收稿日期:2007-0621修订日期:2008-05-11 基金项目: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R10412):国家科技攻关课题 (2004BA508B01) 作者简介:李伟(1982—),男 治市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土 2概念模型中土地资源-资产-政策范畴的内在关联 地可持续利用与土地规划。北京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100193 Fig2 Interrel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sset and policy in LUCM Email:filippofox@263.net ※通讯作者:郝晋珉(1960-),男,山西太谷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1.2变量选取 师,研究方向为土地可持续利用土地规划。北京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笔者将上述概念模型运用在耕地数量变动的资产-政策因 学院,100193。Emal: jahan@126com 素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学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变量类型 o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第 24 卷 第 6 期 农 业 工 程 学 报 Vol.24 No.6 2008 年 6 月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Jun. 2008 115 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中国耕地数量变化政策与资产因素分析 李 伟 1 ,郝晋珉 1※ ,冯婷婷 2, 3,张洁瑕 4 ,谢 敏 5 (1.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193; 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3.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4.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区划所,100081; 5.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100812) 摘 要:耕地保护是中国土地管理科学中的难点之一,科学辨识其驱动因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在假设其他影响因子不变的情况下,构 建了基于资源-资产-政策理念的土地利用概念模型,采用计量经济面板数据方法,以中国国家尺度及东中西部区域尺度上 1998~2002 年耕地 变化过程为例证,重点对土地资产-政策因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在国家尺度上,增强土地政策管理力度、降低农用地增值收益倍数(提 升失地农民保障水平),增加耕地投入水平有助于耕地保护;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将会造成耕地减少;农业总产值比重、种植业生产水平及农户经 营耕地面积没有显著的解释效用;2)在区域尺度上,提升耕地保护政策贯彻力度、提高被征地农户补偿水平、增加耕地投入均有利于耕地保护; 东部地区农业总产值比重的降低、西部地区灌溉面积适量减少对耕地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综合“资源-资产-政策”三方面因素可以更好 地解释耕地保护的行为,并有针对性地改进和加强耕地保护工作。 关键词:土地利用概念模型;土地资产;土地政策;耕地;计量经济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1.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6819(2008)-6-0115-04 李 伟,郝晋珉,冯婷婷,等. 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中国耕地数量变化政策与资产因素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08,24(6):115-118. Li Wei, Hao Jinmin, Feng Tingting, et al. Land asset and policy factors for acreage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based on econometric model[J].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08,24(6):115-11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0 引 言 全球尺度上耕地减少已成为普遍共识[1]。中国人口众多, 人地关系紧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农地征用 的低成本与建设用地出让金之间巨大的利益差距,从而使大量 农用地被转用为建设用地[2, 3]。尽管中国已施行最严格的土地管 理制度,但耕地保护形势仍不容乐观:1998~2003 年我国耕地 自 1.2964 亿 hm2减至 1.2340 亿 hm2[4],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未能 收到预期效果[5]。 耕地变动的驱动因素较多,主要由自然驱动力和人文驱动 力构成,存在时空差异[5],多集中于对社会经济指标的定性描 述[6]与统计学定量分析[7-10]。目前的研究中对各因素“原因-表 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较少[11],没能充分考虑耕地占用行为 下隐含的土地收益分配的经济驱动力;对政策的分析多以单因 素为主[12,13],尚缺乏综合考察土地资源-资产-政策对耕地保 护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在假设其他影响因子不变的情 况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概念模型,采用计量经济方法,以揭 示土地资产-政策因素在全国及东中西部耕地保护中的作用。 