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Sept.,2008 第9卷第5期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Vol.9.No5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08)05-099-(8) 从美国解密档案看 中美《上海公报》的谈判 郑华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030) 摘要：本文根据美国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以“波罗二号”行动中中美双方起草《上海公 报》的谈判，以及尼克松访华期间基辛格与乔冠华起草《上海公报》的谈判为研究主线，透视曾经 长期敌对国家如何既坚持原则，又通过有效的沟通，最终达成中美《上海公报》的过程，并由此探 析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国际形势等诸多议题上存在的分歧。 关键词：《上海公报》；谈判；问题；表述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正式发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结束了彼此间长 达22年的相互隔绝和对立僵局，开启了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应当看到，当时中美在很多问 题上的立场都相去甚远，但双方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共同战略安全利益。《上海公报》体现 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反映了两国领导人杰出的政治才能和现实主义的战略思考。长期以 来，国内外政界和学界对《上海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的表述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它 打破了此类国际性文件的传统体例，在中方的坚持下，双方以各自阐明自己观点的方式表达了对国 际形势和双边关系的不同看法，同时就彼此间的一致立场做出共同声明，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原则。 随着尼克松总统档案的陆续解密，《公报》起草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浮出水面。①本文将依据 美国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通过审视《公报》起草的全过程，深入探讨：“中美双方中，哪一方 更需要《公报》？双方在哪些议题上存有分歧？这些分歧是原则性的，还只是措词的不同？话语的 差异体现了双方根本立场的不同，还是对某一事件认知程度，以及解决途径的不同？《公报》最终 是解决了分歧，还是搁置了分歧”等问题。 收稿日期：2008-07-20 本文系教有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因重大外交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13)、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青年创新研究项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华女上海交通大学因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 99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99 摘 要：本文根据美国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以“波罗二号”行动中中美双方起草《上海公 报》的谈判，以及尼克松访华期间基辛格与乔冠华起草《上海公报》的谈判为研究主线，透视曾经 长期敌对国家如何既坚持原则，又通过有效的沟通，最终达成中美《上海公报》的过程，并由此探 析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国际形势等诸多议题上存在的分歧。 关键词：《上海公报》；谈判；问题；表述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正式发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结束了彼此间长 达22年的相互隔绝和对立僵局，开启了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应当看到，当时中美在很多问 题上的立场都相去甚远，但双方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共同战略安全利益。《上海公报》体现 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反映了两国领导人杰出的政治才能和现实主义的战略思考。长期以 来，国内外政界和学界对《上海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的表述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它 打破了此类国际性文件的传统体例，在中方的坚持下，双方以各自阐明自己观点的方式表达了对国 际形势和双边关系的不同看法，同时就彼此间的一致立场做出共同声明，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原则。 随着尼克松总统档案的陆续解密，《公报》起草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浮出水面。①本文将依据 美国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通过审视《公报》起草的全过程，深入探讨：“中美双方中，哪一方 更需要《公报》？双方在哪些议题上存有分歧？这些分歧是原则性的，还只是措词的不同？话语的 差异体现了双方根本立场的不同，还是对某一事件认知程度，以及解决途径的不同？《公报》最终 是解决了分歧，还是搁置了分歧”等问题。 收稿日期：2008-07-20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13）、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青年创新研究项目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 华 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博士 从美国解密档案看 中美《上海公报》的谈判 郑 华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030） 9 5 5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8）05-099-（8） Sept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8年 一、《上海公报》的起草过程 中美《上海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的起草过程始于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成 于1972年2月28日。早在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之后，基辛格就命令下属霍尔德里奇(Jon Holdridge)起草《公报》。由于不知如何着手，霍尔德里奇参考了外国高级官员与毛泽东会晤后发 表的一些联合公报。②而中美双方起草《公报》的谈判早在1971年10月基辛格“波罗二号”行动中 就已开始。在“波罗二号”行动中，基辛格先后同周恩来进行了十次谈判，而其中最后5次谈判都是 围绕着起草《公报》进行的，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 “波罗二号”行动中有关《上海公报》的谈判(1971年) 次数 日期 地点 时间 谈判议题 1 10.24 国宾馆 10:28-13:55 总体观点和原则、公报 2 10.24 人民大会堂 21:23-23:20 公报、总统访华公告 3 10.25 人民大会堂 10:12-11:00 公报 4 10.25 国宾馆 21:50-23:40 公报 10.26 国宾馆 5:30-810 公报、囚犯、访华公告、技术问题 在1971年10月24日的谈判中，基辛格首先提出双方应开始商议起草《公报》事宜，但中方表示 并不急于讨论，并列举了充分的理由。首先，美方用一般性词汇掩盖了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 歧：其次，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面尚未进行，双方尚未交换意见：再次，中方要就具体的国际事务 和国际形势阐明观点，要明确阐述和美方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不想用模棱两可的词汇给世界一个 不真实的面目，也不想为双方今后留下无休止争论和辩论的隐患。但美方却表现得比较急切，希望 能立刻开始讨论。基辛格解释说，虽然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峰会尚未举行，但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基 辛格代表尼克松已多次交换过意见。如果等到峰会后再讨论公报，中美记者以及官僚体制内部的压 力将不利于双方充分、开诚布公的讨论公报事宜：基辛格将在总统访华过程中照顾总统和处理其它 一些事情，精力易被分散：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访华，将不会有充足的时间深入讨论起草公报事 宜：若中方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因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谈，将难以出席有关公报的讨论。基辛格 甚至提出，“世界上有许多人希望中美关系改善失败，如果双方发布一份陈词滥调公报，每个人都 会做出不同的解释。