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了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 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 和新期许，也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引导学生 学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与内涵。 教学重点：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教学难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在何处？ 教学内容： 1.中美关系40年的历程与经验总结 2.“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4.“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5.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尼克松访华40 周年，也是20年来中美同时进行最高领导层换届选举，同时还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的开局之年。随着美国大选的最终落幕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中美关系正 以新的气象迈向新时期。 然而，2013年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 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就意味着，此前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相对模糊或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的政策变得清晰化，即，尽管美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一旦钓鱼岛发生 军事冲突，美国将有义务协防日本。这一政策宣誓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 战略博弈走向更加复杂化。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 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1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 代特点的基础上，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和新期许，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 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不希 望与美国发生战略对抗的政治意愿。 一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董春岭 一、“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40多年的经验总结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41年，开创了两个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 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新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 关系己经具备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型大国关系”的思 想体现于邓小平同志24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 体现于江泽民主席1993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 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了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 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 和新期许，也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引导学生 学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与内涵。 教学重点：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教学难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在何处？ 教学内容： 1．中美关系 40 年的历程与经验总结 2．“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4．“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5．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刚刚过去的 2012 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尼克松访华 40 周年，也是 20 年来中美同时进行最高领导层换届选举，同时还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的开局之年。随着美国大选的最终落幕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中美关系正 以新的气象迈向新时期。 然而，2013 年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 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就意味着，此前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相对模糊或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的政策变得清晰化，即，尽管美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一旦钓鱼岛发生 军事冲突，美国将有义务协防日本。这一政策宣誓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 战略博弈走向更加复杂化。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 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 41 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 代特点的基础上，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和新期许，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 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不希 望与美国发生战略对抗的政治意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袁鹏 董春岭 一、“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 40 多年的经验总结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 41 年，开创了两个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 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新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 关系已经具备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型大国关系”的思 想体现于邓小平同志 24 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 体现于江泽民主席 1993 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 展合作、不搞对抗”16 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 2011 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
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也体现于一直以来 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 作。这一概念和过去41年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理念，和此前“中美建设性合作 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等提法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从根本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中美关系“螺旋上升、起伏不定”特 征的理解和对“中美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经验的把握。 所谓“螺旋上升”，即中美关系的发展虽迂回曲折，但总体势头是向上、向 前的。经贸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不足25 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近180倍，2012年接近5000亿美元。 金融上，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12年1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 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约3.2万亿美元）的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5.05 万亿美元)的23%，占美国债总额（约15.3万亿美元）的7.6%。两国虽未如媒 体所言达到“金融恐怖平衡”的程度，却己形成深度相互依赖。政治上，从当年 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发展至今，已形成大约90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全 方位对话机制网络，这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 对话机制，以及派生出的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 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要平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累计实现会晤13 次，也足以说明两国高层互动之频繁。安全上，双方的合作从朝核、伊核到南北 苏丹问题，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已覆盖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唯其 涉及面广，所以不时充满矛盾和博弈，但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 “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就很难解决 任何问题。”文化上，仅以近两年为例，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年度报告，2010-2011 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长22%，总人数近15.8万人，中国连续第 二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同期，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增长2%，接 近1.4万人。目前全美已有48个州设立了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 美国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 大、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20万。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 两国元首推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将两国科教文体交流进行整 合，使人文交流同战略对话、经贸合作一起，成为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三根重要 支柱。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41年向前推进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想 象，开创人类先河。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起伏不定”。1971 年4月14日，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听到周恩来总理讲“你们将为中美 关系打开新篇章”时，不禁膛目结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