1 模型与方法 1.1 概念模型 土地利用系统的实质是土地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 耦合而成的土地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本文在假设其他影响因子 不变的情况下,构建了基于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及土地政策三 因素综合作用的概念模型(Land Use Conceptual Model, LUCM)(见图 1)。 收稿日期:2007-06-21 修订日期:2008-05-11 基金项目: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IRT0412);国家科技攻关课题 (2004BA508B01) 作者简介:李 伟(1982-),男,山西长治市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土 地可持续利用与土地规划。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100193。 Email: filippofox@263.net ※通讯作者:郝晋珉(1960-),男,山西太谷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 师,研究方向为土地可持续利用土地规划。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100193。Email: jmhao@126.com 图 1 土地利用概念模型结构辨识 Fig.1 Structural diagram of the LUCM 土地资源范畴体现在模型底面上 3 个“基点”(子系统)内 部,其目标是对农业、采掘业等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以 及工业、服务业(土地提供承载功能)生产能力的管理。土地 资产范畴体现在模型底面的 3 条棱边,即子系统之间的转换关 系,其目标是利用市场对土地权属实现能力的管制,以调节农 用地转用的速率及规模。土地政策范畴体现为模型顶点对 3 个 侧面的宏观管理,目标是利用政府职能寻求人地和谐、可持续 的土地利用模式。其内部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概念模型中土地资源-资产-政策范畴的内在关联 Fig.2 Interrel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sset and policy in LUCM 1.2 变量选取 笔者将上述概念模型运用在耕地数量变动的资产-政策因 素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学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变量类型

农业工程学拆 及描述如下: 条件下显著。依据 Older1采用偏导数法,首先求得 1.2.1因变量 aLog( aguish)/E=-0.0205-0.0003×P(-1 在变量 因变量 CROPLANDSHR表示各省区耕地面积占行政辖区PV取值范围内均为负:继续求得:aLog( (agrishr)/Pv(-1) 面积比重。 1.2.2自变量 =0.0008-0.0003×EI,当变量E取值在267(=0.00080.0003) ①土地资产因子方面,构建了关键变量E(表述农地征用之上(或之下)时该偏导数为负(或为正)。 alogagrishr/aP(-1) 中土地价值增值倍数),用农地征转用前后单位面积土地价值量称为土地价值增值倍数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门,该值远低于中 表示。具体测算方法参见朱道林等。②土地政策因子方面,国土地价值增值倍数(参见朱道林等4),表明随着增值倍数的 构建了关键变量P,表征土地政策因素,具体测算方法参考唐增长,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环节中的不公平程度也日趋严峻 健的赋值法。③土地资源因子方面,构建了 CAPITAL(政府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AGRISAR(农业总产值占全社会GDP的 表1国家尺度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结果 份额)、 EMPSHR(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 Table 1 OlS estimator of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acreage changes of ional cultivated land YELDS(粮食作物、棉花及油料作物的平均生产水平)、SZE 自变量 r统计量Prob概率 (户均耕作面积): MPOWER(农业机械总动力)、FERT(农用 化肥折纯量)、IRRI(有效灌溉面积)以及IC(每户家庭从事 常数项 0.0000 种植业的收入水平)等变量 897 1.3方法描述 0.0008 计量经济学中,对n个个体连续观察t时期得到的既包含 0.0000 时间序列也包括横截面(个体特征)的数据类型称为面板数据 LOG(INC) 0.0331 0.0023 ( Panel data)。由于模型中系数随着时间和个体的不同而改变 EMPSHR 0.0001 因此与时间序列变量和横截面变量相比,面板数据可以更精 LOG(CAPITAL) 10.4743 地揭示模型中被忽略的时间因素和个体差异因素的影响。 FERT 98041 基于如上原理分析,建立回归方程,如公式(1)所示: Log( crOPlanDsHRit )=a+di+ Bxit (1) Adjusted R- 0.8096 92799040 pElit x PIt(-1)+Eit Durbin- Watson统计量 式中评价单元序号;r—时间;a——截距项;可 注:p统计量:当总体方差未知时,用来考查关于总体均值的假设是否成立 区域固定效应:Xn—各因变量的矢量集合;B,y 的统计学指标 Durbin- Watson统计量:用来检测回归分析中的残差项是否存在自相关,这 待定系数:En—误差项。用PH-1)的形式表示政策性因素是保证最小二乘法有效的基本原理之一DW值越接近于2表明其自相关 的滞后效应。采用 Eviews5.1,利用 Hausman检验证明应采用 生越弱 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进行混合回归分析(该检验用以判别面板 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相对于随机效应模型是否更有效,本文中 3.2土地政策因子 P=00091<0.01,表明在1%条件下固定效应模型更具有优势) 土地政策因子P(-1)在1%条件下显著,且存在一定时间 同时引入E与P(-1)的交叉项,以判断是否存在相互作用;从滞后性。