鉴于此，他表示不反对双方在公报中各自表述各自的观点。”⑧美方还向中方提 交了草拟的初稿。显然，美方对起草《公报》的事情已经酝酿许久。 《公报》作为华盛顿一北京首脑峰会成功的重要标志，是中美双方都非常希望能够公开发表 的一份官方外交文书。但双方在“公报”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子然不同的。基辛格强调，由于 《公报》面向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内容需经过筛选，中美关系改善的步伐不能在《公报》中表现 出迈得太快。此外，美国不能接受一份对其外交政策横加指责的公报，造成一种“美国总统万里迢 迢，来华听训”的印象。否则，国内的政敌会指责尼克松政府对待“共产主义”太过软弱：公众也 会不满政府的妥协。美国需要的是一份“既能表明双方的分歧，但又不具有攻击性：既能表明双边 关系发展的一个积极方向，但又不会提出错误的希望。”④换句话说，《公报》旨在树立和加强尼克 松政府的形象，为其外交政策赢得积分，不能作为攻击的靶子，因而，措辞要适度模糊。基辛格甚 至坦言，“模糊的话语对美国更为有利，而对中国会不利。”⑤而周恩来认为《公报》将是实现双边 100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00 一、《上海公报》的起草过程 中美《上海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的起草过程始于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成 于1972年2月28日。早在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之后，基辛格就命令下属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起草《公报》。由于不知如何着手，霍尔德里奇参考了外国高级官员与毛泽东会晤后发 表的一些联合公报。② 而中美双方起草《公报》的谈判早在1971年10月基辛格“波罗二号”行动中 就已开始。在“波罗二号”行动中，基辛格先后同周恩来进行了十次谈判，而其中最后5次谈判都是 围绕着起草《公报》进行的，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波罗二号”行动中有关《上海公报》的谈判 （1971年） 在1971年10月24日的谈判中，基辛格首先提出双方应开始商议起草《公报》事宜，但中方表示 并不急于讨论，并列举了充分的理由。首先，美方用一般性词汇掩盖了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 歧；其次，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面尚未进行，双方尚未交换意见；再次，中方要就具体的国际事务 和国际形势阐明观点，要明确阐述和美方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不想用模棱两可的词汇给世界一个 不真实的面目，也不想为双方今后留下无休止争论和辩论的隐患。但美方却表现得比较急切，希望 能立刻开始讨论。基辛格解释说，虽然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峰会尚未举行，但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基 辛格代表尼克松已多次交换过意见。如果等到峰会后再讨论公报，中美记者以及官僚体制内部的压 力将不利于双方充分、开诚布公的讨论公报事宜；基辛格将在总统访华过程中照顾总统和处理其它 一些事情，精力易被分散；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访华，将不会有充足的时间深入讨论起草公报事 宜；若中方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因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谈，将难以出席有关公报的讨论。基辛格 甚至提出，“世界上有许多人希望中美关系改善失败，如果双方发布一份陈词滥调公报，每个人都 会做出不同的解释。鉴于此，他表示不反对双方在公报中各自表述各自的观点。”③美方还向中方提 交了草拟的初稿。显然，美方对起草《公报》的事情已经酝酿许久。 《公报》作为华盛顿－北京首脑峰会成功的重要标志，是中美双方都非常希望能够公开发表 的一份官方外交文书。但双方在“公报”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孑然不同的。基辛格强调，由于 《公报》面向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内容需经过筛选，中美关系改善的步伐不能在《公报》中表现 出迈得太快。此外，美国不能接受一份对其外交政策横加指责的公报，造成一种“美国总统万里迢 迢，来华听训”的印象。否则，国内的政敌会指责尼克松政府对待“共产主义”太过软弱；公众也 会不满政府的妥协。美国需要的是一份“既能表明双方的分歧，但又不具有攻击性；既能表明双边 关系发展的一个积极方向，但又不会提出错误的希望。”④换句话说，《公报》旨在树立和加强尼克 松政府的形象，为其外交政策赢得积分，不能作为攻击的靶子，因而，措辞要适度模糊。基辛格甚 至坦言，“模糊的话语对美国更为有利，而对中国会不利。”⑤而周恩来认为《公报》将是实现双边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8 年
郑华：从美国解密档案看中美《上海公报》的谈判 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因而，双方在台湾问题等具体议题上必须有明确的表述。否则，世界和中国人 民都会怀疑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怀疑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不同的动机、不同的需求，注定了起草《公报》的过程将是多回合、复 杂、冗长的谈判。在“波罗二号”行动中，双方先后进行了五次起草《公报》的谈判，七次修改 《公报》草稿，但谈判仍1旧停留在初步交换意见，尚未达成共识的层面。1972年1月黑格访华时，美 方又提及《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周恩来表示会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再探讨这个问题。而 待到尼克松访华时，双方谈判的时间表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谈判的强度和难度，详见表2所示： 表2：《公报》谈判时间表（1972年2月22日-28日) 日期 地点 时间 2月22日 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 10:05-11:55 2月23日 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 9:35-12:34 2月24日 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 9:59-12:42 15:30-15:45 2月25日 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 9:34-10:58 14:35-14:45:15:35-16:00 16:50-17:25 22:30-1:40(2月26日) 2月26日 杭州宾馆 22:20-1:40(2月27日) 2月27日 上海锦江饭店 11:30-13:55 23:05-12:30am(2月28日) 中方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并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学 位。美方派出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也是哲学博士。二人都以善雄辩、逻辑思辨性强、学识渊博而 著称。这两位具有学者风度外交家的交锋是棋逢对手，相持不下的一场场辩论。此外，美国国务卿 罗杰斯与基辛格的权力之争使得罗杰斯被排除在起草《公报》谈判之外。出于泄私愤和捍卫国家利 益的双重考虑，罗杰斯对尼克松总统最终认可的《公报》拟定稿提出多达十几处修改意见。基辛格 不得不重返谈判桌，出现了遭乔冠华质问“为何总统同意的事情还需再讨论”®的尴尬局面。 综观《公报》起草的全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美方对《公报》的期望程度远高于中国。这一 方面表现在美方的准备工作远比中方充分，并且美方并未事先通过巴黎渠道⑦向中方透露要起草《公 报》，当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时提出希望在总统访华时联合发表《公报》时，中方还感到有一些 突然。当中方表示在“波罗二号”行动中开始起草《公报》的谈判为时尚早，基辛格又积极主动地 游说，列举尽早起草《公报》的充足理由，并反复解释联合发布《公报》符合双方的利益。另一方 面，每当双方在关键性问题，如：台湾问题，的谈判上陷入僵局，举步维艰时，中方表示僵持的结 果只能是双方难以联合发布《公报》，美方遂采取让步。因而，美方不仅仅是《公报》的始倡导 者，还是精心的谋划者。当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发布公报的可能性发生冲突时，美方可以采取 让步，以求促成《公报》的发表。换句话说，正是美方对《公报》的高度企盼迫使着它不得不直面 “台湾的地位和归属”这个敏感的问题，并最终做出了妥协。 二、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较量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美方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而体现在《公报》的表述上， 基辛格希望在台湾问题上尽可能采用一种“闪烁”的态度，用“模糊”、“模棱两可”的话语掩盖立场 101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01 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因而，双方在台湾问题等具体议题上必须有明确的表述。