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也体现于一直以来 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 作。这一概念和过去 41 年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理念，和此前“中美建设性合作 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等提法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从根本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中美关系“螺旋上升、起伏不定”特 征的理解和对“中美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经验的把握。 所谓“螺旋上升”，即中美关系的发展虽迂回曲折，但总体势头是向上、向 前的。经贸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不足 25 亿美元发展到 2011 年的 4466 亿美元，增长近 180 倍，2012 年接近 5000 亿美元。 金融上，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 2012 年 1 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 1.16 万亿美元， 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约 3.2 万亿美元）的 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 5.05 万亿美元）的 23%，占美国债总额（约 15.3 万亿美元）的 7.6%。两国虽未如媒 体所言达到“金融恐怖平衡”的程度，却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政治上，从当年 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发展至今，已形成大约 90 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全 方位对话机制网络，这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 对话机制，以及派生出的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 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要平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累计实现会晤 13 次，也足以说明两国高层互动之频繁。安全上，双方的合作从朝核、伊核到南北 苏丹问题，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已覆盖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唯其 涉及面广，所以不时充满矛盾和博弈，但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 “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就很难解决 任何问题。”文化上，仅以近两年为例，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年度报告，2010-2011 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长 22%，总人数近 15.8 万人，中国连续第 二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同期，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增长 2%，接 近 1 .4 万人。目前全美已有 48 个州设立了 81 所孔子学院和 299 个孔子课堂， 美国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 大、中、小学超过 5000 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 20 万。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 两国元首推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将两国科教文体交流进行整 合，使人文交流同战略对话、经贸合作一起，成为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三根重要 支柱。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 41 年向前推进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想 象，开创人类先河。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起伏不定”。1971 年 4 月 14 日，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听到周恩来总理讲“你们将为中美 关系打开新篇章”时，不禁瞠目结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
就此拉开：同年7月9日，以“装病”方式从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实现 了中美两国高层时隔20多年的首次接触：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 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旷日持久、波折不断，历经尼克 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8年12月中旬谈成建交公 报，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三年后，双方经过斗争和博弈，就美国对台 军售问题达成《八一七公报》。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八一七公报》居然同《上 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平起平坐，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含混”， “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可见从一开始，美方就为不认真执行该公报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根本原因是联合抗苏的主要矛盾 掩盖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次要矛盾。1989年“六四风波”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 1991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 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 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 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 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从 来都是充满坎坷的。原因在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 文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也在于两国作为世 界级大国的特殊国际影响力、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民间往来的巨大吸引力、 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催生的广阔合作空间无法关闭。矛盾与合作交织，必然导 致关系状态时起时伏。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 一 是“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 总能柳暗花明、转危为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的处理如此，台 湾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台湾问题 是主要障碍。经过中方长达8年的斗争，才逼使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为 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从《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对台军售问题从来都是 中美矛盾的焦点，但斗争的背后，亦充满着妥协。美方在最敏感的武器出售上未 敢轻易突破，中方则多以中止两军交流为手段进行反制，彼此都留有余地，在斗 争一一妥协一一再斗争一一再妥协的循环中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探索最终破解之 道。二是“合而不同”。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 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甚至引 发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前苏 联的根本之处，也是美国不得不考虑转换“西化分化”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 思路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
就此拉开；同年 7 月 9 日，以“装病”方式从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实现 了中美两国高层时隔 20 多年的首次接触；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总统访华， 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旷日持久、波折不断，历经尼克 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 1978 年 12 月中旬谈成建交公 报，中美于 1979 年 1 月正式建交。三年后，双方经过斗争和博弈，就美国对台 军售问题达成《八一七公报》。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八一七公报》居然同《上 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平起平坐，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含混”， “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可见从一开始，美方就为不认真执行该公报埋下了伏笔。 20 世纪 80 年代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根本原因是联合抗苏的主要矛盾 掩盖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次要矛盾。1989 年“六四风波”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 1991 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 150 架 F16-A/B 战机而 受挫；1993-1994 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 执不断；1995-1996 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 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 年的“炸馆事件”和 2001 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从 来都是充满坎坷的。原因在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 文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也在于两国作为世 界级大国的特殊国际影响力、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民间往来的巨大吸引力、 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催生的广阔合作空间无法关闭。矛盾与合作交织，必然导 致关系状态时起时伏。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一 是“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 总能柳暗花明、转危为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的处理如此，台 湾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台湾问题 是主要障碍。经过中方长达 8 年的斗争，才逼使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为 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从《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对台军售问题从来都是 中美矛盾的焦点，但斗争的背后，亦充满着妥协。美方在最敏感的武器出售上未 敢轻易突破，中方则多以中止两军交流为手段进行反制，彼此都留有余地，在斗 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循环中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探索最终破解之 道。二是“合而不同”。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 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甚至引 发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前苏 联的根本之处，也是美国不得不考虑转换“西化分化”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 思路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