根据唐健的赋值法,将属于耕地保护方面的国家法 关键变量EI与PI(-1)及两者之交叉项EI·P(-1)开始,依次律、国务院及国土部行政法规、省级法律法规、省政府及国土 引入变量,若导致方程中变量不显著(相应的μ统计量未通过 厅行政法规分别赋值为3,2, 1(图3)。结果表明:1998 置信度10%的检验),则剔除:通过对各因变量系数的统计学解 年国土部成立后,《土地管理法》及国家级行政法规于1999年 分析其在耕地数量变化中的影响程度 的正式施行,带动各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表现在累 加得分1998~1999年间明显增加:中东部地区受制于地少人多 2例证分析 的困境,对耕地保护尤为重视,地方性政策也较多。 本文选择1998~2002年全国除香港、澳门及台湾之外31 3.3土地资源因子 个省区统计数据,以此为例证,着重研究在国家尺度及东中西 种植业劳动力比重、有效灌溉面积、农用机械动力、支援 部区域尺度上土地资产与政策的影响因素。其中东部地区为 农村生产支出与农户家庭从事种植业收入水平的提升,将有助 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11个省(市):西于耕地保有。但化肥施用量每增加104t,耕地面积比例会下降 部地区为川、渝、黔、滇、藏、陕、甘、青、宁、新、桂、蒙009,表明化肥用量增加将造成土壤理化性状恶化,引发弃 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为晋、吉、黑、皖、赣、豫 耕。 鄂、湘8个省。 在本文中,变量SZE、 YELDS与 AGRISHR均不具备解释 由于所需因变量数据难以直接获取,本文中所有变量时间国家尺度耕地数量变化的能力,这与前人文献有所不同:唐 序列均受限于变量E2土地政策因子P测算数据取自《国土健与Ope1均指出GDP在耕地保护中显著的正效应。这主 资源统计年鉴》:9个土地资源因子数据取自1999-2003年《中要与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年报、面板数据时间序列(5a)较短 国统计年鉴》:因变量 CROPLANDSHR数据取自1998~2002年有关,但并不意味着当条件充分时上述3变量仍无法对耕地变 《国土资源年鉴》 化加以解释 3全国尺度耕地数量变化中的土地资产-政策因子4区域尺度耕地数量变化中的土地资产-政策因子 3.1土地资产因子 4.1东部:农业应从资本密集型向高附加值转型,土地投入、 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EM与P(-1)及两者交叉项均在1%土地资产管理成为重要措施 o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116 农业工程学报 2008 年 及描述如下: 1.2.1 因变量 因变量 CROPLANDSHR 表示各省区耕地面积占行政辖区 面积比重。 1.2.2 自变量 ①土地资产因子方面,构建了关键变量 EI(表述农地征用 中土地价值增值倍数),用农地征转用前后单位面积土地价值量 表示。具体测算方法参见朱道林等[14]。②土地政策因子方面, 构建了关键变量 PV,表征土地政策因素,具体测算方法参考唐 健[15]的赋值法。③土地资源因子方面,构建了 CAPITAL(政府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AGRISHR(农业总产值占全社会 GDP 的 份额)、EMPSHR(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 YIELDS(粮食作物、棉花及油料作物的平均生产水平)、SIZE (户均耕作面积);MPOWER(农业机械总动力)、FERT(农用 化肥折纯量)、IRRI(有效灌溉面积)以及 INC(每户家庭从事 种植业的收入水平)等变量。 1.3 方法描述 计量经济学中,对 n 个个体连续观察 t 时期得到的既包含 时间序列也包括横截面(个体特征)的数据类型称为面板数据 (Panel Data)。由于模型中系数随着时间和个体的不同而改变, 因此与时间序列变量和横截面变量相比,面板数据可以更精确 地揭示模型中被忽略的时间因素和个体差异因素的影响。 基于如上原理分析,建立回归方程,如公式(1)所示: it it PV it EI it X it i Log CROPLANDSHR γ ε α δ β × − + = + + + ( 1) ( ) (1) 式中 i——评价单元序号;t——时间;α ——截距项;δ i — —区域固定效应; it X ——各因变量的矢量集合;β ,γ —— 待定系数; it ε ——误差项。用 PVit(-1)的形式表示政策性因素 的滞后效应。采用 Eviews5.1,利用 Hausman 检验证明应采用 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进行混合回归分析(该检验用以判别面板 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相对于随机效应模型是否更有效,本文中 P=0.0091<0.01,表明在 1%条件下固定效应模型更具有优势); 同时引入 EI 与 PV(-1)的交叉项,以判断是否存在相互作用;从 关键变量 EI 与 PV(-1)及两者之交叉项 EI·PV(-1)开始,依次 引入变量,若导致方程中变量不显著(相应的 t-统计量未通过 置信度 10%的检验),则剔除;通过对各因变量系数的统计学解 释分析其在耕地数量变化中的影响程度。 2 例证分析 本文选择 1998~2002 年全国除香港、澳门及台湾之外 31 个省区统计数据,以此为例证,着重研究在国家尺度及东中西 部区域尺度上土地资产与政策的影响因素。其中东部地区为京、 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 11 个省(市);西 部地区为川、渝、黔、滇、藏、陕、甘、青、宁、新、桂、蒙 12 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为晋、吉、黑、皖、赣、豫、 鄂、湘 8 个省。 由于所需因变量数据难以直接获取,本文中所有变量时间 序列均受限于变量 EI;土地政策因子 PV 测算数据取自《国土 资源统计年鉴》;9 个土地资源因子数据取自 1999~2003 年《中 国统计年鉴》;因变量 CROPLANDSHR 数据取自 1998~2002 年 《国土资源年鉴》。 3 全国尺度耕地数量变化中的土地资产-政策因子 3.1 土地资产因子 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EI 与 PV(-1)及两者交叉项均在 1% 条件下显著。依据 Olper[16]采用偏导数法,首先求得: ∂Log (agrishr) ∂EI = −0.0205 − 0.0003× PV (−1) ,该值在变量 PV 取值范围内均为负;继续求得: ∂Log(agrishr) ∂PV(−1) = 0.0008 − 0.0003× EI ,当变量 EI 取值在 2.67(=0.0008/0.0003) 之上(或之下)时该偏导数为负(或为正)。 ∂Logagrishr ∂PV (−1) 称为土地价值增值倍数倒 U 型曲线的转折点[17],该值远低于中 国土地价值增值倍数(参见朱道林等[14]),表明随着增值倍数的 增长,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环节中的不公平程度也日趋严峻。 表 1 国家尺度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1 OLS estimator of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acreage changes of national cultivated land 自变量 系数 t-统计量 Prob.概率 常数项 2.2182 4.5661 0.0000 EI -0.0205 -3.8972 0.0002 PV(-1) 0.0008 5.0764 0.0000 EI*PV(-1) -0.0003 -10.5569 0.0000 LOG(INC) 0.0331 3.1473 0.0023 EMPSHR 0.0001 6.2221 0.0000 LOG(CAPITAL) 0.4137 10.4743 0.0000 FERT -9.02E-04 -9.8041 0.0000 IRRI 9.34E-05 4.2203 0.0001 MPOWER 1.66E-05 4.8275 0.0000 Adjusted R2 0.8096 F-检验 9279.9040 Durbin-Watson 统计量 2.055128 注:t-统计量:当总体方差未知时,用来考查关于总体均值的假设是否成立 的统计学指标。 Durbin-Watson 统计量:用来检测回归分析中的残差项是否存在自相关,这 是保证最小二乘法有效的基本原理之一。D-W 值越接近于 2 表明其自相关 性越弱。 3.2 土地政策因子 土地政策因子 PV(-1)在 1%条件下显著,且存在一定时间 滞后性。根据唐健[15]的赋值法,将属于耕地保护方面的国家法 律、国务院及国土部行政法规、省级法律法规、省政府及国土 厅行政法规分别赋值为 3,2,1.5,1(图 3)。结果表明:1998 年国土部成立后,《土地管理法》及国家级行政法规于 1999 年 的正式施行,带动各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表现在累 加得分 1998~1999 年间明显增加;中东部地区受制于地少人多 的困境,对耕地保护尤为重视,地方性政策也较多。 3.3 土地资源因子 种植业劳动力比重、有效灌溉面积、农用机械动力、支援 农村生产支出与农户家庭从事种植业收入水平的提升,将有助 于耕地保有。但化肥施用量每增加 104 t,耕地面积比例会下降 0.0902%,表明化肥用量增加将造成土壤理化性状恶化,引发弃 耕。 在本文中,变量 SIZE、YIELDS 与 AGRISHR 均不具备解释 国家尺度耕地数量变化的能力,这与前人文献有所不同:唐 健[15]与 Olper [16]均指出 GDP 在耕地保护中显著的正效应。这主 要与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年报、面板数据时间序列(5a)较短 有关,但并不意味着当条件充分时上述 3 变量仍无法对耕地变 化加以解释。 4 区域尺度耕地数量变化中的土地资产-政策因子 4.1 东部:农业应从资本密集型向高附加值转型,土地投入、 土地资产管理成为重要措施

第6期 李伟等: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中国耕地数量变化政策与资产因素分析 1998年0-1999年2000年X-2001年_02002年 畿巖詈齧臼盖袋毖裂繼慝誓燬“曩噩鼍墨磊 图31998-200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耕地保护政策性赋值累加值 Fig 3 Accumulated values of cultivated protection policies in each province in 1998-2002 如表2所示,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但受制于人多地少4.2中部:担负着粮食安全保障的重任,耕地保护政策力度与 的困境。回归结果表明:以有效的耕地保护政策统筹城乡发展、土地投入水平需不断强化 实保障失地农民利益、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灌溉保障、提升 中部地区拥有诸多粮食生产基地,担负着粮食安全保障的 农户收入水平、种植业水平、扩大户均耕地生产规模,均有利重任。耕地保护政策力度的不断强化、提高失地农民保障水平 于耕地保育。同时,农业总产值占GDP的份额越小,越有利于增加户均耕作面积、提升种植业生产水平、提升农业总产值份 耕地保护,表明中国东部地区农业生产应从资本密集型向高附额、提升乡村从事种植业劳动力比率,都将有力于耕地保有。 加值转型,保障全国粮食安全已不是本区域农业生产的重任 4.3西部:促进耕地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西部地区耕地保护政策力度、被征地农户保障水平、种植 表2区域尺度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OLS estimator of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acreage changes of 业生产水平、农业总产值比重、劳动力资源及农业机械投入对 gional cultivated land 耕地保护有促进作用。而灌溉面积与耕地数量呈现负相关,表 变量 中部 明在当前西部地区(尤其是干早-半干早区)水资源胁迫条件下 再盲目增加农业灌溉用水量,将会影响到有限的水资源在现有 常数项 耕地上的配置,可能会引发因水资源短缺的弃耕行为 (5.3683) (-2.3229) 5结论与讨论 (-6.1343 土地利用是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政策的复杂过程。本 0.0089·· P(-1) 研究引入土地资产及土地政策因素构建土地利用概念模型,并 (4.8333) 运用于中国国家尺度与东中西各区域耕地保护的驱动因素辨识 0.6772 LOG(INC) 中。