否则，世界和中国人 民都会怀疑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怀疑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不同的动机、不同的需求，注定了起草《公报》的过程将是多回合、复 杂、冗长的谈判。在“波罗二号”行动中，双方先后进行了五次起草《公报》的谈判，七次修改 《公报》草稿，但谈判仍旧停留在初步交换意见，尚未达成共识的层面。1972年1月黑格访华时，美 方又提及《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周恩来表示会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再探讨这个问题。而 待到尼克松访华时，双方谈判的时间表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谈判的强度和难度，详见表2所示： 表2：《公报》谈判时间表 （1972年2月22日－28日） 中方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并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学 位。美方派出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也是哲学博士。二人都以善雄辩、逻辑思辨性强、学识渊博而 著称。这两位具有学者风度外交家的交锋是棋逢对手，相持不下的一场场辩论。此外，美国国务卿 罗杰斯与基辛格的权力之争使得罗杰斯被排除在起草《公报》谈判之外。出于泄私愤和捍卫国家利 益的双重考虑，罗杰斯对尼克松总统最终认可的《公报》拟定稿提出多达十几处修改意见。基辛格 不得不重返谈判桌，出现了遭乔冠华质问“为何总统同意的事情还需再讨论”⑥的尴尬局面。 综观《公报》起草的全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美方对《公报》的期望程度远高于中国。这一 方面表现在美方的准备工作远比中方充分，并且美方并未事先通过巴黎渠道⑦向中方透露要起草《公 报》，当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时提出希望在总统访华时联合发表《公报》时，中方还感到有一些 突然。当中方表示在“波罗二号”行动中开始起草《公报》的谈判为时尚早，基辛格又积极主动地 游说，列举尽早起草《公报》的充足理由，并反复解释联合发布《公报》符合双方的利益。另一方 面，每当双方在关键性问题，如：台湾问题，的谈判上陷入僵局，举步维艰时，中方表示僵持的结 果只能是双方难以联合发布《公报》，美方遂采取让步。因而，美方不仅仅是《公报》的始倡导 者，还是精心的谋划者。当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发布公报的可能性发生冲突时，美方可以采取 让步，以求促成《公报》的发表。换句话说，正是美方对《公报》的高度企盼迫使着它不得不直面 “台湾的地位和归属”这个敏感的问题，并最终做出了妥协。 二、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较量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美方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而体现在《公报》的表述上， 基辛格希望在台湾问题上尽可能采用一种“闪烁”的态度，用“模糊”、“模棱两可”的话语掩盖立场 郑 华：从美国解密档案看中美《上海公报》的谈判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8年 上的分歧。而周恩来则要求美方用明确、清晰的话语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认为，美方在台 湾问题的表述上应具有层次性，即：台湾的地位和归属是第一位的。美方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尽管可以允许美国以“美国承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坚持只有一个中 国”这种方式表述。其次，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是台湾回归大陆。再次，美要从台湾撤军。 在“台湾的归属”这个问题的表述上，中方认为美方可以在《公报》中提出“美国意识到台湾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将鼓励中国人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自主解决内部事务”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s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The United States would encourage the Chinese to solve this internal matter by themselves through peaceful negotiations),®而美方草拟稿中的 话语：“注意到这种局面，支持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最终得到公正、和平地解决”，(take note of that position and will support efforts to reach an equitable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ultimate relationship of Taiwan to the mainland)⑧易引发歧义。“支持台湾与大陆的关 系最终得到公正、和平地解决”既可以理解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也可以理解为“从中国分离 出去”。基辛格当即表示可以将“注意到”(take note of),改为“对该立场不持有异议”(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此外，美方还要主动在公报中提出“从台湾撤出武装部队和军事 存在”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如果双方在联合公报中都不提及此事，会引发人们的猜测：如果中国 政府提出要求，而美方不予回应，会造成更恶劣的影响。 而基辛格则表示，若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将会陷入同台湾政府的无休止争论之中， 中国应该相信美方说过的话，《公报》仅仅是“标志”。在从台湾撤军这个问题上，美国会信守承诺， 即：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的适当时间内，美将会撤走驻扎在台湾的那部分与越南战争有关的军队，这部分 军队的数量约为美在台驻军的三分之二。在这部分撤军完成后，美将继续撤军；美将不会做任何事情去 鼓励台湾的独立运动。但是如果这些观点若以书面形式表述出来，将会弄巧成拙。换句话说，美方较 容易在撤军问题上做出承诺，但在承认台湾的地位和归属这个问题上，存有相当大的难度。双方在“台 湾的地位和归属”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将是造成中美多回合起草《公报》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即使是美方津津乐道的从台湾撒军问题上，中方对美方的表述亦存有异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两方面：“(1)美只提减少部队，并未提出最终目标是从台湾全部撤军。既然中美都说对对方无领土 企图，那么美应从台湾全部撒军：(2)美从台湾逐步撤军的依据应该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识到只 有一个中国，而不应是随着紧张局势的减退。这使得台湾听起来像是美国的一个基地。”这些分歧 不是措辞和表述方法的不同，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中方质疑美从台湾撤军的逻辑基础。 双方经多回合的磋商，最终在台湾问题上一致达成的表述为：“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 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立场不持异议。美国重申希望中国人 自己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此期间，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减退，美将分阶段减少驻台军队 和军事部署。”四事实上，中方在最后的表述中是做了让步的，即：将“撤军问题”同“地区紧张局 势的缓和”联系了起来，并且未提“最终撒军”。同时，由于基辛格反复强调尼克松政府在美国国 内遭遇的阻力一台湾院外游说集团，亲苏、亲日、亲印反华势力，国务院的不同意见，美国大选 的压力等等。到中方已考虑到尼克松政府在国内遇到的阻力，并未在公报中提及《美蒋共同防务条 约》和确定美国撤军的最后时刻表。 需要指出的是，国务卿罗杰斯始终被排除在《公报》的谈判之外，他在从北京飞往杭州的专 机上读到公报的拟定稿，并和格林等人从拟定稿中挑出10多处毛病，并附上一份修改意见，上交给 尼克松。无奈，基辛格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继续同乔冠华讨论。美方提出的异议体现在台湾问 题上主要有三处：“(1)建议不要用‘所有中国人’(al1 Chinese),而要用‘中国人'(the Chinese);(2)建议将‘对该立场不持异议'(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改为‘对 此不持异议'(does not challenge this):(3)建议将‘由中国人自己'(by the Chinese 102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02 上的分歧。而周恩来则要求美方用明确、清晰的话语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认为，美方在台 湾问题的表述上应具有层次性，即：台湾的地位和归属是第一位的。