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文本参考资料_比较文学概论.doc_大学文库

参考资料_比较文学概论乐黛云：我如何走上比较文学之路我追随前辈，走上比较文学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面学生，我被分配去教一个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我的这个班0 余人，主要是厥美学生，也有从澳大利亚和日本来的。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不能不突破当时教中国现代文的一些模式，我开始讲一点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地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恩。我开始系统研究20此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整吸收，又是如阿被误解和发生变形的。从对早期鲁远和早期茅盾的研究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不的而同挥受了国思想家尼采很深的影响。再远一步研究，发现这位30年米被视为峰动战争，蔑视平民，鼓欢超人的极端个人主复者尼采的学说意是20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推动杜会改革，转变旧思想，提倡新观念的思是之源。无论是王国维、鲁迅、茅盾、郭袜若、国汉。陈独秀、博斯年等都曹在思想上受到尼采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尼采学说正是作为一种“最新思潮”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注口。尼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虚伪、罪恶的枫露和批判，对于已经看到并力图避免这些肾点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正是极好的借鉴。他郑否定一切旧价值标准，粉碎一切偶像的破坏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未曾有过），他的团越平庸，超感旧我，成为健康强壮的超人的理想都深深鼓舞着正渴望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起了他们的同感和共鸣，无论从鲁迅塑造的狂人所高碱的“从

参考资料_比较文学概论乐黛云：我如何走上比较文学之路我追随前辈，走上比较文学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70 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我被分配去教一个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我的这个班 20 余人，主要是欧美学生，也有从澳大利亚和日本来的。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不能不突破当时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模式，我开始讲一点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地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 20 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的。从对早期鲁迅和早期茅盾的研究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不约而同都受了德国思想家尼采很深的影响。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位 30 年来被视为煽动战争，蔑视平民，鼓吹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尼采的学说竟是 20 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推动社会改革，转变旧思想，提倡新观念的思想之源。无论是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尼采学说正是作为一种“最新思潮”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注目。尼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虚伪、罪恶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已经看到并力图避免这些弱点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正是极好的借鉴。他那否定一切旧价值标准，粉碎一切偶像的破坏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未曾有过），他的超越平庸，超越旧我，成为健康强壮的超人的理想都深深鼓舞着正渴望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起了他们的同感和共鸣。无论从鲁迅塑造的狂人所高喊的“从

来如此一一便对么？”的抗议，还是郭沫若许多以焚毁旧我。创迹新我为主题的诗篇，都可以听到尼采声音的回响。但是尼深学说本身充满了复杂混乱的矛盾，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山峰和另一个山峰。通向山峰的路却没有。各种隐酶深奥的比喻和象征都可以被随心所欲地引证和曲解。因此，尼采的学说在不同时期也就被不问的人们进行着不同的解读和利用。 1981年，我根据上述理解，写了一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季》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客观他说。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很多人酥究尼采的兴趣，面且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198部年，北京大季第一次学术评奖，这篇文章还得了一个优秀论文奖。事隔五六年，还有人记起这篇文章，我很觉高兴。后来，它又被选进好几种论文集，并被译成英文，发表在澳大利亚的《东亚研究》上，与研究尼采同时，我编译了一本《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版社，1哈1），由于和留学生接触，我看到了许多国外研究鲁迅的论文，我的英语也有所长进。0年的封闭和禁钢，我们几乎和国外学术界完全隔绝，我在这些论文中真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我感到这些论文在某些方面颜具特色。例如该到鲁迅的思想变化时。把鲁迅和一些表面看来似乎并无关联的西方知识分子如布菜希特、萨特等人进行了比较，指出他们都甘愿牲舒适的环境去换取不确定的未米：他们都不相信未米的“黄金世界”会完美无缺：也不想从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索取报侯：他们理性的扶择都曾被后来的批评家们误认为时冲动或由于“绝望”，甚至是受了“现代符咒一革命”的“盛感”：这样的比较说明了鲁迅的道路并幸孤立现象，而是20世纪前半叶某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这部包括美、日、苏、加拿大、荷兰、捷克、澳大利亚7个国家，0 篇文章，并附有《近二十年国外鲁迅研究论著要目》(270篇)的《国外鲁迅研

来如此——便对么？”的抗议，还是郭沫若许多以焚毁旧我，创造新我为主题的诗篇，都可以听到尼采声音的回响。但是尼采学说本身充满了复杂混乱的矛盾，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山峰和另一个山峰，通向山峰的路却没有。各种隐晦深奥的比喻和象征都可以被随心所欲地引证和曲解。因此，尼采的学说在不同时期也就被不同的人们进行着不同的解读和利用。 1981 年，我根据上述理解，写了一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客观他说，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1986 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学术评奖，这篇文章还得了一个优秀论文奖。事隔五六年，还有人记起这篇文章，我很觉高兴。后来，它又被选进好几种论文集，并被译成英文，发表在澳大利亚的《东亚研究》上，与研究尼采同时，我编译了一本《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版社，1981）。由于和留学生接触，我看到了许多国外研究鲁迅的论文，我的英语也有所长进。30 年的封闭和禁锢，我们几乎和国外学术界完全隔绝，我在这些论文中真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我感到这些论文在某些方面颇具特色。例如谈到鲁迅的思想变化时，把鲁迅和一些表面看来似乎并无关联的西方知识分子如布莱希特、萨特等人进行了比较，指出他们都甘愿牺牲舒适的环境去换取不确定的未来；他们都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会完美无缺；也不想从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索取报偿；他们理性的抉择都曾被后来的批评家们误认为一时冲动或由于“绝望”，甚至是受了“现代符咒——革命”的“蛊惑”！这样的比较说明了鲁迅的道路并非孤立现象，而是 20 世纪前半叶某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这部包括美、日、苏、加拿大、荷兰、捷克、澳大利亚 7 个国家，20 篇文章，并附有《近二十年国外鲁迅研究论著要目》（270 篇）的《国外鲁迅研