结果表明:1)在国家尺度上,土地资产因子表明当前土地 (8.2486 (24592) 征用、收益增值分配中存在不公平性,不利于耕地保有:推进 OG(CAPITAL) 土地管理立法、增强土地政策落实监管力度有助于耕地保护 (28.7984) 种植业从业劳动力比重、灌溉面积、农用机械动力、农户种植 0.0010 IRRI 业收入水平、国家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等因素的改善均有利于耕 (199122) 13032)地数量保护;但盲目提升化肥施用水平可能会导致耕地生产条 0.6589 0.1200 LOG(SIZE) 件恶化,出现弃耕现象:农业总产值比重、种植业生产水平及 (12.2849) (6.8830) 农户经营耕地面积3个变量在国家尺度上对耕地保护没有显著 03213 0.2315 LOG(YIELDS) 的解释效用:2)在区域尺度上,提升耕地保护政策贯彻力度 3.3325 84812 被征地农户补偿水平,加强资金保障等耕地投入因素,均有利 IGRISHR 3.163l 于耕地的数量保护:同时东部地区农业总产值比重的降低、西 (-13.7961) (8.2512) (10.8270) 部水资源胁迫地区灌溉面积的适量减少(推行非充分灌溉等农 EMPSHR (5.4639) 业节水方式)也会有利于耕地保护 0.0005 本文是在假设其他因子不变的情况下,侧重考虑政策、资 MPOWE (60728) 产驱动因子而得的初步结果,所提出的综合土地“资源一资产 Adjusted 0.7204 0.7412 政策”三要素的研究方法,主要为中国耕地保护研究提供 种新的思路。值得一提的是,选择完全涵盖耕地保护的各个影 注:·表示仅在10%条件下显著:·表示仅在5%条件下显著:其余表示在 1%条件下显著 响因素是不现实的,也很难操作,只能有针对性地加以选择 括号中数字为东中西部地区各因素值的统计量 本研究中所选取的变量种类均来自于统计资料,仅以计量经济 o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第 6 期 李 伟等: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中国耕地数量变化政策与资产因素分析 117 图 3 1998~2002 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耕地保护政策性赋值累加值 Fig.3 Accumulated values of cultivated protection policies in each province in 1998~2002 如表 2 所示,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但受制于人多地少 的困境。回归结果表明:以有效的耕地保护政策统筹城乡发展、 切实保障失地农民利益、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灌溉保障、提升 农户收入水平、种植业水平、扩大户均耕地生产规模,均有利 于耕地保育。同时,农业总产值占 GDP 的份额越小,越有利于 耕地保护,表明中国东部地区农业生产应从资本密集型向高附 加值转型,保障全国粮食安全已不是本区域农业生产的重任。 表 2 区域尺度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OLS estimator of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acreage changes of regional cultivated land 变 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5.9889 - -14.7832* 常数项 (5.3683) - (-2.3229) -0.0496 -0.0204* -0.1605 EI (-6.0809) (-2.2845) (-6.1343) 0.0087 0.0080 0.0089** PV(-1) (9.1977) (4.8333) (1.7155) 0.6772 - 1.7558* LOG(INC) (8.2486) - (2.4592) 0.4676 - - LOG(CAPITAL) (28.7984) - - 0.0001 - -0.0010 IRRI (19.9122) - (-7.3052) 0.6589 0.1200 - LOG(SIZE) (12.2849) (6.8830) - 0.3213 0.2315 0.4014* LOG(YIELDS) (5.6725) (13.4411) (2.0703) -3.1631 3.3325 8.4812 AGRISHR (-13.7961) (8.2512) (10.8270) 0.0004 0.0010 0.0019 EMPSHR (11.4048) (5.4639) (16.3896) - 0.0005 0.0011 MPOWER - (6.0728) (14.4989) Adjusted R2 0.7796 0.7204 0.7412 注:**表示仅在 10%条件下显著;*表示仅在 5%条件下显著;其余表示在 1%条件下显著。 括号中数字为东中西部地区各因素值的 t-统计量。 4.2 中部:担负着粮食安全保障的重任,耕地保护政策力度与 土地投入水平需不断强化 中部地区拥有诸多粮食生产基地,担负着粮食安全保障的 重任。耕地保护政策力度的不断强化、提高失地农民保障水平、 增加户均耕作面积、提升种植业生产水平、提升农业总产值份 额、提升乡村从事种植业劳动力比率,都将有力于耕地保有。 4.3 西部:促进耕地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西部地区耕地保护政策力度、被征地农户保障水平、种植 业生产水平、农业总产值比重、劳动力资源及农业机械投入对 耕地保护有促进作用。而灌溉面积与耕地数量呈现负相关,表 明在当前西部地区(尤其是干旱-半干旱区)水资源胁迫条件下, 再盲目增加农业灌溉用水量,将会影响到有限的水资源在现有 耕地上的配置,可能会引发因水资源短缺的弃耕行为。 5 结论与讨论 土地利用是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政策的复杂过程。本 研究引入土地资产及土地政策因素构建土地利用概念模型,并 运用于中国国家尺度与东中西各区域耕地保护的驱动因素辨识 中。结果表明:1)在国家尺度上,土地资产因子表明当前土地 征用、收益增值分配中存在不公平性,不利于耕地保有;推进 土地管理立法、增强土地政策落实监管力度有助于耕地保护; 种植业从业劳动力比重、灌溉面积、农用机械动力、农户种植 业收入水平、国家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等因素的改善均有利于耕 地数量保护;但盲目提升化肥施用水平可能会导致耕地生产条 件恶化,出现弃耕现象;农业总产值比重、种植业生产水平及 农户经营耕地面积 3 个变量在国家尺度上对耕地保护没有显著 的解释效用;2)在区域尺度上,提升耕地保护政策贯彻力度、 被征地农户补偿水平,加强资金保障等耕地投入因素,均有利 于耕地的数量保护;同时东部地区农业总产值比重的降低、西 部水资源胁迫地区灌溉面积的适量减少(推行非充分灌溉等农 业节水方式)也会有利于耕地保护。 本文是在假设其他因子不变的情况下,侧重考虑政策、资 产驱动因子而得的初步结果,所提出的综合土地“资源-资产 -政策”三要素的研究方法,主要为中国耕地保护研究提供一 种新的思路。值得一提的是,选择完全涵盖耕地保护的各个影 响因素是不现实的,也很难操作,只能有针对性地加以选择。 本研究中所选取的变量种类均来自于统计资料,仅以计量经济