美方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尽管可以允许美国以“美国承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坚持只有一个中 国”这种方式表述。其次，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是台湾回归大陆。再次，美要从台湾撤军。 在“台湾的归属”这个问题的表述上，中方认为美方可以在《公报》中提出“美国意识到台湾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将鼓励中国人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自主解决内部事务”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s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encourage the Chinese to solve this internal matter by themselves through peaceful negotiations），⑧而美方草拟稿中的 话语：“注意到这种局面，支持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最终得到公正、和平地解决”（take note of that position and will support efforts to reach an equitable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ultimate relationship of Taiwan to the mainland）⑨易引发歧义。“支持台湾与大陆的关 系最终得到公正、和平地解决”既可以理解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也可以理解为“从中国分离 出去”。基辛格当即表示可以将“注意到”（take note of），改为“对该立场不持有异议”(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此外，美方还要主动在公报中提出“从台湾撤出武装部队和军事 存在”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如果双方在联合公报中都不提及此事，会引发人们的猜测；如果中国 政府提出要求，而美方不予回应，会造成更恶劣的影响。 而基辛格则表示，若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将会陷入同台湾政府的无休止争论之中， 中国应该相信美方说过的话，《公报》仅仅是“标志”。在从台湾撤军这个问题上，美国会信守承诺， 即：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的适当时间内，美将会撤走驻扎在台湾的那部分与越南战争有关的军队，这部分 军队的数量约为美在台驻军的三分之二。在这部分撤军完成后，美将继续撤军；美将不会做任何事情去 鼓励台湾的独立运动。但是如果这些观点若以书面形式表述出来，将会弄巧成拙。⑩换句话说，美方较 容易在撤军问题上做出承诺，但在承认台湾的地位和归属这个问题上，存有相当大的难度。双方在“台 湾的地位和归属”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将是造成中美多回合起草《公报》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即使是美方津津乐道的从台湾撤军问题上，中方对美方的表述亦存有异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两方面：“（1）美只提减少部队，并未提出最终目标是从台湾全部撤军。既然中美都说对对方无领土 企图，那么美应从台湾全部撤军；（2）美从台湾逐步撤军的依据应该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识到只 有一个中国，而不应是随着紧张局势的减退。这使得台湾听起来像是美国的一个基地。”[11]这些分歧 不是措辞和表述方法的不同，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中方质疑美从台湾撤军的逻辑基础。 双方经多回合的磋商，最终在台湾问题上一致达成的表述为：“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 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立场不持异议。美国重申希望中国人 自己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此期间，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减退，美将分阶段减少驻台军队 和军事部署。”[12]事实上，中方在最后的表述中是做了让步的，即：将“撤军问题”同“地区紧张局 势的缓和”联系了起来，并且未提“最终撤军”。同时，由于基辛格反复强调尼克松政府在美国国 内遭遇的阻力——台湾院外游说集团，亲苏、亲日、亲印反华势力，国务院的不同意见，美国大选 的压力等等。[13]中方已考虑到尼克松政府在国内遇到的阻力，并未在公报中提及《美蒋共同防务条 约》和确定美国撤军的最后时刻表。 需要指出的是，国务卿罗杰斯始终被排除在《公报》的谈判之外，他在从北京飞往杭州的专 机上读到公报的拟定稿，并和格林等人从拟定稿中挑出10多处毛病，并附上一份修改意见，上交给 尼克松。无奈，基辛格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继续同乔冠华讨论。美方提出的异议体现在台湾问 题上主要有三处：“（1）建议不要用‘所有中国人’（all Chinese）, 而要用‘中国人’（the Chinese）；（2）建议将‘对该立场不持异议’(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 改为‘对 此不持异议’（does not challenge this）；（3）建议将‘由中国人自己’（by the Chinese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8 年
郑华：从美国解密档案看中美《上海公报》的谈判 themselves)改为‘由海峡两岸，(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中方表示对此是不能接受的。“所有中国人”是在有意地强调“大陆的中国人”和“台湾的中 国人”，“所有”强调了大陆与台湾共同的愿望和希冀，强调一种同源性，而“中国人”则不能强 调这一概念。“对该立场不持异议”是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再次强调“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这个原则，而“对此不持异议”中用代词“此”(this)一带而过，不能充分的强化这 一立场。“由中国人自己”暗含的意思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 题。美在台驻有军队和军事设施，如果用“由海峡两岸”，势必会涉及美在台的军队和军事设施， 而美国卷入台湾问题将是中国政府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换句话说，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有效 的加强了“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两岸同根、同源”的表述力度，而美方提出的修改意见无疑则 是在淡化这种观念。为此，乔冠华说：“如果你坚持你们的立场，结果将会是没有公报。问题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毛主席曾对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明确说过，我们的政策是，不管与尼克松 总统的会谈成功与否，我们都不会在意。我们仍将然认为这次访问是有成果的…”看到中方态 度强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基辛格只好放弃。 三、谈判筹码的运用 《国际关系字典》对“谈判”(negotiation)的定义是：“为了和平解决分歧，提升国家利 益而采用的一种外交技巧。谈判者通过直接接触，以妥协和接纳的办法实现谈判目标…谈判的协 议意味着双方都乐意做出一定的让步（或对方能够接受的交换物）。”但是，如何使对方做出让 步？不管是主动示意让步也好，还是被迫做出妥协也罢，谈判筹码的运用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 可以直击对方所惧，是超越于明悉对方所需和已方所需这个基本层面的需求，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中美双方起草《公报》的过程也是双方有效运用谈判筹码，打压对方，迫使对方做出让步的过程。 美方惯用的手段就是打“苏联牌”，试图起到“大棒”与“胡萝卜”并用的诱压效果。当双方在 “台湾问题”的交锋中就呈现出互不相让、举步维艰的态势时，美方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改变了谈判策 略，只字未提台湾问题，却转而向中方提供苏联在中苏边界军事部署的情报。包括：地面部队、战 机和导弹、空中战略防卫系统和战略进攻力量。基辛格还特别提及苏联的核力量，并对苏联的四种导弹 做了细致的描述。当时出席会谈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当即表示“这些情报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是美国衷 心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标志。”劉事实上，美方利用提供情报的方式，充分地使用苏联这个谈判 筹码，用压力与诱导并用的手段，迂回地告诉中方面临的困境。一方面，表明美方非常诚恳地希望改善 双边关系：另一方面，情报中有关苏联军力部署的细节，基辛格并非将情报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给中国， 让中方自己阅读，1而是一一道来一43个师、9,600到10,500辆坦克、522架战机（不包括海上直升飞 机)、导弹的型号及射程等等。