究论集》对国内鲁远研究，也许起了一些开网视野，促进发展的作用：对我自己来说，则是使我初步预见到对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平行研究”的巨大可能性。我于197年写成的一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一一卢卡契对布菜希特与胡风对周扬》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写的。这篇文章 1S88年发表于《文艺报》，可年10月为《新华文摘》所转载。在1988年国际比较文学第12届年会（幕尼黑）上，我提交了这篇论文，后来被选入了大会论文集. 1980年以来。北京大学的季美林、李赋宁、杨周翰、杨业治、金克木等教授都对比较文学表示了程度不同的兴迎，加上当时杨周翰先生的博士生张隆溪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我们一起于1981年1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一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由孕美林教授任会长，钱钟书先生任项问：我则充当了马前卒，号称秘书长。学会生气勃勃，首先整理编撰了王国推以来，有关比较文学的资料书目，同时黄编写《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从书》，并出版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这年夏天由于一个很偶燃的机会，我得到了美国哈佛一燕京学社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进修一年。我对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向往己久，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创办者之一白壁德教授(Irving Babitt)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汇合曾经是那样一往情深，也不只是因为0年代初期由哈佛归来的“哈佛三杰”陈演格、汤用形、吴密所组导的“昌明国榨，融化新知”为东西文化的汇合开辟了一个粉新的学术空间，还因为1981年正在担任哈佛东西比较文学系系主任的纪延教授(C1 audicGumen) 多次提到：“我认为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的理论性问题。”他的这一思深深

究论集》对国内鲁迅研究，也许起了一些开阔视野，促进发展的作用；对我自己来说，则是使我初步预见到对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平行研究”的巨大可能性。我于 1987 年写成的一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 ——卢卡契对布莱希特与胡风对周扬》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写的。这篇文章 1988 年发表于《文艺报》，同年 10 月为《新华文摘》所转载。在 1988 年国际比较文学第 12 届年会（慕尼黑）上，我提交了这篇论文，后来被选入了大会论文集。 1980 年以来，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李赋宁、杨周翰、杨业治、金克木等教授都对比较文学表示了程度不同的兴趣，加上当时杨周翰先生的博士生张隆溪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我们一起于 1981 年 1 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由季羡林教授任会长，钱钟书先生任顾问；我则充当了马前卒，号称秘书长。学会生气勃勃，首先整理编撰了王国维以来，有关比较文学的资料书目，同时策划编写《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并出版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这年夏天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美国哈佛一燕京学社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进修一年。我对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向往已久，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创办者之一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itt）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汇合曾经是那样一往情深，也不只是因为 20 年代初期由哈佛归来的“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东西文化的汇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还因为 1981 年正在担任哈佛东西比较文学系系主任的纪延教授（ClaudioGumen）多次提到：“我认为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的理论性问题。”他的这一思想深深

地吸引了我。遗憾的是在哈佛的一年，由于我的英语不够好，我始终未能和纪延教授深入讨论我想和他讨论的问题，但我却大量阅读了比较文学的基础理论和有关资料，进一步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 1982年和1983年，我有幸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递请为客座研究员，在那里，我结识了白之教授(Cyri1Brch)和斯但相大学的刘若级教授(Janes Liu》. 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白之教授是我的学术顾问，他对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特别是对他门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很喜欢参知白之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讨论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娇》。同学们各抒己见，谈谈各自对书中人物的看法。一位美国学生说她最喜欢的是三仙结，最恨的是那个村干部。这使我很吃惊，过去公认的看法都认为三仙站是一个四十多岁，守筹多年，还要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坏女人：村干部则是主持正文，训斥了三仙站。但这位美国同学也有地的道理：她认为三仙姑是一个无享受害者。她也是人，而且热爱生活。地有权利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村干部测是多管闲事，连别人脸上的粉擦厚一点也要过间，正是中国传统的“父母官”的横式。我深感这种看法的不问正说明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多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无害，而且提供了理解和欧赏作品的多种角度。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才使作品的生命得以扩展和延续，这个讨论班给我提供了很多这类例子，使我在后来的比较文学数学中论及接受美学的原理时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在伯克利的两年里，我精读了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所写的《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以及他关于李商隐诗的一些相当精辟的论述，并和

地吸引了我。遗憾的是在哈佛的一年，由于我的英语不够好，我始终未能和纪延教授深入讨论我想和他讨论的问题，但我却大量阅读了比较文学的基础理论和有关资料，进一步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 1982 年和 1983 年，我有幸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为客座研究员，在那里，我结识了白之教授（Cyril Birch）和斯但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James Liu）。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白之教授是我的学术顾问，他对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特别是对他们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很喜欢参加白之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讨论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同学们各抒己见，谈谈各自对书中人物的看法。一位美国学生说，她最喜欢的是三仙姑，最恨的是那个村干部。这使我很吃惊，过去公认的看法都认为三仙姑是一个四十多岁，守寡多年，还要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坏女人；村干部则是主持正义，训斥了三仙姑。但这位美国同学也有她的道理：她认为三仙姑是一个无辜受害者。她也是人，而且热爱生活，她有权利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村干部则是多管闲事，连别人脸上的粉擦厚一点也要过问，正是中国传统的“父母官”的模式。我深感这种看法的不同正说明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无害，而且提供了理解和欣赏作品的多种角度。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才使作品的生命得以扩展和延续。这个讨论班给我提供了很多这类例子，使我在后来的比较文学教学中论及接受美学的原理时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在伯克利的两年里，我精读了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所写的《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以及他关于李商隐诗的一些相当精辟的论述，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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