l18 农业工程学报 学思路,从短时期、大空间尺度上重点测算了土地资产政策因7]李秀彬.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凹·自然资源 子的影响能力,并未深入研究其小尺度上的内在机制。下一步 学报,1999,14(4):329-333. 研究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1)加大时间序列研究:2)加强不李谢辉,塔西甫拉提·特依拜,任福文.基于分形理论的干早区绿洲 同尺度间的对比研究:3)引入较小尺度上(如省级)耕地分布 耕地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农业工程学报,2007,23(2)65-70 I9]郑海霞,童菊儿,徐扬.发达地区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 状态演化的空间信息,以及自然特征(如气候、地形、土壤 实证研究[.农业工程学报,2007,23(4):75-78 水资源、作物类型等属性因子),希望能通过深入研究耕地数量口10)赵水华,何兴元,胡远满,等.岷江上游汶川县耕地变化及驱动力研 变化的内在驱动机制,为中国的耕地保护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究叮。农业工程学报,2006,22(2):94-97 龙花楼,李秀彬.长江沿线样带土地利用格局及其影响因子分析门地 理学报,2001,56(4):417-425 [12]谭少华,倪绍样.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成因分析凹地理与地 [1Fao.TheFaoStatisticalYearbooksforLandUse[eb/ol].http 理信息科学,2005,21(3):47-50 //www.fao.org/statistics/yearbook/voli1/siteen.asp?page=resources, [13] Skinner M W, Kuhn R Gi Joseph A E. Agricultural land protection in 2007-08-01 2]李元.中国土地资源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211-213 China: a case study of local govemance in Zhejiang Province[J]. Land Use Policy,2001,18:329-340 3] Lin GC S, Ho S PS. China's land and land-use change: insights from the 1996 land survey[J]. Land Use Policy, 2003, 20: 87-107 14朱道林,强真,毕继业.中国农地征转用的价格增值分析[中国 土地科学,2006,20(4):24-27. H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国土资源安全状况分析报告(200004)15唐健。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M]北京:中国土地出版社,2005:153-15 版社,2006:67 [5] Yang H. Land conserv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grated management, [16] Olper A. Land inequality, governmental ideology and agricultural local participation and food supply option[J]. Geoforum, 2004, 35, 507 protectionJ) Food Policy, 2007. 32: 67-83 6]邓祥征,战金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尺度袭t7 Older A. Determinants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the role of democracy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1 应分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20(3):64-6 52(2):75-92 Land asset and policy factors for acreage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based on econometric model Li Wei, Hao Jinmin Feng Xie mi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m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jing 100193,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Beijing 100101, China; 3. Graduate Universi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 5. Information Centr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P. R C, Beijing 100812, China) Abstract: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s one of the key difficulties in land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on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variation in China has significant meanings for development. Based on hypothesis that other factors are constant, conceptual model was firstly onstructed for land use with integration of land assets, land use policies and land resources, then factors for varia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in 