基辛格运用话语构建和强化的概念是“苏联是中国的敌人，苏联大兵压 境，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战争一触即发，中苏关系缓和的可能性很小”。同时，基辛格还描 述苏联频频向美国示意，要求在多领域开展合作的举动，强调苏联非常希望能与美国在医疗卫生、民 用航空、环境合作和经济合作等领域达成合作协议。同时，基辛格出于为避免造成“美苏勾结，对抗中 国”的印象，又主动向中方通报美苏谈判的进展情况。曾有中国学者指出，在1969一1972中美关系解冻 期间，中国政府对苏政策过于强硬，缺乏灵活度。事实上，周恩来在同尼克松的谈话中曾表示希望中 苏紧张关系能够得到缓解，而基辛格此番举动无疑是在试图打消中方的这一想法。试想：在中、美、 苏这组战略三角关系中，苏联已对中国构成了紧迫的威胁(immediate threat),是中国的对手和敌 人：苏联又在寻求对美关系的缓和：美衷心希望能同中国改善关系，并表示不会同苏联勾结。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所能做的只有改善对美关系。而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就是签署《公报》。“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基辛格的此番举动无疑是在敦促中方尽快就《公报》草案达成一致意见。 针对基辛格头打出的“苏联牌”，乔冠华也借《公报》中有关经贸往来和交流的表述向美方施 103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03 themselves）改为‘由海峡两岸’(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14] 中方表示对此是不能接受的。“所有中国人”是在有意地强调“大陆的中国人”和“台湾的中 国人”，“所有”强调了大陆与台湾共同的愿望和希冀，强调一种同源性，而“中国人”则不能强 调这一概念。“对该立场不持异议”是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再次强调“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这个原则，而“对此不持异议”中用代词“此”（this）一带而过，不能充分的强化这 一立场。“由中国人自己”暗含的意思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 题。美在台驻有军队和军事设施，如果用“由海峡两岸”，势必会涉及美在台的军队和军事设施， 而美国卷入台湾问题将是中国政府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换句话说，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有效 的加强了“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两岸同根、同源”的表述力度，而美方提出的修改意见无疑则 是在淡化这种观念。为此，乔冠华说：“如果你坚持你们的立场，结果将会是没有公报。问题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毛主席曾对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明确说过，我们的政策是，不管与尼克松 总统的会谈成功与否，我们都不会在意。我们仍将然认为这次访问是有成果的……”[15]看到中方态 度强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基辛格只好放弃。 三、谈判筹码的运用 《国际关系字典》对“谈判”（negotiation）的定义是：“为了和平解决分歧，提升国家利 益而采用的一种外交技巧。谈判者通过直接接触，以妥协和接纳的办法实现谈判目标……谈判的协 议意味着双方都乐意做出一定的让步（或对方能够接受的交换物）。”[16]但是，如何使对方做出让 步？不管是主动示意让步也好，还是被迫做出妥协也罢，谈判筹码的运用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 可以直击对方所惧，是超越于明悉对方所需和己方所需这个基本层面的需求，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中美双方起草《公报》的过程也是双方有效运用谈判筹码，打压对方，迫使对方做出让步的过程。 美方惯用的手段就是打“苏联牌”，试图起到“大棒”与“胡萝卜”并用的诱压效果。当双方在 “台湾问题”的交锋中就呈现出互不相让、举步维艰的态势时，美方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改变了谈判策 略，只字未提台湾问题，却转而向中方提供苏联在中苏边界军事部署的情报。[17]包括：地面部队、战 机和导弹、空中战略防卫系统和战略进攻力量。基辛格还特别提及苏联的核力量，并对苏联的四种导弹 做了细致的描述。当时出席会谈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当即表示“这些情报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是美国衷 心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标志。”[18]事实上，美方利用提供情报的方式，充分地使用苏联这个谈判 筹码，用压力与诱导并用的手段，迂回地告诉中方面临的困境。一方面，表明美方非常诚恳地希望改善 双边关系；另一方面，情报中有关苏联军力部署的细节，基辛格并非将情报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给中国， 让中方自己阅读，[19]而是一一道来——43个师、9,600到10,500辆坦克、522架战机（不包括海上直升飞 机）、导弹的型号及射程等等。基辛格运用话语构建和强化的概念是“苏联是中国的敌人，苏联大兵压 境，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战争一触即发，中苏关系缓和的可能性很小”。同时，基辛格还描 述苏联频频向美国示意，要求在多领域开展合作的举动，强调苏联非常希望能与美国在医疗卫生、民 用航空、环境合作和经济合作等领域达成合作协议。同时，基辛格出于为避免造成“美苏勾结，对抗中 国”的印象，又主动向中方通报美苏谈判的进展情况。曾有中国学者指出，在1969－1972中美关系解冻 期间，中国政府对苏政策过于强硬，缺乏灵活度。[20]事实上，周恩来在同尼克松的谈话中曾表示希望中 苏紧张关系能够得到缓解，[21]而基辛格此番举动无疑是在试图打消中方的这一想法。试想：在中、美、 苏这组战略三角关系中，苏联已对中国构成了紧迫的威胁（immediate threat），是中国的对手和敌 人；苏联又在寻求对美关系的缓和；美衷心希望能同中国改善关系，并表示不会同苏联勾结。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所能做的只有改善对美关系。而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就是签署《公报》。“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基辛格的此番举动无疑是在敦促中方尽快就《公报》草案达成一致意见。 针对基辛格头打出的“苏联牌”，乔冠华也借《公报》中有关经贸往来和交流的表述向美方施 郑 华：从美国解密档案看中美《上海公报》的谈判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8年 压。他明确表示“台湾问题谈不妥，将难以考虑双边经贸往来和交流等事宜。”在美方看来，《公 报》中提及经贸往来和交流等事宜将是尼克松访华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为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拉 取选票的重要一招。中方的这种强硬态度无疑令美方感到一丝恐慌。基辛格试探性地问：“若双方不 能达成一致意见，将会出现什么结果？”乔冠华答：“这很难回答，可能就没有《公报》了。”基辛 格答：“有这种可能，我们下一步考虑的是不该为我们努力避免的事做计划。”显然，堂堂美国总 统率领庞大的访问团，万里迢迢、屈尊访华，最终却两手空空，无功而返的场面是令美方万万不能接 受的。换句话说，中方对《公报》举重若轻、看似可有可无的轻漫态度转化成了打压对方的杀手铜。 四、有关国际形势的措辞 双方一旦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初步达成一致，在国际形势、经贸往来和交流等方面的讨论 就进展得相对容易了。正如乔冠华所说的“在北京所进行的5天磋商中，我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台湾 问题上，我们在任何其它问题上都没用多少时间，因为台湾问题确实是我们之间的关键问题。”但 尽管如此，基辛格仍旧认为中方提供的草稿措词强硬、具有挑衅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由于在近代曾饱受西方列强的 瓜分与凌辱，对第三世界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并要表示道 义上的强烈支持。所以，体现在《公报》的话语中，就是要表达革命、反霸、激进的思想。而美国 的全球战略则是要以多极均势维护国家利益、遏制苏联张。所以，美方在公报中既要表达会继续 维持与盟友之间的关系，还要表示对地区冲突的关注。美方认为中方的措词较强硬，火药味浓，因 而要“软化”这些“高强度”措词，以防被“冒犯”：而中方则认为美方太狡猾，措词“模糊”， “清晰度不够”，所以要求美方的措词更明确，以防像泥鳅一样“滑过去”。这也是双方在审议 《公报》中有关国际形势各议题时遵循的基本原则。 双方的又一重要分歧体现在中、美同其它国家关系的表述上。基辛格认为，中方在《公报》中提及 了许多国家。如果遗漏一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会质疑为何未被提及：如果提及所有的国家，那么所有 的国家都会质疑为何中美会谈要讨论这么多其它国家的事情。中美若在地区问题上分别表明观点，将不 利于阐明双方的共识。例如：在日本和朝鲜问题上，双方的意见接近，但若分别表述，美方会坚持尊重 同日本的条约协议，而中方会反对这个条约，这样的将不利于双方达成协议。此外，如何界定美国同 其盟友之间的关系，如何准确表达“度”的概念则需双方逐一斟酌，反复推敲。