从上述对中美关系41年发展历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关系是极为特 殊的大国关系。借用郑必坚先生的话来形容：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基础之深厚，合 作领域之广泛从未有过：两国关系之复杂、之难办，两国摩擦之多从未有过：两 国关系发展余地之大，前景之广阔从未有过。归根到底一点，美国是当代世界最 大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 中国式改革开放道路，而且在经济总量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这样两个大国之间 相互需要而又有种种矛盾摩擦的奇特局面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也是人类历 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无疑是挑战，但同时又是机遇。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 的就是要化挑战为机遇，为中美两国摸索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路来。过去 41年，中美两国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形态和平共处 的先例，为新时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这一理念 的顺势推出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二、“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既是对过去41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经 验的总结，也同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化息息相关。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 关系的基本规律，但是像奥巴马2009年1月执政以来两三年间戏剧性的大起大 落，在中美关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状况对于 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笼的背景十分重要。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 发生颠簸的历史“怪圈”，反而较小布什第二任期更进一步。从该年初新任国务 卿克林顿访华到4月1日在伦敦G20峰会上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 高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正式访问中国：从 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中美共治”，2009年的 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现在看来，这一年奥 巴马之所以奉行如此积极的对华政策，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美国在许多 方面有求于中国。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 债；由于奥巴马决定将反恐战场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极希望中 国提供实质性的反恐帮助：由于美国希望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赢得主导地 位，因此极希望拉住中国，共同应对来自欧日的压力。正因此，美国政要在2009 年刻意强调同舟共济，有意淡化对台军售、达赖、人权等因素，由此使中美关系 发展异常顺利。二是奥巴马、希拉里践行“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柔性方式整 合中国，使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配合美国，这与倡导同伊朗的“握手外 交”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三是奥巴马亚太事务团队核心成员 斯坦伯格、贝德等人有同中国提升战略互信、重建战略保证的用心
从上述对中美关系 41 年发展历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关系是极为特 殊的大国关系。借用郑必坚先生的话来形容：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基础之深厚，合 作领域之广泛从未有过；两国关系之复杂、之难办，两国摩擦之多从未有过；两 国关系发展余地之大，前景之广阔从未有过。归根到底一点，美国是当代世界最 大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 中国式改革开放道路，而且在经济总量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这样两个大国之间 相互需要而又有种种矛盾摩擦的奇特局面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也是人类历 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无疑是挑战，但同时又是机遇。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 的就是要化挑战为机遇，为中美两国摸索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路来。过去 41 年，中美两国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形态和平共处 的先例，为新时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这一理念 的顺势推出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二、“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既是对过去 41 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经 验的总结，也同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化息息相关。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 关系的基本规律，但是像奥巴马 2009 年 1 月执政以来两三年间戏剧性的大起大 落，在中美关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状况对于 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笼的背景十分重要。 2009 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 发生颠簸的历史“怪圈”，反而较小布什第二任期更进一步。从该年初新任国务 卿克林顿访华到 4 月 1 日在伦敦 G20 峰会上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 高领导人近 20 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正式访问中国；从 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中美共治”，2009 年的 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现在看来，这一年奥 巴马之所以奉行如此积极的对华政策，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美国在许多 方面有求于中国。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 债；由于奥巴马决定将反恐战场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极希望中 国提供实质性的反恐帮助；由于美国希望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赢得主导地 位，因此极希望拉住中国，共同应对来自欧日的压力。正因此，美国政要在 2009 年刻意强调同舟共济，有意淡化对台军售、达赖、人权等因素，由此使中美关系 发展异常顺利。二是奥巴马、希拉里践行“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柔性方式整 合中国，使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配合美国，这与倡导同伊朗的“握手外 交”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三是奥巴马亚太事务团队核心成员 斯坦伯格、贝德等人有同中国提升战略互信、重建战略保证的用心
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上述考虑，中方当时存有一定的认知落差。比如，较多看 到了奥巴马政府有求于中国的成分，对其“巧实力”外交本质的拿捏稍嫌不足： 较多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及美国在哥本 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也较多从防范角度看待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 的中美“战略再保证”等新思维，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真实经济和战略困境估计不 尽充分。其结果，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美方希望中国在 上述三方面能同时满足其需求，并自认为只要美国放下身段中国必会有所合作， 中国则期望美国对华政策能乘势有重大进展（如在军售和达赖问题上）。 但实际上，中国无法在美国一厢情愿的希望清单上满足其全部要求，尤其是 一度认为有可能成为中美合作亮点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阴差阳错造成 中美不和，紧接着“谷歌事件”不期而至，使彼此产生极大的希望落空、战略受 挫感。还未及调整心态，奥巴马便于2010年1月宣布对台军售、2月在白宫接 见达赖。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在以“回归常态”回击中 国的“不配合”，在中国看来则属于过河拆桥的霸权行径，甚至是一场精心策划 的对华战略组合拳。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反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 国强硬派的反华立场，他们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除了滋生中国的“外交傲慢” 外一无所获。恰在这时，3月韩国“天安舰事件”突发。这场事关韩朝之争、至 今仍无定论的偶然事件，引发的却是美韩对中国的猛烈批评，殃及的是中美关系。 随后，美韩在黄海海域展开声言针对朝鲜的多批次、大规模军演，被当时中国多 家媒体和战略分析界人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军事讹诈和战略包围，引发两军之间 的进一步对立。其后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及美国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接连发生，终使 中美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全局、从言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简要回顾这段过程可知，中美关系从2009年的“高开高走”到2010年的大 起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彼此心态变化有关，难以简单判定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 本性转变，更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原则出现重大变化。但第三方因素的 频繁干扰和媒体的大力炒作，则容易使人得出“中美开始走上全面战略较量”的 结论。正如当时参与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杰弗 里·贝德事后所分析的那样，“我同意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 局势的报道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 力的公众的视线”。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尽快对局势做出相对理性的评估， 以正本清源、重建信任。身处内忧外困的奥巴马政府更急于摆脱这一不利局面， 因此极力邀请胡锦涛主席尽早访美。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 首先在于极大扭转了两国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双方澄清了各自立场、强调了彼 此原有的理性评估。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上述考虑，中方当时存有一定的认知落差。比如，较多看 到了奥巴马政府有求于中国的成分，对其“巧实力”外交本质的拿捏稍嫌不足： 较多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及美国在哥本 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也较多从防范角度看待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 的中美“战略再保证”等新思维，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真实经济和战略困境估计不 尽充分。其结果，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美方希望中国在 上述三方面能同时满足其需求，并自认为只要美国放下身段中国必会有所合作， 中国则期望美国对华政策能乘势有重大进展（如在军售和达赖问题上）。 但实际上，中国无法在美国一厢情愿的希望清单上满足其全部要求，尤其是 一度认为有可能成为中美合作亮点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阴差阳错造成 中美不和，紧接着“谷歌事件”不期而至，使彼此产生极大的希望落空、战略受 挫感。还未及调整心态，奥巴马便于 2010 年 1 月宣布对台军售、2 月在白宫接 见达赖。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在以“回归常态”回击中 国的“不配合”，在中国看来则属于过河拆桥的霸权行径，甚至是一场精心策划 的对华战略组合拳。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反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 国强硬派的反华立场，他们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除了滋生中国的“外交傲慢” 外一无所获。恰在这时，3 月韩国“天安舰事件”突发。这场事关韩朝之争、至 今仍无定论的偶然事件，引发的却是美韩对中国的猛烈批评，殃及的是中美关系。 随后，美韩在黄海海域展开声言针对朝鲜的多批次、大规模军演，被当时中国多 家媒体和战略分析界人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军事讹诈和战略包围，引发两军之间 的进一步对立。其后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及美国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接连发生，终使 中美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全局、从言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简要回顾这段过程可知，中美关系从 2009 年的“高开高走”到 2010 年的大 起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彼此心态变化有关，难以简单判定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 本性转变，更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原则出现重大变化。