1998-2002 were analyzed using econometric method on both national and regional scale, especially for the asset-politic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a national scale, enhancement of land use policies, decrease of multiples of land value increment, increase of cultivated land inputs are helpful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crease of fertilizer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cultivated land; ratio of gross agricultural output yields of crop and size of cultivated land per rural household do not explain the varia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significantly. On regional scale, intensification of land use policies, promotion of supplement level for rural residents losing cultivated land and improv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input are advantageous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Specifically, reducing ratio of gross agricultural output in East China, and decreasing areas of irrigated land in West China, could be beneficial for maintenance of cultivated land.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integration of land resources-land assets-land use policies could better explain the vari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then could take priorities to improv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land use conceptual model; land assets; land use policies; cultivated land; econometric model o1994-2008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118 农业工程学报 2008 年 学思路,从短时期、大空间尺度上重点测算了土地资产-政策因 子的影响能力,并未深入研究其小尺度上的内在机制。下一步 研究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1)加大时间序列研究;2)加强不 同尺度间的对比研究;3)引入较小尺度上(如省级)耕地分布 状态演化的空间信息,以及自然特征(如气候、地形、土壤、 水资源、作物类型等属性因子),希望能通过深入研究耕地数量 变化的内在驱动机制,为中国的耕地保护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参 考 文 献] [1] FAO. The FAO Statistical Yearbooks for Land Use[EB/OL]. http: //www.fao.org/statistics/yearbook/vol_1_1/site_en.asp?page=resources, 2007-08-01. [2] 李 元.中国土地资源[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211-213. [3] Lin G C S, Ho S P S. China’s land resources and land-use change: insights from the 1996 land survey[J]. Land Use Policy,2003,20:87-107. [4]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国土资源安全状况分析报告(2003-2004) [M].北京:中国土地出版社,2005:153-155. [5] Yang H. Land conserv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grated management, local participation and food supply option[J]. Geoforum,2004,35,507 -518. [6] 邓祥征,战金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尺度效 应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20(3):64-68. [7] 李秀彬.中国近 20 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J].自然资源 学报,1999,14(4):329-333. [8] 李谢辉,塔西甫拉提·特依拜,任福文.基于分形理论的干旱区绿洲 耕地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2007,23(2):65-70. [9] 郑海霞,童菊儿,徐 扬.发达地区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 实证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2007,23(4):75-78. [10] 赵永华,何兴元,胡远满,等.岷江上游汶川县耕地变化及驱动力研 究[J].农业工程学报,2006,22(2):94-97. [11] 龙花楼,李秀彬.长江沿线样带土地利用格局及其影响因子分析[J].地 理学报,2001,56(4):417-425. [12] 谭少华,倪绍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成因分析[J].