例如：在表述“美会继 续同韩国的关系时”，双方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词汇，恰当地表达“度”的概念，双方反复斟酌，先后 逐一讨论：“培育”(foster)、“促进”(promote)、“加强”(strengthen)、“尊重”(honor)、“珍 惜”(cherish)、“发展”(develop)、“扩大”(expand)等诸多词语。最终出现在公报中的是“保持” (maintain)，即维持原有的水平，不再“加强”，也不再“扩大”，没有“度”的加深。 双方争论的另一焦点就是在阐述某一问题时，关注情态动词的斟酌与选择。在表述“双方都不 寻求霸权”这层涵义时，争论集中在“将/会”(wi11)与“应该”(should)的使用上。中方认为 要使用“应该”(should),而美方认为应使用“将”(wi11)。基辛格认为：“如果你说双方都将不 会，那么你是在做承诺。如果你说双方都不应该，那么你是在表达一种通常的道德提议，这样的提 议可能会得到执行，也可能不会得到执行。”阿“should'”在现代美语中强调的是一种责任和必需， 2而“wi11”强调的是一种意愿。中方强调美应履行国际职责，而不应将这看作是一种单边的意 愿。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持许久，在中方不做丝毫让步的情况下，基辛格只好妥协。 此外，句式的长短、多样化，时态的统一，修辞的适当和文体的简洁等等诸多有关公报外在形 式上的问题，也都是双方讨论和反复修改的重要内容。总之，双方经过不懈的努力，《上海公报》 既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又达到了言之有物。 104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04 压。他明确表示“台湾问题谈不妥，将难以考虑双边经贸往来和交流等事宜。”[22]在美方看来，《公 报》中提及经贸往来和交流等事宜将是尼克松访华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为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拉 取选票的重要一招。中方的这种强硬态度无疑令美方感到一丝恐慌。基辛格试探性地问；“若双方不 能达成一致意见，将会出现什么结果？”乔冠华答：“这很难回答，可能就没有《公报》了。”基辛 格答：“有这种可能，我们下一步考虑的是不该为我们努力避免的事做计划。”[23]显然，堂堂美国总 统率领庞大的访问团，万里迢迢、屈尊访华，最终却两手空空，无功而返的场面是令美方万万不能接 受的。换句话说，中方对《公报》举重若轻、看似可有可无的轻漫态度转化成了打压对方的杀手锏。 四、有关国际形势的措辞 双方一旦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初步达成一致，在国际形势、经贸往来和交流等方面的讨论 就进展得相对容易了。正如乔冠华所说的“在北京所进行的5天磋商中，我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台湾 问题上，我们在任何其它问题上都没用多少时间，因为台湾问题确实是我们之间的关键问题。”[24]但 尽管如此，基辛格仍旧认为中方提供的草稿措词强硬、具有挑衅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由于在近代曾饱受西方列强的 瓜分与凌辱，对第三世界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并要表示道 义上的强烈支持。所以，体现在《公报》的话语中，就是要表达革命、反霸、激进的思想。而美国 的全球战略则是要以多极均势维护国家利益、遏制苏联扩张。所以，美方在公报中既要表达会继续 维持与盟友之间的关系，还要表示对地区冲突的关注。美方认为中方的措词较强硬，火药味浓，因 而要“软化”这些“高强度”措词，以防被“冒犯”；而中方则认为美方太狡猾，措词“模糊”， “清晰度不够”，所以要求美方的措词更明确，以防像泥鳅一样“滑过去”。这也是双方在审议 《公报》中有关国际形势各议题时遵循的基本原则。 双方的又一重要分歧体现在中、美同其它国家关系的表述上。基辛格认为，中方在《公报》中提及 了许多国家。如果遗漏一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会质疑为何未被提及；如果提及所有的国家，那么所有 的国家都会质疑为何中美会谈要讨论这么多其它国家的事情。中美若在地区问题上分别表明观点，将不 利于阐明双方的共识。例如：在日本和朝鲜问题上，双方的意见接近，但若分别表述，美方会坚持尊重 同日本的条约协议，而中方会反对这个条约，这样的将不利于双方达成协议。[25]此外，如何界定美国同 其盟友之间的关系，如何准确表达“度”的概念则需双方逐一斟酌，反复推敲。例如：在表述“美会继 续同韩国的关系时”，双方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词汇，恰当地表达“度”的概念，双方反复斟酌，先后 逐一讨论：“培育”（foster）、“促进”(promote)、“加强”(strengthen)、“尊重”(honor)、“珍 惜”(cherish)、“发展”(develop)、“扩大”(expand)等诸多词语。最终出现在公报中的是“保持” （maintain），即维持原有的水平，不再“加强”，也不再“扩大”，没有“度”的加深。[26] 双方争论的另一焦点就是在阐述某一问题时，关注情态动词的斟酌与选择。在表述“双方都不 寻求霸权”这层涵义时，争论集中在“将/会”（will）与“应该”(should)的使用上。中方认为 要使用“应该”(should)，而美方认为应使用“将”(will)。基辛格认为：“如果你说双方都将不 会，那么你是在做承诺。如果你说双方都不应该，那么你是在表达一种通常的道德提议，这样的提 议可能会得到执行，也可能不会得到执行。”[27]“should”在现代美语中强调的是一种责任和必需， [28]而“will”强调的是一种意愿。[29]中方强调美应履行国际职责，而不应将这看作是一种单边的意 愿。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持许久，在中方不做丝毫让步的情况下，基辛格只好妥协。 此外，句式的长短、多样化，时态的统一，修辞的适当和文体的简洁等等诸多有关公报外在形 式上的问题，也都是双方讨论和反复修改的重要内容。总之，双方经过不懈的努力，《上海公报》 既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又达到了言之有物。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8 年
郑华：从美国解密档案看中美《上海公报》的谈判 五、结语 从1971年10月基辛格的“波罗二号”行动，到1972年1月黑格访华，再到2月尼克松访华，《公 报》一直是双方孜孜以求，苦苦追寻的一份标志性文件。旷日持久的策划，针锋相对、锱铢必争的 谈判无不显示了双方对《公报》的高度重视。 《上海公报》的发表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并对未来的世界格局的转变产生长远影响。 “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同盟因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而彻底宣告分裂，而中美关系解冻，与苏 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最大敌人一中国改善关系，则是美国人所奉行的以最低成本换取最大收益 的“三角战略”的有效实施。先访华、再访苏，以及中美《上海公报》的发布无疑对苏联产生巨大 震撼效应，从而为尼克松同年五月访问莫斯科做出了良好的铺垫，“中国牌”能使尼克松在对苏限 制战略性武器的谈判中拥有更多主动。另一方面，尼克松访华的另一初衷就是希望中国领导人能介 入美国与越南的停战谈判，劝说北越领导人重返巴黎谈判。尽管中方领导人虽曾多次明确表示不会 介入，但《上海公报》的发表对北越领导人心理上产生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北越领导人面对尼克 松先访华、再访苏的举动，会产生一些猜忌，迫于大国关系改善的压力，北越亦会重返巴黎谈判。 美方虽然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但其宏观战略上的所得远远高于期微观对华谈判的 所失，有效地实施了对苏“缓和”(détente)战略。更何况，在表述“承认”这层含义时，美国是 “打了折扣”的，并未使用外交文件中惯用的“recognize”,仅使用了“acknowledge”。 《上海公报》的发表亦将中国外交带出低谷。日本和联邦德国先后在当年内同中国建交，英 国、荷兰同中国的关系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和《上海公报》 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应当看到，中美双方在签署《上海公报》时在一系 列的国际问题上存有严重的分歧，但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最终促成了《上海公报》的发表。尽管一 个《上海公报》不可能解决中美关系中的所有问题，但它所确立的原则和精神在以后的《中美建交 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进一步得到确认和体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共同构成中美关系的 政治基础。 注释： ①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解冻时期《上海公报》谈判的主要研究著作有：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一1972)》，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60一563页：苏格：《美因对华或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382-386页：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80页。由于中方核心档案尚未解 密，使得这些研究只能在宏观层面运作。有关中美关系解冻时期的因内外研究现状详见，郑华：《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8年第6期，71一75页。 2 John H.Holdridge,Crossing the Divide: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Boston: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7,pp.67-68. 