但第三方因素的 频繁干扰和媒体的大力炒作，则容易使人得出“中美开始走上全面战略较量”的 结论。正如当时参与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杰弗 里·贝德事后所分析的那样，“我同意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 局势的报道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 力的公众的视线”。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尽快对局势做出相对理性的评估， 以正本清源、重建信任。身处内忧外困的奥巴马政府更急于摆脱这一不利局面， 因此极力邀请胡锦涛主席尽早访美。 2011 年 1 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 首先在于极大扭转了两国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双方澄清了各自立场、强调了彼 此原有的理性评估。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 定与繁荣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此基础上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 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 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 关系”新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41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 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此后，中美关系复归平静，直至 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 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的启动。由此，围绕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亚太共处的内容再度占据各大媒体 显要位置，中美关系再次呈现紧张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2月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展开访美行程。此次 访问被视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此行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中美要 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 前无古人，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摸着石头过河” 的精神去探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 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克林顿国务卿对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的提法做出了回应。在3月7日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 周年的讲话中，她指出，“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 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 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 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 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 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这一精神 在她随后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到进一步阐释。仔细研读克林顿的上述言论 可见，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此前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中美 双方共同决定在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三 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 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 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 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 充实了具体内涵。习近平同志则称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 过河”的智慧去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王岐山、戴秉国、刘延东同志也分 别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上具体阐释了新型大国关 系的相关构想。至此，如何构建并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成为凝聚两国高层共 识、共同指引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目标
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 定与繁荣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此基础上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 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 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 关系”新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 41 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 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此后，中美关系复归平静，直至 2011 年 11 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 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的启动。由此，围绕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亚太共处的内容再度占据各大媒体 显要位置，中美关系再次呈现紧张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2012 年 2 月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展开访美行程。此次 访问被视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此行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中美要 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 前无古人，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摸着石头过河” 的精神去探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 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克林顿国务卿对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的提法做出了回应。在 3 月 7 日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 40 周年的讲话中，她指出，“2012 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 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 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 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 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 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这一精神 在她随后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到进一步阐释。仔细研读克林顿的上述言论 可见，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此前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中美 双方共同决定在 2012 年 4 月底 5 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三 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 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 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 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 充实了具体内涵。习近平同志则称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 过河”的智慧去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王岐山、戴秉国、刘延东同志也分 别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上具体阐释了新型大国关 系的相关构想。至此，如何构建并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成为凝聚两国高层共 识、共同指引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目标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竞新在何处？其“新”大体包含 两重含义。 (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 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一一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 和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 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 天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则更像是“老大一一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 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 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 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 击后，显得更加抢眼。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也是 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政治危机。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48.5%，而2001年 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在10年时间里，将GDP总量从美国的1 /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 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IMF-份报告更大胆预 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 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 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 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 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 “老大一一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 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 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 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 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 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 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 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 强化，并朝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发展。美国现实主义的理论认知及其强硬 的政策表现给中国民众造成一种误解，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原来一直被 淡化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多元化的奥论压力下重新凸显。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极 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支持中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新”大体包含 两重含义。 （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 40 年前、20 年前甚至 10 年前的中美关系。 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 和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 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 天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 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 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 10 年，中国在“多强” 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 击后，显得更加抢眼。2008 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也是 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政治危机。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 年中国 GDP 达到 47.16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7.3 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 GDP 的 48.5%，而 2001 年 这一比例仅为 12.8%。这意味着，中国在 10 年时间里，将 GDP 总量从美国的 1 ／8 提升至 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 机构普遍预测，中国 GDP 总量超美很可能在 2020 年左右，IMF-份报告更大胆预 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 2016 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 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 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 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 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 “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 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 马在 2012 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 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 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 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 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 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 强化，并朝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发展。美国现实主义的理论认知及其强硬 的政策表现给中国民众造成一种误解，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原来一直被 淡化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多元化的舆论压力下重新凸显。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极 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支持中
美关系的力量板块有相对松动的迹象。一时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 两国似乎陷入了某种“战略互疑”、“战略不信任”的怪圈，这给中美关系带来 了巨大风险。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两国在多个领 域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战略基础成为中美两国亟待思考的问题。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 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 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阿富汗，反恐合作己难以支撑中美关系。 在经济层面，随着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 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 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 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 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 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 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 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 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利益冲突点犬牙交错，战略对 抗风险明显增大。 在两国实力对比拉近、战略基础松动、对外战略调整、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 大背景下，过去41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己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 按照十八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极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 美国，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给外界留下中国模式呼之欲出的 感觉，形成中美全面战略博弈之势。外界亟待中国提前做出战略思考一一在国家 经济力量出现重大变化时，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发生改变？中国是否继续奉行 建设性合作的对美外交？是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 出，就是试图进一步回答“两国实力对比拉近，中美将如何共处、如何构筑新的 战略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中美如何确保关系长期稳定”等根本性问题， 旨在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探索新的规范与道路。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 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 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己经 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 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
美关系的力量板块有相对松动的迹象。一时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 两国似乎陷入了某种“战略互疑”、“战略不信任”的怪圈，这给中美关系带来 了巨大风险。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两国在多个领 域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战略基础成为中美两国亟待思考的问题。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 相互依存，“9·11 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 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阿富汗，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 在经济层面，随着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 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 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 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 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 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 TPP（跨太平洋战略 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 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 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利益冲突点犬牙交错，战略对 抗风险明显增大。 在两国实力对比拉近、战略基础松动、对外战略调整、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 大背景下，过去 41 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 按照十八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2020 年中国的 GDP 规模极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 美国，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给外界留下中国模式呼之欲出的 感觉，形成中美全面战略博弈之势。外界亟待中国提前做出战略思考——在国家 经济力量出现重大变化时，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发生改变？中国是否继续奉行 建设性合作的对美外交？是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 出，就是试图进一步回答“两国实力对比拉近，中美将如何共处、如何构筑新的 战略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中美如何确保关系长期稳定”等根本性问题， 旨在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探索新的规范与道路。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 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 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 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 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
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 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 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但换一种思维看，诚如美国冷战 史权威加迪斯所言，长达50年的美苏冷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漫长的和 平”，或者说美苏曾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战略稳定。但这种稳定建立在双方大体对 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相互确保摧毁”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同 时，彼此依靠各自的代理人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小规模战争和各种制裁接连不 断。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这样一类消极稳定，因 此始终强调超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 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 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 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 那样。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 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而进行 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一战”、 “二战”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 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同样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 复制。 因此，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 少相应的理论借鉴，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四、“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1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4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 很大变化。两国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 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用贝德的话说，中美关系其实一直处于“一 种相当好的状态”，双方己经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 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但中国革命、 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中国共产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准了方向，凭借“摸着石头 过河”的智慧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我 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来。而美国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 者，亦不乏理性灵活的战略思维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中美能否保持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会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客 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了四个重要条件。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时代条件