地理与地 理信息科学,2005,21(3):47-50. [13] Skinner M W, Kuhn R G, Joseph A E. Agricultural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local governance in Zhejiang Province[J]. Land Use Policy,2001,18:329-340. [14] 朱道林,强 真,毕继业.中国农地征转用的价格增值分析[J].中国 土地科学,2006,20(4):24-27. [15] 唐 健.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6:67-72. [16] Olper A. Land inequality, governmental ideology and agricultural protection[J]. Food Policy,2007,32:67-83. [17] Olper A. Determinants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the role of democracy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 52(2):75-92. Land asset and policy factors for acreage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based on econometric model Li Wei1 , Hao Jinmin1※, Feng Tingting2,3, Zhang Jiexia4 , Xie Min5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Beijing 100101, China; 3.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Beijing 100081, China; 5. Information Centr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P. R. C., Beijing 100812, China) Abstract: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s one of the key difficulties in land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on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variation in China has significant meanings for development. Based on hypothesis that other factors are constant, conceptual model was firstly constructed for land use with integration of land assets, land use policies and land resources, then factors for varia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in 1998-2002 were analyzed using econometric method on both national and regional scale, especially for the asset-politic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a national scale, enhancement of land use policies, decrease of multiples of land value increment, increase of cultivated land inputs are helpful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crease of fertilizer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cultivated land; ratio of gross agricultural output, yields of crop and size of cultivated land per rural household do not explain the varia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significantly. On regional scale, intensification of land use policies, promotion of supplement level for rural residents losing cultivated land and improv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input are advantageous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Specifically, reducing ratio of gross agricultural output in East China, and decreasing areas of irrigated land in West China, could be beneficial for maintenance of cultivated land.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integration of land resources-land assets-land use policies could better explain the vari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then could take priorities to improv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land use conceptual model; land assets; land use policies; cultivated land; econometr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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