3 Memcon,Kissinger and Zhou,"Communique,"24 October 1971,10:28 a.m.-1:55 p.m.,Source:NPMP,NSC Files,Box 1034. 4 Memcon,Kissinger and Zhou,"Communique,"25 October 1971,10:12 11:00 a.m.,Source:NPMP,NSC Files,Box 1034. 3Memcon,Kissinger and Zhou,"Communique,Prisoners,Announcements of Trips,Technical Matters,"26 October 1971,5:30 -8:10 p.m.,Source:NPMP,NSC Files,Box 1034. 6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27,1972,11:30 am-1:55 pm,Source:HAK Files,Box 92,Folder 1. ⑦有关巴黎渠道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作用，详见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黎渠道》，载《当代中国史研 究》，2008年，第4期。 105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05 五、结 语 从1971年10月基辛格的“波罗二号”行动，到1972年1月黑格访华，再到2月尼克松访华，《公 报》一直是双方孜孜以求，苦苦追寻的一份标志性文件。旷日持久的策划，针锋相对、锱铢必争的 谈判无不显示了双方对《公报》的高度重视。 《上海公报》的发表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并对未来的世界格局的转变产生长远影响。 “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同盟因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而彻底宣告分裂，而中美关系解冻，与苏 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最大敌人——中国改善关系，则是美国人所奉行的以最低成本换取最大收益 的“三角战略”的有效实施。先访华、再访苏，以及中美《上海公报》的发布无疑对苏联产生巨大 震撼效应，从而为尼克松同年五月访问莫斯科做出了良好的铺垫，“中国牌”能使尼克松在对苏限 制战略性武器的谈判中拥有更多主动。另一方面，尼克松访华的另一初衷就是希望中国领导人能介 入美国与越南的停战谈判，劝说北越领导人重返巴黎谈判。尽管中方领导人虽曾多次明确表示不会 介入，但《上海公报》的发表对北越领导人心理上产生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北越领导人面对尼克 松先访华、再访苏的举动，会产生一些猜忌，迫于大国关系改善的压力，北越亦会重返巴黎谈判。 美方虽然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但其宏观战略上的所得远远高于期微观对华谈判的 所失，有效地实施了对苏“缓和”（détente）战略。更何况，在表述“承认”这层含义时，美国是 “打了折扣”的，并未使用外交文件中惯用的“recognize”,仅使用了“acknowledge”。 《上海公报》的发表亦将中国外交带出低谷。日本和联邦德国先后在当年内同中国建交，英 国、荷兰同中国的关系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和《上海公报》 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应当看到，中美双方在签署《上海公报》时在一系 列的国际问题上存有严重的分歧，但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最终促成了《上海公报》的发表。尽管一 个《上海公报》不可能解决中美关系中的所有问题，但它所确立的原则和精神在以后的《中美建交 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进一步得到确认和体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共同构成中美关系的 政治基础。 注释： ① 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解冻时期《上海公报》谈判的主要研究著作有：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60－563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382－386页；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80页。由于中方核心档案尚未解 密，使得这些研究只能在宏观层面运作。有关中美关系解冻时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详见，郑华：《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8年第6期，71－75页。 ② 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Bos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7, pp.67-68. ③ Memcon, Kissinger and Zhou, "Communique," 24 October 1971, 10:28 a.m. - 1:55 p.m., Source: NPMP, NSC Files, Box 1034. ④ Memcon, Kissinger and Zhou, "Communique," 25 October 1971, 10:12 - 11:00 a.m., Source: NPMP，NSC Files, Box 1034. ⑤ Memcon, Kissinger and Zhou, "Communique, Prisoners, Announcements of Trips, Technical Matters," 26 October 1971, 5:30 - 8:10 p.m., Source: NPMP, NSC Files, Box 1034. ⑥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 Feb. 27, 1972, 11:30 am-1:55 pm,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⑦ 有关巴黎渠道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作用，详见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黎渠道》，载《当代中国史研 究》，2008年，第4期。 郑 华：从美国解密档案看中美《上海公报》的谈判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8年 8 Memcon,Kissinger and Zhou,General Philosophy and Principles,Communique,24 October 1971,10:28- 1:55 p.m.,Source:NPMP,NSC Files,box 1034,Polo II HAK China Trip October 1971 Transcript of Meetings. ⑨Ibid. 10 Memcon,Kissinger and Zhou,Communigue,25 October 1971,9:50 11:40 p.m.,Source:NPMP,NSC Files,box 1034,Polo II -HAK China Trip October 1971 Transcript of Meetings. [11]Feb.22,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 Kuan-hua,Source:HAK Files,Box 92,Folder 1. [12]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25-26,1972,10:30 pm-1:40 am,Source:HAK Files, Box 92,Folder 1. [13]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 Kuan-hua,Feb.22,Source:HAK Files,Box 92,Folder 1. [14]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25-26,1972,10:30 pm-1:40 am,Source:HAK Files, Box 92,Folder 1. [15]Ibid. [16]Alfred D.Wilhelm,Jr.The Chines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Washington D. 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4,7. [1刀美国第一次提出要向中国提供苏联的军力部属情报是在1971年11月印巴冲突期间，通过纽约渠道向黄华大使提出的。 [18]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 Kuan-hua,Feb.22,1972,Source:HAK Files,Box 92,Folder 1. [19]中美双方的外交官黄镇和弗农·沃尔特斯通过巴黎渠道的频繁接触，已逐步达成一种互信，双方情报和信息的传 递已由口口相传转为外交文书和信笺的往来。详见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黎渠道”，载《当代中因史研究》2008 年第4期。 [20]详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1页：Gong,Li.Chines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Thawing of U.S.