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 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 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但换一种思维看，诚如美国冷战 史权威加迪斯所言，长达 50 年的美苏冷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漫长的和 平”，或者说美苏曾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战略稳定。但这种稳定建立在双方大体对 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相互确保摧毁”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同 时，彼此依靠各自的代理人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小规模战争和各种制裁接连不 断。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这样一类消极稳定，因 此始终强调超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 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 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 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 那样。一些学者认为，19 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 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而进行 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一战”、 “二战”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 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同样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 复制。 因此，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 少相应的理论借鉴，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四、“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 41 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4 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 很大变化。两国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 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用贝德的话说，中美关系其实一直处于“一 种相当好的状态”，双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 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但中国革命、 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中国共产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准了方向，凭借“摸着石头 过河”的智慧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我 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来。而美国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 者，亦不乏理性灵活的战略思维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中美能否保持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会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客 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了四个重要条件。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时代条件
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 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 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美国“一超”地位下降，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 国崛起，而是中、俄、印、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体系转型过 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 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 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 在美苏冷战时代，制约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是“核威慑平衡”，如今，经济相互 依存又给大国间的和平加上了一重保障一一“经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 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 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 中，对抗无法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彼此理解，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才是化解冲突的唯一出路。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 融合。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其文化特点就是善于 吸收和融合，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也是一 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同样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宽容。中美都是自信和 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 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其他种族的文 化和谐共处。中美两国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 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会。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侧重于软实力的较量，而非硬实力的对抗。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 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 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 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 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认知条件。 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 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 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 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 美方迅速呼应，前国务卿克林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 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 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
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 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 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美国“一超”地位下降，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 国崛起，而是中、俄、印、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体系转型过 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 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 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 在美苏冷战时代，制约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是“核威慑平衡”，如今，经济相互 依存又给大国间的和平加上了一重保障——“经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 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 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 中，对抗无法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彼此理解，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才是化解冲突的唯一出路。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 融合。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其文化特点就是善于 吸收和融合，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也是一 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同样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宽容。中美都是自信和 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 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其他种族的文 化和谐共处。中美两国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 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会。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侧重于软实力的较量，而非硬实力的对抗。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 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 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 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 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认知条件。 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 年初， 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 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 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 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 美方迅速呼应，前国务卿克林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 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 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