-China Relations,Robert S.Ross and Jiang Changbin ed.,Re-examining the Cold War:U.S.-China Diplomacy,1954-1973.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360. [21]National Archives,NPMP,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President's Office Files,box 87,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eginning February 20,1972. [22]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24,1972,9:59 am-12:34 pm,Source:HAK Files,Box 92,Folder 1. [23]Ibid. [24]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26-27,1972,10:20 pm-1:40 am,Source:HAK Files, Box 92,Folder 1. [25]Ibid. [26]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26-27,1972,10:20 pm-1:40 am,Source:HAK Files Box 92,Folder 1. [27]Ibid. [28]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Springfield:Merriam Webster Inc. Publishers,2002,1771. [29]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Springfield:Merriam Webster Inc Publishers,2002, Key Issues on the Drafting of Shanghai Communiqu e Zheng Hua Abstract:Based on American declassified Nixon presidential documents,the thesis examines the drafting process of Shanghai Communiqu e according to Sino-US communiqu e negotiations in Polo II and Nixon China trip.The writer tries to interpret how two ever antagonizing states could sign Shanghai Communiqu e without compromising on principles by effective communication.Meanwhile, Sino-US divergence on Taiwan issue,Intemational situations and concerning issues will be further analyzed. Key Words:Shanghai Communiqu e,Negotiations,Issues (责任编辑：谭力) 106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106 ⑧ Memcon, Kissinger and Zhou, General Philosophy and Principles, Communique, 24 October 1971, 10:28 - 1:55 p.m.，Source: NPMP, NSC Files, box 1034, Polo II - HAK China Trip October 1971 Transcript of Meetings. ⑨ Ibid. ⑩ Memcon, Kissinger and Zhou, Communique, 25 October 1971, 9:50 - 11: 40 p.m., Source: NPMP, NSC Files, box 1034, Polo II - HAK China Trip October 1971 Transcript of Meetings. [11] Feb. 22,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 Kuan-hua,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12]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 25-26, 1972, 10:30 pm-1:40 am,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13]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 Kuan-hua, Feb. 22,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14]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 25-26, 1972, 10:30 pm-1:40 am,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15] Ibid. [16] Alfred D. Wilhelm, Jr. The Chines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7. [17] 美国第一次提出要向中国提供苏联的军力部属情报是在1971年11月印巴冲突期间，通过纽约渠道向黄华大使提出的。 [18]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 Kuan-hua, Feb. 22, 1972,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19] 中美双方的外交官黄镇和弗农·沃尔特斯通过巴黎渠道的频繁接触，已逐步达成一种互信，双方情报和信息的传 递已由口口相传转为外交文书和信笺的往来。详见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黎渠道”，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4期。 [20] 详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1页：Gong, Li. Chines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Thawing of U.S.-China Relations, Robert S. Ross and Jiang Changbin ed.,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U.S.-China Diplomacy, 1954-1973.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60. [21] National Archives, NPMP, 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87,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 [22]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 24, 1972, 9:59 am-12:34 pm,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23] Ibid. [24]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 26-27, 1972, 10:20 pm-1:40 am,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25] Ibid. [26]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Feb. 26-27, 1972, 10:20 pm-1:40 am,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27] Ibid. [28]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 Springfield: Merriam – Webster Inc. Publishers, 2002, 1771. [29]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 Springfield: Merriam – Webster Inc. Publishers, 2002, Key Issues on the Drafting of Shanghai Communiqué Zheng Hua Abstract： Based on American declassified Nixon presidential documents, the thesis examines the drafting process of Shanghai Communiqué according to Sino-US communiqué negotiations in Polo II and Nixon China trip. The writer tries to interpret how two ever antagonizing states could sign Shanghai Communiqué without compromising on principles by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Meanwhile, Sino-US divergence on Taiwan issu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nd concerning issues will be further analyzed. Key Words： Shanghai Communiqué, Negotiations, Issues (责任编辑：谭力）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